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终身难忘的幸福情景——缅怀毛主席在晋绥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刘雅楠[1]（2021）在《西藏自治区歌舞团舞蹈文化发展历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张磊[2]（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张瑜[3]（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研究说明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陈莹[4]（2020）在《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曹禺的戏剧作品是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本文重点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时代背景下,曹禺创作的《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三部戏剧作品。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曹禺延续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创作出了反映特定时代、反映新中国社会面貌的戏剧作品。《明朗的天》以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背景,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新的国家政策下,知识分子们克服困难,积极改造自身,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坚定的拥护者与建设者。《胆剑篇》、《王昭君》两部历史剧以史为鉴,立足现实,以历史故事影射当代社会,赋予了历史故事深刻的当代意义,丰富了戏剧作品的内容,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本文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以建国后曹禺创作的三部戏剧作品为基础,从解读戏剧作品的文本、探究戏剧创作的选题立意、分析戏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探究剧作的美学风格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曹禺戏剧创作的价值和局限进行分析,肯定了曹禺对中国话剧做出的贡献,总结了造成戏剧作品短板的原因。
王曼利[5]（2019）在《长安画派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价格的研究》文中提出长安画派萌发至今已约一甲子,但关于画派艺术品价格的研究既少且浅,艺术价值研究又多忽略艺术界的建构作用。我们以画派基本问题为研究起点,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为指导,在画派艺术品价格的考察中分析它与艺术价值的关系,从艺术社会学视角探究画派艺术价值的建构途径与方式,挖掘出画派多元的艺术价值。论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章:绪论。简要回顾国内外艺术市场的历史与我国艺术市场的发展现状,梳理和分析了长安画派艺术品价格和艺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与可借鉴的理论资源,指出:在经济繁荣的今天,艺术经济学和艺术社会学的理论观照是该画派研究的应有之义。第二章:长安画派:概念、构成和风格。我们从艺术地理学视角对画派名称进行解读,认为此名与长安地理及文化所积淀成的心理原型有关。我们从广义和狭义上对画派构成进行概括,以1961年参加“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的6人作为文本的研究对象,因篇幅所限,重点放在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和方济众4人上。画派艺术思想深受延安文艺理论影响,作品多表现人民生活,具有强烈的地域艺术风格。第三章: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访谈、文献与画廊。我们通过访谈和文献分析补充了画派从萌芽期到2000年的作品价格,通过市场调查和深度访谈获取了画廊价格。长安画派作品价格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同步,价格受宏观经济和居民购买力影响直接,作品的艺术水准、传播和营销得力与否同样影响画派价格。陕西地区画廊中画派作品数量少、价格低,艺术家市场地位不同,作品价格已产生分层。第四章: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拍卖机构数据。通过对雅昌艺术网中长安画派作品拍卖价格数据的整理、统计和分析,我们对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和方济众个人国画作品拍卖价格指数和画派整体拍卖价格态势及其中的规律性问题进行了探究。画派艺术品拍卖成交数量少、成交额和均价普遍较低,市场有一定认可度,但与着名画派和画家相比作品价格不高,价值与价格发生了较大偏离。第五章:艺术生产: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建构。本章借鉴丹托和迪基的“艺术界”和“艺术体制”、贝克尔的“艺术界”和布尔迪厄的“资本”、“场”等概念,糅合惯常的艺术界概念,将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置于艺术体制网络中,从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与定位）、艺术展览（展示与传播）、艺术批评（评论与阐释）和艺术营销中介（宣传与销售）等方面分析画派艺术价值建构的途径与方式。作品离开画家之手后其艺术价值由艺术界共同赋予,艺术价值的认定、传播与阐释有益于艺术品价格的提高。第六章:多元复合: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研究。本章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为出发点和依据,从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和启示价值三方面研究了长安画派的艺术价值。画派创作表现了“人”的母题和大地情怀,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了艺术家对文艺思想时代最强音的积极响应、既破又立的艺术超越精神,以及艺术家巨大的人格魅力,这些都是长安画派值得被传播的价值,也是决定艺术品价格的强大内驱力。结论:在长安画派的不同阶段,其艺术品价格与艺术价值呈现出时而吻合时而背离的复杂关系,这是正常的,但背离也是有原因的。我们要加大对画派学术价值的深度研究和科学传播,辅以时间条件,画派艺术品价格仍首先取决于其艺术价值。这也符合马克思对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科学总结。
朱小坤[6]（2019）在《语言与叙事 ——现代水墨人物画转型研究（1979-200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个世纪以来,水墨画的历次变革都与当时社会背景下的重要思想运动、社会事件以及政治局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正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水墨画从传统写意转向写实的第一次转型一样,现代水墨人物画的转型也同样与当时中国特定的改革开放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经济与科学的现代化建设成为了举国上下努力奋斗的新目标,中国画领域的大讨论也无法回避“现代化”“现代性”的转型问题。1979年至2009年,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30年,也是中国当代艺术从无到有、复杂而多元发展的30年。从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到文学、艺术方向的转型,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历经流行文化、消费文化、信息时代及城市化进程的洗礼,我们的生活方式与视觉经验也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并最终演化成现实生活中的当代艺术关系。因此,改革开放后的水墨人物画开启了又一个新的局面,越来越多的水墨画家走上了水墨的“现代化”之路,尤其在语言与叙事的转型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持续性探索。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宽松的社会背景下,本土水墨与西方现代艺术融汇的语境中,主要通过个别艺术家个案研究与社会现状相结合,紧紧围绕语言与叙事两个方面来梳理现代水墨人物画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从人物换场（从“英雄伟人”到“平凡百姓”）、流行文化、信息化时代、消费时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等角度切入现代社会及大众生活,越过水墨语言的表层以窥其变革背后的思想观念与文化场域之“道”。最后,反思现代水墨人物画的转型,对中国画教学体制改革的影响与作用,及其发展过程中的边界等问题。
邱健[7]（2018）在《从乐歌到摇滚：歌-诗的语言漂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歌-诗”研究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它处于文学与音乐的交叉地带。但遗憾的是,文学史、音乐史在对其进行讨论时往往只注重各自熟悉的部分,这就让本来为一体的“歌-诗”出现了研究和阐释的断裂。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中国文人创作的主流“歌-诗”的诗意生成和表达系统进行研究,以求在学科之间找到诗意会通的可能。“语言漂移说”是当代诗人、学者李森提出的艺术哲学（诗学）方法论,这个理论认为,语言、心灵与世界三位一体的稳定性假设值得怀疑,语言既非形而上的,亦非形而下的,而是处于“形而中”的独立存在状态（“形而中”亦是李森提出的哲学概念）。语言建构了心灵,图示了世界,它是歌-诗的呈现方式。但语言是不稳定的和非本质的,它时刻处在漂移状态中。如果承认诗意的生发源自语言的配置,那诗意也就随着语言的漂移而漂移。本论文的总体架构是:从结构整合来领会“歌-诗”的整体性,从身份确认来解析“歌-诗”配置的共同体,从语言漂移来考察“歌-诗”所穿越的诸多领域。在这种探讨中“歌-诗”语言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静态的文本,二是动态的表演。文本主要涉及歌词、音乐,表演主要涉及唱法。对这三者进行技术性分析是必要的,但核心问题是研究它们的变化以及诗意生成。笔者将以中国二十世纪的歌-诗发展为线索,挑选出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讨论。中国现代歌-诗是在依声填词的学堂乐歌中起步的,晚清的社会变革以及西方音乐的传入改变了既有的语言配置。音乐的现代性启蒙让人们听到了“歌”之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改变了文言文的歌-诗语言配置模式。爱国救亡、民主科学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文学的现代性启蒙让人们看到了“诗”之新。当歌-诗发展到三十年代时,城市发展和技术进步推动了歌-诗语言的变革。现代海派文化孕育了商业化的流行歌-诗,使其变成了市民的娱乐产品。有声电影的发展,尤其是左翼电影,使歌-诗变成了具有主题性的意识形态产品。这两种产品显示了不同的价值观系统,各自在其认定的轨道上运转。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成了一座歌咏城,红色歌-诗、革命歌-诗的创作实践在国家存亡之际为中华民族构建了精神家园。其中,《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是现代中国歌-诗创作的经典,它的语言配置方式成为了主流歌-诗的标杆。在新中国诞生后,歌-诗语言发生了重要调整。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观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思想引领了社会主义的歌-诗实践。颂歌、赞歌的写作以及少数民族的歌-诗创作对政权巩固、民族团结、文化认同起到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歌-诗走向了畸形,在极左的思潮中其语言的单一化配置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由于此部分内容庞杂,涉及问题面广,限于篇幅不作讨论。在八十年代时,歌-诗回到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中,流行歌-诗、爱国歌-诗、民族歌-诗在历史的转型中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港台歌-诗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大陆。歌-诗语言的融合为其创新注入了活力,其诗意的漂移路径也更加多样,这都表现出了新时期的精神。在九十年代世纪之交,广东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岭南乐派的异军突起引领了时代潮流,新世纪音乐的诞生以及摇滚乐的迅速发展体现出了歌-诗在多元文化碰撞中的丰富性。总之,中国二十世纪的歌-诗发展是在语言配置与诗意漂移中进行的。从乐歌到摇滚可以看到歌-诗审美的形态变化和时代精神的功用选择。从歌词、音乐、表演进行语言漂移说的讨论是学科之间的一次有益对话,亦是心灵与世界的相互交流。正如漂移说所言,语言本身不是固定的、静止的,它在时空的流变与绵延中向着直陈其事、修辞幻象、纯粹形式、意识形态等方向漂移,诗意的创造在此过程中绽放出了自身的光芒。
郑鹏飞[8]（2018）在《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文中提出七月派是左翼文学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发展和延续,它与延安文艺的关联是一个展示国统区进步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左翼文学与延安文艺复杂互动的“文化橱窗”,事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等重大问题,探讨七月派与延安文艺的关联问题能够推进上述课题的研究。绪论对七月派与延安文艺的关联问题作一学术梳理并提出研究思路。本文论题处于七月派和延安文艺两大研究论域的交叉地带,这个“结合部”的问题以往被关注不多,部分涉及于此的相关论着存在“论”多“史”少和以“论”代“史”等现象。基于此,本论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七月派与延安文艺的关联问题。第一章考察七月派作家的延安行迹。本章以列表方式展示去了（过）延安的七月派作家进、出该地的时间,并介绍部分作家的创作详情;同时以个案分析方式考证了聂绀弩、萧军、阿垅、艾青等人的延安行迹。聂绀弩短居延安后写出赞颂革命新气象的文章,却被延安批评界部分人抱怨,显示了国统区左翼文风并不合乎根据地文艺规范。阿垅同样曾短居延安并作诗赞颂,但他在私人书信中描述了自己“溶解于光明”等更丰富的延安体验。艾青1938年有两次机会可去延安但都放弃,1941年则为了更好的创作环境和婚姻稳定而北上。第二章探讨艾青、鲁藜、贺敬之等七月派作家到延安后的创作转型。艾青的创作理念曾与胡风同声相契,但到延安后发生了转向,作家鲁煤见证了他的这一变化过程;“两个艾青”论提供了理解他创作变奏的思路。鲁藜到延安后在“失落”中自省,以“工作”缓解“灵魂的渴”,最终在革命熔炉中实现了“自我克服”。他在创作上经历了“清吟”“行吟”和“苦吟”的“变奏三部曲”。贺敬之初出茅庐的诗歌颇受胡风赏识,到延安后却用旧形式和民间手法表现根据地新生活;他1950年的“感情溶化”论显示其文艺观的七月派“胎记”。三位作家原本在创作上不同程度地受胡风文艺理论的影响,到延安后大都从心态和创作上经历调整和转型的过程。第三章分析刊物《七月》与延安文化界中、上层人物的密切联系。胡风及《七月》与延安领导人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七月》曾刊发毛泽东的通讯特写和他评价鲁迅的演讲文章;毛泽东读了该刊的文艺座谈会记录很“很欢喜”,并结合延安文艺发展现状对该刊上“伟大作品”论争文章有回应。周恩来对七月派刊物多有庇护、指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视。《七月》对武汉《战地》创办有重要影响,并与之竞争合作关系;《战地》与《七月》“双龙戏珠”的局面还体现了资本的意志。其中也折射了胡风、丁玲、周扬三人的微妙关系,《战地》的停刊引发了丁玲、周扬之间矛盾冲突,丁玲经历停刊“风波”后对延安部分文化人很失望,建议胡风慎重考虑北上,后者最终未去延安。此事余波延及数十年后。第四章聚焦七月派批评家对延安作家创作的观照。胡风、阿垅和石怀池三人对延安文艺创作的批评方式各有不同:胡风的批评倾向体现在对稿件的“取”与“舍”上,他不发表田间、侯唯动去延安后的诗歌的态度显示他与二人文艺观念渐行渐远,折射了七月派文艺观与延安文艺存在着重大分歧。阿垅以“南”“北”互参的角度评论鲁藜、天蓝的诗歌,语言军事化、工业化色彩浓郁;而批评歌剧《白毛女》则聚焦于人民大众的“等待”这个冷僻问题。1940年代年轻的批评家石怀池搬用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对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进行了大胆坦率的批判。第五章探讨七月派灵魂人物胡风与延安文化界的关联。胡风与延安有“不去而’在’”的微妙关系,“不去”行为背后是他对延安的政治、文化环境的本能性排斥,这也预示他若干年后的悲剧性命运;“在”则是一种精神符号的存在,是“’鲁迅’在延安”命题的衍生形式。胡风文艺思想与《讲话》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艺与政治”“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文艺创作过程”和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认知和评价等方面。余论提出了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中有待深入探讨的现象和问题。
周力陈[9]（2017）在《胡耀邦思想研究 ——介于观念与体系之间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胡耀邦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改革先驱”的标签往往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年代和政治斗争上,对胡耀邦的革命者身份及其人生各阶段身份转化的方式和动力却关注不多。放大到胡耀邦的一生及其与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其思想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本选题试图从“胡耀邦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这么想”以及“想法有没有、有多少、是怎样变成行动的”等一系列问题出发,叙述胡耀邦所承继的文化和所习得的传统是如何从“革命”走向“第二次革命”的,揭示革命性与人情味是如何在中共领袖身上实现刚柔并济、兼容并包的。在从思想来源、消化过程与表达形态等方面对其生平思想进行整体叙述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中时段视角出发更加清晰地描绘出胡耀邦的思想形象,并对其思想价值与时代定位作出评议。本研究由导论、正文与结语三部分构成。导论部分主要说明论文选题的缘起与旨趣,对关于胡耀邦及其思想的相关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指出目前胡耀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空间,介绍本文研究思路和唯物、历史、社会三者合一的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为“早年:’本色’的张力与限界”,从文化熏陶与观念养成的角度切入,重点讨论投身革命前胡耀邦的观念构成。从结构、局势、事件三个层面对影响胡耀邦走向革命的因素进行叙述和比较,在分析其思想基质的同时,着重以“局势”解释其成为革命者的心路历程和现实路径。第二章为“书生:弱势领袖的突出气质”,主要讨论胡耀邦与绝大多数革命者在思想气质上的最大不同点。好读书、真读书在胡耀邦的思想经历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既源自其脾气秉性中的传统文化积淀,也与其早年遭受冤屈的革命经历息息相关。作为读书人的胡耀邦也因其书生气在革命队伍、军事战场和政治运动中有着与众不同的遭遇和表现。第三章为“革命:从苏区一路走来”,将革命性作为贯穿胡耀邦六十年革命生涯的基本特征,重点探讨“革命者”胡耀邦及其思想的成长演进过程。本章从社会关系入手,分析胡耀邦与老一辈革命家尤其是革命领袖的交往史,探讨其对胡耀邦政治起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革命性重要组成部分,在胡耀邦一生几大节点上屡屡发挥关键作用。纵观其生平与思想,革命的理想、精神和气势既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标准,也是其告别旧阶段、转向新时期的初心。第四章为“人情: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与革命者”,主要论述胡耀邦性格特质中毁誉参半的部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革命理想成为其推动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动力之源,使其走出思想藩篱,不断尝试打开新局面。胡耀邦对于人心问题的理解和重视,使其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风格。其所推崇的“人心为上”与当时的人道主义思想确有重合之处,但究其本源与指向,更多的仍然体现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具体路径层面,他总是希望通过对环境进行正面建设来引导世道人心的根本好转,而非直接针对人的思想或者人本身进行改造。第五章为“回归:胡耀邦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从“文革”后至其辞职前的十年奋斗中,回归人性和常识的“正常化”成为其解析和解决时代问题的基本思路。在内政方面,他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为国家发展正常轨道。在外交方面,他强调以正常国家的方式、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在理论方面,他一方面重视群众的理论兴趣,强调理论工作重要性,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实践标准让理论回到合适位置、发挥实际作用。在实践方面,其倡导全面改革既是形势所需,也是个性使然。结语部分通过思想成分分析,提炼概括胡耀邦思想主张的基本特性,提出其思想性更多来自于对立面的衬托,但其开明与开放是思想黄金时代的构成要素,并提出对胡耀邦的人物定位: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与扞卫者。
张舒[10]（2017）在《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研究 ——以锦州地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和现实困境,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社会思潮的多元、多样、多变,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确保其实效性,是新时期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红色资源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丰富的革命精神,折射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意志品质,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本文以锦州地区的红色资源为研究对象,力图寻找将红色资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有效路径,进而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深入人心,实现国民思想道德水平的整体提升。正文分为四个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红色资源概述。主要围绕红色资源的内涵、特点、类型以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进行论述。阐明了红色资源的运用有利于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第二部分详述了锦州地区红色资源的主要内容。通过对锦州红色资源中包含的具有代表性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进行描述,总结其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第三部分是以锦州地区红色资源的运用现状为例,系统阐述了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运用中所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运用中存在问题的原因。第四部分为强化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主要从重视红色资源精神内涵与教育价值的开发、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扩大红色资源的教育覆盖面、优化教育方式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说明,实现红色资源更好地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
二、终身难忘的幸福情景——缅怀毛主席在晋绥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终身难忘的幸福情景——缅怀毛主席在晋绥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运用史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 一、招生与就业 |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 一、民众教育馆 |
| 二、图书馆 |
| 三、民众学校 |
| 四、其他机构 |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 一、识字教育 |
| 二、电化教育 |
| 三、其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课题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三节 课题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1949年后的文艺环境与曹禺的艺术姿态 |
| 第一节 1949年后中国文艺环境综述 |
| 第二节 1949年后曹禺戏剧活动及创作 |
| 第三节 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选题立意 |
| 第二章 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人物形象类型分析 |
| 第一节 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 |
| 一、刚正执拗的科学家——《明朗的天》中凌士湘 |
| 二、在勇敢与卑怯之间——《胆剑篇》中勾践 |
| 三、刚毅柔情的汉女——《王昭君》中王昭君 |
| 第二节 忠奸敌对的人物阵营 |
| 一、共产党拥护者与美帝主义帮凶 |
| 二、忠臣与奸佞 |
| 三、草原的骏马与豺狼 |
| 第三节 苦难中的人性光辉 |
| 一、善良勇敢的庄政委 |
| 二、舍身取义的苦成 |
| 三、聪明睿智的苦伶仃 |
| 四、悲戚苦楚的孙美人 |
| 第三章 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美学风格探究 |
| 第一节 深邃的审美视角 |
| 一、震撼惊人的开篇方式 |
| 二、“突转”与“发现”的深意 |
| 三、戏剧情境中的矛盾冲突 |
| 第二节 情景交融的诗意情境 |
| 一、良田美景 |
| 二、塞北真情 |
| 三、长相知 |
| 第三节 鲜明独特的语言风格 |
| 一、犀利的对白 |
| 二、诗意的独白 |
| 三、插科打诨的民间语 |
| 第四章 关于曹禺戏剧创作的思考 |
| 第一节 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的价值 |
| 第二节 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的局限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5）长安画派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价格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基于艺术与市场结合的客观历史 |
| 1.1.2 基于我国艺术市场的发展现状 |
| 1.1.3 基于长安画派绘画价格现状——从赵望云说起 |
| 1.2 研究背景与研究现状 |
| 1.2.1 研究背景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价值 |
| 1.5 概念界定及数据来源 |
| 1.5.1 本文的“艺术品价格” |
| 1.5.2 数据来源 |
| 第二章 长安画派:概念、构成与风格 |
| 2.1 画派形成条件分析 |
| 2.1.1 经济因素 |
| 2.1.2 政治环境与时代精神 |
| 2.1.3 环境因素 |
| 2.1.4 艺术赞助 |
| 2.1.5 艺术观念与艺术风格 |
| 2.2 艺术地理学视域中的“长安画派” |
| 2.2.1 艺术地理学阐释“长安画派”名称的可能性 |
| 2.2.2 “长安画派”名称的艺术地理学追问 |
| 2.3 长安画派的构成 |
| 2.3.1 长安画派:艺术观念与理想的层次 |
| 2.3.3 长安画派:网络组织凝聚的层次 |
| 2.3.4 本文研究的长安画派 |
| 2.4 长安画派的艺术风格 |
| 2.4.1 赵望云的艺术风格 |
| 2.4.2 石鲁的艺术风格 |
| 2.4.3 何海霞的艺术风格 |
| 2.4.4 方济众的艺术风格 |
| 第三章 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访谈、文献与画廊 |
| 3.1 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访谈与文献分析 |
| 3.1.1 赵望云绘画价格 |
| 3.1.2 石鲁绘画价格 |
| 3.1.3 何海霞绘画价格 |
| 3.2 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画廊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
| 3.2.1 长安画派绘画价格问卷调查 |
| 3.2.2 经营长安画派作品画廊的深度访谈 |
| 3.2.3 经营长安画派画廊的价格地图 |
| 第四章 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拍卖机构数据 |
| 4.1 赵望云国画价格 |
| 4.2 石鲁国画价格 |
| 4.3 何海霞国画价格 |
| 4.4 方济众国画价格 |
| 4.5 长安画派国画作品价格整体态势 |
| 第五章 艺术生产: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建构 |
| 5.1 艺术界相关理论回溯 |
| 5.2 博物馆和美术馆对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阐释 |
| 5.3 艺术展览对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阐释 |
| 5.4 文艺批评者对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阐释 |
| 5.5 营销中介对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阐释 |
| 第六章 多元复合: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研究 |
| 6.1 求索创新的思想价值 |
| 6.1.1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
| 6.1.2 探索,探索,再三探索 |
| 6.1.3 文艺思想最强音的响应者 |
| 6.1.4 艺术思想的根性意义 |
| 6.2 深厚绵长的审美价值 |
| 6.2.1 “人”的母题与深沉的大地情怀 |
| 6.2.2 艺术创作既破又立的超越精神 |
| 6.2.3 对西北地域美术元素的开拓表现 |
| 6.3 生命深度的启示价值 |
| 6.3.1 为艺的赤子之心 |
| 6.3.2 为人的傲人风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6）语言与叙事 ——现代水墨人物画转型研究（1979-200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研究现状与选题特点 |
| 研究重点、范围、方法 |
| 第一章 现代水墨人物画的语言与叙事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水墨人物画概述 |
| 第二节 “现代性”建构 |
| 第三节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
| 第四节 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表达” |
| 小结 |
| 第二章 周思聪:从英雄伟人到平凡百姓的书写 |
| 第一节 “红、光、亮”与“黑、白、灰” |
| 第二节 水墨语言的实验 |
| 第三节 《矿工图》:从写实到表现的嬗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朱新建:流行文化中的女性身份重塑 |
| 第一节 “小脚裸体女人”的争议 |
| 第二节 遮蔽与敞开 |
| 第三节 《美人图》与流行文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田黎明:信息时代的出世与疏离 |
| 第一节 正面与“正面律”的人物 |
| 第二节 阳光、空气与空间 |
| 第三节 文人高士与现代女性 |
| 小结 |
| 第五章 李津:消费时代中的饮食男女 |
| 第一节 自传性的书写 |
| 第二节 饮食男女 |
| 第三节 盛宴:中国饮食文化的乌托邦 |
| 小结 |
| 第六章 刘庆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水墨叙事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时代的“全家福” |
| 第二节 城市和都市漫游者 |
| 第三节 《流星雨》:劝世的冥想 |
| 小结 |
| 第七章 现代水墨人物画的反思 |
| 第一节 水墨人物画的教学转向 |
| 第二节 现代水墨人物画的困境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现代水墨人物画家索引(1979-2009) |
| 附录2 水墨人物画家索引(1979-2009) |
| 致谢 |
| 学术成果统计 |
（7）从乐歌到摇滚：歌-诗的语言漂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题解与意义 |
| 二、综述与视野 |
| 三、方法与思路 |
| 四、创新和局限 |
| 第一章 歌-诗研究的理论建构 |
| 一、歌-诗的结构整合 |
| 二、歌-诗的身份确认 |
| 三、歌-诗的语言漂移 |
| 第二章 乐歌时代的歌-诗语言 |
| 第一节 乐歌启蒙的历史机缘 |
| 一、国民性乐教 |
| 二、现代性伦理 |
| 三、古典性抒情 |
| 第二节 乐歌语言的现代性 |
| 一、乐歌的文学现代性 |
| 二、乐歌的音乐现代性 |
| 小结 |
| 第三章 五四时期的歌-诗语言 |
| 第一节 新诗运动中的歌-诗 |
| 一、直笔与意象:胡适的《希望》和《也是微云》 |
| 二、民间与民族:歌谣运动的瓦釜之声 |
| 第二节 艺术歌-诗的诗性开启 |
| 一、萧友梅和易韦斋的《问》 |
| 二、赵元任和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 |
| 第三节 政治歌-诗的话语构造 |
| 一、爱国歌-诗的四重维度 |
| 二、马列歌-诗的修辞手法 |
| 三、政治歌-诗的情感主体 |
| 小结 |
| 第四章 三十年代的歌-诗语言 |
| 第一节 摩登上海的流行歌-诗 |
| 一、《毛毛雨》:流行歌-诗的语言策略 |
| 二、《桃花江》:流行歌-诗的委约创作 |
| 第二节 国产胶片的电影歌-诗 |
| 一、电影《渔光曲》与主题歌-诗《渔光曲》 |
| 二、电影《马路天使》与主题歌-诗《天涯歌女》 |
| 三、电影《风云儿女》与主题歌-诗《义勇军进行曲》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时期的歌-诗语言 |
| 第一节 战争歌-诗的三重构想 |
| 一、苦难叙事:《松花江上》与家国命运 |
| 二、秧歌改造:《南泥湾》与乡土经验 |
| 三、坚定意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与革命道路 |
| 第二节 歌-诗语言的经典化漂移—以《黄河大合唱》为研究中心 |
| 一、第一单元:《黄河船夫曲》《黄河颂》 |
| 二、第二单元:《黄水谣》《河边对口曲》 |
| 三、第三单元:《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 |
| 小结 |
| 第六章 建国时期的歌-诗语言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颂歌 |
| 一、颂歌中的国家话语:《歌唱祖国》 |
| 二、颂歌中的民族传统:《我的祖国》 |
| 三、颂歌中的纪实风格:《祖国颂》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赞歌 |
| 一、蒙古族赞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
| 二、藏族赞歌:《北京的金山上》 |
| 三、维吾尔族赞歌:《新疆好》 |
| 小结 |
| 第七章 新时期的歌-诗语言 |
| 第一节 别开生面的大陆歌-诗 |
| 一、解放思想:《乡恋》的艺术智性 |
| 二、家国情怀:《难忘今宵》的晚会记忆 |
| 三、铁骨柔情:《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情感穿越 |
| 四、一声呐喊:《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 |
| 第二节 风靡一时的港台歌-诗 |
| 一、张明敏与《我的中国心》 |
| 二、邓丽君与《月亮代表我的心》 |
| 三、罗大佑与《之乎者也》 |
| 小结 |
| 第八章 九十年代的歌-诗语言 |
| 第一节 岭南乐派引领时代潮流 |
| 一、流行新古典:《涛声依旧》 |
| 二、流行新民谣:《弯弯的月亮》 |
| 三、流行新乡土:《过河》 |
| 第二节 新世纪与摇滚的天上人间 |
| 一、新世纪歌-诗:《阿姐鼓》的灵性写作 |
| 二、中国摇滚音乐的语言配置:重金属、迷幻、朋克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一章 七月派作家延安行迹研究 |
| 第一节 七月派作家延安行迹概况 |
| 第二节 七月派作家延安行之个案考辨 |
| 一、聂绀弩与延安的史实分析 |
| 二、两次进出延安的萧军 |
| 三、“溶解于光明”:阿垅延安之行及创作分析 |
| 四、艾青:犹豫再三的延安之行 |
| 第三节 七月派作家去延安的原因分析 |
| 第二章 七月派作家创作与延安文艺 |
| 第一节 艾青:游走于七月派与延安文艺之间 |
| 一、艾青和胡风的精神契合 |
| 二、艾青到延安后文艺观发生改变 |
| 三、艾青创作转变的复杂性、曲折性透视 |
| 第二节 鲁藜在延安:在革命熔炉中自我克服 |
| 一、从“左联”到延安:鲁藜多维精神面影透视 |
| 二、鲁藜根据地阶段的创作分析 |
| 第三节 贺敬之:带着七月派“胎记”的时代歌者 |
| 第三章 七月派刊物与延安文化界 |
| 第一节 《七月》与延安政治人物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 |
| 一、毛泽东与《七月》 |
| 二、周恩来等党内领导人与《七月》 |
| 第二节 《七月》与《战地》的创办与停刊——兼论抗战初期胡风、周扬、丁玲之间的关系 |
| 一、《战地》的创办与胡风及《七月》的互动关系 |
| 二、《战地》的停刊风波及其余波 |
| 第四章 七月派批评与延安文艺 |
| 第一节 胡风:从编辑意识出发的文艺批评 |
| 一、胡风眼中的田间:“没有完成的”且渐行渐远的诗人 |
| 二、胡风与侯唯动:《斗争就有胜利》之后的“歧路” |
| 第二节 阿垅:“南”“北”互参视野中的批评 |
| 一、阿垅诗学批评特征 |
| 二、阿垅对延安文艺创作的批评 |
| 三、阿垅批评延安文艺作品的话语特点 |
| 第三节 石怀池:以胡风理论解读延安作品 |
| 一、严文井作品及相关评论概况 |
| 二、对《一个人的烦恼》自然主义倾向的审视 |
| 第五章 七月派核心人物(胡风)与延安文艺 |
| 第一节 不去而“在”:胡风与延安关系考论 |
| 一、胡风多次放弃去延安的机会 |
| 二、不去而“在”:胡风在延安的精神性现身 |
| 第二节 胡风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
| 二、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的关系问题 |
| 三、关于文艺创作过程的问题 |
| 四、关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精神资源问题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胡耀邦思想研究 ——介于观念与体系之间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论文设计 |
| 第一章 早年:“本色”的张力与限界 |
| (一) 湖南:中国近现代史的一种独特气质 |
| (二) 底层:作为胡耀邦观念史的发生空间 |
| (三) 局势:田舍郎缘何投身共产主义革命 |
| 第二章 书生:弱势领袖的突出气质 |
| (一) 无读不丈夫:一个实践者的思想资源 |
| (二) 文人不相轻:尊重知识及其背后的人 |
| (三) 秀才遇上兵:书生闹革命的三种境遇 |
| 第三章 革命:从苏区一路走来 |
| (一) 读出真信仰:“去见马克思也是安然的” |
| (二) “我是党的人”:从革命交往史看其思想参照 |
| (三) 革命: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标准 |
| 第四章 人情: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与革命者 |
| (一) 赤子之心:从革命到改革的“初心” |
| (二) 人心为上:革命书生的“人道主义” |
| (三) 世道人心:胡耀邦的“环境政治论” |
| 第五章 回归:胡耀邦对时代问题的回应 |
| (一) 面向现代化:“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
| (二) 面向世界:“我们是现实主义者” |
| (三) 面向未来:胡耀邦的“千禧年情结” |
| (四) 理论祛魅:对时代思想的突出贡献 |
| (五) 全面改革:全体都有该改都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研究 ——以锦州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红色资源概述 |
| （一）红色资源的内涵 |
| （二）红色资源的特点 |
| （三）红色资源的类型 |
| （四）红色资源的运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
| 二、锦州红色资源的主要内容 |
| （一）锦州红色资源中具有代表性的物质载体 |
| （二）锦州红色资源中具有代表性的精神载体 |
| （三）锦州红色资源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 |
| 三、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现状 |
| （一）红色资源运用取得的成效 |
| （二）红色资源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
| （三）红色资源在运用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
| 四、强化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
| （一）重视红色资源精神内涵与教育价值的开发 |
|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
| （三）扩大红色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覆盖面 |
| （四）优化教育方式以提高红色资源运用的有效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终身难忘的幸福情景——缅怀毛主席在晋绥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西藏自治区歌舞团舞蹈文化发展历程研究[D]. 刘雅楠. 西藏大学, 2021
-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4]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探析[D]. 陈莹.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0)
- [5]长安画派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价格的研究[D]. 王曼利. 西北大学, 2019(04)
- [6]语言与叙事 ——现代水墨人物画转型研究（1979-2009）[D]. 朱小坤. 中央美术学院, 2019(07)
- [7]从乐歌到摇滚：歌-诗的语言漂移研究[D]. 邱健. 云南大学, 2018(04)
- [8]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D]. 郑鹏飞.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9]胡耀邦思想研究 ——介于观念与体系之间的考察[D]. 周力陈.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10]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研究 ——以锦州地区为例[D]. 张舒. 辽宁师范大学,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