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群众路线 大搞技术革新（论文文献综述）
周勇[1]（2011）在《“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鞍钢宪法”是建国后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的总结,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企业管理和技术革新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鞍钢宪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并因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对“鞍钢宪法”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历史影响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评价,不仅肯定其中科学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而且不回避其中的失误和不足,并分析其中的原因,总结其中的教训。第一章主要是阐述“鞍钢宪法”诞生之前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状况,这是“鞍钢宪法”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第二章阐述“鞍钢宪法”形成的具体过程。先是在第一章的基础上概括了“鞍钢宪法”的历史背景。接着阐述了鞍钢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以及毛泽东批示关于“鞍钢宪法”的具体过程。最后,结合对毛泽东批示的文本分析对“鞍钢宪法”的思想内容以及当时的解读作了系统分析。第三章阐述“鞍钢宪法”的曲折历史命运,也就是在其诞生以后的传播、推广状况及历史影响。在“鞍钢宪法”诞生之初,因为中苏论战的原因没有在国内公开宣传,只是在冶金工业部门和大型企业中进行了宣传和推广。在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鞍钢宪法”与贯彻《工业七十条》、学解放军、学大庆等结合起来,虽然在客观上得到了一定的继承和发扬,但也未形成单独的宣传声势。“文化大革命”时期,“鞍钢宪法”形成浩大的宣传声势,但却被严重的扭曲了。因此,改革开放之前“鞍钢宪法”没有获得全面的、科学的解读,这为它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长期被忽视埋下了伏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有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第四章是关于“鞍钢宪法”的历史评价。第一节分析“鞍钢宪法”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作典型分析,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鞍钢宪法”的历史必然性。其次,将“两参一改”与天桥经验的“三参一改”进行比较,从内容与形式的角度分析“鞍钢宪法”的历史必然性。再次,从“宪法”的命名方式着手,通过层层剖析,论证“鞍钢宪法”作为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总结的必然性。最后,逐层论证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北、出现在鞍钢。第二、三节分别分析“鞍钢宪法”的历史局限性、合理内核。
阳勇[2]（2014）在《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国前,毛泽东对中国钢铁工业产生了积极影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建设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的思想基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将鞍钢作为恢复钢铁工业的重点,决策、指导了鞍钢的恢复和改建。为改变钢铁工业布局,毛泽东还作出了新建武钢、包钢的重要决策。这一时期,毛泽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为钢铁工业的发展进入第一个“黄金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五”计划时期,毛泽东决策重点建设钢铁工业,极大地加快了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进程。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启发下,中国钢铁工业作出了“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战略布局。这一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钢铁工业,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钢铁工业出现了发展中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提出“以钢为纲”加速工业建设,强调钢铁工业发展的高速度,提出了过高的发展目标和不切实际的钢产量高指标,钢铁工业战线出现“三年大起”的局面,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挤了农业和轻工业,是引起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重要因素之一。钢铁工业的过度发展是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钢铁工业的“三年大起”为后来钢铁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支持钢铁工业进行调整、整顿,初步展开了钢铁工业的三线建设。这一时期,毛泽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钢铁工业生产建设得到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发展中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依然十分关心、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并为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钢铁工业发展的十年徘徊时期,损失严重。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国家对钢铁工业进行了大量投人,钢铁工业仍有较大的发展,并为后来钢铁工业生产能力的迅速增强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毛泽东高度重视、积极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钢铁工业发展道路,他是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尽管在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失误,但其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他为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27年间新中国钢铁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国防建设、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27年间钢铁工业取得的成果,也为之后中国钢铁工业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这27年间建立起来的大中型钢铁企业至今仍在并将继续在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毛泽东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的经验和启示主要有如下几点：高度重视和致力发展钢铁工业；从实际出发,制定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战略；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中国钢铁工业发展道路；科技领先,大力汇聚钢铁工业技术力量,努力推动钢铁工业技术进步；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注重综合平衡,切忌急躁冒进；必须改革、改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赵娜娜[3]（2019）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文中提出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伴生物和重要构成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初的悄然解散,走过了近四载的曲折历程。本文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之一——河南省新乡专区武陟县作为特定的考察区域,梳理出河南省武陟县“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巩固、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考察19581961年间武陟县公共食堂兴起的背景、政策调整、强行恢复、艰难维持以及最终解散的过程,力求对三年困难时期武陟县公共食堂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河南省是开展公共食堂最早的省份,武陟县又是河南省兴办公共食堂最早的县之一。本文根据武陟县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概述了该县县委主导的农村公共食堂兴衰的大致过程。通过这些档案中的大量细节,可以揭示县委、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普通社员对公共食堂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探讨各阶层的态度对农村公共食堂兴起、调整、解散所起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中央、省委、地委宏观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权威性和延续性,以及公共食堂在基层实践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件新生事物,要改变全县群众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饮食习惯,取消私有小灶,集中到大食堂集体就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触及社员生活的方方面面。1958年7月,中共武陟县委在新乡地委的要求下开始筹备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各乡镇上报创办大食堂（农忙食堂）的经验。接着,中共武陟县委树立詹店公社、城关公社两个典型,推广经验。8月23日,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在全县普及。11月初,县委采取一些措施对全县公共食堂进行了巩固提高。随着公共食堂的成立,全县也普及了供给制和集体福利事业。1959年初,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如实行“计划用粮、以人定量”;“允许社员在家吃饭”、自愿参加食堂;缩小食堂规模等。因为家庭副业是公共食堂的逻辑延伸,在初步整顿食堂的同时,县委还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等措施来增加社员口粮。这些措施,使食堂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庐山会议后,武陟县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公共食堂的强行恢复,“五风”盛行,加上反瞒产运动,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破坏。1960年初,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再整顿。但这些措施不足以改善公共食堂的困难局面,全县普遍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外流、中毒事件、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的困难。县委不得不推行粮食增量法、代食品运动等措施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行。1961年初,中共武陟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摸清了基层民众对公共食堂的真实态度,明白了停办食堂的好处,找到了食堂停伙的善后办法,在此基础上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是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散伙的,并且在食堂解散前和解散过程中甚至解散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并非“一哄而散”。武陟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剥夺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产物,它给武陟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申[4]（2018）在《“鞍钢宪法”的管理思想:成因、机理与价值》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和成果挖掘中,"鞍钢宪法"可谓一项舶来经济思想中国化与中国经济实践理论化的双重典型案例。文章以经济思想史的视角,考察了"鞍钢宪法"的成因、机理以及现实与理论价值,凭借参与式管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区别了其与"马钢宪法"控制式管理思想的差异,并分解出该法中信息共享、知识培训、权力共享以及思想政治激励的四大参与式管理维度,指出,其中的思想政治激励既是符合当时中国时代背景的特征,也是其难以持续维系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根据"鞍钢宪法"针对如何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给出了建议。
邢恩源[5]（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陈博威[6]（2015）在《媒介话语中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报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文中研究表明媒介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呈现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命题。“群众路线”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重要的关键词,本研究以“群众路线”为切入点,使用词频统计结合话语分析来考究意识形态演变的路径和取向,并运用内容分析、话语分析等方法,通过研究《人民日报》自1946年创刊以来,关于群众路线相关报道的报道主题、报道体裁、引语来源,以及“群众”和“群众路线”内涵的演变四个层面来研究《人民日报》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不同时期使用的传播策略。不同时期与“群众路线”共现的词频是进行话语分析的主要依据。通过分析发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群众路线”作为意识形态关键词,其能指一直被保留在《人民日报》的报道文本中。在《人民日报》对新闻话语的使用中,通过对“群众”概念的不同阐释和对“群众路线”某一特定内涵的重点描述来完成观念的塑造。在主流意识形态演变中,媒介文本中的新闻话语对“群众路线”进行不同阐释的高频词则可以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在报道中的演变路径。在与“群众路线”共现高频词的考察中发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显现了从“领导”身份到“服务”身份的转变,从“思想”灌输到“利益”动员的转变。通过内容分析发现,从《人民日报》报道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宏观策略从上来看,政府公文完成意识形态关键词在媒介话语当中的“生产”,然后通过社论、评论员文章以及言论、观点、心得对关键词正当性的阐释,最终将意识形态关键词带入到消息、通讯等新闻体裁的话语中,并结合多领域主题报道进行大量重复,来建构心理学上“熟识”的传播效果。从微观层面来看,报道话语中对意识形态正当性的阐释策略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发生着变化：早期报道中,通过对“克理斯玛”权威的塑造并引述领袖话语来完成意识形态正当性阐释；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开始在报道中建构法理型权威,引述中共决议和法律条文来进行意识形态正当性阐释的变化；为了巩固意识形态正当性基础,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对进行了意识形态的创新。新的意识形态在获得正当性的过程中,《人民日报》在报道中采用了话语勾连的手法将“群众路线”与新意识形态进行语义上的连接,从而使后者获得正当性。除此之外,报道中对多元话语的“收编”也为意识形态正当性进行了佐证。
刘亚军[7]（2020）在《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李富春为共产党工作50余年,其中将近35年从事财政、工业、计划工作,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他是共产党经济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计划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我国经济建设一线的指挥员,又是共产党不可多得的经济理论家。在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各个时期,李富春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正确评价李富春的经济思想,继承他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研究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对于再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过程,丰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丰富和完善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研究,更好地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等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对于总结和吸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有一定意义。最重要的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进行记录和总结,纠正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独立性较差的错误认识,肯定其历史价值与功劳。本论文研究采取纵横结合的结构,以阐述李富春经济思想形成的四个时期为经,三大主要经济思想的内容和贡献为纬对其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论述。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包括政策措施、理论和哲学理论逻辑三个部分。其经济思想既有其长期深耕经济一线的实践总结与升华,也有对他人经济思想的借鉴与发展,兼容并蓄形成了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与主导,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以及围绕核心与两翼展开的其它经济思想的思想体系。论文写作思路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梳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理论为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理论为其提供依据,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李富春经济思想提供思想渊源。其次,以纵向思维梳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萌芽、确立、发展与经受考验曲折发展和成熟四大时期的过程,阐述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其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的依据是其主要经济思想和经济思想精髓的发展过程,而其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是李富春所有经济思想中的主体,这一思想是李富春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第二部分以横向思维系统地对三大主要经济思想进行理论阐释和分析,这三大主要经济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第三部分对李富春经济思想进行综合述评。首先,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特点,其特点在内容上包括: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其特点在方法上包括:李富春坚持将农业放在基础地位,注重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重视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作用,重视实践性,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五个方面。其次,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包括综合平衡的辩证法,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勤俭节约的方法论。第三,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地位,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灵活运用。同时,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局限,即经济理论体系性不强,一些经济思想没有充分展开论述。第四,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包括:经济思想精髓的当代价值,经济思想特点的当代价值,经济思想内容的当代价值。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之所以具有当代价值,是因为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中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对其经济思想当代价值进行理论思考包括:对立统一辩证法理论,人民群众历史观理论,实事求是唯物论理论,实践基础认识论理论。要正确把握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必须坚持科学态度,贯彻三条具体研究原则和方法,分别是整体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本论文在研究时主要采取的是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分析与综合方法。
王耀华[8]（2020）在《“大跃进”时期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的妇女工作研究》文中认为武汉解放后,武汉市民主妇联随之成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市民主妇联利用自身组织优势开展妇女工作,并与其他单位或组织协同开展社会治理工作。相关工作经验的积累和日益健全的组织建设,为“大跃进”时期武汉市妇联的妇女工作奠定了基础。“大跃进”发起后,社会生产中出现的劳动力缺口急需妇女进行填补。同时,党和全国妇联的领导认为只有参加家庭之外的生产劳动,妇女才能从昔日的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党的领导和上级妇联的指示下,武汉市妇联将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视为其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为顺利高效完成妇女工作,市妇联通过集中培训、参观学习等方式力求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同时,武汉市妇联利用自身组织触角或协同其他组织机构,深入基层动员妇女参加扫盲和文化学习;结合整风开展“五好”等生活教育和政治学习活动,为妇女提供认识国家和社会建设任务的重要途径,使得“大跃进”时期的任务和口号进入普通妇女的语言体系,转化为生产和建设热情。武汉市妇联还积极组织动员妇女投身工、农业生产之中,其中的典型表现即为大炼钢铁,郊区妇女大搞试验田。妇联关注和努力解决生产劳动中衍生的妇女劳动保护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妇女劳动安排和劳动保护情况,与工会、各生产单位等进行协作。在积极宣传并推动落实“四期”保护的同时,还督促生产单位开展妇女劳动保护工作。此外,武汉市妇联还发动妇女踊跃参与集体福利事业建设。集体福利事业作为解放妇女劳动力的配套措施,意在减轻妇女在家务劳动、幼童教养上的压力,却在妇联的宣传话语下,以集体“福利”的面貌出现。武汉市妇联一方面凭借其联系、动员妇女的组织优势从政府中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持,其政治功能也由此加强,将自身定位为党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作为妇女代言人的妇联,在妇女动员的多重困境下,如武汉市妇联基层组织的残缺、妇联干部的自身素质、不同层级妇联干部的表现差异以及“大跃进”预期与现实的落差等综合作用下,其代表妇女权益的社会功能也因此受限。
赵小平[9]（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指出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尹胜[10]（2020）在《“鞍钢宪法”的产生及其蕴含的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对工业企业管理制度进行一定的探索,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沿着这一思路探索产生的。"鞍钢宪法"并非鞍钢独创,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技术革新中坚持"群众路线"、在企业管理中实践人民民主权利思想的产物,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在企业管理方面的体现和延伸。"鞍钢宪法"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启示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前期成果和思想资源。
二、坚持群众路线 大搞技术革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坚持群众路线 大搞技术革新（论文提纲范文）
（1）“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
| 五、资料文献 |
| 第一章 “鞍钢宪法”产生前我国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 (1949—1959) |
|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企业管理思想的积淀 (1949-1952) |
| 一、企业民主管理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
| 二、企业民主改造中的思想积淀 |
| 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的思想积淀 |
| 四、着名班组管理经验中的思想积淀 |
| 第二节 开始全面建设时期管理思想的积淀（1953-1956） |
| 一、关于企业领导体制的探索及思想积淀 |
| 二、五三工厂经验中的思想积淀 |
| 三、技术革新运动中的思想积淀 |
| 第三节 整风及“大跃进”中的思想积淀(1957—1959) |
| 一、从“干部参加劳动”开始的伟大实践 |
| 二、“两参一改”的内容 |
| 三、从“两参一改”到“两参一改三结合” |
| 第二章 “鞍钢宪法”的诞生（1960 ） |
| 第一节 “鞍钢宪法”诞生的历史背景 |
| 一、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思想的十年积累 |
| 二、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突破 |
| 三、“大跃进”带来的政治经济环境 |
| 第二节 “鞍钢宪法”的诞生过程 |
| 一、鞍钢的技术“双革”运动 |
| 二、鞍钢的一系列报告 |
| 三、毛泽东批示“鞍钢宪法” |
| 四、当时对“鞍钢宪法”的解读及评价 |
| 第三节 “鞍钢宪法”的思想内容 |
| 一、对毛泽东批示的文本解读 |
| 二、本文对“鞍钢宪法”管理模式的理解 |
| 第三章 “鞍钢宪法”的曲折命运 (1960—2009) |
| 第一节 诞生之初宣传上的内紧外松 (1960.3—1960.12) |
| 一、在钢铁行业的传播及影响 |
| 二、未形成全国性的传播热潮 |
| 第二节 与国民经济调整同行 (1961—1965) |
| 一、“鞍钢宪法”与《工业七十条》 |
| 二、“鞍钢宪法”与“学习解放军” |
| 三、从“鞍钢宪法”到大庆精神 |
| 第三节 经历“文革”的风风雨雨 (1966—1976) |
| 一、企业管理秩序的破坏 |
| 二、“鞍钢宪法”被扭曲 |
| 三、对“鞍钢宪法”基本精神的坚持 |
| 第四节 在新时期的曲折发展 (1977-2009) |
| 一、企业民主管理的恢复和发展 |
| 二、对“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探索 |
| 三、“鞍钢宪法”的遗忘与回归 |
| 第四章 对“鞍钢宪法”的评价 |
| 第一节 “鞍钢宪法”的历史必然性 |
| 一、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中心的典型分析 |
| 二、“两参一改”与“三参一改”的比较分析 |
| 三、透过“宪法”的命名方式进行解读 |
| 四、“鞍钢宪法”诞生在鞍钢的原因 |
| 第二节 关于“鞍钢宪法”的历史局限性 |
| 一、“鞍钢宪法”历史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
| 二、“鞍钢宪法”历史局限性产生的原因 |
| 第三节 关于“鞍钢宪法”的合理内核 |
| 一、对当前关于中国式管理研究的基本看法 |
| 二、基于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特色的考察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2）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建国前毛泽东与中国钢铁工业 |
| 第一节 号召争取“铁的自给” |
| 第二节 要求做好企业中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留用工作 |
| 第三节 电令鞍钢迅速恢复生产 |
| 第二章 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起步和第一个“黄金时期” |
| 第一节 决策、指导鞍钢的恢复和改扩建 |
| 一、将鞍钢作为钢铁工业建设的重点 |
| 二、指示鞍钢培养钢铁人才 |
| 三、集中全国力量支援鞍钢建设“三大工程” |
| 第二节 决策新建武钢、包钢 |
| 一、决策新建武钢 |
| 二、决策新建包钢 |
| 第三节 指导制订“一五”计划,重点建设钢铁工业 |
| 一、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制订“一五”计划 |
| 二、要求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打好基础 |
| 第四节 启发、支持“三大五中十八小” |
| 一、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
| 二、支持“三大五中十八小” |
| 第五节 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 |
| 一、提出赶超美国 |
| 二、决策十五年赶超英国 |
| 第三章 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的“三年大起” |
| 第一节 提出大力发展地方钢铁工业,十五年赶上美国 |
| 一、提出大力发展地方钢铁工业 |
| 二、肯定冶金工业部关于钢铁工业发展速度的设想 |
| 三、提出十五年赶上美国 |
| 第二节 决策钢产量翻一番,号召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 |
| 一、决策钢产量翻一番,“以钢为纲”加速工业建设 |
| 二、召开北戴河会议,号召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 |
| 第三节 发动全民大炼钢铁 |
| 一、提出七年超过美国,强调必须首先抓紧钢铁工业 |
| 二、亲临各地视察钢铁生产 |
| 三、各地大放高产“卫星” |
| 第四节 指导钢铁工业局部纠“左” |
| 一、提出压缩空气,降低1959年钢产量指标 |
| 二、号召鼓足干劲,完成1800万吨钢 |
| 三、提出要波浪式前进,确定钢产量指标降为1650万吨 |
| 四、委托陈云研究钢产量指标,将钢产量指标降到1300万吨 |
| 第五节 争取钢铁更大的“跃进” |
| 一、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倾,鼓干劲” |
| 二、提出争取二千二百万吨钢 |
| 三、支持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提出“鞍钢宪法” |
| 四、慎重提指标,注重降指标,全力保钢产 |
| 第四章 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的“两年大落”和第二个“黄金时期” |
| 第一节 降低钢铁工业发展速度 |
| 一、接受钢产量指标大幅度再降 |
| 二、赞成将1962年钢产量指标降至600万吨 |
| 三、开展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运动 |
| 第二节 提出再搞三年调整,控制钢产量指标 |
| 一、提出再搞三年调整 |
| 二、控制钢产量指标 |
| 第三节 初步展开钢铁工业的三线建设 |
| 一、提出重建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 |
| 二、督促、指导攀枝花和酒泉钢铁基地建设 |
| 三、支持小三线搞小钢铁厂 |
| 第五章 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十年徘徊 |
| 第一节 钢铁工业战线遭到严重破坏 |
| 一、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矿企业 |
| 二、支持、号召夺权 |
| 三、清理阶级队伍 |
| 四、制止武斗 |
| 第二节 钢铁工业的恢复与发展 |
| 一、提出、推动落实政策,引导“文化大革命”向结束的方向发展 |
| 二、掀起备战高潮,反对翻番 |
| 三、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 |
| 第三节 钢铁工业战线再遭破坏 |
| 一、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
| 二、支持全面整顿 |
| 三、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
| 第六章 评价与总结 |
| 第一节 对毛泽东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评价 |
| 第二节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的经验和启示 |
| 一、高度重视和致力发展钢铁工业 |
| 二、从实际出发,制定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战略 |
| 三、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中国钢铁工业发展道路 |
| 四、科技领先,大力汇聚钢铁工业技术力量,努力推动钢铁工业技术进步 |
| 五、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
| 六、必须注重综合平衡,切忌急躁冒进 |
| 七、必须改革、改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公共食堂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陟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状况 |
| 第一节 武陟县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社会状况 |
| 一、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经济状况 |
| 二、公共食堂兴办前的政治形势 |
| 第二章 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原因 |
| 一、“大跃进”运动 |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条件 |
| 一、“合伙吃饭” |
| 二、部分农民的积极拥护 |
| 三、粮食大丰产 |
| 第三章 一哄而起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的建立与普及 |
| 一、公共食堂的筹备 |
| 二、推广经验 |
|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公共食堂的普及 |
| 四、公共食堂的大致面貌 |
| 五、食堂化的实质 |
| 第二节 供给制与其他各项福利事业 |
| 一、供给制 |
| 二、各项福利事业的建立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一、出现问题 |
| 二、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第四章 初次整顿 |
| 第一节 食堂出现了问题 |
| 第二节 有限的政策调整 |
| 一、整顿人民公社 |
| 二、整顿公共食堂 |
| 第三节 生产救灾 |
| 一、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 |
| 二、救助灾荒队 |
| 三、安排穷队发展生产 |
| 第四节 东石寺样板食堂 |
| 一、基本概况 |
| 二、初步整顿 |
| 第五章 强行恢复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的再恢复 |
| 一、庐山会议的召开与公共食堂的转向 |
| 二、反右倾,办食堂 |
| 三、继续“大跃进” |
| 四、“五风”的再度泛滥 |
| 五、反瞒产私分 |
| 第二节 、再次整顿 |
| 一、学习林县 |
| 二、整顿措施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被迫坚持 |
| 一、保粮运动 |
| 二、安排社员生活 |
| 第四节 生存危机 |
| 一、口粮标准一再压低 |
| 二、中毒事件 |
| 三、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
| 第五节 “渡荒”难度 |
| 一、艰难的维持 |
| 二、保人保畜 |
| 第六章 决策解散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向 |
| 一、宣传贯彻“十二条” |
| 二、宣传贯彻“六十条(草案)” |
| 第二节 调查研究 |
| 一、群众疾病调查 |
| 二、供给制不得人心 |
| 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
| 四、解散食堂的经验 |
| 五、调查研究与公共食堂的解散 |
| 第三节 决策解散 |
| 第七章 公共食堂的教训与启示 |
| 第一节 从口粮标准看武陟县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 |
| 一、供给不足 |
| 二、分配不均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的弊端 |
| 一、浪费了大量粮食 |
| 二、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
| 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 |
| 四、恶化了干群关系 |
| 五、公共食堂饮食环境恶劣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原因 |
| 第四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
|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 二、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
| 三、应重视调查研究 |
| 四、必须健全党内民主 |
| 五、必须尊重个人自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鞍钢宪法”的管理思想:成因、机理与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成因:企业管理诉求的兴起与舶来管理思想的不足 |
| (一) 重工业优先背景下企业管理诉求的兴起 |
| (二) 苏联“马钢宪法”的引进及其思想缺陷 |
| (三) 本土化的尝试:“鞍钢宪法”的提出及内容 |
| 三、机理:基于参与式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分析 |
| (一) “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的思想比较 |
| (二) 参与式管理的内涵及分析适用性 |
| (三) “鞍钢宪法”中的参与式管理:本土化创新的科学性关键 |
| 四、价值:“鞍钢宪法”的现实及理论影响 |
| (一) 计划经济体制下“鞍钢宪法”的现实绩效 |
| (二) “鞍钢宪法”的理论影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启示 |
| 五、结语 |
（5）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去世后的哀荣 |
| 一、病逝成都 |
| 二、超乎常规的葬礼 |
| 三、死因重提 |
| 第二节 出身和早期经历 |
| 一、出身 |
| 二、新潮学生 |
| 第三节 家庭和工作作风 |
| 一、简朴的家庭生活 |
| 二、勤恳的工作作风 |
| 第二章 早期生涯 |
| 第一节 峥嵘岁月 |
| 一、见到列宁 |
| 二、年轻的共产党员 |
| 三、在“王明路线”时期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之中 |
| 一、与刘少奇“结怨” |
| 二、延安整风的开展 |
| 三、被“抢救” |
| 第三节 石家庄的“试验田” |
| 第三章 在南京的日子 |
| 第一节 主政南京 |
| 一、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
| 二、接管南京 |
| 三、基层政权的建立 |
| 四、恢复生产 |
| 五、推动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
| 一、中共高层“过渡”时间上的分歧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
| 第三节 推行农业合作化 |
| 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 二、为江苏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 |
| 三、推行统购统销工作 |
| 第四章 在上海初显身手 |
| 第一节 初露锋芒 |
| 一、入主上海 |
| 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 三、上海的“对资改造” |
| 四、“论十大关系”对上海的影响 |
| 第二节 关于反右运动 |
| 一、整风运动 |
| 二、鼓励鸣放 |
| 三、反右主将 |
| 四、上海反右派风暴 |
| 第五章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
| 第一节 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
| 一、“主要矛盾”问题 |
| 二、乘风破浪 |
| 三、批评反冒进 |
| 四、无限崇拜 |
| 五、“急先锋” |
| 第二节 城市大跃进的楷模 |
| 一、上海进入“大跃进” |
| 二、“一0七0”指标的提出 |
| 三、大炼钢铁 |
| 四、“技术革命” |
| 五、“全国一盘棋” |
| 第三节 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化 |
| 一、推波助澜 |
| 二、大办人民公社 |
| 三、短暂的纠“左” |
| 四、不服输 |
| 第六章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 |
| 一、再度转向 |
| 二、上海反右倾斗争 |
| 三、打击刘顺元 |
| 第二节 继续跃进 |
| 一、工业再跃进 |
| 二、“救命稻草” |
| 三、“穷过渡” |
| 第三节 跃进的代价 |
| 一、更上层楼 |
| 二、保钢 |
| 三、农村危局 |
| 四、不糊涂的糊涂账 |
| 第七章 七千人大会前后 |
| 第一节 坚守最后的阵地 |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 二、不同的反思 |
| 三、最后的“社会主义阵地” |
| 第二节 分裂的开始 |
| 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 二、中央高层重心的偏移 |
| 三、为毛泽东辩护 |
| 第三节 重提“阶级斗争” |
|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 二、上海的阶级斗争之弦 |
| 三、“四清”运动 |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基地 |
| 第一节 倡导现代戏 |
| 一、“大写十三年” |
| 二、华东各地贯彻 |
| 三、毛泽东的支持 |
| 第二节 “文革”前华东现代戏高潮 |
| 一、华东成为现代戏的海洋 |
| 二、全国现代戏高潮的出现 |
| 三、高潮的背后 |
| 四、柯庆施的文艺“四清”运动 |
| 第三节 柯庆施与“文革”的发动 |
| 一、与江青合作 |
| 二、提携张春桥、姚文元 |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的争议 |
| 结语 |
| 附1 1954 年—1965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 |
| 附2 1949 年以后柯庆施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媒介话语中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报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对象的选取：媒介话语中的关键词 |
| 1.2.2 “群众路线”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
| 1.2.3 以含“意识形态”关键词的媒介文本为切入点的意识形态传播考察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意识形态研究概述 |
| 1.3.2 国内意识形态研究现状 |
| 1.4 研究问题 |
| 1.5 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
| 1.5.1 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 |
| 1.5.2 内容分析方法 |
| 1.5.3 话语分析方法 |
| 1.6 研究的意义 |
| 1.7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内容 |
| 1.7.2 框架的选择 |
| 2 1946-1956年：全面的阐释和多样的演绎 |
| 2.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 2.1.1 主题分布 |
| 2.1.2 体裁分布 |
| 2.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 2.2 广泛的群众和“全面”的群众路线 |
| 2.3 克理斯玛权威的建构和多元话语的征用 |
| 2.3.1 领袖形象的塑造与话语引述 |
| 2.3.2 群众形象的塑造和大众话语的阐释 |
| 2.3.3 多元话语的使用——代表多数人的执政合法性建构 |
| 3 1957-1965年：激进与偏移 |
| 3.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 3.1.1 主题分布 |
| 3.1.2 体裁分布 |
| 3.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 3.2 群众路线：概念勾连的纽结 |
| 3.2.1 “技术” |
| 3.2.2 “革命” |
| 3.2.3 “劳动” |
| 3.2.4 “政治” |
| 3.2.5 “社会” |
| 3.2.6 “依靠” |
| 3.2.7 “研究” |
| 3.3 媒介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阐释来源的建构 |
| 3.3.1 克理斯玛权威的强化与领袖话语引述 |
| 3.3.2 领袖形象的更新与建构意识形态“正统性”引述 |
| 3.3.3 敌我身份的界限——阶级敌人形象的塑造 |
| 3.3.4 政党形象的拟人化塑造和大众话语对干部形象的提升 |
| 4 1966-1977年:斗争的标杆 |
| 4.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 4.1.1 主题分布 |
| 4.1.2 体裁分布 |
| 4.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 4.2 群众路线：阶级的标杆和狂热的助推器 |
| 4.2.1 “毛主席”——“毛泽东思想” |
| 4.2.2 “教导”——“学习” |
| 4.2.3 “无产阶级”——“阶级”——“主义” |
| 4.2.4 “坚持”——“路线”——“同志” |
| 4.2.5 “广大”——“工人” |
| 4.3 意识形态正当性的一元化阐释 |
| 4.3.1 克理斯玛权威的极化和“舵手”身份的隐喻 |
| 4.3.2 报眼位置的语录和外国政要的附和 |
| 4.3.3 阶级身份的塑造 |
| 5 1978-1989年：解构与重塑 |
| 5.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 5.1.1 主题分布 |
| 5.1.2 体裁分布 |
| 5.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 5.2 重构的群众路线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
| 5.2.1 “实事求是”——“作风”——“发扬” |
| 5.2.2 “方法”——“政策” |
| 5.2.3 “实践”——“实际”——“研究” |
| 5.2.4 “社会”——“民主” |
| 5.3 意识形态正当性来源的解构和转型 |
| 5.3.1 毛泽东话语的再造和再造领袖的失败 |
| 5.3.2 神化身份的解构和克理斯玛权威的继承 |
| 5.3.3 建构法理型权威的尝试 |
| 6 1990-2002年：意识形态的创新和法理型权威的建构 |
| 6.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 6.1.1 主题分布 |
| 6.1.2 体裁分布 |
| 6.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 6.2 “群众”内涵的更新与中共“服务”性质的强化 |
| 6.2.1 “人民群众”——“利益”——“服务” |
| 6.2.2 “改革” |
| 6.2.3 “政治”——“根本” |
| 6.2.4 “提高”、“贯彻”、“加强”、“重要”、“组织” |
| 6.3 法理型权威的建构和多样化阐释正当性战略 |
| 6.3.1 累加式的权威声源塑造 |
| 6.3.2 法理型权威崭露头角 |
| 6.3.3 新意识形态元素的加入与其继承性论述 |
| 6.3.4 民族主义元素的感召 |
| 7 2003-2012年：“以人为本”和“群众路线”的亲缘脉络 |
| 7.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 7.1.1 主题分布 |
| 7.1.2 体裁分布 |
| 7.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 7.2 群众路线与以人为本：概念的勾连和相互的佐证 |
| 7.2.1 “始终” |
| 7.2.2 “党员” |
| 7.2.3 “教育” |
| 7.2.4 “深入” |
| 7.3 “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和观念的“科学”阐释 |
| 7.3.1 领导人亲民形象的塑造和对话模式 |
| 7.3.2 网友身份的出现和新的阐释路径 |
| 7.3.3 通过专家学者对“科学”的论证 |
| 8 2013-2014：一般性价值到核心价值的趋势 |
| 8.1 群众路线报道整体特征 |
| 8.1.1 主题分布 |
| 8.1.2 体裁分布 |
| 8.1.3 直接引语的分布 |
| 8.2 传统的阐释和核心价值的建构 |
| 8.2.1 “开展”、“活动”、“实践活动”、“作风” |
| 8.2.2 “精神”——“书记”——“习近平” |
| 8.2.3 “中央”——“基层” |
| 8.3 新的“群众”和“柱石”：新策略与群众路线的交集 |
| 8.3.1 核心价值观中“公民”身份的描述对“依法治国”观念的巩固 |
| 8.3.2 文化合法性阐释成为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新柱石 |
| 8.3.3 网络声源的持续和对新技术的接纳 |
| 9 路径依赖与概念演绎：群众路线的内涵变迁与传播策略衍变的总体描述 |
| 9.1 路径依赖：新闻话语中群众与群众路线内涵的变迁 |
| 9.1.1 群众的内涵演变 |
| 9.1.2 主流意识形态演变的路径：与群众路线共现高频词 |
| 9.1.3 从共现的高频词的变化看主流意识形态演变路径的取向 |
| 9.1.4 群众路线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作用：一种正当性的路径依赖 |
| 9.2 关键词的概念演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策略的变迁 |
| 9.2.1 报道主题和报道体裁的运用——关键词的大众传播和重复的建构 |
| 9.2.2 报道中直接引语来源的变化——意识形态正当性论证的演变轨迹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理论缘起 |
| (二)实践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实践价值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际研究现状 |
|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思考 |
| 四、研究思路与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结构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方法 |
| (二)历史分析方法 |
| (三)比较分析方法 |
| (四)分析与综合方法 |
| 六、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理论溯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 |
| (二)列宁与斯大林的经济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理论依据 |
| (一)毛泽东经济思想 |
| (二)党的其他领袖人物的经济思想 |
| (三)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的思想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的思想渊源 |
| (一)中国古代重视民生的思想 |
| (二)中国古代重视轻重之术的思想 |
| (三)中国古代重视义利观的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经济思想的萌芽与确立 |
| (一)经济思想的萌芽 |
| (二)经济思想的确立 |
| 二、经济思想的发展与成熟 |
| (一)经济思想的发展 |
| (二)经济思想的曲折发展 |
| (三)经济思想的成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李富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 |
| (一)产业发展及相互关系 |
| (二)“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方针 |
| (三)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 |
| (四)依靠科技发展生产 |
|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特点 |
| (一)注重市场经济规律 |
| (二)以农业为基础 |
| (三)具备前瞻性与战略眼光 |
|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原则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坚持群众路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李富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 |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业发展思想 |
| (一)农业生产与建设 |
| (二)工业建设与布局 |
| (三)产业之间相互关系 |
| 二、计划工作的思想 |
| (一)计划工作部门的建设 |
| (二)计划工作管理制度 |
| (三)正确认识计划工作中的几大重要关系 |
| (四)计划工作遵循的方针与原则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探索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
| (五)李富春对计划经济思想的科学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李富春国民经济调整思想 |
| 一、李富春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的来源 |
| (一)李富春对“大跃进”影响的思考 |
| (二)李富春对“大跃进”教训的反思 |
| 二、李富春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的内容 |
| (一)农业调整思想 |
| (二)工业调整思想 |
| (三)商业调整思想 |
| (四)工作方法调整思想 |
| (五)计划工作调整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特点与精髓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内容特点 |
| (一)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 |
| (二)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的方法特点 |
| (一)坚持将农业放在基础地位 |
| (二)注重计划与市场的结合 |
| (三)重视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作用 |
| (四)极具实践性的经济理论 |
| (五)尊重客观经济规律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 |
| (一)综合平衡的辩证法 |
| (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
| (三)勤俭节约的方法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地位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灵活运用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局限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精髓的当代价值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特点的当代价值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内容的当代价值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当代价值的理论思考 |
| (一)对立统一辩证法理论基石 |
| (二)人民群众历史观理论基石 |
| (三)实事求是唯物论理论基石 |
| (四)实践基础认识论理论基石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大跃进”时期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的妇女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大跃进”时期的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 |
| (二) 关于妇联的研究 |
| (三) 研究空间与本文努力的方向 |
| 三、概念与范围界定 |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一) 资料来源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难点、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中国初期武汉市民主妇联的成立与妇女工作的开展 |
| 一、武汉市妇联的组织设置及沿革 |
| (一) 武汉解放与武汉市民主妇联的成立 |
| (二) 市妇联各级机构的设置 |
|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市妇联的妇女工作 |
| 二、“大跃进”的发起与“跃进”下的武汉市妇联 |
| (一) “大跃进”形势下妇女群体重要性的凸显 |
| (二) 妇女解放与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关系 |
| (三) 武汉市妇联对妇女工作的安排与推行 |
| 第二章 “大跃进”时期武汉市妇联的妇女教育工作 |
| 一、妇联干部的队伍建设 |
| (一) 干部的培养标准——“又红又专” |
| (二) 市妇联妇干校的培训工作 |
| (三) 种试验田与干部竞赛 |
| 二、妇女的文化学习 |
| (一) 社会生产的文化需要 |
| (二) 开展妇女扫盲工作 |
| 三、妇女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五好”与集体主义行为准则 |
| (二) “五好”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 |
| (三) 学习毛泽东着作运动 |
| 第三章 “大跃进”时期武汉市妇联的妇女生产动员工作 |
| 一、钢铁战线上的武汉妇女 |
| (一) 组织妇女学习炼铁技术 |
| (二) 开展“钢铁姑娘、钢铁嫂、钢铁太婆”运动 |
| (三) 炼铁与“炼”人 |
| 二、郊区妇女办高产试验田 |
| 三、推动妇女劳动保护工作 |
| (一) 有关妇女劳动保护的规定 |
| (二) 调研妇女劳动保护情况 |
| (三) 督促生产单位改善妇女劳动环境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武汉市妇联动员话语中的集体“福利” |
| 一、协同有关单位筹建集体福利事业 |
| (一) 培训保教人员 |
| (二) 组织领导妇女创办服务站 |
| (三) 动员妇女筹建妇产院 |
| 二、抓集体福利工作的主要做法 |
| (一) 依靠党的领导,与有关部门搞好协作 |
| (二) 红旗竞赛与检查评比 |
| (三) 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 |
| 三、福利事业的运作及困境 |
| (一) 集体福利事业的规模 |
| (二) 妇联宣传动员话语下的“福利” |
| 第五章 武汉市妇联妇女工作的历史评析 |
| 一、大跃进时期妇女工作的成效 |
| (一) 多方位的工作方法 |
| (二) 妇女工作的成效 |
| 二、妇女工作的运作困境 |
| (一) “家”与“国”间的徘徊 |
| (二) 国家意志与基层行为之间的矛盾 |
| 结语 |
| 一、作为党工作“助手”的妇联 |
| 二、作为妇女“代言人”的妇联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科技法制 |
| (二) 科技文化 |
| (三) 法治科技观 |
| 三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 |
| 1.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科技观与法治观 |
| 1.1.1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
| 1.1.2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 1.2 根据地科技法制建设 |
| 1.2.1 宪法性文件对科技的规定 |
| 1.2.2 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法令 |
| 1.2.3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的规章 |
| 1.2.4 发展农林牧业的规章 |
| 1.3 根据地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 |
| 1.3.1 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
| 1.3.2 组建科研机构和科学社团 |
| 1.3.3 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 |
| 2.1 法治科技观的初步确立 |
| 2.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2.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2.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2.1.4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
| 2.2 科技法制的初创 |
| 2.2.1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
| 2.2.2 科研机构与社团的规章 |
| 2.2.3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 |
| 2.2.4 科技奖励的法规规章 |
| 2.2.5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2.2.6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2.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2.3.1 科技建制规章的彰显：中国科学院的组建 |
| 2.3.2 科技强国的召唤：留学生归国潮 |
| 2.3.3 科技奖励规章的凸显：技术革新运动 |
| 2.3.4 国际科技合作的先河：“156项工程”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 |
| 3.1 重人治、轻法治的科技观 |
| 3.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3.1.2 未经法律程序的“科技宪法” |
| 3.2 科技法制的曲折发展 |
| 3.2.1 科研开发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2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3 科技成果的法规规章 |
| 3.2.4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3.2.5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3.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3.3.1 阶级性科技观的初显：科技界的“反右”运动 |
| 3.3.2 科学精神的缺失：科技大跃进 |
| 3.3.3 科学精神的回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
| 4.1 “人治+群治”的科技观 |
| 4.1.1 《五·七指示》：开门办科研 |
| 4.1.2 《七·二一指示》：从工农中选拔科技人才 |
| 4.2 几近空白的科技法制建设 |
| 4.2.1 《七五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科研自由权 |
| 4.2.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 4.2.3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4.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4.3.1 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对相对论的批判 |
| 4.3.2 批判洋奴哲学：蜗牛事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 |
| 5.1 科技观的法治化 |
| 5.1.1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5.1.2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5.1.3 科技体制改革走上了法治化路径 |
| 5.2 科技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
| 5.2.1 科技基本法 |
| 5.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5.2.3 科技成果法 |
| 5.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5.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5.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5.3.1 人治科技观的余毒：陈梦猇事件 |
| 5.3.2 法治化科技观的初步觉醒：韩琨事件 |
| 5.3.3 法治化科技观的再次觉醒：曹时中事件 |
| 5.3.4 南极事务决策权的取得：南极科学考察站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 |
| 6.1 法治科技观的确立 |
| 6.1.1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6.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6.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6.2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
| 6.2.1 科技基本法 |
| 6.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6.2.3 科技成果法 |
| 6.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6.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6.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6.3.1 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科普文章官司 |
| 6.3.2 科研诚信的缺失：“汉芯”事件 |
| 6.3.3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鞍钢宪法”的产生及其蕴含的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企业管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二、“改革与建设”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探索 |
| 三、“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形成脉络 |
| 四、“鞍钢宪法”蕴含的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 |
| 五、“鞍钢宪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
四、坚持群众路线 大搞技术革新（论文参考文献）
- [1]“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D]. 周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09)
- [2]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研究[D]. 阳勇. 湘潭大学, 2014(08)
- [3]“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D]. 赵娜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4]“鞍钢宪法”的管理思想:成因、机理与价值[J]. 张申. 上海经济研究, 2018(05)
- [5]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6]媒介话语中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报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D]. 陈博威. 武汉大学, 2015(07)
- [7]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D]. 刘亚军.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8]“大跃进”时期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的妇女工作研究[D]. 王耀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9]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
- [10]“鞍钢宪法”的产生及其蕴含的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J]. 尹胜. 现代哲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