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汇率制度、路径依赖与东亚货币合作（论文文献综述）
韩德睿[1]（2021）在《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基本观点,本研究着重分析了国际制度中制度性权力的渐进性,即制度性权力的转换。具体来说,特定国家会通过一种合法的、渐进的、成本低且效果显着的方式,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最终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本文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的权力观念;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过程,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以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多种后果。本文意在阐明,在承认存在激进变迁或重大转折的同时,国际制度和制度性权力具有普遍的渐进性特点;用渐进性的视角去理解国际关系是重要的,不应为变化而变化,而是要关注变化的过程和因果关系,以此才能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真正变化做好准备。基于这些研究内容,本文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对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国际关系中的制度性权力,以及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几项关键的概念进行了全面阐述。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一道,并称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三种理论都有着对制度独特的见解。而历史制度主义是三大理论中关注时间和过程最多的,这与本文的主导思想完全吻合。其次,在全面介绍制度性权力概念的基础上,对制度性权力的内涵进行进了一步的延伸。制度性的权力的定义是,一种国家持有的,基于已有国际制度,合法且具有渐变性的间接权力。制度性权力具有五种性质,分别是非排他性,相对非公平性,合法性,间接性以及渐变性。最后,提出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种观点认为,在国际制度备受各国重视的今天,对寓于其中的权力进行渐进性的转换是国家的一种重要的且具有合法性的战略行为。第二章着重探讨了在制度性权力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为什么许多国际制度虽然经常出现剧烈的小范围颤动,但总体上它们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或者说,为什么制度的稳定性是重要的。国际制度难以更迭的原因有四个,包括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国际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包括替代,堆叠和漂移。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理论试图解释文章的前提假设之一即国际制度确实在发生着变化,但并不是在剧烈转变,这种转变需要特定事件的刺激,并在刺激之后继续维持一种稳定的路径依赖状态。最后,文章讨论了国家为什么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制度环境中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而不是重塑。其原因包括转换的隐蔽性,低成本性以及合法性的增持。总之,虽然历史制度主义主要用来分析国内制度,但是历史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之间是存在互嵌性的。第三章展现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遵循了从原始权力的持有到新权力的再持有的理念。在国际制度设立或者准备设立之前,原始的制度性权力就已经开始积累。在国际制度正式建立之后,制度性权力首先会分配给参与制度的各个国家。随着制度内各个国家博弈的展开以及制度外部环境的变化,制度性权力会变得集中,渐渐的有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把持。在持有了制度性权力之后,国家开始运用制度性权力。这些运用包括了制度霸权、制度约束和制度竞争等行为。而运用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就是检验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国家会在这一过程中判断权力的有效性和权力的成本收益,以决定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调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之国家对制度性权力的检验,国家将会更新制度性权力,这种行为包括制度退出或威胁退出,以及在制度框架内重新谈判等等。在更新之后,如果国家获得了新的制度性权力,国家会继续以一种合法和低成本的方式对国际制度甚至国际体系施加影响。如果国家的更新行为失败,则会面临一系列不利的后果,甚至会使国家后悔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第四章讨论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除了权力的后果以外,引入两种概念来解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制度性后果,包括预期后果和非预期后果。一个人或组织做出每一项行为之前,例如改革等等都会有一个期待的理想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最终实现,那么预期后果就形成了。非预期后果就会比预期后果更加复杂一些了。非预期后果指的是没有预期或预见的人或组织的有目的行动结果。从制度以外的视角,将制度性后果假设分为四种,非预期制度成熟,预期制度成熟,非预期制度崩溃,预期制度崩溃。第五章作为案例分析的章节选取尼克松冲击作为第二个案例,它是指由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为了应对美国国内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和其他国家对美元的操纵,实行的工资和物价冻结,进口附加费以及单方面取消直接国际美国美元兑换黄金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到1973年,以自由浮动的法定货币为基础的现行制度实际上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松虽然又一次令美国背上了单边主义的骂名,但是他拯救了美元,维护了美国的金融霸权这一重要的制度性权力。这一案例良好的诠释了制度性权力几乎每一个性质。
蔡琬琳[2]（2021）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是全球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所在。因此,国际社会纷纷主张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发展,这为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人民币逐渐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9年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的崛起态势十分瞩目。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货币锚的本质是货币合作框架下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一国货币向国际货币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参照标准。因此,促进人民币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发挥货币锚效应,能够为未来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创造条件,是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塑造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提出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以亚欧大陆为核心,已经进一步延伸至大洋洲、非洲及美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所引领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故而被视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探究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既能够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能够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握重点方向,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边际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遵循“提升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逻辑主线,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研究的不足。第二,研究范围的拓展。本文将研究样本从东亚或者亚洲一隅扩展到“一带一路”区域,使得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能够对空间分布特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第三,研究方法的适度突破。本文在第4章、第5章、第6章的实证研究中,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创新,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有效。本文按照“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核心、研究的落脚点”这一思想脉络展开,全文共由八章构成。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本文第1章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这一研究主题,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是否具备发挥货币锚效应的条件?人民币是否在“一带一路”国家发挥了货币锚效应?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以及我国是否具备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本文第2章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替代理论和计价货币选择理论进行梳理,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更好地把握国内外研究动向,明确已有研究的局限以及可拓展的方向。从研究的核心来看,本文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分别对提出的四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与分析。首先,本文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对货币锚的演进历程进行总结。从中发现,货币锚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信用锚需要以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贸易基础作为支撑。在牙买加体系下,虽然美元仍是主导货币锚,但世界各国对于货币锚的选择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货币锚效应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分别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外部机遇以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研判。结果发现,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前景依然明朗。我国应在经济实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深化、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抓住大好国际机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发展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共建“一带一路”。同时,通过积极拓宽人民币的流通渠道、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等,破除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限制、消除内部短板、突破美元霸权的外部制约。其次,为了更加直观地把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作为隐性货币锚的现状,本文通过使用改进的外部货币锚模型,分阶段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测度,并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国际货币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美元的主导货币锚地位始终十分稳固,欧元的货币锚地位有明显的削弱。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虽然仍不及美元,但已可以与欧元相较。对于样本国家来说,美元和人民币的辐射范围明显高于其他三种货币,而欧元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货币的性质。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虽然人民币在某些国家的货币锚效应仍然较弱,但其影响范围已覆盖五大洲,不存在真空区域。伴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驻锚正从美元和欧元的“二极系统”,朝着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三极化方向发展,且货币锚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多样化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再次,鉴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货币锚效应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知,政府合作、贸易、投资、金融四个层面对人民币发挥货币锚效应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应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政府合作层面,一国与中国的政府合作越紧密,其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可能性越大。在贸易层面,贸易依赖度对人民币锚效应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主要来源于样本国家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在投资层面,双向投资依存度均对促进人民币锚效应的发挥有积极作用,说明建立人民币良性“流出-回流”机制,对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金融层面来看,当前人民币“走出去”的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扩大金融开放,并不能显着提升人民币成为其货币锚的可能性,而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重要保障。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遵循“经济融合、到金融合作、最终到货币合作”这一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本文先后从经贸合作现状、金融合作进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货币合作的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态势较好,并且致力于寻求经贸合作的新突破,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同时,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势头催生了金融合作需求,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为开展深层次区域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东盟所具有的最坚实的贸易与投资基本面支持,是我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优先方向和突破口。因此,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使用OCA指数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结论显示,中国及东盟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逐渐提升,且中国具有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目前,最适合与中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国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缅甸和文莱是潜力最小的国家。从研究的落脚点看,本文第7章基于全文的研究,为我国走出一条平衡本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统筹发展效益与风险防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而致远,我国应遵循如下路径:在政策上依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协同,按照“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路径,在模式上采取“政府作用与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在空间上完成“东盟、‘一带一路’、全球”的分区域拓展,在程度上实现“探索、加强、突破”的分层次推进,在目标上达成“提高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具体来看,一方面,可通过政府合作渠道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通过金融渠道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以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货币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在与我国合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如东盟区域,优先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同时遵循经济合作先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在其他区域,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合作现状,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最后,第8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作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陈运森[3]（2020）在《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从2009年我国正式提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显着提升,然而在经历了2015年之前的快速推进阶段后便进入一段低潮期,在此期间学者们通过先前国际货币的经验提出不同的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路径。然而中国与现阶段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现状有着显着的不同,中国有着更为严格监管的金融体系,同时由于资本管制的存在,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研究发现,通过贸易渠道将人民币流通到海外,能够增强人民币的贸易结算职能,由于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贸易地位,周边国家将会通过人民币发挥的锚货币作用,将其货币与人民币进行挂钩,而挂钩需要人民币作为这些国家的储备货币以便于央行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市场干预,这无疑会加强人民币的储备货币职能。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对于外国官方、个人及机构投资者来说提供了合理的投融资渠道,便于人民币的保值增值与回流。本文同样证实人民币的确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及主要贸易伙伴国起到了锚货币的作用,同时将在后续部分指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根据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借鉴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丁伟航[4]（2020）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对区域制度和区域治理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域作为沟通国家和全球的桥梁,这一桥梁的实质性作用是“建构”。而区域和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建构的。国家作为行动者通过国际互动建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反过来也约束并建构着国家的利益和认同。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观念建构的制度化结构。观念往往是行动的理由,而非行动的原因,由于存在这一理由,所以因果性因素才会产生具体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类“前提理由”,同样的“因素”就无法产生同样的因果性效应。因此,强调观念或共有观念在建构区域制度中的作用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本文的核心。为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本文主要采用了以社会学为主体的建构主义方法,强调主体间性和社会事实等概念。此外,考虑到建构主义的理论局限,还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等方法。为深入剖析这一过程,研究选取了危机管理、共同利益、国际协调和集体意向四个变量,并就这四个变量间的建构或因果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如“临界点、决定性事件、外部刺激、共同威胁与共同命运”等;“国际协调”一般包括“国际谈判、多边会议”等;与“集体意向”相关的概念如“主体间性、共有观念、集体承诺、集体理性与互信”等。基于这四个变量,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发生在由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向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和康德式无政府文化转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从“对抗性”共识走向“竞争性”或“合作性”共识,这一过程是国际实践与互动建构的结果。2.区域内各行为主体就某一问题达成合作的集体意向,才能进一步建构区域制度性事实。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指在区域国际社会中,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和危机管理的需要,通过国际协调建构集体意向;在达成集体意向后,继续经国际协调建构为国际制度,国际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化进程。4.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从小规模的成员国为代表的次区域共识开始,逐渐由核心扩散至边缘。或曰,次区域性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扩展为区域/跨区域性国际制度。为便于观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进程,以及四个变量在不同案例中的异同,我们在充分综述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制度案例的基础上,将依据“次区域–区域/跨区域–全球”分三个维度。首先,在“跨区域”扩展至“全球”这一维度,我们分别选取了“欧洲协调–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这两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在“次区域”扩展至“区域”这一维度,我们重点以“法德煤钢联营–西欧联盟–欧共体–欧洲联盟”这一典型的区域制度化进程为样本。第三,在“次区域”维度,分别选取了三个制度化空间较大的案例,即维谢格拉德集团,上合组织和“东盟+”制度群。这三个维度不仅用于验证研究变量和假设,还将为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提供多种可能性。通过对变量的论证和案例的考察,得出结论如下:首先,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之一般经验基本上是与研究假定一致的。其中,共同利益是区域共识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危机管理为区域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制度化进程提供了机遇;国际协调是区域共识的形成与制度化之必要途径;集体意向是制度化的初始状态。若要实现制度化,各行为主体间必须先形成集体意向。其次,区域共识是区域社会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间转换的产物,是国家互动建构的结果,是区域内国家间共有的观念结构;区域共识是国家间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形成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第三,关于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还有以下影响因素如区域大国、行为体的数目、功能外溢、相互依赖程度等。最后,区域层面比全球层面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制度化。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有助于丰富区域主义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国际制度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建设提供制度“接口”。
LEE/KAYEON（李佳娟）[5]（2019）在《外生因素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基于主体、制度和观念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经济全球化已取得不可逆转的进展,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扩散的世界市场使各种行为者崛起,这影响到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显示了全球化引发的经济危机扩散的危险性。多次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提醒人们:预防和应对这种危机需要国际合作。该论文旨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治理主体、制度、观念变化的影响,从而引导外生因素对制度变革的影响的理论内涵。本论文将外生因素限定在全球金融危机方面,主要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治理的主体、制度、观念的路径影响。在主体方面,七国集团（G7）扩容为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稳定论坛（FSF）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多个旨在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和标准化制订的国际组织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和新登场的网络深刻地影响着全球金融治理的进程和结构。在制度层面,全球金融监管新标准应运而生。这种标准化主要由二十国集团提出,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分区域国际组织制定,由各成员国和市场行为者执行。在观念方面,由于经济不景气,英国的Brexit和美国的本国优先主义等保护主义观念开始重新出现。本论文正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即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全球金融治理应"治理什么"的内容。进一步梳理了对主体、制度、观念的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观点。第二部分是关于全球金融治理中“谁”治理的内容。首先,将全球金融治理的行为者分为国家和非国家层面并进行分析,然后将金融危机后发生变化的全球金融治理标准化行为者按照提倡者、制定者和执行者进行重新分类和考察。第三部分是从制度角度对全球金融治理进行研究。将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划分为美国主导时代、七国集团主导时代、二十国集团主导时代,分析外生因素对制度变化的影响。第四部分是从观念角度对全球金融治理进行研究。本部分将阐述工业化后支配全球经济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变化,以审视自由主义规范的形成、扩散以及内化的过程。进而分析外生因素对观念变化的影响。第五部分综述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治理产生的影响及其局限性。此外,着眼于未来,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的到来,预计Fintech等技术的发展将改变全球金融生态,因此,论文对Fintech等技术的发展将对全球金融治理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作为今后继续研究的空间。本论文特别通过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模式分析了主体、制度、观念变化的途径及其相互作用。全球金融治理的主体、制度、观念是相互联系的。在全球治理中,主导性的国家中心行为者努力从上到下推广制度和观念,而非国家行为者则可以作出接受或不接受的选择,非国家行为者也是制度与观念自下而上推广的重要行为者。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行为者的变化,制度和观念的途径也发生了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是敦促制度不断完善并确保制度的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这一点来看,研究外生因素对制度路径变化的影响非常重要。但是,总体来看,主体、制度、观念的方向性变化不是很明显,因为工业化以后保持的自由主义观念成为维持现行制度和机制的重要基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变革实际上起到了完善甚至加强现有体制的作用,而不是改革。本论文只是对现有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将来,危机后凸现的新兴国家崛起和科技的发展,还将使全球金融治理在主体、制度、观念方面面临更多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将是本人今后继续研究的课题。
叶冰[6]（2019）在《货币权力视角下的美元本位制危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货币权力的视角研究了美元本位制危机的源起和演进。就国际货币体系兴替的一般规律而言,本位货币制度出现危机具有两种表征:一是本位货币的价值弱化和权力流失,二是挑战货币的相对崛起和权力扩张。本位货币与挑战货币的权力此消彼长直至危机爆发、体系切换,这一周期性的兴替过程同样体现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本位制体系的动态变化之中。美元本位制危机根植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缺陷。20世纪70年代黄金“脱锚”赋予美元信用本位地位的同时,也将“双赤字问题”内化为美国必须履行的国际公共义务,由此造成的“新特里芬悖论”使美元信用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显现。90年代之后,金融“脱嵌”于无限扩大的美元权力的同时,也因虚拟经济的过快发展而持续弱化美国工业制造硬实力,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后继乏力、经济结构日益脆弱。“脱锚”与“脱嵌”是美元本位制的内在特征,从根本上消解着美元价值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美元本位制的内在缺陷及其负面影响也在思想意识上引发了离心力,并促使挑战货币陆续崛起。在美元本位制下,将国家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以及完全缺乏制约的信用本位制度,难以避免地会带来货币权力的滥用,由此造成的全球贸易失衡、资产泡沫高企、经济空心化、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以及外汇储备价值下降等一系列问题,逐渐催生了新的“异质性思维”,并促使外围国家纷纷探索区域化货币合作,以寻求摆脱美元霸权。以欧元为代表的超主权区域货币一体化和亚洲区域货币多边合作机制的出现,从事实层面和意识上割裂了大一统的美元本位制,重塑着全球货币体系的权力结构。纵观牙买加体系四十余年历史,美元本位制从建立之初就埋下危机根源,并随着货币体系周期的兴替逐渐步入恶性循环,危机表征愈益明显。由于货币权力已代替资源、领土与市场成为国际关系博弈的核心领域,深入研究和分析该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李宏佳[7]（2018）在《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变迁研究》文中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金融处于事实上的“无体系”状态,隐藏着金融危机的风险。金融危机一方面对区域金融合作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也推动欧洲金融合作迎难而上。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变迁经历了近70年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欧洲支付同盟-2008年金融危机前,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2012年经济层面金融危机形势好转,以及2012年至今的后金融危机阶段。欧洲金融合作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和稳定政策等主要领域,在上述三个阶段呈现出各自的制度变迁进程。按照制度变迁供需均衡分析框架,体系环境、宪政基础与合作规范作为外在变量自始至终的对制度变迁发挥塑造作用,而制度主体之间围绕成本-收益分析、权力-利益考量进行的互动和博弈,以及由此决定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均衡或非均衡关系,是影响制度变迁走向和制度创新成果的核心逻辑。在金融危机前这个阶段,欧盟进行了大量的金融合作实践。（1）货币政策发展包括支付同盟、汇率协调机制、欧洲货币体系、欧洲货币稳定基金、欧共体经济与货币联盟和欧元区的成立等主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变迁是1989年的《德洛尔报告》和2002年欧元区的运行。欧洲各国拥护德国马克作为欧洲的中心货币;德法等大国达成共识,将强势马克纳入共同货币加以管理,德国愿意承担经济货币联盟的公共物品提供职能。这一举措克服了过去欧洲汇率协调机制灵活性有余、有效性不足的弊端,成为举足轻重的货币制度创新。欧元区的建立是在此基础上的制度升级,推动区域内的经贸往来和一体化的深入。（2）以莱姆法路西法案为主的银行监管合作,主要表现为成员国内部监管机构的合作。这是对欧盟金融监管规则中“货币与监管相分离”政策的呼应,通过“银行母国进行审慎监管、东道国进行商业行为监管”的方式呼应来自成员国和金融业的需求。（3）《稳定与增长公约》是这一阶段的稳定政策的制度创新,以具有约束力的法规形式,要求成员国提交预算稳定方案,控制财政赤字,违规将受到处罚。德国意志逐渐在大国博弈中胜出,法国在一体化其他领域得到德国支持,其他国家也受到长期区域联合思想的影响,接受了德国对于财政平衡的要求,新的供需均衡得以实现。金融危机期间,货币政策中的“最后贷款人”机制、监管机制中的“德拉罗西埃报告”和稳定政策中的“欧洲稳定机制”成为欧盟和欧元区应对危机、推动欧盟制度改革的主要体现。金融危机的出现、传导、恶化、缓和及好转伴随着欧盟实施的一系列非常规举措,但是绝大多数政策不但没有缓解当时的危机状况和经济表现,反而使得市场信心不断下降,危机愈演愈烈。2009年的“德拉罗西埃报告”提出建立超国家的欧洲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机构,欧盟监管观念转变为审慎监管。2010年欧洲理事会修改《里斯本条约》,建立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随着欧洲央行“直接货币交易”的推出,二者共同扮演欧元区“最后贷款人”角色,欧元区金融市场逐渐稳定。这三项制度创新是欧洲大国之间复杂博弈的产物,德国因为获得了足够的财政权补偿从而转变了过去不承担无限救助责任的表态,法国则获得德国在欧洲央行的政策支持,英国反对任何形式的财政联盟但因脱欧形势影响力大减,其他国家则依附于德国的财政支持而急于解决国内危机。新的制度供需均衡使得金融危机得以扭转,欧元区重新走向正向发展的道路。金融危机紧张局面缓解后,欧洲金融体系仍然面临众多难题,急需解决一系列体制性障碍。欧元区改革、“银行业联盟”和“财政联盟”成为当前欧盟危机管理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2010年以来,欧洲各国发展金融合作的共同观念空前强大,德国持续发挥核心领导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后更加强调超国家组织的权威和经济联盟、政治联盟的巩固,在英国脱欧的刺激下德法共识进一步加大,进而推动实现欧盟一体化60年来最重要的体制改革。这种局面受到欧盟的合作规范和制度路径依赖的很大影响,但危机后欧洲金融合作制度建设还很漫长。与欧洲模式相较,东亚金融合作在领域、深度、制度化等层面都处于初级阶段,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但在东亚金融合作中制度变迁的供需均衡分析范式具有同样的理论适用性。东亚金融合作的主导力量是小国集团,而不是中、日、韩等经济大国;东亚金融合作制度化水平不高,受到地区文化的强烈影响。按照区域金融合作制度供需均衡分析范式,中国需要辨明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对金融合作有哪些制度需求,尤其是那些发挥核心影响力的东盟小国对于汇率稳定和危机救助基金的需求,并且通过一系列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加以满足。同时,中国要努力发挥大国影响力,利用经济政治实力提供跨领域的公共物品。总之,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变迁始终遵循制度主体基于成本-收益衡量的供需均衡这样一种分析理路。只有那些拥有核心创新力、满足制度主体时代需求的制度设计,才有可能在制度实践中实现供需均衡,达成革命性的制度变迁。欧洲金融合作的历史就是不断通过制度主体力量博弈实现供给-需求均衡的制度变迁史。
赵雪[8]（2014）在《东亚区域汇率协调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写作遵循着从东亚经济体间汇率波动现状出发，最后回归到东亚经济体汇率制度选择的逻辑思维脉络，并始终以协调与合作的思想作为支撑。首先，东亚经济体普遍盯住美元作为一种现实状况被加以证实了。那么，在盯住美元的大前提之下，基于一种“传递”的思想，东亚经济体间汇率应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那么现实状况如何？这种相关性的短期变化和长期趋势如何？东亚经济体间汇率的相关性是否可以持续？假设在存在汇率联动的情况下，东亚经济体间是否构成了潜在的最优货币区？如果说存在着潜在的最优货币区，那么东亚经济体又应该如何进行汇率制度选择？本文将通过实证检验及理论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实际上，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源于欧元区建立的实践经验。作者认为，欧洲国家存在着一种汇率协调的“思维”。从欧洲国家主张重新建立金本位到二战后英国提出“凯恩斯计划”，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各国自发性的汇率协调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欧洲国家建立的“蛇形浮动”（Snake in the Tunnel），从欧洲货币体系到欧元区的建立，汇率协调的“思维”始终贯穿其中，并由汇率协调过渡到汇率合作。这种汇率协调的思维与欧洲贸易一体化相辅相承，为欧盟和欧元区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和制度保障。可见，这种由汇率协调“思维”所带来的汇率稳定是欧洲货币联盟建立的先行者，也就是说，欧洲国家间汇率的稳定是其组建欧洲货币联盟的重要前提条件。基于这样一个逻辑框架，在东亚区域经济体汇率稳定（自发性汇率协调）的基础上，是否可以形成最优货币区，这也是本文所要阐明的问题。本文首先对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现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包括东亚区域信息沟通及预警机制的建立、清迈倡议的启动及其多边化、东亚债券市场的发展等。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了目前东亚区域汇率协调取得的进展。从现实情况来看，尚无制度性加以保障的汇率协调与合作，而亚洲货币单位的建立也仅作为衡量区域内经济体汇率变动情况的一般性指标，并无推动东亚区域汇率协调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实质性力量。最后，危机频发使东亚经济体认识到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但目前东亚经济体对“美元体制”的依赖和美国霸权的绝对影响仍是现阶段东亚区域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由此得出现阶段美元体制与东亚区域经济体自发性汇率协调的关系，并指出东亚经济体汇率协调与合作的两个悖论：其一，现阶段美元体制和美国霸权是阻碍东亚经济体汇率协调与合作的重要原因，而东亚经济体汇率的联动性反而是通过盯住美元实现的。其二，东亚经济体贸易的发展极易受到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东亚经济体希望能够减少美元汇率波动的负效应，但又不得不把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输入美国，形成对美元资产和美国资本市场的依赖，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东亚区域盯住汇率制度。东亚经济体的地位较为尴尬，既是美元体制的支撑者，又是美元体制的受害者；既想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又不得不在美元体制下展开合作。麦金农（Mckinnon）①认为美元本位制的形成是一次偶然，而赫德森（Hudson）②指出现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经过美国充分设计的。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美元的霸权地位起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机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这既得益于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的回流机制，又得益于债券的美元计价机制。可以看出，商品美元的回流是美元霸权的重要支撑。也就是说，东亚经济体是美元霸权的重要支撑者，这种支撑作用在汇率方面的投射就是东亚经济体普遍采取盯住美元汇率制度。虽然东亚经济体官方多宣称使用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盯住美元的这一现象已经通过多种实证检验方法加以证实了，即便是在不同时期美元权重有所不同，但美元的绝对地位从未被动摇。那么，基于“传递”效应，在东亚各经济体盯住汇率制度基础上，它们之间应该表现出汇率联动的特征。基于此，本文对东亚经济体汇率变动相关系数、基于G-PPP理论的汇率变动情况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东亚经济体间存在着没有制度性约束的汇率联动性特征。也就是说，东亚经济体间存在着自发性的汇率协调，为东亚区域汇率合作乃至形成最优货币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汇率联动性以盯住美元为前提，由东亚经济体间紧密的贸易联系、相似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趋同的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加以保证。即在商品美元回流机制和东亚整体区域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这种汇率联动特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可以持续。基于东亚经济体自发性的汇率协调，本文用最优货币区理论标准检验东亚自发性汇率协调区域是否构成了最优货币区。首先，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分析组建最优货币区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成本。随后，对东亚经济体生产要素标准、经济开放度标准、产品多样化标准、金融一体化标准、通胀相似性标准和政策一体化标准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东亚经济体最优货币区标准检验结果并不理想，这既与标准选择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有关，亦与东亚经济体的某些特殊情况有关。基于此，本文从东亚经济体一体化程度出发，分析东亚经济体是否存在着“事后”的最优货币区。长期来看，东亚经济体自发性汇率协调区域满足了组建最优货币的部分条件，已经具备了推进更高层次合作的可能性。文章最后对东亚区域汇率协调与合作的长期安排进行探讨。贝奥米和埃肯格林（Bayoumi and Eichengreen，1994）指出任何中间汇率制度最终都会向两极汇率制度过渡。然而，从东亚区域的现实状况来看，美元体制仍是制约其合作的最重要因素。应在本文分析的东亚区域自发性汇率协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民币作为区域稳定器的作用①，同时明确区域合作中中国、日本甚至是美国的领导地位。短期来看，进一步巩固与加强东亚经济体间的汇率联动关系；中期来看，巩固加强现有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取得的成果，充分协调中日两国的关系；长期来看，以东亚次区域汇率协调推动东亚区域汇率合作，最终实现东亚地区货币一体化。本文结论如下：第一，在东亚经济体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各经济体间表现出汇率联动的特征，形成了自发性汇率协调。第二，这种汇率联动性以盯住美元为前提，由东亚经济体间紧密的贸易联系、相似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趋同的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加以保证。第三，在保证美元体制和东亚整体区域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这种汇率联动特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可以持续。第四，东亚自发性汇率协调区域满足部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具备了推进更高层次合作的可能性。第五，短期来看，进一步巩固与加强东亚经济体间的汇率联动关系；中期来看，充分协调中日两国的关系；长期来看，以东亚次区域汇率协调推动东亚区域汇率合作，最终实现东亚地区货币一体化。
富景筠[9]（2012）在《一体化次序视角下的东亚合作》文中提出东亚目前已成为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又一引人注目的一体化地区。尽管东亚事实上的一体化沿循着"贸易先行"的传统范式,但法理上的一体化则形成了"货币先行、贸易跟进"的次序模式。这种事实上与法理上一体化的不同步性成为东亚合作迥异于欧盟和北美自贸区的独有特征。作为外生变量的经济危机改变了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政策环境,促使东亚一体化的性质从"市场主导"转向"制度主导"。而东亚对货币合作机制的探索先于其对贸易一体化安排的推进。就一体化次序的模式选择而言,东亚自由贸易区前景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东亚货币合作不能像传统的欧洲一体化那样从贸易制度安排中获得动力支撑。而东亚高层次货币合作对贸易一体化的内生性又使得东亚率先实现货币同盟、进而推进东亚自贸区建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此可见,东亚合作的症结在于事实上与法理上的一体化之间缺乏有力的互动关系。东亚合作有必要回归传统的欧洲一体化次序模式,通过培育制度内生的一体化环境,改变目前区域合作进程的外部依赖性。
李巍[10]（2012）在《制衡美元的政治基础——经济崛起国应对美国货币霸权》文中提出国际货币能给发行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和政治好处,大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都在积极竞逐更高的国际货币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作为全球的霸权货币,美元既不受国际制度的约束,也不受其他国际货币的制衡,这就使得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地位对其他国家进行财富"掠夺"和政治"胁迫"。为此,作为经济崛起国的德国和日本,它们先后调整了追随美元的国际货币政策,致力于提升自身的国际货币地位,推动形成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格局,以对美国滥用其货币特权进行制衡,进而扞卫自身的货币权益。虽然德国和日本两国在经济实力和经济结构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但由于在国际政治领导力上的差异,它们分别采取了货币联盟建设与单边的货币国际化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货币战略,其导致的对美元的制衡效果也大相径庭:欧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第二大货币,对美元构成了竞争压力;日元的单边国际化却进展颇微,日元与美元地位仍然相差甚远。这对现今同样处于经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提供了货币战略方面的重要启示:中国货币地位的提升除了需要夯实经济基础之外,还需要不断加强国际政治领导力,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区域货币合作。
二、汇率制度、路径依赖与东亚货币合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汇率制度、路径依赖与东亚货币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制度性权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 |
| (三)国际制度中的权力现象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方法 |
| (二)内容分析方法 |
| (三)历史分析方法 |
| 第五节 文章结构 |
| 第六节 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厘定和观念路径提出 |
| 第一节 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概念和比较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定义和性质 |
| (一)制度性权力的定义 |
| (二)制度性权力的五种性质 |
| 第三节 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转换:概念和运用 |
| 第四节 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一种观念路径 |
| (一)权力本体内存在着时间维度和过程维度 |
| (二)权力依赖甚至依附于和国际制度的关系 |
| (三)权力的延续比寻找新的权力优势更重要 |
| 第二章 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国际制度 |
| 第一节 国际制度因何难以更迭 |
| (一)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 |
| (二)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 |
| 第二节 渐进式的国际制度变迁 |
| (一)国际制度的替代 |
| (二)国际制度的堆叠 |
| (三)国际制度的漂移 |
| (四)国际制度中的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 |
| 第三节 国家因何转换而非重塑制度性权力 |
| (一)制度性权力转换具有隐蔽性 |
| (二)制度性权力转换具有低成本性 |
| (三)制度性权力转换可以增持合法性 |
| 第三章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积累和持有 |
| (一)制度性权力的非排他性积累 |
| (二)制度性权力的非公平性持有 |
| 第二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运用 |
| (一)国际授权:在制度内运用权力 |
| (二)制度霸权和制度现实主义:在制度外运用权力 |
| (三)制度性权力运用后的防御性调整 |
| 第三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更新 |
| (一)议价和谈判策略 |
| (二)重新谈判策略 |
| (三)制度退出策略 |
| (四)威胁性制度退出策略 |
| (五)重新加入制度策略 |
| 第四章 转换之后: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假设 |
| 第一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再持有或丧失 |
| 第二节 非预期制度成熟和非预期制度崩溃 |
| 第三节 预期制度成熟和预期制度崩溃 |
| 第五章 案例研究:1971 年的“尼克松冲击”和美元霸权的救赎 |
| 第一节 渐进式的国际货币制度变迁 |
|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危机 |
| 第四节 “尼克松冲击”和美元霸权的转换 |
| 第六章 结论和余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解决 |
| 第二节 弱势形象与复合型强势地位:制度性权力转换和中国崛起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最优货币区理论 |
| 2.1.2 货币替代理论 |
| 2.1.3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货币锚的概念及特性 |
| 2.2.2 货币锚效应测度的实证方法 |
| 2.2.3 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 |
| 2.2.4 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 |
| 3.1 货币锚的演进历程 |
| 3.1.1 金本位时期:黄金锚 |
| 3.1.2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黄金-美元锚 |
| 3.1.3 牙买加体系时期: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锚 |
| 3.2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 |
| 3.2.1 经济实力的显着增强 |
| 3.2.2 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深化 |
| 3.2.3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
| 3.2.4 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
| 3.3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外部机遇 |
| 3.3.1 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
| 3.3.2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多元化调整 |
| 3.3.3 “一带一路”引领国际合作新格局 |
| 3.4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制约因素 |
| 3.4.1 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 |
| 3.4.2 金融体系的不完善 |
| 3.4.3 美元强大的计价货币惯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测度 |
| 4.1 基础分析框架 |
| 4.1.1 模型的设定 |
| 4.1.2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 模型的扩展与改进 |
| 4.2.1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处理:辅助回归 |
| 4.2.2 样本区间的划分:基于Bai-Perron方法的多重结构突变检验 |
| 4.2.3 回归方法的选择:似不相关模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平稳性检验及结果说明 |
| 4.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1 “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锚效应的因素及作用机制 |
| 5.1.1 政府合作渠道 |
| 5.1.2 贸易渠道 |
| 5.1.3 投资渠道 |
| 5.1.4 金融渠道 |
| 5.2 变量的选取及模型设定 |
| 5.2.1 变量及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设定及回归方法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基础回归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进一步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
| 6.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 |
| 6.1.1 贸易和投资的合作现状 |
| 6.1.2 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 |
| 6.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进展 |
| 6.2.1 货币合作的初步成果 |
| 6.2.2 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 |
| 6.2.3 资本市场合作的有益尝试 |
| 6.2.4 开发性金融合作的突破进展 |
| 6.3 基于OCA指数的区域货币合作潜力分析:以东盟为例 |
| 6.3.1 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的背景 |
| 6.3.2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区域货币合作推动欧元国际化的经验借鉴 |
| 6.4.1 欧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 6.4.2 欧元国际化模式的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继续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货币锚地位 |
| 7.1.1 在政府合作层面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 7.1.2 在贸易和投资层面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
| 7.1.3 在金融层面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 |
| 7.2 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 |
| 7.2.1 东盟区域: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 |
| 7.2.2 其他区域:夯实经济合作基础 |
| 第8章 总结及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贸易结算与货币国际化研究 |
| 二、人民币国际化具体推进路径研究 |
| 三、锚货币与货币国际化研究 |
| 第三章 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现状 |
| 一、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发展 |
| 二、人民币作为互换货币的发展 |
| 三、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发展 |
| 四、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 |
| 五、人民币作为锚货币的发展 |
| 第四章 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路径 |
| 一、通过资本输出与跨国企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
| 二、通过金融自由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
| 三、通过贸易结算与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
| 第五章 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路径中锚货币作用的实证研究 |
| 一、人民币作为锚货币的相关性分析 |
| 二、人民币作为锚货币的回归分析 |
| 第六章 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
| 一、贸易产品结构单一 |
| 二、区域合作进展缓慢 |
| 三、地缘政治问题复杂 |
| 四、资本管制持续存在 |
| 第七章 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借鉴 |
| 一、德国的经验借鉴 |
| 二、日本的经验借鉴 |
| 第八章 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建议 |
| 一、促进出口部门结构优化升级 |
| 二、加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 |
| 三、积极推动东亚地区货币稳定机制的建立 |
| 四、寻求从周边贸易国家推进 |
| 五、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
| 六、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渊源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阐释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的研究 |
| 二、区域主义理论的研究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变量综述与选择 |
| 四、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案例综述与选择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分析思路 |
| 一、概念诠释与描述性推论 |
| 二、比较案例分析与因果推论 |
| 三、过程追踪与历史制度分析 |
| 第一章 区域共识的形成 |
| 第一节 共识的内涵 |
| 一、观念与共享观念 |
| 二、意向与集体意向 |
| 三、语言与共同承诺 |
| 四、认同与集体认同 |
| 第二节 共识的建构 |
| 一、利益与共识 |
| 二、危机与共识 |
| 三、交往与共识 |
| 第三节 区域共识的建构 |
| 一、共同利益与区域共识 |
| 二、危机管理与区域共识 |
| 三、国际互动与区域共识 |
| 第二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规律 |
|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化 |
| 一、制度的构成 |
| 二、制度化动因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国际安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国际经济共识的制度化 |
| 三、国际环境共识的制度化 |
| 第三节 区域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制度化: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 |
| 二、区域共识的制度化变量与假设 |
| 第三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变量 |
| 第一节 共同利益 |
| 一、利益协调需要制度保障 |
| 二、共同利益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利益扩大推动再制度化 |
| 第二节 危机管理 |
| 一、危机化解需要制度安排 |
| 二、危机管理依靠制度协调 |
| 三、危机管理迫使制度合作 |
| 第三节 国际协调 |
| 一、国际协调奠定制度基础 |
| 二、国际协调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推进制度建设 |
| 第四节 集体意向 |
| 一、集体意向决定集体行动 |
| 二、集体意向建构社会实在 |
| 三、集体意向建构制度事实 |
| 第四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全球与区域 |
| 第一节 全球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跨区域到全球 |
| 一、国际安全“共识”:从欧洲协调、国际联盟到联合国 |
| 二、国际经济“共识”: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 |
| 第二节 区域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次区域到区域 |
| 一、西欧联合:从思想理念到煤钢共同体 |
| 二、欧洲联合:从“三大共同体”到欧盟的成立 |
| 第三节 全球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关系 |
| 第五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次区域与区域 |
| 第一节 “维谢格拉德集团”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东欧剧变推动中欧制度合作 |
| 二、共同利益:集体安全需要中欧制度安排 |
| 三、国际协调:维谢格拉德会晤与“V4+N”会晤机制 |
| 四、集体意向:共同加入欧盟与加强中欧身份 |
| 五、维谢格拉德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二节 “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反恐国际合作启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能源与安全利益奠定制度化基础 |
| 三、国际协调:从“双边”上海峰会到“多边”杜尚别会晤 |
| 四、集体意向:《上合宣言》与《打击三股势力公约》 |
| 五、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三节 “东盟+”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内忧外患推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利益范围扩大助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从邦胜聚会到东亚峰会 |
| 四、集体意向:从《东盟宣言》到《东盟宪章》 |
| 五、“东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四节 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接口”:“扩员”与“+N”模式 |
| 结论 |
| 一、区域共识制度化的一般经验 |
| 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理论限定与局限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其他变量与假定 |
| 四、中国等新兴国家引领的区域共识制度化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5）外生因素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基于主体、制度和观念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际政治理论中主体、制度、观念的文献综述 |
| 2.新制度主义文献综述 |
| 3.历史制度主义的外生因素文献综述 |
| 4.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文献综述 |
| (三)论文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主要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主要创新及其不足之处 |
| 1.主要创新 |
| 2.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的不同界定及基本理论 |
| 一、全球金融治理的概念与面临的挑战 |
|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 |
| (二)全球金融治理的目标 |
| (三)全球金融治理本身的挑战 |
| 二、主体、制度、观念的不同视角 |
| (一)经济民族主义视角 |
| (二)经济自由主义视角 |
| (三)马克思主义视角 |
| 三、外生因素对制度变化的作用 |
| (一)外生因素产生作用的路径 |
| (二)历史制度主义与路径依赖 |
| (三)在制度变化中的主体与观念互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全球金融治理不同主体及其影响 |
| 一、全球金融治理不同主体及其互动 |
| (一)国家与非国家主体对全球金融治理的作用 |
| (二)全球金融治理多边协商机制中的主体互动 |
| 二、全球金融治理标准化行为者的分类 |
| (一)全球金融治理标准提倡者 |
| (二)全球金融治理标准制定者 |
| (三)全球金融治理标准执行者 |
| 三、外生因素对主体路径变化的影响 |
| (一)外生因素与主体变化 |
| (二)多边协商机制与主体互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金融治理制度的变化 |
| 一、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变迁及其挑战 |
| (一)全球金融体系及其运作机制 |
| (二)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变迁 |
| (三)全球金融治理的变化与挑战 |
| 二、在多边协商机制中的制度变化 |
| (一)美国主导时代(1944-1975) |
| (二)七国集团主导时代(1975-2008) |
| (三)二十国集团主导时代(2008-) |
| 三、外生因素对制度路径变化的影响 |
| (一)外生因素与制度变化 |
| (二)金融危机后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 |
| 小结 |
| 第四章 观念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及变化 |
| 一、观念对制度的功能 |
| (一)观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
| (二)国际规范的内化 |
| 二、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观念路径分析 |
| (一)古典自由主义 |
| (二)凯恩斯主义 |
| (三)内嵌式自由主义 |
| (四)新自由主义 |
| 三、金融危机对观念变化的影响 |
| (一)亚洲与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观念变化 |
| (二)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观念扩散及作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外生因素作用下全球金融治理的展望 |
| 一、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治理的局限性 |
| (一)主体、制度、观念三者合力的影响 |
| (二)全球金融治理的局限性 |
| 二、今后继续研究的空间:金融科技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
| (一)银行中心金融体系与市场中心金融体系 |
| (二)金融科技发展状况 |
| (三)Fintech发展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中英文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6）货币权力视角下的美元本位制危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结构安排、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结构安排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货币权力 |
| 第一节 国际货币与国际货币权力 |
| 一、货币与货币权力 |
| 二、国际货币与国际货币权力 |
| 第二节 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 |
| 一、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与制度 |
| 二、货币国际化：选择与推动 |
| 第三节 国际货币体系的兴替 |
|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
| 二、国际货币体系兴替的规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美元本位制危机的源起(1944-1973) |
| 第一节 从英镑体系到美元体系 |
| 一、英美综合国力的消长 |
| 二、英镑“合法性”的式微 |
| 三、美元“合法性”的确立 |
| 第二节 美元本位制的制度基础与内在缺陷 |
| 一、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元权力的制度化 |
| 二、战后的黄金时代：不完全承担的义务 |
| 第三节 特里芬悖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
| 一、特里芬悖论：由隐及显 |
| 二、美元本位制危机：初露端倪 |
| 三、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由表及里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元本位制的建立与危机初现(1974-1999) |
| 第一节 美元“脱锚”与金融“脱嵌” |
| 一、美元本位制建立与美元“脱锚” |
| 二、美式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脱嵌” |
| 三、“脱锚”与“脱嵌”对美元权力的影响 |
| 第二节 新特里芬悖论与美元权力的滥用 |
| 一、“超级嚣张的特权” |
| 二、新特里芬悖论：危机的根本原因 |
| 三、币权滥用：危机的驱动因素 |
| 第三节 危机表征：亚洲金融危机 |
| 一、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背景 |
| 二、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
| 三、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元本位制的冲击 |
| 第四节 危机表征：挑战货币崛起 |
| 一、亚洲：挑战失败的日元 |
| 二、欧洲：欧元的崛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危机全球化与美元本位制危机加深(2000-2008) |
| 第一节 货币扩张与全球经济失衡 |
| 一、失控的货币扩张 |
| 二、币权滥用及其后果 |
| 第二节 金融自由化与全球金融危机 |
| 一、美式金融自由化及其后果 |
| 二、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 |
| 第三节 欧元的挑战与人民币的崛起 |
| 一、欧元的挑战与挫折 |
| 二、人民币崛起的现实基础与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币权竞争及其前景(2008-2018) |
| 第一节 悬崖边缘的美元本位制 |
| 一、伯南克冲击 |
| 二、贸易赤字问题 |
| 三、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问题 |
| 四、经济空心化问题 |
| 第二节 欧债危机下欧元的退与进 |
| 一、金融自由化与欧债危机 |
| 二、欧元国际化的波折 |
| 三、欧元区的持续改革 |
| 第三节 全面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 |
|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内基础 |
|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驱动 |
| 三、中国的国际领导力与制度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资料 |
| 二、英文资料 |
| 三、网络资源 |
| 四、官方网站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7）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难题 |
| 1.1.2 区域金融合作的现实需求 |
| 1.1.3 欧洲金融合作与金融危机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区域金融合作的制度变迁分析：理论框架 |
| 2.1 广义制度变迁的理论综述 |
| 2.1.1 和谐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 |
| 2.1.2 冲突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 |
| 2.2 区域金融合作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 |
| 2.2.1 区域金融合作的外生变量 |
| 2.2.2 区域金融合作的内生变量 |
| 2.2.3 区域金融合作的供需均衡及制度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金融危机前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产生及供需分析 |
| 3.1 货币政策：《德洛尔报告》开启制度性合作进程 |
| 3.1.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3.1.2 欧洲早期货币政策的制度设计发展 |
| 3.1.3 欧洲早期货币政策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3.2 监管政策：《莱姆法路西法案》建立系统性监管框架 |
| 3.2.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3.2.2 《莱姆法路西法案》的制度设计发展 |
| 3.2.3 《莱姆法路西法案》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3.3 稳定政策：《稳定与增长公约》建立严格财政约束框架 |
| 3.3.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3.3.2 《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制度设计发展 |
| 3.3.3 《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危机时期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维系及供需分析 |
| 4.1 货币政策：“最后贷款人”机制逆转欧元区系统性危机 |
| 4.1.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4.1.2 “最后贷款人”机制的制度设计发展 |
| 4.1.3 “最后贷款人”机制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4.2 监管政策：欧盟银行监管体系的审慎监管实践 |
| 4.2.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4.2.2 欧盟银行监管体系的制度设计发展 |
| 4.2.3 欧洲银行监管体系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4.3 稳定政策：“欧洲稳定机制”奠定欧元区财政巩固基础 |
| 4.3.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4.3.2 欧洲稳定机制的制度设计发展 |
| 4.3.3 欧洲稳定机制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后金融危机时期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发展及供需分析 |
| 5.1 货币政策：欧元区治理改革任重道远 |
| 5.1.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5.1.2 欧元区改革的的制度设计发展 |
| 5.1.3 欧元区改革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5.2 监管政策：“银行业联盟”确立超国家层面审慎监管原则 |
| 5.2.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5.2.2 建立银行业联盟的制度设计发展 |
| 5.2.3 建立银行业联盟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5.3 稳定政策：“财政联盟”设想与建立“政治同盟”的可能性 |
| 5.3.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5.3.2 建立财政联盟的制度设计发展 |
| 5.3.3 建立财政联盟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欧洲金融合作评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6.1 对欧洲金融合作制度变迁的评价与启示 |
| 6.1.1 欧洲金融合作的发展动力和维系机制 |
| 6.1.2 欧洲金融合作的启示 |
| 6.2 中国参与区域金融合作的政策选择 |
| 6.2.1 比较视野下的东亚金融合作 |
| 6.2.2 中国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政策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东亚区域汇率协调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元体制下东亚经济体盯住汇率制度的变化趋势 |
| 1.2.2 东亚次区域经济体自发性汇率协调 |
| 1.2.3 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东亚次区域汇率协调的检验 |
| 1.2.4 东亚区域汇率协调与合作的长期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最优货币区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最优货币区理论 |
| 2.1.1 生产要素流动性 |
| 2.1.2 工资和价格弹性 |
| 2.1.3 金融一体化程度 |
| 2.1.4 经济开放程度 |
| 2.1.5 产品多样性 |
| 2.1.6 通货膨胀相似度 |
| 2.1.7 政策一体化程度 |
| 2.1.8 区域内冲击对称性 |
| 2.1.9 政治一体化程度 |
| 2.2 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 |
| 2.2.1 成本分析 |
| 2.2.2 收益分析 |
| 2.2.3 GG-LL 模型 |
| 2.3 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现状与汇率协调的进展 |
| 3.1 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最新进展 |
| 3.1.1 信息交流与共同监督机制 |
| 3.1.2 区域融资便利机制——清迈倡议的启动及其多边化 |
| 3.1.3 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 |
| 3.2 东亚区域汇率协调的进展 |
| 3.2.1 汇率协调进展较为缓慢 |
| 3.2.2 亚洲货币单位的建立 |
| 3.2.3 亚洲货币单位对促进东亚区域汇率协调的重要意义 |
| 3.3 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障碍 |
| 3.3.1 东亚经济体对美元体制的依赖是障碍的主要根源 |
| 3.3.2 东亚经济体合作意愿不断增强但仍受美国霸权的影响 |
| 3.4 小结 |
| 第4章 美元体制下东亚经济体汇率制度选择及汇率协调的基础 |
| 4.1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
| 4.1.1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
| 4.1.2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1.3 现行美元本位制的特征 |
| 4.1.4 对现行美元体制合理性的解释 |
| 4.2 美元体制下东亚各经济体汇率制度选择 |
| 4.2.1 汇率制度的分类 |
| 4.2.2 东亚经济体汇率制度选择 |
| 4.3 东亚经济体盯住美元的变化趋势及汇率协调的基础 |
| 4.3.1 东亚经济体汇率盯住美元的变化趋势 |
| 4.3.2 东亚经济体盯住美元是自发性汇率协调的基础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东亚地区自发性汇率协调区域的识别——基于东亚经济体实际汇率变动情况分析 |
| 5.1 短期基于汇率变动相关系数的考察 |
| 5.2 长期基于 G-PPP 理论的实际汇率协整关系的考察 |
| 5.2.1 模型的建立 |
| 5.2.2 实证检验结果 |
| 5.3 强化东亚经济体自发性汇率协调的因素 |
| 5.3.1 紧密的贸易联系 |
| 5.3.2 相似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 |
| 5.3.3 经济周期趋同 |
| 5.3.4 宏观经济政策趋同 |
| 5.4 小结 |
| 第6章 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标准对东亚次区域自发性汇率协调的检验 |
| 6.1 最优货币区理论对检验东亚次区域自发性汇率协调的适用性 |
| 6.2 最优货币区标准分析 |
| 6.2.1 生产要素流动性标准 |
| 6.2.2 经济开放度标准 |
| 6.2.3 产品多样化标准 |
| 6.2.4 金融一体化标准 |
| 6.2.5 通胀相似性标准 |
| 6.2.6 政策一体化标准 |
| 6.3 潜在最优货币区的探讨 |
| 6.4 小结 |
| 第7章 东亚区域汇率合作的长期安排 |
| 7.1 对美元体制可持续性的思考 |
| 7.1.1 美国霸权的影响力 |
| 7.1.2 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的回流机制 |
| 7.1.3 债务的美元计价机制 |
| 7.2 美元体制下东亚区域汇率合作的关键 |
| 7.2.1 区域主导力量的确立 |
| 7.2.2 人民币与日元的竞争与协调 |
| 7.3 东亚区域汇率合作的路径选择 |
| 7.3.1 短期目标 |
| 7.3.2 中期目标 |
| 7.3.3 长期目标 |
| 7.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 |
| 后记 |
（9）一体化次序视角下的东亚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 一 既有研究范式及本文分析框架 |
| 二 东亚一体化的次序及其成因 |
| (一) 东亚一体化的初始条件 |
| (二) 东亚货币合作的启动与进展 |
| (三) “货币先行、贸易跟进”的双轨一体化模式 |
| 三 东亚一体化次序的未来模式 |
| (一) 东亚货币同盟的前景 |
| (二) 东亚自贸区的前景 |
| (三) 东亚一体化次序的模式选择 |
| 四 结论 |
四、汇率制度、路径依赖与东亚货币合作（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D]. 韩德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D]. 蔡琬琳. 吉林大学, 2021(02)
- [3]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路径研究[D]. 陈运森. 外交学院, 2020(08)
- [4]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D]. 丁伟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5]外生因素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基于主体、制度和观念的分析[D]. LEE/KAYEON（李佳娟）. 吉林大学, 2019(02)
- [6]货币权力视角下的美元本位制危机研究[D]. 叶冰. 外交学院, 2019(10)
- [7]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变迁研究[D]. 李宏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5)
- [8]东亚区域汇率协调问题研究[D]. 赵雪. 吉林大学, 2014(09)
- [9]一体化次序视角下的东亚合作[J]. 富景筠.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06)
- [10]制衡美元的政治基础——经济崛起国应对美国货币霸权[J]. 李巍.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