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议《山东省会计机构负责人业务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朱梦瑶[2]（2021）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研究 ——以恒丰银行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制度中,普遍存在着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渐行渐远的现象,作为拥有公司经营权的高层管理者相对于公司外部人员有着明显的信息优势,在此前提之下,公司治理结构逐渐分成三种主要的类型,即市场控制型、股东控制型、监事会治理主导的内部人控制型以及特殊改革时期的内部人控制型。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转型的重要时期,公司的内部高层管理人员逐渐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权与经营权,但是相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却没有跟上,这就滋生出了公司治理当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从而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严重影响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恒丰银行的内部人控制案例进行分析,深入研究了在股权结构不存在严重问题的基础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论文在结构上先是对有关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整体性的梳理,对于内部人控制产生的原因、造成的影响以及相应的防范措施有了基本的了解,对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与内部人控制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随后引入恒丰银行的案例对内部人控制现象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了其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及造成的后果。接着从公司经营管理层面深入分析了恒丰银行受内部人控制影响产生的诸多不良后果,主要从三项基本能力指标中体现出来。通过对恒丰银行有关数据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不难发现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归纳出恒丰银行内部人控制产生原因。论文最后根据前文分析出的问题以及原因提出了针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的应对措施。
石磊[3]（2021）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是在民众教育运动中转型或改组生成的综合性地方社会教育机构,1949年以前承担着尚未建立博物馆的省、市、县文物考古、艺术品征集保护、美术展览、研究教育工作。其博物馆美育事业萌芽于社会式美术教育崛起和博物馆兴建的热潮中,在当时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其艺术品展示、收藏、说明以及传授艺术知识提高民众审美觉悟的责任由政府以立法形式赋予,服务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艺术化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在美术史、博物馆的通史或个案研究中,关于民众教育馆美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录较少,且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文章选取1927年—1949年的民众教育馆的实物收藏、展览、讲演、出版、培训等美育举措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实践过程、理念、特点和历史价值。首先,在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史的视域中,分析博物馆美育产生的思想根源,梳理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过程,阐明民众教育馆跻身社会美育领域的必然性。然后,在美术、博物馆领域的交叉带,全面考察非战时状态下江浙、云南、山东等地建制较完善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美术馆应有的社会美育职能时,运用的手段、奉行的原则、施教的内容,把握民众教育馆开展艺术、博物馆类工作实践的落脚点、总体态势和成果业绩。紧接着,解读以往疏于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教育馆抓住国难当头之际艺术教育与文化保护工作地位提升的机遇,依托教育政策和文化区位条件优势,协助、承办的民族艺术文化保护、公共美术宣教等工作,肯定其在统一艺术家思想、加快美术大众化进程、平衡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分配、扞卫及重塑国家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美术馆普遍规律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个性、民众教育馆通用规程与各馆艺术教育实际情况两对矛盾,归纳出本质相似的民众教育馆和专业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共性,剖析民众教育馆相比专业美术馆更突出的平民性、实利性、多元性、指导性特点及其成因,发掘出民众教育馆地域特色鲜明、协同性强、全民覆盖率高等优势。最后,总结民众教育馆在社会动荡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以及对博物馆本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辩证看待民众教育馆在艺术教育和博物馆事业本土化建设中的前瞻性和存在问题的成因。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史料、案例,客观揭示民众教育馆对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美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明晰其在博物馆史与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更完整地呈现早期博物馆美育发展的全貌,并弥补社会美术教育历史版图的缺失。
管淑慧[4]（2021）在《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文中研究指明当前,许多国有企业都建立了包含内部审计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是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国家相关政策下,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面临着升级的挑战。文章分析了当前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国有企业应当改善内部审计形象、细化职能定位、注重内外部风险的管控、建立新型增值型内部审计体系,以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
张其帅[5]（2021）在《SDSC公司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山东省正围绕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国企改革发展,推动改革发展跑出“加速度”,促进国有企业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勇当“排头兵”“主力军”。而发展离不开创新,创新离不开人才,只有对企业第一资源“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合理配置,使其与资本、技术等其他资源充分融合,才能更好的实现国有企业创新、持续、领先发展,逐步形成新动能主导经济发展的新格局。SDSC公司作为省属国有企业,正处于发展战略转型的关键期,但面临员工年龄比例失调、文化水平与专业结构失调、缺乏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机制等系列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人力资源现有状况与未来发展战略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总量、质量及结构等要求差距较大,公司内生动力不足,不足以有效支撑公司转型战略实施。鉴于目前现状,如何根据SDSC公司自身实际,优化人力资源配置,解决制约转型发展的瓶颈问题,为公司快速、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已成为SDSC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在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和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总结分析了国内外有关人力资源配置的研究成果,梳理出了人力资源配置的有关理论,对本文人力资源配置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描述了SDSC公司概况、人力资源配置现况等各个环节的管理现状,通过运用案例分析、调查问卷等多种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发现SDSC公司在人力资源配置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员工年龄结构失衡、员工素质结构不合理、人岗不匹配、岗位效能低等4个方面,从而进一步分析了上述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再次,通过运用SWOT分析法,对SDSC公司发展战略进行分析,发现SDSC公司目前人力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将直接制约SDSC公司顺利实施发展战略。然后通过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从优化年龄结构、实施人岗匹配、完善激励机制、提升员工素质等4个方面提出了SDSC公司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策略。最后,为确保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策略顺利实施,从组织保障、制度保障、文化保障、平台保障、物质保障等5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及一系列具体可行的工作建议。本文的研究对于SDSC公司解决员工年龄结构失衡、素质结构不合理等实际问题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有利于促进SDSC公司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的改革,提升公司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与效益,进而提高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发展战略顺利实施。同时,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能为同类型国有企业实施人力资源配置提供一定的思路借鉴。
刘惠瑾[6]（2021）在《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管理体系研究》文中提出西北实业公司于1933年8月建成运营,至1937年已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企业集团。无论企业规模、资本额还是年产值在全国均占有一席之地。无论产品质量、技术工艺还是运营管理在当时均较为先进。其为巩固阎锡山政权、提高山西民众生活水平、提升军队装备水平、抵抗日军侵略均做出过重大贡献。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地方企业集团,在其所处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其所在政权做出重大贡献。西北实业公司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阎锡山“造产救国”抱负的实现手段。它既顺应了谋求发展、抵御外辱的时代之需,又充分利用了晋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研究西北实业公司,应当前山西转型发展之需,期实现借古鉴今之用。本文共分十一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之现状,本文研究的内容与框架,对“西北实业公司”、“治理”与“管理”等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本文所使用的档案资料,指出了本研究的难点和创新之处。其后分十章阐述西北实业公司之创建发展、治理与管理。第一章是西北实业公司创建的背景及发展史。西北实业公司充分利用了山西丰富的煤铁等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阎锡山在兵败之时,适时提出“造产救国”,利用手中政权整顿金融秩序、实行统制经济、广泛延揽人才、利用“公司”制度、打造属于自己的工业帝国。西北实业公司的发展经历了筹备时期、分组建厂时期、总管理处时期、公司集权经营时期、新记西北实业公司时期以及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时期等6个阶段。第二章介绍了阎锡山独特的企业治理模式,即“四会”治理模式。阎锡山将当时建起来的各类事业统称为“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利用股份有限公司模式进行统一治理,其中包括西北实业公司、山西省银行、同蒲铁路等。“四会”即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督理委员会、董事会、监察会及各县监进会。“四会”治理模式之特点在于既实现了股份有限公司式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之目的,又实现了阎锡山个人高度集权之目的。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日常管理机构为董事会,董事会十分注重对自身的管理,规范了工作制度、财务制度及盈余分配等。第三章为西北实业公司之组织结构与人员构成。西北实业公司大部分时期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因而下属各厂财务、业务等均归公司统筹。公司本部拥有庞大的管理机构,包括总务处、工业处、矿业处、电业处、营业处、会计处等。下属各工厂一般采用三级管理模式,即厂长之下设课（室）,课（室）之下设股（部）的管理模式。从人员来看,西北实业公司员工总人数呈现不断增长之态,其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大多具有较高学历、甚至具有留学经历。第四章讲述了西北实业公司对员工之管理。管理之核心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因而本部分也是本文重点之一。从员工的招聘、培训、组织、工作、考核等各个环节,公司均制定有详尽的办法。公司对于员工招聘具有较高门槛,而且员工必须经历较长的见习期。公司通过筹办职业学校、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培养熟练工人。公司十分重视工人的政治思想,通过阎锡山亲自训话、组织宣传、文学作品等方式对工人进行思想教化。公司通过成立互助团实行工农合一、强迫员工服役编队、强迫员工参战助战、制定严格的战时工作纪律、出台防共“肃伪”方案等措施加强员工的组织管理。针对职员工作,从办公规则与程序、会议与会文会稿、缮发文件及归档调卷、离到职调迁到年终考核都制定有详细的管理办法。对于工人,制定了工作规则、出台服役及优待办法,战前为了加大生产还有专门的特殊政策。而留用日本人是阎锡山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阎锡山留在西北实业公司的日本人大多是一些技术人员,公司对该部分日本人及其家属进行规范管理、登记发证,同时给予特殊的生活待遇。第五章是西北实业公司的薪酬福利管理。公司成立福利委员会,建立各类福利设施,成立员工消费合作社,低价配售粮食和生活用品,对工伤及退休员工给予抚恤,为职员办理人寿保险,制定员工就医用药办法,对员工进行个别访谈,成立西北俱乐部、为职员发制服、为特殊人群配牛奶、给女工孕假,规范婚丧公份减轻员工负担,筹办期刊等,可谓十分周全。然而随着阎锡山政权濒临覆亡,这一切福利也随之消失,甚至连配发基本食粮都捉襟见肘了。第六章是西北实业公司之财务管理。抗战前,公司仅从实践操作层面,规范了会计科目与账形。抗战胜利后,公司全面采用现代会计制度,规定会计基本标准、详列会计科目、规范会计凭证、明确簿籍报表、规范资产管理、规范出纳及会计交代,同时要求下属工厂也做到财会规范管理。公司实行预算结算与决算制度,以保障资金的安全运行。公司实行严格的成本控制制度,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公司规定各厂之纯利润除工资与分红外,其余皆上缴公司。第七章是西北实业公司之物资与工程管理。公司从采购、仓储、销售、防护等环节加强对物资的管理。公司出台京津沪采办处规则、门市部营业规则、物料购买包装运输及验收办法、销售成品办法、仓库管理职责与办法以及成立稽查队,规范物资管理、加强物资防护。同时公司十分注重废坏料品的收集与利用。对于公司各类工程,出台工程管理办法,要求有关方面制定工程计划与工程合约。第八章是生产业务管理。阎锡山政府在1945年接收各工厂后,要求各工厂恢复重建,拿出自给办法并制定生产计划。年终各厂要对一年来的工作作出汇报,未完成任务之工厂须做出检讨与说明,超额完成任务之工厂会得到奖励。公司部分工厂对于本厂非核心之工程有时采取包工形式,或包给本厂工人或包给厂外工人。公司及各厂注重对业务进行检查与指导。第九章介绍了公司的技术与品牌管理。公司十分注重技术革新,成立技术委员会,对各类发明与改良根据贡献大小给予一定的奖励。一些工厂采用了新技术取得良好的效果。公司注重树立品牌并维护品牌,对冒牌产品借助政权力量,进行严厉查处。第十章是公司对各环节之督查。公司成立了工作责任化督进会,时时处处对公司各个方面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纠正。同时,公司掀起了“向下看”运动,对公司的防共“肃伪”、严密管理、节约开支、奖进技术及提高工作热情等方面制定有详尽的实施方案。此外,公司注重对会计账簿的检查,从账簿的保管、记账方式到制度执行、职责划分等方面进行检查与督导。本文脱开阶级观念,在“公司”制度下,考量西北实业公司之治理与管理。客观审视西北实业公司治理与管理之优劣。笔者认为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第一,系统研究西北实业公司之治理与管理。之前景占魁前辈编着了《阎锡山与西北实业公司》,该着作主要介绍了西北实业公司之发展历程,虽对企业管理有所涉及,但笔墨甚少。此外,该着作因产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而本研究重点是在“公司”这一制度前提下,考量西北实业公司的治理与管理。从公司层面的治理及公司内部人财物之管理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发现西北实业公司与其他公司之不同。第二,发现阎锡山独特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四会”治理模式。此种模式不同于家族公司亦不同于普通的股份有限公司,“四会”治理模式吸取家族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长,既实现了公司各机构之间之制衡与监督,又实现了阎锡山的个人集权。第三,揭示了阎锡山对工人软硬兼施、明暗皆使之统治手腕。即一方面给予工人优厚的待遇,使工厂自成社会,使工人不与外界交流接触;另一方面通过思想教化、组织控制与特务监控使工人顺从。如此手腕使得西北实业公司之工人不愿亦不敢发动工潮。第四,揭示了在围困之下,太原仍难解放之工业支撑。解放前,在太原长期围困、资源匮乏、兵员不足情况下,西北实业公司通过全面成本控制,保障生产、支援前线。强迫工人编组编队、参战助战、死守太原。此为太原迟迟不得解放之重要原因之一。
吴东铂[7]（2021）在《美国吹哨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及其启示》文中研究说明在职或者离职的吹哨劳动者往往遭遇到企业管理者对劳动者本人的打击报复,如调职调岗、降级降薪、终止劳动合同、职场欺凌、追究侵权责任、列入行业黑名单等不利对待。完善吹哨者的身份保密、违约责任豁免、劳动保护等措施,可以降低其人身安全、劳动权益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强化吹哨者的安全感和信任感。美国是全世界吹哨劳动者法律保护起步最早、最发达的国家,因此本文试图全面分析美国吹哨劳动者法律保护及其启示,为我国的相关立法完善提供借鉴。吹哨劳动者是指在工作中发现用人单位内部的不法或违规行为,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而进行检举揭发的劳动者。吹哨劳动者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在于:促进吹哨劳动者的“问题发现者”功能发挥;消除吹哨劳动者的身份泄露、违约责任、被企业打击报复等个人风险。吹哨劳动者法律保护的主要内容包括:吹哨劳动者的身份保密机制;吹哨劳动者的违约责任豁免规则;吹哨劳动者劳动条件、劳动合同的保障措施。吹哨劳动者法律保护的全球法治实践包括国际组织层面的实践和国家层面的实践,其中国家层面的吹哨劳动者保护模式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散立法模式;以英国、日本为代表的集中立法模式。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法治框架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成文法发展,具体包括:一是国会立法,如《美国职业安全卫生法》《吹哨人保护法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多德—弗兰克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二是行政法规,主要为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与举报人保护计划理事会（DWPP）公布的二十多部行政法规。第二,判例法发展。其中,吹哨主体方面的重要判例有劳森诉富达公司案;吹哨程序方面的重要判例有洛克希德公司诉劳工部行政审查委员会案;美国数字不动产信托公司诉萨默斯案。第三,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限制情形,包括:一是基于雇主名誉权保障的限制情形,雇主名誉权与吹哨劳动者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可以适用关于诽谤性言论与名誉权保障的基本权利冲突解决模式。该冲突解决模式具体又包含了“事实陈述型言论”的限制情形;“意见表达型言论”的限制情形。利益权衡过程大致包括如下两个步骤:将个案中涉及到吹哨劳动者、雇主等当事人利益的所有劳动关系解除和提前终止的事由全部纳入考量范围;在雇主值得保护的利益与劳动关系存续的利益做出权衡和评估。二是基于劳动者附随义务的限制情形。限制吹哨劳动者言论自由的劳动者附随义务包括保密义务、伤害企业言论的不作为义务。立法者和司法者需要对劳动者附随义务与劳动者言论自由做出利益平衡,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审查告发行为的目的与正当性;审查雇主解雇吹哨劳动者、提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正当性。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重要议题包括:第一,受保护的吹哨劳动者的主体范围确定,美国对主体资格认定缺乏统一适用的标准;第二,适格举报内容的分类及保护模式,具体包括: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企业管理不当与权利滥用情形、危险情形。第三,吹哨劳动者的保护要件,包括:告发事实的违法性认知判断——合理确信标准;吹哨劳动者的主观动机;匿名告发的保护必要性。第四,吹哨劳动者的合法告发程序,包括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内部告发程序、向主管部门告发的外部告发程序、向社会媒体等告发的外部告发程序。第五,遭到报复性措施的保护与救济机制,包括身份保密与匿名告发保护措施、工作场所的保护措施、对法律行动的保护措施、人身安全的保护措施、对干扰吹哨劳动者的制裁措施、遭到报复性措施的救济措施。第六,报复性措施的法律责任承担,主要类型有恢复劳动合同关系;补偿性赔偿金;惩罚性赔偿金。第七,对集体劳动关系领域的吹哨劳动者保护措施。在我国吹哨劳动者权益法律保护方面,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央与地方层面的相关立法,结合劳动仲裁案例与民事司法案例的分析,发现既有的保护模式以及法律救济实践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的分散式立法模式难以实现保护的长效化、统一化,包括:缺乏简明、统一、权威的保护、救济和奖励标准;保障主体组织结构配置失衡;有关吹哨劳动者的法律规范体系难以满足保护的现实需求。第二,吹哨劳动者的保护主体狭窄且缺乏差异性,包括:吹哨劳动者的保护要件设定不合理;告发程序欠缺整体性与妥当性;奖励机制难以克服固有的价值冲突。第三,遭到报复性措施的吹哨劳动者保护与救济机制不能适应实践需求,包括:报复性措施的认定依据缺失;报复性措施的救济程序失灵;报复性措施的责任承担规则欠缺合理性。第四,难以有效解决集体劳动关系中的报复性措施争议。对照美国的制度经验,我国的吹哨劳动者保护法治应当作出如下完善:第一,明确吹哨劳动者保护的集中性立法模式,包括:妥善处理吹哨劳动者保护中的法律价值冲突;推进吹哨劳动者保护的社会共治机制。第二,从“范围-要件-程序”上建立分层一致的权益保障模式,包括:扩展吹哨劳动者的保护主体范围且实现差异化对待;吹哨劳动者的保护要件设定合理化;完善分级分层、有序衔接的告发程序;改进奖励机制以消除内在价值冲突;健全吹哨劳动者的举证责任和因果关系认定机制。第三,明确报复行为、具体救济程序及增加追责方式以完备权益救济机制,包括:合理确立报复性措施的认定标准;完善报复性措施的司法救济程序;完善报复性措施的行政救济程序;增加惩罚性赔偿的追责方式。
李佳明[8]（2020）在《新三板挂牌公司山东新绿财务舞弊案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三板自2013年成立至今,以迅猛的发展速度不断进行扩容。2020年成交额超1050亿元,截至2020年10月挂牌企业数量达8384家。新三板这一全新板块的出现使我国资本市场体系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我国资本市场体系也趋于完备。但是由于新三板的相关制度仍然处于完善期以及相对来说较为宽松的进入门槛,导致挂牌企业的质量不能得以保证,甚至财务舞弊现象接踵而至。通过对既往的财务舞弊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企业会进行舞弊行为的动因,总结舞弊的手段,从而从中汲取经验,可以有效防止新三板市场舞弊事件的频繁出现。论文首先采用文献分析法对以往的舞弊文献进行整理之后,对财务舞弊的有关释义以及发生的动因进行系统性的阐述。其次采用案例分析法具有针对性的对山东新绿舞弊事件进行分析。本论文选择GONE理论对山东新绿的舞弊动因基于四个方面进行挖掘。经过本论文的研究发现山东新绿进行财务舞弊的手段为虚增资产、收入,隐瞒关联交易以及不实披露重大事项。由于山东新绿的人员道德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舞弊事件;公司急于希望进入新三板以及业绩对赌协议所带来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山东新绿存在舞弊的需要;公司股权结构不尽合理、内部控制制度失效等存在的问题均给其舞弊创造出机会;外部的监管力度不够和惩罚较小使舞弊暴露的可能性下降。最后本论文通过对山东新绿的舞弊研究得到具体的启示如下:作为企业本身而言,企业的治理机制、发展路径、内控制度要适宜企业自身;作为外审机构而言,需要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素养,勤勉地完成自己的职责;作为监管机构,在完善有关制度的同时也要加大对舞弊的惩罚力度。希望通过本论文的研究可以加强对新三板中的财务舞弊现象的识别能力,使企业予以重视不断提高自身的资质水平,促进新三板市场的健康发展。
察应坤[9]（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史晓玲[10]（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二、浅议《山东省会计机构负责人业务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议《山东省会计机构负责人业务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 |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高祖至吕后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二节 文景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三节 西汉中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四节 西汉晚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五节 未见於传世文献且无法判断归属的中央职官 |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王国职官 |
| 二、汉初之异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三、汉初之同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四、西汉中晚期之王国职官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侯国职官 |
| 二、自刘邦称帝至武帝时侯国职官 |
| 三、自武帝时至西汉末侯国职官 |
| 第三节 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 |
| 第三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考述 |
| 一、边郡管理系统 |
| 二、内郡管理系统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职官考述 |
| 一、西汉早期县职官设置 |
| 二、西汉中晚期县职官设置 |
| 第四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 |
| 第一节 工矿、商业类 |
| 一、工类 |
| 二、矿业类 |
| 三、商业类 |
| 第二节 军事类 |
| 第三节 农林、水利类 |
| 一、农林类 |
| 二、水利类 |
| 第四节 畜牧类 |
| 第五节 仓储类 |
| 下编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未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二、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表 |
| 三、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表 |
| 四、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表 |
| 五、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道邑职官表 |
| 引用谱录简称 |
| 参考文献 |
| 职官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研究 ——以恒丰银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内部人控制的动因研究 |
| 1.2.2 关于内部人控制的影响研究 |
| 1.2.3 关于内部人控制的防范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基本框架 |
| 2 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理论概述 |
| 2.1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概念和特点 |
| 2.1.1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概念 |
| 2.1.2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特点 |
| 2.2 内部人控制的概念与内涵 |
| 2.2.1 内部人的概念 |
| 2.2.2 内部人控制的内涵 |
| 2.3 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的途径 |
| 2.3.1 过度在职消费 |
| 2.3.2 经营决策短期行为 |
| 2.3.3 信息披露不规范 |
| 2.3.4 关联交易与利益输送 |
| 2.3.5 财务造假 |
| 2.4 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产生的理论依据 |
| 2.4.1 委托代理理论 |
| 2.4.2 两权分离理论 |
| 2.4.3 产权主体缺位理论 |
| 2.4.4 公司治理理论 |
| 3 恒丰银行内部人控制案例概况 |
| 3.1 恒丰银行成立与发展 |
| 3.1.1 恒丰银行概况 |
| 3.1.2 恒丰银行股东情况 |
| 3.1.3 恒丰银行人员情况 |
| 3.2 恒丰银行组织体系 |
| 3.2.1 恒丰银行治理结构 |
| 3.2.2 恒丰银行组织架构 |
| 3.3 恒丰银行内部人控制的主要途径 |
| 3.3.1 非法操纵公司股权 |
| 3.3.2 违规资金运作 |
| 3.3.3 过高的在职消费 |
| 3.3.4 违规开展同业业务 |
| 4 恒丰银行内部人控制案例分析 |
| 4.1 恒丰银行内部人控制产生的问题 |
| 4.1.1 多次延迟发布财务报表 |
| 4.1.2 不合规操作致多笔罚款 |
| 4.1.3 不良贷款致使损失惨重 |
| 4.1.4 会计信息资料失真 |
| 4.1.5 省政府启动股权重组 |
| 4.2 恒丰银行内部人控制产生的原因 |
| 4.2.1 董事长产生机制存在隐患 |
| 4.2.2 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缺位 |
| 4.2.3 董事会独立性缺失 |
| 4.2.4 监事会监督职能有名无实 |
| 4.2.5 社会中介机构的管理体制不完善 |
| 4.2.6 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不足 |
| 4.3 恒丰银行内部人控制对经营管理的影响 |
| 4.3.1 三会一层混乱,职责边界不清 |
| 4.3.2 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上升 |
| 4.3.3 盈利状况欠佳,同业竞争力弱 |
| 4.3.4 经营战略受阻,运营能力下滑 |
| 4.3.5 资产质量下降,经营规模受限 |
| 5 防范恒丰银行内部人控制的措施建议 |
| 5.1 重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中的权力结构 |
| 5.1.1 建立有效的高层选拔任用机制 |
| 5.1.2 完善董事会制度以保障独董作用 |
| 5.1.3 增强中小投资者股东权利 |
| 5.1.4 培育机构投资者来约束管理层行为 |
| 5.2 建立商业银行内部激励机制 |
| 5.2.1 建全董监高薪酬激励机制 |
| 5.2.2 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
| 5.2.3 落实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
| 5.2.4 建全董监高业绩评价体系 |
| 5.3 建立健全外部监管体制 |
| 5.3.1 构建有效的控制权市场 |
| 5.3.2 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 |
| 5.3.3 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选择机制 |
| 5.3.4 建立成熟的公共监管制度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选题范围、概念界定 |
| (一)时空范围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二)1949年后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六、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确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思想条件 |
| 一、历史根源:古物遗迹的审美教化功用 |
| 二、外因刺激:西方博物馆审美思想启发 |
| 三、引荐媒介:近代学者的博物馆译介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一、救亡图存运动决定文化使命 |
| 二、社会教育环境决定功能选择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的确立经过 |
| 一、民众教育运动助推博物馆转型 |
| 二、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正式确立 |
| 三、民众教育馆附属博物馆的涌现 |
| 第二章 民众教育馆社会美育的方法与实践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发挥美育功能的实体依靠 |
| 一、馆舍建筑的美感化育作用 |
| 二、艺术收藏的物化资源整合 |
| 三、展览陈列的直观启发性能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规范与实施方法 |
| 一、技能教授与精神渗透:公共美术宣教与活动 |
| 二、内质整改与外延交流:艺术团体创立与合作 |
| 三、人才资源与文化担当:人员素质与人事聘用 |
| 第三章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历史贡献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方向的扭转 |
| 一、艺术教育工作地位提升 |
| 二、充当特殊艺术抗战力量 |
| 第二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事业进展及成果 |
| 一、持续并恢复展览与宣教 |
| 二、促进大众美术全面推广 |
| 三、转型成为专业艺术机构 |
| 四、协助延续博物馆的工作 |
| 第三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工作的意义 |
| 一、加快美术的大众化步伐 |
| 二、平衡艺术教育资源配置 |
| 三、统一思想淡化门户之见 |
| 四、文化保护提振爱国情绪 |
| 五、充实艺术的社会性内涵 |
| 第四章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异同对比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美育工作的共性 |
| 一、功能定位有一致性 |
| 二、教育模式的相似性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不同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特点 |
| 一、基层性 |
| 二、指导性 |
| 三、实用性 |
| 四、多样性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特点的主要成因分析 |
| 一、坚持下层民众为本的教育方向 |
| 二、政府制定规章强化制度管理 |
| 三、定位任务决定艺术事业走向 |
| 四、迥异地域政治文化基础影响 |
| 第四节 民众教育馆相较于专业美术馆的优势所在 |
| 一、突出艺术教育的地域性特色 |
| 二、提高艺术教育全民化覆盖率 |
| 三、强化艺术与其他部门协同性 |
| 第五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历史意义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的本土美术教育现代性探索 |
| 一、社会美育向现代化转型 |
| 二、社会美育向正规化迈进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的博物馆本体论意义 |
| 一、公共收藏积累与国家文化形象树立 |
| 二、教育功能居首与博物馆美育常态化 |
| 三、敞开平民参与大门让美育走入基层 |
| 四、现代公共文化场馆功能与建制铺垫 |
| 第六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事业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进步性 |
| 一、构建地方艺术图景推动本土文化进程 |
| 二、认清社会历史责任应对阶段冲突挑战 |
| 三、协同利用内外资源争取最优社教效益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局限性 |
| 一、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问题的表现 |
| 二、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干扰因素 |
| 结论 |
| 附录 民国时期国内各地方民众教育馆相关艺术活动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
| 1.1 职能定位模糊，业务层级较低 |
| 1.2 内部审计的权威性不够，没有形成一致的认同度 |
| 1.3 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和升级将面临文化与认知的挑战 |
| 2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分析 |
| 2.1 细化审计职能定位，构建增值型审计业务体系 |
| 2.2 塑造内部审计形象，使增值型审计身份得到认同 |
| 2.3 扩大风险控制范围，提高增值型审计的风险管控能力 |
| 3 结束语 |
（5）SDSC公司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人力资源配置的概念 |
| 2.1.2 人力资源配置的意义 |
| 2.1.3 人力资源配置的内容 |
| 2.1.4 人力资源配置的原则 |
| 2.1.5 人力资源配置的形式 |
| 2.1.6 岗位胜任模型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2.2.2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SDSC公司人力资源现状与问题分析 |
| 3.1 SDSC公司概况 |
| 3.2 SDSC公司人力资源配置现状 |
| 3.3 SDSC公司人力资源配置情况调查 |
| 3.3.1 调查目标和调查对象 |
| 3.3.2 调查内容 |
| 3.4 SDSC公司人力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
| 3.4.1 员工年龄结构失衡 |
| 3.4.2 人岗不匹配 |
| 3.4.3 岗位效能低 |
| 3.4.4 员工素质结构不合理 |
| 3.5 SDSC公司人力资源配置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5.1 人力资源规划不够明晰 |
| 3.5.2 人岗匹配机制不够健全 |
| 3.5.3 薪酬激励机制不够有效 |
| 3.5.4 绩效考核体系不够科学 |
| 3.5.5 培训管理体系不够系统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SDSC公司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策略 |
| 4.1 SDSC公司发展的SWOT分析 |
| 4.2 SDSC公司战略 |
| 4.3 SDSC公司战略对人力资源配置的要求 |
| 4.4 SDSC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策略 |
| 4.4.1 优化年龄结构 |
| 4.4.2 实施人岗匹配 |
| 4.4.3 完善激励机制 |
| 4.4.4 提升员工素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SDSC公司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的保障措施 |
| 5.1 组织保障 |
| 5.2 制度保障 |
| 5.3 文化保障 |
| 5.4 平台保障 |
| 5.5 物质保障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SDSC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现状调查问卷 |
| 致谢 |
（6）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管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框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概念界定 |
| 六、运用的资料 |
| 七、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创建背景及其发展史 |
| 第一节 西北实业公司创建背景 |
| 一、自然资源丰富 |
| 二、山西政局相对稳定 |
| 三、工业生态趋“暖” |
| 四、统制经济兴起 |
| 五、金融秩序向好 |
| 六、企业基础初备 |
| 七、公司制度确立 |
| 八、管理人才积聚 |
| 第二节 西北实业公司发展史 |
| 一、筹备时期(1932年1月—1933年7月) |
| 二、分组建厂时期(1933年8月—1935年8月) |
| 三、总管理处时期(1935年8月—1936 年夏) |
| 四、公司集权经营时期(1936 年夏—1937年9月) |
| 五、新记西北实业公司时期(1939年7月—1945年8月) |
| 六、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时期(1945年8月—1949年4月) |
| 小结 |
| 第二章 阎锡山独特的企业治理模式 |
| 第一节 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 |
| 一、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简史 |
| 二、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的管理机构 |
| 三、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资本情形 |
| 第二节 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的“四会”治理模式 |
| 一、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的治理模式 |
| 二、“四会”治理模式与家族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之比较 |
| 第三节 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的内部管理 |
| 一、董事会办事规则 |
| 二、董事会职员考核办法 |
| 第四节 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的财务管理 |
| 一、规定会计科目 |
| 二、实行收支公开制度 |
| 第五节 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的盈余分配及奖惩 |
| 一、盈余分配 |
| 二、奖励与惩戒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组织结构与人员构成 |
| 第一节 组织结构 |
| 一、总务处 |
| 二、工业处 |
| 三、矿业处 |
| 四、电业处 |
| 五、营业处 |
| 六、会计处 |
| 七、下属工厂管理结构 |
| 第二节 人员构成 |
| 一、不同时期公司各类人员数量 |
| 二、部分课室及工厂人员构成 |
| 小结 |
| 第四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员工管理 |
| 第一节 人员招聘与技术培训 |
| 一、人员招聘 |
| 二、筹办职业学校 |
| 三、举办训练班 |
| 第二节 员工思想管理 |
| 一、阎锡山亲自训话收拢人心 |
| 二、通过组织宣传统驭工人思想 |
| 三、通过文学作品进行价值引导 |
| 第三节 员工组织管理 |
| 一、成立互助团实行工农合一 |
| 二、强迫员工服役编队 |
| 三、强迫员工参战助战 |
| 四、制定严格的战时工作纪律 |
| 五、保证与连环保证 |
| 六、出台防共“肃伪”方案 |
| 第四节 职员工作管理 |
| 一、办公规则与程序 |
| 二、会议与会文会稿 |
| 三、缮发文件及归档调卷 |
| 四、离到职与调迁 |
| 五、年终考核 |
| 第五节 工人特殊管理 |
| 一、工人工作规则 |
| 二、服役及优待 |
| 三、战前特殊政策 |
| 第六节 日籍人员管理 |
| 一、登记发证 |
| 二、规范管理 |
| 三、特殊待遇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薪酬福利管理 |
| 第一节 福利委员会 |
| 一、福利委员会制度 |
| 二、公司福利设施概况 |
| 第二节 员工消费合作社 |
| 一、员工消费合作社章程 |
| 二、员工入股办法 |
| 三、食品配售办法 |
| 第三节 员工抚恤 |
| 一、职员抚恤规则 |
| 二、工人抚恤规则 |
| 第四节 寿险医疗及个别访谈 |
| 一、参加人寿保险 |
| 二、住院与就医 |
| 三、个别访谈 |
| 第五节 员工薪酬情况 |
| 一、战前薪酬高、悬殊大 |
| 二、战后每况日下 |
| 三、太原解放前捉襟见肘 |
| 第六节 其他福利措施 |
| 一、成立西北俱乐部 |
| 二、发制服配牛奶给孕假 |
| 三、规范婚丧公份 |
| 四、筹办期刊 |
| 小结 |
| 第六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财务管理 |
| 第一节 抗战前规范科目与账形 |
| 一、建立会计规程草案 |
| 二、规范科目与账形 |
| 第二节 抗战后采用现代会计制度 |
| 一、规定会计基本标准 |
| 二、详列会计科目 |
| 三、规范会计凭证 |
| 四、明确簿籍报表 |
| 五、规范资产管理 |
| 六、规范出纳及会计交代 |
| 七、加强现金管理 |
| 八、下属工厂规范财务管理 |
| 第三节 公司的预算结算与决算 |
| 一、预算规程 |
| 二、决算规程 |
| 三、月算与结算 |
| 第四节 公司的成本管理 |
| 一、成本会计制度 |
| 二、诸多环节之成本控制 |
| 第五节 公司的利润分配 |
| 一、红利分配办法 |
| 二、制造厂红利分配办法 |
| 小结 |
| 第七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物资与工程管理 |
| 第一节 采购与销售 |
| 一、京津沪采办处规则 |
| 二、门市部营业规则 |
| 三、物料购买包装运输及验收 |
| 四、销售成品办法 |
| 第二节 仓储管理 |
| 一、仓库之接管 |
| 二、营业处第三课对各仓库之管理 |
| 三、各仓库之责任 |
| 四、仓库考查团职责 |
| 第三节 废坏物料利用 |
| 一、废坏物料收集办法 |
| 二、废料收集利用专门会议 |
| 第四节 厂区物资稽查防护 |
| 一、成立稽查队 |
| 二、值日值宿预防火灾 |
| 三、保卫仓库办法 |
| 第五节 工程管理 |
| 一、工程管理办法 |
| 二、工程计划 |
| 三、工程合约 |
| 小结 |
| 第八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生产业务管理 |
| 第一节 各厂自给办法及生产计划 |
| 一、各厂自给办法 |
| 二、各厂生产计划 |
| 第二节 生产检讨及奖励 |
| 一、生产报告 |
| 二、业务检讨 |
| 三、业绩奖励 |
| 第三节 包工制度 |
| 第四节 业务检查与指导 |
| 小结 |
| 第九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技术与品牌管理 |
| 第一节 成立技术委员会 |
| 第二节 发明改良的奖励 |
| 第三节 部分工厂的技术改造 |
| 第四节 品牌管理 |
| 小结 |
| 第十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综合督查 |
| 第一节 成立工作责任化督进会 |
| 一、督进会组织及工作计划 |
| 二、督进会专题会议 |
| 三、督进会临时动议 |
| 第二节 推行“向下看”运动 |
| 一、“向下看”实施总方案 |
| 二、“肃伪”与严密管理实施方案 |
| 三、节约开支、奖进技术与提高情绪实施方案 |
| 第三节 会计账簿检查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文件 |
| 二、资料汇编 |
| 三、着作 |
| 四、通史方志 |
| 五、报纸杂志 |
| 六、期刊论文 |
| 七、学位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美国吹哨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我国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现状总结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2章 吹哨劳动者保护的基本法理 |
| 2.1 吹哨劳动者的概念与特征 |
| 2.1.1 吹哨劳动者的概念界定 |
| 2.1.2 吹哨劳动者的法律特征 |
| 2.2 吹哨劳动者保护的必要性 |
| 2.2.1 促进吹哨劳动者的“问题发现者”功能发挥 |
| 2.2.2 消除吹哨劳动者的身份泄露、违约责任、被企业打击报复等个人风险 |
| 2.3 吹哨劳动者保护的主要内容 |
| 2.3.1 吹哨劳动者的身份保密机制 |
| 2.3.2 吹哨劳动者的违约责任豁免规则 |
| 2.3.3 吹哨劳动者劳动条件、劳动合同的保障措施 |
| 2.4 吹哨劳动者保护的全球法治实践 |
| 2.4.1 国际组织层面的法治实践情况 |
| 2.4.2 国家层面的法治实践情况 |
| 第3章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法治框架 |
| 3.1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成文法发展 |
| 3.1.1 国会立法层面 |
| 3.1.2 行政法规层面 |
| 3.2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判例法发展 |
| 3.2.1 吹哨主体方面的重要判例 |
| 3.2.2 吹哨程序方面的重要判例 |
| 3.3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限制情形 |
| 3.3.1 基于雇主名誉权保障的限制情形 |
| 3.3.2 基于劳动者附随义务的限制情形 |
| 第4章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重要议题 |
| 4.1 吹哨劳动者的主体保护范围 |
| 4.2 受法律保护的告发内容 |
| 4.2.1 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
| 4.2.2 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企业管理不当与权利滥用情形 |
| 4.2.3 危险情形 |
| 4.3 吹哨劳动者的保护要件 |
| 4.3.1 告发事实的违法性认知判断——合理确信标准 |
| 4.3.2 吹哨劳动者的主观动机 |
| 4.3.3 匿名告发的保护必要性 |
| 4.4 吹哨劳动者的合法告发程序 |
| 4.4.1 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内部告发程序 |
| 4.4.2 向主管部门告发的外部告发程序 |
| 4.4.3 向社会媒体等告发的外部告发程序 |
| 4.5 遭到报复性措施的保护与救济机制 |
| 4.5.1 身份保密与匿名告发保护措施 |
| 4.5.2 工作场所的保护措施 |
| 4.5.3 对法律行动的保护措施 |
| 4.5.4 人身安全的保护措施 |
| 4.5.5 对干扰吹哨劳动者的制裁措施 |
| 4.5.6 遭到报复性措施的救济措施 |
| 4.6 法律责任 |
| 4.7 对集体劳动关系领域的吹哨劳动者保护措施 |
| 第5章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5.1 我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法律规范现状 |
| 5.1.1 我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立法梳理 |
| 5.1.2 我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立法分析 |
| 5.2 我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实践现状 |
| 5.2.1 基于劳动仲裁案例的实证分析 |
| 5.2.2 基于民事司法判例的实证分析 |
| 5.3 我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法律规范缺失与不足 |
| 5.3.1 现有的分散式立法模式难以实现保护的长效化、统一化 |
| 5.3.2 有关吹哨劳动者的法律规范体系难以满足保护的现实需求 |
| 5.3.3 遭到报复性措施的吹哨劳动者保护与救济机制不能适应实践需求 |
| 5.4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法治对我国的借鉴 |
| 5.4.1 基于我国实际推动吹哨劳动者保护模式法定具体化及系统化 |
| 5.4.2 从“范围-要件-程序”上建立分层一致的权益保障模式 |
| 5.4.3 明确报复行为、具体救济程序及增加追责方式以完备权益救济机制 |
| 第6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新三板挂牌公司山东新绿财务舞弊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框架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 |
| 2.1 新三板相关概念 |
| 2.1.1 新三板的概念 |
| 2.1.2 新三板的发展现状 |
| 2.1.3 新三板的作用 |
| 2.1.4 新三板的独特性 |
| 2.2 财务舞弊相关概念 |
| 2.2.1 财务舞弊 |
| 2.2.2 会计信息失真 |
| 2.2.3 粉饰报表 |
| 2.3 GONE理论 |
| 第三章 山东新绿财务舞弊案例回顾 |
| 3.1 新三板挂牌企业舞弊现状 |
| 3.1.1 新三板挂牌企业摘牌情况介绍 |
| 3.1.2 挂牌企业财务舞弊典型案例介绍 |
| 3.2 山东新绿简介 |
| 3.2.1 公司介绍 |
| 3.2.2 山东新绿行业背景以及经营概况 |
| 3.3 山东新绿财务舞弊案件介绍 |
| 3.3.1 山东新绿财务舞弊案件经过 |
| 3.3.2 山东新绿财务舞弊案件处罚结果 |
| 第四章 山东新绿财务舞弊案例分析 |
| 4.1 山东新绿公司治理结构分析 |
| 4.1.1 山东新绿股权过于集中 |
| 4.1.2 山东新绿组织结构设置欠妥 |
| 4.2 山东新绿财务舞弊动因分析 |
| 4.2.1 贪婪因素分析 |
| 4.2.2 机会因素分析 |
| 4.2.3 需要因素分析 |
| 4.2.4 暴露因素分析 |
| 4.3 山东新绿财务舞弊手段分析 |
| 4.3.1 虚增2013-2015年收入 |
| 4.3.2 虚增固定资产 |
| 4.3.3 隐瞒关联方资金往来发生额 |
| 4.3.4 信息披露不实 |
| 4.4 山东新绿财务舞弊的影响 |
| 4.4.1 对山东新绿自身的影响 |
| 4.4.2 对投资者的影响 |
| 4.4.3 对外部审计机构的影响 |
| 4.4.4 对新三板市场的影响 |
| 第五章 启示与借鉴 |
| 5.1 启示 |
| 5.2 借鉴 |
| 5.2.1 基于挂牌公司角度 |
| 5.2.2 基于外部审计机构角度 |
| 5.2.3 基于监管部门角度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论文不足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浅议《山东省会计机构负责人业务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研究 ——以恒丰银行为例[D]. 朱梦瑶.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3]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D]. 石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4]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J]. 管淑慧. 当代会计, 2021(09)
- [5]SDSC公司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研究[D]. 张其帅.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6]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管理体系研究[D]. 刘惠瑾. 山西大学, 2021
- [7]美国吹哨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及其启示[D]. 吴东铂.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8]新三板挂牌公司山东新绿财务舞弊案例研究[D]. 李佳明. 沈阳农业大学, 2020(05)
- [9]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10]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