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论文文献综述）
尹建华[1]（2014）在《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今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决定着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因此，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研究，无论是对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对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基于研究命题的基本概念界析，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研究，首要而又基础性的工作是在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其特征和规律，凝练和概括其核心行政文化，分析其存在的挑战，并尝试对其进行现代建构。基于此认知，论文按照如下的思路对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展开论述：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三个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政思想、列宁的行政思想和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进行总结和概括；接着，从党和行政关系、行政组织思想、行政人格思想、行政行为思想和行政价值观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建国前夕和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行政文化进行梳理。最后，在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尝试进行现代建构。研究发现，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总体呈现出从新民主主义性质向社会主义性质转化的阶段性发展特征；遵循了继承了马列主义行政思想、吸收和借鉴了外国先进的行政经验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精华和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进行变通或创新三大基本规律；形成了以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党对行政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人民公仆意识、廉洁高效和民主行政和行政为民为主要的核心行政文化；在进一步现代化中将面临着难于摆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惯性、传统行政文化糟粕的内涵型影响依然存在和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行政经验将使其“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大基本特性面临变异危险的三重挑战。基于上述发现，论文最后认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灵魂，将行政的本质属性回归公共性，将行政为民作为核心价值取向，将廉洁行政和高效行政作为永恒的信条，将民主、法治和科学作为行政的基本准则。
徐庆全[2]（2016）在《“你办事,我放心”的若干史实》文中指出对于经历过粉碎"四人帮"那段历史的人来说,"你办事,我放心"是挥之不去的记忆。因为那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1976年10月下旬,在全国各地庆祝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各种集会报道中,"你办事,我放心"家喻户晓。那一年我14岁,记事,也稍懂事,而且在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指示下,也
李慧勇[3]（2010）在《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文中认为研究政治学,离不开对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的研究。在当代中国众多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中,始终处于国家政治权力核心的周恩来在“文革”后期对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可视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从“重新整合”与“文革”发展进程、改革启动及中国政治、行政发展的关联度来看,它又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本文从政治学与行政学角度,以“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为中心事件,以周恩来与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互动为主题,以政治事态发展、机构与人事变动、高层政治格局中力量对比为线条,在探究中央行政体制重整政治社会背景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这次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整过程、重整后的构成和运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及周恩来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历史的转变和发展,从来都是各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一个过程。本文认为,“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及运行,不仅对于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治社会的趋于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维系国家政治统治和进行政治管理、促进中央行政体制功能和价值的实现,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恢复与运行乃至中国政治、行政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政治价值和深远意义。同时,受“文革”指导思想和“文革”路线方针的限制和影响,它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打上“文革”的时代烙印和痕迹。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客观评价、全面分析这次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在中国政治、行政发展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而不能对其任意的拔高和扩展。作为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周恩来无疑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和影响。本文结合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前后的政治活动,对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角色定位、作用及角色限制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得出结论：“文革”后期,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对于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是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一种筹划和政治交代。他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彰显了其作为一代政治伟人在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的讲究策略、灵活决策的高超政治韬略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政治品格。作为新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奠基人,周恩来在领导和管理政府实践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行政管理思想和行政体制改革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于建国后中央行政体制运行,尤其是“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它对于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启示。本文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另外,作为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特殊政治背景,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延缓了中央行政体制的顺畅运行和正常调整。本文在反思“文革”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于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1.以职能转变为核心,使中央行政体制改革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2.进一步理顺党政领导体制,为中央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政治支持。3.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化道路。4.推动多元主体合作,多方面培育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基础。5.从实际需要出发,进一步推进中央行政机构改革。
高天鼎[4]（2015）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叠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三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三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连振隆[5]（2017）在《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权力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工人阶级维护和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顶层设计,是中国人民独立当家作主、全面执政治国的制度安排。围绕构建科学高效的中共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这一主题,本文主要研究了它的理论依据、实践依据、现实内容、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建议。总体来看,中共权力结构是中共各个权力要素在空间上并存与时间上继起的动态整体,以党管军队、党管政法、党管干部、党管媒体为强力支撑,以党内关系、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和党群关系为基本内容,以各级党委为同一层级其它党组织的权力圆心,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为权力核心,以定期任职制、中央集权制为权力接点,以权力授予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为权力经络,共同构成了内外相连、上下互动、纵横交错的塔体结构。它吸纳了现代政治权力结构的基本内核,植根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土壤,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共党人的创造改进,其实质早已超出单纯的党内自组织结构,而是聚合为中共领导权力与立法、行政、军事、司法等国家权力之间的协同治理体系,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展示了它在中国大地所焕发出的最有权威、最有气势、最有效率的领导力和创造力!中共权力结构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时代选择,拓展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实践创造,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中共权力结构的理论依据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和中共领袖人物对中共权力的论述两个部分。本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主要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重要观点;关于中共领袖人物的论述,主要论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领袖关于中共权力的观点。当然,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观点,主要是从他们的实践需要出发所作的实务性阐发,故中共权力结构的理论依据只能从他们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中去挖掘。中共权力结构经历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具体地规定了中共权力结构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的实践内容。中共权力结构中始终具有生命力的实践经验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力理论被实践证明具有真理性的当代存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力实践被历史检验而具有科学性的中国智慧。中共权力结构的现实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权力组合关系,二是权力运行机制。关于中共权力组合关系,包括纵向、横向两个向度的组合关系。纵向权力组合关系就是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所依次承载的中央领导权力、地方领导权力和基层领导权力;横向权力组合关系包括党内权力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两个部分。其中,党内横向权力可再分为党的政治领导权力、思想领导权力、组织领导权力、统战领导权力、军事领导权力、政法领导权力和纪律监督权力等七个方面;党领导国家的权力可再分为党对人大的领导权力、党对政府的领导权力、党对司法的领导权力等几个方面。关于中共权力运行机制,与党内权力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相对应,包括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运行机制两部分。这两部分的运行机制都可再分为权力授受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主要机制。从权力载体看,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和党领导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在形式上是相互平行的;但从权力位阶看,基于党委领导党组、机关党组成员对应兼任机关行政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力组合模式,使党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实质上规定了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内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中共权力结构总体上是科学的、合理的;中共全面深化改革的执政方略,同时说明中共权力结构的运行机制还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表现为:在权力授受机制方面,存在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届中频繁调整、地方党委书记授权过于集中等问题;在权力决策机制方面,存在党管干部原则的个人化、德才兼备标准的片面化、公平竞争机制的唯亲化、领导晋升路径的线性化等问题;在权力监督机制方面,存在地方纪委聚焦重点不够、监督主体协同监督不力、关键岗位权力制约不足等问题;在权力保障机制方面,存在党委政法领导体制与现代法治体系难以完全对接的问题。针对上述具体问题,本文分别提出优化对策:一是在优化权力授受机制方面,提出调整党代会纵向权力授权顺序为“先中央后地方”、改进地方党委会权力配置为“一正三副N常委”模式等建议;在优化权力决策机制方面,提出健全人事决策机制、评价考核标准、公平竞争机制、能上能下机制等方面的建议;在优化权力监督机制方面,提出建立健全综合监督机构、纪委领导体制、权力制衡机制、党委巡视机制等建议;在优化权力保障机制方面,提出整合党管政法的协同体系、完善党管政法的监督机制等对策建议。
乔克[6]（2017）在《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称为党史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两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究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活动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应对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央高层权力发生重要变动,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极“左”派被清除;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四川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陈敏[7]（2011）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变原来重大偏离的方向回归正确轨道的历史过程。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的特殊时期。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总体把握。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选择。不转折,极“左”错误就无法彻底的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法回归正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无法开辟。然而,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障碍。中国共产党人迎难而上,开启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这一转折的过程实质上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是重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既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又要揭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轨道的原因所在,揭示中国共产党怎样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做的艰苦努力,以及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重大偏离向正确轨道转折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开辟。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揭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及其原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论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揭示“第二次结合”中所取得的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重点分析了偏离的具体表现,偏离所带来的危害,偏离的原因。其次,从纵向角度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揭示转折的艰难。论文从转折的契机、转折的开始、转折的推进、转折的实现四个阶段逐次展开。一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及其障碍,包括思想障碍、组织障碍和政治障碍;二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开始,重点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三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推进,阐明党通过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四方面的拨乱反正,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四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实现。再次,从转折过程中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之间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过程是重新认识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在转折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新观点和新思想。接着,从横向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必备条件,包括思想条件、政治条件、组织条件和社会条件,进一步论证转折的艰难。论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气魄,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理论的正本清源;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解放老干部、提拔年富力强干部、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创造组织条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社会条件。最后,从转折过程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转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思想激烈交锋、正确和错误理论交织、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构成这一时期的特点。转折时期给我们的基本经验和启示有: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坚持从实际出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放思想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健全民主集中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加强领袖群体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从转折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曲折、转折、飞跃的交替中发展;系统阐述了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
薛庆超[8]（2015）在《叶剑英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文中提出叶剑英的一生,经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他始终站在历史发展潮流前列,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推动历史前进,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建立不朽历史功绩。中国革命的亲历者、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战斗在艰巨斗争第一线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典范。叶剑英从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严峻
王鹏[9]（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研究指明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赵可金[10]（2005）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文中提出本文以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互动为主要线索,从制度角度考察新中国外交行为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把握中国外交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本文沿着历史的线索分析外交制度产生发展的独特规律,分别从外交价值原则的确立、外交组织体制合理性的定位、外交运行机制合理性的定位以及外交制度合法性的挑战等几个层面展开分析,系统考察新中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运动。 导论部分主要是提出问题。明确界定本文涉及到的核心概念,比如外交、外交制度、合理性、合法性等。同时,对国内外学术界在中国外交制度问题上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文献综述,把握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并确立了中层理论的研究路径和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为随后的分析确立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确立了本文的一个制度过程分析的模型,从生态视野、政治坐标、隐形结构以及动力机制等方面为本论文后面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分析坐标系。第二章则在回顾中国共产党早期外交制度成长的基础上,把握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价值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内部张力,即维护国家主权和服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矛盾做出的痛苦选择及其对外交制度的影响。第三章和第四章具体回答建国以来到70年代末中国党管外交的高度集中的计划外交体制和外事无小事运行机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剖析在此期间中国外交制度变迁陷入自我闭锁轨道的过程和成因。第五章总结了从1949年到1978年的外交制度建设,并提出了新中国外交制度的选择和建设上就面临着一个合理性的悖论:中国要想真正建立现代外交制度,就必须与西方国家从近代以来在中国获得的各种“制度化的利益”产生矛盾,由此在实践中引发了中国外交制度建设必须面对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导致的严重政治后果,最终走向文革期间的外交制度破坏。从第六章到第九章,我们将考察从毛泽东时期的外交制度向邓小平时期外交制度的轨道转变,分析从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制度是如何合乎逻辑的转换为邓小平时期的外交制度的,以及此种转换的规律及其支持条件是什么?第十章是全书的一个理论概括和逻辑梳理,解释和论证了新中国外交制度的基本模型及其范式转换,我们提出了一个“依赖政党的国家权威主义”模型,并对自我闭锁的制度变迁范式与自我强化的制度变迁范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若干重要推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全球化、信息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对中国外交制度范式的冲击,及其引发的中国外交制度面临的双重合法性挑战。 最后,本文得出三个结论:一是特定的历史结构决定了外交制度变迁的大致轨道,只要特定的历史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个国家的外交制度成长就必
二、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 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的提升 |
| （二） 有助于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
| （三） 有助于行政作风的好转及行政工作人员素质的提升 |
| （四） 有助于弥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行政文化研究领域的“缺位” |
| 二、 理论前提：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外行政文化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二） 国内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三、 研究命题的基本概念界析 |
| （一） 行政 |
| （二） 文化 |
| （三） 行政文化 |
| 四、 基本思路、论文框架及主要研究方法 |
| （一） 基本思路 |
| （二） 论文框架 |
| （三）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行政思想 |
| （一） 行政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执行 |
| （二） 卑劣化、官僚化和集权化是旧行政的三大基本特征 |
| （三）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行政的新图景 |
| 二、 列宁的行政思想 |
| （一）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
| （二） 践行议行合一，实现人民管理 |
| （三） 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 |
| （四） 将经济管理作为行政的首要职能 |
| （五） 把国家机关革新为廉价高效、民主公开的机关 |
| （六） 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应该具备良好的人格 |
| 三、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精华 |
| 第三章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从建苏维埃政府到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民政府的行政组织心理 |
| 二、 从不准党员“做官”到主动参政的党政关系心理 |
| 三、 关注民生的行政价值取向 |
| 第四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在继承列宁的党政关系思想的基础上积极主张党政分开 |
| 二、 效仿苏俄建立行政组织制度 |
| （一） 建立“议行合一”的行政组织体系 |
| （二） 将组织性质定位为工农民主专政 |
| （三） 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行政组织原则 |
| 三、 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的行政人格思想 |
| （一） 干部工人化 |
| （二）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行政规格意识 |
| （三） 勤政廉政的行政品格 |
| 四、 初步形成了廉洁、高效、民主和依法的行政意识 |
| （一） 继承马列主义的廉价政府理念，大力推行廉洁行政 |
| （二） 为实现高效行政，科学调整区划和划分央、地职能，大兴调查研究 |
| （三） 落实选民的罢免权，强化民主监督，推进民主行政 |
| （四） 依法行政思想的萌芽 |
| 五、 形成了一切为了工农的行政价值观 |
| （一） 大幅提高工农地位 |
| （二） 努力改善工农生活 |
|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在党和行政的关系上主张在党政分开前提下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 |
| 二、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立适合抗战需要的政权组织制度 |
| （一） 将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行政）委员会作为政权的组织形式 |
| （二） 及时地将政权的性质调整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
| （三） 在议会民主制的外表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
| 三、 树立了以是否抗日为基础的行政人格思想 |
| （一） 将是否抗日作为选任政府工作人员的首要标准 |
| （二） 确立“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干部规格意识 |
| （三） 政府工作人员应具备“德才兼备”的品格 |
| 四、 廉洁、高效、民主、依法的行政行为意识逐步增强 |
| （一） 精兵简政，反腐倡廉，确保政府廉洁运行 |
| （二） 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高效运转 |
| （三） 民主行政意识的逐步增强 |
| （四） 继续推行依法行政 |
| 五、 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行政价值观 |
| （一） 充分保障人民权利 |
| （二） “给人们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
| （三） 努力改善民生 |
| 第六章 建国前夕与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党政关系经历了从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到以党代政的转变 |
| （一） 强化党一元化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 主张在党政分开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府的领导 |
| （三） 以党代政局面的初步形成 |
| 二、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基于国情逐步建立中国特色行政组织制度 |
| （一） 组织形式实现了从协商民主的政府委员会到人大会制政府的转变 |
| （二） 组织性质定位经历了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的转变 |
| （三） 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组织原则 |
| 三、 社会主义行政人格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一） 选人的首要标准经历了从回归基于阶级出身到基于才能的转变 |
| （二） 旗帜鲜明地反对干部特权化 |
| （三） 干部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而且还要具备文化业务素质 |
| 四、 廉洁、民主和依法的行政行为意识进一步增强 |
| （一） 多措并举，进一步推进廉洁行政 |
| （二） 发动人民参与，反对官僚主义，促进民主行政 |
| （三） 依法行政意识在废除旧法制和确立新法制进程中得以进一步增强 |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行政为民到效率至上的转变 |
| （一） 从满足农民土地需求到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 |
| （二） 从劳资两利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到“双百方针”的确立 |
| 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以党代政的继续发展导致了党政合一的体制最终形成 |
| 二、 逐步“左”倾的行政组织思想 |
| （一） 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组织形式逐渐被革委会取代 |
| （二） 组织性质定位从人民民主专政“左”倾为无产阶级专政 |
| （三） 宪法上得以确认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在实践中遭到严重破坏 |
| 三、 略显“左”倾的行政人格思想 |
| （一） 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从基于才能逐步过渡到基于政治素质与态度 |
| （二） 反对干部特权化，防止“形成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
| （三） 干部的品格要求从“又红又专”发展到只重“红” |
| 四、 廉洁和民主的行政行为意识继续发展，依法行政意识逐渐断裂 |
| （一） 精简机构,倡导节约,禁建楼堂馆舍，推进廉洁行政 |
| （二） 在反对官僚主义中强化人民监督与参与，促进民主行政 |
| （三） 依法行政因逐渐被依政策、文件行政所替代而出现断裂 |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效率至上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转变 |
| （一） 效率至上 |
| （二） 以阶级斗争为纲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在党政分开的改革进程中强化和改善党对政府的领导 |
| 二、 逐步恢复和完善中国特色行政组织制度 |
| （一） 组织体系逐步从四级革委会发展为五级人民政府 |
| （二） 组织性质定位从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到人民民主专政 |
| （三） 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进一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 （四） 推进政府职能由全能管治型政府向有限服务型政府转变 |
| 三、 社会主义现代行政人格思想逐步形成 |
| （一） 按照“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标准选任干部 |
| （二） 坚定不移地继续反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特权化 |
| （三） 按照“德才兼备”原则和“四化”方针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
| 四、 廉洁、民主和依法行政意识不断增强，科学行政意识已经生成 |
| （一） 精简政府机构，倡导廉洁，严惩腐败，大力推进廉洁行政 |
| （二） 强化民主监督，加强与人民联系，扩大人民参与，促进民主行政 |
| （三） 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推动下，依法行政正逐步向法治行政迈进 |
| （四） 科学行政意识已经生成 |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民生为本、效率优先到更加注重公平的转变 |
| （一） 民生为本 |
| （二） 效率优先 |
| （三） 更加注重公平 |
| 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总结、反思与现代建构 |
| 一、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总结与反思 |
| （一）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具有阶段性演进特征 |
| （二）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呈现四大演进规律 |
| （三） 中国共产党核心行政文化已经形成 |
| （四）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现代化面临三重挑战 |
| 二、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现代建构 |
| （一） 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灵魂 |
| （二） 将行政的本质属性回归公共性 |
| （三） 将行政为民作为核心价值取向 |
| （四） 将廉洁、高效确立为永恒信条 |
| （五） 将民主、法治和科学确立为基本准则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你办事,我放心”的若干史实（论文提纲范文）
| 章含之的否定说法站不住 |
| 《毛泽东传》借张玉凤之口说出否定意见,有些蹊跷 |
| 被当事人和“毛传”忽略的两个史实 |
（3）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评述 |
| 一、基本研究概况 |
| 二、相关研究内容综述 |
| 三、研究状况评析 |
| 第三节 选题的初步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范围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拟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点和难点 |
| 一、本文拟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本研究的创新点 |
| 三、研究难点与限度 |
| 第二章 "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文革"时期政治与行政体制运行及社会环境状况 |
| 一、国家政治体制在"文革"中的运行 |
| 二、中央行政体制在"文革"中的运行 |
| 三、"文革"时期的社会环境状况 |
| 第二节 中共十大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一、中共十大的提前召开与党政领导体制的恢复性调整 |
| 二、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与新政治格局的形成 |
| 三、新政治格局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第三节 周恩来与"文革"时期的中央行政体制 |
| 一、周恩来面临政治处境的变化 |
| 二、周恩来协调与各政治主体的关系 |
| 三、周恩来对中央行政体制的维护 |
| 第三章 重整过程中的政治较量与新一届政府的诞生 |
| 第一节 四届人大筹备过程中的力量角逐 |
| 一、四届人大的筹备 |
| 二、围绕"组阁"的较量 |
| 三、周恩来受命"组阁" |
| 第二节 四届人大与新一届政府的诞生 |
| 一、毛泽东、周恩来对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设计与决策 |
| 二、四届人大与政治格局的变动 |
| 三、重整后中央行政体制的组织结构 |
| 第三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理论分析 |
| 一、宪法修改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行政学分析 |
| 三、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后面临的政治环境 |
| 第四章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后的运行与再调整 |
| 第一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后的运行及成效 |
| 一、以邓小平为首的国务院对各项工作的整顿 |
| 二、整顿的社会成效及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三、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在整顿中的良性政治效应 |
| 第二节 中央行政体制的再调整与政治格局的再变动 |
| 一、新政治格局中的较量 |
| 二、周恩来与中央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转 |
| 三、毛泽东与中央行政体制的再调整 |
| 第五章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终结"文革"的影响 |
| 一、对粉粹"四人帮"的影响 |
| 二、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启动改革的影响 |
| 一、周恩来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改革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评价毛泽东与重塑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影响 |
| 一、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与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
| 第六章 对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评价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利弊得失分析 |
| 一、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恢复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作用 |
| 一、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角色定位及作用 |
| 二、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角色限制 |
| 第三节 启迪与反思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特点 |
| 二、周恩来行政管理思想和实践与对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
| 三、反思"文革"教训与对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资料要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研究的三个阶段 |
| (二)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研究中的重点专题 |
| (三) 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共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 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 |
| (二) 中共建政前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 |
| 二、建国前十七年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中共建政初期的冤假错案问题 |
| (二) 1960年代初期的纠错工作和“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
| (二)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
| 第二章 从落实干部政策到平反冤假错案 |
| 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面临的政治形势 |
| (一)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
| (二) “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影响 |
| (三) 老干部的复出与拨乱反正中坚力量的形成 |
| 二、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 |
| 三、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 |
| 第三章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曲(1977-1978) |
| 一、中组部拨乱反正的初步实现 |
| (一) 召开整风会议,整顿组织部门 |
| (二) 建立健全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机构 |
| (三)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
| (四) 创办《组工通讯》 |
| (五) 与时俱进地调整审干政策 |
| 二、全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一)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 |
| (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 |
| (二) “彭黄张周”冤案的初步平反 |
| (三) 复查“四清”运动中的冤案 |
| (四) “恶攻”案件的初步处理 |
| (五) 内蒙三大冤案的平反 |
| (六) 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初步平反 |
| (七) 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主题 |
| (二)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及舆论宣传 |
|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1979-1982) |
| 一、奠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础的两件大事 |
| (一) 进行“两案”审判 |
| (二) 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平反 |
| (一) 为刘少奇冤案平反 |
| (二) 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
| (三) 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 |
| (四) 为习仲勋所涉一系列冤案平反 |
| 三、全国各地、各部门重大事件的平反 |
| (一) 为中组部冤案平反 |
| (二) 为文艺界冤案平反 |
| (三) 解决“一月夺权”的问题 |
| (四) 为部分民族地区冤假错案平反 |
| (五) 为潘汉年冤案平反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
| 第五章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1983-1987) |
| 一、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 二、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处理 |
| (一) 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 |
| (二) 解决肃反、肃托的历史遗留问题 |
| (三) 全面复查纠正政法系统经办的冤假错案 |
| (四) 广西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
| 三、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本研究相关概念解析 |
| 三、学术界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权力论述 |
| 一、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三、列 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四、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第二节 毛泽东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一、毛泽东对党内权力的论述 |
| 二、毛泽东关于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论述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袖对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一、邓小平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二、江泽民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三、胡锦涛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四、习近平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过程 |
| 第一节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 |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组合关系的实践 |
| 二、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实践 |
| 第二节 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 |
| 一、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组合关系的实践 |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实践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 |
| 一、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组合关系的实践 |
| 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实践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的现实组合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主要内容 |
| 一、党的权力结构的纵向组合关系 |
| 二、党的权力结构的横向组合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基本特征 |
| 一、综合性 |
| 二、客观性 |
| 三、系统性 |
| 四、制衡性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合理性分析 |
| 一、党的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合理性标准 |
| 二、党的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合理性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机构的主要运行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 |
| 一、党内权力运行机制 |
| 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运行机制 |
| 三、两类权力运行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运行机制的评价标准 |
| 一、民本准则 |
| 二、核心准则 |
| 三、协同准则 |
| 四、效率准则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力授受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力决策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力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优化中国共产党主要权力运行机制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授受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实现党的核心权力授受机制的系统化、定型化 |
| 二、调整党代会纵向权力授受顺序为先中央后地方 |
| 三、改进地方党委权力配置“一正三副N常”模式 |
| 第二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决策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构建党管干部与民主选举相结合的人事决策机制 |
| 二、构建客观条件与主体德才相结合的评价考核标准 |
| 三、构建控选授职与竞争择优相结合的公平竞争机制 |
| 四、构建螺旋递进与刚性虚化相结合的能上能下机制 |
| 第三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建立健全一体两面、全域覆盖的综合监督机构 |
| 二、建立健全中央统筹、地方垂直的纪委领导体制 |
| 三、完善审批公开、程序公正的权力制衡机制 |
| 四、强化队伍精干、措施精准的党委巡视机制 |
| 第四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保障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提升政法统筹能力，整合党管政法的协同体系 |
| 二、规范司法监督程序，完善党管政法的监督机制 |
| 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发挥党管政法的领导作用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资料和思路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新旧交织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局面 |
| 一、组织人事工作的调整 |
| 二、政府机构的恢复和改革 |
| 三、思想意识的变化 |
| 四、邓小平的复出 |
|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要求 |
| 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图景 |
| 二、《论十大关系》对改革的影响 |
| 三、加强经济的整顿和恢复 |
| 四、重申四个现代化,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
| 第二章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
| 第一节 澄清“唯生产力论”,发展生产力 |
| 一、“唯生产力论”问题的来源 |
| 二、中央澄清“唯生产力论” |
| 三、理论界的有力配合 |
| 第二节 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原则 |
| 一、按劳分配大讨论 |
| 二、按劳分配的理论阐释 |
| 第三节 肯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一、为商品生产正名 |
|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
| 第四节 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计划体制 |
| 一、探讨经济规律的含义 |
| 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提出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
| 第三章 经济改革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调整经济管理办法 |
| 一、加强标准化工作 |
| 二、做好经济统计工作 |
| 三、调整财税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初步改革 |
| 一、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 |
| 二、探索改善企业盈利的办法 |
| 三、加强企业质量管理 |
| 第三节 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一、重新启动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二、行业和地方企业的改组 |
| 三、专业化协作改组的效果 |
| 第四节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 |
| 一、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背景 |
|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开端 |
| 第五节 自发的农村改革 |
| 一、安徽、四川省委调整农村政策 |
| 二、农民自发包产到户 |
| 三、社队企业恢复发展 |
| 第四章 对外开放的起步 |
| 第一节 酝酿对外开放 |
| 一、肯定洋为中用 |
| 二、改善对外关系 |
| 三、从引进到开放 |
| 第二节 学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
| 一、频繁考察和研究南斯拉夫 |
| 二、讨论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 |
| 三、介绍罗马尼亚的改革 |
| 第三节 考察研究亚洲经济发展 |
| 一、考察日本经济情况 |
| 二、研究与借鉴日本现代化经验 |
| 三、考察港澳经济情况及建议 |
| 第四节 考察西欧美国现代化 |
| 一、考察西欧美国的概况 |
| 二、谷牧考察西欧五国 |
| 三、对西欧美国实现现代化的几点认识 |
| 第五节 改革对外经济体制 |
| 一、改革对外贸易方式 |
| 二、突破两个禁区 |
| 三、筹建深圳、珠海出口基地 |
| 四、引进全面质量管理 |
| 第五章 正式决策经济改革 |
| 第一节 国务院务虚会集中讨论改革 |
| 一、国务院务虚会的由来 |
| 二、务虚会集中讨论经济改革 |
| 第二节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改革 |
| 一、中央工作会议酝酿工作重点转移 |
| 二、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改革开放 |
| 三、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系统论述改革 |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转折的概述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及初步成效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 |
| （一） 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 |
| （二） 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讨 |
| （三） 经典作家的论述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 |
|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起点 |
| （一） 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 （二）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
| 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初步成效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实践成果 |
| （二）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思想成果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轨的偏离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历史考察 |
| （一）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偏离 |
| （二） “文化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偏离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具体表现 |
| （一） 理论探索的失误与偏离 |
| （二） 经济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三） 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四） 文化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危害 |
| （一） 阻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
| （二） 阻碍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原因 |
| （一） 思想根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
| （二） 体制根源：传统社会主义体制 |
| （三） 组织根源：民主集中制的不健全 |
| （四） 社会历史根源：封建余毒的影响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难转折的进程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与障碍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障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开始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起步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转折点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推进 |
| （一） 在理论的拨乱反正中反思社会主义 |
| （二）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三） 在民主政治建设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四） 在文化建设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实现 |
| （一） 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 |
| （二） 全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中的创新 |
| 一、在转折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性体现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依据 |
| 二、在转折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
| （一） 突破发展阶段的局限，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
| （二） 突破抽象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确立生产力标准 |
| （三） 突破发展动力的局限，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论 |
| （四） 突破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局限，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 |
| （五） 突破计划和市场对立的局限，提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思想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条件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思想条件 |
| （一） 开展思想解放运动，为转折实现提供思想动力 |
| （二） 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转折实现提供认识基础 |
| （三） 澄清理论误区，为转折实现提供理论依据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政治条件 |
| （一） 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为转折实现指明方向 |
| （二） 推进民主政治，为转折实现提供政治保障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组织条件 |
| （一） 解放大批老干部，为转折实现准备坚实基础 |
| （二） 大胆提拔年富力强的干部，为转折实现注入新生力量 |
| （三） 健全民主集中制，为转折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社会条件 |
| （一） 人民群众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社会力量 |
| （二） 知识分子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重要力量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转折的特点和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转折的特点 |
| （一） 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激烈交锋 |
| （二） 理论纠偏、继承和创新的融合发展 |
| （三） 健康力量与“左”的力量的激烈斗争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基本经验 |
| （一） 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 在坚持从实际出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三） 在解放思想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四） 在健全民主集中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五） 在加强领袖群体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叶剑英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 中国革命的亲历者、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战斗在艰巨斗争第一线 |
| 解放华南、建设华南。开创军事科学研究,大力推进人民军队建设 |
| 拍案而起,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月抗争”,震撼全党全军全国 |
| 同邓小平一起,主持军队全面整顿,为粉碎“四人帮”奠定坚实基础 |
|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粉碎江青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 |
| 全力推动恢复邓小平工作。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改革开放倡导者 |
（9）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国家建设与现代外交制度的成长：对中国的意义 |
| 一 选题：从制度角度研究新中国外交 |
| 二 解题：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三 解题：新中国外交制度的研究任务、解题思路和探究主题 |
| 四 文献综述：国内外对中国外交制度研究的现状、路径及其问题 |
| 五 研究路径与方法：中层理论与历史制度主义 |
| 六 转变中的现代外交制度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
| 七 本论文的章节大纲 |
| 小结 |
| 第一章 中国外交制度的过程：理论分析模型的构建 |
| 第一节 外交制度过程：一般框架分析 |
| 第二节 历史—社会—文化—世界：新中国外交制度的生态视野 |
| 第三节 政党—国家—社会：新中国外交制度的政治制度依托 |
| 第四节 价值—思想—原则：新中国外交制度的隐形构造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的国家目标与革命外交价值原则的确立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外事制度的成长 |
| 第二节 师法苏俄的社会主义与新中国外交价值原则的内在矛盾 |
| 第三节 从“三大决策”到“五项原则”：外交价值系统的合理化 |
| 第四节 中国外交价值系统的基础和根源：总结与评价 |
| 小结 |
| 第三章 外交价值系统的法理化与党管外交体制的确立 |
| 第一节 外交价值系统的法理化与新中国外交制度的基础革命 |
| 第二节 党管外交原则的确立：新中国外交组织体制的成长 |
| 第三节 新中国外交制度的决策制度：党委制与圈阅制 |
| 第四节 新中国外交组织体制评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外事无小事：新中国外交制度的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外事无小事：新中国外交运行机制的指导原则 |
| 第二节 竞争中的合作：新中国外交制度竞争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动员政治与官僚政治的交错：新中国外交制度激励机制 |
| 第四节 党性与派性的折冲：新中国外交制度约束机制 |
| 第五节 强外交·弱制度：新中国外交运行机制评估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外交制度的实践悖论及其挑战 |
| 第一节 新中国外交制度的实践悖论 |
| 第二节 1956年之后新中国外交制度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新中国外交制度变迁的路径闭锁与中国外交的危机 |
| 小结 |
| 第六章 国家目标的重新确定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外交道路 |
| 第一节 路径依赖与中国外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 |
| 第二节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回归现代化逻辑的外交价值取向 |
| 第三节 新国家目标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外交道路的确立 |
| 小结 |
| 第七章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民主成长与外交体制重整 |
| 第一节 外交权威转型：邓小平外交权威与外交领导体制的新特点 |
| 第二节 党政分开的改革与外交组织体制的重整 |
| 第三节 推动新中国外交组织体制制度化的动力 |
| 小结 |
| 第八章 外交决策体制的制度化与与决策模式创新 |
| 第一节 组织增生与惯例巩固：外交决策过程的制度化 |
| 第二节 专业化与确定化：中国外交决策的模式问题 |
| 第三节 外交政策思想库的成长及其制度化要求 |
| 第四节 寻求平衡的政党、国家与社会：外交决策制度的重构 |
| 小结 |
| 第九章 新中国外交运行机制的分化及其挑战 |
| 第一节 硬外交、软着陆：世界政治经济变迁中的中国外交运行机制 |
| 第二节 外交运行机制的层化和分化引起的外交行 |
| 第三节 外事无小事的挑战及外交协调机制 |
| 小结 |
| 第十章 中国外交制度模型及其范式转换 |
| 第一节 中国外交制度的模型：依赖政党的国家权威主义 |
| 第二节 中国外交制度的范式转换：渐进性制度变迁的合理性 |
| 第三节 现代外交制度新范式的需求：全球化背景下的合法性挑战 |
| 小结 |
| 结论 历史发展、制度变迁与中国外交制度建设的道路 |
| 一 历史发展与制度成长：中国外交制度大历史 |
| 二 制度变迁与外交绩效：现代外交制度变迁的一般逻辑 |
| 三 制度变迁与中国特色：中国外交制度建设道路 |
| 四 学术创新与研究启发：一项纯学术的思索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论文独创性声明 |
|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
四、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D]. 尹建华. 华南理工大学, 2014(12)
- [2]“你办事,我放心”的若干史实[J]. 徐庆全. 炎黄春秋, 2016(06)
- [3]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D]. 李慧勇. 南开大学, 2010(08)
- [4]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3)
- [5]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D]. 连振隆. 兰州大学, 2017(01)
- [6]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D]. 乔克.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D]. 陈敏. 华南理工大学, 2011(06)
- [8]叶剑英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J]. 薛庆超. 红广角, 2015(03)
- [9]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D]. 赵可金. 复旦大学, 2005(07)
标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国共产党; 政治文化; 行政体制; 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