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就业市场’98走势（论文文献综述）
陈钰晓[1]（2021）在《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住房资产是我国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将总资产的70%配置在了住房资产上。因此,房价成为我国居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房地产价格剧烈变化不仅会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更会引起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的波动。1998年中央政府确定了城镇住房的货币化、市场化、商品化改革方向之后,我国新的住房制度逐步构建起来,房地产市场自此开始走向蓬勃发展。自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以来,我国住房价格节节攀升,从1998年的1854元涨到了2019年的9287元,20年间房价上涨超过4倍。房价的过快上涨一方面造成居民买房难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中国的高房价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探究房价变化背后的原因有助于理解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规律,并针对性地出台调控政策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现有研究从土地财政、货币超发、居民收入提高、城市化等视角切入,解释房价变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因素在解释房价长期变动趋势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住房销售价格与销售面积变动步调十分一致,作为房地产市场的消费主体,居民的需求是影响房价的关键,人口因素会对住房价格产生直接深远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来看,第三次“婴儿潮”成年以及老年群体代际转移行为共同作用,导致房价进入上升通道。但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持续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据显示,0-14岁少儿比例从1953年的36.3%下降到2018年的16.9%;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从4.4%上升到11.9%,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如何、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微观机理以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未来房价可能产生何种变动趋势等问题,是当前经济学领域十分重要的议题。围绕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全文通过逐层递进的三个部分依次展开。第一部分从宏观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论文首先从理论溯源、现实描述和实证研究三个层面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体来讲,在理论分析层面,构建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老年群体自身住房需求降低,导致房价下跌,但从代际转移理论出发,老年群体的代际转移行为则会推动房价上涨,因此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依赖于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现实描述层面,基于全国、省份、城市维度的历年数据,描述我国房地产价格、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婴儿潮”成年是推动房价在2003年之后结构性上涨的重要因素,少儿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实证研究层面,第一步,基于中国199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二步,基于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省份层面和城市层面相应年份数据,实证检验各个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三步,通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数据,结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未来走势的影响。无论是从省份还是城市一级宏观数据都得到一致结论,即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房价上涨,老年抚养比增加推动房价上涨但推动力量在减弱。第二部分从微观个体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从不同年龄群体住房需求决策出发,基于微观视角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产生上述影响的原因,这有助于更深刻的理解房地产价格运行规律。论文分别使用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M-W模型计算出年龄与住房需求之间呈现稳定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修正“群组效应”的基础上,提供老年人口代际转移行为变化的证据。结果发现,老年人口自身住房需求下降,但会通过代际转移行为推动房价上涨,同时代际转移的力量正在逐步减弱。伴随着代际转移力量的消减,老年抚养比增加对房价的推动作用正在减弱,未来将会呈现何种趋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必要汲取OECD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一方面,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正在与OECD国家趋同;另一方面,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相对成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时序长,使得研究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有优势。因此,论文利用1970-2018年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为本研究提供更多证据。实证结果显示,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住房价格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价格指数的负向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综合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深入,我国老年抚养比增加将会从推动房价上涨转向抑制房价上涨。第三部分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预测未来房价趋势。由上两部分的论述可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而且未来会呈现出新趋势。那么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我国房价未来将会如何变动?这是政府、居民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论文首先选取人口—发展—环境分析（Population-Development-Environment Analysis）模型,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其次,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来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住房总需求将在未来遭遇拐点,在低/中等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0-2035年之间;在高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5-2040年之间。由于城市人口和跨区域流动人口变动的一些特征趋势,会导致不同层级城市出现拐点的时间存在差异。一二线城市房价更稳定且拐点更靠后,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风险更大且拐点更靠前。最后,通过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结合我国房地产市场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优化人口结构、强化住房居住功能、坚持“因城施策”、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加强房地产调控等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包括:第一,通过生命周期理论与代际转移理论的统一,国内经验与国际经验的统一,最终得出老年人口占比与我国房价之间将呈现“倒U型”关系的结论。仅仅依靠生命周期理论很难解释我国人口老龄化推动房价上涨这一现象,因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对住房的需求会下降。为了解释这一悖论十分有必要引入代际转移理论,由于我国老年人口经历了房地产市场改革,获得了房改红利,加之我国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社会养老制度并不健全、房屋交易成本较高等原因,老年人口具有较强的代际转移能力和意愿。因此,老龄化反而推动房价上涨,但这种代际转移行为难以持续。伴随储蓄释放过程的逐步减弱、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的日益丰富、养老制度的逐步健全,代际转移的力量也将削弱,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进一步,结合国际经验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其对房价的抑制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综上,我国人口老龄化会先推动房价上涨,之后推动力量变得不显着,最终人口老龄化将抑制房价。第二,通过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结合的方式,有机整合国家、地区层面以及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全方位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及其机理。从宏观视角出发,选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5个大中城市的人口与房价数据,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为了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论文进一步选取1970-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展开分析。国家、省份、城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各有其优缺点,能够在不同维度上更好度量我国房价变化的时序特征和地区差异特征。从微观视角出发,选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345个地区的2585481个样本）、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907238个样本）以及2011、2013、2015、2017年四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剖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机理提供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可以更好地度量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住房资产变动情况。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建立对应的计量模型,本文相对更加准确、全面的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房价的关系。第三,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更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当前,预测房价变动趋势的方法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直接将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分布平移至未来,结合各年龄段对应的住房需求,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第二种,基于线性模型,将房价影响因素的预测值代入模型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三种,基于时间序列模型,根据房价历史变动趋势特征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一种直接平移人口分布预测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动态演变的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后两种方法则适用于预测短期房价变动,在预测房价长期变动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引入人口—发展—环境分析模型,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同时,考虑城镇化率、人口跨区域流动等因素,对房价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李朋骜[2]（2021）在《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背景下,生产率将取代要素投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劳动生产率反映了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是常用的生产率指标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期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但随着2004年跨过刘易斯拐点和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中国劳动力数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应对劳动供给下降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是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在区位条件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产业空间分布呈现东密西疏的特征,这与劳动生产率东高西低的空间差异具有一定的耦合性。2018年,产业分布较为密集的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7.8万元/人和19.5万元/人,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和1.7倍。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是二者空间相似分布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往以中国数据为样本的研究均发现城市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这意味产业集聚是城市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来源。但通过计算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一致性指数可以发现,近年来,二者空间分布耦合性正在逐渐下降,这可能与当前中国部分城市中开始出现较为严重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拥挤效应有关。在此背景下,从影响机制、溢出效应等方面进一步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发挥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地,本文从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拥挤效应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四个方面展开研究。准确把握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可以在现实中更好地发挥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以往研究对这一方面的探讨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三个方面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从不同地区和不同集聚类型角度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多,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并进行机制检验。城市内部拥挤效应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和城市间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样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这在中国城市内部拥挤效应日益严重和城市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内容、方法和所得结论如下:（1）利用四分位图、Moran’I指数、变异系数、一致性指数等方法分析中国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的现状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不均衡指数、双变量Moran’I指数分析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的相似性和关联性。研究发现,在产业集聚现状和特征方面,中国产业多样化程度正在逐渐提高;总产业和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显着;城市间产业集聚差异较为稳定。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劳动生产率上升趋势明显,并且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各城市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城市间劳动生产率差距逐渐缩小。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关系方面,总产业和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耦合性逐渐下降;总产业和劳动生产率在2016年前并没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2）利用2005年至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实证研究中国城市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考虑了模型内生性后,中国城市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通过指标替换和变换样本等方式的检验表明该结果是稳健的。进一步地,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检验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中国城市产业集聚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两条重要路径,而资本深化的中介效应则并不显着。（3）从不同地区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不同集聚类型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不同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三个方面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得到如下结论:不同地区方面,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着。不同集聚类型方面,专业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中介效应。多样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显着为负,但对样本进行筛选后,发现在多样化集聚特征显着的大中城市,多样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不同产业方面,制造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中介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和资本深化起到了中介效应。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着。（4）实证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利用动态门限回归模型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发现,产业集聚程度在一定范围内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产业集聚程度超过这一范围后,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着。分地区来看,产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型”,而在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程度较低时,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着,产业集聚程度超过一定范围后,其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不同集聚类型方面,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程度较低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分别显着为正和显着为负,而当专业化集聚程度和多样化集聚程度较高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不显着。不同产业方面,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呈“倒U型”。（5）实证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偏微分分解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产业集聚对其他城市劳动生产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此外,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同样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朱翠明[3]（2021）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文中指出2016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新的阶段、新的矛盾、新的表现,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我们再一次面对的新时代转折的关口,这个关口不仅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作为普遍性的问题更是世界各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在现代化进程中“率先突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价值,不仅仅是将抓住“全面超越的历史机遇”,更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起到前导与示范作用。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简称,本文将老龄化作为问题的研究出发点,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相结合,研究在社会不同的阶段下,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不同变动特征的原因,只有找寻出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规律,才能从根本上解释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形成的原因,进而对老龄化本身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做出应对,使之更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我们应当认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连续转变,而使人与社会关系产生变化的结果。因此,需要将现代化与老龄化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尤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结构和研究侧重点与前期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区别,虽然分析侧重的角度不同,但目的都是为客观认识和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确实无法脱离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所发生的连续转变,而孤立地探讨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社会与人对立统一关系角度进一步深度挖掘。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变化才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努力探寻社会中的“人”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规律,进而从“因”着手,找到最为准确和有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和方法,为早日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助力。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明了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社会现实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价值。其次,对国内外关于老龄化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分析了老龄化的研究现状。老龄化问题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研究成果颇多,但在老龄化的理论发展方面还比较薄弱。最后,指出了创新与不足之处。由于研究侧重角度的不同,得到了一些较为有新意的见解,提出了未来人口衡定论,推测出人口年龄结构呈铅笔型形态等。第二章是文章研究过程中涉及到主要的基础理论。主要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第三部分为介绍国外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理论。第三章从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着手,通过分析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转变的关系,分析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和共性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总结了在不同人类社会阶段下体现出的不同人口特征,阐述了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深层挖掘归纳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经验教训。第四章在世界步入老龄化背景下,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与人口关系变动情况及老龄化形成历程,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得出现代化进程与人口关系变动的原因,总结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原因,以及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老龄化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第五章基于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得到实际数据支撑,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黄金分割规律,推论出现代化进程中未来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并预测了中国至2050年各阶段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同时,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第六章基于对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深入剖析,提出优化人口政策、完善养老制度、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等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策略、措施。
田野[4]（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提出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王金波[5]（2020）在《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 ——基于中国的经验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截至2017年底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3.9亿,比1990年增加了近2.4亿,更是比建国初期增加了近8.5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4%。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凝聚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在资本与技术上的先天不足,产品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了较强的实力。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比较优势的实现需要劳动力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长期以来劳动力资源配置更多的体现出计划经济的色彩,价格机制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方面明显不足,这使得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严重低于帕累托标准,进一步加重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使得一些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逐步被废除,极大释放了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性,劳动力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以来的结构性矛盾,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的GDP总量已达到121434.9亿美元,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被业内誉为经济增长的奇迹,而这一切的成就都离不开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国内学者樊士德（2014）从要素投入角度测算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推动率”,结果表明在2000-2005年与2006-2011年间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的总体推动率分别为0.84%、0.12%。鉴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深刻内涵,找出并分析制约劳动力流动的相关因素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性。迄今为止,相关学者多从工资差异、户籍制度、人力资本、社会网络以及个人家庭特征角度考察了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是建立在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基础之上,明显与现实情况不符。真实世界中经济体系的运行更多是在垄断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实现的,这在城市经济中体现尤为明显。根据空间经济学相关原理,城市经济往往是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的结果,作为衡量城市特征变量之一的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如何?市场潜能通过何种机制来影响劳动力流动?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是否具有空间效应?影响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二者关系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以及这些因素在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对于这些问题的系统研究,目前国内还较为鲜有。因此,带着对相关问题的疑问,本文探索性的以新经济地理学与城市经济学中的关键变量“市场潜能”为着陆点,并结合中国现有数据,从理论与实证双重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进一步从企业布局选择与集聚机制、工资溢价机制、公共服务机制、就业机制四个方面分析了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有效渠道,同时利用空间计量与门槛回归检验了二者之间所存在的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这对深化劳动力相关问题的研究无疑兼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全文共分为七章,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角度考察了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文章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并对相关文献综述进行了归纳梳理。其次,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对论文进行一个总体规划。最后,从选题角度、数据选取、统计与计量方法的应用上介绍了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介绍了论文的理论基础,并在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构建了二者关系的数理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有效渠道。第三章为现状分析,利用统计手段考察了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的层级分布特征,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做了铺垫。第四章为实证分析,利用经典面板计量模型从存在性与异质性双重角度检验了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影响,并对第二章所提出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五章为实证分析,主要从空间角度考察了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的溢出效应,并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DM,以及对回归参数的效应分解,检验了溢出效应的大小。第六章为实证分析,利用门槛回归法,从理论与实证双重角度分析了影响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二者关系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从实证角度考察了市场潜能影响劳动流动的门槛效应。第七章为论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概括性总结,提炼出了文章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并对进一步的研究做出了展望。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1）市场潜能通过企业布局选择与集聚机制、工资溢价机制、公共服务机制、就业机制四个渠道可以有效吸引劳动力流入。（2）总体上,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具有倒“U”结构,当市场潜能低于拐点值时,在适度区间内与劳动力流动呈正相关关系。反之,当市场潜能高于拐点值时,由于存在“拥挤效应”,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呈负相关关系。（3）从变量的交互效应来看,市场潜能分别与平均工资、价格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着为正,二者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具有互补效应,从而验证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4）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以及市场潜能的内部构成,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市场潜能在东部对劳动力流入的吸引作用明显,并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相对于第一、二产业市场潜能,第三产业市场潜能对劳动流入的吸引作用表现明显。（5）从劳动力流动的结构特征来看,省外及男性劳动力流入对市场潜能的变化较为敏感,而省内及女性劳动力流入对市场潜能的敏感性较弱。（6）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比较四种渠道在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相对强度来看,市场潜能通过企业布局选择与集聚机制对劳动力流入的影响最大,其比重为73%;工资溢价机制与就业机制次之,其比重分别是24%与6.1%;公共服务机制相对较小,其比重为2.3%。第二,从空间角度考察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得出结论:（1）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特征,具体表现为“高-高”（H-H）与“低-低”（L-L）两种集聚状态。（2）本地市场潜能对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流入规模具有“虹吸效应”,具体表现为“空间竞争”。（3）从效应分解发现,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劳动力流入规模在东部地区对市场潜能的变化更为敏感。相对于中西部,东部地区在争夺劳动力资源的空间竞争方面表现得更为激烈。第三,人口规模、空间距离、市场发育程度、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的主要因素。伴随着这些相关因素的变化,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门槛特征。相对于已有研究,论文的边际贡献有:（1）在研究视角上,论文从新经济地理学的“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为出发点,系统的考察了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且结合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原理从企业布局选择与集聚机制、工资溢价机制、公共服务机制、就业机制四个方面分析了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有效渠道。（2）区别于以往传统的研究方法,论文在实证过程中综合运用了空间计量与面板门槛技术,分别考察了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3）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论,论文通过实证得出,无论从空间角度还是从非空间角度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存在倒“U”结构,其影响满足“威廉姆森”假说,存一定的拥挤特征。
赵羿安[6]（2020）在《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问题日益凸显,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强调数量增长的赶超型、粗放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发展阶段变为追求经济平衡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现如今,在中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和难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并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的对策与思路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问题。制度创新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以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问题主导,进行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论证分析。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十分突出。非正式制度产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对经济发展既有正向调节也有负向调节,非正式制度若在符合实际发展需求与经济规律时,可实现促进经济绩效提高的效果,反之则可能会阻碍经济绩效的提升。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非正式制度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否认的正向调节作用,中国渐进式改革印证了这一积极促进作用。在渐进式改革外部条件稳定的情况下,人们自身认知能力、文化水平与习俗习惯及社会大环境下的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行进情况均可被视为影响改革方向和进程的重要非正式制度因素。因此,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论证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介绍了主题的背景、意义、创新点和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概况,从分析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入手,首先,通过分析选取了四个方面内容作为说明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关系的传导媒介,并通过这四方面的传导媒介分析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途径。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习俗习惯和伦理道德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四个维度内容分别论证分析了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内在机理和传导途径。建立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其次,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层面维度的测度标准、指标选取和指标趋势走向对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分别进行了探讨。本文在论证分析过程中严格依照非正式制度性质、内容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对每个维度进行测度定义,并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标准、测度定义和鱼骨图问题追溯的思想选取符合非正式制度内容且具有经济特性的可测指标,实现构建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通过对数据的统一、筛选和优化过程最终确定非正式制度选取的16项测度指标和中国经济发展选取的22项测度指标,分别构成初始时序面板数据集,且依次绘制16项指标和22项指标的平滑曲线图和趋势走势图,借助数据的分布规律寻到异常临界点,并结合历史进程和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给出较为基础的成因解释说明。再次,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建立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函数并进行关联,通过函数系数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再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选取的22项指标建立中国四个大区域的数据面板,分别建立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函数,论证非正式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影响关系,进一步说明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构建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传导媒介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分别建立了非正式制度与传导媒介,中国经济与传导媒介之间的函数关系,验证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途径。最后,本文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运用实证数据结果,分别从“正确引导意识形态高效变迁”、“加快市场经济文化建设”、“重视习俗习惯正向有效变迁”、“加速推广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观”、“加快有效正式制度改革,拉升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发展”、“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文化价值”以及“坚持党和政府引领新理念,扩大有效供给增加消费需求”与非正式制度内容相关的七个方面提出推进中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卢灿生[7]（2020）在《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纺织服装业是民生产业,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型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开放六个方面,论述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纺织服装行业是整个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整个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本文第一章论述了选题的背景、选题的意义,研究的难点、方法和技术等,第二章回顾了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这是制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政策依据之一。第三章分析了纺织服装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接下来的各章是对已有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效果、市场状况的评价,以及国外发达国家经验的借鉴,并提出了下一步的政策建议。除了第一、第二章和第三章外,其余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四章基于碳排放与水耗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对全国层面纺织服装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分析,并基于以上两点进一步对粤港澳大湾区层面服装业生态环境作了分析。从行业能耗及碳排放比较与行业能耗及碳排放对经济影响比较对行业生态环境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纺织服装行业碳排放量对经济增长作用相比其他行业更为明显;经济增长对纺织服装行业碳排放量影响相比其他行业而言不甚明显。通过以上三组分析比较,可以发现纺织服装行业生态环境效率总体提升,但也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和产业特征。第五章从纺织服装行业政策历史脉络分析及纺织服装行业政策评价对纺织服装行业产业政策演化及评价进行了概述。采用邹至庄检验方法（Chow test）判断加入WTO是否显着利于我国出口和行业发展。分析表明行业内部受益于国际贸易配额制政策也存在差异。总体上粤港澳大湾区9市纺织服装行业发展较为受益于贸易配置政策。第六章通过数据模型对比分析了供给侧因子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服装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得出纺织服装行业全行业供给侧改革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不甚明显。借用DEA及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参照Joshi（2010）对印度纺织服装行业企业研究,对广深莞纺织服装行业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得出,广深莞纺织服装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分异较为明显。2000-2016年,广深莞纺织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趋同走势;纺织服装服饰业呈现趋异走势;皮革毛皮羽毛制鞋业呈现趋异走势。本章的最后部分比较了深圳、广州和东莞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广东省中深圳和广州在纺织服装方面的发展最为典型。第七章从纺织服装行业消费者效用分析和纺织服装消费影响因素尤其价格因素看待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状况,以此评价消费者对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认可程度。利用2007-2016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元统计分析、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城镇居民服装消费及时尚滞后原因,得出城镇居民服装消费及时尚度普遍偏低且受到诸多宏观层面因素稳健性影响这一基本结论,对中国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和国家以服装为载体布局“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启示意义。并针对全文分析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改进中国城镇居民服装消费时尚的措施:第一,提高社会保障措施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第二,研判时尚发展规律布局纺织服装消费城市和网络空间。第三,强优势补短板提高纺织服装行业有效供给能力。第四,重点改进影响要素保证纺织服装消费可持续性。第八章通过对日本、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进行分析并借鉴。得出政府规划战略和政策引导、时尚教育和培训、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和高端技术的启示。在借鉴国外和我国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有关的经济理论和前面的分析结果,未来我国要实现的服装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应该建立和完善以下各方面的政策:一、提高企业满意度;二、提高政府满意度;三、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四、提高消费者满意度。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应该遵循的原则:一、生态文明优先;二、区域协调发展;三、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四、“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五、创意设计人才战略。
龙俊鹏[8]（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指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王许亮[9]（2020）在《服务业集聚对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业集聚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随着服务业占经济比重的持续攀升,服务业集聚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典型事实,服务业集聚的生产率效应也日益彰显。与此同时,中国服务业发展引起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问题不容乐观,亟需通过提升服务业碳生产率来促进服务业低碳发展,而服务业集聚就是推动服务业碳生产率增长的一条关键途径。然而,已有文献聚焦服务业集聚对经济整体或工业碳生产率的作用,鲜有关注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自身碳生产率的影响,并且大多局限于地区层面的视角,难以揭示细分服务行业集聚的生产率效应。鉴于此,本文首先以集聚外部性理论与前沿文献为支撑,探讨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随后,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对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进行再测算。最后,系统考察服务业集聚对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在理论层面,服务业集聚能够以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等形式对服务业碳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服务业集聚通过知识与技术溢出、要素分享与匹配、基础设施与中间服务共享等外溢机制提高服务业碳生产率。具体地,服务业集聚可以有效促进高技能人才、节能信息、环保知识、低碳技术等要素的跨企业流动,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实现基础设施与中间投入共享,促进服务企业及其所在行业的能源效率改进及CO2减排,进而推动服务业碳生产率增长。服务业集聚可通过要素流动等机制对服务业碳生产率产生正向的空间外溢与行业外溢效应。此外,由于不同地区服务业集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具体作用方向可能呈现区域异质性;同时,鉴于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属性各不相同,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可能存在行业差异。在经验层面,首先对中国服务业集聚进行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集聚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并且服务业集聚的地区与行业差异分别呈现扩大和缩小态势。其次,将组群异质性纳入碳生产率测度体系,采用非径向metafrontier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服务业碳生产率进行再测度,并考察其收敛性。结果表明,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且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的地区和行业差异均呈现上升格局。最后,构建计量模型,基于2004-2017年的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从二维视角考察服务业集聚对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具体影响。地区层面的回归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地区服务业集聚与当地及邻近地区的服务业碳生产率均呈“U”型曲线关系,且大多数样本的服务业集聚处在“U”型曲线拐点的右侧,即地区服务业集聚在整体上提高了本地及邻近地区的服务业碳生产率。同时,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对本地及周边地区的服务业碳生产率均具有积极作用。另外,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主要通过知识与技术外溢以及基础设施共享等途径实现。分组检验发现,不同时期的服务业集聚均有助于提高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并且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东、西部地区以及生产性服务部门。行业层面的估计结果显示:总体上看,服务行业集聚对行业自身及邻近行业的碳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推动作用。服务行业集聚能够通过知识与技术外溢以及要素匹配与共享等机制促进行业碳生产率提升。分组回归表明,样本前期（2004-2008年）与样本后期（2009-2017年）的服务行业集聚分别对碳生产率产生了负向和正向效应。另外,生产性服务行业对自身及邻近行业的碳生产率均存在积极影响,而生活性服务行业不仅未对自身的碳生产率发挥预期的促进效应,甚至还抑制了邻近行业的碳生产率增长。上述结论既有利于正确看待服务业的低碳发展绩效,也有利于从多个维度来认识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低碳发展的具体影响,还可以为服务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对于实现中国服务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然而,本文对服务业集聚效应的研究尚有不足之处。在服务业微观层面的能源环境数据可以获取时,我们将对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赵阳[10]（2020）在《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蔡昉、李培林等大量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人口红利,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长期有效的执行,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显着变化,中国的人口红利日益消失,老龄少子化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2004年以来,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和区域中心城市开始普遍面临着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技术进步,加快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成为我国各地区应对人口红利消退的一个必要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各地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取得明显成效,中央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根据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物质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是经济产出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中,劳动投入既包括劳动力数量投入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加快对以劳动力供给数量为主的依赖向劳动力供给质量为主的转变。因此,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地区的劳动力质量。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气候条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各地区人口分布不均衡特征显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推动的人口迁移使得我国的区域人口集聚的空间特征更加明显。人口集聚的过程包含了为了更好生活就业的大量劳动年龄人口迁移,这一定程度上推迟了人口集聚地区人口红利的消失,大量高技能人口的集聚也提高了集聚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但是,劳动生产率与人口集聚是否存在着理论上的关联,人口集聚能否有效促进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存在着人口集聚促进地区劳动生产率的经验证据,以及如何通过人口集聚来促进地区劳动生产率提高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为此,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理论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人口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关系,建立多个实证模型研究中国人口集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且根据研究结论和中国实际,提出促进我国人口合理集聚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对策建议,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较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我国各地区如何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分析中国人口集聚与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四分位图、全局自相关、局部自相关对中国人口和高技能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人口和高技能人口主要在东部地区集聚,并且由东部地区向内陆地区,人口集聚程度依次递减,中国人口和高技能人口空间分布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并且高技能人口集聚程度在近几年呈模型的上升趋势。利用极差、标准差、变异系数等指标研究中国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差距,发现中国各省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均存在较显着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具有扩大的趋势。分析中国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特征,发现中国省际劳动生产率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其集聚特征与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类似,均表现出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二是实证研究中国人口集聚对省际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以2000年至2015年各省数据为样本,选择合适指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中国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进一步根据人口受教育程度将总人口分为高技能人口和低技能人口,进而从高技能人口集聚和低技能人口集聚角度出发,分别研究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照研究结果指出只有高技能人口集聚才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考虑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分别研究人口集聚、高技能人口集聚、低技能人口集聚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再次发现低技能人口集聚影响不显着,且高技能人口集聚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强于第二产业,这意味着各地区积极实施吸引人才集聚的各项政策是明智的,这更加有利于促进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加快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三是实证研究中国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省际差异影响。考虑到不同省份间存在着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考察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着显着的地区差异,人口集聚能否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是十分必要。为此,本文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分位数效应,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高技能人口集聚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影响存在分位数效应。这表明随着地区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高技能人口集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会逐渐变小,高技能人口集聚具有显着的分位数效应。研究结果还指出高技能人口集聚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影响具有显着的地区差异,存在着分位数效应,即高技能人口集聚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作用随着地区劳动生产率水平值的提高而变小,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利用模型估计结果的系数差检验,研究高技能人口集聚对中国省际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影响,检验结果再次证实了高技能人口集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效果与水平值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高技能人口集聚能够显着缩小中国省际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四是实证研究中国人口集聚对省际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尽管已经证实了人口集聚对中国省际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是考虑到区域异质性和规模报酬递增机制,有必要研究人口集聚对中国省际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为此,本文利用门限回归模型,以高技能人口比例、城镇化率、人口抚养比、非农就业人口比例、信息化水平为门限变量,再次实证研究中国省际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发现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门限效应,当一个地区的高技能人口比例越高,则该地区的人口集聚对总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大,相应的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率越高、人口抚养比越低、非农就业人口比例越高、信息化水平越高,则该地区的人口集聚对总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大。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为因变量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再次证实了这一结论。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和中国地区人口经济发展实际,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人口集聚程度、推动人才政策落实、进一步开放户籍政策、提高城镇化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强教育、促进交流等政策建议。
二、北京就业市场’98走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就业市场’98走势（论文提纲范文）
（1）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
| 1.2.2 人口因素对房地产需求及价格的影响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房地产市场 |
| 1.3.2 人口年龄结构 |
| 1.4 研究路线、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基础 |
| 2.1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相关理论 |
| 2.1.1 房地产市场供求理论 |
| 2.1.2 人口转变理论 |
| 2.1.3 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代际转移理论 |
| 2.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分析 |
| 2.2.1 理论分析框架 |
| 2.2.2 世代交叠模型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情况 |
| 3.1 房价变动情况 |
| 3.1.1 房价变动趋势 |
| 3.1.2 房价变动特征 |
| 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 |
| 3.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
| 3.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 |
| 3.2.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3.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3.3.1 婴儿潮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2 老龄化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3 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宏观视角 |
| 4.2.1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2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3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未来房价增速的影响 |
| 4.3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微观视角 |
| 4.3.1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人口普查数据 |
| 4.3.2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
| 4.4 本章小结 |
| 5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与经验启示 |
| 5.1 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与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 |
| 5.1.1 房地产市场情况 |
| 5.1.2 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
| 5.1.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5.2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5.3 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启示 |
| 5.3.1 人口转变的内在规律 |
| 5.3.2 婴儿潮对房价的影响 |
| 5.3.3 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 |
| 5.3.4 不同层级城市房价的变动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基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6.1.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模型选择 |
| 6.1.2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参数设定 |
| 6.1.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结果 |
| 6.2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1 不同生育率方案下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2 考虑城镇化率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3 考虑跨区域流动人口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促进房价平稳运行 |
| 7.2.2 强化住房居住功能,防范楼市投机行为 |
| 7.2.3 坚持“因城施策”,实现差异化引导 |
| 7.2.4 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满足流动人口住房需求 |
| 7.2.5 加强房地产调控,保障市场健康发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集聚文献综述 |
| 1.2.2 劳动生产率文献综述 |
| 1.2.3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文献综述 |
| 1.2.4 对已有文献的思考 |
| 1.3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集聚 |
| 2.1.2 劳动生产率 |
| 2.2 城市集聚经济的微观基础 |
| 2.2.1 共享 |
| 2.2.2 匹配 |
| 2.2.3 学习 |
| 2.3 集聚和区域增长理论 |
| 2.3.1 资本流动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 2.3.2 劳动力流动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 2.4 集聚经济范围理论 |
| 2.4.1 产业范围 |
| 2.4.2 空间范围 |
| 2.4.3 时间范围 |
| 2.4.4 考虑集聚经济范围的生产函数 |
| 第3章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框架 |
| 3.1 产业集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1.1 人力资本 |
| 3.1.2 资本深化 |
| 3.1.3 技术进步 |
| 3.2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影响分析 |
| 3.2.1 不同类型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分析 |
| 3.2.2 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分析 |
| 3.3 拥挤效应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分析 |
| 3.4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第4章 中国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现状与特征分析 |
| 4.1 中国产业集聚现状与特征分析 |
| 4.1.1 产业集聚测度方法 |
| 4.1.2 产业发展现状与特征 |
| 4.1.3 产业空间分布特征 |
| 4.1.4 城市产业集聚差距度量 |
| 4.2 中国劳动生产率发展现状与特征 |
| 4.2.1 劳动生产率发展现状 |
| 4.2.2 劳动生产率空间特征 |
| 4.2.3 城市劳动生产率差距度量 |
| 4.3 中国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一致性特征分析 |
| 4.3.1 中国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耦合性分析 |
| 4.3.2 中国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相关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实证研究及机制检验 |
| 5.1 模型设计 |
| 5.1.1 实证模型设定 |
| 5.1.2 内生性分析 |
| 5.1.3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
| 5.1.4 描述性分析 |
| 5.2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相关性分析 |
| 5.2.2 实证结果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3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机制检验 |
| 5.3.1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介绍 |
| 5.3.2 中介变量度量 |
| 5.3.3 实证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
| 6.1 产业集聚对东、中、西部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 6.1.1 东、中、西部样本特征描述 |
| 6.1.2 实证结果 |
| 6.2 不同类型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 6.2.1 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度量 |
| 6.2.2 实证结果 |
| 6.3 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 6.3.1 不同类型产业划分及特征描述 |
| 6.3.2 实证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
| 7.1 相关文献述评 |
| 7.2 模型设计 |
| 7.2.1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介绍 |
| 7.2.2 检验原理 |
| 7.2.3 实证模型设定 |
| 7.3 实证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8.1 相关文献述评 |
| 8.2 模型设计 |
| 8.2.1 常用空间计量模型介绍 |
| 8.2.2 偏微分分解方法介绍 |
| 8.2.3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 8.2.4 实证模型设定 |
| 8.3 实证结果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现代化与人口老龄化基础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现代化概述 |
| 2.1.2 人口老龄化 |
| 2.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主要内容 |
| 2.2.1 “两种生产”理论 |
| 2.2.2 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理论 |
| 2.2.3 人口再生产理论 |
| 2.2.4 人与社会关系理论 |
| 2.3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2.3.1 中国领导人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3.2 国内学者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4 国外关于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理论 |
| 2.4.1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
| 2.4.2 保罗·埃里奇的人口爆炸论 |
| 2.4.3 兰德里的人口转变理论 |
| 第3章 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3.1 工业革命促成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转变 |
| 3.1.1 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2 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3 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人口向老龄化转变 |
| 3.2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
| 3.2.1 死亡率和出生率变化是表层原因 |
| 3.2.2 人与社会关系变化是深层原因 |
| 3.3 现代化进程中老龄化问题的共性影响 |
| 3.3.1 导致人口生育率降低 |
| 3.3.2 使人与社会矛盾尖锐 |
| 3.3.3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
| 3.3.4 将促使生产关系调整 |
| 3.4 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不足 |
| 3.4.1 使人的生产屈从于物质资料生产 |
| 3.4.2 强调老龄化措施作用忽略根本矛盾 |
| 3.4.3 忽视中产阶层对人口结构调整作用 |
| 3.4.4 社会资源过于集中造成生育率低迷 |
| 第4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4.1 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与老龄化的形成历程 |
| 4.1.1 1950-1970 年:农业经济形态人口进入爆发增长期 |
| 4.1.2 1971-1980 年:工业经济形态人口与社会发展协调 |
| 4.1.3 1981-2010 年:人口增速下降并向老龄化趋势过渡 |
| 4.1.4 2011-2020 年:服务经济形态促使老龄化程度加深 |
| 4.2 中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特殊性原因 |
| 4.2.1 50-60 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 |
| 4.2.2 计划生育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转化 |
| 4.2.3 可支配收入低造成生育欲望下降 |
| 4.2.4 主体经济结构变化促老龄化形成 |
| 4.3 中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 |
| 4.3.1 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
| 4.3.2 社会与家庭负担加重 |
| 4.3.3 加速社会养老保险枯竭 |
| 4.3.4 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分化 |
| 4.3.5 社会文化逐渐趋于保守 |
| 4.4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4.4.1 将对传统经济增长依存点产生强烈消极影响 |
| 4.4.2 促使区域间发展失衡加速贫富两极分化程度 |
| 4.4.3 长期看有利于加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蝶变 |
| 第5章 人口结构隐含规律与中国老龄化走势及展望 |
| 5.1 基于“两种生产”理论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人口黄金分割 |
| 5.1.1 “两种生产”理论决定了人口黄金分割的必然 |
| 5.1.2 人口黄金分割揭示了死亡率与出生率博弈关系 |
| 5.1.3 人口黄金分割解释了现代化国家的繁荣与衰退 |
| 5.1.4 人口黄金分割失衡对“两种生产”产生反作用 |
| 5.2 以人口黄金分割推论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 |
| 5.2.1 过去-人口扩张型的金字塔形态 |
| 5.2.2 现在-出生率收缩型的菱形形态 |
| 5.2.3 未来-人口衡定型的铅笔形形态 |
| 5.3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
| 5.3.1 2021-2025 年老龄人超过0-14 岁人口 |
| 5.3.2 2026-2035 年将出现人口负增长 |
| 5.3.3 2036-2050 年进入重度老龄社会阶段 |
| 5.4 中国老龄化问题应对的目标和原则 |
| 5.4.1 老龄化问题解决的阶段性目标 |
| 5.4.2 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基本原则 |
| 第6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措施 |
| 6.1 优化人口政策 |
| 6.1.1 提倡适度放开生育政策 |
| 6.1.2 以人口黄金分割结构平衡为调整基准 |
| 6.1.3 政策需考虑与社会各因素的动态匹配 |
| 6.1.4 追求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素质结构 |
| 6.2 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
| 6.2.1 统筹推进养老保障“三支柱”互补 |
| 6.2.2 改进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多渠道增值 |
| 6.2.3 健全企业年金制度以降低运营风险 |
| 6.2.4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拓宽保障覆盖面 |
| 6.3 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 |
| 6.3.1 改变生养抚育造成的财富挤出效应 |
| 6.3.2 提升人口素质以弥补人力资源缺口 |
| 6.3.3 扶持“成人二次教育”推动多维就业 |
| 6.3.4 建立就业公共信息体系提供引流服务 |
| 6.4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
| 6.4.1 推动以信息科技化为载体O2O老年服务体系建设 |
| 6.4.2 建立含医疗、教娱、关爱及监控的综合服务中心 |
| 6.4.3 建立社区互助体系鼓励适龄老年人发挥就业余热 |
| 6.4.4 发展以基层社区为主干线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 |
| 6.5 深化社会养老服务 |
| 6.5.1 多渠道扶持与支撑家庭养老模式 |
| 6.5.2 建立居家养老“三级”服务体系 |
| 6.5.3 注重综合性福利养老服务体建设 |
| 6.5.4 培育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养老作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 ——基于中国的经验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市场潜能相关问题研究 |
| 1.3.2 劳动力流动相关问题研究 |
| 1.3.3 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相关问题研究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5.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5.2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6 论文主要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市场潜能 |
| 2.1.2 劳动力流动与劳动力迁移 |
| 2.2 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基础 |
| 2.2.1 宏观视角下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分析 |
| 2.2.2 微观视角下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分析 |
| 2.2.3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劳动力流动 |
| 2.3 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影响机理分析 |
| 2.3.1 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的模型分析 |
| 2.3.2 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渠道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分析 |
| 3.1 市场潜能的测度 |
| 3.1.1 哈里斯(Harris)市场潜能函数 |
| 3.1.2 克鲁格曼(Krugman)市场潜能函数 |
| 3.1.3 MA指数与SA指数 |
| 3.2 市场潜能相关数据处理及说明 |
| 3.2.1 样本选择 |
| 3.2.2 数据处理 |
| 3.3 市场潜能的层级分布特征 |
| 3.3.1 市场潜能的区域分布特征 |
| 3.3.2 市场潜能的省际分布特征 |
| 3.3.3 市场潜能的城市分布特征 |
| 3.4 劳动力流动相关数据处理及说明 |
| 3.5 劳动力流动的层级分布特征 |
| 3.5.1 劳动力流入规模的总体分布特征 |
| 3.5.2 劳动力流入规模的区域分布特征 |
| 3.5.3 劳动力流入规模的省际分布特征 |
| 3.5.4 劳动力流入规模的结构分布特征 |
| 3.6 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的对比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经典面板模型下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
| 4.1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1.1 变量选择 |
| 4.1.2 数据来源 |
| 4.2 模型的设定 |
| 4.2.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4.2.2 模型的共线性检验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基准结果分析 |
| 4.3.2 内生性检验 |
| 4.3.3 交互效应检验 |
| 4.3.4 异质性检验 |
| 4.4 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机制检验 |
| 4.4.1 市场潜能的企业布局选择与集聚机制检验 |
| 4.4.2 市场潜能的工资溢价机制检验 |
| 4.4.3 市场潜能的公共服务机制检验 |
| 4.4.4 市场潜能的就业机制检验 |
| 4.4.5 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空间效应 |
| 5.1 空间关联的测度与分析 |
| 5.1.1 空间相关性的测度 |
| 5.1.2 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关联性 |
| 5.2 空间面板模型的设定 |
| 5.2.1 模型的设定 |
| 5.2.2 模型的识别 |
| 5.2.3 模型的估计结果 |
| 5.2.4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5.3 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
| 5.3.1 空间效应分解原理 |
| 5.3.2 不同空间计量模型中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
| 5.3.3 空间杜宾模型参数估计的效用分解 |
| 5.3.4 空间溢出效应的区域异质性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影响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的因素分析 |
| 6.1 影响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的主要因素 |
| 6.1.1 新经济地理因素 |
| 6.1.2 相关制度因素 |
| 6.1.3 空间经济因素 |
| 6.2 面板门槛模型原理及估计方法 |
| 6.3 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门槛效应 |
| 6.3.1 模型的设定 |
| 6.3.2 门槛变量的选择 |
| 6.3.3 门槛检验结果及分析 |
| 6.3.4 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论文结论及研究展望 |
| 7.1 论文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非正式制度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外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结构 |
| 1.3.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1.1 马克思与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 |
| 2.1.2 非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
| 2.1.3 非正式制度变迁 |
| 2.2 社会学相关理论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2.1 微观社会交换和非正式规范的产生与维持 |
| 2.2.2 宏观社会交换与社会制度化结构的维持和变迁 |
| 2.2.3 非正式规范与正式组织规则的相互作用 |
| 2.3 新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3.1 文化传统 |
| 2.3.2 习俗习惯 |
| 2.3.3 伦理道德 |
| 2.3.4 意识形态 |
| 2.4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4.1 非正式制度的界定和功能 |
| 2.4.2 制度决定经济发展 |
| 2.4.3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 |
| 第3章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概况 |
| 3.1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
| 3.1.1 在意识形态方面 |
| 3.1.2 在文化传统方面 |
| 3.1.3 在习俗习惯方面 |
| 3.1.4 在伦理道德方面 |
| 3.2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的特性 |
| 3.2.1 具有路径依赖性 |
| 3.2.2 具有嵌入性 |
| 3.2.3 具有集体规范性 |
|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非正式制度建设历程 |
| 3.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意识形态的建设历程 |
| 3.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文化制度的改革历程 |
| 3.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关于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索历程 |
| 第4章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1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1.1 非正式制度通过生产力结构配置效率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2 非正式制度通过金融稳定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3 非正式制度通过生态可持续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4 非正式制度通过社会供需关系平衡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2 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2.1 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2.2 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2.3 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3 文化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3.1 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3.2 文化传统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3.3 文化传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4 习俗习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4.1 习俗习惯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4.2 习俗习惯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4.3 习俗习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5 伦理道德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5.1 伦理道德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5.2 伦理道德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5.3 伦理道德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6 小结 |
| 第5章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选取与趋势分析 |
| 5.1 非正式制度的测度 |
| 5.1.1 非正式制度测度的概念 |
| 5.1.2 文化传统测度指标选取 |
| 5.1.3 意识形态测度指标选取 |
| 5.1.4 习俗习惯测度指标选取 |
| 5.1.5 伦理道德测度指标选取 |
| 5.2 非正式制度及其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1 文化传统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2 意识形态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3 习俗习惯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4 伦理道德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5 非正式制度趋势分析 |
| 5.3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选取及趋势分析 |
| 5.3.1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的概念 |
| 5.3.2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与选取 |
| 5.3.3 中国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优化 |
| 5.3.4 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趋势分析 |
| 第6章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1 时序面板数据的建立 |
| 6.1.2 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的构建 |
| 6.1.3 逻辑回归拟合 |
| 6.1.4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间的函数关系 |
| 6.2 非正式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分析 |
| 6.2.1 区域面板数据的建立 |
| 6.2.2 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的构建 |
| 6.2.3 多元回归拟合 |
| 6.2.4 结果分析 |
| 6.3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传导途径的实证分析 |
| 6.3.1 传导媒介指标的选取与来源 |
| 6.3.2 传导媒介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3.3 非正式制度与传导媒介间的函数关系 |
| 6.3.4 传导媒介指标体系与中国经济发展间的函数关系 |
| 6.3.5 结果分析 |
| 第7章 非正式制度推进中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正确引导意识形态高效变迁 |
| 7.2 加快市场经济文化建设 |
| 7.3 重视习俗习惯正向有效变迁 |
| 7.4 加速推广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观 |
| 7.5 加快有效正式制度改革,拉升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发展 |
| 7.6 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文化价值 |
| 7.7 坚持党和政府引领新理念,扩大有效供给增加消费需求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含义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一、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研究方法 |
| 一、关键问题 |
|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三、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理论在中国的研究 |
| 一、对经典经济发展理论的解读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 |
|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纺织服装行业问题研究进展 |
| 一、纺织服装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
| 二、纺织服装行业出口竞争力研究 |
| 三、服装品牌、企业管理和网络因素研究 |
| 四、能源、碳排放、水足迹研究 |
| 五、纺织服装行业改革的研究 |
| 六、贸易战略和政策研究 |
| 七、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 |
| 八、纺织服装行业价值链的研究 |
| 九、科技进步与纺织服装 |
| 十、纺织服装与回收利用 |
| 十一、纺织服装行业其他方面研究 |
| 第三章 当前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基本态势 |
| 第一节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特点 |
| 一、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
| 二、从加工制造转变为自主制造和智能制造 |
| 三、从依靠传统市场转变为传统市场与新型市场并举 |
| 四、产量与质量持续增长 |
| 第二节 纺织服装行业的经济社会贡献 |
| 一、市场绩效 |
| 二、经济贡献 |
| 三、社会贡献 |
| 四、环境贡献 |
| 第三节 纺织服装行业面临的风险 |
| 一、纺织服装企业规模 |
| 二、纺织服装企业盈利能力 |
| 三、纺织服装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
| 四、纺织服装企业投资回报能力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纺织服装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社会相关 |
| 第一节 全国层面纺织服装的生态环境分析 |
| 一、基于碳排放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二、基于水耗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第二节 粤港澳大湾区层面纺织服装业生态环境分析 |
| 一、基于碳排放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二、基于水耗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第三节 行业生态环境效率比较分析 |
| 一、行业能耗及碳排放比较 |
| 二、行业能耗及碳排放对经济影响比较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开放政策评价:政府相关 |
| 第一节 纺织服装行业政策演化及评价 |
| 一、纺织服装行业政策历史脉络分析 |
| 二、纺织服装行业政策评价 |
| 第二节 加入WTO对纺织服装业影响评价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三、数据来源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国外政策对纺织服装业影响评价 |
| 一、理论基础与模型设定 |
|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 |
| 第六章 纺织服装行业供给侧改革效果评价:企业相关 |
| 第一节 引言及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
| 一、理论假设 |
| 二、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第四节 纺织服装行业供给侧改革效果评价 |
| 一、行业供给侧改革现状分析 |
| 二、行业效率测度及分解分析 |
| 三、供给侧因子对行业效率的影响分析 |
| 第五节 纺织服装供给侧改革结论与建议 |
| 第七章 纺织服装行业消费影响的定量分析:消费者相关 |
| 第一节 纺织服装行业产品消费者效用评价分析 |
| 第二节 纺织服装行业消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理论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八章 境外的经验启示及我国的战略与原则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借鉴 |
| 一、发达国家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经验 |
| 二、发达国家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启示 |
| 第二节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
| 一、提高企业满意度 |
| 二、提高政府满意度 |
| 三、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 |
| 四、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
| 第三节 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应该遵循的原则 |
| 一、生态文明优先 |
| 二、区域协调发展 |
| 三、产业融合创新发展 |
| 四、“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 |
| 五、创意设计人才战略 |
| 参考文献 |
| 指导教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
| 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8）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9）服务业集聚对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产业集聚的效应研究 |
| 2.1.1 产业集聚外部性的代表性理论概述 |
| 2.1.2 集聚对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影响 |
| 2.1.3 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
| 2.1.4 集聚对绿色生产率(效率)的影响 |
| 2.2 碳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
| 2.2.1 碳生产率的涵义与测算 |
| 2.2.2 碳生产率的分组比较 |
| 2.2.3 碳生产率的收敛性 |
| 2.2.4 碳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
| 2.3 集聚影响碳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
| 2.4 服务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5 总结性述评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碳生产率的总体影响 |
| 3.1.1 理论模型 |
| 3.1.2 理论机理 |
| 3.2 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 |
| 3.3 服务业集聚的行业外溢效应 |
| 3.4 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区域异质性 |
| 3.5 服务业集聚效应的行业异质性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服务业集聚的测算与收敛性分析 |
| 4.1 产业集聚的主要测算方法 |
| 4.2 中国地区服务业集聚的测算与分析 |
| 4.2.1 测算方法及数据说明 |
| 4.2.2 结果分析 |
| 4.3 中国服务业分行业集聚的测算与分析 |
| 4.3.1 测算方法及数据说明 |
| 4.3.2 结果分析 |
| 4.4 中国服务业集聚的收敛性分析 |
| 4.4.1 收敛方法说明 |
| 4.4.2 σ收敛分析 |
| 4.4.3 绝对β收敛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的测算与收敛性分析 |
| 5.1 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的测算方法 |
| 5.1.1 生产可能性集(Production Possibility Set,PPS) |
| 5.1.2 非径向SBM方向性距离函数 |
| 5.1.3 MML指数 |
| 5.1.4 ML 指数、SML指数与BML指数 |
| 5.2 变量及数据处理 |
| 5.3 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的测算结果 |
| 5.3.1 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的测算结果:地区层面 |
| 5.3.2 服务业碳生产率指数的测算结果:行业层面 |
| 5.4 服务业碳生产率的收敛性分析 |
| 5.4.1 服务业碳生产率收敛方法 |
| 5.4.2 σ收敛检验结果 |
| 5.4.3 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服务业集聚对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地区层面的经验证据 |
| 6.1 计量模型 |
| 6.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6.2.1 被解释变量 |
| 6.2.2 核心解释变量 |
| 6.2.3 控制变量 |
| 6.2.4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传统OLS模型的回归结果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及回归结果 |
| 6.3.3 不同集聚模式对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 |
| 6.3.4 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 6.3.5 分时间段回归 |
| 6.3.6 分区域回归 |
| 6.3.7 分行业集聚对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服务业集聚对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
| 7.1 计量模型 |
| 7.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7.2.1 被解释变量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 |
| 7.2.3 控制变量 |
| 7.3 传统OLS模型的回归结果 |
| 7.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7.3.2 异方差与序列相关问题的处理 |
| 7.3.3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7.3.4 基准结果分析 |
| 7.3.5 稳健性检验 |
| 7.4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及回归结果 |
| 7.4.1 估计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的确定 |
| 7.4.2 回归结果分析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4.4 服务行业集聚对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 7.4.5 分时期回归 |
| 7.4.6 分行业回归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情况 |
| 附录 |
（10）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文章结构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文章结构 |
| 1.3 研究方法与文章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文章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口集聚 |
| 2.1.2 劳动生产率 |
| 2.2 人口集聚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2.1 人口集聚的成因 |
| 2.2.2 人口集聚的效应 |
| 2.3 劳动生产率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3.1 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
| 2.3.2 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人口集聚特征与劳动生产率区域差异 |
| 3.1 中国人口集聚度量与区域比较 |
| 3.1.1 人口集聚测量指标 |
| 3.1.2 人口集聚程度的省际比较与分析 |
| 3.2 中国人口空间集聚特征识别 |
| 3.2.1 人口空间分布情况分析 |
| 3.2.2 莫兰指数简介 |
| 3.2.3 全局自相关分析 |
| 3.2.4 局部自相关分析 |
| 3.3 中国劳动生产率度量与区域比较 |
| 3.3.1 劳动生产率测量指标 |
| 3.3.2 各省劳动生产率简单比较 |
| 3.3.3 各省劳动生产率差距度量 |
| 3.4 中国人口与劳动生产率空间集聚的关联性分析 |
| 3.4.1 劳动生产率空间集聚特征识别 |
| 3.4.2 人口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耦合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人口集聚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机制分析 |
| 4.1.1 人口集聚能够促进学习 |
| 4.1.2 人口集聚提高匹配效率 |
| 4.2 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2.1 面板数据模型及估计方法 |
| 4.2.2 实证模型与指标选取 |
| 4.2.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4.2.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 高低技能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分析 |
| 4.3.1 相关性分析 |
| 4.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 人口集聚对第二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 4.4.1 相关性分析 |
| 4.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 |
| 5.1 分位数回归方法简介 |
| 5.2 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 |
| 5.2.1 总体人口集聚影响的分位数效应 |
| 5.2.2 高低技能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分析 |
| 5.3 高技能人口集聚对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 |
| 5.3.1 高技能人口集聚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影响 |
| 5.3.2 高技能人口集聚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影响 |
| 5.3.3 高技能人口集聚对总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系数差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
| 6.1 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非线性影响的理论分析 |
| 6.1.1 区域异质性下的人口集聚作用差异 |
| 6.1.2 人口集聚影响的边际效应递增 |
| 6.2 非线性实证模型构建 |
| 6.2.1 门限面板回归方法简介 |
| 6.2.2 门限变量选取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 |
| 6.3.2 人口集聚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 |
| 6.3.3 人口集聚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四、北京就业市场’98走势（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D]. 陈钰晓. 四川大学, 2021(12)
- [2]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D]. 李朋骜.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D]. 朱翠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4]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5]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 ——基于中国的经验分析[D]. 王金波. 辽宁大学, 2020(07)
- [6]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D]. 赵羿安. 吉林大学, 2020(08)
- [7]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D]. 卢灿生. 深圳大学, 2020(11)
- [8]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9]服务业集聚对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王许亮.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10]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赵阳.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