一、大搞治水改土 建设高产农田(论文文献综述)
贾保营[1](2021)在《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对于中国乡村而言,贫困是个历史性窠臼。晚清民国以来,为解决乡村的贫困问题,政府与民间力量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进行实践,但均以失败告终。集体化时代虽然没有出现“减贫”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为改革开放后乃至当前的减贫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考察时发出“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并提出“给农业插上科学的翅膀”。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可以为当前的减贫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因此,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极具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昔阳县为例,以报纸、地方史志与基层档案为主体资料,并辅以田野口述,尝试揭示环境、技术、制度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试图较为全面展现集体化时期中共的减贫实践。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昔阳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制度以及农民的生活状态。作为分析的起点,了解昔阳原型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是通过对集体化时代国家重要文献的梳理,找出国家对贫困的理解以及反贫困措施。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即是国家不同阶段反贫困措施在昔阳县的实践效果。第三章主要讲述了土改如何在昔阳展开以及土改后昔阳农村的状态。通过对土改前后的昔阳县的考察,我们既可以看到土改对于乡村社会的重大意义,又可以理解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背景与实践逻辑。第四章主要讲述了农业合作化与技术改革是如何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以摆脱贫困的。第五章与第六章分别论述的是农业水利化与农业机械化。第七章以井沟为例,进行了微观史的研究。第八章则是呈现集体化后期昔阳的面貌,总结分析昔阳反贫困实践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通过考察,发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优势为依托,以技术为发展引擎,通过积累偏高、消费偏低的方式带领中国人民跳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公社体制虽未彻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是技术实践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这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积蓄了潜能。集体化时代改造传统农业的举措,使农民的能力、观念都发生了改变,培育了人力资本。这看似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相似,但其改造传统农业的具体路径则与舒尔茨所提倡的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集体化时代的中国,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极度稀缺,传统的农民却数量众多,市场机制并不能改造传统农业。中国共产党运用国家的力量,将稀缺的现代化生产要素下沉到乡村,并借此改造了传统农业,培育了人力资本,积累了国家资本,摆脱了恶性贫困循环。这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改造传统农业,极具启发意义。
PHUNG THI SINH[2](2017)在《中国云南省与越南河江省民族政策比较研究(1955-2000)》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和越南河江省1955年至2000年间民族政策及其实施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来探讨两国两地的民族政策及其对当地少数民族带来的影响。希望这样的研究可以总结相关的历史的经验,为进一步改善两省少数民族的生活,推动两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出一点绵薄的贡献。云南与河江两省都位于离本国政治经济中心较为偏远的地区,又都地处国家的边境,在国防和安全上地位重要。云南和河江两省是中越两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居住地,这两个地区曾经见证并迎接了很多少数民族大规模的迁徒和定居,并形成了多彩多姿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大丰富两省的民族文化特色。由于两省彼此交界,很多少数民族早就有了血统、婚姻、风俗习惯以及文化的联系,这种血缘和历史的联系,长久以来是两国学者们关注的问题。然而,由于两省的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远离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此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水平还低于国内大多数省份,如何教育和动员当地少数民族利用本地、本民族的各种资源和优势,克服本地的各种困难和劣势,缩小与国内其它地区、其它民族的差距长期以来一直是两国和两省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越南和中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党的理论基础,其中包含了民族理论。在制定和推行各自民族政策时,中国和越南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的民族工作实践相结合,因此虽然有共同的理论基础,越南和中国两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还是有各自的特点,这是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的内容。第二章是对云南和河江两省的少数民族概况的一个介绍,包括两省少数民族的数量,民族名称,近现代经济社会文化的特点等等。第三章探讨这一时期云南和河江两省的民族经济政策,分析云南“兴边富民”和河江“135项目”的重大经济政策,以及政策实施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第四章探讨这一时期两省的民族文化政策,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历史古籍的搜集和保存,文化设施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和实践。第五章讨论的是两省的民族教育政策及其实施情况。这一时期两省对少数民族教育都非常重视,制定了和不断调整民族教育的政策,在发展民族教育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比较瞩目的成绩。但两省的具体做法上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值得相互比较和借鉴。第六章探讨两省少数民族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依靠各方面条件的配合,但最主要的是依靠少数民族自己的力量,这其中少数民族干部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这一时期,两国两省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自身干部的培养和建设,并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做出规划安排,为少数民族培养了许多干部。结论部分对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做了提炼和概括。
农村土地综合开发治理投资课题组,韩连贵[3](2017)在《关于探讨农村土地综合开发治理利用、征购储备、供应占用和财政筹融资监管体系完善的途径(下)》文中提出19582017年以来,国家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组织推动各地区逐步深化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及相关系统经营管理体制,拓展农村土地综合开发治理利用、保护节约集约使用、征购储备供应占用、财政筹融资监管体系完善征途上,拓展十二条途径:一是农村土地所有制、使用权益和征购、占用法制途径;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长久和使用权流转畅通保障途径;三是农村耕地永久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及占补平衡途径;四是农村土地全面整理和深入整治途径;五是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科学复垦途径;六是农村土地依法征购、储供、利用途径;七是农村土地定级估价和建设占用审批调控途径;八是农村村民住宅基地建设维护和治理途径;九是农村土地利用规划制定实施途径;十是农村土地及相关系统经营管理监督检查途径;十一是农村村民失地后社会保障途径;十二是农村土地财政筹融资监管体系逐步完善途径。
李娜[4](2017)在《1975年福建经济整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75年,为改变全国政治和经济动荡的局势,纠正“文革”运动的“左”倾错误思想,邓小平对全国的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全面整顿以铁路作为突破口,被迫中断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对全国的交通、工业、农业、军队、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展工作。虽然整顿工作未能从根本上纠正“文革”运动的“左”倾错误思想,但它试图扭转运动期间倒退的国民经济和混乱的社会秩序,使整顿成为党中央领导人民进行拨乱反正的探索和改革开放的尝试,也使其成为中国当代历史进程重大转折的前奏。本文以1975年福建的经济整顿作为研究课题,探究地处东海之滨的福建在1975年是如何紧随中央步调开展经济整顿工作,剖析整顿前夕中央和福建“文革”运动的形势走向,概述福建经济整顿的整体脉络和特点,并思考整顿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良性互动和实际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现代化的发展前景,希冀为福建经济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经验教训。
赵春伟[5](2016)在《乐亭县农田水利建设研究(1949-1976)》文中认为我国受气候状况和自然条件的影响,水旱灾害频发,农业是受到影响最为直接的行业。北方的华北平原,作为我国第二大平原,是重要的棉粮农业产区。但是受到季风气候的影响,夏季多雨,春季和秋季少雨,因此,常受春旱夏涝等自然灾害的困扰。目前,我国人口众多,耕地面积由于建设逐渐减少,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加,只有通过科学技术和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单位粮食产量,才能保证粮食自给。本文通过对乐亭县农田水利的研究,探讨一些经验,给今后的农田水利建设带来一些启示。本文分析了1949—1976年全国和河北省农田水利建设总的方针之下,乐亭县根据自己的特点采取的农田水利的具体措施。本文对乐亭县的地理特点和历史状况进行了介绍,重点对乐亭县在建国后的27年的农田水利建设中的防洪工程、除涝工程、灌溉工程、防潮治碱工程和平整土地,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归纳总结,并对这些农田水利建设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效果进行了分析。总结其经验:建设农田水利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农田水利建设中来;坚持“三主方针”,树立长远治理思想;尊重自然规律,结合实际应用建设农田水利设施;整体规划农田水利设施,为农业丰产服务。同时,在进行建设时,由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生产力并不发达,农田水利建设还有很多不足:水资源利用方式比较传统,没有注意用水效率,采用大水漫灌的水利方式,不仅不科学,而且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农田水利建设基本是在冬季农闲时进行建设,过于强调速度,集中进行建设,忽略了工程质量;只重建设,缺乏后期对农田水利设施的维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将土地分包给个人,恢复农村生产力,盘活农村市场,促进经济的发展。过去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是在生产力相对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农田水利建设主要依靠人力,依靠集体力量,通过集体劳动来实现的。这些水利建设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也为城市提供了工业发展需要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数量增多,耕地减少,原有的农田水利设施很多年久失修,或被废弃,影响到粮食生产。粮食安全是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在耕地数量有限且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加强农田水利建设能够增加农田产量。针对这些问题,作者认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的前提是加强农田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我国自建国后,农业水利建设的活跃期是在“大跃进”时期,作者选取了河北省乐亭县作为研究点,以乐亭县在1949—1976年的农田水利建设的过程,详细解读如何在小区域中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以促进农业发展,为新一轮的农田水利建设提供经验,吸取教训。本文采用基础数据分析法,对乐亭县所面临的自然灾害、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状况和应急情况进行了数据分析,使得文章论据更科学、合理,对乐亭县的农田水利建设的具体措施,采用案例分析法,对案例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读者了解乐亭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情况。通过对乐亭县这一历史时期的解读,对21世纪即将到来的农田水利建设提供借鉴价值,有其现实意义。
姚立新[6](2014)在《建国以来山西省水利建设投资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山西古时水资源较为丰富,但随着环境的变化,水资源开始日渐短缺,甚至变为一个十年九旱的贫瘠之地。目前,山西省分属2个流域9个水系,水资源总量58477亿立方米,其中自产水资源量28621亿立方米,人均1152亿立方米,居全国第23位。全省平均年降雨量为3018毫米,低于全国大多数省份,且时空分布不均,年蒸发量是降雨量的十几倍到几十倍。全省水土流失面积38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85.7%,水土流失严重。旱灾是山西省的第一大自然灾害,也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由于水资源短缺,全省工业发展也受到了严重制约,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看,干旱缺水始终是制约山西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水利建设在山西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建国以来,山西省水利建设水平始终受到政策环境、经济环境与自然条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六十年来山西水利建设先后经历了恢复与改造、跃进与调整、停滞与倒退、改革与发展等几个时期,并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全省大型水利设施从无到有,到目前共建成大中型水库七百余座,总库容近五十亿立方米;建成大中型灌溉区200处,全省有效灌溉面积1800万亩;先后启动了饮水解困和饮水安全工程,一千多万群众告别了吃水难的问题;治理水土流失面积五万平方公里,建成了四千多公里的河道堤防。山西省水利建设投资的逐步发展促进了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水利建设事业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居住环境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水利以其所具备的巨大的外部效应和非经济效应促进着宏观经济协调、健康的发展。水利投资能够通过资源的调配和投资的流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水利对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水利改革发展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就,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水利投入强度明显不够,建设进度明显滞后,保障水平也明显偏低。进入“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山西水利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总结山西省自建国以来的水利建设投资的成绩与经验,提高治水、用水的思想认识水平,制定积极的政策法规,鼓励水利建设投资,引进和运用先进技术发展水利事业,才能不断为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所服务。
刘岩[7](2013)在《农业学大寨运动 ——以江苏省宿迁县为个案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9年中共建国后,农村运动连绵不绝,但没有任何一场运动能像“农业学大寨”那样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生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大寨在起初能够引起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重视,主要还是靠大寨人苦干得出的实在成就,这对于引领国人走出由于“大跃进”而造成的粮食恐慌阴影是十分必要的。自始至终,大寨人一直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学大寨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一场为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动的学先进的群众运动,但实际上它主要是当权者用政治运动的强制办法来维持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高度集体化的体制。论文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农业学大寨的原因及影响,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共建国后的农村农业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与实践,深入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从全国范围来看,学大寨运动以文革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64-1965年间,主要是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推广他们在建设“大寨田”、科学种田、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经验;1966年文革爆发后,“大寨红旗”逐步从一个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大寨经验被不断神化,对“大寨”的态度成为评判每个干部功过优劣,评判农村工作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学大寨运动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农村无所不包的强制性政治运动,“穷过渡”、“割尾巴”、收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等在全国得到推广。本文以江苏省宿迁县为个案来探究学大寨的前后经过及其影响。宿迁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体现了当时动员、传播、控制的有效性。宿迁地处欠发达地区,生产条件的恶劣使当地群众产生强烈的改善生活的愿望,在学大寨的十几年时间里,宿迁在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粮食增产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75年还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这也表明宿迁在学大寨过程中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领导人缺乏经济建设经验,普通的群众政治文化水平低,而动员、传播控制引起宿迁基层权力组织出现结构性变动,导致利益分配出现偏差,过分侧重领袖意识和组织、宣传技巧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突出具体执行者和人为树立的典型的行为后果,而忽略了众多参与者的行为和意愿。于是宿迁成为大寨在全国的翻版之一,几乎毫无保留的继承了大寨的“硬伤”,尤其是突出了大寨在阶级斗争、铲除资本主义等方面的经验,使这场运动带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从总体上看,宿迁县在学大寨运动中,成绩显着,问题不少。
焦双娜[8](2013)在《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方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是21世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前不久召开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也彰显了党和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水环境在环境建设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水环境的核心问题是水旱灾害问题,我国是受洪水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洪涝灾害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必须引起全党和全国的高度重视。”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南岸中下游交界处的鄱阳湖区,是江西省农业开发最早、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历来洪水灾害的重灾区和多发区,频繁的洪涝灾害危及湖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地制约着湖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鄱阳湖作为长江中下游最大的淡水湖,其吐纳河川、削减洪峰的潜力更应该重视,做好鄱阳湖的防洪工作对整个长江中下游防洪安全体系的建设更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鄱阳湖区人类防洪史入手,通过对不同时期的防洪方略、措施、机构、立法和主要治水人物的系统梳理与归纳,将鄱阳湖区防洪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引起思考,并充分借鉴历史经验、提出鄱阳湖区今后防洪减灾建设的具体建议,以期对改善湖区生态环境、实现湖区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理论贡献。文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并就国内外关于洪灾的研究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第二部分是研究区概况,包括鄱阳湖区的演化发展和湖区历史洪灾演变及成因;第三部分是论文的重点,划分出鄱阳湖区防洪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此基础上针对各历史时段进行防洪治水方略、措施等的系统归纳和总结,并探讨其在相应社会背景下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第四部分在前一工作的基础上,就鄱阳湖区人类防洪思想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进行思考,同时为今后湖区防洪减灾提出建设性意见,即:①加快高标准的防洪工程体系建设;②防治水土流失,建设防洪安全体系的生态屏障;③加强防洪非工程措施,建立综合防洪管理体制。最后一部分是论文的结论和展望,同时就论文的局限性作出阐述。
邹华斌[9](2013)在《毛泽东与新中国粮食工作的大政方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过程中,始终重视解决粮食问题,领导制定了许多与粮食工作有关的大政方针,本文选取了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农村人民公社的粮食分配制度、“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等五个与粮食工作紧密相关的问题,分析它们提出的背景、毛泽东与它们的关系,以及它们对粮食工作产生的实际影响,进而从总体上对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粮食问题所付出的努力作一历史评价,以期为今天的人们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提供历史的借鉴。一、统购统销政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值得人们关注、也是影响最深远的经济政策之一,它主要是由陈云提出来的,但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同和支持。毛泽东之所以赞同和支持这项政策,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与毛泽东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符合毛泽东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径选择,符合毛泽东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要求,体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思考。二、“以粮为纲”方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它既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粮食问题的担扰和重视,也说明了党和政府为解决粮食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倾向。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方针,首先是他历来重视粮食问题的真实反映和自然延续。此外,它还包含两方面的深层次因素:其一,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工作要为国家工业化作出更多的贡献。因为中国工业化的资金主要依靠内部积累,而内部积累的重要来源是农业,农业的中心是粮食生产,抓住了粮食这个纲,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市场、原料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其二,毛泽东1958年提出“以粮为纲”,包含着以农业大跃进促进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大跃进的现实考虑。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粮为纲”发挥了两个方面的独特作用:第一、“以粮为纲”是毛泽东提出并充分肯定的基本方针,这成为上至国务院,下至各省、市、县的一些干部坚持抓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工作的最好理由。第二、“以粮为纲”的方针对“文革”时期的农业科技工作和农业科技工作者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农业生产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在很多地方变成了“以粮为纲,其余扫光”,根本谈不上“全面发展”。特别是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又对粮食生产的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在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中共中央放弃了“以粮为纲”方针。三、毛泽东与农村人民公社的粮食分配制度之间的关系。文章阐述了公共食堂的兴起,分析了公共食堂的平均主义制度特征,并指出毛泽东不是农村公共食堂的发明者,但他是公共食堂的赞美者、支持者和鼓励者。在公共食堂逐步暴露其缺点和弊端后,毛泽东仍是公共食堂的维护者。但毛泽东最终还是从实际出发,接受了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的主张。文章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它的所有制形式经历了从人民公社大集体所有制,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最后到以生产小队(后来改称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演变过程。其最终确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与毛泽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后,文章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毛泽东思考与决策农村粮食分配制度的基本因素:其一、青年时代对“新村”理想的向往;其二、对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和供给制生活的迷恋;其三、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解;其四、毛泽东的实践特性,使他善于从实践中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其五、对人民群众生活及其利益的关怀。四、毛泽东在指导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有众多因素,特别是与毛泽东对中国粮食问题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深刻反映了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后中国在粮食问题上所存在的严重困难的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和对解决粮食问题的战略思考,从而对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粮食工作及其它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五、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运动之间的关系。文章在简要介绍了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的经过后,重点分析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号召“农业学大寨”的原因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文章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遇严重挫折,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了严重困难境地,党内外和国内外种种责难、非难和质疑之声泛起,其中就包括对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的非议,毛泽东在党内外感受到了沉重的政治压力。为此,毛泽东努力寻找各种补救措施,以排除这种政治压力。在这个背景下,大寨典型被作为一种回击非集体化的有力武器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也就是说,在影响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号召的各种因素当中,回击对农业集体化的非议和质疑是对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的决策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主要因素。而“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主要从两方面分析:其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农业的重视和投入,从多方面改变和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这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期间中国的粮食生产稳中有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所提倡的“左”倾思想观念、所推行的“左”倾政策,严重地束缚、压抑乃至摧残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重要因素。六、文章最后从整体上用三句话对毛泽东为解决新中国粮食问题所付出的努力作出一个历史评价: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粮食问题;毛泽东一直在努力解决粮食问题;毛泽东一直没有解决好粮食问题。
邓新功[10](2012)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文中研究指明“农业学大寨”运动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政治运动或生产运动,它实质上是毛泽东为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发起的一场“农民运动”。①改革开放前的29年,我国农村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在进行“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已过去多年,但是学术界对它的讨论、研究却从未止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至今,学术界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研究不断深入,涉及到许多方面,对这一运动的认识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大寨运动对于推动全国农村依靠自己力量开展农田基本建设,起过积极作用。大寨人勇于向大自然开战的英雄形象也激励和鼓舞过全国农民。遗憾的是,后来学大寨运动被纳入“文化大革命”轨道,“农业学大寨”作为毛泽东“重大决策”写进“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大寨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提出“七斗八斗”,“大批促大干”,搞“穷过渡”,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批判了两个“凡是”和极“左”错误,席卷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最终落幕。为了具体而全面的理解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状况,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评价,还历史一个更加真实的面貌,笔者以能搜集到的档案资料为依据,力求客观真实的反映这段历史。所以笔者在甘肃省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以档案资料为主干资料,同时在此基础上再以当时的报刊资料、《甘肃省志》中与“农业学大寨”相关的资料、有典型意义的地方志农业史料和文史资料作为补充。本文首先从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背景谈起,具体讲述了“大寨”作为农业战线上发展生产的典型得以崛起的原因和具体过程。第二,考察了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具体过程。根据甘肃省的实际情况,将甘肃省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分为“文革”前、“文革”期间、“文革”后至1980年结束三个阶段进行了考察论述。第三,通过对运动本身发展阶段的考察,进一步概括总结出甘肃省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成就和问题。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的推广等几个方面。而存在的问题却比较多,用一句话说,那就是由于“大寨模式”并非发展我国农业的灵丹妙药,甘肃省农民辛辛苦苦十几年学大寨,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让农民吃饱饭仍然是甘肃“三农”工作中的第一大难题。第四,通过对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研究并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历史现象作了较为深刻的反思,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在发展模式上,应该尊重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实际需求,走科学发展的现代农业路子。
二、大搞治水改土 建设高产农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搞治水改土 建设高产农田(论文提纲范文)
(1)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由来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第四节 主要概念界定 |
第一章 昔阳县自然社会状况 |
第一节 生态环境 |
(一)多山少土 |
(二)交通闭塞 |
(三)灾害多发 |
第二节 社会制度与生活水平 |
小结 |
第二章 贫穷的本质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减贫实践及其失败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贫困”的解构与重构 |
(一)土地改革与道路选择 |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与“技术革命” |
(三)技术赋能 |
小结 |
第三章 土地革命:穷富拉平 |
第一节 昔阳旧貌 |
(一)人口与土地 |
(二)农民生活 |
(三)生态环境 |
(四)农民与农业 |
第二节 土改过程 |
第三节 土改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
小结 |
第四章 技术革命:提高产量 |
第一节 组织起来与学习技术 |
第二节 技术革新的路径 |
(一)培育良种 |
(二)合理种植 |
(三)改良土质 |
(四)工具改革 |
第三节 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张力 |
小结 |
第五章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第一节 “秃岭”遇“山洪” |
第二节 水利建设 |
(一)改造“三跑田”与闸沟垫滩 |
(二)修建水库 |
(三)治河与打井 |
(四)机电灌溉 |
第三节 水利工程与粮食增产 |
第四节 治水与“育人” |
小结 |
第六章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
第一节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
第二节 农业机械化的实践 |
(一)土壤改良 |
(二)良种培育 |
(三)密植与管理 |
(四)水利灌溉 |
(五)道路与运输 |
第三节 农业机械化与乡村社会 |
小结 |
第七章 减贫的微观史研究——井沟村 |
第一节 井沟的基本状况 |
第二节 “默汉”的消逝 |
第三节 “井沟学大寨,大寨帮井沟” |
第四节 机械灌溉 |
第五节 减贫的效果 |
小结 |
第八章 昔阳县减贫的成就及历史地位 |
一、集体化时期昔阳县取得的历史成就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昔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 |
(2)中国云南省与越南河江省民族政策比较研究(1955-200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 选题缘起 |
2. 研究成果述评 |
3. 本论文的主要资料 |
4. 研究对象与思路 |
5. 研究方法 |
6. 特色与创新 |
第一章 中国与越南民族政策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和越南运用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越南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两国实践的差别 |
一、民族成分确定 |
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
小结 |
第二章 云南与河江省的民族状况 |
第一节 两地地理概况 |
一、云南省地理概况 |
二、河江省地理概况 |
三、两地地理概况比较 |
第二节 两地民族状况 |
一、云南省民族状况 |
二、河江省民族状况 |
第三节 两地民族事务管理工作状况 |
一、云南民族事务管理工作状况 |
二、河江省民族事务管理工作状况 |
三、两地民族事务管理工作状况比较 |
小结 |
第三章 云南省与河江省的民族经济政策 |
第一节 云南省民族经济政策 |
一、1955年-1977年 |
二、1978年-1991年 |
三、1992年-2000年 |
四、民族经济政策的成就和存在问题 |
第二节 河江省民族经济政策 |
一、1955年-1975年 |
二、1976年-1986年 |
三、1986年-2000年 |
第三节 两地经济政策比较 |
一、政策的相同点 |
二、政策的差异点 |
三、云南省的民族政策对河江省的启示 |
四、对两地民族经济政策的思考 |
小结 |
第四章 云南省与河江省的民族文化政策 |
第一节 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化政策 |
一、1955年-1977年 |
二、1978年-1991年 |
三、1990年-2000年 |
第二节 河江省民族文化政策 |
一、1955年-1985年 |
二、1986年-2000年 |
第三节 两地民族文化政策比较 |
一、政策的相同点 |
二、政策的差异点 |
三、云南省民族文化政策经验对河江省的启示 |
小结 |
第五章 两地的民族教育政策 |
第一节 云南省民族教育政策 |
一、1955年-1977年 |
二、1978年-1991年 |
三、1992年-2000年 |
四、民族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
第二节 河江省民族教育政策 |
一、1955年-1985年 |
二、1986年-2000年 |
第三节 两地民族教育政策比较 |
一、政策的相同点 |
二、政策的差异点 |
三、云南省的民族教育政策对河江省的启示 |
小结 |
第六章 云南省与河江省的民族干部政策 |
第一节 云南省的民族干部政策 |
一、1955年-1977年 |
二、1978年-2000年 |
第二节 河江省的民族干部政策 |
一、1955年-1985年 |
二、1986年- 2000年 |
第三节 两地民族干部政策比较 |
一、政策的相同点 |
二、政策的差异点 |
三、云南省民族干部政策对河江省的启示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表一: 云南少数民族支系,称谓及居住地表 |
附表二: 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系属 |
附表三: 云南省四次人口普查民族人口数表 |
附表四: 河江省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整理项目 |
附表五: 河江省田野调查说明 |
后记 |
(3)关于探讨农村土地综合开发治理利用、征购储备、供应占用和财政筹融资监管体系完善的途径(下)(论文提纲范文)
五、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科学复垦途径 |
(一) 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科学复垦的范围。 |
(二) 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科学复垦的内容。 |
(三) 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科学复垦的性质。 |
(四) 农业土地综合开发和科学复垦的特点。 |
(五) 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科学复垦的方针。 |
(六) 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科学复垦的政策。 |
(七) 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科学复垦的制度。 |
(八) 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科学复垦的规则。 |
(九) 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科学复垦的任务。 |
(十) 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科学复垦的要求。 |
(十一) 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科学复垦的方法。 |
(十二) 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科学复垦由来与发展的历程。 |
六、农村土地依法拓展征购、储供、利用途径 |
(一) 农村土地依法开拓征收、收回、购买途径。 |
(二) 农村土地依法疏通收购、储备、供应途径。 |
(三) 农村土地依法拓展征收占用和购买使用途径。 |
七、农村土地定级估价和建设占用审批调控途径 |
(一) 农村土地建设占用调控的目标和任务。 |
(二) 农村土地定级估价的原则和标准。 |
(三) 农村土地建设使用权转移的两种方式。 |
(四) 农村两种所有制土地建设占用审批程序。 |
(五) 农村土地临时使用补助标准。 |
八、农村村民住宅基地建设维护和治理途径 |
(一) 农村村民新建宅基地面积限额。 |
(二) 农村村民宅基地使用建设申请审批项目。 |
(三) 农村居民宅基地维护和治理途径。 |
九、农村土地利用规划制定和实施途径 |
(一) 农村土地利用规划的目标。 |
(二) 农村土地利用规划的范围。 |
(三) 农村土地利用规划确定任务。 |
(四) 农村土地利用规划审批程序。 |
(五) 农村土地利用规划实施准则。 |
(六) 农村土地利用规划落实要求。 |
十、农村土地及相关系统经营管理监督检查途径 |
(一) 农村土地及相关系统经营管理途径。 |
(二) 农村土地全方位监督检查途径。 |
十一、农村村民失地后社会保障途径 |
(一) 农村村民失地变化趋势。 |
(二) 农村村民失地利益受限。 |
(三) 农村村民失地利益受限原因。 |
(四) 农村村民失地后就业创业、生存生活途径。 |
(五) 农村村民失地后拓宽构建社会保障途径。 |
十二、农村土地财政筹融资监管体系逐步完善途径 |
(一) 农村土地财政的含义和范围。 |
(二) 农村土地财政产生的原因和成果。 |
(三) 农村土地财政管理的作用。 |
(四) 农村土地财政管理的失误。 |
(五) 农村土地财政调控管制。 |
(六) 农村土地财政监督检查。 |
(七) 农村土地财政管理体制调整完善途径。 |
(4)1975年福建经济整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绪论 |
一、论文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史料来源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1975年福建经济整顿的背景 |
第一节 邓小平1975年整顿是“文革”进程的选择 |
一、林彪集团覆灭后国内政局的变化 |
二、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与邓小平的复出 |
三、1972年周恩来整顿汇聚的民心基础 |
第二节 1975年经济整顿是福建“四化”建设的环节 |
一、“批林批孔”运动对福建经济的负面影响 |
二、四届人大的召开与福建军民的生产热潮 |
三、中央四号文件的颁布带动福建经济计划的制定 |
第二章 整顿的开端——铁路运输 |
第一节 步履维艰的铁路运输 |
一、铁路运输事故频发 |
二、铁路治安问题突出 |
三、工业用煤积压严重 |
第二节 大刀阔斧的铁路整顿 |
一、省委宣传贯彻中央九号文件 |
二、福州铁路分局整顿的举措 |
三、徐州铁路经验的推广和解决铁路系统的派性问题 |
四、省公安厅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工作的落实 |
第三节 焕然一新的铁路面貌 |
一、安定团结局面的初步形成 |
二、铁路为工业发展服务——以铁路专用线基建为例 |
三、铁路运输效率大幅度提升 |
第三章 工业企业的整顿 |
第一节 钢铁工业的整顿 |
一、钢铁工业的持续欠产 |
二、钢铁工业整顿的开展 |
三、钢铁工业整顿的成效 |
第二节 企业的整顿 |
一、省企业整顿座谈会后的整顿形势 |
二、省冶金工业局工作组推动整顿的深入 |
第三节 纺织工业的整顿 |
一、纺织工业产值的回落 |
二、纺织工业整顿的重心 |
三、纺织工业整顿的成效 |
第四章 农业整顿 |
第一节 整顿前福建农业生产停滞不前 |
一、农业产值增长存在地区差异 |
二、农业生产条件面临困境 |
第二节 农业整顿的内容 |
一、全省行动普及大寨县 |
二、放宽养猪农业政策 |
三、组织农田基本建设群众运动 |
四、加快农业机械化发展 |
第三节 农业整顿的意义 |
一、提高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水平 |
二、调动机关单位支援农业的积极性 |
三、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战斗力 |
第五章 1975年福建经济整顿的若干问题思考 |
第一节 1975年福建经济整顿的特点 |
一、理论学习运动加深纠“左”的难度 |
二、“左”倾思想阻碍落实干部政策的实施 |
三、反派性斗争难以根除派性势力的干扰 |
第二节 1975年福建经济整顿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一、工业整顿“学大庆”运动的负面影响 |
二、农业“普及大寨县”运动的负面影响 |
三、学习“朝农经验”对教育的负面影响 |
第三节 奠定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建设的基础 |
一、加速农业改革步伐 |
二、助推工业企业发展 |
三、对外开放萌芽初现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5)乐亭县农田水利建设研究(1949-197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研究综述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 创新点 |
一、乐亭县农地概况及特点 |
(一) 农地类型 |
(二) 农业作物及产量 |
1. 粮食作物及产量 |
2. 经济作物及产量 |
二、乐亭县农田水利建设的具体措施 |
(一) 集体化之前的治理情况和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 |
1. 集体化之前的治理情况 |
2. 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 |
(二) 六七十年代乐亭县农田水利建设具体措施 |
1. 防洪工程 |
2. 除涝工程 |
3. 灌溉工程 |
4. 防潮治碱工程 |
5. 平整土地 |
三、乐亭县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不足与启示 |
(一) 乐亭县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 |
1. 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
2. 坚持“三主”方针,树立长远治理思想 |
3. 尊重自然规律,结合实际应用 |
(二) 乐亭县农田水利建设中存在的不足 |
1. 水资源利用方式比较传统,利用效率较低 |
2. 强调速度,对质量把控不严 |
3. 注重建设,后期维护相对不足 |
(三) 乐亭县农田水利建设对当今的启示 |
1. 科学领导,整体规划 |
2. 先调查,再投入 |
3. 顺势对农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6)建国以来山西省水利建设投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第二章 山西省水利回顾 |
2.1 山西省水资源禀赋历史变迁 |
2.1.1 古代山西水资源丰富一时 |
2.1.2 山西水资源由富足转向匮乏 |
2.1.3 近代以来山西水资源状况 |
2.2 山西省水利建设发展沿革 |
2.2.1 古代山西的防洪工程 |
2.2.2 古代山西的灌溉工程 |
第三章 建国以来山西水利建设新变化 |
3.1 山西水利建设的恢复与改造时期(1949—1956年) |
3.2 山西水利建设的发展与波动时期(1956—1976年) |
3.3 山西水利建设的改革与稳定时期(1977—2010年) |
第四章 山西省水利建设投资与经济社会发展 |
4.1 水利建设投资对山西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4.2 山西水利建设投资的社会效益分析 |
第五章 山西水利建设投资前景展望及政策建议 |
5.1 开拓山西水利建设投资新兴融资渠道 |
5.1.1 发掘国际融资途径发展水利建设 |
5.1.2 吸收社会资本投资水利 |
5.2 优化投资结构,服务经济转型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承诺书 |
(7)农业学大寨运动 ——以江苏省宿迁县为个案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论题的缘起和意义 |
二、学术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架构等 |
第一章 大寨红旗的升起 |
一、治理穷山恶水的典范 |
二、运用典型推动全局 |
第二章 动员、传播与控制的有效性 |
一、宿迁农业学大寨的历史背景 |
(一) 宿迁的自然地理环境 |
(二) 现实条件与需求 |
二、动员、传播与控制 |
(一)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正式发动 |
(二) 会议的召开与红头文件的下达 |
(三) 文革时期及其以后的学大寨运动 |
三、地方典型的树立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
(一) 政治动员与意识形态灌输 |
(二) 群众运动下的阶级斗争 |
四、领导表率与认识上的误区 |
第三章 从洪水走廊到淮北江南 |
一、农业学大寨的积极影响 |
(一) 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 |
(二) 兴修水利方面 |
(三) 农业增产,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
二、宿迁农业学大寨的缺失 |
(一)学习大寨突出政治、大搞阶级斗争的经验,严重恶化人际关系与败坏社会风气 |
(二)冲击正常的农村政策,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
(三)“工分挂帅”,推行大寨式的评工计分方法,造成平均主义泛滥 |
(四)追求“一大二公”,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无偿调用生产单位的劳力、资金等,造成城乡之间进一步失衡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方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1. 绪论 |
1.1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对洪水灾害的研究 |
1.2.2 我国对洪水灾害的研究 |
1.2.3 对现有研究的思考 |
2. 研究区概况 |
2.1 鄱阳湖区的演化与发展 |
2.1.1 鄱阳湖区的地域范围和地理概况 |
2.1.2 鄱阳湖的演变与现状 |
2.1.3 鄱阳湖区历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2.2 鄱阳湖区历代洪灾演变及其成因 |
2.2.1 鄱阳湖区历代洪灾演变 |
2.2.2 鄱阳湖区洪灾原因分析 |
3. 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思想与措施 |
3.1 先秦至南北朝----防洪思想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 |
3.1.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3.1.2 防洪措施 |
3.1.3 主要治水人物 |
3.2 隋唐宋元时期----防洪思想的大发展时期 |
32.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3.2.2 防洪措施 |
3.2.3 主要治水人物 |
3.3 明清时期----防洪思想的繁荣时期 |
3.3.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3.3.2 防洪措施 |
3.3.3 城市防洪 |
3.3.4 主要治水人物 |
3.4 民国时期----防洪思想承前启后的过渡期 |
3.4.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3.4.2 水利机构与立法 |
3.4.3 防洪措施 |
3.5 建国以后----防洪思想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完善时期 |
3.5.1 防洪思想与水利方针 |
3.5.2 水利机构与立法 |
3.5.3 防洪措施 |
3.5.4 城市防洪 |
4. 鄱阳湖区今后防洪建设的途径 |
4.1 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思想与措施的经验启示 |
4.2 鄱阳湖区今后防洪建设的途径 |
4.2.1 科学规划,建设高标准的现代化防洪工程体系 |
4.2.2 加强湖区水土保持工作,为湖区防洪建设提供生态安全屏障 |
4.2.3 加强防洪非工程措施,建立综合防洪管理体制 |
5.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毛泽东与新中国粮食工作的大政方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引言 |
第1章 毛泽东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 |
1.1 统购统销政策与毛泽东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 |
1.2 统购统销政策符合毛泽东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径选择 |
1.3 统购统销政策符合毛泽东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要求 |
1.4 统购统销政策体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思考 |
第2章 毛泽东与“以粮为纲”方针的提出及其作用 |
2.1 “以粮为纲”的提出和毛泽东的考虑 |
2.2 “以粮为纲”方针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的独特作用 |
2.2.1 “以粮为纲”成为“文革”期间一些领导干部坚持抓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工作的最好理由 |
2.2.2 “以粮为纲”对“文革”时期的农业科技工作和农业科技工作者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
2.3 “以粮为纲”方针的评价 |
2.3.1 积极作用 |
2.3.2 消极作用 |
第3章 毛泽东与农村人民公社的粮食分配制度 |
3.1 毛泽东与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兴起和取消 |
3.1.1 公共食堂的出现 |
3.1.2 公共食堂的制度特征 |
3.1.3 毛泽东与公共食堂的关系 |
3.2 毛泽东与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确立 |
3.2.1 毛泽东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农民瞒产私分的行为中发现了人民公社大集体所有制中存在的问题 |
3.2.2 随着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毛泽东从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角度出发,又提出了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 |
3.2.3 经过不断地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毛泽东下决心确立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
3.2.4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确定后生产队的粮食分配方法 |
3.3 影响毛泽东思考与决策农村粮食分配制度的基本因素 |
3.3.1 青年时代对“新村”理想的影响 |
3.3.2 迷恋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和供给制生活的影响 |
3.3.3 误解“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 |
3.3.4 毛泽东实践特性的影响 |
3.3.5 对人民群众生活及其利益的关怀 |
第4章 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中的粮食观及其影响 |
4.1 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的提出 |
4.2 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的原因和背景分析 |
4.2.1 国际因素 |
4.2.2 毛泽东对备战的强调和他认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有关 |
4.2.3 国内因素 |
4.2.4 “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和反思 |
4.3 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对当年粮食工作的影响 |
4.3.1 促使农村粮食征购政策调整,实行藏富于民、藏粮于民 |
4.3.2 促进了对节约粮食的进一步重视和加强 |
第5章 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运动 |
5.1 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的经过 |
5.2 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的原因 |
5.2.1 六十年代初党内对农业遭遇挫折的反思 |
5.2.2 毛泽东对形势的认识和他的底线 |
5.2.3 大寨典型成为毛泽东说服党内不同意见的有力武器 |
5.3 农业学大寨运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
5.3.1 农业学大寨运动促进了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农业的重视和投入 |
5.3.2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左”倾思想观念和政策束缚和摧残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
第6章 对毛泽东解决新中国粮食问题的历史评价 |
6.1 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粮食问题 |
6.1.1 毛泽东把粮食看作是稳定社会、安定人心的物质保证 |
6.1.2 毛泽东对粮食重要性的认识与他的人生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
6.1.3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粮食问题的重要性 |
6.2 毛泽东一直在努力解决粮食问题 |
6.2.1 领导开展全国土地改革运动,拉开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序幕 |
6.2.2 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力图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解决中国粮食问题 |
6.2.3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及其调整,保证了城乡粮食购销的基本稳定 |
6.2.4 纠正“左”倾错误,确立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 |
6.2.5 号召农业学大寨,探索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新道路 |
6.3 毛泽东一直没有解决好粮食问题 |
6.3.1 毛泽东总想以生产关系的变革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
6.3.2 毛泽东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 |
6.3.3 毛泽东过分强调思想动员和精神鼓励的作用,忽视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着作和主持、参加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10)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研究综述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 重难点及创新点 |
第二章 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背景 |
第一节 大寨和陈永贵的崛起 |
第二节 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起 |
第三章 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过程 |
第一节 “文革”前的“学大寨,赶大寨”运动 |
第二节 “文革”时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
第三节 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结束 |
第四章 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成就与问题 |
第一节 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成就 |
第二节 甘肃省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
第五章 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反思 |
结语 |
附录一(图) |
附录二(表) |
参考文献 |
读研期间学术科研成果 |
后记 |
四、大搞治水改土 建设高产农田(论文参考文献)
- [1]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D]. 贾保营. 山西大学, 2021(12)
- [2]中国云南省与越南河江省民族政策比较研究(1955-2000)[D]. PHUNG THI SINH.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3]关于探讨农村土地综合开发治理利用、征购储备、供应占用和财政筹融资监管体系完善的途径(下)[J]. 农村土地综合开发治理投资课题组,韩连贵. 经济研究参考, 2017(20)
- [4]1975年福建经济整顿研究[D]. 李娜.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
- [5]乐亭县农田水利建设研究(1949-1976)[D]. 赵春伟. 河北师范大学, 2016(08)
- [6]建国以来山西省水利建设投资发展研究[D]. 姚立新. 山西大学, 2014(04)
- [7]农业学大寨运动 ——以江苏省宿迁县为个案的研究[D]. 刘岩. 南京大学, 2013(01)
- [8]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方略研究[D]. 焦双娜. 华中师范大学, 2013(S2)
- [9]毛泽东与新中国粮食工作的大政方针研究[D]. 邹华斌. 湘潭大学, 2013(06)
- [10]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D]. 邓新功. 西北师范大学, 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