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矿物学史研究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付璐[1]（2020）在《《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人类健康需要依靠多种医学体系的相互融合与发展。然而东西方医学的跨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医在西传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阻碍。在此背景下,回溯中西医学交流的历史脉络、挖掘其影响因素,或可为当今医学交流的相关政策制定、模式构建等提供一些史学意义上的启示。本文选择《本草纲目》传欧史作为研究切入点,原因在于此书在欧洲的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且评价较高,是中医西传的一个较为典型和成功的案例。对《本草纲目》传欧史加以阐述和解析,或可加深人们对东西方医学交流的历史脉络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为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医学交流提供某些历史借鉴。《本草纲目》系中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纂的一部本草学巨着,于1593年刻成、1596年发行,最迟在1604年传入日本,之后相继传入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并于17世纪末传入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18-19世纪期间,诸多欧洲学者对《本草纲目》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翻译、引用、研究及评价。20世纪以来,《本草纲目》进一步引起了国际的重视,如1953年,莫斯科大学将李时珍像镶嵌在该校大礼堂;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本书列入“世界记忆名录”;2018年,在李时珍诞辰500周年、《本草纲目》成书44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学者围绕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学术成就及影响,举办了多场国际性学术会议和纪念活动。《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贯穿17-21世纪,跨越了欧洲多国,其流传时间较长、范围较广、影响较大且在不同时期的流传特点不同,故值得对其传欧过程进行研究。本文以《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目录调查、网络调查以及实地考察3种方式,收集17世纪至今的多种专着、论文、信件、手稿、政策文件、照片、画册、标本等珍贵资料;采用传统文献学、史学研究方法,系统梳理本书从17世纪至今在欧洲多国的流传过程及欧洲读者对本书的收集、翻译、引用、研究和评价;此外,本文运用接受理论作为核心理论指导,挖掘影响欧洲读者接受本书的动力及阻力因素;同时,借鉴知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从知识的收集、分析、传播及应用四个阶段探讨了《本草纲目》传欧的全过程。关于《本草纲目》在欧洲的版本流传,本文考察了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梵蒂冈、比利时、奥地利8国17家藏书机构所藏《本草纲目》的不同版本22种38部,对其馆藏地、书号、版本信息及特征进行论述。特别是法国所藏3种《本草纲目》彩绘本,本文对其药图来源进行考证后,认为彩绘本所绘816幅药图系参考《本草纲目》钱蔚起刻本所附药图上色而成,并在个别细节处进行了增补、删减和修饰。关于《本草纲目》在欧洲的译本流传,本文阐述了 4种英文、法文译本的主要内容、体例以及翻译特点。其中,18世纪由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所编写的手稿“《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一种《本草纲目》法文节译本;由法国27位传教士联合供稿、并由杜赫德所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专设一章翻译《本草纲目》的前言部分及16种药物,该书在欧洲流传甚广,对《本草纲目》传欧影响较大。20世纪英国学者伊博恩联合北京博物学会诸位学者编纂的8种着作,涉猎《本草纲目》所载植物、矿物及动物药,内容全面。至21世纪,由中国学者罗希文所译《本草纲目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BencaoGangmu）》,是世界上首部、亦是目前唯一的《本草纲目》英文全译本,从内容到体例还原度都非常较高。关于《本草纲目》的欧洲接受史,本文将其分为“传入与翻译期”“研究与评价期”“文化印象构建期”三个时期:在17-18世纪,欧洲的《本草纲目》接受者主要为来华传教士,他们在中国收集此书的文本、图像与相关药物标本,并将部分文本内容译成西文传到欧洲。至19世纪,《本草纲目》的接受者以药理学家、化学家、植物学家、生物学家等学者为主,他们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标本进行化验分析,从化学、药理学角度阐释这些中国药物,并与欧洲当地的植物进行对照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对《本草纲目》的接受形式趋于多样化,如通过雕塑、动画等形式向国际展示李时珍及中草药文化形象,特别是《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对《本草纲目》欧洲接受史的梳理,可以认为:影响欧洲读者接受本书的动力主要来自“新鲜（猎奇）”和“实用（需求）”,而阻力则主要来自“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此外,本文在“《本草纲目》传欧之疑误考”一章中厘清了《本草纲目》传欧研究中的3个常见争议性问题:一是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关于中药的两种着作《中国植物志》《单味药》皆非《本草纲目》的外文节译本,但卜弥格在《单味药》中引用过《本草纲目》丹砂及龙骨的条文。二是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博士毕业论文并非以《本草纲目》为研究对象,但他年轻时很可能在奥布瓦修道院见过《本草纲目》彩绘本,并为了阅读彩色植物图旁的汉文去学习汉语,终成为一位着名汉学家。三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三大着作《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及《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共出现8处“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表述,8条相关引文中有5条可能引自《本草纲目》,主要为对家鸡和金鱼相关资料的引述。其余3条可能来自《中国纪要》转引《齐民要术》对养羊法的记载。达尔文可能误认为此8条引文出自同一种“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即《本草纲目》。最后,本文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将《本草纲目》知识的传欧过程分为收集、分析、传播、应用四个阶段:从知识收集来看,欧洲人通过购买、赠送、掠夺等方式,收集了《本草纲目》的多种版本及相关的药物标本;随后对《本草纲目》中的知识进行了筛选、翻译、引用、研究;通过论着、会议、展览等传播方式,将《本草纲目》的相关知识展示给其他欧洲学者;同时从资源获取、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等角度实现了知识的应用。有关本文的创新点,笔者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和探讨:新材料:本文收集、补充了一些前人论述中未载的史料。如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图书馆、法国第戎市立图书馆等藏书机构的《本草纲目》明清版本、相关绘本、剪贴画册、学者手稿等多种珍贵文献资料。特别是收集了 5种与《本草纲目》相关的药图绘本及剪贴画册。其中的3种彩绘《本草纲目》药图,迄今学界知之不多,尤其珍贵。本文将其中的图像与《本草纲目》多种版本的药图逐幅进行对比,详细分析其绘图特点,进一步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了欧洲学者获取《本草纲目》药图的背景及意义,弥补了现有研究关于《本草纲目》图像传欧的某些缺失。对前人虽有提及、但未做深入研究的资料,本文进一步探究其特点与价值。如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本草纲目》“金石部”法文译稿、法国汉学家毕瓯及化学家布朗涅尔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的化验分析、英国药理学家汉伯里对《本草纲目》的研究等,都是前人相关研究中鲜少涉及或研究较浅的珍贵资料。本文详细分析了上述欧洲学者论着的成书背景、体例、内容、特点及其对《本草纲目》传欧的意义,拓展了现有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新观点:对《本草纲目》西传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争议性问题,本文在详细考证后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的着作是否为最早的《本草纲目》西文节译本?”“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毕业论文是否为欧洲史上最早的以《本草纲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是否盛赞《本草纲目》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本文综合多位学者的论述,追本溯源,厘清了既往研究中的某些讹误,并基于文献证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新视角:本文在研究视角与方法学上亦有所创新。本文在传统的文献学、史学研究方法基础上,引入接受理论及知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试图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深入探讨《本草纲目》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将来的东西方医学交流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借鉴。
刘梦雨[2]（2019）在《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文中指出清代匠作则例记载了种类繁多的彩画作颜料,但其中大量名目都难以索解,致使研究者对清代彩画颜料的认知长期局限于当代彩画匠师的经验性知识,而针对彩画实物的科学检测结果也无从与清代文献记载印证。在清代的匠作知识体系中,官式彩画应当使用哪些颜料?营造工程中实际使用了哪些颜料?为什么选择使用这些颜料?它们对建筑彩画的最终面貌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本文以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为研究对象,以匠作则例为核心文献材料,首先考释颜料名实,在此基础上,还原清代官式建筑彩画的材料构成,并厘清每种颜料的贸易来源与应用状况,以及颜料在营造活动中的流通过程。研究基于二重证据法展开,所使用的主要实物材料,是1978-2018年间针对清代建筑彩画及相关彩绘文物的科技考古数据,共统计文物案例127个（其中笔者分析案例33个）。文献材料则以52种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和清代官修政书为主,同时结合海关档案、税则等中外贸易史料,解决有关进口颜料的问题。在遴选相关匠作则例并完成文献学基础工作之后,本文分别统计了清代匠作则例和清代档案史料中出现的颜料名目,以及科学检测案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种类。通过比对上述两份清单,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解决了天青、梅花青、紫艳青、硇砂绿、洋青、鱼子金等20余种颜料的名实对应问题;进而对30余种颜料的性状、来源、应用范围等信息作了尽可能详实的考证,以对既有认识作出修正和补充。进口颜料在清代中国的来源、贸易与应用,是本文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大量贸易档案、笔记等一手材料,梳理出清代中国进出口颜料贸易的整体图景,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smalt、人造群青、巴黎绿、普鲁士蓝等几种最重要的进口颜料展开深入研究,详细考证了每种颜料进入中国的渠道与时间,中文名称演变与确立的过程,并逐一厘清其应用范围、使用方式及贸易状况。研究发现,清代皇家营建活动中颜料的流通与使用,要依次经历采办-贮存-支领-制备-施用-奏销几个环节,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规范。清中期以来,进口颜料在建筑彩画中的应用不断增加,至清晚期已占据压倒性优势。以成本较低的进口颜料来替代则例规定的昂贵物料,逐渐成为普遍的变通做法,但始终未曾见载于官修则例。颜料的选择,是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因素博弈的结果,这一选择又会影响建筑彩画的最终样貌。因此,仅从文化角度解释建筑彩画的用色问题是不够的,颜料在物质层面的影响及其背后的经济和技术因素,同样值得研究者关注。
孙晶,刘松,费明明[3]（2007）在《地质学史研究会20年来分类研究简介》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成立于1980年4月,此后二十几年里,本着以史为鉴,继往开来的研究宗旨,坚持一年一会,一会一书的计划,及时总结汇报研究成果,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每届年会的学术论文涉及内容广泛,门类众多,为方便大家研究查阅,现将20年来研究会论文作以分类。具体内容如下:
王根元[4]（1983）在《中国矿物学史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人类的文明史,首先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历史。原始社会阶段,人们在选择石料,打制和使用石器的过程中,就体现了矿物学知识的萌芽。考古发掘表明,中华民族在史前漫长的岁月里,逐步认识和利用了多种矿物。至于历代丰富的典籍中,更不乏关于矿物形态、物
刘大为[5]（2019）在《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演化研究》文中认为辽河三角洲是我国着名的河口三角洲,由辽河、大凌河、大辽河和绕阳河等多条河流注入辽东湾沉积形成。辽河和大辽河是流域较大、物源多元的曲流河入海,大凌河是坡降较大、泥沙量大的辫状河入海,而辽河经盘锦入海的历史仅百余年,大凌河下游河道几百年来多次摆动,这种多条河流形成的三角洲较为罕见。加之该区海岸线变动十分明显,辽河、大凌河、大辽河等河流沉积物的时空分布以及近现代辽河三角洲的演化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根据史料文献、考古遗址、历史地图和遥感影像数据,恢复了四百年以来辽河三角洲的海岸线变化和河道摆动过程。对大凌河、绕阳河、辽河和大辽河下游河口地区采集的21个浅层沉积物样品,进行了矿物学、地球化学分析,得到了大凌河和辽河水系的粘土矿物、碎屑矿物和地球化学特征,并以粘土矿物组合特征构建了大凌河沉积物和辽河沉积物的混合模型,量化两个水系对辽河三角洲的沉积物贡献率。对辽河三角洲平原的28个钻孔进行了详细的岩性描述、粒度分析、粘土矿物分析和粘土混浊水电导率测试,结合放射性同位素测年所构建的年代学框架,建立了三角洲的等时地层格架。将大凌河三角洲和辽河三角洲沉积物空间关系、等时地层格架与海岸线变化、河流改道等地貌学分析结果相互印证,揭示辽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形成演化过程以及沉积动力机理。强调了大凌河在现代辽河三角洲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的重要作用,将辽河三角洲正名为辽河-大凌河多河流三角洲,总结了演化模式,为今后多河流三角洲演化提供研究思路。主要认识如下:（1）1600年,辽河-大凌河三角洲海岸线大致位于四海屯村、文字官村、南圈河村、龙王村、南坨子盐滩、田庄台镇、白庙子一线。至1800年,大凌河口和大辽河口海岸线由于泥沙量大,向海推进较多,而西沙河等河流径流量和输沙量较小,海岸线推进较慢。18001909年,由于辽河（双台子河）的形成,大凌河改道从盘锦湾入海,盘锦湾面积迅速缩小。19091956年,盘锦湾迅速淤积,海岸线向海推进约20km。建国之后,由于河流上游水库和拦水闸的修建,河流入海泥沙量减少,海岸线变化主要是由于人工养殖、围海造田和海洋工程造成的。1600年以来,大凌河下游河道经历了6次大的改道。（2）大凌河沉积物粒度较辽河、大辽河和绕阳河更粗。大凌河沉积物粘土矿物组合为蒙脱石-伊利石-高岭石-绿泥石,蒙脱石含量与伊利石含量比值大于1,辽河、大辽河和绕阳河粘土矿物组合为伊利石-蒙脱石-绿泥石-高岭石,该比值小于1。大凌河沉积物重矿物组合为绿帘石-磁铁矿-钛铁矿-普通角闪石-磁铁矿,大辽河为绿帘石-钛铁矿-普通角闪石-磁铁矿,辽河为钛铁矿-磁铁矿-绿帘石-石榴子石-普通角闪石,大凌河重矿物质量分数大于1%,辽河和大辽河不足0.1%。大凌河、辽河和大辽河沉积物的地球化学组成差别不大。（3）大凌河流域、辽河流域和大辽河流域均以物理风化为主,其中,大凌河流域物理风化最强,辽河次之,大辽河最弱。流域地表母岩和气候条件是影响沉积物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特征的主要因素。粘土矿物在河口地区的物源继承性很好,将其作为辽河-大凌河三角洲的物源示踪标志,以混合模型建立了物源判别体系。（4）根据钻孔的岩性、粒度特征和粘土混浊水电导率特征划分出沉积相,结合年代学框架和物源判别体系,构建了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等时地层格架。根据沉积相变化、海岸线和河流位置以及不同河流沉积物的分布特征,将四百年来辽河-大凌河三角洲的演化分为16001800年、18001909年、19091956年和1956年至今,共四个阶段。河流输沙量以及河流入海口的位置和数量是近现代辽河-大凌河三角洲演化的主控因素。（5）辽河-大凌河多河流三角洲是由辫状河和曲流河等不同性质河流共同塑造的,二者的多期次三角洲叶瓣相互叠加,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多河流三角洲复合体。近百年来辽河的形成“掩盖”了大凌河对三角洲演化的贡献。多河流共同作用、人类活动影响以及河流与海洋作用强弱转变是辽河-大凌河三角洲演化特点,并据此提出了多河流三角洲的演化模式。
王根元,崔云昊[6]（1990）在《关于《金石识别》的翻译、出版和底本》文中认为《金石识别》是我国近代矿物学第一部译着,对我国地质学史、矿物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围绕《金石识别》的着译者、内容、翻译蓝本、翻译出版时间及现有版本等问题作了探讨。经过考证,特别指出《金石识别》的蓝本是 Manual of Mineralogy（1857）,并指出至少存在四种版本。
徐冠华[7]（2020）在《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研究（1902—1912年）》文中认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积累时期迫切向海外扩张进行的。早期传播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传教士个人介绍和引进,中国接受西学呈现出被动、零散的状态。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学特别是西方科学的重要性,试图通过主动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得国富民强,呼吁清政府从国家层面开展了一系列变革,筹办新式学堂以开展科学教育便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国家层面开始创办大学堂开展科学教育活动始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士人反思单纯学习西方技术的局限性,从政治改革的角度提出改革传统书院教育模式,仿照西方国家教育模式开展科学教育,以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由此,山西大学堂等一批新式大学堂陆续成立并开展了科学教育活动。在1904年清政府颁布新学制后,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成为清末时期仅存的三所国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成立于1902年,是按照清政府“新政”改革要求创办的首批新式大学堂,同时又是解决“山西教案”问题、英国人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大学,学堂创办之初便有着西方文化的深深烙印。从1902年创办到1912年根据民国教育宗旨将山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校近10年时间中,中西文化在大学堂内部的碰撞、交流、融合成为一大特色。本文在整体架构上,将山西大学堂开展的科学教育活动放置于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整体进程中,重点考察从创办到改校将近10年的时间内所开展的相关科学活动,对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背景、学堂科学教育的组织、实施和影响进行历史脉络的整理。论文既从学堂围绕科学教育而开展的科学课程制订、科学教材编译、科学知识普及、科学人物活动、科学人才培养等微观层面进行考察,力求厘清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科学,从传统书院教育向新式高等教育转型的具体历程,又从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和影响的宏观层面,考察大学堂科学活动在学习引进西方科学中的作用,对科学本土化和近代山西科技、经济快速发展所起到的积极影响。在细节研究上,专注于大学堂学习引进的西方科学内容、科学专业设置与变迁过程、科学仪器设备和实验室的建设、科学人物及开展的具体活动、国外留学活动专业选择、毕业生从事科技工业行业的贡献等,深入梳理西方科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普及过程中由浅入深、由边缘而主体、由被动而主动的历史变迁,以细节佐证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在改变社会和民众对西方科学的认识所发挥的作用,阐述科学教育活动在促进科学本土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注重历史文献搜集与考证,广泛搜集了清末民初关于山西大学堂的史料,包括奏折、办学合同、使用的科学教材、授课科目、教习目录、毕业生目录等资料和档案文献,实地考察山西大学堂原办学地址和遗留建筑、历史实物等,配合当时报刊等关于山西大学堂的招生招聘、办学影响、科学活动的报道,呈现西方科学在大学堂普及和传播的历史;注重有效利用口述史研究方法,针对历史实物遗失多、搜集不易的难点,采访和聆听大学堂外国教习后人、毕业生后人讲述,与历史记载和文献相互印证,力求尽可能真实还原大学堂开展科学活动的历史,客观研究山西大学堂在西方科学普及和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全文共分为八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说明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文章整体设计和构架、当前研究现状、研究目的、创新之处和关键问题。在分析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和普及的现状后,提出国家开展科学教育之于科学本土化的重要意义。山西大学堂作为近代国家创办的首批国立大学堂之一,研究其开展科学教育及科学活动的情况和影响,对于研究和理解西学传播和科学本土化是极为合适的案例。第二部分为“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与山西大学堂的创建”。介绍近代中国学堂开展科学活动的整体情况,主要是在教育“新政”制定前后学堂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的模式,在中西学交流碰撞的背景下梳理山西大学堂从筹办到正式创办的曲折历程。第三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围绕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重点从学科设置、科学课程进行梳理,对办学的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西学教习延聘、学生招生与培养方式等情况进行考察,对大学堂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模式从整体上进行介绍。第四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考察山西大学堂的科学教材及学习引进的科学知识,对大学堂专门的教材编译机构——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山西大学堂活版部等进行考证,系统整理译书院从国外翻译的最新科学书籍,并对大学堂科学教材的内容、使用、影响进行研究。第五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群体及活动”。考察山西大学堂的科学人物及科学活动的开展情况,研究科学人物的科学思想、在大学堂内部、外围开展的具体科学活动及贡献。第六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留学活动开展及成效”。对山西大学堂毕业生的留学情况进行考证,主要是在当时留学浪潮下赴日本和英国留学的情况、所学专业及回国后的贡献,为山西地方科技、工业发展发挥的作用等,总结山西大学堂留学活动的成效。第七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特点及价值”。比较同时期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总结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特点,分析科学教育活动对于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总结大学堂科学科学教育活动对于科学本土化的作用。第八部分为结语。总结文章研究得失。创办新式学堂开展科学教育活动虽然未能挽救清王朝覆亡的结局,但围绕新式学堂科学教育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对西学特别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和传播意义重大。山西大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开展的科学课程制订、科学教材编译、科学人才培养、科学考察研究等一系列科学活动,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认识和普遍接受西方科学有着重要的作用。山西大学堂中西结合的教育方式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纪元,而且有效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对推动中国科学体制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同时,在高等教育中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深刻影响了近代山西科技、政治、文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
刘红[8]（2014）在《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泽研究（1895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史,教育翻译自始至终参与了推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历史进程。可以说,教育翻译对近代中国每个时期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作出过重大的历史性贡献。教育翻译及其成就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振兴,引导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作为教育翻译活动主体的中国留学生则扮演着多重角色,他们既是翻译者和传播者,也是新式教育的学习者和实践者。正是留学生的教育翻译促使西学得到全面而系统的引入,使外国先进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在中国得以更好的传播与吸收,从而加快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步伐。由是可见,研究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及其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教育学科体系的创立以及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深远影响,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意义与现实借鉴价值。那么,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如何兴起和发展?翻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和方式?对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这种教育翻译及其成果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进程有何影响?这些翻译者们在各个发展时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为了回答此等问题,本研究采用“翻译目的论”和“多元系统论”为理论分析框架,作出下述层次有序的探讨：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陈述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确定了研究范围并对有关概念进行界定；分析了选题所处领域的研究现状；阐明了作者的研究思路、理论及方法。第一章探讨了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活动的兴起。包括留学生教育翻译兴起的历史背景、留学生教育翻译群体的形成、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翻译机构以及主要传播载体。第二章阐述了1895～1937年间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的运行轨迹。包括教育翻译的发展脉络、教育翻译动机模式的演变、教育翻译方式的选择与变衍、教育翻译成果展现形式的演化以及教育翻译过程中留学生多重角色的扮演,从而勾画出甲午战争后至抗日战争前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的演进轨迹。第三章主要梳理了1895～1937年40余年间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的主要内容,借以探寻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留学生通过翻译向西方教育引进和借鉴的具体内容。包括教育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口头、笔头文献资料,如教育制度、教育着作及讲义、教科书、教学方法、教育演讲以及教育小说等内容的翻译。第四章论述了留学生的教育翻译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影响。诸如教育制度的翻译为中国新型教育制度的制定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蓝本,促进了中国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教育理论的翻译使得德国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等得以在中国传播与接受,带来了教育观念的嬗变、教育宗旨的更新,从而促进了教育思想的现代化；教科书的翻译为新式学校提供了丰富而切用的教学材料,使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尤其是教育学知识得以传播与推广,从而促进了学校教学内容的变革；教学方法的译介使得西方先进的教学方法得以在中国传播与实践,从而使学校教育逐步走向科学化和民主化。第五章论述了留学生的教育翻译对教育中国化的影响,包括留学生在借鉴的基础上开始了教育中国化的早期探索,试图通过借鉴来创建中国的教育学以及教育学科体系,在结合本国教育实际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文章结语部分主要是对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的主要特色进行总体性的归纳总结,肯定留学生教育翻译的历史贡献,指出教育翻译存在的主要不足之点,并对今日中外教育交流如何更好地进行教育翻译提出个人的思考和建议。
郭航[9]（2019）在《20世纪下半期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发展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下半期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研究范式不断变化,研究该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理论与范式转变,对我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本研究主要通过两条主线展开。显性的主线是对20世纪下半期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历史演进过程的全面梳理和分析。笔者将关注美国传统高等教育史学、美国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和美国后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产生的社会和学术背景的探讨,着眼于分析20世纪下半期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史家及其着作。隐性的主线是通过对传统高等教育史家、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家和后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家对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研究范式“立—破一合”的剖析来探寻20世纪下半期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全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由四章组成。第一章研究了 20世纪下半期之前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发展历程。殖民地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史的相关记录只零星存在于清教徒史家的作品中。19世纪30年代,早期学院史的出现开启了学者系统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史的进程。19世纪70年代,一批历史学家着手运用科学的方法从事有关美国学院与大学历史的研究,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确立。20世纪上半叶,在进步史学冲突—进步史观的影响下,美国高等教育史学获得初步发展。在接下来的三章里,笔者论述了 20世纪下半期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二章研究了美国传统高等教育史学,通过对霍夫施塔特和梅兹格的《美国的学术自由》、鲁道夫的《美国学院与大学史》和维赛的《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三部经典着作的研究,认为其主要贡献在于摒弃以往只关注某院校或某州高等教育史的做法,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全美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并借助于生态学视野,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背景下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史。第三章研究了美国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介绍了该学派所探讨的战前学院问题,尤其是有关博雅学院的衰退和现代大学的兴起之“标准论述”,以及该学派对战前学院的变化、活力和社会重要性的肯定。第四章研究了美国后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对约翰·塞林的《美国高等教育史》一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案例研究,揭示了该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主要特征是在整合传统高等教育史学和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和拓展。在结语部分,回顾了美国高等教育史学与高等教育及其与历史学发展的关系,探讨了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发展“立—破—合”的特质。
田语[10]（2020）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文中认为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是20世纪下叶欧美古典汉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他在唐代物质文化史、中西交通史、古代文学研究等领域均出类拔萃,堪称一代大家。因为薛爱华在域外汉学界的声誉,国内学术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有一些对薛爱华代表作品的译介与评述作品出现,成果斐然。然而相对于薛爱华其人在上世纪域外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对于其汉学论着作品的丰硕和内容的多样化,目前对其展开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仍旧是相对不充分的。基于此,本论文立足于文本分析,用学术史的、跨文化的方法,对薛爱华的生平经历以及学术研究展开全方位的考察,并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将梳理与薛爱华汉学研究工作有关的历史性事实,并通过全面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其汉学研究论着与论文作品,尽可能为学界呈现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风貌;其次,本文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薛爱华专着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专题研究工作,以期从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的范式与因革流变的角度深化对薛爱华不同时期汉学研究模式与特色的理解。其三是自觉得以更为宏观的西方古典汉学发展史视角理解薛爱华的汉学研究,并通过对薛爱华的个案研究形式,以局部照见整体,对认识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乃至整个欧美古典汉学研究的历史走向、理论特色、学术视阈等更为重大的问题提供一个参考系和管窥之途。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薛爱华之前古典汉学的发展史做一精要的梳理与概述。古典汉学源起自早期西葡天主教士的中国观察,自十九世纪法国学派兴起而蔚为大观。法兰西学院雷慕沙、儒莲、沙畹、伯希和等人,见证着古典汉学研究从稚嫩走向辉煌的进程。古典汉学以语文学为本,重视翻译与注释研究,其传统得到了夏德、劳费尔等学者的发扬,正是他们将这一传统嫁接到美国学术土壤之上,推动了美国古典汉学研究的成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的诞生与发展正是植根于这种历史语境之中。经由莱辛、赵元任、卜弼德等学者的教研实践和薪火相传,而终以期古典汉学研究傲视美国西海岸学术界。薛爱华正是伯克利东语系所培养出的杰出学子,但其学术师承却并非如此简单。薛早年对人类文化、文学作品的广泛爱好孕育了其为学的宽广视野以及为文的丰沛才情;语言学天赋与勤苦使他得以掌握数十种东西方语言,为其广泛利用多国文献开展研究提供了条件;本科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使得薛爱华能够在文本研究基础上融汇博厄斯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最后,博士师从伯克利卜弼德的学术经历奠定了其汉学研究的语文学底色、视阈与翻译方法上的特点。以前述汉学史及薛爱华学术渊源之梳理与分析为基础,本文从目录学角度审视薛爱华学术研究视阈及其发展。通过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薛爱华的作品,我们可以勾勒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模式:薛爱华的研究按时代先后可分为前后二期。就前期（上世纪50-60年代）来说,薛主要致力于唐五代物质文化史与中西交通研究。《闽国:10世纪中国的南方王国》《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等作皆为此类;后期（上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转向神话民俗、道教、道教文学等领域,《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唐代的茅山》《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等作皆为此类。本文继而对薛爱华前后期代表作《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开展专题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和编写体例,通过翻译—注释研究法、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及合理想象的运用,对唐代南越自然与人文物事做了细致而全面的介绍与描写,并以此勾勒出存在于唐代文献中的南越世界的整体风貌。《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出现标志着薛爱华走上独具特色的道教文学研究道路。通过对曹唐诗歌的文本分析,薛爱华深入探讨了曹唐游仙诗的内涵、母题、主题等问题,并利用其诗作为研究材料,开展针对唐人想象中的道教神仙世界的考证和描写。在文本研究基础上,本文转向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有着明确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它以语文学为大宗,在当时的欧美中国研究的浮躁语境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独特性。此外,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石——汉文英译理论与实践颇具特色,其保全源语言语义与语境色彩的翻译范式相对于音译和功能性翻译等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和价值。最后,因为薛爱华着作等身,且革新了中西交通史、名物考证研究、道教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现状,也因为薛爱华在学术社团实践、教学活动、社会活动等方面为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认为,从20世纪下半叶域外汉学的整体大局看,薛爱华可称为美国乃至整个欧美中国研究界古典汉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二、中国矿物学史研究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矿物学史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中医西传”研究现状 |
| “《本草纲目》传欧”研究现状 |
| 1 前言 |
| 1.1 研究范围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材料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性 |
| 2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版本流传 |
| 2.1 法国藏本 |
| 2.1.1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 |
| 2.1.2 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图书馆所藏 |
| 2.1.3 法国第戎市立图书馆所藏 |
| 2.1.4 法兰西公学院亚洲协会图书馆所藏 |
| 2.2 英国藏本 |
| 2.2.1 大英博物馆所藏 |
| 2.2.2 Wellcome医学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 |
| 2.2.3 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 |
| 2.2.4 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所藏 |
| 2.3 德国藏本 |
| 2.3.1 柏林国立图书馆所藏 |
| 2.3.2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所藏 |
| 2.4 西班牙藏本 |
| 2.4.1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塞万提斯阅览室所藏 |
| 2.4.2 西班牙巴厘阿多里德市菲律宾奥斯定会图书馆所藏 |
| 2.5 俄罗斯藏本 |
| 2.5.1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所藏 |
| 2.5.2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
| 2.6 梵蒂冈藏本 |
| 2.7 比利时藏本 |
| 2.8 奥地利藏本 |
| 2.9 小结 |
| 3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译本流传 |
| 3.1 《本草纲目》节译本 |
| 3.1.1 范德蒙德的金石部药物译稿 |
| 3.1.2 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 |
| 3.1.3 伊博恩的研究译着 |
| 3.2 《本草纲目》全译本 |
| 3.3 小结 |
| 4 《本草纲目》欧洲接受史 |
| 4.1 传入与翻译期(17-18世纪) |
| 4.1.1 踏上欧洲土地(17世纪) |
| 4.1.2 翻译的出现(18世纪) |
| 4.2 研究与评价期(19世纪) |
| 4.2.1 博物学图鉴的收集(17-19世纪) |
| 4.2.2 中国药物的鉴定与研究 |
| 4.2.3 《本草纲目》及中国科学的评价 |
| 4.3 文化印象构建期(20-21世纪) |
| 4.3.1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译本 |
| 4.3.2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研究 |
| 4.3.3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印象 |
| 4.4 小结 |
| 5 《本草纲目》传欧之疑误考辨 |
| 5.1 卜弥格与《本草纲目》——最早的“《本草纲目》译本”之争 |
| 5.2 雷慕沙与《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学位论文”之争 |
| 5.3 达尔文与《本草纲目》——“中国古代百科全书”之称由来 |
| 5.4 小结 |
| 6 《本草纲目》传欧之讨论:以知识社会史的视角 |
| 6.1 《本草纲目》的知识收集 |
| 6.2 《本草纲目》的知识分析 |
| 6.3 《本草纲目》的知识传播 |
| 6.4 《本草纲目》的知识应用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欧洲相关藏书机构及资料来源 |
| 附录2: 欧洲藏书机构所藏《本草纲目》明清版本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2）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引言:为什么研究颜料史 |
| 1.2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清代匠作则例相关研究 |
| 1.3.2 清代官式彩画相关研究 |
| 1.3.3 中国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4 西方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5 其他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1.4.1 建立文献与实证相结合的颜料史研究框架 |
| 1.4.2 考释匠作知识体系下清代彩画颜料的名实问题 |
| 1.4.3 弥补清代官式彩画材料及工艺的认识之不足 |
| 1.4.4 揭示西方进口颜料进入中国的传播过程 |
| 1.4.5 推进清代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材料 |
| 1.5.1 “纸上之材料”:彩画颜料相关文献 |
| 1.5.2 “地下之材料”:清代彩画及彩绘文物中的颜料遗存 |
| 1.6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2.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文献述要 |
| 2.1.1 对“匠作则例”与“营造则例”概念的再反思 |
| 2.1.2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一:整理与汇释 |
| 2.1.3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二:编目与提要 |
| 2.2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编纂体例与编修方式 |
| 2.2.1 画作工料类 |
| 2.2.2 物料价值类 |
| 2.2.3 具体工程类 |
| 2.3 几种重要则例的衍生源流辨析 |
| 2.3.1 工程做法/内庭工程做法 |
| 2.3.2 九卿议定物料价值 |
| 2.3.3 工部现行则例四种 |
| 2.3.4 圆明园、万寿山、内庭三处汇同则例 |
| 2.4 清代彩画作相关文献中的颜料名目 |
| 2.4.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中的颜料名目统计 |
| 2.4.2 清代档案史料中的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2.4.3 彩画作颜料名目的年代分布状况 |
| 2.5 小结 |
| 第3章 现代科学视野中的清代彩画颜料 |
| 3.1 古代颜料的科学分析:方法、意义及局限性 |
| 3.1.1 古代颜料的实验室分析方法 |
| 3.1.2 对实验室工作的反思:数据的意义与局限性 |
| 3.2 名与实: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及其对接 |
| 3.2.1 颜料的命名方式及其意义 |
| 3.2.2 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的沟通 |
| 3.3 科学分析所见清代彩绘颜料数据统计:1978-2018 |
| 3.3.1 蓝色系颜料 |
| 3.3.2 绿色系颜料 |
| 3.3.3 红色系颜料 |
| 3.3.4 黄色系颜料 |
| 3.3.5 白色系颜料 |
| 3.3.6 黑色系颜料 |
| 3.3.7 金属质颜料 |
| 3.3.8 胶料及辅料 |
| 3.4 小结 |
| 第4章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基于双重证据的颜料名实考 |
| 4.1 天然矿物颜料 |
| 4.1.1 石青/天青 |
| 4.1.2 梅花青/南梅花青 |
| 4.1.3 青金石/天然群青/紫艳青 |
| 4.1.4 朱砂/银朱 |
| 4.1.5 箭头砂/箭头朱砂 |
| 4.1.6 马牙砂/马齿砂 |
| 4.1.7 水花朱 |
| 4.1.8 红土/片红土/南片红土/铁红 |
| 4.1.9 陀僧/密陀僧 |
| 4.1.10 包金土/土黄/黄土 |
| 4.1.11 无名异/土子 |
| 4.1.12 云母 |
| 4.2 有机质颜料 |
| 4.2.1 靛蓝/广靛花/靛水/煮蓝/蓝靛 |
| 4.2.2 洋蓝 |
| 4.2.3 黄栌木/黄芦木/黄卢木 |
| 4.2.4 烟子/南烟子/松烟/烟炱 |
| 4.2.5 墨/香墨/徽墨/松墨 |
| 4.2.6 紫胶/紫矿/胭脂虫红 |
| 4.2.7 五倍子/五棓子/乌棓子 |
| 4.2.8 紫粉 |
| 4.3 合成颜料 |
| 4.3.1 铜绿/锅巴绿/氯铜矿 |
| 4.3.2 铜青 |
| 4.3.3 硇砂大绿/硇砂二绿/硇砂三绿/硇砂枝条绿 |
| 4.3.4 西绿 |
| 4.3.5 黄丹/漳丹/淘丹/铅丹 |
| 4.3.6 定粉/官粉/铅粉/铅白 |
| 4.3.7 洋青/大青 |
| 4.3.8 人造群青/佛头青/人造绀青 |
| 4.3.9 普鲁士蓝/洋靛 |
| 4.3.10 巴黎绿/漆绿 |
| 4.4 金属质颜料 |
| 4.4.1 黄金/红金/赤金/大赤金/大赤/田赤 |
| 4.4.2 黄飞金/红飞金 |
| 4.4.3 黄泥金/红泥金 |
| 4.4.4 鱼子金 |
| 4.4.5 银箔/银粉 |
| 4.5 胶料和辅料 |
| 4.5.1 水胶/广胶 |
| 4.5.2 贴金油 |
| 4.5.3 青粉/土粉 |
| 4.5.4 轻粉 |
| 4.5.5 松香 |
| 4.5.6 硇砂/硵砂/黑卤砂 |
| 4.5.7 剉草/锉草 |
| 4.5.8 油艌灰 |
| 4.6 小结 |
| 第5章 彩画颜料的生产与贸易版图:1644-1902 |
| 5.1 从胭脂红到洋青:西方颜料进入中国 |
| 5.1.1 贸易档案中的颜料进口数据 |
| 5.1.2 宫廷与民间对西洋颜料的接纳 |
| 5.2 清前期的颜料贸易:以广州和东印度公司为中心 |
| 5.2.1 粤海关、十三行与西洋颜料 |
| 5.2.2 广州外销画中的颜料 |
| 5.2.3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颜料贸易(1635-1834) |
| 5.3 1840年以来的颜料贸易:通商条约、海关与沿岸贸易 |
| 5.3.1 19世纪欧洲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2 19世纪美国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3 近代进出口颜料贸易路线与重要集散地 |
| 5.4 几种重要的进口颜料:来源、贸易与应用 |
| 5.4.1“取彼水晶,和以回青”:Smalt |
| 5.4.2 再造青金石:人造群青(Synthetic Ultramarine) |
| 5.4.3 来自德国的“中国蓝”: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 |
| 5.4.4 危险的绿色:巴黎绿(Emerald Green) |
| 5.4.5 从“各作泥腊”到“呀囒米”:胭脂虫红(Cochineal) |
| 5.5 清朝与亚洲国家之间的颜料贸易 |
| 5.5.1 与日本间的颜料贸易 |
| 5.5.2 与朝鲜间的颜料贸易 |
| 5.5.3 与琉球间的颜料贸易 |
| 5.5.4 与东南亚诸国间的颜料贸易 |
| 5.6 小结 |
| 第6章 清代营造活动中彩画颜料的流通与使用 |
| 6.1 彩画颜料的流通 |
| 6.1.1 颜料的采买 |
| 6.1.2 颜料的贮存 |
| 6.1.3 颜料的支取与奏销 |
| 6.2 彩画颜料的制备 |
| 6.2.1 天然矿物颜料 |
| 6.2.2 人工合成颜料 |
| 6.3 彩画颜料的施用 |
| 6.3.1 单色做法 |
| 6.3.2 调色做法 |
| 6.3.3 混色做法 |
| 6.3.4 衬色做法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使用状况:历时性综述 |
| 7.2 颜料对建筑彩画及营建活动的影响 |
| 7.3 匠作则例对清代建筑史研究的意义 |
| 7.4 结语:颜料的身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与彩画作颜料相关的匠作则例目录(52 种) |
| 附录B 清代匠作则例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C 清代档案史料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D 实物分析检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统计(1978-2018) |
| 附录E 清代物料价值则例中所见颜料价值统计 |
| 附录F 清代彩画作未刊则例补遗 |
| F-1 内庭大木石瓦搭土油裱画作现行则例 |
| F-2 工部现行用工料则例 |
| F-3 工部核定则例 |
| F-4 钦定工部续增则例 |
| F-5 崇陵工程做法册 |
| 附录G 工部与内廷画作则例用料对比 |
| 附录H 清代贸易文献中颜料类商品税则辑录 |
| H-1 酌定奉天通省粮货价值册 |
| H-2 1858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3 1902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4 1844 年中美协定税则 |
| H-5 1844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6 1858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7 1903 年厦门内地税关税目 |
| H-8 1903 年重订苏省水卡捐章 |
| H-9 《粤海关志》税则 |
| H-10 常税则例 |
| 附录I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中颜料贸易信息辑录 |
| 附录J 《中国旧海关档案》中进出口颜料贸易信息辑录(1859-1871) |
| 附录K 几种重要进口颜料的海关贸易数据统计 |
| K-1 Smalt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2 人造群青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3 普鲁士蓝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4 胭脂红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5 巴黎绿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94-1902) |
| 附录L Winterthur馆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的颜料XRF分析数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源-汇系统研究现状 |
| 1.2.2 物源分析研究现状 |
| 1.2.3 辽河口地区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 |
| 1.5 论文工作量 |
| 1.6 本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辽东湾概况 |
| 2.1.1 气候特征 |
| 2.1.2 水文特征 |
| 2.1.3 海底地形地貌 |
| 2.1.4 入海河流 |
| 2.1.5 区域地质与地质构造 |
| 2.2 辽河概况 |
| 2.2.1 流域概况 |
| 2.2.2 水系概况 |
| 2.2.3 气候特征 |
| 2.2.4 区域水文泥沙特征 |
| 2.2.5 地质特征 |
| 2.3 大凌河流域概况 |
| 2.3.1 流域概况 |
| 2.3.2 水系概况 |
| 2.3.3 气候特征 |
| 2.3.4 区域水文泥沙特征 |
| 2.3.5 大凌河流域地质构造背景 |
| 第三章 样品采集和研究方法 |
| 3.1 样品采集 |
| 3.1.1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表层沉积物样品 |
| 3.1.2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钻孔沉积物样品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粒度分析 |
| 3.2.2 粘土矿物分析 |
| 3.2.3 碎屑矿物分析 |
| 3.2.4 粘土混浊水电导率测试 |
| 3.2.5 元素化学分析 |
| 3.2.6 ~(210)Pb、~(137)Cs测年 |
| 3.3 资料收集与处理 |
| 第四章 实验结果 |
| 4.1 河流表层沉积物特征 |
| 4.1.1 河流表层沉积物粘土矿物特征 |
| 4.1.2 河流沉积物粒度特征 |
| 4.1.3 河流沉积物碎屑矿物特征 |
| 4.1.4 河流沉积物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
| 4.2 柱状样沉积物特征 |
| 4.2.1 放射性同位素测年结果 |
| 4.2.2 柱状样沉积物粒度特征 |
| 4.2.3 柱状样沉积物粘土矿物特征 |
| 4.2.4 柱状样沉积物粘土混浊水电导率特征 |
| 第五章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海岸线和河流变迁 |
| 5.1 明末(公元1600 年)海岸线和河道位置 |
| 5.2 清中期(公元1800 年)海岸线和河道位置 |
| 5.3 清末(公元1880~1909 年)海岸线和河道位置 |
| 5.4 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 年)海岸线和河道位置 |
| 5.4.1 1926 年海岸线和河道 |
| 5.4.2 1933 年海岸线和河道 |
| 5.4.3 1936 年海岸线和河流 |
| 5.4.4 1945 年海岸线和河道 |
| 5.5 60年以来海岸线和河道位置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河流沉积物特征的控制因素及物源示踪意义 |
| 6.1 河流沉积物特征的控制因素 |
| 6.1.1 流域风化条件 |
| 6.1.2 物源区母岩类型 |
| 6.2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沉积物的物源示踪 |
| 6.2.1 河流沉积物粘土矿物示踪标记的稳定性 |
| 6.2.2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的物源判别体系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演化过程及控制因素 |
| 7.1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的年代学框架 |
| 7.2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沉积环境 |
| 7.2.1 组合Ⅰ |
| 7.2.2 组合Ⅱ |
| 7.2.3 组合Ⅲ |
| 7.2.4 组合Ⅳ |
| 7.3 岩心中记录的海岸线和河流信息 |
| 7.3.1 岩心中海岸线标志面的确定 |
| 7.3.2 岩心记录的历史海岸线和河流位置 |
| 7.4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演化过程 |
| 7.4.1 阶段Ⅰ(1600~1800 年) |
| 7.4.2 阶段Ⅱ(1800~1909 年) |
| 7.4.3 阶段Ⅲ(1909~1956 年) |
| 7.4.4 阶段Ⅳ(1956 年至今) |
| 7.5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近现代演化的控制因素 |
| 7.5.1 河流输沙量 |
| 7.5.2 河流入海口的位置和数量 |
| 7.6 小结 |
| 第八章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演化模式及研究模式 |
| 8.1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演化模式 |
| 8.2 多河流三角洲的研究模式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结论 |
| 9.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钻孔柱状图 |
| 个人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学术活动 |
（7）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研究（1902—1912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价值 |
| 0.4 研究设计和研究内容 |
| 0.5 研究方法 |
| 0.6 创新之处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与山西大学堂的创建 |
| 1.1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的发端 |
| 1.1.1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 |
| 1.1.2 近代中国的科学活动 |
| 1.1.3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开展 |
| 1.2 清末山西大学堂的创建 |
| 1.2.1 山西大学堂的历史沿革 |
| 1.2.2 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进程 |
| 1.2.3 山西大学堂的办学款项筹备和基础设施建设 |
| 1.3 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与西学专斋 |
| 第二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
| 2.1 山西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
| 2.1.1 中学专斋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
| 2.1.2 西学专斋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
| 2.2 山西大学堂科学仪器购置及实验室建设 |
| 2.3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来源 |
| 2.4 山西大学堂课程教习聘任 |
| 2.5 山西大学堂学子招生与培养 |
| 2.5.1 学子招生——西学薄弱 |
| 2.5.2 授课方式——中西迥异 |
| 2.5.3 学子培养——注重实践 |
| 2.5.4 毕业考核——出身奖励 |
| 第三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 |
| 3.1 山西大学堂初创时期科学教材编译 |
| 3.1.1 清末科学教材编译活动的兴起 |
| 3.1.2 山西大学堂对科学教材的需求 |
| 3.2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机构设置 |
| 3.2.1 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的创建 |
| 3.2.2 山西大学堂活版部的创建 |
| 3.3 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教材编译及内容 |
| 3.3.1 高等学堂用书 |
| 3.3.2 中等学堂用书 |
| 3.3.3 师范学堂用书、参考用书等 |
| 3.3.4 科学教材编译人员组成 |
| 3.3.5 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编译活动的特点 |
| 3.4 山西大学堂活版部编译教材 |
| 3.5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影响 |
| 3.5.1 对中国科学教材的充实 |
| 3.5.2 编译科学教材的传播 |
| 3.5.3 编译活动之于近代中国科学启蒙 |
| 第四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群体及活动 |
| 4.1 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考 |
| 4.1.1 西学专斋的科学人物 |
| 4.1.2 中学专斋的科学人物 |
| 4.1.3 上海译书院的科学人物 |
| 4.1.4 山西大学堂的管理人员 |
| 4.2 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活动考 |
| 4.2.1 山西大学堂创办者的科学活动 |
| 4.2.2 山西大学堂教习群体的科学活动 |
| 4.2.3 其他教习的科学活动 |
| 4.3 科学人物的待遇及奖励 |
| 第五章 山西大学堂留学活动开展及成效 |
| 5.1 清末留学教育浪潮中的山西官派留学活动 |
| 5.1.1 清末留学教育的起步 |
| 5.1.2 山西地方留学活动 |
| 5.2 山西大学堂学子赴日留学考证 |
| 5.2.1 留日学生批次及人员 |
| 5.2.2 留日学生的专业特点 |
| 5.2.3 留日学生的活动及影响 |
| 5.2.4 赴日留学兴起的原因分析 |
| 5.3 山西大学堂留英学生群体 |
| 5.3.1 留英学生批次及人员 |
| 5.3.2 官派西斋留英学生专业分析 |
| 5.3.3 西斋留英学生对山西科技发展的贡献 |
| 5.3.4 赴英留学取得成效的原因分析 |
| 第六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特点及价值 |
| 6.1 同时期国立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开展 |
| 6.1.1 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活动 |
| 6.1.2 北洋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活动 |
| 6.2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特点 |
| 6.3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对科学本土化的价值 |
| 6.3.1 推动近代教育体制变革 |
| 6.3.2 提升山西科技工业水平 |
| 6.3.3 影响山西政治文化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泽研究（1895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三、既有成果及研究现状 |
| 四、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活动的兴起 |
| 第一节 留学生教育翻译活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
| 一、甲午战前教育翻译前人的实践基础 |
| 二、留学生教育翻译活动兴起的认识基础 |
| 三、留学生教育翻译活动兴起的现实诉求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群体的形成 |
| 一、留欧教育与留学生教育翻译群体的形成 |
| 二、留日教育与留学生教育翻译群体的形成 |
| 三、留美教育与留学生教育翻译群体的形成 |
| 第三节 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翻译机构和翻译传播媒介 |
| 一、留学生为主体创立的翻译机构 |
| 二、留学生为主体创办的教育翻译刊物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的发展演进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的行动轨迹 |
| 一、留学生教育翻译意识的形成期和行动的开启期(1895～1900) |
| 二、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翻译繁荣期(1901～1914) |
| 三、以留欧美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翻译全盛期(1915～1937)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的动机模式演变 |
| 一、启蒙思想型的留学生教育翻译动机模式 |
| 二、服务教学型的留学生教育翻译动机模式 |
| 三、服务研究型的留学生教育翻译动机模式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方式的选择与变衍 |
| 一、从节译到全译 |
| 二、从自由翻译到忠实于原文的翻译 |
| 三、由转译或间接翻译到直接翻译 |
| 四、从转译或直接翻译到重译或复译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成果展现形式的变化 |
| 一、连载于报刊 |
| 二、发行单行本 |
| 三、出版系列丛书 |
| 第五节 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群体的多重行动角色 |
| 一、教育翻译活动的组织者 |
| 二、教育翻译行为的践行者 |
| 三、教育翻译理论的研究者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对外国教育制度的译介 |
| 一、留学生对日本教育制度的译介 |
| 二、留学生对欧美教育制度的译介 |
| 第二节 对外国教育着作及讲义的翻译 |
| 一、基础性教育学科着作及讲义的翻译 |
| 二、应用性教育学科着作及讲义的翻译 |
| 三、名家经典教育着作的翻译 |
| 四、反映欧美教育革新运动论着的翻译 |
| 第三节 对新式教科书的翻译 |
| 一、对基础教育教科书的翻译 |
| 二、对高等教育教科书的翻译 |
| 第四节 对名家来华教育演讲的翻译 |
| 一、对杜威来华教育演讲的翻译 |
| 二、对孟禄来华教育演讲的翻译 |
| 三、对其他人物来华教育演讲的翻译 |
| 第五节 对教育小说的翻译 |
| 一、以教育救国为主题的教育小说的翻译 |
| 二、以少年励志教育为主题的教育小说的翻译 |
| 三、以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为主题的教育小说的翻译 |
| 四、以“爱的教育”为主题的教育小说的翻译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与中国教育改革 |
| 第一节 留学生教育翻译与教育制度的嬗变 |
| 一、借鉴与移植：《癸卯学制》的出台 |
| 二、借鉴与融合：《壬子·癸丑学制》的确立 |
| 三、借鉴与变通：《壬戌学制》的制定 |
| 第二节 留学生教育翻译与教育宗旨的演变 |
| 一、进化论的启示与近代“德智体”三育论的形成 |
| 二、西方哲学观的吸纳与近代“德智体美”四育论的提出 |
| 三、西方哲学观的借用与近代“五育并举”教育宗旨的确立 |
| 第三节 留学生教育翻译与教学内容的革新 |
| 一、教育翻译成果更新了新式教育的教学内容 |
| 二、教育翻译成果缓解了新式学校的教材匮乏 |
| 三、教育翻译成果推进了新知教材的更新发展 |
| 四、教育翻译引入了新的词汇、思想和观念 |
| 第四节 留学生教育翻译与教学方法的改革 |
| 一、五段教授法在中国的运用 |
| 二、设计教学法在中国的实践 |
| 三、道尔顿制在中国的实验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与教育中国化 |
| 第一节 中国留学生教育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
| 一、教育中国化意识的萌生 |
| 二、教育中国化意识的强化 |
| 三、教育中国化路径的思考 |
| 第二节 借鉴与创建——近代中国教育学及学科体系的创建 |
| 一、教育翻译为教育学在中国的创立提供了范式 |
| 二、教育翻译为教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
| 第三节 借鉴与创新——近代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构建 |
| 一、教育翻译与多种教育思潮的涌现 |
| 二、教育翻译与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的总体特征 |
| 二、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的历史贡献 |
| 三、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的主要不足 |
| 四、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译的现实借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20世纪下半期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20世纪下半期之前美国高等教育史学鸟瞰 |
| 第一节 殖民地史: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准备 |
| 一、殖民地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史发展概况 |
| 二、殖民地时期清教徒史家的奠基 |
| 第二节 早期学院史: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萌芽 |
| 一、19世纪上半叶美国历史学的发展 |
| 二、“家史”模式:早期学院史的编写 |
| 第三节 专业史家治史: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确立 |
| 一、内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专业化 |
| 二、内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发展 |
| 第四节 冲突—进步史观: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初步发展 |
| 一、进步史家书写美国历史 |
| 二、冲突—进步史观与美国高等教育史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传统高等教育史学范式的确立(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
| 第一节 美国传统高等教育史学范式确立的背景 |
| 一、美国传统高等教育史学范式确立的社会背景 |
| 二、美国传统高等教育史学范式确立的学术背景 |
| 第二节 美国传统高等教育史家及其着作 |
| 一、霍夫施塔特和梅兹格与《美国的学术自由》 |
| 二、鲁道夫与《美国学院与大学史》 |
| 三、维赛与《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 |
| 第三节 美国传统高等教育史学的研究范式 |
| 一、研究路径:学院衰退到大学兴起 |
| 二、编纂方式:问题取向的历史着述 |
| 三、研究方法:比较历史分析法 |
| 四、解释框架:生态取向的高等教育史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的修正(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
| 第一节 美国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兴起的背景 |
| 一、美国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兴起的社会背景 |
| 二、美国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兴起的学术背景 |
| 第二节 美国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家对战前美国学院的重新审视 |
| 一、衰退或进步:对战前美国学院运动的重新评估 |
| 二、古典与科学:对战前美国学院课程的重新检视 |
| 三、自下而上:对战前美国学院学生的重新考察 |
| 第三节 美国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的研究范式 |
| 一、研究路径:解构美国传统高等教育史学的标准论述 |
| 二、编纂体裁:问题取向的历史书写 |
| 三、研究方法:计量史学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后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 |
| 第一节 美国后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发展的背景 |
| 一、美国后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发展的社会背景 |
| 二、美国后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发展的学术背景 |
| 第二节 塞林与《美国高等教育史》 |
| —、塞林的生平及其主要着作 |
| 二、塞林论美国高等教育史的发展历程 |
| 三、《美国高等教育史》的文本分析 |
| 第三节 美国后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的研究范式 |
| 一、研究特点:走向综合化 |
| 二、研究主题:女性、非主流机构和南部高等教育 |
| 三、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与美国高等教育史学 |
| 二、美国历史学发展与美国高等教育史学 |
| 三、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发展的“立—破—合”特质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薛爱华的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中西方研究情况概述 |
| 1.1.1 中国学术界的薛爱华研究 |
| 1.1.2 西方汉学界的薛爱华研究 |
| 1.2 主要研究内容和思路框架 |
| 1.3 关键词的界定与解释 |
| 1.3.1 汉学与中国学 |
| 1.3.2 语文学与古典汉学 |
| 1.3.3 中古中国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古典汉学传统与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学术资源 |
| 2.1 古典汉学的萌芽与发展 |
| 2.2 法国古典汉学(1814-1945) |
| 2.3 美国古典汉学的起步与劳费尔的开拓 |
| 2.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与文学系古典汉学研究的发展 |
| 2.5 卜弼德的汉学研究 |
| 2.6 薛爱华的早年生活与学术渊源 |
| 2.6.1 从西雅图到伯克利 |
| 2.6.2 博厄斯派人类学与薛爱华 |
| 2.6.3 卜弼德的影响 |
| 第三章 对薛爱华汉学论着的目录学审视 |
| 3.1 薛爱华学术专着概览 |
| 3.2 薛爱华汉学学术论文概览 |
| 3.3 基于目录学的历时性分析 |
| 第四章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 |
| 4.1 成书背景 |
| 4.2 对《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内容与体制的讨论 |
| 4.2.1 主要内容 |
| 4.2.2 内容与结构上的特点 |
| 4.2.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方法论析 |
| 4.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征引性注释考析 |
| 4.4 勘误 |
| 第五章 《时间海上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研究 |
| 5.1 写作背景与动因 |
| 5.1.1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转向和道教研究的深入 |
| 5.1.2 《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创作目的 |
| 5.2 《曹唐的道教诗歌》内容与体制 |
| 5.3 母题研究与曹唐游仙诗的内涵与主题 |
| 5.4 道教仙境考证学 |
| 5.5 订正 |
| 第六章 薛爱华汉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 |
| 6.1 “我是一名语文学者” |
| 6.2 语文学研究的特点 |
| 6.3 语文学研究之于古典汉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6.4 薛爱华汉文英译理论与方法论 |
| 第七章 薛爱华与美国的中国研究 |
| 7.1 薛爱华所处的美国中国研究历史发展阶段 |
| 7.2 书斋内外:薛爱华对美国古典汉学的贡献 |
| 7.3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缺憾 |
| 7.3.1 不重视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分析与探讨 |
| 7.3.2 一部分论着作品结构编排不合理 |
| 7.3.3 论文写作的文学色彩所带来的问题 |
| 7.3.4 材料引征上的几个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薛爱华论着目录 |
| 附录二 薛爱华生平 |
| 附录三 薛爱华获奖情况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四、中国矿物学史研究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D]. 付璐.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0(01)
- [2]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D]. 刘梦雨. 清华大学, 2019(02)
- [3]地质学史研究会20年来分类研究简介[A]. 孙晶,刘松,费明明. “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历史的回顾暨纪念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 2007
- [4]中国矿物学史研究述评[J]. 王根元. 地质科技情报, 1983(04)
- [5]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演化研究[D]. 刘大为.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
- [6]关于《金石识别》的翻译、出版和底本[J]. 王根元,崔云昊. 中国科技史料, 1990(01)
- [7]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研究（1902—1912年）[D]. 徐冠华. 山西大学, 2020(12)
- [8]近代中国留学生教育翻泽研究（18951937）[D]. 刘红.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9)
- [9]20世纪下半期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发展历程研究[D]. 郭航.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1)
- [10]薛爱华的汉学研究[D]. 田语. 西北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