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历史公案——缠足与反缠足（论文文献综述）
郑永福,吕美颐[1]（1990）在《千年历史公案——缠足与反缠足》文中指出女子缠足,作为一种丑陋的风俗习惯,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给广大妇女带来无穷的痛苦与灾难。女子缠足与男子留发辫,成了愚昧与落后的象征,一个时期内也成为某些西方人辱慢中国人的口实。缠足从出现之日起,就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一再抨击。但由于封建社会中人们对女性形成的某种共识,加之一些人出于变态的审美心理对缠足大加颂扬与提倡,缠足之风愈演愈烈,到了清代几乎举世趋之若鹜,
郑永福,吕美颐[2]（1990）在《千年历史公案——缠足与反缠足》文中提出女子缠足,作为一种丑陋的风俗习惯,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给广大妇女带来无穷的痛苦与灾难。女子缠足与男子留发辫,成了愚昧与落后的象征,一个时期内也成为某些西方人辱慢中国人的口实。缠足从出现之日起,就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一再抨击。但由于封建社会中人们对女性形成的某种共识,加之一些人出
王荣花[3]（2011）在《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文中研究说明1937——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这一战争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也从此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变迁,这种变迁的发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舞台,根据地成为坚持民族解放战争,刷新社会的“实验基地”,通过战争期间不断积累的社会变革而实现了社会的质变,彻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社会格局,缔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太行革命根据地是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后,创建的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革命根据地,地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不仅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发轫地和中心,也是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嗣后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驻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太行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对入侵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持久、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太行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这一地区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在根据地建立之前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之中。劳动群众沿袭着旧有的生产方式,民众生活因循守旧,老百姓世代承传着小农社会中固有的乡土文化。随着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壮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所发动的一系列革命性改造,这块落后、愚昧、封闭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迁,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意识觉醒的鲜明亮点。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与乡村社会改造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根据地社会的两大主题。太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对根据地区域内的乡村实行新的社会整合,“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成功地控制和倡导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壮大和发展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抗日根据地建立在广大的乡村,尤其是抗战的政治领导力量与活动范围转入乡村,根据地文化宣传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充实文化建设队伍的也是农民,正因为如此,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便是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战争爆发后,随着官方力量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下,文化作为战争宣传动员的阵地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以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为主导的,以动员民众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的抗日文化成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以,太行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是农村的、战争动员的、统一战线的,是同敌人的奴化宣传、同封建迷信思想搏斗的,是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战时蓬勃发展的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建设相辅相成,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在根据地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太行根据地农村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对广大农民群众不断教育的过程。文化走入乡村,真正启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培育了农民爱国主义情感,张扬了民族精神,活跃了民主空气,有力地破除了在农村广泛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促进了军民团结,推动了抗日战争,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强化了农村基层政权,贯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积累了宝成经验。太行革命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不仅是文化宣传、普及和建设运动,同时也是农村社会改造运动。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直接冲击了农村中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和旧的风俗习惯,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封建礼教开始被冲破了,买卖婚姻开始被废除了,广大妇女开始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旧的风俗、习惯、道德,凡是不利于人民的解放,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都被不断地清算和扫除着,新的事物、新的社会道德和新的品质,开始成长起来。广大农民群众在摆脱了旧习俗、旧文化的束缚的同时,逐渐认同和接受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并自觉地将其行为纳入到新政权为他们规划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及文化模式中,而这一过程最终的结果表现为民众力量与国家政权的结合。通过社会文化革命,中共权威逐渐向民间渗透和并最终达到了对民间的控制。无疑,战争改变了社会,战争孕育着新生。与军事斗争和暴力革命不同,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乡村社会文化入手,将束缚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打破,从而进行了一次乡村革命,这里的革命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政权变革,而是涉及到农村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从文化变革入手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是依靠乡村社会中的文化张力来完成的,是发生在乡村社会中静悄悄的革命,所以通过这一研究路径可以凸现文化变迁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是太行根据地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透视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可以为人们了解与研究根据地社会变革的具体情形和普遍意义,提供具体生动的现实标本。本文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太行山农村自然经济状态、土地占有状况、乡村权力结构、人文历史变迁以及对农村社会文化诸方面,如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教育、戏剧娱乐、家庭婚姻等内容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并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农村实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改革政策相结合,对太行革命根据地区域社会文化演变的形式、特点与规律等展开深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在详实的史料和充分实证的基础上将中共革命中太行山农村社会文化变迁与社会改革的过程予以“实相”的描述。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并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以及生态学等学科方法,从文化变迁的视野研究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被传统意识形态束缚着的落后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控制和倡导了一种新的文化,并将这种新的文化纳入政权建设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并且以超然的政治力量来唤醒和组织民众完成乡村社会改造的。
于杨[4]（2013）在《调适与重构：20世纪初期的地方士绅与地方社会 ——以丁祖荫为中心的研究（1905-192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以来,常熟形成了成熟稳定的社会生态系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造成了商业以及市镇经济的繁荣。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庞大的士绅阶层与强大的家族势力成为维系常熟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力量。近代以降,常熟传统社会系统受到挑战。20世纪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以及地方自治的开展,常熟社会的转型开始加剧。宣统辛亥年的大水导致全县规模的饥荒；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常熟政局动荡不安,与此同时的千人会暴力抗租彻底打破了常熟的传统社会秩序。面对日渐失范的常熟社会,丁祖荫作为清末民初常熟士绅群体的领袖,竭尽全力维护常熟社会的秩序与安全。丁氏努力进行常熟政治秩序的重构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同时亦不断进行新旧文化的调适。具体来讲,通过区域失序下的社会整合；丁祖荫实现了对地方政治秩序的重建,从而解决了常熟突发的粮荒与兵灾公共危机。通过禁烟与兴修水利工程,将常熟社会的日常生活秩序导入正规。作为应对时局变动的一种策略,丁祖荫在文化领域内的调适同样值得肯定。他热心于修志、藏书等整理地方文献的活动,以此掌控地方话语权力,重建地方社会道德评价体系。同时,丁氏亦大力推广新学、开启民智；值得注意的是,他关注女性,通过创办女报积极构建女性新形象。丁氏在文化领域的调适,试图实现士绅对地方社会文化秩序的软控制。近代常熟社会转型的深度与广度超出了丁氏等传统士绅的预想及掌控范围。1927年,随着新式国家政权的建立,国民党开始对常熟地方社会进行全面渗透。此时,丁氏辞官去乡,逐渐淡出了地方权力格局。丁祖荫的人生经历是常熟社会转型期士绅群体的缩影。围绕对他调适与重构社会秩序活动的考察,不难发现,近代以降处于大变局中的士绅阶层,虽然在地方社会中竭力调适与重构社会秩序,然而,最终却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
范紫江[5]（2009）在《清末优秀长篇《黄绣球》及其作者颐琐考》文中认为上篇作者颐琐生平考阿英在他的《晚清小说史》第9章"妇女解放问题"中曾盛赞颐琐所着的长篇小说《黄绣球》,他写道:当时产生的妇女问题小说,最优秀的要推颐琐的《黄绣球》,30回。这部小说初发表于光绪31年（1905）《新小说》第2卷,至26回中止。33年（1907）由新小说社印成单行本（按应为"广智书局"——引者注）,续完。作者的真姓名不详。所以说这是当时妇
许多娇[6]（2021）在《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895年至1911年的晚清时期,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呼吁进行大众动员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小说因其通俗易懂、受众广泛,被认为具有群治功用。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是,考察林林总总的晚清小说是如何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的,以及晚清小说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时出现了哪些主旨之下的变奏。第一章讨论民族主义思想与晚清群治观念的生成,以及晚清知识界对小说群治功用的强调。晚清的群治观念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群治观念影响了对小说群治功用的阐释。严复、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众多知识分子都从相同或相近的理念出发,把小说的政治功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知识分子对小说寄予的热望,无疑是助推晚清小说创作高峰到来的重要推动力,发挥群治功用成了许多晚清小说的创作主旨。但在具体的小说创作实践中,所表达出的群治观念要比政论文章或小说理论中所探讨的群治观念更为复杂和多元,既有对群治这一主旨的细化,又出现了主旨之下多声复议式的变奏。第二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道德批判与观念重构。晚清诸多小说都存在对公众道德的批判,对革新民众思想和观念的期盼。尤其在面临1895年之后的危局时,晚清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了社会的病态,道德堕落被认为损害了社会活力,国家思想缺失被认为影响了合群,观念愚昧落后被认为影响了社会发展,虚假维新则成了多方面问题的集合式展现。晚清小说家们希望通过批判道德状况,呼唤生成国家思想,批评落后观念,发挥小说的刺激作用,推动公众道德、思想、观念的内在重塑。甚至为了达到刺激作用,个别作者不惜在小说中故意夸大晚清社会的弊端和扭曲真实的社会道德状况。在晚清小说家那里,国家思想的塑造、新观念的养成,基本上需要通过引入西学、学习域外经验来完成,而道德重塑则更多指向儒家道德准则的践行与恢复。第三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身体、女权与英雄。这是晚清小说家们为推动群治对个体外在重塑的思考。晚清鸦片泛滥、女子缠足等问题被认为不仅损害了个人身体,也损害了国家肌体,通过体育、体操等规训与重塑国民身体因此和国家强大紧密关联在一起,尚武精神、侠客精神与冒险精神的提倡是对身体叙事的进一步演绎。在晚清小说中还有大量关于女权的论述,但女权在晚清小说家那里主要是群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为使女性与男性担负起同样的国家责任。晚清小说家还喜欢塑造英雄,从民族主义叙事来讲英雄的塑造应该指向英雄群体,但在晚清小说文本中,英雄叙事往往塑造的都是被神化的个人英雄,希望以个人英雄完成救国壮举。身体、女权与英雄叙事都服务于群治思想,但细剖文本我们又会发现一些吊诡之处,比如有的女权小说仍在闪现男权的影子,新式英雄的描摹却又有复制传统帝王将相传奇叙事的痕迹,形成了群治主旨之下的变奏。第四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政体想象。1895年后的晚清政府,已经在知识分子那里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传统君主专制也已面临诸多批判。晚清小说在倡导群治时亦多畅想进行实质性的政体变革,这也是群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当时多元社会思潮与复杂社会现实影响,晚清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言说政体变革时,一定程度上充满了犹疑、徘徊。一方面因晚清小说家大多属于改良派,支持立宪成为很多小说在政体言说上的共同立场;另一方面,不少小说家又认为当时民众的政治素养难以达到立宪所需程度,因此又不断强调塑造国民应当先从自治做起。当一些小说家对现实政体变革充满无奈时,他们又开始在乌托邦小说中塑造理想政体。而设想理想政体时,君主制思想的残余、殖民思想的引入,却在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从小说文本中流露出来,使对政体变革的言说又呈现出了变奏。第五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排满、种战与大同世界观念。这几种观念生发于群治观念,却又是群治观念的悖反。在排满小说中,或因于对民族主义内涵的曲解,或因于对推翻专制王权的功利主义诉求,华夷之辨重新出现,把“群”的边界变得狭隘和窄化;在种战小说中,晚清小说家基本都认为黄种人与白种人终有一战,黄种应该联合,尤其同属黄种的中日两国应当亲近,小说家笔下“群”的边界又超出了中华民族范围或中国范围,黄种之群不再是群治最初所指的国家之群;在乌托邦小说中,作者们大多认为群治的终点并不是中国自身的强大,而要经由中国的强大走向世界的联合,倡导世界主义,迎来大同世界的实现,但在大同世界叙事中,国家边界消失,种群分别不再具有意义,小说的群治功用也同时被消解。
杜学元[7]（2004）在《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先秦至晚清）》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所指的女子高等教育是相对于女子中低层次而言的一种高一层次的教育，是以培养女子高素质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工以及素质高文化为目的的教育。社会女性观是一个社会对女性看法的总和，它左右和影响着女性的成长和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反映。基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社会女性观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产生和发展的深远影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观念所形成的学术定势和知识体系难以客观地反映女子高等教育的真实情况，因此，本文运用女性主义视角（women’s perspective or feminism perspective）来审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这将有利于还原其本来面目。 当我们用女性主义视角审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时，发现其起源于先秦，并且拥有独特的体系。在壬子癸丑学制以前的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体系有：家庭——主流系统，社会（政府社会教化机构、宗族家族及民间交往等）——第二主流系统，宫廷——家庭、社会的补充和家庭的延伸系统，寺庙——家庭、社会与宫廷的补充系统，学校和留学——偶尔的系统。在壬子癸丑学制以后，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体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学校女子高等教育系统与留学女子高等教育系统上升为第一、二主流系统，虽这部分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不过在论述晚清后期的女子高等教育时已开始体现这种变化。 用女性主义视角对中国先秦至晚清的女子高等教育进行研究，形成我们的关怀主义女子高等教育价值观。中国精英女子的知识经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具有独特地位，应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发扬。女子高等教育是女性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它不仅提高女性的自身素质和社会地位，同时还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只有变更落后的社会女性观，才能促进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 本研究以社会女性观的发展变化及其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响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按女性主体意识的压抑时期（先秦至两汉）、复苏时期（魏晋至五代）、初步沦落时期（宋元）、彻底沦落时期（明至前清）、复兴时期（晚清）分别讨论了各个时期的社会女性观与女子高等教育，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女性观强化着中国传统的女子高等教育，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变革传统女子高等教育的重要前提。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在近现代社会，女性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男女平等观的确立促使女子与男子一样平等地接受各类高等教育，女子接受高等教育后 I<WP=4>又加快了社会女性观的变革，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因此，女子高等教育对于女子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还原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总结其发展经验，对于搞好今天及以后的女子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本研究的独特价值在于：在研究视角上，采用了女性主义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采用了以史为主、史论结合的方法，研究维度上抓住社会女性观、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影响，从而还原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真实面貌，改变了人们长期认为的中国古代无女子高等教育的传统观念。在研究观点上，不仅重新界定了女子高等教育概念，而且认为社会女性观对女子高等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又促使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改革。在史料的挖掘、整理与综合上，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填补了重要的一页，这是本研究的核心内容。在本研究之前，虽然有不少学者的研究涉及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但基本上都囿于近现代范围。本研究的重点则在古代女子高等教育上，许多内容都是在原始文献中寻找的。这一史料的挖掘可能超过研究方法与研究观点方面的价值。
谢仁敏[8]（2010）在《晚清小说低潮研究 ——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这是一篇尝试“文学低潮期”研究的探索性论文,分析样本是宣统朝小说界,核心任务是勾勒“低潮期”小说界的运行状况及其演变轨迹,考察彼时的小说界为何陷入“低潮”,又如何为酝酿“高潮”作预前准备。论文主要分四大板块：导论——中国本土小说研究编（1—7章）——海外华文小说研究专编（末章）——附录。此外,若干章添设“附论”,为该章话题的延伸。导论,主要阐释基本研究思路,厘清基本概念,概述宣统朝小说界运行轨迹的典型性和非典型性,例如,某些文学常规在宣统朝如何“走样变形”、评判晚清小说适用的价值标准、海外华文小说的独特参照价值等。“附论”包括前人研究评述、未来研究走向以及选题缘由,最后提出关于“文学低潮期”研究的命题。第1章,通过数理分析和文献考察得出结论：从宣统朝开始,晚清小说迅猛发展的势头被遏制,陷入一个约为时五年的“低潮期”。其原因是政局动荡、小说内部机制失衡,两者导致“小说界经济危机”,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本章重点是对中国小说史上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进行考察,论证该命题成立的可能性。“附论”则进一步延伸,提出影响小说演变的“第三种力”命题,并以此考察《域外小说集》传播失利的原因,提出最新的看法。第2章,提出将三大小说载体区别对待、相互比照的命题并阐释其意义,讨论低潮期中单行本、期刊、日报三大载体小说的博弈、调适以及各自发展模式的最终确立。第3章,通过数理分析发现肇始于宣统朝前夜的一个特殊现象——翻译小说与自撰小说比例出现逆转,从小说发展驱动力角度切入,考察两者易位的深层原因,并勾勒其渐变过程。第4章,勾画晚清小说理论界的“三派一群”格局,重点讨论其在低潮朝如何演进和调适。大致情况是“社会派”勉力支撑场面,但疲态渐显；“美学派”几乎集体失语；“现代派”理论前卫新颖,但收效甚微；“消闲群”寻求“正当性”之呼声日高,但理论建设乏善可陈。第5章,考察低潮期中的作家众生相。“小说界经济危机”（低潮期）对作家生活、心理造成之冲击甚大,部分作家选择离开,部分选择留守。论文重点考察留守群体的文学选择及其生存状态,最后以陆士谔为样本进行个案考察。“附论”是关于陆士谔的一组考辨文字。第6、7章,作品研究专题。论文将宣统朝小说作品大致归纳为四大类型：旧小说、“新消闲小说”、“时闻小说”和“先锋实验”小说。论述各个类型作品的特征,重点考察其在低潮期中如何加速演变、调适及其未来走向,并将之置于传统旧小说与“五四”时期小说（包括新、旧小说）的历史坐标中,对其文学史地位作出大致描述。第8章,海外华文小说专编。论文将晚清华文小说大致划为四大板块：中国本土、东洋、南洋、北美。本章以中国本土为参照中心,通过联系和比照,重点勾描后三者小说界的发展历程、文史地位及其作品特征,并考察当时境况下各板块小说“本土性”的生成有无可能。附录,含统计表和“宣统朝小说编年”（合作）,将披露一批最新的统计数据和新发掘的近代华文小说文献。
秦方[9]（2017）在《从幽闭到出走——清末民初女性困顿-解放话语形成及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对于近代中国女性而言,"解放"大约是最重要的词汇之一。但解放之意义,恰恰因为时人将之置于困顿的对立面,因此不谈近代女性困顿话语的形成以及打破困顿、走向解放的践行,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解放"的涵义。文章以晚清自五四时期为历史时段,勾勒近代传教士、国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女学生等各类群体以不同文类、词汇所表达出来的困顿感,以及近代女性出入婚姻、家庭、学校、社会的各种实践,探讨近代困顿-解放话语的最初形成以及近代女性打破困顿、实现解放的初次践行。唯有困顿存在,解放才有了现实的意义。
李朝军[10]（2015）在《19世纪西方来华游历者视域中的中国形象 ——以游历文本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分处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和西方,虽有广袤沙漠和崇山峻岭横亘其间,但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当世界跨入近代门槛,新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探索与中国交往的各种方式,主动接触中国;中国却闭关锁国,失去了融入世界的机会。当少数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时,西方人早就开始跨越欧亚大陆,漂洋过海,前来中国游历。来华游历者,泛欧游历经验丰富,受过良好教育;其游历文本广泛细致深入地记载着文化他者中国的方方面面,极具丰富的史料价值。19世纪是西方中国形象发生逆转的时期,看清中国形象形成的历史底图,探究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轨迹和演变逻辑,既不能以西方文明为中心“以西裁中”,也不能以中国文明为中心“以中批西”,而是要以世界为背景,研究西方来华游历者视域中的中国形象。西方学界的中国形象研究,汉学家发挥了引领作用,主要集中于形象理论领域;国内主要致力于翻译出版来华游历文本以及研究传教士的中国观。有鉴于此,本文收集整理外文游历文本,编制《19世纪西方来华游历文本纪年表》,以外文史料为基础,历史主线与多学科透视分析结合,遵循定性描述的史学传统,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和数理统计结合,直观展示游历者中国形象的结构性特征,探究中国形象形成背后的逻辑。13到18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认知,是19世纪来华游历者中国形象形成的历史底图。13到18世纪,西方要求中国这一“文化他者”发挥理想美好国家形象功能,以帮助西方确立前进的轨道。历经中世纪、地理大发现和启蒙运动等时期传教士、使节、商人、思想家的集体塑造,依次形成了“想象他者”、“美好他者”、“理想他者”的中国形象。1750年前后是西方形成两个极端中国形象的关键节点时期,西方长达五个世纪的中国热开始退却。中国封建农业文明和清王朝衰落,资本主义文明在西方兴起。在中国礼仪之争、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出使失败等典型事件的发酵下,西方的中国形象彻底进入下降轨道,最终达到负面形象的顶端。19世纪西方通过系列战争和不平等条约,逐渐取得来华游历规则的主导权,形成了系列游历规则;并推动了以广州和上海为中心、以长江和成都为中心、以北京和长城为中心的华南、西南和华北三大来华游历线路的形成。来华游历者的“中国人缺乏知识和好奇”、“食宿困难”、“好围观”等直观印象,为游历者重构中国形象提供了感性基础。无论是传教类、商务类、使节类还是科考类游历者,大多深度观察中国社会,形成了不同维度和主题的结构性中国形象。基于《19世纪西方来华游历文本纪年表》,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发现,来华游历者大多从身体形象、社会整体、政治教育、宗教道德和文化艺术等维度来解构和建构中国形象,并形成了系列言说中国形象的套话和原型话语模式,最终促成了“劣等他者”中国形象的形成;并在反复言说和传播基础上,形成了言说中国形象的权威话语。19世纪西方游历者塑造的中国形象也具有分化变异的特征。一方面,文本所记录的中国事实和事象,与19世纪前相比,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但游历者的评判标准则完全不同,形成新的话语范式;另一方面,游历者性别与国籍、交通方式、地域差异、时代变化和游历目的,都是影响中国形象变化分异的重要变量,使中国形象的性状（物理环境）、制度、行为和精神要素呈现鲜明的对照,对中国形象的变化分异产生一定的影响。19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真理,主要是来华游历者依托科学话语和生产该话语的制度形成的。从文化自我和文化他者视角看,来华游历者以进步历史观和资本主义文明观为基本标准,真实与扭曲兼具,在中国整体失去言说机会和能力处于“沉默的螺旋”的状态下,完成了腐朽堕落、停滞落后、复杂多变的“劣等他者”中国形象塑造过程。
二、千年历史公案——缠足与反缠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千年历史公案——缠足与反缠足（论文提纲范文）
（3）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4.3 创新点 |
| 1.5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5.1 文化与社会文化 |
| 1.5.2 根据地文化 |
| 1.6 太行根据地区划沿革 |
| 第2章 革命前太行山区乡村社会与乡村文化 |
| 2.1 乡村社会 |
| 2.1.1 自然经济状态 |
| 2.1.2 土地的占有状况 |
| 2.1.3 乡村权力空间 |
| 2.2 乡村文化生活 |
| 2.2.1 乡村娱乐 |
| 2.2.2 乡村教育 |
| 2.3 乡村妇女生活 |
| 2.4 民风民俗 |
| 2.4.1 民风民情 |
| 2.4.2 节日风俗 |
| 2.4.3 信仰风俗 |
| 2.4.4 陈规陋习 |
| 第3章 中共政策与乡村社会文化变革 |
| 3.1 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
| 3.1.1 动员农民参加抗战 |
| 3.1.2 动员农民积极参加土改 |
| 3.1.3 动员农民积极参与政治 |
| 3.2 农村文化教育 |
| 3.2.1 文化教育方针政策 |
| 3.2.2 农村小学教育 |
| 3.2.3 成人教育 |
| 3.3 农村文化娱乐 |
| 3.3.1 农村文化组织 |
| 3.3.2 农村文化宣传 |
| 3.3.3 农民文化生活 |
| 3.4 农村妇女的解放 |
| 3.4.1 解放妇女政策 |
| 3.4.2 妇女经济解放 |
| 3.4.3 提高妇女政治地位 |
| 3.4.4 保障妇女人权 |
| 3.5 变易风俗 |
| 3.5.1 破除迷信 |
| 3.5.2 革除陈规陋习 |
| 3.5.3 禁毒禁赌 |
| 3.5.4 卫生运动 |
| 3.5.5 新农村新风尚 |
| 第4章 崭新的娱乐形式：革命话语下的民间小戏 |
| 4.1 太行山的秧歌：民间小戏的代表 |
| 4.1.1 关于民间小戏 |
| 4.1.2 秧歌与秧歌戏 |
| 4.1.3 秧歌的乡村演出 |
| 4.1.4 秧歌里的乡村抒写 |
| 4.2 “民间”的重塑：革命话语下民间小戏的改造 |
| 4.2.1 建立农村剧团 |
| 4.2.2 戏剧活动 |
| 4.2.3 旧剧的改造与利用 |
| 4.2.4 左权小花戏：民间小戏改造的典范 |
| 4.3 全新的“民间”：太行山的新秧歌 |
| 4.3.1 崭新的民间形式：秧歌舞剧 |
| 4.3.2 “民间”的缔造：新秧歌剧 |
| 4.3.3 全新“民间”的展示 |
| 4.4 民间与政治的互动：民间小戏与乡村社会 |
| 4.4.1 乡村演出与民众动员 |
| 4.4.2 娱乐与教化 |
| 4.4.3 “民间”的改造与继承 |
| 第5章 婚俗新变：太行山农村社会文化透视 |
| 5.1 择偶状态 |
| 5.1.1 包办婚姻：抗战前夕及抗战初期主要的择偶方式 |
| 5.1.2 婚姻自主：择偶方式的新选择 |
| 5.1.3 政治包办：革命话语下妇女的择偶状态 |
| 5.2 婚姻礼俗 |
| 5.2.1 抗战前夕及抗战初期的婚仪 |
| 5.2.2 婚姻程序的简化与新式婚礼 |
| 5.3 离婚自由与寡妇再婚 |
| 5.3.1 离婚风潮 |
| 5.3.2 寡妇再嫁 |
| 5.3.3 军属婚姻 |
| 5.4 革除陋婚 |
| 5.4.1 遏制早婚 |
| 5.4.2 禁止买卖婚姻 |
| 5.4.3 禁止童养媳 |
| 5.4.4 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 |
| 第6章 丧俗变革：太行山农村社会风俗的变迁 |
| 6.1 丧俗的传承与演变：抗战前及抗战初期太行山区的丧葬礼俗 |
| 6.1.1 丧葬礼俗 |
| 6.1.2 丧葬中的信仰风俗 |
| 6.1.3 厚葬是丧葬的主导形式 |
| 6.1.4 祭祀风俗 |
| 6.2 烈士追悼仪式与丧俗的变化 |
| 6.2.1 烈士追悼与政治动员 |
| 6.2.2 烈士追悼与纪念 |
| 6.3 村级追悼 |
| 6.3.1 村级追悼仪式 |
| 6.3.2 村级追悼与民俗使用 |
| 6.4 民间丧俗的变迁 |
| 6.4.1 丧俗的改革与变迁 |
| 6.4.2 土地改革与根据地丧俗的转变 |
| 第7章 放足运动：太行山农村妇女形象的重塑 |
| 7.1 抗战前夕及初期太行山的缠足陋俗 |
| 7.1.1 “三寸金莲”：女性奴化的标志 |
| 7.1.2 “缠缠放放”：女性身体解放的艰难 |
| 7.1.3 小脚”犹在：抗战初期太行山区的缠脚遗风 |
| 7.2 脚的解放与人的解放：太行根据地的放足运动 |
| 7.2.1 厉行放足：太行根据地政府的放足措施 |
| 7.2.2 “脚”的解放：放足运动的开展 |
| 7.2.3 放足运动的成效与特点 |
| 7.3 妇女放足与女性形象的新塑 |
| 7.3.1 “劳动光荣”：新的劳动观念 |
| 7.3.2 “走入社会”：崭新的女性形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调适与重构：20世纪初期的地方士绅与地方社会 ——以丁祖荫为中心的研究（1905-192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机与目的 |
| 二、研究回顾及评价 |
| 三、研究的时空范围与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史料 |
| 五、研究思路与章节架构 |
| 第一章 民初常熟社会生态与丁祖荫的家世背景 |
| 第一节 民初常熟社会生态概况 |
| 一、区域环境与建制沿革 |
| 二、常熟人文社会生态 |
| 第二节 丁祖荫的早年历程及社交网络 |
| 一、家世及其早年经历 |
| 二、乡谊与公益：以辛亥年社交网络为例 |
| 第二章 丁祖荫与常熟地方失序下的社会整合 |
| 第一节 常熟地方社会权力格局的衍变 |
| 一、失序：辛亥年常熟传统社会的崩溃 |
| 二、重构：丁祖荫与地方新秩序建设 |
| 第二节 丁祖荫与常熟突发危机的解决 |
| 一、应对天灾：清末民初的赈荒措施 |
| 二、消弭人祸：兵荒与地方公共安全 |
| 第三节 丁祖荫与常熟日常秩序的重塑 |
| 一、导之以矩：禁烟与生活规范的养成 |
| 二、回复常态：治水与生活秩序的重建 |
| 第三章 丁祖荫与近代常熟社会文化转型 |
| 第一节 地方文化的保存与传承 |
| 一、保存地方文脉：藏书与乡邦文献整理 |
| 二、再塑道德权威：丁祖荫与县志编纂 |
| 第二节 知识更新：丁祖荫与常熟新学体系建设 |
| 一、启迪民智：清末常熟新学的展开 |
| 二、普及新知：民初常熟新学的推广 |
| 第三节 塑造新女性：丁祖荫与《女子世界》 |
| 一、近代常熟女德式微 |
| 二、女性新形象的构建 |
| 结语 |
| 附录：丁祖荫年谱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6）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
| 二 既有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晚清群治观念的生成:民族主义与小说动员 |
| 第一节 民族主义思想与群治观念 |
| 第二节 群体动员与小说群治功用的阐释 |
| 第三节 小说实践:群治理念的构想与现实 |
| 第二章 群治的共识:晚清小说中的道德批判与观念重构 |
| 第一节 道德的批判与重塑 |
| 第二节 国家思想的缺失与培植 |
| 第三节 提升民智与观念革新 |
| 第四节 虚假维新批判:综合思想的呈现 |
| 第三章 群治求诸己:晚清小说中的身体、女权与英雄 |
| 第一节 身体重塑及其演绎 |
| 第二节 女权的阐扬与变形 |
| 第三节 英雄叙事:人性与神性 |
| 第四章 群治与政体:晚清小说中的政体想象 |
| 第一节 反专制与倡自治 |
| 第二节 立宪:根本性变革的憧憬 |
| 第三节 乌托邦中的理想政体想象 |
| 第五章 群治的悖反:晚清小说中的排满、种战与大同世界 |
| 第一节 排满叙事与群治之界 |
| 第二节 黄种认同与种战观念 |
| 第三节 世界主义与大同世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先秦至晚清）（论文提纲范文）
| 摘 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范围及意义 |
| 1.3 研究的视角、维度与方法 |
| 1.4 基本价值观与理论假设 |
| 1.5 研究思路 |
| 1.6 研究创新 |
| 2 女性主体意识压抑时期(先秦至两汉)的社会女性观与女子高等教育 |
| 2.1 先秦至两汉时期的社会女性观 |
| 2.2 先秦至两汉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 |
| 2.3 女子高等教育家--班昭的女子高等教育思想 |
| 3 女性主体意识复苏时期(魏晋至五代)的社会女性观与女子高等教育 |
| 3.1 魏晋至五代时期的社会女性观 |
| 3.2 魏晋至五代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 |
| 3.3 魏晋至五代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家 |
| 4 女性主体意识初步沦落时期(宋元)的社会女性观与女子高等教育 |
| 4.1 宋元时期的社会女性观 |
| 4.2 宋元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 |
| 4.3 宋元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家 |
| 5 女性主体意识彻底沦落时期(明至前清)的社会女性观与女子高等教育 |
| 5.1 明至前清时期的社会女性观 |
| 5.2 明至前清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 |
| 5.3 明至前清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家 |
| 6 女性主体意识复兴时期(晚清)的社会女性观与女子高等教育 |
| 6.1 晚清时期的社会女性观 |
| 6.2 晚清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 |
| 6.3 康有为的女子高等教育思想 |
| 7 结束语 |
| 致 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论着目录 |
| 附录 2 所获奖励 |
（8）晚清小说低潮研究 ——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附论 前人研究简评与若干问题的思考 |
| 第一章 宣统小说界:陷入低潮 |
| 第一节 低潮来袭 |
| 第二节 政局动荡冲击 |
| 第三节 小说内部机制失衡 |
| 第四节 "小说界经济危机" |
| 附论 试论推动晚清小说演进的"第三种力" |
| 第二章 单行本·期刊·日报:小说发展模式的分化与确立 |
| 第一节 不同载体对小说市场的回应 |
| 第二节 载体差异与小说发展模式的分化 |
| 第三章 翻译·自撰:形势大逆转 |
| 第一节 翻译小说驱动力的逐年消解 |
| 第二节 改造翻译小说的尝试 |
| 第三节 自撰小说驱动力的逐年增长 |
| 第四章 理论界嬗变:多声合奏,合而不和 |
| 第一节 力撑场面的"社会派" |
| 第二节 旗偃鼓息的"美学派" |
| 第三节 蓄势潜行的"现代派" |
| 第四节 风头渐劲的"消闲群" |
| 第五章 小说低潮期中的作家众生相 |
| 第一节 作家的生存策略及其文学选择 |
| 第二节 典型个案:"小说大家"陆士谔 |
| 附论 陆士谔着作考辨及其他 |
| 第六章 旧小说复兴与新小说调适 |
| 第一节 "革命"尚未成功:旧小说卷土重来 |
| 第二节 启蒙与娱乐杂交:"新消闲小说"的勃兴 |
| 第七章 新文学因子的孕育与萌蘖 |
| 第一节 新闻与小说联姻:"时闻小说"的渐兴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艰难的"先锋实验":新小说的新选择 |
| 第八章 晚清海外华文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东洋板块 |
| 第二节 南洋板块 |
| 第三节 北美板块 |
| 结语 |
| 附录一:中国近代小说发表量年度分布表 |
| 附录二:近代以"小说"命名的部分报刊 |
| 附录三:晚清中文报刊相关统计表 |
| 附录四:晚清出版机构小说出版量统计表 |
| 附录五:晚清单行本小说出版情况统计表 |
| 附录六:晚清报刊小说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七:宣统朝小说编年 |
| 上编 中国本土 |
| 《白话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北京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北京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北京醒世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渤海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沧浪杂志》与小说相关编年 |
| 《长春公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大公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大同白话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帝国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法政浅说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法政杂志》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改良婚嫁会月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广粹旬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广东劝业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桂林官话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国民白话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国民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国事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汉口中西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杭州商业杂志》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吉长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晋阳公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菊济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两日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疁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民视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南越报》附张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女学生》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七十二行商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浅说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绍兴医药学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时事新报月刊》与小说相关编年 |
| 《顺天时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四明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天铎》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天铎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天趣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通问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图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图画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图画新闻》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吴声》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厦门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笑林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新世界画册》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新中华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醒华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学生杂志》与小说相关编年 |
| 《羊城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医学世界》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医学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约翰声》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浙江白话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浙江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正宗爱国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国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华民国公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外实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西医学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下编 海外 |
| 《槟城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华字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南洋总汇新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星洲晨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西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中兴日报》与小说相关编年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从幽闭到出走——清末民初女性困顿-解放话语形成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一、前言 |
| 二、幽闭:文明阶序下困顿话语的兴起 |
| 三、困守:性别政治中困顿话语的流行 |
| 四、新潮:女学萌兴中解放话语的实践 |
| 五、结语 |
（10）19世纪西方来华游历者视域中的中国形象 ——以游历文本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一）游历 |
| （二）游历文本 |
| （三）中国国家形象 |
| 三、学术史回顾 |
| （一）西方近代中国形象研究 |
| （二）西方游历文本研究 |
| 四、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游历文本的统计与选择 |
| （三）创新之处 |
| 六、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19世纪前西方视野中美好化的中国形象 |
| 第一节 中世纪前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之美 |
| 第二节 中世纪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 |
| 一、中世纪时期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 |
| 二、中世纪时期旅行者视域中的中国形象 |
| 三、中世纪西方文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 |
| 第三节 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 |
| 一、使节商人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
| 二、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 |
| 三、文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 |
| 第四节 启蒙运动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 |
| 一、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 |
| 二、哲学家视域中的中国形象 |
| 三、文学家笔下中的中国形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世纪之交西方中国形象逆转的历史文化语境 |
| 第一节 封建农业文明的衰落与中国理想形象的破灭 |
| 一、清王朝的腐朽衰败与中国形象的潜在危机 |
| 二、游历文本对中国的批判与中国的形象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礼仪之争与中国形象的衰落 |
| 一、中国礼仪之争的中西背景 |
| 二、中国传统礼仪之争的开启 |
| 三、中国传统礼仪之争的升级 |
| 四、中国礼仪之争对西方中国形象的影响 |
| 第三节 典型游历事件与近代中国形象的逆转 |
| 一、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与中国形象的基本逆转 |
| 二、阿美士德访华与西方中国形象的彻底逆转 |
| 第四节 西方近代文化精神期许对中国形象生成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游历规则视角下来华游历者中国印象的形成 |
| 第一节 泛欧游历规则的形成及其影响 |
| 一、泛欧游历规则的确立 |
| 二、泛欧游历规则形成的影响 |
| 第二节 来华游历规则的确立与基本特征 |
| 一、来华游历规则的确立 |
| 二、来华游历规则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游历规则视角下游历者中国印象的形成路径 |
| 一、华南游历线：以广州和上海为中心 |
| 二、西南游历线：以长江和成都为中心 |
| 三、华北游历线：以北京和长城为中心 |
| 四、三大游历线共有印象的形成 |
| 第四节 游历指南视角下中国印象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游历者视域下“劣等他者”中国形象的形成及主题 |
| 第一节 病态可笑的身体形象 |
| 一、滑稽可笑的中国人 |
| 二、感官麻木的中国人 |
| 三、精神野蛮的中国人 |
| 第二节 颓败丑陋的社会形象 |
| 一、城乡诗意全面消失 |
| 二、社会群体整体颓败 |
| 第三节 腐朽专制的政教形象 |
| 一、专制腐朽的奴化政治 |
| 二、禁锢创造的政治化教育 |
| 第四节 异端罪恶的精神形象 |
| 一、“偶像崇拜”式的异端宗教 |
| 二、堕落败坏的中国道德 |
| 第五节 古老衰败的文艺形象 |
| 一、古老沦落的传统文化 |
| 二、古老衰败的实用艺术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游历者视域下中国形象的变化分异及原因 |
| 第一节 游历者性别与中国形象的凝视 |
| 第二节 游历者国籍与中国形象的分异 |
| 第三节 游历交通与中国形象的生成 |
| 第四节 时代变换与中国形象的变化 |
| 第五节 地域感知与中国形象的分化 |
| 第六节 游历目的与中国形象的表征 |
| 一、来华传教士的中国形象构建 |
| 二、科考游历者的中国形象生产 |
| 三、商务游历者的中国形象表达 |
| 四、朝圣游历者的中国形象记叙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一、权力与话语：来华游历者中国形象构建背后的真理 |
| 二、真实与扭曲：来华游历者中国形象构建背后的论争 |
| 三、开放与引领：来华游历者中国形象言说背后的历史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世纪西方来华游历文本纪年表 |
| 附录2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主持课题和获得奖项 |
| 后记 |
四、千年历史公案——缠足与反缠足（论文参考文献）
- [1]千年历史公案——缠足与反缠足[J]. 郑永福,吕美颐. 南开史学, 1990(02)
- [2]千年历史公案——缠足与反缠足[A]. 郑永福,吕美颐. 南开史学（1990年第2期）, 1990
- [3]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D]. 王荣花. 河北大学, 2011(12)
- [4]调适与重构：20世纪初期的地方士绅与地方社会 ——以丁祖荫为中心的研究（1905-1927）[D]. 于杨. 上海师范大学, 2013(10)
- [5]清末优秀长篇《黄绣球》及其作者颐琐考[J]. 范紫江. 中国文学研究(辑刊), 2009(02)
- [6]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D]. 许多娇. 吉林大学, 2021(01)
- [7]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先秦至晚清）[D]. 杜学元. 华中科技大学, 2004(03)
- [8]晚清小说低潮研究 ——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D]. 谢仁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 [9]从幽闭到出走——清末民初女性困顿-解放话语形成及实践[J]. 秦方. 妇女研究论丛, 2017(04)
- [10]19世纪西方来华游历者视域中的中国形象 ——以游历文本为中心的考察[D]. 李朝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