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办事公道的水管所（论文文献综述）
奉海春[1]（2017）在《农田小水利治理的多层次制度分析》文中提出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国家的兴衰成败与水利密切相关,水利在国家治理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我国虽然转变了传统农田小水利治理的观念、构建了多元共同参与的农田小水利治理体制和建立了多种农田小水利治理机制,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当前农田小水利工程的迅速恶化、应对极端环境的能力低下、农用水资源短缺日益突出等治理问题。农田小水利治理的可持续依赖于完善的制度体系,因此揭示农田小水利治理困境的制度根源是解决农田小水利治理困境的基础。农田小水利治理是在多个制度层次的约束下实现的,从多层次制度之间关系的视角来探寻农田小水利治理困境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多层次制度嵌套理论和水资源治理理论,为理顺农田小水利治理与其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结合我国农田小水利治理制度现实状况和我国农田小水利治理的具体实践,本文认为农田小水利治理是在多个治理层次上展开的,即宪政治理层次、集体选择层次和操作层次,与治理层次相对应的是宪政制度、集体选择制度和操作制度等三个制度层次。本文归纳了每个治理层次上影响农田小水利治理的四个要素,即农田小水利治理制度、农田小水利治理主体、农田小水利治理权和农用水权,并在理顺以上四个个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以农田小水利治理各制度层次之间的制约关系为切入点,提出了一个有关农田小水利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首先,基于分析框架,本文借助来自广西的桂北Y村横岭渠、桂南L农民用水户协会、桂北H水库等三个农田小水利治理典型案例,分析了农田小水利治理三个制度层次及其相互关系。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农田小水利治理制度是一个由宪政制度、集体选择制度、操作制度等三个制度层次之间相互制约而成的制度体系。其中,宪政制度规范着基层政府的农田小水利行政治理权和农用水所有权,而且基层政府的行政治理权保障着其农用水所有权;集体选择制度规范着村社组织、农民用水户协会和私商等供水组织的管理权和供水权,而且供水组织的管理权保障着其供水权;操作制度规范着用水户参与与监督农田小水利治理的权利和用水权,而且用水户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保障着其用水权。二是农田小水利治理的宪政制度、集体选择制度和操作制度之间存在着制约关系,即宪政制度制约着集体选择制度,集体选择制度制约着操作制度。宪政制度、集体选择制度和操作制度三者之间的制约关系决定了,宪政制度所规范的基层政府行政治理权和农用水所有权分别制约着集体选择制度所规范的供水组织的管理权和供水权,集体选择制度所规范的供水组织管理权和供水权分别制约着操作制度所规范的用水户的参与权与监督权和用水权。三是农田小水利治理各制度层次之间的制约关系形成了农田小水利治理结构。农田小水利治理各制度层次之间在具体治权上的制约关系,形成了 一个有关农田小水利和农用水资源开发、利用、配置、治理、保护和节约等管理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治权结构”;而农田小水利各制度层次之间在具体农用水权上的制约关系,则构成了一个反映人们在农用水资源用益中的权利义务结构——“农用水权结构”。而农田小水利治权与农用水权之间的保障关系决定了农田小水利“治权结构”与“农用水权结构”之间的保障关系,并有机形成了一个有关农田小水利治理的结构——农田小水利治理结构。其次,本文以农田小水利治理的各制度层次之间的制约关系形成的农田小水利治理结构为基础,以Y村横岭渠、桂南C县X镇的L农民用水户协会、桂北Q县西北角S村H水库等三个典型案例为分析对象,揭示了农田小水利治理困境的制度逻辑:一是农田小水利治理制度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即对村社组织、农民用水户协会和私商等供水组织管理权的界定模糊;二是村社组织、农民用水户协会和私商等供水组织的管理权模糊导致农田小水利治理各制度层次之间制约关系的断裂,致使治权结构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三是农田小水利治权结构的不稳定,弱化了农田小水利治理主体的治权对其农用水权的保障,即政府行政治理权无法保障其农用水所有权、供水组织的管理权难以保障其供水权、用水户的参与权和监督权无法保障其用水权,进而导致农田小水利治理陷入困境。最后,本文针对农田小水利治理困境的制度逻辑,根据研究的结论和未来农田小水利治理的需要,提出了着眼于农田小水利治理制度的整体性、立足于制度之间的制约关系建设、以农田小水利的管理权为切入点的农田小水利治理制度的完善思路。具体的完善策略是需要宪政制度上转变政府职能;而集体选择制度则需要进一步明确村社组织、农民用水户协会和私商等供水组织的农田小水利管理权,以理顺供水组织管理权与政府行政治理权的内在制约关系;操作制度上着眼于保障用水户的用水权,需要构建旨在优化公共资源分配机制、融资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仲裁机制和制裁机制的协作机制、运作机制和参与机制。
王建军[2]（2019）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村干部角色转换研究 ——基于甘肃省S村竞争性选举的个案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村干部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村干部的行政化倾向愈加严重,基层治理中“微权力”腐败案件呈高发态势,这些现象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学界分别对村干部角色类型、村干部角色冲突以及角色转换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缺乏从制度层面如何推动村干部角色转换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将聚焦村民自治实践进程中的村干部角色转换问题。本文以甘肃省S村竞争性选举事件为个案,采用质性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式对S村第九届村委会选举展开调查,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旧制度—环境变化—行动者”分析框架,一方面能够回答村庄选举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村干部角色转换问题,同时也能够对竞争性选举何以发生以及发生之后所产生的影响做出解释。本文案例研究表明:一、农业税费时期,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分摊的任务,长期以干预选举的方式选出符合其意志的“代理人”,进而在行政村形成了行政主导下的村民选举制度。这一制度下产生的村干部具有两个显着特征:一是通过隐形授权的方式当选;二是具有“赢利型”的特征。村干部扮演“政府代理人”的角色不仅是引发干群矛盾的“导火索”,沿袭至今,更是引发村干部贪腐的源头。二、取消农业税之后,国家由向农村汲取资源转向输入资源,使得村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内外部环境中的变化因素主要包括中央加大涉农投入、选举规则逐步落地、村庄利益更加密集、村民的民主意识与维权意识显着增强等。三、村委会选举场域中包括国家行动者与社会行动者,两类行动者在村委会选举中具有不同的动机与行为逻辑。在选举落地之后,竞争性选举不仅对基层政府的干预行为形成约束,使得村庄选举制度由行政主导下的旧制度向村民自治主导下的新制度变迁,同时能够迫使竞选者关注村民的利益,从而对村干部角色转换形成压力。积极参与选举的社会行动者试图通过村民自治主导下的新制度更换村庄领导人,推动村干部角色由“赢利型”向“保护型”转换。
李宏[3]（1999）在《水笑旱川 情系百姓——靖安水管所勤政廉政、为民减负纪实》文中研究表明
郑局廷[4]（2013）在《溃口》文中研究说明当今官场,"唯上"已成为某些官员处事的不二法则。小说将县委及乡镇的几位干部置于万众防洪的危急关头考量,彰显出截然不同的人心与人性。洪水并没有达到警戒水位,但镇长却执意提高了防洪级别,用心何在?镇委书记如何应对?防洪的背后其实是官场的激烈争斗。下午,接到镇党办主任朱小理的短信时,宋水生正坐在省委党校301教室里上课。"宋书记,东顺河汛情紧急,县委办要求您赶紧回镇指挥防汛!小理。"他轻轻收拾好书本,搁在公文包里,悄悄绕到教室后边,躬身
薛长勇[5]（1987）在《一个办事公道的水管所》文中研究说明 酒泉市观山河水管所所属灌区的渠水平均流量只有零点四立方米,却要灌溉一万二千四百多亩土地。配给各村的水量经常不能满足需要。以前,农民为了灌足水,经常给水管所的人吃喝送礼。水管所的一些同志不但参于请吃和收受礼品,还有给亲友多灌水少计量的问题。在整党中,党支部严肃检查了这些以水谋私问题,党员带头秉公办事,职工作风有了明显转变。自一九八五年以来,这个所再没有发现利用管水的职权徇私的问题。由于风气正了,提着"礼物"往所里跑的
胡同[6]（1998）在《新官上任》文中研究表明 面包车吱吱嘎嘎跑了没几下,水箱又开锅了。司机小黄骂骂咧咧地说,这车要是他自个儿的,非他娘开沟里去不可。苏正明坐着没吭气,心想到底是车的毛病还是人的毛病,回头得查查。苏正明第一天到东化厂上任,厂里竟派这么一辆烂壳垃子来接他,心里早就窝起一团火。坐在前面的厂办主任老孙,是一个谦卑精瘦的小老头,一把年纪了却给人一种鬼头鬼脑的感觉。此时他回头瞅瞅新厂长的脸色不对,诚恐诚惶地解释说,这部
姜馥蓉[7]（2020）在《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宗教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是否适应所处的社会,这种适应一般会涉及其在底层社会的身份建构、被认同和信任等。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不同的地区的传播各有特色。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承个案是必要的。本研究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拟沿着民族志书写和解释人类学的范式,对一个在河西走廊有数百年盛名的乡村藏传佛教寺院与地方汉族社会的互融与共生情景进行描述并赋予一定的说明性,力求为更有效地对类似文化现象的解读提供案例参考。文章首先纵向梳理了历史时期藏传佛教进入河西走廊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及武威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传承概况;观察地方外部社会力量如何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的重建及其在地方社会的面貌;藏传佛教金塔寺在进入汉族村落以后如何对群体和个人产生影响,是否以及何种程度上参与并形塑信众的世俗生活和宗教信仰;以及藏传佛教金塔寺进入地方汉族文化环境后与地方传统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状况,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引起各自微妙的变化,并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在地方社会的融入。其次,在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基础上,提出结论和思考。文章的研究结论认为:对宗教信仰的阶序建构,乃是个案中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并通过观察村民个体、村落整体以及村落社会中的一些宗教行为这三个方面,探讨藏传佛教金塔寺与地方汉族村落的互融对后者产生的一些具体影响。提出考察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这样多元文化环境中融入案例的价值即在于,更好理解多民族、多文化共生互动的特点,从而为理解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等宏大理论提供具象的认知。此外,通过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文章思考了两个问题:一是反思“民间佛教”的概念,提醒相关研究者在运用此类概念时,不能忽略佛教信仰者的内部视角;二是以案例为基础,讨论如何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以及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龚成红[8]（2016）在《打拉池的权威与自主 ——一个回汉杂居村镇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文中指出打拉池是甘肃和宁夏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回汉杂居村落。从历史与现实的宏观角度看,这里地处西北民族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我国重要的民族文化区——北部蒙古高原文化区、南部汉族儒家文化区、西部为多民族文化区的交汇之地,是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典型地区。虽然打拉池是中国西部的一个村镇,但又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缩影。通过对这个村落百年变迁的研究,我们可以窥见整个中国西部乡土社会的变迁。这个村镇由权威引领至自主行动的社会变迁,其实就是中国乡土社会尤其是西北乡土社会的行动逻辑。本文运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以社会史叙述为架构,对打拉池近百年以来的经济、社会、文化、风俗、信仰等层面的变迁进行考察,试图反映出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该村庄的变迁、转型及整体形貌。通过对打拉池村民百余年来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宗教生活、婚姻家庭生活以及婚姻、建房、丧葬的变迁进行挖掘和描述,以图探讨引起一百年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因。论文聚焦于两种权威力量,即国家权威与包括地方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宗族家长、宗教文化等在内的地方权威在社会变迁与民众互动中的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共同支撑了地方社会的整合与调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国家权威与地方精英权威表现出有效的社会控制与调适功能,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当地民众组织社会、管理社会的自主性。通过对村落的百年变迁考察及微观描述,本文发现,村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庇护与被庇护”的民众与权威之间的依附关系。国家权威力量在打拉池的百年经济生活变迁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百年经济变迁中的决定性变量。这种力量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行政规划与政策的强制性等方面;而其他权威则是民众生存过程中面对各种生存压力与不定性而采取行动的决策群体,是民众自主性选择的具体体现;而日常生活中宗族家长权威与宗教文化权威也是民众寻求与家庭、社会、自然和谐的良好愿望与实现自主性的主要中介,村镇民众希望通过对各种权威力量的认同及依靠,使生活安定、家族兴旺、子孙发达等。正是这些权威力量形塑了打拉池的百年变迁。本文的学术启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变迁因素及动力的探讨至关重要,是理解与阐释地方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切入点;第二,对地方村落小社会的研究可以成为反映大社会的微观案例。本文通过具有典型性的微观叙述上升到宏观层面,对韦伯的权威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对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建构的“自我行动”逻辑进行了阐述与分析,进而从文化学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单位组织中普遍存在着的“权威庇护”模式;最后,本研究说明,文化资本与文化自觉为乡村社会民众从依附权威到自主人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彭华[9]（2010）在《制度转型的成本分析 ——以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为分析对象》文中提出制度是重要的。然而,制度的存在及其运行都是有成本的,而制度改革及其创新同样需要付出成本。过去的3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制度改革和创新的30年。虽然我们在一些重大的体制和制度改革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不乏流产的案例和失败的教训。尤其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及不同类型的制度改革和创新的进展和成效很不相同,有的改革进展顺利,有的则一波三折；有的广受赞誉,有的抗议不断；有的如愿以偿,有的事与愿违!如此等等,不能不让我们思考,为何不同的制度改革和转型有不同的成效和后果?导致不同结局和后果的原因何在?本论文以湖北省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为案例,尝试从制度转型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及成本分摊机制角度进行分析和解释。导论介绍了研究方法和选题的缘起。制度是重要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但是未能说明预期收益等于或小于预期成本时,制度能否实现成功转型。通过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研究认为,如能建立成本合理分摊机制,使成本内部化达到成本均衡分摊进而实现成本最小化是制度成功转型的可能条件。第一章对我国乡镇体制改革进行分析。以撤并为特征的乡镇改革是对“人民公社”政治理想运动和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下的冲击-回应行为,但没有实现乡镇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服务性型政府职能的转变。而湖北乡镇改革不仅是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建立的“以钱养事”机制也是对农村公共服务体制的再造,实现了全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第二章分析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经济成本。乡镇改革面临的直接困难是经济成本,即制度转型的费用。它主要包括分流人员经济补偿、社会保障费用、乡镇历史债务化解费用、机构撤销和重复建设费用,这是当前乡镇改革中面临的经济成本。在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情况下,应该加大中央财政投入以分担改革的经济成本。第三章分析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政治成本。“改革者历来没有好下场”,这是改革者个人面临的政治成本；同时,改革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会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和认同,这也是乡镇事业单位改革面临的政治成本。中央应该对地方政府改革者予以保护、支持、激励,分担改革政治成本,化解政治风险。第四章分析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社会成本。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后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很大压力。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后分流人员再就业困难会导致生活水平下降、补偿低导致个人发展能力的相对剥夺,及由此引发的自杀、上访、动乱等社会问题,这是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社会成本。政府帮助下岗分流职工的再就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是化解社会成本的有效途径。第五章讨论与结论。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中有经济成本压力、政治风险和一定的社会后果,虽然化解改革风险存在困难,但改革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提升政府认同是有益的。因此,要对改革成本予以合理分担,以有利于推进乡镇改革。从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案例中,我们得出结论是成本合理分担是制度转型的条件。
穆贤清[10]（2005）在《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制度保障研究 ——基于我国农民用水者协会的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水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生命资源，中国目前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水危机。由于水资源的匮乏，加上长期以来的无偿或低价使用，使得中国农用水资源近乎于自由进入的产权虚置状态，水资源利用效率极低，农业灌溉系统处于恶性循环之中。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水资源治理途径的研究仅停留在完全的国有化或市场化。本研究在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农用水资源和灌溉系统具有明显的公共池塘资源特性，结合目前中国的农地制度和水利资产管理体制的背景（影响水权安排的重要现实因素），作者认为集体产权是灌区水资源产权安排的方向，进而集体行动的治理结构是农业灌溉系统末级管理的理想选择。水利灌溉工程为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努力扩大灌溉工程规模的同时，政府也为此背负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并且由于长期以来重建轻管，体制不顺，灌区基础设施老化、损毁情况严重。中国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户分散经营，集体经济衰退，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和水资源管理服务组织缺失，同时，由于农民兼业现象普遍，以及受限于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致使农民在公共资源管理方面难以实现合作。本文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阐述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背景下重构作为农村水资源集体管理的组织载体一农民水利合作组织的重要性，论述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产权制度基础和组织保障机制。农民用水者协会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形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但目前在发展中国家的推进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农民用水者协会的特点、性质和组建程序进行了描述。农民参与灌溉管理在中国并不是一件全新的事物，实际上，我们对水资源的集体管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然而，用水者协会的宏观制度环境是市场经济体制，它与我国农民过去对水资源的集体管理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农民用水户协会推广比较成功的地区，实际上有着深厚的集体管理基础，即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比较充裕。农民用水户协会的推广应根植于中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是国外经验的本土化过程。自1995年湖北省漳河灌区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农民用水者协会之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在我国的十多个省区得以推开。本文选取了五个灌区的用水者协会实践过程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这些灌区分布于华中、华东、华北和西北地区，自然条件和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制度保障研究社会经济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同时，有些灌区属于世行项目区，有些灌区并非世行项目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案例的代表性。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农民用水户协会在各灌区的发展水平不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讲，它对于改善灌区水利基础设施状况、水费收取、改善用水秩序、减少水事纠纷、提高用水效率和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推动灌区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促进作用。当然，农民用水户协会并非唯一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模式。 当前我国农民用水者协会的管理方法和法律框架并不成熟，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制约因素。本文从完善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财产权利基础和提升灌溉管理集体行动空间的角度出发，提出通过改善制度转换过程中的内外部环境变量来为农民用水户协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空间。通过充分的灌溉管理职权转移重构灌区农业用水集体管理的组织载体，规范政府的角色，并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从而在灌区形成集体行动、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相互融合的一体化复合型水资源治理结构，以促进灌区灌溉系统的持续高效运行和发展。关键词:灌溉系统产权集体行动治理结构用水者协会管理绩效
二、一个办事公道的水管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个办事公道的水管所（论文提纲范文）
（1）农田小水利治理的多层次制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CA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一) 农田小水利治理的特殊地位 |
| (二) 农田小水利治理的历史性变革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一) 当前农田小水利的治理困境 |
| (二) 政府的应对措施及其结果 |
| (三) 本研究拟解决的核心问题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
| (三) 国内外研究的总体评述 |
| 四、几个关键概念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六、案例描述与主要的研究方法 |
| (一) 案例描述 |
| (二) 研究方法 |
| 七、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创新点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多层次制度嵌套理论 |
| (一) 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多层次制度分析 |
| (二) 多层次制度嵌套理论在我国的具体应用 |
| (三) 理论启示:农田小水利治理的层次性 |
| 二、水资源治理理论 |
| (一) 水资源治理的制度、治权与水权 |
| (二) 水资源治理理论在我国的运用 |
| (三) 理论启示:农田小水利制度、治权与水权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三、农田小水利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农田小水利治理的宪政制度 |
| 一、宪政制度的主要内容 |
| (一) 宪法关于农田小水利的规范 |
| (二) 法律有关农田小水利的规定 |
| (三) 执政党有关农田小水利的政策 |
| 二、基层政府:宪政制度规范的主体 |
| (一) 政府:宪法与法律下的农田小水利治理主体 |
| (二) 基层政府:宪政制度所规范的农田小水利治理主体 |
| 三、宪政制度规范着基层政府的行政治理权 |
| (一) 监督权 |
| (二) 仲裁权 |
| (三) 农用水费征收权 |
| (四) 处罚权 |
| (五) 转让权 |
| 四、宪政制度规范着乡镇政府的农用水所有权 |
| (一) 水资源的公共属性 |
| (二) 水资源的国家所有制 |
| (三) 基层政府享有农用水所有权 |
| 五、基层政府的行政治理权保障着其农用水所有权 |
| (一) 监督权保障着农用水所有权 |
| (二) 制裁权保障着农用水所有权 |
| (三) 仲裁权保障着农用水所有权 |
| 第四章 农田小水利治理的集体选择制度 |
| 一、集体选择制度的主要内容 |
| (一) 行政法规有关农田小水利治理的规定 |
| (二) 部门规章有关农田小水利治理的规定 |
| (三) 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有关农田小水利治理的规定 |
| (四) 其他有关农田小水利治理的正式制度文本 |
| 二、供水组织:集体选择制度规范的主体 |
| (一) 村社组织 |
| (二) 农民用水户协会 |
| (三) 私商 |
| 三、集体选择制度规范着供水组织的管理权 |
| (一) 融资权 |
| (二) 监督权 |
| (三) 制裁权 |
| 四、集体选择制度规范着供水组织的供水权 |
| (一) 村社组织的供水权 |
| (二) 农民用水户协会的供水权 |
| (三) 私商的供水权 |
| 五、供水组织的管理权保障着其供水权 |
| (一) 村社组织的管理权保障着其供水权 |
| (二) 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管理权保障着其供水权 |
| (三) 私商的管理权保障着其供水权 |
| 第五章 农田小水利治理的操作制度 |
| 一、操作制度的主要内容 |
| (一) 农用水分配机制 |
| (二) 融资机制 |
| (三) 监督机制 |
| (四) 仲裁机制 |
| (五) 制裁机制 |
| 二、用水户:操作制度规范的主体 |
| 三、操作制度规范着用水户的参与权和监督权 |
| (一) 用水户的参与权 |
| (二) 用水户的监督权 |
| 四、操作制度规范着用水户的用水权 |
| 五、用水户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保障其用水权 |
| (一) 用水户的参与权保障着其用水权 |
| (二) 用水户的监督权保障着其用水权 |
| 第六章 农田小水利治理结构:制度层次之间的关系 |
| 一、治权结构:各制度层次之间的治权关系 |
| (一) 政府的行政治理权制约着供水组织的管理权 |
| (二) 供水组织的管理权制约着用水户的参与权和监督权 |
| 二、农用水权结构:各制度层次之间的水权关系 |
| (一) 政府所有权制约着供水组织的供水权 |
| (二) 供水组织供水权制约着用水户的用水权 |
| 三、农田小水利治理结构:治权与农用水权之间的关系 |
| 第七章 农田小水利治理困境的制度逻辑 |
| 一、治权的模糊化规范:农田小水利制度的内在缺陷 |
| (一) 治理主体的具体治权内容模糊 |
| (二) 基层政府与供水组织之间模糊的治权关系 |
| (三) 供水组织与用水户之间模糊的治权关系 |
| 二、治权结构不稳定:制度层次之间治权关系的断裂 |
| (一) 基层政府与供水组织之间制约关系的断裂 |
| (二) 供水组织与用水户之间制约关系的断裂 |
| 三、农用水权结构断裂:各制度层次之间水权关系的断裂 |
| (一) 基层政府的行政治理权无法保障其农用水所有权 |
| (二) 供水组织的管理权无法保障其供水权 |
| (三) 用水户的参与权和监督权无法保障其用水权 |
| 第八章 结论与对策:农田小水利治理制度的优化 |
| 一、基本结论 |
| 二、农田小水利治理制度优化思路 |
| (一) 农田小水利治理制度的整体性建设 |
| (二) 农田小水利治理制度的制约关系建设 |
| (三) 以管理权为核心的农田小水利治理制度建设 |
| 三、农田小水利治理制度优化的策略 |
| (一) 宪政制度的优化策略——转变基层政府职能 |
| (二) 集体选择制度的优化策略——明确供水组织的权利 |
| (三) 操作制度的优化策略——实现用水户的用水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情况 |
| 附录 |
（2）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村干部角色转换研究 ——基于甘肃省S村竞争性选举的个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案例选取与调研过程 |
| 1.3.1 案例选取 |
| 1.3.2 调研过程 |
| 1.4 研究不足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不足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村干部角色的研究现状 |
| 2.1.1 村干部角色类型的研究 |
| 2.1.2 村干部角色冲突的研究 |
| 2.1.3 村干部角色转换的研究 |
| 2.1.4 村干部角色相关研究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角色理论 |
| 2.2.2 历史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旧制度—环境—行动者”的分析框架及其适用性 |
| 2.3 核心概念界定 |
| 2.3.1 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 |
| 2.3.2 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变迁 |
| 2.3.3 村干部角色转换 |
| 2.3.4 选举、村委会选举、竞争性选举 |
| 第三章 甘肃省S村第九届村委会选举案例 |
| 3.1 村情介绍 |
| 3.2 选举中的竞选者 |
| 3.3 选举过程 |
| 3.3.1 第一次海举 |
| 3.3.2 第二次海举 |
| 3.3.3 第三次海选及正式选举 |
| 第四章 S村村干部选任的旧制度 |
| 4.1 建国以来基层政府农村工作的重心 |
| 4.2 行政主导下的村民选举制度 |
| 4.3 村干部双重代理角色的偏差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S村村干部角色转换的环境变化 |
| 5.1 村庄外部环境中的变化因素 |
| 5.1.1 中央加大涉农投入 |
| 5.1.2 选举规则逐步落地 |
| 5.1.3 中央高压反腐态势 |
| 5.2 村庄内部环境中的变化因素 |
| 5.2.1 村庄利益更加密集 |
| 5.2.2 村民民主意识提高 |
| 5.2.3 村民维权意识增强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S村竞争性选举中的行动者 |
| 6.1 国家行动者 |
| 6.1.1 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行动者 |
| 6.1.2 以基层政府为核心的行动者 |
| 6.2 社会行动者 |
| 6.2.1 选举中的领袖人物 |
| 6.2.2 普通村民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S村村干部角色转换的现实表现 |
| 7.1 精准扶贫领域 |
| 7.2 公共治理领域 |
| 7.3 公共文化领域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溃口（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7）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问题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田野点选取 |
| (三)研究问题: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乡村社会的融入 |
| 二、相关概念阐释 |
| (一)河西走廊 |
| (二)金塔寺与“金塔寺” |
| (三)文化涵化 |
| (四)“文化边缘”与“文化边‘源’” |
| (五)阶序理论 |
| (六)民间信仰 |
| (七)社会融入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外关于宗教对话与宗教身份认同的研究 |
| (二)以往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研究概况 |
| (三)藏传佛教在藏区以外传播的研究概况 |
| (四)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研究概况 |
| 四、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理论范式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五、金塔寺:文化汇聚地带的藏传佛教 |
| (一)田野点的自然地理概况 |
| (二)田野点的人文概况:“金塔寺”与金塔寺 |
| 第一章 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 |
| 第一节 河西走廊藏传佛教传播的历史概况 |
| 一、河西走廊的藏族部落和人口 |
| 二、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传播概况 |
| 三、20世纪中期以前河西走廊藏传佛教传播的特点 |
| 第二节 武威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 |
| 一、20世纪中期以前武威的藏传佛教传播概况 |
| 二、20世纪中期以后武威的藏传佛教传承状况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家、地方社会与寺院重建 |
| 第一节 国家在场与金塔寺重建 |
| 一、国家政权在制度、政策层面对寺院的管理 |
| 二、国家政权在符号象征层面对寺院的影响 |
| 第二节 民间力量与金塔寺的重建 |
| 一、民间文化组织的公共号召力 |
| 二、藏传佛教信仰群体对寺院重建的影响力 |
| 三、民间社会力量之于寺院重建的意义 |
| 第三节 既有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与金塔寺的重建 |
| 一、汉族传统民俗观念对寺院文化的接纳和承受 |
| 二、现代经济发展对寺院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藏传佛教的信徒身份表述 |
| 第一节 居士群体中的城乡身份差异 |
| 一、疏离寺院的村里人 |
| 二、主动亲近寺院的城里人 |
| 第二节 信徒身份的获得与维护 |
| 一、基于情境性社会关系的信徒身份获得 |
| 二、信徒身份的辨识、强化和维护 |
| 第三节 民众宗教信仰实践中的文化调适 |
| 一、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互动与调试 |
| 二、节日中的宗教信仰互动与融合 |
| 三、生命历程中的宗教信仰表述与互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藏传佛教与地方宗教文化的互动 |
| 第一节 金塔寺与地方“神灵”的互动 |
| 一、“神”之来路——地方多元信仰中的“神灵” |
| 二、藏传佛教对地方“神灵”因素的采借 |
| 三、“众神和谐”——地方宗教信仰惯习 |
| 第二节 金塔寺僧俗与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的互动 |
| 一、地方社会中的宗教神职人员 |
| 二、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眼中的彼此 |
| 三、金塔寺僧俗与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的互动 |
| 第三节 藏传佛教与地方宗教信仰在仪式层面的互动 |
| 一、挂“红”——从红色被面向红色哈达的转变 |
| 二、“被互动”的藏传佛教——记一位“神人”对金塔寺的特殊情感 |
| 三、佛还是道:丧礼引出的困惑与确信 |
| 四、众望所归——记一次供龙王法会 |
| 小结 |
| 结论与思考 |
| 一、阶序: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 |
| (一)宗教信仰的阶序建构:藏传佛教与地方多元宗教互动与共生的事实与结果 |
| (二)阶序: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 |
| (三)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影响 |
| 二、对“民间佛教”概念的思考——基于内部视角 |
| (一)关于现行“民间佛教”等概念的回顾 |
| (二)对现行概念之暗示意味的反思 |
| 三、对“宗教在地化”的思考——基于外部视角 |
| (一)田野案例体现的乡土社会宗教信仰实践逻辑 |
| (二)制度化宗教在基层社会践行“中国化”的必要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打拉池的权威与自主 ——一个回汉杂居村镇的社会生活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现状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田野”工作 |
| （一）村落社区的田野调查法 |
| （二）以访谈为主的“质性研究”法 |
| 四、研究思路及理论指导 |
| 五、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打拉池：自然、历史、人口与民族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 |
| 一、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划 |
| 二、气候特征及自然资源 |
| 第二节 历史：古道重镇 |
| 一、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 |
| 二、古迹及主要地名介绍 |
| 第三节 人口与民族 |
| 一、人口构成 |
| 二、回汉杂居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动荡时代：国家权力的式微与地方权威的行动 |
| 第一节 1920年代的大灾难 |
| 一、1920 年前期的社会生活状况 |
| 二、民国九年（1920）大地震后政府的救济无力 |
| 三、民国十八年（1929）大饥馑后乡土精英的生成 |
| 四、逃难与投靠 |
| 第二节 1930—1949 年的打拉池 |
| 一、民国军政府强迫下的烟土经济 |
| 二、乡土精英的村庄治理 |
| 三、民国时期的回汉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化时代：国家政治权威的社会控制 |
| 第一节 在国家权威主导下(1949-1978) |
| 一、毛泽东主席关怀下的回汉民族关系 |
| 二、从农村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时期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大事件与村民的生活 |
| 四、国家对村民政治身份的重新界定 |
| 第二节 集体化时代的地方政治精英 |
| 一、一个区委书记的经历 |
| 二、一个公社革委会组长的故事 |
| 三、两个村大队书记的贡献 |
| 第三节 国家权威体制下的村民经济生活 |
| 一、1970-1978 年村民的生活状况 |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打拉池工程队 |
| 三、国家权威体制下的稀缺资源配置制度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变革时代：国家权威与地方权威共筑下的村民经济生活 |
| 第一节 政治经济精英的地方引领 |
| 一、1970 年代末期的“责任田承包”风波 |
| 二、1979-1990 年村民的生活状况 |
| 三、地方政治精英的村庄建设 |
| 四、地方经济精英的致富之路 |
| 五、打拉池的“隙缝经济”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的十年(2000 年之后) |
| 一、政府的政策 |
| 二、发展的路径 |
| 三、“外生型”与“内源型”共生的经济发展模式 |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的困境 |
| 一、落空的煤矿集体所有权 |
| 二、不完善的股份制 |
| 三、屈胜煤矿矿难之后 |
| 四、后小煤窑时期打拉池居民的生计 |
| 小结 |
| 第五章 大变革时代：宗教权威的建构与民众的宗教生活 |
| 第一节 三山中的佛道寺庙及汉民的宗教活动 |
| 一、主要寺庙及道观 |
| 二、庙会及道教仪式活动 |
| 第二节“龙轿”信仰 |
| 一、道教信仰中的人神“对话”—“龙轿”问卜 |
| 二、“龙轿”信仰之社会功能 |
| 三、基于认同与权威建构的“龙轿”信仰 |
| 四、作为宗教和生活方式的“龙教”信仰 |
| 第三节“上九会” |
| 一、“上九会”概况 |
| 二、仪式准备 |
| 三、仪式过程 |
| 四、彰显宗教权威与传统文化的“上九会” |
| 五、仪式功能分析 |
| 第四节“黄箓大醮”之渡亡仪式 |
| 一、“黄箓大醮”概要 |
| 二、仪式准备 |
| 三、仪式过程 |
| 四、仪式功能分析 |
| 第五节 回民的宗教生活及宗教权威 |
| 一、打拉池清真寺 |
| 二、一年中的主要宗教活动 |
| 小结 |
| 第六章 大变革时代： 宗族家长权威的延续与民众的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婚姻与家庭中的权威与自主 |
| 一、结婚 |
| 二、生育观念中的权威与自主 |
| 三、家族观念与认同 |
| 四、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妇女家庭地位 |
| 第二节 村民的建房及其象征体系 |
| 一、建房过程 |
| 二、生命观念与社会变迁在建房中的体现 |
| 三、堂屋的家具摆放及其象征意义 |
| 第三节“事死事生”的实践 |
| 一、回汉不同的丧葬仪式 |
| 二、风水权威的信仰 |
| 三、祖先权威的崇拜 |
| 小结 |
| 第七章 大转型时代：权威与自主互动中的村落社会发展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精英的权威解魅 |
| 一、依然萧条的打拉池煤炭业 |
| 二、打拉池的几次大规模融资 |
| 三、两位煤老板争夺资源的冲突 |
| 第二节 村落政治精英的权威危机 |
| 一、难于落实的镇长发展规划 |
| 二、村民眼中的村长、书记 |
| 第三节 村落宗教权威的复振 |
| 一、道教复振的人类学分析 |
| 二、宗教权威与村落社会的整合 |
| 第四节 地方知识精英的权威隐喻 |
| 一、逐渐升温中的打拉池教育 |
| 二、一个考上大学孩子的送行典仪 |
| 第五节 国家与地方行政权威互动下的社会发展实践 |
| 一、政府部门关于未来的规划 |
| 二、村落行政权威的未来发展规划 |
| 三、村民的文化自觉与自主行动 |
| 小结 |
| 结论 |
| 一、村庄变迁中的决定性变量与民众的自主性体现 |
| 二、从小地方到大社会：社会关系建构的“自我行动”逻辑 |
| 三、从微观叙事到宏观理论的反思 |
| 四、从权威依附到自主人生的发展 |
| 附录一 历史沿革 |
| 附录二 几个典型家户的百年生活 |
| 附录三 打拉池上九会醮筵功课表 |
| 附录四 渡亡醮筵功课表 |
| 附录五 |
| 附录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制度转型的成本分析 ——以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检视 |
| 三、研究的方法和基本概念界定 |
| 四、基本内容框架 |
| 五、个案选取与说明 |
| 第一章 一场颇有争议的制度转型:湖北乡镇综合改革 |
| 一、冲击—回应:撤并下的乡镇改革 |
| (一) 行政主导的乡镇撤并 |
| (二) 财政压力下的乡镇撤并 |
| (三) 乡镇撤并后之职能 |
| 二、突破体制:湖北乡镇综合改革 |
| (一) 制度创新: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 (二) 制度转型: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再造 |
| 第二章 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经济成本及其分担 |
| 一、经济成本:制度转型的费用 |
| (一) 乡镇事业单位:机构膨胀下的财政压力与职能异化 |
| (二) 补偿:一种成本分担方式 |
| (三) 补偿的措施 |
| (四) 经济成本分担:社会保障与经济补偿 |
| 二、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经济收益 |
| (一) 变"养人"为"养事":财政减负与政府职能转换 |
| (二) 转制后的双赢:经济意识增强与收入增加 |
| (三) 政府责任的凸显与社会经济发展 |
| 三、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经济成本分担思考 |
| 第三章 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政治成本及其分担 |
| 一、政治成本:制度转型中改革者的政治风险 |
| (一) 低效的税费征收:经济表象下的政治内容 |
| (二) "赢利性"的乡镇事业单位:国家合法性流失 |
| (三) 改革者宋亚平 |
| (四) 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政治风险与分担 |
| 二、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政治收益 |
| (一) 制度均衡破解 |
| (二) 政府认同提升 |
| 三、乡镇事业单位政治成本分担的启示 |
| 第四章 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社会成本及其分担 |
| 一、社会成本:制度转型的社会风险 |
| (一) 职位:一种体制资源 |
| (二) 职位与个体利益 |
| (三) 社会风险:职位失去后果 |
| (四) 社会成本分担: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探索 |
| 二、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社会收益 |
| (一) 个人:尊严与发展 |
| (二) 社会:整合与和谐 |
| 三、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社会成本分担解读 |
| 第五章 讨论与结论:成本分担与制度转型 |
| 一、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成本与分担 |
| 二、成本分担与降低风险 |
| 三、成本分担:制度转型条件 |
| 四、推进乡镇综合改革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制度保障研究 ——基于我国农民用水者协会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水资源供需形势严峻 |
| 1.1.2 水环境恶化加重了水量危机 |
| 1.1.3 农业用水日趋紧缺 |
| 1.1.4 我国农业灌溉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 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2.1 制度与制度变迁 |
| 2.2 自然资源的财产权利制度 |
| 2.3 集体行动的一般理论 |
| 2.3.1 集体行动的必要性 |
| 2.3.2 解决集体行动难题 |
| 2.4 自然资源管理中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1 自然资源管理中集体行动的影响变量 |
| 2.4.2 机构组织者 |
| 2.4.3 制度变革的启动性环境 |
| 2.5 灌溉管理中的合作行为分析 |
| 3 水权制度与水资源一体化管理 |
| 3.1 水资源的特性 |
| 3.1.1 水资源的自然属性 |
| 3.1.2 水资源的经济属性 |
| 3.2 水权与水权制度 |
| 3.2.1 水权的概念与特征分析 |
| 3.2.2 水权的主体 |
| 3.2.3 水权制度设计框架 |
| 3.3 水资源的配置模式 |
| 3.3.1 水资源的三种配置机制 |
| 3.3.2 水资源三种配置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 |
| 3.4 水权制度的分配效应 |
| 3.4.1 水权的经济效率 |
| 3.4.2 水权制度创新的分配效应及潜在效益分析 |
| 3.5 水资源的一体化管理框架 |
| 4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制度分析框架 |
| 4.1 灌溉系统的特征 |
| 4.1.1 灌溉系统的工程结构 |
| 4.1.2 灌溉系统的经济特征 |
| 4.2 灌溉系统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分析 |
| 4.2.1 个体农户 |
| 4.2.2 由农户组成的资源使用者团体 |
| 4.2.3 供水组织 |
| 4.2.4 政府 |
| 4.2.5 其他代理人 |
| 4.3 灌溉系统的产权分析 |
| 4.3.1 与集体行动相关的财产权利的内容与特征分析 |
| 4.3.2 灌溉系统中集体产权的效应分析 |
| 4.4 灌溉管理的激励机制 |
| 4.4.1 灌区利益相关者的激励结构 |
| 4.4.2 灌区管理的合作机制 |
| 4.4.3 灌溉水的有效定价与水费管理 |
| 4.5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制度设计原则 |
| 4.5.1 农民参与灌溉管理的因素分析 |
| 4.5.2 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原则 |
| 4.6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绩效评估 |
| 5 中国农用水资源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
| 5.1 古代与近现代中国农户对灌溉系统的自主管理 |
| 5.1.1 都江堰的民堰管理 |
| 5.1.2 其他灌区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传统 |
| 5.2 中国近现代水利开发的新模式 |
| 5.2.1 地商经济中的水利开发 |
| 5.2.2 水利股份公司治理特点 |
| 5.3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灌溉管理概述 |
| 5.3.1 农业经济背景 |
| 5.3.2 新中国成立以来灌区建设的历程 |
| 5.3.3 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农业灌溉管理体制 |
| 5.3.4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灌溉管理体制转变 |
| 5.4 传统灌溉管理体制的缺陷 |
| 5.5 我国灌溉水权制度的历史变迁 |
| 5.5.1 中国古代水权制度 |
| 5.5.2 民国时期水权制度的主要内容 |
| 5.5.3 新中国成立后的水权制度变迁 |
| 6 市场化进程中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组织载体 |
| 6.1 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国际经验 |
| 6.1.1 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背景 |
| 6.1.2 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国际经验 |
| 6.1.3 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制度绩效 |
| 6.1.4 存在的问题 |
| 6.1.5 经验和启示 |
| 6.2 我国农民用水者协会的缘起 |
| 6.3 农民用水者协会的组建与运行管理 |
| 6.4 我国农民用水者协会的制度特征分析 |
| 6.5 农民用水者协会的评估模型分析 |
| 6.5.1 农民用水者协会的机构能力评价方法 |
| 6.5.2 农民用水者协会的管理绩效评价方法 |
| 7 案例分析 |
| 7.1 我国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典型案例 |
| 案例1 农民用水者协会在湖北漳河灌区的实践 |
| 案例2 安徽省霍山县淠源渠灌区参与式灌溉管理 |
| 案例3 江苏省皂河灌区“公司+协会”的运作模式 |
| 案例4 河北石津灌区管理体制改革 |
| 案例5 宁夏青铜峡灌区南庄村农民用水者协会 |
| 7.2 案例综合 |
| 7.2.1 灌区的物质技术基础 |
| 7.2.2 灌区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特征 |
| 7.2.3 灌溉水权和水利资产产权制度 |
| 7.2.4 当前灌区激励机制 |
| 8 提升我国农民参与灌溉管理的集体行动 |
| 8.1 建立和完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的财产权利制度 |
| 8.2 改善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制度环境 |
| 8.3 参与式灌溉管理中政府、市场与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的互动 |
| 8.4 一体化复合型的灌区水资源治理结构:广泛的合作机制 |
| 9 结论性评述与政策建议 |
| 9.1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财产权利和组织保障 |
| 9.2 灌区管理体制改革与”三农”问题 |
| 9.3 完善灌区管理激励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一个办事公道的水管所（论文参考文献）
- [1]农田小水利治理的多层次制度分析[D]. 奉海春.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2]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村干部角色转换研究 ——基于甘肃省S村竞争性选举的个案分析[D]. 王建军. 兰州大学, 2019(02)
- [3]水笑旱川 情系百姓——靖安水管所勤政廉政、为民减负纪实[J]. 李宏. 党风通讯, 1999(10)
- [4]溃口[J]. 郑局廷.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2013(07)
- [5]一个办事公道的水管所[J]. 薛长勇. 党的建设, 1987(01)
- [6]新官上任[J]. 胡同. 黄河, 1998(05)
- [7]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D]. 姜馥蓉. 兰州大学, 2020(12)
- [8]打拉池的权威与自主 ——一个回汉杂居村镇的社会生活史研究[D]. 龚成红. 兰州大学, 2016(06)
- [9]制度转型的成本分析 ——以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为分析对象[D]. 彭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0(09)
- [10]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制度保障研究 ——基于我国农民用水者协会的案例分析[D]. 穆贤清. 浙江大学, 20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