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4年总目录(总第22～25期)（论文文献综述）
周泓远[1]（2016）在《半殖民语境下都市女性身体的“现代性”建构 ——以《玲珑》、《良友》和《妇人画报》为中心（1926-1937）》文中研究指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特殊而复杂的半殖民语境中,诞生了三份颇具影响力的“摩登”女性刊物——《玲珑》妇女图画杂志、《良友》画报和《妇人画报》。深受欧风美雨及租界文化影响的它们,为彼时上海之都市女性身体的“现代性”建构,提供了一套具有某种系谱性、权威性的参考标准。都市女性经由对上述三份刊物中西方“现代性”的融会杂糅、效仿改造,在形成一种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又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新式”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之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去塑造自己的“摩登身体”,更实现了自身对在传统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之男权／父权话语的僭越,以及对在救亡图存中所产生之强大民族主义国家话语的挪用。因而,《玲珑》、《良友》和《妇人画报》对我们考察、还原彼时上海的“摩登”女性刊物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对于都市女性身体的“现代性”建构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不仅如此,我们还能透过其中对于（西方化女性）“摩登身体”与“现代生活”的引导和描述,返观作为受众的女性读者是如何在有意无意中接受、融入甚至共同参与了这一过程,并进一步在大众媒体及现实生活中做出自身的相应“反馈”,从而让我们探究出这整个进程背后,其所隐含的社会内核与政治内涵。第一章：通过探究（西方）“现代性”和“身体”（这两个概念）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半殖民语境上海都市居民与“摩登”女性刊物的意义,我们发现,借由“封面女郎”、“时装展览”、“美容专栏”、“时尚用品广告”等充满“西方元素”的图文,《玲珑》、《良友》和《妇人画报》为上海女性带去了西方化的新式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并将“现代性”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女性也在此过程中前所未有地关注、认识甚至掌控了自己的“身体”,从而帮助画报实现了对于都市女性身体之“现代性”建构由“媒体营造”（想象层面）到“生活应用”（实践层面）的落实。第二章：在《玲珑》、《良友》和《妇人画报》中,以“家庭”为主题的广告,往往都会体现出浓厚的（西方）“现代性”色彩；另外,这些广告也经常伴随着男性“弱势”甚至被直接“去势”的现象。事实上,在“现代性”与“国难”的“夹击”之下,“男权／父权话语”开始向“国族话语”低头,而女性便于这“语境重置”的开放性中获得了突破男性所建立之“真理体制”的契机。于是,“家庭空间”便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权力挪用”的发生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都市女子在其中或多或少地实现了对传统男权／父权话语的颠覆和僭越。同时,伴随着妇女在“现代”家庭中地位的逐渐提高,刊物中也随即出现了不少女性表达自身“厌男心理”与“现代”性意识的图文,其不仅体现了西方“现代”婚恋观通过“摩登”女性刊物而对上海都市女子所产生的影响,也展示了后者在吸纳、汲取这一“现代观念”的过程中,对于传统男权／父权话语之主导性与权威性的消解。第三章：在西方崇尚女子“体而健”的“现代”审美观影响下,《玲珑》、《良友》和《妇人画报》刊载了大量倡导女性走出家门进行体育锻炼的图文,其在将“西方（女性）”作为偶像予以呈现的同时,也在此过程中反拨了中国欣赏“女子病态瘦弱”的审美传统；此外,“摩登”女性刊物中关于女运动员的报道,又使得前者替代男性成为了“现代性”的新载体,帮助读者完成了“半殖民语境下的中国并不弱于西方列强”的想象。不仅如此,杂志又通过策略性地将（西方现代）“健美观”与“新生活运动”相结合,于暗中推动、引导了都市女性在“身体”战场中去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从而经由对民族利益和国家政策的越界企图和挪用行为来争取（甚至实现）自己的身体权利。
何建国[2]（2011）在《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文中认为孙中山在致力于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博览群书、笔耕不辍。他长期对中西新旧之学的汲取成为其革命思想的源头,并逐渐沉淀、物化为文本,形成丰厚的着述,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因其是乱党的首领、讨伐的对象,他的着作涉嫌“邪说”、“赤化”及妨碍治安等只能秘密出版。孙中山逝世后,他所创立的中国国民党逐步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他本人也由往日被通缉的要犯而成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同时,中国国民党通过一系列的决议使孙中山的思想逐渐由个体而群体进而被确立为一个时代的思想——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国民党为了实现建构意识形态这一目标,把孙中山的着作奉为“圣经”,对其大量编辑,并且逐步建立了集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较为完善的推广体系。不仅把孙中山的原着改编成多种形式出版,而且还编印出版对其原着的阐述性着作。此外,还将孙中山着作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对孙中山着作的编辑、出版与推广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一项施政内容。抗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宣传部、三青团以“摊派”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征印《总理遗教》、征印《三民主义》百万册的运动。在政府的倡导下,孙中山着作成为图书市场中一个醒目的、具有巨大号召力的符号。因此在官方之外,民间机构顺势而为,迎合政府的意图,也大量出版孙中山的着作。官民交互之下的孙中山着作出版经历了从秘密到公开,从民间主导到官方主导,从拒绝承印到主动承印再到被动捐印的过程。孙中山着作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出版所呈现的基本特点是出版机构多,持续时间长,版本种类繁、形式内容异。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充分施展国家权力,借助国家力量,通过编印书刊、散发传单、演讲宣传、艺术宣传、社会教育、读书运动、张贴标语、呼喊口号及现代媒介等各种渠道来宣传孙中山的学说。特别是在教育界、学术界开展一系列对孙中山学说的植入与推广活动。它们或者以中性的和暗示性的语言,欲使其等同于普遍真理；或者向全社会导读孙中山的着作,提供当局所认可的“有用之学”,试图“说服”全体国民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它不仅在“加工”知识,而且也在“加工”人。在政治家、教育家、出版家及名流学者等社会各个阶层的合力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所推广的意识形态逐步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日常生活与政治有机交叠,成为普通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许多值得关注并令人深思的问题。首先,孙中山生前精心修订的《三民主义》,竟然在日后的出版过程中错误百出,乃至鱼目混珠。国民党中宣部对孙中山着作的发行,也逐步由全部承担出版费用过渡到部分承担,最后发展为不承担费用。其次,国民党内部对孙中山着作众说纷纭的解读,不断赋予其“新”的意义。同时,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逐渐从个体走向了集体,从自主性转变为强制性,从主动演变为被动,从积极发展为消极。再者,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经费、组织、宣传技能以及具体宣传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孙中山的着作在历史的时空中,被不断地扭曲和利用,简约为一种象征、一种仪式、一种符号等一系列的“他者”。南京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在使主义学术化的同时,也在使主义符号化、工具化、商品化。更为关键的是,孙中山的宏伟蓝图在现实的具体实践中没有落实到位,这种背驰使得中国国民党试图通过宣传孙中山的学说来“启蒙”大众,实现信仰三民主义的愿望,在实际的施政中却是在消解着这一构想。人们在对学说认知、期待实现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反启蒙”的立场。孙中山着作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张力,导致以统一思想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态宣传,事与愿违地收获了思想混乱,言论庞杂,以致于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思想,最终使国民党所宣传的三民主义变成了一个抽象名词。孙中山着作所背书的政府信用在文本与实践的巨大反差中丧失殆尽,使广大民众丧失了对三民主义的信仰。纵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它有组织、有计划地指向特定的政治目标,是官方话语对大众话语的精神改造。它既是中国国民党再造知识权威的过程,也是建构意识形态的过程,同时还是解构意识形态的过程。
张德强[3]（2018）在《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夏济安着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1968年）及本书中文版（2015年）、《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文学杂志》（1956-1960）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三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及夏氏其他未结集中英文着作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文本中作为中心问题的左翼文学观和左翼作家论;同时对夏济安着作中隐含的现代文学史观和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梳理。本文首先关注的是,在“西潮”冲击与传统余响的历史背景下,夏济安在思想和立场上呈现的西化倾向与保守性;而“疏离的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意义上的“业余性”,又使他在人生选择上“一再流亡”。与五四前辈共同面对着相似的“感时忧国”的文化处境,使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责任感与对现代左翼作家在批判之外的认同感。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与五四先辈关于“世界文学”的认知类似,夏济安的比较文学视野更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纳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他用于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方法,注重文学原型上的相关性、文学类型上的相似性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源性。其次,对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本文尝试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梳理出几个比较明确的线索。通过将夏济安置于与五四先辈和大陆同行的文学史写作活动的对比中,展示其现代文学史观中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忽略的边缘性作品艺术价值的发现,以及其文学史叙述中鲜明的个人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夏济安现代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心理学色彩与开放性特征。这种心理学色彩体现为他以“卑劣错综”为比喻性的架构,来解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西潮”产生的心理纠葛;夏济安将之应用于左翼作家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因之成为《黑暗的闸门》一书的论述重心。而夏济安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文学史研究与五四和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场域间的对话性,对后者既有认同也有辩驳;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对5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同时期文学批评活动中,夏济安不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已经历史化、知识化的封闭传统,而是将五四以来开创的现代白话文学看成一个有待完善的开放性传统,他通过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编辑和批评实践,推动现代文学传统的写实主义一脉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最后,本文集中分析了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完成的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的英文论述,关注重点在于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中着力最深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力图摆脱对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政治立场探讨,将研究重心放在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叙述模式及其对左翼作家精神史的关注上,这可说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较为鲜明的两个特征。本文也会论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选择和立场表达上对夏济安构成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他论证过程的“客观”与结论的不免“武断”间的矛盾性症候。作家精神史研究,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以夏济安的瞿秋白研究和鲁迅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夏济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模式。夏济安对瞿秋白“软心肠”（tenderhearted）文人气质的认识,是借鉴自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个体性格气质的划分法。夏济安将之借用为建构自己瞿秋白叙述的结构性支撑,将瞿秋白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心理学场域中,通过对其传记材料和早期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对《最后的话》等材料的解读,来凸显其“文人化”、“软心肠”的一面,从而描述出一个内心始终处在激烈的矛盾与焦虑中的左翼作家形象。夏济安的发现既有其创见也不免对瞿秋白的革命家一面有所忽略。本文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着眼点在于对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其相对中西同行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与对艺术家鲁迅形象的“发现”与描述的分析。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夏济安认为“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鲁迅的确不能作为真正的代表人物”,而将其文学上的创作倾向归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主义。在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上,值得关注的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于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的。他早期论述中对鲁迅文学生命结束于1926年的说法,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等文章中其实有所修正。与一般对于鲁迅作品的思想性阐释不同,夏济安对鲁迅杂文的探讨更多是从艺术家个人趣味这一角度出发,同时也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时代性症候。
秦洁[4]（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龙梅[5]（2016）在《从建筑期刊探究学科知识生产的演变 ——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文中指出新世纪,中国社会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日益浮现且愈发严重的种种城市问题——超速的城市增量发展导致空间与资源的不堪重负,中国特色建筑文化意识形态的薄弱导致建筑价值判断失衡,全球化趋势下跨文化思考的缺乏导致对外来建筑潮流囫囵吞枣——急需得到重视和严肃对待。为了今后更好的前进,审视总结、除弊创新刻不容缓。众多反映建筑理论、设计实践和物质空间规划演进印记的视角中,建筑专业期刊是折射和管窥建筑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独特窗口,对学科期刊的剖析能回顾与梳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国第一批建筑学学术期刊诞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传播意义上的专业媒体,建筑专业期刊除了发挥媒介作用传播建筑学信息,其刊载的专业论文具有学科代表性和权威性,能较直观全面的反映出我国建筑理论、建筑实践、建筑技术、建筑评论等专业领域的基本演变状况。本文选择建筑专业期刊的量化数据作为观察学科关注点演化变迁、学术空间生产发展嬗变的切入点,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统计分析两本期刊自创刊到2014年间的研究热点、学术产量及其空间分布情况,以期揭示这段时间内的建筑学科发展势态,勾勒学科发展的宏观轨迹,管窥中国建筑现代化进程的演进图景,为建筑研究、学科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全文共五章,第一章阐述了建筑学专业期刊研究的目的和基于学术、社会、方法三方面的研究意义,总结归纳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就研究对象——两本期刊的选取依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做了详细说明。第二章主要为量的研究,从宏观的整体角度出发,揭示两本期刊历年发行情况和发文量的演化历程,对期刊核心作者群及其被引量也有一定的量化分析。第三章、第四章为本文的重点章节,分别涉及对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的统计和剖析。第三章通过对作者机构的分类,了解机构发文情况,探究学界、业界的研究势态;对机构和文章题名所提及的地域信息的统计,观察学科学术生产的地域空间分布格局的变迁。第四章采集期刊关键词和题名有效词做高频词分析,试图呈现学科热点和其嬗变过程。第五章以前面章节实证研究为基础进行剖切分析,总结和判断学科知识成产动态和趋势,反思论文研究对学科发展的启示,以期揭示学科发展新要求。
成丽[6]（2010）在《宋《营造法式》研究史初探》文中研究指明宋《营造法式》是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颁行全国的一部侧重于估工算料的法规性建筑营造技术典籍。自九十年前,即1919年初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营造法式》抄本并付印后,数代学者持续不辍地开展有关《营造法式》的研究,既开启了中国建筑史学的大门,更曾多方位、多层次地推进了该学科的深化发展。本文细致梳理现代以来《营造法式》已有研究和成果,全面考察相关研究主体、学术流派,从版本研究、实物测绘、术语解读、理论探索、多元化研究几个层面,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历程、学术发展理路尝试进行系统分析和归纳,尽可能在总结研究目的、方法、成就和影响的基础上,彰显各个时期典型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审视因果,探寻得失,明晰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可以深入的方向,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路,以促进《营造法式》研究的继续深入以至新的突破,为完善中国建筑史学框架乃至重振中国文化做出贡献。
陈绪锐[7]（2016）在《从《玲珑》杂志看民国三十年代女性的服饰审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玲珑》作为20世纪30年代在民国广为流行的一本女性图画周刊,在1931年至1937年的七年发行时间,见证了民国服饰由“中”到“西”的重要转变历程。《玲珑》杂志所刊载的中西方女性的服饰与身体图像,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国女性对当时的服饰现象所发表的评论,为美学研究中的服饰审美领域补充了更加细致的研究文献,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也就是说,《玲珑》是我们考察民国30年代女性审美意识变化的重要资料。本文首先对《玲珑》的五个特征作了简要介绍,还将《玲珑》与《妇女杂志》和《良友》杂志分别作了女性杂志类型和画报类型的对比。然后,对《玲珑》所包含的图文信息进行详细解读,并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玲珑》的民国女性服饰信息和民国女性潜在的审美意识变化。第一,《玲珑》中有关服饰的文字信息,包含了服饰常识、服饰资讯和服饰评论三大内容。服饰常识和服饰资讯主要由《玲珑》杂志的编辑执笔,为民国女性传播最新的服饰信息和穿着打扮的注意事项。服饰评论主要来自民国女性对当时服饰的各种评价,按是否接受西式服饰和西式服饰形象可分为有中立派、支持派和反对派。第二,《玲珑》中的服饰图像非常多,除了杂志娱乐栏目刊载的西方女性服饰照片以外,其余大部分是《玲珑》作者和读者发表的真实照片。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流行的不同服饰。其中,旗袍是《玲珑》中出现最频繁的一种服饰,穿着旗袍的人群从明星、名媛到普通女学生不等。以《玲珑》的旗袍服饰形象照片为例证,对1931年至1937年的旗袍分别作了整体和个案分析。然后从30年代旗袍的“线条”元素出发,牵引出中西审美观念的冲突和包容,阐释了旗袍取代“文明新装”成为近代典型女性服饰的原因。除了旗袍以外,《玲珑》其他服饰图像可分为中式服饰和西式服饰,但中式服饰图像的数量远远不及西式服饰图像。第三,除了服饰本身的图像信息以外,其实《玲珑》还刊载了其他类型的图片。我将它们分为三类女性身体图像,即一丝不挂的裸体图像、被服饰装饰而可以突出身体某一部位的图像和在各种运动场景中的女性图像。本文在分析它们分别对民国女性的身体审美意识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大量列举了《玲珑》中的民国女性身体和西方女性身体的图像作对比分析。综上所述,通过《玲珑》杂志的图文信息和传播方式,我们了解到民国30年代女性服饰的各种情况和审美意识的转变。
孙佳路[8]（2020）在《《看电影》趣味研究》文中认为《看电影》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及大众文化转型时期的产物。它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期刊业开始市场化进程的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以趣味为策略,由文学类期刊成功进行变身的通俗娱乐类电影期刊。曾打着“中国影迷第1刊”口号的《看电影》,坚持以电影为灵魂,以受众为中心,以客观体现电影工业现状为己任。同时,在面对网络媒介的强力冲击和大众阅读方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看电影》能够审时度势,整合媒介资源,多次进行改版,成为21世纪以来发展较为迅速的通俗娱乐类电影期刊之一。它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体现了营销团队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战略决策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适应大众审美文化变迁的趣味传播。本文以《看电影》为研究对象,在市场经济、文化转型与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对期刊的发展历程、出版形态和文本进行梳理和阐释。并在综合吸收大众传播学、社会学、美学、电影学等学科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看电影》趣味的生成、发展和演变的背景、过程与原因。力图揭示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我国大众娱乐期刊的发展策略和大众审美趣味与媒介发展的关系。论文主体分为五章:第一章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电影期刊的发展历程和《看电影》的创刊时机、出版形态、改版状况进行阐述。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其艺术形态,创作手段,表现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影响。中国电影期刊是伴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既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记录者,又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见证者。它一方面展示着电影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也书写着社会的文化变迁。通过对中国电影期刊发展史的爬梳,阐述不同时期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形态,意趣风尚及电影期刊对不同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助推,为当代电影期刊的研究提供依据。与此同时,引出于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成功改版的《看电影》。通过对《看电影》创刊背景及发展历程的梳理,分析其迅速脱颖而出,占领大部分读者市场的原因,以及其如何在信息变革时期、阅读方式发生改变的大环境下,抓住时代特征,进行生存策略的演化。为接下来的趣味研究做好铺垫。第二章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视角,讨论《看电影》趣味的生成、演变及与趣味群体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其趣味生成和传播的内在逻辑,进一步考察趣味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探究其媒介发展的策略。20世纪90年代,传统媒介由大众传播向分众化传播转型。这种改变使得传播媒介与受众之间形成了以趣味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因此,对《看电影》趣味的生成研究,要将其还原到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分析促使其趣味生成的外部动力因素和内在传播逻辑。这种动因和逻辑既是现实的,又是空间历史的。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看电影》采取了受众定位策略,锁定自己的目标受众群体,并通过对目标受众群体和趣味群体进行趣味层面的互动,引导和型塑,来建构富有时代性审美风尚的趣味文化。随着媒介传播形态的改变,传统媒介趣味与受众趣味趋向异化。作为媒介和文化商品的《看电影》在时代的变革中,所呈现和传播的趣味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与创新,这亦是一种生存策略的体现。第三章以当代视觉传播和文化消费为视角,以期刊封面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从期刊封面的设计、图片的审美趣味、版式中的电影味三个方面,讨论《看电影》作为文化商品的趣味呈现。在大众文化审美形态由日常生活审美化向审美日常生活化过渡的视觉文化消费时代。对于大众期刊,文字逐渐被图像僭越。“读图时代”到来,期刊的外在符号系统,即期刊的封面、版式设计成为适应视觉消费的主要手段。电影期刊相较于其他类型期刊,有着得天独厚的图片资源。《看电影》的封面从创刊之初就极具视觉冲击力,当然这也成为其快速占领读者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看电影》封面和版式设计变迁的过程中,既体现了期刊作为文化商品的时尚趣味,又体现出了期刊的定位和审美趣味的变迁。第四章以期刊创刊时的社会文化转型为背景,大众审美形态为前提,以期刊的内在传播符号——栏目为研究对象,探讨《看电影》作为媒介的趣味呈现。分析期刊随电影发展和文化变迁所折射出的媒介趣味。在媒介快速发展时期,被当代传播媒介型塑的趣味群体普遍具有娱乐性、大众性、时尚性的消费特征。通俗娱乐类电影期刊恰好反映出大众的这些趣味特征。因此,将《看电影》放在宏观的、大众的电影信息分类范围中,通过对栏目名称的演变,经典栏目的个案分析,能更好地阐释《看电影》的大众媒介属性。进而探寻《看电影》在报道开放式的电影资讯时所呈现出的基于媒介形态的趣味策略。即它是如何在大众和娱乐的基础之上提炼出高级娱乐,提升媒介价值,以区别于其他同类电影期刊。第五章从趣味文化意蕴的视点出发,并通过对《看电影》正刊经典栏目和增刊《午夜场》的文本分析,阐释其迷影文化旨趣,论述《看电影》迷影场域的打造和对受众迷影文化的导向。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纪念电影诞生一百周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到因“迷影”的消失将导致电影的衰亡,致使这个诞生于电影艺术萌芽时期的词汇,又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从而引发部分学者对迷影文化的正面讨论,使得在电影发展史叙事中,被忽略的影迷群体再次被关注。在迷影文化史叙述中,电影期刊曾作为早期迷影文化的主要推手之一。电影期刊是迷影文化的体现。因此,《看电影》从文化内涵上说是迷影的。同时,以受众为核心的《看电影》也是中国唯一本以影迷对电影的迷恋程度而进行分众化出版的电影期刊。通过《看电影》正刊中的迷影元素,增刊《午夜场》的迷影导向,共同助推迷影文化。
周龙燕[9]（2014）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三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三：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着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三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着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着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赵文[10]（2009）在《《生活》周刊与城市平民文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活》周刊1925年10月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于上海。初期为该社的机关刊，后在邹韬奋主持下，逐步发展演变为都市通俗文化生活杂志。九·一八事变前，《生活》行销海内外，尤其受到城市平民阶层的欢迎。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宗旨发生很大变化，以针砭时弊，宣传抗日救国、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成为一份着名的新闻时政刊物。1933年12月，《生活》出至第八卷第50期时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初创时的《生活》，因人手不足，经费短缺，面临极大困难。为了生存发展，1926年邹韬奋接办《生活》后，及时调整办刊方向，积极走市场化发展道路，由此带来了刊物销量和广告的激增，造成了《生活》的兴旺发达。在此过程中，《生活》正确处理事业性与商业性的关系，努力追求“民治、民有、民享”的办刊理想。《生活》的经济自立、精神自由为其城市平民文化的营造构筑了一个自由平等、开放独立的空间与平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大众社会业已成形，日益增长的市民文化生活消费需求，催生了都市通俗大众传媒的繁荣与发展，通俗报刊等大众传媒普遍介入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直接参与创制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编者、作者与读者彼此间形成了一种超越亲缘、地缘的对话关系与沟通网络，结成了一个声气相通的文化群落，在实现平衡／互换良性大众传播模式的同时，围绕着与城市中下职员阶层民众切身相关的各种问题，通过投稿、通信、讨论等方式，于信息传递、情感沟通、思想交流激荡中，共同营造孕育出一种雅俗共赏、务实向上、与时俱进的都市大众文化——《生活》城市平民文化。这一文化傲然超越于“权”和“钱”，是一科真正属于城市平民的都市大众文化。《生活》城市平民文化由《生活》的相关内容反映出来，具体地体现在城市平民的日常生活、求学就业、恋爱婚姻、娱乐休闲等各方面。在日常生活上，它积极提倡现代生活方式，努力倡导量入为出、合理有度、正当健康的理性消费和娱乐休闲；在求学择业上，它主张工读自修，自学成才，通过“进德修业”，依靠个人奋斗努力开辟一条学业、事业成功之路；在恋爱婚姻上，它鼓励城市平民青年大胆冲破封建旧传统、旧礼教的束缚，勇敢追求个人婚恋自由自主和小家庭的幸福生活……。《生活》城市平民文化，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小资产阶层青年在人生过渡成长过程中思想观念、价值行为等方面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折射出他们在求学就业、婚恋家庭、个人与社会关系等社会化问题上的困惑与追求。《生活》城市平民文化属于现代早期都市大众文化。从地域、源流、主体的角度来看，它具有海派都市性、民主科学性和平民青年性三个特征。它的功能具体表现在调适城市平民心理精神，导引其现代人格塑造，促使其政治觉醒三个方面。《生活》周刊及其城市平民文化追寻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关心现代人格塑造，关注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精神导向，对城市平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思想价值取向乃至整个都市大众文化的积极的现代性转变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时局环境的变化，以娱情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上海都市大众文化逐步走向衰微，而《生活》城市平民文化则日渐转变成为左翼文化。
二、1994年总目录(总第22～25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4年总目录(总第22～25期)（论文提纲范文）
（1）半殖民语境下都市女性身体的“现代性”建构 ——以《玲珑》、《良友》和《妇人画报》为中心（1926-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及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从想象到实践：画报对女性摩登“身体”的构造 |
| 一、半殖民语境下的“(女性)身体”：“现代性”话语之投射 |
| 二、画报里的“现代性”：日常生活中的(女性)“摩登”身体 |
| 第二章 从身体到意识：“现代”女性的家庭地位和两性观念 |
| 一、“现代”家庭里的西方元素与性别僭越 |
| 二、话语表达中的“厌男心理”与“现代”性意识 |
| 第三章 从体育到裸露：审美“现代性”中的女人和国家 |
| 一、“体育”作为审美“现代性”的能指 |
| 二、半殖民语境下女性在运动场上的“崛起” |
| 三、女性“身体”对于国家话语的挪用 |
| 结语 |
| 图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一、关于研究对象的说明 |
| 二、几个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范围的说明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文的框架及资料 |
| 一、本文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资料与方法 |
| 第一章 读书与着述:孙中山着作的形成 |
| 第一节 孙中山的阅读世界 |
| 一、学生时代的读书生活 |
| 二、在英国伦敦的读书生活 |
| 三、在日本旅居的读书生活 |
| 四、晚年的读书生活 |
| 五、孙中山的读书习惯与特点 |
| 六、孙中山的藏书 |
| 第二节 《建国方略》的成书 |
| 一、《孙文学说》成书考 |
| 二、《实业计划》成书考 |
| 三、《民权初步》的成书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的成书 |
| 一、三民主义的名称由来 |
| 二、《三民主义》的成书 |
| 第四节 孙中山的其他着作 |
| 一、《总理遗嘱》与《建国大纲》 |
| 二、其他着作的成书 |
| 第二章 邪说与圣经:孙中山着作走向神圣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孙中山地位与形象的演变 |
| 一、"逆首"、"孙汶"与"孙大炮" |
| 二、"中山"与"国父" |
| 第二节 孙中山着作走向神圣 |
| 一、恭诵总理遗嘱 |
| 二、胡适与孙中山着作 |
| 第三节 孙中山思想由个人到群体到时代 |
| 一、孙中山思想由个人到群体的确立 |
| 二、孙中山思想由群体到时代的确立 |
| 第三章 编辑与发行:中国国民党官方对孙中山着作的出版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出版 |
| 一、孙中山着作的编译 |
| 二、孙中山着作的印刷与出版 |
| 三、孙中山着作的发行 |
| 第二节 征印总理遗教 |
| 一、征印总理遗教的缘起 |
| 二、征印工作的开展 |
| 三、征印工作的余波 |
| 第四章 形式与摊派:《三民主义》百万册运动 |
| 第一节 征印运动的缘起 |
| 一、抗战时期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
| 二、征印运动的发起 |
| 第二节 征印的过程与结果 |
| 一、征印运动的组织与宣传动员 |
| 二、版本的选择 |
| 三、各地的征印情况 |
| 四、收复区的征印情况 |
| 五、印刷与发行 |
| 六、征印结果 |
| 第三节 征印成果探析 |
| 一、三青团组织的松懈 |
| 二、征印与摊派 |
| 第五章 特色与差异:不同场域中的孙中山着作出版 |
| 第一节 官方视域下的孙中山着作 |
| 一、《三民主义》版本摭议 |
| 二、《总理全集》的编纂 |
| 第二节 文化市场中的孙中山着作 |
| 一、孙中山着作的秘密出版 |
| 二、孙中山与消费市场 |
| 三、民间机构对孙中山着作全集本的出版 |
| 四、主义商品化 |
| 第六章 学术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孙中山着作研究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党义研究会 |
| 一、党义研究会的成立 |
| 二、党义研究会的成果 |
| 第二节 学术团体的建立与研究工作的开展 |
| 一、国民党对研究孙中山着作的重视 |
| 二、学术团体的建立 |
| 第三节 孙中山着作的研究成果 |
| 一、主义学术化 |
| 二、主义学术化成果探析 |
| 第七章 型塑与建构:孙中山着作与三民主义教育 |
| 第一节 从党化教育到三民主义教育 |
| 一、党化教育的缘起 |
| 二、党化教育在广东 |
| 三、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确立 |
| 第二节 课程的设置与教科书的编纂及审查 |
| 一、课程设置 |
| 二、教科书的编纂 |
| 三、教科书的审查 |
| 第三节 课堂教学的开展与效果 |
| 一、课堂教学的实施 |
| 二、课堂教学的效果探析 |
| 第八章 推广与宣传:孙中山着作的传播 |
| 第一节 孙中山着作的传播者 |
| 一、孙中山本人对其学说的宣传 |
| 二、国民党政要对孙中山学说的宣传 |
| 三、基层国民党党员对孙中山学说的宣传 |
| 四、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宣传 |
| 五、国际友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 |
| 第二节 孙中山着作的推广与宣传 |
| 一、建立宣传机构,培养宣传人才 |
| 二、宣传书刊的编印 |
| 三、传单的散发 |
| 四、宣传品的审查 |
| 五、演讲宣传 |
| 六、社会教育宣传 |
| 七、叛变人员现身说法 |
| 八、艺术宣传 |
| 九、读书运动 |
| 第三节 宣传工作的缺陷与弊端 |
| 一、经费的短缺 |
| 二、宣传工作执行的缺陷 |
| 三、宣传技能的低劣 |
| 四、渠道的阻塞与宣传的变异 |
| 第九章 阅读与信仰:孙中山着作的符号化 |
| 第一节 孙中山着作的阅读群体 |
| 一、青年、学者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 |
| 二、国民党政要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 |
| 三、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及党员的阅读 |
| 四、孙中山着作的阅读态度 |
| 第二节 孙中山学说的信仰状况 |
| 一、社会各界对孙中山学说的了解程度 |
| 二、社会各界对孙中山学说的信仰 |
| 第三节 孙中山着作的符号化 |
| 一、孙中山着作的工具化 |
| 二、孙中山着作的标语化与口号化 |
| 结语 |
| 附录 |
| 孙中山着作出版大事记 |
| 总理遗教、总裁言论认印薄及缴费收据印制使用办法 |
| 中央宣传部奖励翻印总理遗教办法 |
| 中国国民党历任宣传部部长一览表 |
| 南京国民政府历任教育部部长一览表 |
| 各级党部中山室筹设办法 |
| 改善专科以上学校三民主义课程办法 |
| 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推行"三民主义一万册运动"实施办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与问题意识 |
| 第二节 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潮”影响下的人生与世界文学眼光 |
| 第一节 “西潮”背景与传统影响 |
| 第二节 动荡的学术生涯与独特的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独辟蹊径的现代文学史观与编辑实践 |
| 第一节 身处边缘的“业余”文学史书写 |
| 第二节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关怀重点 |
| 第三节 《文学杂志》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三章 精神史角度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与叙述模式 |
| 第二节 “软心肠”与“二元性”：瞿秋白研究 |
| 第三节 时代性焦虑下的“黑暗面”：鲁迅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中国小说中的梦境解析——《西游补》 |
| 后记 |
（4）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从建筑期刊探究学科知识生产的演变 ——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研究基础论述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社会变迁与期刊发展 |
| 1.1.2 研究目的：学科动态与现代化进程 |
| 1.1.3 研究意义：学术意义、社会意义与方法意义 |
| 1.2 相关研究成果述要 |
| 1.2.1 对期刊文献特征的研究 |
| 1.2.2 对期刊媒介自身和社会效益的研究 |
| 1.2.3 小结：国内建筑期刊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的选取 |
| 1.3.2 研究内容及相应的研究方法 |
| 1.3.3 原始数据的来源 |
| 1.3.4 本研究可能的局限 |
| 1.4 论文结构 |
| 2 期刊论文生产与作者发文量研究 |
| 2.1 两本期刊历年发行情况 |
| 2.1.1 《建筑学报》历年发行情况 |
| 2.1.2 《建筑师》历年发行情况 |
| 2.2 两本期刊发文量及其年度变化 |
| 2.2.1 《建筑学报》发文量及年度变化 |
| 2.2.2 《建筑师》发文量及年度变化 |
| 2.2.3 小结：两本期刊学术生产情况 |
| 2.3 作者发文量及被引量分析 |
| 2.3.1 《建筑学报》的作者发文量及被引量分析 |
| 2.3.2 《建筑师》的作者发文量及被引量分析 |
| 3 作者机构发文量和空间分布研究 |
| 3.1 作者机构分类和发文量研究 |
| 3.1.1 机构分类依据 |
| 3.1.2 《建筑学报》发文机构论文生产总量及年度变化 |
| 3.1.3 《建筑师》发文机构论文生产总量及年度变化 |
| 3.1.4 小结：发文机构论文生产情况 |
| 3.2 高等院校机构的发文量研究 |
| 3.2.1 建筑院校机构研究统计项的延续与扩充 |
| 3.2.2 八大院校在两本期刊上的发文总量 |
| 3.2.3 1954-2014年八大院校在两本期刊上的发文年度总量 |
| 3.3 机构地域空间分布 |
| 3.3.1 机构地域信息录入依据 |
| 3.3.2 《建筑学报》论文生产的地域空间分布 |
| 3.3.3 《建筑师》论文生产的地域空间分布 |
| 3.3.4 小结：发文机构空间分布情况 |
| 3.4 研究对象地域空间分布 |
| 3.4.1 数据采集 |
| 3.4.2 《建筑学报》研究对象地域空间分布 |
| 3.4.3 《建筑师》研究对象地域空间分布 |
| 3.4.4 小结：研究对象空间分布情况 |
| 4 关键词、题名名词年度变化研究 |
| 4.1 工作方法说明 |
| 4.1.1 数据采集 |
| 4.1.2 数据整理 |
| 4.1.3 分析方法 |
| 4.2 关键词、题名名词词频概况 |
| 4.2.1 研究情境 |
| 4.2.2 《建筑学报》关键词、题名名词词频概况 |
| 4.2.3 《建筑师》关键词、题名名词词频概况 |
| 4.3 高频关键词年度变化 |
| 4.3.1 数据源分析 |
| 4.3.2 《建筑学报》高频词年度变化 |
| 4.3.3 《建筑师》高频词年度变化 |
| 4.4 关键词研究结果对比 |
| 4.4.1 时间段内高频关键词的对比 |
| 4.4.2 高频关键词年度变化趋势对比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建筑类知识生产基本状态 |
| 5.1.1 从两本期刊看建筑类知识生产量性分布 |
| 5.1.2 从两本期刊看建筑类知识生产地理分布 |
| 5.1.3 从两本期刊看建筑类知识生产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基于关键词研究 |
| 5.2 学科知识生产呈现的中国建筑现代化图景与发展趋势 |
| 5.2.1 总结：知识生产历程 |
| 5.2.2 讨论：动态与趋势 |
| 5.2.3 展望：学科发展要求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6）宋《营造法式》研究史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意义 |
| 二、已有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资料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收获与未尽事宜 |
| 第一章 《法式》版本研究 |
| 第一节 “丁本”与“陶本” |
| 一、丁氏钞本的发现与石印刊行 |
| 二、学术团队型的版本研究及“陶本”的刊行 |
| 第二节 学社期间的版本研究 |
| 一、阚铎再次校订《法式》 |
| 二、以“故宫本”校对《法式》 |
| 第三节 宋本《法式》的发现与辨识 |
| 第四节 《法式》版本后续研究举略 |
| 一、梁思成 |
| 二、刘敦桢 |
| 三、陈明达 |
| 四、陈仲篪 |
| 五、傅熹年 |
| 六、其他 |
| 第五节 《法式》版本研究的若干问题 |
| 一、对《法式》是否完本的探讨 |
| 二、关于“万有文库本” |
| 三、展望 |
| 第二章 《法式》与实物测绘的互证研究 |
| 第一节 实物测绘研究的前奏 |
| 一、研究平台的构建 |
| 二、梁思成、刘敦桢入社主持工作 |
| 三、“前理解”性的清代官式建筑研究 |
| 第二节 实物测绘与《法式》互证的初期实践 |
| 一、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研究方法的初步确立 |
| 二、广济寺三大士殿——对辽代建筑形制认识的强化 |
| 三、正定调查——初涉北宋木构 |
| 四、大同古建筑测绘调查——对宋、辽、金建筑认识的系统化 |
| 五、密集高效的大规模实物调查 |
| 六、佛光寺东大殿——“中国最古的木构” |
| 七、昆明、李庄时期的工作 |
| 第三节 实物测绘与《法式》互证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一、科学系统的工作方法 |
| 二、构建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理念 |
| 三、以《法式》为标尺架构中国建筑史框架 |
| 第四节、实物与《法式》互证研究的后续发展 |
| 一、建国后的实物调查及测绘研究 |
| 二、继续完善中国建筑史框架 |
| 三、对早期建筑地域差异的审视 |
| 四、后续研究的若干问题 |
| 第三章 《法式》术语及文本解读 |
| 第一节 学社前期的相关研究 |
| 一、纂辑营造词汇 |
| 二、改编《法式》为读本 |
| 三、《〈营造法式〉新释》 |
| 第二节 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 |
| 一、李庄时期的整理和研究 |
| 二、建国后的研究及《〈营造法式〉注释（卷上）》出版 |
| 三、《梁思成全集》第七卷 |
| 四、徐伯安、郭黛姮《宋〈营造法式〉术语汇释》 |
| 第三节 相关研究后续 |
| 一、陈明达《〈营造法式〉辞解》、《〈营造法式〉研究札记》 |
| 二、潘谷西、何建中《〈营造法式〉解读》 |
| 三、其他相关研究 |
| 第四章 《法式》与中国古代设计理念的探索 |
| 第一节 梁思成、刘敦桢的相关研究思路 |
| 第二节 陈明达的开创性探索与研究 |
| 一、《应县木塔》——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有设计规律可循 |
| 二、《〈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北宋“以材为祖”的模数制设计方法 |
| 三、《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作制度》——回归传统建筑语言体系 |
| 第三节 从单体推及组群和城市规划设计——傅熹年的研究 |
| 第四节 从推断引向实证——王其亨对古代设计实物资料的研究 |
| 第五节 围绕《法式》“以材为祖”设计规律的细致研究 |
| 一、材分制（模数制）研究 |
| 二、尺度规律研究 |
| 第五章《法式》多元化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建筑通史中的相关研究 |
| 一、《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 |
| 二、《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 |
| 三、《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 |
| 四、《中国建筑艺术史》 |
| 五、五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 |
| 六、《中国建筑史》教材 |
| 七、《中国科学技术史·建筑卷》 |
| 第二节 专项研究 |
| 一、《法式》大木构件和做法研究的继续深入 |
| 二、《法式》其他各作研究的扩展 |
| 三、《法式》“功限”、“料例”研究 |
| 第三节 多视角、跨学科的研究 |
| 一、文献学方法的应用 |
| 二、考古学方法的应用 |
| 三、力学方法的应用 |
| 四、文化比较和多元化 |
| 第四节 数字化时代的研究 |
| 第六章 《法式》若干问题探讨 |
| 第一节 《法式》卷、篇、条目考辨 |
| 一、传世宋《营造法式》是否完本 |
| 二、《法式》卷数考辨 |
| 三、《法式》篇数考辨 |
| 四、《法式》条数考辨 |
| 五、结语 |
| 第二节 《法式·看详》的意义 |
| 一、“看详”的诠释与歧义 |
| 二、“看详”的丰富历史蕴涵 |
| 三、《法式·看详》的意义 |
| 第三节 李诫《法式·序》的语境解析 |
| 一、《进新修〈营造法式〉序》 |
| 二、《法式·序》所涉经典及相关史料 |
| 三、结语 |
| 第四节 附识 |
| 一、“崇宁本”《法式》海行时间 |
| 二、《法式》作者之名 |
| 三、《法式》与南方建筑的关系 |
| 四、《法式》的实际影响 |
| 附录 1 《法式》相关记载及评述 |
| 附录 2 《法式》研究论着目录 |
| 附录3 全国早期木构建筑概况及相关研究文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致谢 |
（7）从《玲珑》杂志看民国三十年代女性的服饰审美（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材料来源、术语界定、研究方法 |
| 第一章《玲珑》与民国女性图画杂志 |
| 第一节 《玲珑》杂志的特征 |
| 第二节 女性杂志：《妇女杂志》与《玲珑》 |
| 第三节 画报：《良友》与《玲珑》 |
| 第二章 《玲珑》与30年代女性的服饰审美观念 |
| 第一节30年代时尚女性服饰 |
| 第二节 民国女性的服饰审美观 |
| 第三节 《玲珑》中矛盾的服饰审美观 |
| 第四节 从旗袍看中西审美之争 |
| 第五节 《玲珑》其他服饰的比较 |
| 第三章“玲珑”女性的身体化审美 |
| 第一节 身体化的审美体验 |
| 第二节 身体的审美意识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看电影》趣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机缘及其价值 |
| 二、研究基础 |
| (一)关于趣味 |
| (二)关于媒介趣味 |
| (三)关于电影趣味 |
| 三、关于《看电影》的趣味研究 |
| 四、关于《看电影》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一)关于电影期刊的研究 |
| (二)关于《看电影》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电影期刊与《看电影》 |
| 第一节 当期刊遇上电影:中国电影期刊概说 |
| 一、中国电影期刊的诞生:1920——1930年代 |
| 二、中国电影期刊的曲折成长:1940年代 |
| 三、新中国电影期刊的复兴:1950——1980年代 |
| 四、新时期电影期刊的革新:1990年以来 |
| 第二节 《看电影》的前世今生 |
| 一、历史的时代机遇:创刊背景 |
| 二、电影的二维书写:《看电影》的发展历程 |
| 第二章 内外交互的趣味共振与嬗变 |
| 第一节 浸入趣味的光影空间 |
| 一、《看电影》的趣味之源 |
| 二、《看电影》的趣味生成 |
| 第二节 “使用与满足”理论中的趣味互动 |
| 一、电影期刊与受众的审美互动 |
| 二、《看电影》与受众的趣味共振 |
| 第三节 大众审美视野中的趣味流变与创新 |
| 一、趣味的流变 |
| 二、趣味的创新 |
| 第三章 视觉消费视域下的商品趣味 |
| 第一节 《看电影》封面的商品视觉呈现 |
| 一、封面商品属性的视觉传播 |
| 二、《看电影》封面的视觉表征 |
| 三、《看电影》封面的消费符号象征性 |
| 第二节 《看电影》封面图片的审美趣味 |
| 一、封面图片的时尚趣味 |
| 二、封面图片的电影趣味 |
| 第三节 《看电影》版设中的趣味带入 |
| 一、“看”出来的电影即视感 |
| 二、富于情绪的色彩变迁 |
| 第四章 大众传播语境下的媒介趣味 |
| 第一节 基于大众传播的栏目构建 |
| 一、《看电影》的栏目概况 |
| 二、经典栏目的审美倾向 |
| 第二节 基于媒介形态的趣味表达 |
| 一、以前沿资讯凸显大众趣味 |
| 二、以多元风格打造娱乐趣味 |
| 三、以独家报道提升媒介价值 |
| 第五章 当代审美文化形态下的“迷影”趣味 |
| 第一节 区隔与导向的迷影文化 |
| 一、区隔:“影迷”——“大众”——“迷影”的定位 |
| 二、导向:助推迷影文化 |
| 第二节 打造“迷影”旨趣——《看电影·午夜场》 |
| 一、策划纸上“白日梦” |
| 二、精英式的品味表达 |
| 三、表现“迷”认知的年度总结 |
| 结论 |
| 引用和参考文献 |
| 附录1 《看电影》出版形态进化表(1999—2019) |
| 附录2 《看电影》栏目进化表(1999—2019) |
| 附录3 《看电影》封面影片与内地总票房汇总列表(2000—2019)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瞿秋白研究之研究的历史回顾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10-1949.9) |
| 第一节 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 |
| 第二节 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 |
| 第三节 简明的瞿秋白传记 |
| 第二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10-1966.5)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杨之华的宣传与回忆 |
| 第三节 丁景唐的史实考证与研究 |
| 第四节 传记写作初具规模 |
| 第五节 司马璐与《瞿秋白传》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北师大井岗红军与《瞿秋白批判集》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10-198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传记及年谱写作的新尝试 |
| 第三节 陈铁健与《瞿秋白传》 |
| 第四节 王观泉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 |
| 第五节 姜新立与《瞿秋白的悲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1-199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新突破 |
| 第三节 周永祥与《瞿秋白年谱新编》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1-2013)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吴之光与瞿秋白家世研究 |
| 第三节 张秋实与瞿秋白研究 |
| 第四节 刘小中、丁言模与《瞿秋白年谱详编》 |
| 第五节 王铁仙等《瞿秋白传》 |
| 结语 |
| 附录：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研究 |
| 一 概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生活》周刊与城市平民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生活》周刊的创办、宗旨与栏目 |
| 第一节 《生活》周刊的创办 |
| 第二节 《生活》周刊宗旨及其杂志性质转变 |
| 第三节 《生活》周刊的主要栏目 |
| 注释 |
| 第二章 《生活》周刊的发行、广告及其发展运作 |
| 第一节 《生活》周刊的发行 |
| 第二节 《生活》周刊的广告 |
| 第三节 《生活》的发展运作之道 |
| 注释 |
| 第三章 《生活》城市平民文化的营造 |
| 第一节 邹韬奋与《生活》周刊 |
| 第二节 《生活》周刊的作者、读者 |
| 第三节 《生活》城市平民文化的营造 |
| 注释 |
| 第四章 《生活》城市平民文化的主要内容(一) |
| 第一节 日用与消费 |
| 第二节 娱乐与休闲 |
| 注释 |
| 第五章 《生活》城市平民文化的主要内容(二) |
| 第一节 求学与就业 |
| 第二节 婚恋与家庭 |
| 注释 |
| 第六章 《生活》城市平民文化的特点与功能 |
| 第一节 《生活》城市平民文化的特点 |
| 第二节 《生活》城市平民文化的功能 |
| 注释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1994年总目录(总第22～25期)（论文参考文献）
- [1]半殖民语境下都市女性身体的“现代性”建构 ——以《玲珑》、《良友》和《妇人画报》为中心（1926-1937）[D]. 周泓远. 华东师范大学, 2016(10)
- [2]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D]. 何建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 [3]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D].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4]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5]从建筑期刊探究学科知识生产的演变 ——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D]. 龙梅. 重庆大学, 2016(03)
- [6]宋《营造法式》研究史初探[D]. 成丽. 天津大学, 2010(11)
- [7]从《玲珑》杂志看民国三十年代女性的服饰审美[D]. 陈绪锐. 西南大学, 2016(02)
- [8]《看电影》趣味研究[D]. 孙佳路.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D]. 周龙燕. 扬州大学, 2014(10)
- [10]《生活》周刊与城市平民文化[D]. 赵文. 复旦大学, 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