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激光的早期发展(1960～1964)（论文文献综述）
李昕然[1]（2021）在《基于缅甸琥珀探讨中生代晚期蜚蠊的演化分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蜚蠊是昆虫中保存化石较多的类群之一,最早化石记录可追溯至石炭纪。大多数化石属种仅前翅已知,不仅有效性存疑,而且难以反映蜚蠊的演化。虽然已有一些保存完整的蜚蠊化石被报道,但仍不足以阐明蜚蠊的演化过程,尤其是现生蜚蠊及其主要分支的起源和演化。白垩纪缅甸琥珀中保存了大量、多样的蜚蠊化石,且可观察到精细形态特征。蜚蠊的分类和鉴定高度依赖细微形态,而缅甸琥珀为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量信息,成为深入了解蜚蠊演化的重要窗口。本研究对蜚蠊化石分类体系进行了评估和修订,在此基础上描述了缅甸琥珀中保存的代表性蜚蠊种类,从而探讨中生代晚期蜚蠊的演化分异。本论文回顾了蜚蠊大类的分类研究历史。“蜚蠊”一词以及对应的诸多学名具有严重歧义。为明确划定研究范畴、明确指代研究对象,本论文参照前人做法,主要根据产卵器的差异将广义蜚蠊划分为若干类群,并选用和定义以下学名:全网翅类Holopandictyoptera（所有蜚蠊及其非蜚蠊后代）、始祖蠊类Eoblattodea（具有螽斯型产卵器的蜚蠊）、网翅目Dictyoptera（具有螳螂型产卵器的蜚蠊及其所有后代）、蜚蠊支系Blattodea（具有现生蜚蠊型产卵器的蜚蠊及其非蜚蠊后代）和蜚蠊亚目Blattaria（具有现生蜚蠊型产卵器的蜚蠊）。本论文评估了现生蜚蠊前翅脉相在分类和谱系研究中的作用,并结合前人研究,认为基于前翅脉相特征建立的分类体系并不可靠,尤其是基于无独征的前翅或无独特特征组合的前翅建立的科级分类单元。本论文共描述保存于缅甸琥珀中的蜚蠊标本36块和网翅目卵荚标本1块。其中补充描述了舒捷蠊Manipulator modificaputis Vrsansky&Bechly,2015 和胡氏花小蠊Huablattula hui Qiu et al.,2019,并发现以下新分类单元:瘤背蠊属Nodosigalea Li&Huang,2018、缅甸瘤背蠊Nodosigalea burmanica Li&Huang,2018、白垩螱蠊属Crenocticola Li&Huang,2019、缅甸白垩螱蠊Crenocticola burmanica Li&Huang,2019、拟捷蠊属（新属）Manipulatoides gen.nov.、晕影拟捷蠊（新属新种）Manipulatoides obscura gen.&sp.nov.、小尾蠊属 Cercoula Li&Huang,2021、短翅小尾蠊 Cercoula brachyptera Li&Huang,2021、三叶蠊属（新属）Triloblatta gen.nov.、单色三叶蠊（新属新种）Triloblatta unicolor gen.&sp.nov.、剑尾蠊科（新科）Ensiferoblattidae fam.nov.、剑尾蠊属（新属）Ensiferoblatta gen.nov.、树蟋剑尾蠊（新属新种）Ensiferoblatta oecanthoides gen.&sp.nov.、长蠊属（新属）Proceroblatta gen.nov.和硕长蠊（新属新种）Proceroblatta colossea gen.&sp.nov.。另外,订Crenocticola svadba Podstrelena,2020为Crenocticola burmanica之新异名。缅甸瘤背蠊为地鳖蠊亚科的已知最早化石;缅甸白垩螱蠊为螱蠊科的已知最早化石;短翅小尾蠊为首个短翅型蜚蠊化石;树蟋剑尾蠊和硕长蠊为始祖蠊类的已知最晚化石。更重要的是,单色三叶蠊支持白蚁起源于地鳖蠊总科,而不支持起源于蜚蠊总科。这与前人的形态谱系研究吻合,但与最新的分子谱系研究以及本研究中的DNA谱系结果相悖。本研究利用已发表的DNA数据进行了贝叶斯法谱系推断和分化时间估算。其结果与化石记录共同表明,现生蜚蠊3个总科均起源于侏罗纪晚期或侏罗一白垩之交。同时期还有许多蜚蠊类群共存,其中,以捷蠊科为代表的“瘦长型”蜚蠊和以鞘蠊科为代表的“硬化型”蜚蠊均已灭绝,推测其倾向于暴露的生活习性为灭绝的主要原因。而“传统型”蜚蠊倾向于隐蔽的生活习性和广泛的食谱使其生存能力更强。此外,本研究并未发现能证明“瘦长型”蜚蠊为专性捕食性蜚蠊的证据,不支持前人结论。始祖蠊类的灭绝可能与被子植物大量替代裸子植物的生态位而导致寄主灭绝有关。
刘耀远[2]（2021）在《光学集体汤姆逊散射诊断方法发展及应用》文中指出在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中,辐射流体力学模拟结果与实验观测之间存在系统性偏差,这表明尚有重要的物理过程没有被现有的辐射流体模型包括,导致目前仍未能按照预期实现聚变点火。物理建模的高准确性对等离子体参数的诊断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论文针对冕区激光等离子体物理的研究需求,提出了优化光学集体汤姆逊散射（Thomson scattering）诊断精度的新方法,开展了验证性实验;并用新型汤姆逊散射诊断方法,对非均匀等离子体中的输运过程进行了实验研究。本论文在Thomson散射诊断方法和理论方面的成果有:1)提出多角度Thomson散射诊断方法,蒙特卡罗模拟分析表明,该方法可显着提升等离子体参数诊断精度;2)在数据处理方法方面,引入最小二乘法拟合和不确定度分析,可以系统性地分析诊断方法的特性,从而针对性地优化实验设计;3)从理论上阐明了热力系数与广义电子-离子漂移速度的关系,并首次提出利用Thomson散射离子声共振峰不对称性诊断热力系数。为了验证多角度Thomson散射诊断方法,我们在焦耳级激光装置上开展了实验,除了同时测量两个角度的时间演化离子声波特征谱,还布置了全息干涉诊断和单角度电子特征谱用以诊断电子密度,从实验上证实了双角度离子声波特征谱可以诊断电子密度,相比单角度离子声波特征谱诊断,新方法的电子密度诊断精度从原来高于100%提高到～30%。我们在十万焦耳级激光装置神光-180 kJ上开展了三支路Thomson诊断,尽管受参数限制导致双角度Thomson散射诊断未能给出有效的电子密度,但是电子温度的诊断精度提高到～10%。实验研究表明双角度Thomson散射诊断在无量纲散射参数α=（kλDe）-1位于1～2之间时适用。我们发现Thomson散射离子声波特征谱的不对称性与电子的热力系数密切相关,这为利用汤姆逊散射研究温度梯度驱动的电子输运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我们结合辐射流体模拟和Fokker-Planck模拟,给出了不同空间位置热力系数的演化,当存在非局域效应时,热力系数显着偏离局域理论的结果。通过分析焦耳级Thomson散射实验结果,我们首次给出了热力系数的实验演化情况,尽管细节与模拟结果不同,但趋势大体接近。
刘年凯[3]（2021）在《从科学仪器发现历史：以中国首台自制激光多普勒测速仪为中心》文中认为科学仪器史正成为一种新的书写科学史的编史学视角。本文以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筹）收藏的中国第一台自制激光多普勒测速仪为研究对象,重构由这件科学仪器连接的历史。1964年Yeh和Cummins首次将激光多普勒频移应用于流速测量,其论文被中国流体力学界从1970年代开始引用至今,但两位作者却长久不为国内学界所知,故本文首先还原Yeh和Cummins在1964年前后的科研背景。1970年清华大学沈熊等人确立了激光测速研究方向,之后与宁夏银河仪表厂合作,在1975年研制出中国首台自制的激光多普勒测速仪。本文认为,历史性科学仪器或科技藏品背后有丰富的"地矿"可待发掘,科学仪器史足以作为科学史其他编史学视角的补充和借鉴。
刘一阳[4]（2021）在《高温原位谱学技术研究金属与熔盐的相互作用》文中研究说明金属与熔盐的相互作用普遍存在于熔盐的应用过程中,并给熔盐的应用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在熔盐堆和光热电站中,熔盐对金属的腐蚀严重影响了其安全稳定运行;在熔盐电解冶金中,金属在熔盐中的溶解是引起电流效率下降的重要因素。受限于高温熔盐原位表征手段匮乏和复杂熔盐体系理论模拟的困难,金属与熔盐相互作用机理研究并不全面和深入。因此本文发展和利用多种高温熔盐原位表征技术,包括自主研制的高温熔盐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仪,定制开发的高温核磁共振装置和上海光源高温X射线吸收谱技术对三种不同类型的金属与熔盐相互作用体系进行研究,并深入探讨了相关反应机理。主要研究内容和取得的成果如下:（1）完成了高温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仪的研制以及高温核磁共振装置的改进。搭建的高温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可对800℃以下熔盐中金属离子价态和浓度进行测定,且在测试过程中可保持惰性气氛。对定制的Bruker 400 MHz宽腔核磁进行了适用于熔盐的改进,可以对750℃下熔盐体系进行测定,以确定熔盐中离子配位结构和成键性质。（2）对金属Cr与Cr（Ⅲ）离子在熔融FLiNaK（LiF:NaF:KF=46.5:11.5:42mol%）和FLiBe（LiF:BeF2=66.6:33.3 mol%）盐中的反应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金属Cr在熔融FLiBe盐中与Cr（Ⅲ）离子发生反应生成Cr（II）离子;但在熔融FLiNaK中生成的Cr（II）离子会歧化分解重新生成Cr和Cr（Ⅲ）离子,Cr（Ⅲ）离子会持续与Cr反应。进一步实验证明这种反应机理的差别是两种熔融氟盐中自由F-浓度的差异造成的。（3）对金属Be与700℃熔融FLiBe、FLiNaK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金属Be与熔融FLiNaK发生置换反应生成金属K,但不与熔融FLiBe反应。研究表明,金属K的高温挥发以及自由F-与Be的共价相互作用是导致Be在FLiNaK发生置换反应的主要原因。同时实验中检测到了F-离子与金属Be生成的BeF-中间化合物。（4）设计了Cu、Ag、Au在熔融LiCl-KCl（LiCl:KCl=60:40 mol%）中的溶解实验,对金属在熔盐中溶解后的结构及溶解机理进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溶解速率Cu>Ag>Au（不溶解）,高温原位X射线吸收谱结果表明Cu在熔盐中的溶解会形成金属团簇,机理验证实验证明了Cu、Ag、Au溶解能力随电负性增大而降低。本文工作表明,高温熔盐原位谱学仪器是研究熔盐中金属与熔盐相互作用过程中微观结构、成键性质和反应机理的有力手段。本文的工作有助于对金属与熔盐作用机理的理解,为熔盐的工业和科研应用中对金属与熔盐相互作用这一过程的防控或利用提供理论基础。
刘伟岩[5]（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邵冰[6]（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史晓玲[7]（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冯书静[8]（2020）在《技术史视野中的温州矾矿工业考古研究》文中认为温州矾矿指浙江省苍南县矾山镇及周边乡镇的明矾石矿区。本文通过学习借鉴国外工业考古理论与方法,考察温州矾矿大岗山、水尾山和鸡笼山三个矿段的采矿遗址和炼矾遗址,结合历史文献记载、田野调查材料和口述史资料,展开技术史视角中的温州矾矿工业考古研究。本论文不仅弥补了温州矾矿工业考古研究方面的空白;而且对全面认识和揭示温州矾矿工业遗址、工业考古与技术史的关系,以及工业考古个案研究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文献资料,考察温州矾矿历史沿革,以及特定时期内矾矿的历史影响;结合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探讨各遗址的历史年代问题及遗址布局存在的科学内涵,考察温州矾矿“水浸法”炼矾工艺及设施改进;依据历史文献和口述史资料,复原并绘制焙烧炉炉型结构示意图,展示温州矾矿焙烧及炉型演进情况;比较古今中外炼矾工艺,探讨温州矾矿炼矾工艺技术的独特性;基于本文对温州矾矿工业考古的研究,总结关于工业考古理论与方法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观点如下:保存和复原包含在温州矾矿工业遗址中的信息和数据。系统考察温州矾矿历史沿革,初步确定其历史年代,即温州矾矿明矾业最晚始于明朝永乐九年（1411年）三月庚辰日;清早期为民营生产模式,清中期开始官营,清末出现民营股份制经营模式;民国（1912-1949）期间的经营模式为官督商办;新中国成立后,温州矾矿于1.956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从私营、公私合营逐渐走向国有企业模式。系统梳理中国历代明矾产地分布情况,结合温州矾矿历史阶段的明矾外销,探讨温州矾矿明矾业的历史重要性;发现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温州矾矿明矾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贸易交流中心。对温州矾矿的采矿遗址和炼矾遗址进行全面而详细的阐释。田野调查研究认为,温州矾矿开采最开始采用露天法,清朝时期采用无留柱窿道法,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采用“不规则留柱回采法”。其中,溪光采矿遗址和雪花窟遗址均为无留柱窿道法;溪光采矿遗址约为清代中期或更早,雪花窟采矿遗址大约为晚清时期;水尾山深洋矿洞群和鸡笼山南洋矿洞群均采用“不规则留柱回采法”。对于采矿业来讲,矿产资源本身的储量、质量及开采技术可行性是其工业布局的前提条件,但是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需要却是采矿工业布局的决定因素。新中国成立后,矾矿炼矾车间选址和布局,按照工业地理学理论建设,反映出社会经济、自然资源与环境、科学技术之间的互补与联系。对温州矾矿技术发展特征及内涵进行新解释。综合分析发现,温州矾矿600多年来一直沿用“水浸法”炼矾工艺,其核心为煅烧-风化-溶解-结晶;虽然该工艺比较保守,但其各生产工序的设施在不断演进。其中,借助CAD复原焙烧炉,考察炉型演变序列,阐释业已消逝的传统焙烧技术,为明矾生产工艺过程的特殊见证;结合矾矿明矾产量,对焙烧炉生产技术与明矾产量关进行了新解释。同时,研究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前,温州矾矿的加温溶解主要采用逆流循环洗涤法;矾矿炼矾场址的各工序按地势由高到低布置,遵照物料运输最省力原则,其对机械化生产前的工厂布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学习借鉴西方工业考古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将其扩展于温州矾矿工业考古研究;比较分析西方工业考古与温州矾矿工业考古案例研究,本文认为工业考古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通过历史文献考察和田野考古调查,借助多种理论、方法和技术,阐释工业遗址的历史价值、科技内涵等内容。同时,工业考古为技术史研究提供详实的物质证据和数据信息,技术史反过来又有助于工业考古阐释其背后的技术特征及内涵和工业社会等深层次内容。
薛昊日[9]（2020）在《吉林省镁铁质-超镁铁质岩特征及成矿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吉林省地处古亚洲洋构造体系、环太平洋构造体系及蒙古-鄂霍茨克构造体系共同影响区域,区内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地质演化过程。伴随着不同时期的地球动力学演化,形成了大量的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在这些岩体中孕育着一批铜镍硫化物矿床,其中红旗岭、赤柏松等大中型岩浆熔离型铜镍硫化物矿床的的发现,奠定了吉林省镍资源大省的地位,为国家镍资源保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近年来,吉林省在铜镍硫化物矿床勘查中并无重大找矿突破,这表明在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及铜镍硫化物矿床的研究程度上仍然存在差距,尤其是成岩成矿岩体年代学特征、地球动力学背景及成矿作用等,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严重制约着找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本文以现代成矿理论为基础,野外勘查调研与室内测试分析相结合,探讨不同时期地球动力学演化,综合分析研究典型矿床,通过区域成矿地质条件分析研究总结区域成矿规律,明确找矿方向,为吉林省铜镍硫化物矿床研究奠定理论基础。论文主要取得如下认识:1.系统的总结了吉林省与镁铁质-超镁铁质岩有关的地球动力学演化过程,认为其经历了太古宙华北克拉通基底的形成与演化,古元古代辽吉洋构造演化,中元古代哥伦比亚超大陆的裂解,古生代-早中生代古亚洲构造域的发展与演化及滨太平洋构造域的转换。2.通过地质学及年代学研究,将吉林省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成岩事件划分为5个阶段:（1）新太古代晚期（25892398Ma）,代表岩体有荏田6号、9号岩体,小陈木沟含矿岩体,新太古代晚期发生的弧陆碰撞造山作用,闭合后的造山伸展环境是该期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形成的主要地球动力学背景;（2）古元古代中期（22371820Ma）,代表岩体有赤柏松1号岩体,形成于辽吉洋闭合后的伸展环境;（3）中元古代中期（1200Ma）,代表岩体有汉阳沟岩体,其所在的龙岗地块在中元古时期处于强烈的伸展环境,与哥伦比亚超大陆的最终裂解时限相对应;（4）中晚三叠世（245206Ma）,代表岩体有漂河川4、5号岩体、长仁-獐项5、6、11号岩体、西北岔115号岩体以及石人沟含矿岩体,形成于古亚洲洋闭合后的伸展环境;（5）早侏罗世（191175Ma）,代表岩体有福洞15、26号岩体,该期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是太平洋板块俯冲体制下弧后伸展环境的产物。3.通过对吉林地区典型铜镍硫化物矿床的研究,认为小陈木构铜镍硫化物矿床原生岩浆起源于受地壳混染或流体交代的亏损型地幔,在熔融期重力分异作用明显,矿石中存在的角砾,代表其形成于动荡的岩浆环境之中,通过年代学研究,该矿床为全国最古老的铜镍硫化物矿床（2589±10 Ma）。对成矿时代争议较大的赤柏松铜镍矿进行矿床成因分析研究,通过总结前人研究资料,确定该矿床成矿时代为古元古代中期（2237±62 Ma）,属于熔离-贯入型铜镍硫化物矿床。对红旗岭、长仁-獐项、漂河川、二道沟、石人沟开展综合研究分析,认为兴蒙造山带东段的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时间应起于245Ma,止于206Ma。其中长仁-獐项、漂河川、二道沟地球化学特征表现为低硅、低钛、高镁、贫碱、低∑REE的特征,富集LILE、亏损HFSE,与洋岛玄武岩（OIB）相似,岩浆源区为亏损的软流圈地幔,部分源区遭受富集地幔混染。S主要来自于上地幔,原始岩浆来源于原始地幔10%20%的部分熔融,深部熔离作用导致铂族元素亏损,在上升过程中受到一定成度地壳物质的混染。4.通过对早侏罗世福洞岩群进行成矿潜力分析,认为太平洋板块俯冲引起的局部熔融比例太小,硫化物在源区发生熔离,无法在地壳聚集成矿。5.吉林省铜镍硫化物矿床具有很强的成矿专属性,表现在（1）含矿岩体主要受深大断裂控制;（2）分异充分的镁铁质-超镁铁质杂岩体有利于成矿,辉石岩相是主要的含矿岩相,橄辉岩、辉橄岩、苏长岩次之,辉长岩一般不含矿;（3）含矿岩石发育贵橄榄石和古铜辉石,Fo≈En,镁铁质岩m/f值介于0.52,超镁铁质岩m/f值介于26之间,对成矿非常有利;（4）含矿岩相具有高镁、低硅、低钙、低∑REE,富集LILE、亏损HFSE的特征,Cr、Co和Ni含量较高;（5）地幔源区发生较大比例的部分熔融,达到高镁玄武质或苦橄质玄武岩浆的范畴。6.在判别含矿岩体与非含矿岩体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评价指标的建立,对各个时期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的成矿与找矿潜力作出客观评价,认为中-晚三叠世是吉林省铜镍硫化物矿床重要的成矿期,该期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数量较多,岩体分异程度高,岩相复杂,含矿率高,找矿潜力最大;古元古代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主要分布在华北克拉通北缘东段,自北向南展布,岩体形成的构造背景与中—晚三叠世岩体相似,形成于大洋闭合后的伸展环境,同样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新太古代晚期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由于岩体形成时代古老,经历了复杂的地质发展、变化过程,对矿体的保存条件要求苛刻,找矿难度较大;中元古代中期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分异程度较差,矿化程度较弱,国内同一时期形成的铜镍硫化物矿床较少,该期的成矿潜力不清,在勘查中每个岩体要结合岩体形态、分异程度、侵位深度和矿化特征等具体分析;早侏罗世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在兴蒙造山带东段零星分布,岩相相对单一,绝大部分为辉长岩（脉）,岩体的矿化较弱,因其地幔源区的部分熔融比例太小,导致大量硫化物滞留在地幔而无法形成富含金属元素的硫不饱和原始岩浆,因而不具找矿潜力。
陈雅贤[10]（2020）在《《现代军用直升机》翻译项目实习报告》文中认为2019年3月—10月,笔者在导师的指导下参加《现代军用直升机》翻译项目实习,对《现代军用直升机》一书进行翻译与审校。根据任务分配,笔者负责本书五小节（共计1,0973字）的翻译和三分之一内容（共计6,9939字）的审校工作。笔者以参与该翻译项目的实习为基础,选择翻译项目过程中的审校环节为研究对象,对整个审校过程进行回顾与总结。在报告中,笔者尝试将审校该德语军事类文本经常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结合翻译的两个阶段——理解与表达——将本次审校过程中发现的错误细化为语言层面的词语、句子和篇章三类。首先,面对德语原文文本出现的专业术语较多的问题,笔者需要查阅大量中文相关资料,寻找业内认可和遵循的译法。同时,因为军事类文本中涉及到大量军事装备的构造和操作方法等,长难句出现频率很高。为了译文的准确和通顺,笔者在审校长难句时分步骤进行,首先对照原文,判断译文是否出现漏译和错译,再对分句进行分析,判断是否需要按照中文语言表达规范和习惯调整译文语句结构。此外,笔者在审校时尽可能使译文与原文信息达到对等,在译文的语言风格等方面也尽量与原文保持一致。笔者希望通过此实习报告总结自己在审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这些困难的经验和方法,为该领域资料的翻译审校提供有启发的现实案例,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军事类文本翻译审校工作。
二、我国激光的早期发展(1960～1964)（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激光的早期发展(1960～1964)（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缅甸琥珀探讨中生代晚期蜚蠊的演化分异（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1章 研究背景 |
| 1.1 蜚蠊化石研究简史 |
| 1.2 中生代蜚蠊化石分类 |
| 1.3 蜚蠊化石的重要产地和生物群 |
| 1.4 现生蜚蠊分类体系 |
| 1.5 现生蜚蠊与化石蜚蠊分类特征体系的差异 |
| 1.6 蜚蠊亚目内外的谱系关系 |
| 1.7 蜚蠊的学名 |
| 1.8 蜚蠊和白蚁的重要化石 |
| 第2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化石材料来源及处理 |
| 2.2 形态学观察和记录 |
| 2.3 形态学术语 |
| 2.4 分类系统原则 |
| 2.5 拉丁学名中译 |
| 2.6 谱系推断和分化时间估算 |
| 2.6.1 基于形态特征的简约法分析 |
| 2.6.2 基于DNA数据的贝叶斯法谱系推断 |
| 2.6.3 贝叶斯法分化时间估算 |
| 第3章 高级分类单元的厘定 |
| 3.1 蜚蠊的大类划分和学名 |
| 3.2 前翅特征与蜚蠊化石的科级分类 |
| 第4章 系统古生物学 |
| 4.1 蜚蠊亚目Blattaria |
| 4.1.1 地鳖蠊总科Corydioidea de Saussure,1864 |
| 4.1.1.1 地鳖蠊科Corydiidae Saussure,1864 |
| 4.1.1.2 螱蠊科Nocticolidae Bolivar, 1892 |
| 4.1.1.3 捷蠊科Manipulatoridae Vrsansky&Bechly, 2015 |
| 4.1.2 蜚蠊总科Blattoidea Latreille,1810 |
| 4.1.2.1 蜚蠊科Blattidae Latreille,1810 |
| 4.1.2.2 科未定 |
| 4.1.3 硕蠊总科Blaberoidea de Saussure,1864 |
| 4.1.4 鹏蠊科Pabuonqedidae Vrsansky et al.,2019(总科未定) |
| 4.2 网翅目基干蜚蠊 |
| 4.3 始祖蠊类Eoblattodea |
| 4.3.1 剑尾蠊科(新科)Ensiferoblattidae fam. nov. |
| 4.3.2 科未定 |
| 4.4 卵荚化石 |
| 第5章 蜚蠊亚目的谱系和分化时间 |
| 5.1 蜚蠊亚目的谱系 |
| 5.2 现生蜚蠊各科起源时间 |
| 第6章 中生代晚期蜚蠊的演化分异 |
| 6.1 中生代晚期蜚蠊的总体面貌 |
| 6.2 中生代晚期蜚蠊的体态分异与生活习性 |
| 6.3 产卵器和产卵特性的演化 |
| 6.4 蜚蠊的演化路径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图版和图版说明 |
| 附录A 中英形态术语对照 |
| 附录B 拉丁学名中译 |
| 附录C 前翅特征分析所用数据和谱系树 |
| 附录D 拉丁蠊亚科和螱蠊科的简约法形态谱系重建 |
| 附录E DNA谱系推断和定年的数据和谱系树 |
| 附录F 单色三叶蠊谱系分析相关数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2）光学集体汤姆逊散射诊断方法发展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引言 |
| 1.2 惯性约束聚变研究 |
| 1.2.1 惯性约束聚变研究概述 |
| 1.2.2 物理建模的准确性问题 |
| 1.2.3 参量不稳定性的参数敏感性问题 |
| 1.3 冕区等离子体状态参数诊断概况 |
| 1.4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Thomson散射诊断研究综述 |
| 2.1 Thomson散射基础理论 |
| 2.1.1 Thomson散射谱的一般形式 |
| 2.1.2 麦氏分布下的Thomson散射谱 |
| 2.1.3 离子声波特征 |
| 2.1.4 电子等离子体波特征 |
| 2.1.5 电子-离子漂移速度 |
| 2.1.6 等离子体相关函数 |
| 2.2 Thomson散射诊断方法综述 |
| 2.2.1 Thomson理论发展简述 |
| 2.2.2 Thomson散射探针光的发展 |
| 2.2.3 单角度Thomson散射离子声波特征谱诊断的发展 |
| 2.2.4 单角度Thomson散射电子和离子特征谱联合诊断的发展 |
| 2.2.5 多波数Thomson散射诊断的发展 |
| 2.3 Thomson散射诊断在物理研究中的应用 |
| 2.3.1 多组分等离子体状态诊断 |
| 2.3.2 等离子体波的诊断 |
| 2.3.3 热输运过程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Thomson散射诊断新型排布和理论发展 |
| 3.1 Thomson散射的新型诊断排布 |
| 3.1.1 Thomson散射诊断技术发展思路 |
| 3.1.2 多角度Thomson散射谱特征 |
| 3.1.3 多角度Thomson散射诊断方法 |
| 3.2 Thomson散射诊断的统计学分析 |
| 3.2.1 散射谱的最小二乘拟合 |
| 3.2.2 参数诊断的不确定度评估方法 |
| 3.2.3 多角度Thomson散射诊断方法的特性 |
| 3.2.4 梯度的影响 |
| 3.3 Thomson散射与热力系数研究 |
| 3.3.1 等离子体输运与热力系数 |
| 3.3.2 Thomson散射与热力系数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多角度Thomson散射实验 |
| 4.1 焦耳级激光装置Thomson散射实验设计 |
| 4.1.1 平面靶Thomson散射谱评估 |
| 4.1.2 Thomson散射谱测量的光学设计 |
| 4.2 焦耳级激光装置实验结果及分析 |
| 4.2.1 焦耳级激光Thomson诊断实验开展情况 |
| 4.2.2 焦耳级激光装置实验诊断结果 |
| 4.2.3 多角度Thomson散射谱解谱方式及误差评估 |
| 4.2.4 等离子体参数诊断结果对比 |
| 4.3 十万焦耳激光装置Thomson散射实验 |
| 4.3.1 十万焦耳激光装置概况及实验安排 |
| 4.3.2 三支路实验诊断结果 |
| 4.3.3 充气腔靶实验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热力系数模拟和实验 |
| 5.1 热力系数研究价值 |
| 5.2 热力系数的数值模拟 |
| 5.2.1 FLASH流体模拟 |
| 5.2.2 Fokker-Planck 模拟 |
| 5.2.3 非局域效应与热力系数 |
| 5.3 热力系数的实验诊断 |
| 5.3.1 双角度Thomson散射离子声波特征谱诊断 |
| 5.3.2 Thomson散射离子和电子特征谱诊断 |
| 5.3.3 热力系数诊断误差评估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和展望 |
| 6.1 研究总结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3）从科学仪器发现历史：以中国首台自制激光多普勒测速仪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1 Yeh和Cummins在1964年前后的研究 |
| 2 清华大学的激光多普勒测速仪研制：1970—1980 |
| 2.1 清华大学相关研究方向的确立 |
| 2.2 张捷迁回国交流的影响 |
| 3 清华大学与宁夏银河仪表厂的合作 |
| 4 总结 |
（4）高温原位谱学技术研究金属与熔盐的相互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熔盐应用简介 |
| 1.1.1 熔盐堆中应用 |
| 1.1.2 熔盐传蓄热应用 |
| 1.1.3 熔盐电解冶金 |
| 1.1.4 熔盐法合成无机材料 |
| 1.2 金属与熔盐相互作用的反应机理 |
| 1.2.1 金属与熔盐中金属离子发生置换反应 |
| 1.2.2 金属与熔盐中同名金属离子相互作用 |
| 1.2.3 金属在熔盐中的溶解形成“金属雾” |
| 1.3 本课题研究内容及意义 |
| 第2章 高温原位谱学仪器的研制 |
| 2.1 高温谱学简述 |
| 2.2 高温熔盐原位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仪研制 |
| 2.2.1 高温原位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基本原理及其发展过程 |
| 2.2.2 自制高温紫外-可见吸收光光谱仪介绍 |
| 2.2.3 仪器性能验证 |
| 2.3 高温原位魔角核磁共振波谱仪 |
| 2.3.1 高温NMR基本原理及发展史 |
| 2.3.2 高温原位核磁共振仪介绍 |
| 2.3.3 样品池的设计 |
| 2.3.4 基于激光加热技术的高温核磁共振样品池温度标定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金属Cr与氟盐中Cr(Ⅲ)离子的相互作用研究 |
| 3.1 背景 |
| 3.2 实验部分 |
| 3.2.1 实验材料 |
| 3.2.2 原位高温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测试 |
| 3.2.3 Cr片静态腐蚀试验 |
| 3.2.4 SEM测试 |
| 3.3 结果与讨论 |
| 3.3.1 Cr(Ⅲ)和 Cr(Ⅱ)在熔融FLiNaK和 FLiBe中的存在形态 |
| 3.3.2 Cr在熔融FLiBe中与CrF_3的反应机理 |
| 3.3.3 Cr在熔融FLiNaK中与CrF_3的反应 |
| 3.3.4 CrF_2在熔融FLiNaK/FLiBe盐中稳定性差异的原因 |
| 3.3.5 腐蚀现象对反应机理的验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属Be在熔融氟盐中的溶解行为研究 |
| 4.1 背景 |
| 4.2 实验方法 |
| 4.2.1 实验材料 |
| 4.2.2 Be溶解实验 |
| 4.2.3 ICP-OES实验 |
| 4.2.4 NMR测试 |
| 4.2.5 热力学计算 |
| 4.2.6 晶体结构和NMR谱计算 |
| 4.3 结果与讨论 |
| 4.3.1 Be在熔融FLiNaK和 FLiBe中的溶解性 |
| 4.3.2 Be在不同熔盐中反应性差异 |
| 4.3.3 FLiNaK和 FLiBe结构分析 |
| 4.3.4 FLiNaK-Be和 FLiBe-Be结构分析 |
| 4.3.5 反应热力学分析 |
| 4.3.6 溶解机理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IB族金属Cu、Ag、Au在熔盐中的溶解 |
| 5.1 背景 |
| 5.2 实验方法 |
| 5.2.1 实验材料 |
| 5.2.2 溶解实验 |
| 5.2.3 ICP-OES实验 |
| 5.2.4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实验 |
| 5.2.5 XAS实验 |
| 5.2.6 SAXS实验 |
| 5.2.7 TEM实验 |
| 5.3 结果与讨论 |
| 5.3.1 Cu、Ag、Au溶解速率和溶解度 |
| 5.3.2 溶解金属后熔盐的光吸收特性 |
| 5.3.3 萃取液成分 |
| 5.3.4 熔盐中Cu的存在形式 |
| 5.3.5 溶解机理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5）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技术史视野中的温州矾矿工业考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工业考古研究 |
| 1.1.1 工业考古的起源与发展 |
| 1.1.2 国外工业考古研究 |
| 1.1.3 国内工业考古研究 |
| 1.2 明矾史研究 |
| 1.2.1 国外明矾史研究 |
| 1.2.2 国内明矾史研究 |
| 1.3 温州矾矿相关研究 |
| 1.4 小结 |
| 2 论文选题 |
| 2.1 研究内容及意义 |
| 2.2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2.3 研究方法 |
| 2.4 史料来源 |
| 2.5 创新点 |
| 3 温州矾矿历史文献考察 |
| 3.1 地理、地质概况 |
| 3.2 历史沿革 |
| 3.2.1 明清时期 |
| 3.2.2 民国时期(1912-1949) |
| 3.2.3 新中国成立后 |
| 3.3 生产状况 |
| 3.4 运输销售 |
| 3.5 采矿炼矾工艺技术 |
| 3.5.1 采矿工艺技术 |
| 3.5.2 主要炼矾工艺技术 |
| 3.5.3 其他炼矾工艺技术 |
| 3.6 资源综合利用与环境治理 |
| 3.6.1 资源综合利用 |
| 3.6.2 矿区整改及环境治理 |
| 3.7 工人教育及企业办社会 |
| 3.8 小结 |
| 4 温州矾矿田野考古调查 |
| 4.1 采矿遗址 |
| 4.1.1 溪光采矿遗址 |
| 4.1.2 水尾山采矿遗址 |
| 4.1.3 雪花窟采矿遗址 |
| 4.1.4 南洋400平硐 |
| 4.1.5 南洋312平硐 |
| 4.2 炼矾遗址 |
| 4.2.1 鸡角岭炼矾遗址 |
| 4.2.2 溪光炼矾遗址 |
| 4.2.3 福德湾炼矾遗址 |
| 4.2.4 主厂区炼矾遗址 |
| 4.2.5 其他炼矾遗址 |
| 4.3 小结 |
| 5 温州矾矿炼矾工艺及设施演进 |
| 5.1 “水浸法”炼矾工艺化学原理 |
| 5.2 焙烧及其设施 |
| 5.2.1 第一代焙烧炉 |
| 5.2.2 第二代焙烧炉 |
| 5.2.3 第三代焙烧炉 |
| 5.2.4 第四代焙烧炉 |
| 5.3 风化及其设施 |
| 5.3.1 无底木桶浸取设施 |
| 5.3.2 石-竹-草结构风化车间 |
| 5.3.3 砖-瓦-木结构风化车间 |
| 5.4 溶解及其设施 |
| 5.4.1 逆流循环洗涤溶解 |
| 5.4.2 滚筒洗砂-蒸汽加温溶解 |
| 5.5 结晶及其设施 |
| 5.5.1 简易结晶设施 |
| 5.5.2 矿硐内结晶设施 |
| 5.5.3 半机械化结晶设施 |
| 5.6 小结 |
| 6 讨论 |
| 6.1 温州矾矿历史价值 |
| 6.1.1 遗址年代问题 |
| 6.1.2 温州矾矿在中国明矾石矿中的历史情况 |
| 6.1.3 历史时期内的明矾外销 |
| 6.2 温州矾矿技术价值 |
| 6.2.1 炼矾工艺技术特征及内涵 |
| 6.2.2 焙烧炉演变序列 |
| 6.2.3 中外非金属矿工业遗存比较 |
| 6.3 工业考古的几点思考 |
| 6.3.1 基于温州矾矿工业考古的理论与方法探讨 |
| 6.3.2 中国工业考古与工业遗产之关系 |
| 7 结语 |
| 7.1 基本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2017-2019年间对温州矾矿相关人员的采访情况 |
| 附录B 温州矾矿老窑(即二代焙烧炉)二十四工种岗位资料 |
| 附录C 解放前温州矾矿使用的部分生产工具草图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吉林省镁铁质-超镁铁质岩特征及成矿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研究区范围及自然地理概况 |
| 1.2 论文选题意义及依托项目 |
| 1.3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1.3.1 岩浆铜镍硫化物矿床研究现状 |
| 1.3.2 吉林省铜镍硫化物矿床勘查及研究现状 |
| 1.3.3 存在主要问题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 实验测试方法 |
| 1.6 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 |
| 1.7 主要研究认识 |
| 第2章 区域地质背景 |
| 2.1 大地构造位置 |
| 2.2 区域地层 |
| 2.2.1 太古宇 |
| 2.2.2 古元古界 |
| 2.2.3 新元古界 |
| 2.2.4 古生界 |
| 2.2.5 中生界 |
| 2.2.6 新生界 |
| 2.3 区域构造 |
| 2.3.1 伊通—舒兰断裂 |
| 2.3.2 辉发河—古洞河断裂 |
| 2.3.3 敦化-密山断裂 |
| 2.3.4 集安—两江断裂 |
| 2.4 区域侵入岩 |
| 2.4.1 太古宙 |
| 2.4.2 元古代 |
| 2.4.3 古生代 |
| 2.4.4 中生代 |
| 2.4.5 新生代 |
| 2.5 区域变质岩 |
| 2.5.1 新太古代 |
| 2.5.2 古元古代 |
| 2.5.3 新元古代 |
| 2.5.4 早古生代 |
| 2.6 区域矿产分布 |
| 第3章 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产出的地球动力学背景 |
| 3.1 太古宙陆核的形成与发展 |
| 3.1.1 华北克拉通太古宙陆核演化发展过程 |
| 3.1.2 华北克拉通基底形成与演化 |
| 3.2 辽吉洋演化阶段 |
| 3.2.1 “辽吉洋”大地构造属性 |
| 3.2.2 “辽吉洋”的构造演化 |
| 3.3 哥伦比亚超大陆裂解 |
| 3.3.1 样品采集及岩相学特征 |
| 3.3.2 年代学与Hf同位素特征 |
| 3.3.3 地球化学元素特征 |
| 3.3.4 岩石成因及构造环境 |
| 3.4 古亚洲洋构造域演化 |
| 3.4.1 古亚洲洋最终闭合 |
| 3.4.2 古亚洲洋闭合后的伸展 |
| 3.5 环太平洋构造域演化 |
| 3.5.1 样品采集及岩相学特征 |
| 3.5.2 年代学特征 |
| 3.5.3 地球化学特征 |
| 3.5.4 岩石成因及岩浆源区性质 |
| 3.5.5 成岩构造背景 |
| 3.6 吉林地区与镁铁质-超镁铁质岩相关的构造演化史 |
| 第4章 镁铁质-超镁铁质岩特征及典型矿床研究 |
| 4.1 吉林地区镁铁质-超镁铁质岩特征 |
| 4.2 典型铜镍硫化物矿床研究 |
| 4.2.1 小陈木构铜镍硫化物矿床 |
| 4.2.2 赤柏松铜镍硫化物矿床 |
| 4.2.3 中-晚三叠世铜镍硫化物矿床 |
| 4.2.4 早侏罗世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潜力分析 |
| 第5章 区域成矿条件与成矿规律 |
| 5.1 区域成矿条件 |
| 5.1.1 地层条件 |
| 5.1.2 构造条件 |
| 5.1.3 岩浆岩成矿专属性 |
| 5.2 成矿规律 |
| 5.2.1 时空分布规律 |
| 5.2.2 矿化富集规律 |
| 5.3 找矿潜力与找矿方向 |
| 5.3.1 找矿潜力评价 |
| 5.3.2 找矿方向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现代军用直升机》翻译项目实习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翻译项目介绍 |
| 第一节 任务详情 |
| 一、原文内容 |
| 二、原文文本特点 |
| 第二节 目标受众 |
| 第三节 委托方要求 |
| 第二章 翻译审校前期准备 |
| 第一节 统筹审校任务 |
| 第二节 确立审校目标与准则,明确审校质量标准 |
| 第三节 剖析原译文,监控与评估译文质量 |
| 第四节 选择审校理论、资源和技术支持 |
| 第五节 制定审校计划 |
| 第三章 翻译审校中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
| 第一节 词语 |
| 一、专业术语 |
| 二、专有名词 |
| 三、近义词 |
| 第二节 句子 |
| 一、长难句 |
| 二、插入语 |
| 第三节 篇章 |
| 一、前后一致性 |
| 二、语言风格 |
| 第四章 翻译审校实习总结 |
| 第一节 已解决的问题及总结 |
| 第二节 未解决的问题及反思 |
| 第三节 对未来翻译及审校工作的启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一 Moderne Milit?rhubschrauber审校原文 |
| 附录二 《现代军用直升机》审校前后译文 |
| 附录三 Moderne Milit?rhubschrauber翻译原文 |
| 附录四 《现代军用直升机》翻译译文 |
| 附录五 (部分)专有名词列表 |
| 致谢 |
四、我国激光的早期发展(1960～1964)（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缅甸琥珀探讨中生代晚期蜚蠊的演化分异[D]. 李昕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2]光学集体汤姆逊散射诊断方法发展及应用[D]. 刘耀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3]从科学仪器发现历史：以中国首台自制激光多普勒测速仪为中心[J]. 刘年凯.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21(01)
- [4]高温原位谱学技术研究金属与熔盐的相互作用[D]. 刘一阳.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2021(01)
- [5]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6]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7]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8]技术史视野中的温州矾矿工业考古研究[D]. 冯书静.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1)
- [9]吉林省镁铁质-超镁铁质岩特征及成矿作用研究[D]. 薛昊日. 吉林大学, 2020(01)
- [10]《现代军用直升机》翻译项目实习报告[D]. 陈雅贤. 青岛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