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抵押贷款合同中若干法律问题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高杏[1]（2021）在《财产保险受益人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现行《保险法》中,受益人仅作为人身保险合同项下的概念出现。然而,由于经济飞速发展,交易形式的不断更新,在保险实务中,开始有财产保险合同指定受益人的情况发生。但在我国《保险法》中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对财产保险受益人做出界定,因此对于财产保险合同中指定受益人的情形,没有清晰精准的法律规则来解决该问题项下的纠纷,法官对此类纠纷案件的裁判也无法准确援引法律法规,导致法院对于涉及财产保险受益人纠纷的观点不一,常常产生同案不同判现象,财产保险合同中约定受益人的效力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为了我国保险事业的良好发展,以及对解决此类纠纷有明确的裁判依据和提供良好司法环境,确立财产保险受益人的性质、法律地位以及法律责任等相关法律法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是否应当建立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我国学界仍存在分歧,尚未形成统一观点。支持财产保险受益人法律地位有效的学者从法律解释、意思自治原则、法理基础以及现实需求四个方面阐述了财产保险受益人存在的合理性;而反对建立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的学者也从四个方向发表了他们不赞成建立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的观点。虽然学界观点尚未统一,但实践中指定受益人的财产保险合同频繁出现,此问题的法律纠纷也日益增加,尽快确立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不论从现实需求还是司法现状上来分析都是大势所趋。本文从保险受益人的概念入手,逐步阐释财产保险受益人概念出现的原由与实践问题,探究财产保险受益人的法律特征,并对人身保险受益人与财产保险受益人进行概念辨析。同时,对比分析外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关于财产保险受益人的相关法律规定,从受益人制度在“一般规定”中的确立和指定财产受益人的弹性条款两个方面将我国规定与俄罗斯、意大利进行对比借鉴。得出我国相关问题立法缺位的困惑与亟待解决该问题的必要性。着重叙述我国学届对财产保险受益人效力问题的两派观点之争,并对笔者支持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的观点进行论证。最后对建立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提出包括:承认受益人的权利、指定权的归属问题、保险金请求权的权利顺位以及对财产保险受益人资格取得限定、权利行使的限制方面提出立法建议。
仇兴垚[2]（2021）在《论不动产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范围 ——以平安银行执行异议之诉为例》文中研究说明2019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参考性案例,平安银行执行异议之诉位列其中。该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般抵押权下的不动产抵押权法律关系中,不动产抵押权人因登记申请表格设计原因,不能将约定的主债权之外担保范围进行登记时,其优先受偿范围是以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为准还是以抵押登记的主债权金额为限。本案一审、再审的判决结果以抵押合同约定为准;二审判决以登记为准。同年12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文简称“《九民纪要》”）也对该问题作出专项审判意见指导。不动产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范围如何确定一直在理论和审判实务中存在争议。主张以登记为准的一方认为,需要尊重物权公示公信,担保范围未经登记不具有物权效力。主张以抵押合同约定为准的一方认为,只要进行了主债权登记,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即可优先受偿。通过对平安银行案的分析可知,采取不同的分配方式将会直接导致抵押权人受偿利益的不同,从而产生利益冲突。该争议也反应了我国不动产抵押登记制度内部存在冲突,相关规定与实际登记操作的不一致是该争议的原因之一。同时审判人员对物权法律理解适用存在异同是出现两种判决方式的原因,也即我国《民法典》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均规定了登记簿的公示效力和不动产抵押权登记生效,但支持以抵押合同约定为准的审判人员则认为《民法典》第389条（《物权法》第173条）规定了担保范围的具体内容,因此只要抵押权生效,担保范围即可优先受偿,是否登记在所不问。而实际上《民法典》第389条所规定的内容是否应成为担保范围的应有之义以及是否需要登记本身就一直在学界存在争议。不动产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范围争议的背后是公示公信原则与当事人意思自治间的对抗,因此需要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抵押登记为准为原则,抵押合同约定为准为例外可使两者达到平衡,以此解决争议。此外,不动产登记部门要对登记规则和登记表格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同时要健全问责制度,要求工作人员对于担保范围登记事宜做到提示与释明。
张希[3]（2021）在《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作为一项金融创新,给盘活保理资产、解决保理公司融资困难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其自2015年起在我国迅速发展,实践中众多的成功案例已验证了该模式的可行性。然而,与一般的资产证券化不同的是,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以保理应收账款为基础资产,整体上涉及的法律主体众多,在交易结构和操作流程上也更为复杂,实践中存在很多法律问题亟待厘清。要清晰地梳理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关系和交易流程,并在实践需求的基础上筛选重点法律问题,主要包括基础资产和破产隔离两大环节。本文具体分析以保理应收账款为核心的基础资产的选择、资产转让的定性和生效问题,以及破产隔离中特殊目的载体的争议和真实出售的判定等法律问题,并针对各项法律问题提出可行的法律建议,以期对我国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的实践问题加以指引,同时以新的视角丰富资产证券化的理论研究。
胡宏雁[4]（2020）在《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到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国际投资规则和格局变化使得企业并购中知识产权获取与利用呈现出复杂化的状态,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日益增加,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价值评估与转移等环节的法律问题,研究知识产权与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认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和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问题。本文从跨学科的视角,运用经济学与法学相关理论对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进行理论论证与实证考量,以期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外资为获取知识产权而进行的并购提供有益指导。厘清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基本原理与主要法律问题,是文章的逻辑起点和分析前提。其一,在界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的基础上,总结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独有特点。其二,通过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不完全专属性与激励性阐述,分析知识产权纳入投资的经济特殊性。由知识产权资本的评价可能性、转让可能性分析知识产权资本的适格要件。其三,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和知识产权对并购投资实践影响的实证分析,探究知识产权获取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其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文章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在既有文献基础上,将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各阶段相伴而生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归结为: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考量、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及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既有平等主体也有国家层面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过程并不是仅仅考量知识产权“是什么”,更应该考虑在其司法管辖权内知识产权潜在的权利扩展,即“可以做什么”。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从而减少潜在并购风险,并为确定合适的并购价格奠定基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中各方主体不尽责将导致合同、公司和知识产权的法律层面的责任问题,涉及到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违反重大事项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律师等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中的违约和侵权等方面责任,分清各方责任保证知识产权调查的尽职、审慎地进行。知识产权资产具有可评估性,评估是了解目标方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手段,科学的估值能为并购出价提供决策依据。知识产权的特质决定了其评估方法选择的独特性,其价值受到不同于其他资产的法律因素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满足企业的战略发展、交易定价、税收设计、融资及法律诉讼等诸多领域现实需求,探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必要性。其次,剖析传统价值评估方法,结合知识产权资产具体情况,探究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评估方法的选择。最后,结合并购具体情形,探究影响不同知识产权类型价值评估的法律因素考量。同时,注意考察跨国并购中的价值评估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参考性。评估对象限于此次并购中目标方的知识产权,评估针对本次跨国并购而进行,评估具有参考而不是决定作用,不能将知识产权评估值等同于成交价。反垄断审查与规制已成为重大跨国并购能否进行的重要决定因素。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的交叉具有历史与现实性,识别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垄断行为,基于相对利益平衡原则分析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利益问题,探究如何对专利、着作权、商标滥用进行反垄断规制和救济是关键因素。此外,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还事关企业存亡和国家安全问题。具体而言,以获取专利为目标的并购可能引发的科技安全问题,基于着作权的并购可能引发文化安全问题,与商标品牌密切相关的并购可能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分析与应对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垄断和知识产权转移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平衡并购方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并购投资目的与东道国利用外资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加强国家安全审查,以期在相对利益平衡中促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良性发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不仅事关企业知识产权获取,更是事关国家的整体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经济与法律活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完成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转移。并购投资方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方式选择,其中获取知识产权成为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重要驱动力。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以反垄断、国家安全审查之名大行投资保护之道,使得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运行艰难。同时,“引进来”过程中,来华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利用并购中形成的市场优势破坏有序的市场竞争,利用并购获取中国企业稀缺的知识产权资源并引发国内知识产权层面安全问题,需要中国构建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和国家安全审查的防火墙。中国要在创新驱动中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在完善规则中提高“引进来”水平,积极参与新一轮投资规则重构,并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
肖华杰[5]（2020）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文中提出2013年7月31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这被看作是启动PPP模式的一个信号。此后的六年里,PPP作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建设的一种新型合作模式,在减少政府债务、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着,国家财政、发改等部门也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文件以支持和规范PPP项目的发展。截止2019年上半年,列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的项目累计9,036个、投资额13.6万亿元;落地项目累计5,811个、投资额8.8万亿元。然而在高速发展的背后,PPP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还没有很好地接轨,实操层面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同时在理论层面,学界尚未对PPP模式进行法律上的体系研究。因此,本文将运用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PPP项目涉及的重点法律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寻找其形成的机制和原因,并尝试得出结论,提出建议,以期对PPP的规范发展和争议解决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正文部分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六个章节,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PPP的基本原理”。本章是全文的基础章节,首先从PPP的概念入手,将PPP广义定位为包括特许经营协议和政府购买服务在内的各类公私合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的集合,并探讨其分类、特点及法律性质。此外,PPP模式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内有着其不同于传统项目建设模式的制度价值:一是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压力;二是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三是有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章的最后阐述了基础法律原则在PPP项目中的体现。第二章“PPP准入的法律规制”。近年来,在项目识别和准备阶段,我国PPP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违规风险,这些风险的产生或是因操作不规范、或是利用了现有政策法规的漏洞。究其原因,准入规则的不健全和监管层面的缺失是导致项目乱象丛生的本质。本章意在通过对现有规则体系的梳理和分析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识别PPP项目;二是项目公司合规的条件;三是什么样的政府方主体是适格的。本章主张PPP项目识别应遵循坚持公益导向和防范债务风险的原则;在项目公司的项目资本金已有限制的情况下,注册资本的缴纳偏向于灵活,但应对债务性融资有所限制;政府方主体应区别实施机构和政府出资代表,政府出资代表不应具有实际控制和管理权。第三章“PPP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在PPP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参与主体众多,各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发挥着其特殊的作用。而不同的角色又对应着不同的权利与义务,这是研究PPP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要素,也是研究PPP监管规则和归责体系的基础。因此,本章选取政府、项目公司和中介机构三个主要的参与主体,从权利的来源及形式、义务的设计及范畴等方面深入剖析主体行为的边界。对于有着双重甚至多重角色的政府而言,其权利义务的界定随着角色转换而变化,实操层面上极易出现混同,该节尝试对政府主体进行角色划分,并在项目的各阶段中规范其权利义务。此外,本章认为项目公司不应受到政府不正当的干预,其基于我国法律关于公司的规定享有自治权利,又基于PPP协议享有合同赋予的特许经营、收益和救济权利。上述两个主体在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时,均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中介机构作为政府与项目公司的中间人,有着信息传递和局部监管的作用,其法律责任的设计可以参考《合同法》对居间责任的规定。第四章“PPP监管的理念与规则”。PPP项目主要分为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实施、项目移交五个大阶段,在每个阶段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都存在着复杂的法律关系和办事流程,各种制度相互交杂、缠绕,很多矛盾、冲突伴随其中。因此,对PPP监管规则的研究极其必要。本章站在经济法研究的视角上,讨论公共政策及法律法规对PPP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控制与监督,主要解决如何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内嵌入监管机制,同时又能避免与其他制度产生冲突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的梳理,以及对监管理念、原则、框架和工具的分析说明,试图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寻找、构建能够使PPP项目顺利推进的监管实施路径,即在“一总多分”的监管框架下利用多种辅助性的监管方法,介入公司行使监管权能。第五章“PPP归责体系的构建”。由于PPP项目涉及利益方众多,环境较为复杂,在出现争议时往往无法清晰判断法律责任的归属,我们有必要在现有已成熟的归责体系下寻找PPP归责体系的理论支撑点。本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在前述的研究基础上探讨PPP归责体系的建立,从政府、中介组织和项目公司三个主体的角度分别研究其归责原则和责任承担的具体形式。建议先明确归责原则,厘清各参与方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后根据其责任借鉴《证券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范进行归责。第六章“PPP融资的困境与出路”。有数据表明,融资难已成为PPP项目失败的罪魁祸首,而融资问题贯穿于PPP项目的全生命周,在PPP项目的成立期、建设期、运营期和退出期都存在着多种融资方式可供选择,每种融资方式都有着其各自的优劣和必要的条件。现阶段,债权融资仍然是占比最大的一种融资模式,但其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担保标的权属的不确定、项目收益权出质价值的不确定和担保物权实现方式的难题使得债权担保的实现缺少法律上的支持。同样,在PPP项目与资产证券化的结合中,其主要的基础资产即项目收益权在法律属性、可转让性、独立性和转让的生效时点上都存在争议,加之SPV不具有法律主体地位、基础资产难以彻底做到真实出售使得破产隔离的实现存在阻碍。本章认同收益权的“未来债权”地位,支持“合同签订生效说”,肯定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和再担保制度的意义,主张尽可能将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在合同中有所约定,以减少风险的发生。
覃子颜[6]（2020）在《商业银行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风险与防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商品房预售从我国香港地区传入内地。在商品房预售中,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应运而生。购房者在购买预售商品房时,不能或不愿一次性支付房款的,在支付一定比例的首付款后,可以将其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下的所有权益抵押给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由商业银行将贷款款项作为购房款支付给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开发商将预售款用于房地产的工程建设。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制度有效缓解了我国房地产市场工程建设资金的需要,满足了广大普通民众的购房需求,推动了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业务在商业银行存贷业务中的权重不断提高,给商业银行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在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中的风险问题也逐渐凸显。近年来,人民法院有关诉讼案件数据显示,因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引发的诉讼案件逐年增多,商业银行在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中的权益实现面临诸多风险。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现状、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现状及有关的立法现状,决定了商业银行在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涉及的主体多,法律关系复杂,而当前的法律法规对其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给实务操作造成很多不便。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是房地产开发商、购房者和商业银行共同参与的一种融资担保方式。在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的履行中,如房地产开发商因资金紧张导致延期交房、通过签订虚假商品房买卖合同骗取商业银行贷款等主、客观原因无法正常履行保证责任;购房者因履行能力下降或投资性购房失利等主、客观原因停止偿还贷款甚至恶意违约的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有关调整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的法律规范不够完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商业银行在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的风险管理存在不足。商业银行的性质决定了其是以承担风险、控制风险来盈利的,商业银行在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中的风险防范直接决定了贷款的优劣,影响着商业银行存贷业务的开展。因此,有必要对商业银行在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中面临的风险来源进行研究并建立健全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笔者在人民法院工作,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通过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中的典型案例,分析商业银行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风险来源、探究其成因,并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提出商业银行建立健全相应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议。论文主体结构为引言、正文及结论。正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我国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制度的概述,对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的渊源、性质、特殊性、涉及主体及法律关系进行阐述。通过当前学术界对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性质的三种学说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我国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应视为一种新型的担保物权。同时,该部分对商业银行在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中的权益生成与实现方式进行了介绍,理清了商业银行在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中的权益生成过程和基础,以便看清影响商业银行权益实现的安全因素。第二部分,笔者通过所在的G省G市G区人民法院执行实践中的一些典型案例展示,采取案例分析方法,对商业银行在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中的风险来源进行剖析。商业银行在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中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房地产开发商、购房者、商业银行自身、商品房市场价值变动、有关法律规定对权利冲突的调整等方面,并对这些风险成因进行分析。第三部分,笔者基于当前大数据的经济发展背景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商业银行提出了建立健全相应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议。笔者认为,商业银行要充分运用大数据资源,建立房地产开发商评估机制;健全购房者信用监管机制;加强商业银行自身管理机制;择优路径实现抵押权;完善合同防范风险机制;同时还要关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以此应对其在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的风险问题。
张文[7]（2020）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文中研究说明股权,作为股东向公司出资行为而享有的特殊权利,具有财产性权利和经营管理权利等多项权能复合的权利属性。正因股权具有财产的属性,因而可以成为股东为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标的之一种。股权的交换价值,亦或者说股权的流通性,在上市公司领域表现的最为明显,不仅如此,专门为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提供交易场所和辅助性服务的证券交易所,为上市公司股权的转让提供了公开的市场和实时的转让价格,增强了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也正因上市公司股权具有较强的流通性,资金融出方愿意接受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为其提供相应的融资服务。上市公司股东利用其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进行融资行为,具有私法层面的合法性。但是,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股东高比例质押其股权、多家上市公司股东涉及股权质押交易,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上市公司股东屡屡出现股权质押违约的发生,多家上市公司股东面临平仓风险,大面积、高比例的上市公司股票平仓成为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达摩克里斯之剑。2018年10月,深圳政府宣布成立专项小组,筹集150亿元“风险共济”资金,帮助存在股权质押、流动性压力的上市公司化解风险,随后北京、珠海、浙江、成都、厦门等多个省市宣布“救援”本地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但是,由政府发起的资金援助只能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实现短期内的纾缓,以缓解因市场风险给上市公司股东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并不能从本质上化解积存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亦无法有效的防范新增股权质押平仓风险。本文正是选取现阶段威胁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秩序和安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为起点,通过历史的方法、域外比较的方法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担保交易活动之法理基础,由此探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以及现有规则的不足,并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提出相应的制度完善建议,以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化解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通过法治化的路径,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长效管控机制。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展开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化解法制规范的探讨,论文在结构上除去导论和结语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聚焦于当前资本市场中广泛应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活动本身,通过背景的梳理、交易特殊性的分析,以及对交易活动的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以期为交易活动法律规制提供基础。第一章共有三节,第一节梳理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包括对这一交易活动历史沿革的梳理,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对应的经济基础和法律规制的演进。文章认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现阶段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原因,以及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从历史的视角看,我国改革放开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我国建立了资本市场。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即已出现了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股权质押贷款活动。当时以商业银行作为唯一的资金融出方,并且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质押贷款行为,符合传统担保法律制度的交易目的;同时,仅以我国《担保法》中有限的法律条文,亦足以满足当时股权质押贷款活动法律规制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开始着手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与此同时,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先后颁布,为巩固资本市场的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构建发挥重要作用。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增强,同时鼓励投资者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交易,鼓励金融创新活动的开展,为我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必要的基础。我国资本市场在制度的支持下逐渐活跃,在制度上允许证券公司作为资金融出方,参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同时,资本市场的活跃也使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对流动性资金需求的增加,寻找更为便利、高效的融资方式。在制度完善和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我国资本市场迎来了扩张式的发展时期。在缺少必要的监管要求和法律规制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数量激增,市场参与主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交易风险及担保物的质量,为当前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发生埋下隐患。面对因资本市场波动而带来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监管者逐渐意识到该项交易对资本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发布相关监管规则,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得以化解,并为日后交易的有序开展提供必要的法律引导。在简单商品经济背景下,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较为简单且数量有限,因而传统的股权质押式贷款活动足以满足当时经济发展程度下市场主体的交易需求。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与这一经济发展相对应,市场主体的交易模式变得丰富且复杂化,在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探索高效、便捷的融资途径,进而逐渐形成股权质押式回购的交易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全球经济进入金融化的时代,我国或为主动或为被动地参与到经济金融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亦埋下了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并且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忽视了对安全的价值要求,为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安全的威胁。除了经济发展背景的因素,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广泛开展的背后还有我国制度因素的影响,也即是法律及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行为的约束。我国法律和监管机构,基于对上市公司、资本市场投资者等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上市公司股东的减持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性规范。但是上市公司股东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规避“减持规则”的约束,在缺少监管要求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上市公司股东能够间接的实现减持的目的。因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成为上市公司股东新的“套利”方式。在分析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形成的经济背景和制度背景后,第一章第二节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进行法学视角下的分析。首先,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法律行为的“异化”。这一结论所暗含的基本观点即是: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以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质押法律行为为模板,但又不同于传统质押法律行为,发展出了新的交易模式以满足股东融资目的的实现。其次,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涉及到的主体范围来看,呈现出结构性特征。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除了涉及到资金融出方和融入方两方交易主体外,还涉及到利益相关主体,包括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以及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辅助服务的证券公司、交易所以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已不仅是简单市场经济下的传统为债权之担保而形成的交易模式,而演变为更具专业性、更为复杂的具有金融属性的交易活动。本节除了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外,还通过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对比,突显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以及其交易风险的危害性。第三节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经济属性,为后续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提供多维度的参考。在经济学视角下,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具有效率优势和公允性特征,能够为交易主体提供便捷且公平的融资方式和权益保护的基础,但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同样存在着第二类委托代理的问题,易于发生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大股东利用其地位和权利上的优势,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论文第二章在第一章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分析的基础上,对法律规制的必要性,以及对交易活动进行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价值冲突展开分析,以期为法律规制的具体规则设计提供价值指引。第二章共有三小节,第一节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负外部性,包括交易活动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中小股东在上市公司中股东权利行使与利益保护,侵害中小股东权益;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公司商誉、股票价格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处置违约的上市公司质押股票会加剧证券交易市场的价格波动,影响金融市场稳定。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外部性的存在,成为其需要通过法律制度予以规制的必要性基础。第二节是在前述外部性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股东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协调,以及法律规则的制定对交易效率价值与经济安全价值的平衡展开分析。从交易主体的权源上来看,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源于股东对其股权的自由处分之权利,其权利行使之自由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但是,从其交易行为的外部性来看,该交易行为的结果影响到众多其他主体的利益,因而在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应当考虑到股东个人利益与其他主体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同时,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有效率的融资模式,但在上市公司股东不当或过度融资的情形下,其结果将会对金融市场运行的秩序和安全带来威胁。对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既要关注于给金融市场安全带来隐患的行为予以必要的规制,同时也应考虑到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追求的效率价值的实现,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应当平衡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之间的价值冲突。第三节基于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和价值平衡的分析,论文提出应当以私法与公法协同共治的方式,有效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基于利益协调及价值平衡的要求,本文认为以私法赋权的方式保护股东个人的自由和经济效率目标的实现,同时,以公法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公共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实现。通过私法和公法规制手段相协同的方式,实现对股权质押交易的有效规制,既保护个人权利自由,又维护公众利益的实现;既尊重交易效率价值的实现,又保障经济安全的价值追求。通过私法自治和公法规制的合力,形成有效防范和化解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长效机制。论文第三章在前两章交易分析和规制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实践中存在的风险进行类型化分析,并结合域外的相关法律规则,检视我国现有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之法律规制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三章共三小节,第一节针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类型划分,本文将实践中主要出现的风险划分为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处置环节的风险三种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风险应施以有针对的规制措施,以实现对现存风险的化解以及未来交易风险的防控。本文认为,因市场波动而引起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其原因来自于市场风险的客观存在。对于市场中本就存在的价格波动风险,法律难以通过规制的方式予以防范和化解,需要相关市场参与主体自行作出判断,以减小因市场风险而带来的经济损失。而能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有效规制是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以及通过有序处置违约股权,防范因大面积平仓行为而对金融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基于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类型化,对应地检视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二节论文通过对比的方法,将我国现有制度与大陆法系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权利质押制度,以及英美法系一元化的动产担保交易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以检视我国现有制度与域外制度的差异。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担保法》与《物权法》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具有明显差异,其中较为突出的差异即是我国以物权法理论为统领的担保法律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到商事领域、甚至金融领域中对担保制度的灵活运行,仅以传统民事法律规制作为担保法律制度设计的原则,难以满足商事、金融实践中主体对交易的灵活性、效率性的需求,制度涉及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担保交易作为商事活动中一种独立的交易模式,美国《统一商法典》专门规定了担保交易制度,并以“担保权益”这一一元化的概念统领以权利类型划分的质权、抵押权、留置权等具体的担保情形。相比英美法系一元化的担保法律制度体系,我国现有以民事权利划分为基础的担保法律体系难以进行简单的形式上的移植,但是英美法系以商事行为为视角,构建的担保交易规则能够为我国担保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论文还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针对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纾困措施。就目前来看,各地方政府的纾困措施仅仅是针对因市场风险而引起的平仓威胁进行短期的“救助”行为,这一政府行为具有短期性,并不能形成对风险防范和化解的长效机制。另外,政府的干预不当还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政府失灵”,增加政府负债的同时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而要形成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长效的法律规制手段,需要对现有规制措施和规制理念进行对应的完善,也即是对现已积聚平仓风险予以有序的疏导,以及对新增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有效控制,防止未来风险的积聚。第三节基于前述对我国现有股权质押法律制度的检视,提出了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确立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概念。首先,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具有金融创新的属性,并且在实践中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种类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股权收益权信托、股权收益权质押等多种情形,但在本质上都是以股权的经济价值作为融资交易开展的基础;其次,传统以民法规制理念和手段的担保法律制度规则的设计,难以满足金融实践中各方主体利益平衡及权益保护之需求;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概念也难以符合我国民法体系下法律关系种类的划分,从民法理论上看,“质押”与“回购”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难以统合在同一个交易活动之中。因此,本文提出以“股权担保交易”之概念,以概称实践中所有以股权经济价值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第四章即是针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道德风险,提出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主体规制体系。通过对主体的规制,以控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本文主要以上市公司股东内部协议的自律管理方式、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以及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功能的有效发挥,多方的共同作用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主体道德风险防控。本文提出以下思考路径:在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管理层面,上市公司股东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是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人,因而股东之间为了实现公司的整体利益和保护股东自身在内全体股东利益,通过协商形成对股东权利的必要限制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自治性规则的实现,需要上市公司股东具有一定的权益保护意识。我国公司实践中,股东自我权益保护意识相较于英美国家公司股东的权益保护意识较弱,典型表现即是我国公司章程的同质化明显,未能充分发挥公司章程的个性化权益保护的作用。对此,我国《公司法》可以对股东自治下的权益保护作出必要的规则指引,以形成股东之间有效的自治管理。在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层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资金的融出方,除了能够为出质股东提供必要的流动性资金外,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其行为受到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需要符合监管规则的要求,也即是说,金融机构需要承担必要的合规责任,而风险管控即是金融机构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合规责任。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享有检查、监督上市公司股东资金使用的权利,以实时监控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被监管的对象,需要履行监管者对其风险管控的要求。因而,金融机构在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严格履责,亦能够有效防控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金融机构严格履责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即是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持续性跟踪,而对于金融机构的疏于履责行为应当承担必要的行政责任。在证券交易所及证券市场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层面,外部监管者只能以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负外部性规制为限,因而其规制的手段较为有限。而外部监管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即是通过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则设定,约束上市公司股东的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同时为其他金融投资者提供重要的决策信息,最大程度的减小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上市公司股东的道德风险。论文第五章聚焦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风险,以同类股权相同处置措施,不同类型股权差异化处置规制为原则,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以期及时、有效的纾解因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而引起的积聚风险。对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化解,一方面应当从根源上控制新增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积聚进行必要的防范;另一方面,化解现已形成的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其重要措施之一即是通过统一、有效、影响范围最小的处置方式,对现已违约的上市公司股权予以处置和疏通,以减弱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处置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及时恢复因股东违约对其他主体经济造成的损害。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首先应当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行为作出认定,以便及时识别风、减小损失的程度。除了一般借贷行为中债务人到期未能履约的行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合同增加了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在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发生技术性违约,或者其他交叉违约的情形时,资金融出方能够及时识别上市公司或者股东可能存在的违约风险,及时行使担保权,以减小担保权人经济利益损失。除了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行为进行必要的提前识别,对于不同类型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其处置的措施也应具有差异性。对于场内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其主要的处置措施通过场内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但是实践中对于证券公司的平仓行为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证券公司并未通过平仓方式,而是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其权益的实现,股东对于证券公司的诉讼行为提出异议;除此之外,对于证券公司怠于行使平仓权利而造成股东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证券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纠纷。本文认为,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有权选择是否通过平仓的方式实现其资金安全的合法权益,对此,证券公司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在股权担保交易违约情形已实际发生后,证券公司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控制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因证券公司怠于行使权利而造成的损害进一步的扩大,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证券公司不能向出质股东主张相应的赔偿。在场外股权担保交易活动中,一般上市公司股东所持有的股权具有限售条件时,难以通过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方式实现融资需求,只能通过条件更为宽松的场外股权担保交易实现融资。在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标的物时,我国学者曾对此有合法性争议,认为限售股之“限售”条件使标的股权不具有流通性,与担保法律制度中担保物“可转让性”的要求相冲突。但是,目前我国在司法裁判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限售股在担保权实现时,其限制转让的期限已经届满,限制转让的情形消灭,债权人在特定股权之上的担保权益能够有效设立,股权担保交易活动有效且生效。从限售股的本质来看,该类股权具有流通性,只是在一定期间内流通性受到限制;其次,限售条件设置的目的在于对股东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予以保护,而非股权本身不具有流通性,因此,对于限售股的处置,在满足保护相关主体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能够予以特殊的处置。因此,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的标的物并不与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可转让性”相冲突。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另一个特殊性在于,资金融出方不具有强制平仓的权利,不能通过场内直接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因此,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处置,需要资金融出方选择诉讼程序、仲裁程序,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方式实现其权益保护。在具体的司法处置环节,对于有限售条件的上市公司股权,我国司法机构也在积极探索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合作,制定有效且合理的违约处置制度,例如上海金融法院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达成《关于协助上海金融法院办理上市公司股票司法强制执行的备忘录》,在证券交易所的配合下有效实现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股权处置,以减小因处置担保股权对证券交易市场稳定的影响。
任真真[8]（2020）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疑难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民工讨薪难问题一度爆发为社会事件,最具影响力的便是温家宝总理曾亲自帮助农民工去讨薪。因此,大众的视野又回归到1999年《合同法》第286条的探究中,明明赋予了承包人优先受偿权,为什么工程款拖欠还是如此严重。最高院后续出具批复、司法解释来保障承包人权利的实施,但在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总结原因还是现有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本文将以现存较为突出的疑难问题为切入点展开讨论,通过研读相关文献,查阅大量典型案例,总结学术界、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意见,并结合自己的认识及观点,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本文主要通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力求达到自己的研究初衷。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选题背景、选题意义、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基本问题,包括解决是什么以及到底属于何种性质的权利。只有先了解这些基本问题才能更好地去探讨和解答接下来的疑难问题。第三部分是明确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制度实施以来效果如何,立法现状和审判现状是什么样的,通过时间线和数据统计清晰地看出在维护承包人权益方面取得了成效,但还是面临很多疑难问题亟需解决,以更好地实现制度效益。第四部分是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制度的适用窘境,主要针对现在比较突出的疑难问题进行探讨,主要是实际施工人和债权受让人主体地位不明,约定放弃的效力缺乏认定依据,垫资款能否成为优先受偿范围争议不断。上述几个问题均是基本处于法律空白,仅有少数地方高院指导意见对该问题有所导向规定,但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相关案例,审判实践中又是比较常见的矛盾纠纷,亟需顶层设计予以明确。第五部分是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本人对完善建议的思考。明确实际施工人及债权受让人是可以行使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约定放弃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行为的效力,有效为原则,无效为例外。垫资款可以纳入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受偿范围,但是并未用于工程的垫资款不能纳入,因为这样就违背了立法初衷。
熊静文[9]（2020）在《我国在建商品房抵押法律问题分析》文中认为在建商品房抵押属于在建工程抵押中的一种特殊形式,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在建商品房抵押作为房地产开发行业一项重要的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法律问题。本文在研究在建商品房抵押相关纠纷的实际案例后,发现在建商品房抵押过程中主要存在抵押权人资格及抵押物范围认定不一、土地使用权已被抵押的在建商品房应如何进行抵押权登记以及在建商品房抵押权实现时与其他权利间的冲突等问题,这些难题一直困扰着开发商、以银行为主的抵押权人、商品房预购人等与之紧密联系的主体。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逐一分析,主要针对在建商品房抵押权与其他权利间存在的冲突给出相应的解决建议,为审判实务提供依据。并对在建商品房抵押存在的法律风险提出防范建议,希望能够更好的平衡相关方的权益,减少在建商品房抵押有关纠纷的发生。
秦兆萌[10]（2020）在《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法律问题的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目前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人们生活质量大大提高,相对于从前,人们的寿命也变得越来越长,但随之而来,我们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虽然的确取得了一些效果,减少了人口的高速增长,但是如今却暴露出它的缺点,许多家庭出现了“421”的结构,即双方父母都需要这对夫妻赡养,同时他们还要养育自己的孩子,给许多的年轻夫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虽然2016年开始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但是该政策对于五零后、六零后和部分七零后来说,还是解决不了养老问题的燃眉之急。由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不够充分,社会保障措施不够完善,因此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那么如何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除了发展我国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以外,开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则是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一种辅助手段。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主要面向那些有住房但钱少的人。为了获得稳定的贷款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他们把自己的房屋抵押出去,向银行申请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银行在申请人去世之后会直接获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几十年前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这个模式已经存在,并且在实践中被证明十分有效。目前,在我国以反向抵押贷款为的原型的案例还比较少,该制度在我国没有得到较好的实践和发展,而实际上这种制度是我国迫切需要的。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本文首先从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概念入手,借助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机制的理论背景以及发展现状予以了解。通过分析国外实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制度的模式,总结出可以吸取的经验。其次,本文考察了中国该制度的实施现状,并分析了其所面临的障碍与风险。最后,可以得出结论,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制度的运作是收益和风险并存的。我们必须根据国外的实施状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该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再结合国内资料,找出目前我国关于住房反向抵押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思路。最后,本文提出我国实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建议,比如:监督制度的完善,规范反向抵押贷款的法律流程等。将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合同作为有名合同规定在相关的法律中,通过相关法律条款严格规范其设立、功能、程序和相关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从而使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在实践中制度化,规范化和合法化。
二、抵押贷款合同中若干法律问题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抵押贷款合同中若干法律问题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财产保险受益人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四)创新及不足 |
| 一、财产保险受益人的基本理论 |
| (一)保险受益人的法律内涵和特殊地位 |
| 1.保险受益人的内涵 |
| 2.保险受益人的特殊法律地位 |
| (二)财产保险受益人的法律界定及特征 |
| 1.财产保险受益人的法律界定 |
| 2.财产保险受益人的法律特征 |
| (三)财产保险受益人与人身保险受益人的辨析 |
| 1.权利来源 |
| 2.权利依据 |
| 3.诉讼时的法律地位 |
| 二、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的比较法评析 |
| (一)域外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的立法借鉴 |
| 1.受益人制度在保险合同“一般规定”中的确立 |
| 2.指定财产保险受益人的弹性条款 |
| (二)我国台湾地区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的立法借鉴 |
| 1.财产保险得以确立受益人属立法选择之必然 |
| 2.受益人请求赔偿须以保险事故受损为前提 |
| 三、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确立与否的观点评述 |
| (一)否认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的观点 |
| 1.“列举即禁止”法理解释 |
| 2.禁止得利说 |
| 3.身故保险受益人说 |
| 4.财产保险受益人无必要说 |
| (二)支持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的观点 |
| 1.立足于现行法律解释 |
| 2.立足于意思自治原则 |
| 3.立足于财产保险受益人的法理基础 |
| 4.立足于财产保险受益人的实践需求 |
| (三)确立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的观点评述 |
| 四、我国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的现状及立法建议 |
| (一)我国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的立法现状 |
| 1.财产保险受益人在实践中的现实需求 |
| 2.我国财产保险受益人立法缺位的处境 |
| 3.实践中财产保险受益人的司法困惑 |
| (二)确立财产保险受益人制度的立法建议 |
| 1.财产保险受益人的立法确立 |
| 2.对财产保险收益人资格取得的适当限定 |
| 3.财产保险受益人权利的行使与限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论不动产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范围 ——以平安银行执行异议之诉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以抵押登记为准 |
| (二)以合同约定为准 |
| 三、论文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及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平安银行执行异议之诉 |
| 第一节 案情回顾 |
| 一、案情前要 |
| 二、案件审理 |
| 第二节 争议焦点 |
| 一、约定担保范围未登记部分是否可以优先受偿 |
| 二、不动产抵押权人抵押登记时是否应负注意义务 |
| 第三节 类案参照 |
| 一、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案例 |
| 二、地方人民法院相关案例 |
| 第二章 案件映射的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案件法律关系 |
| 一、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二、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客体 |
| 第二节 不动产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范围确定过程中存在的冲突 |
| 一、不动产抵押登记系统规则间的冲突 |
| 二、不动产抵押权法律关系主体间的利益冲突 |
| 第三节 不动产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范围确定过程中存在冲突的原因 |
| 一、不动产抵押登记相关规则不规范 |
| 二、审判人员适用和理解法律存在差异 |
| 三、《民法典》第389 条存在争议 |
| 第三章 不动产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范围争议的解决方法 |
| 第一节 《九民纪要》第58 条的启发 |
| 一、《九民纪要》第58 条的文意 |
| 二、《九民纪要》第58 条的价值取向 |
| 三、《九民纪要》第58 条的指导意义 |
| 第二节 《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7 条、48 条的启发 |
| 一、《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7 条、48 条的文意 |
| 二、《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7 条、48 条的价值取向 |
| 三、《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7 条、48 条的效力 |
| 第三节 兼容抵押登记和合同约定两标准的适用 |
| 一、以抵押登记确定优先受偿范围为原则 |
| 二、以合同约定确定优先受偿范围为例外 |
| 三、探索不动产抵押权登记对抗主义的可能性 |
| 第四节 完善不动产抵押登记制度 |
| 一、完善不动产抵押登记相关规定 |
| 二、完善不动产抵押登记相关表格 |
| 三、完善不动产登记部门问责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Ⅰ K市F区法院访谈提纲 |
| 附录 Ⅱ K市各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访谈提纲 |
| 附录 Ⅲ G律师事务所访谈提纲 |
| 附录 Ⅳ 访谈人员资料 |
| 致谢 |
（3）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概述 |
| 第一节 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
| 一、商业保理的概念 |
| 二、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
| (一)概念发展及内涵 |
| (二)概念的外延 |
| 三、保理资产证券化与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差异 |
| 第二节 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关系 |
| 一、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的法律主体 |
| 二、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客体 |
| 三、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法律关系的内容 |
| 第三节 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 |
| 一、基本交易流程 |
| 二、我国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的实践案例 |
| 第二章 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基础保理资产的范畴界定 |
| 一、保理资产选择标准的整体观照 |
| 二、保理预付款的性质 |
| 三、未来应收账款的选择 |
| 四、“禁止转让”约款的法律效力 |
| 第二节 基础资产转让行为的法律定性 |
| 一、真实出售与担保融资之比较 |
| 二、我国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
| 第三节 资产转让的生效问题 |
| 一、商业保理的通知主体 |
| 二、保理登记的效力认定 |
| 三、隐蔽型保理的“迟延通知” |
| 四、未来债权保理的“预先通知” |
| 第三章 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中的特殊目的载体 |
| 一、特殊目的载体的概念及法律特性 |
| 二、“专项计划”存在的法律问题 |
| 第二节 破产隔离中“真实出售”的运用 |
| 一、判定“真实出售”存在的风险 |
| 二、“真实出售”的判断标准 |
| 第四章 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完善措施 |
| 第一节 完善资产转让的法律措施 |
| 一、明确“全部应收账款”为资产受让的范畴 |
| 二、规范未来应收账款的转让制度 |
| 三、“禁止转让”条款的解释论 |
| 四、完善债权让与通知制度 |
| 第二节 破产隔离机制的法律强化 |
| 一、细化专项计划的独立性要求 |
| 二、制定“真实出售”的判断标准 |
| 三、完善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监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创新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要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特点总结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理论基础 |
| 一、作为“投资”的知识产权具有特殊性 |
| 二、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依据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保护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 |
| 一、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 |
| 二、基于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实证考量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主要环节的法律问题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 |
| 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三、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
| 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二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独特性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内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特征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解决的法律问题 |
| 一、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 |
| 二、识别目标方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 |
| 三、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 |
| 四、识别目标方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 |
| 五、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法律责任认定分析 |
| 一、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责任 |
| 二、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 |
| 三、管理层违反相关义务的法律责任 |
| 四、律师等中介机构的违约或侵权责任 |
| 第三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第一节 并购中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界定 |
| 一、知识产权价值来源分析 |
| 二、并购中的知识产权评估特点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需求 |
| 一、价值评估的战略需求 |
| 二、价值评估的交易需求 |
| 三、价值评估的税收需求 |
| 四、价值评估的融资需求 |
| 五、价值评估的诉讼需求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及选择 |
| 一、市场评估方法 |
| 二、成本评估方法 |
| 三、收益评估方法 |
| 四、并购中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依据 |
| 一、专利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二、商标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三、着作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四、商业秘密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第四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垄断行为辨析 |
| 一、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滥用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一般垄断行为分析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理论基础 |
|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关系之辩 |
| 二、禁止权利滥用理论 |
| 三、相对利益平衡理论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实践分析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内实践评析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际实践评析 |
| 第五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层面的国家安全界定 |
| 一、基于专利权的科技安全 |
| 二、基于着作权的文化安全 |
| 三、基于商标权的产业安全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实践的思考 |
| 一、美国为代表的并购中新兴技术国家安全审查 |
| 二、加拿大为代表的并购中国家文化产业安全审查 |
| 三、中国为代表的并购中品牌依存度产业安全审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预期创新点 |
| (三)研究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PPP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PPP的制度概述 |
| 一、PPP的概念范畴 |
| 二、PPP模式的类型化 |
| 三、PPP的法律特征 |
| (一)以合同为基础的合营关系 |
| (二)以平等为基础的合作模式 |
| (三)以项目融资为基础的融资模式 |
| 第二节 PPP的制度价值 |
| 一、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压力 |
| 二、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
| 三、有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第三节 PPP的法律规制原则 |
| 一、诚实信用原则 |
| 二、平等协商原则 |
| 三、效率原则 |
| 四、公平原则 |
| 第二章 PPP准入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PPP项目的准入规则 |
| 一、PPP项目的识别标准 |
| (一)以公益导向的项目识别标准 |
| (二)以防范风险为目标的识别标准 |
| 二、PPP项目的适用领域及识别规则 |
| (一)PPP项目的适用领域 |
| (二)PPP项目的识别规则 |
| 第二节 PPP项目公司的准入规则 |
| 一、PPP项目公司的设立规则 |
| 二、PPP项目公司的资本规则 |
| (一)项目公司项目资本金与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关系 |
| (二)项目公司资本金的财务处理 |
| 第三节 PPP政府方主体的准入规则 |
| 一、PPP实施机构的准入规则 |
| (一)政府实施机构的主体范畴 |
| (二)政府实施机构的职责 |
| 二、PPP政府出资代表的准入规则 |
| (一)政府方出资代表的源起 |
| (二)政府出资代表身份及资金来源的厘定 |
| (三)国企参与PPP项目的规制规则 |
| 第三章 PPP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 |
| 第一节 政府方权利及义务的边界 |
| 一、政府方的权利类别 |
| (一)政府方的监管权能 |
| (二)政府方的股东权利 |
| 二、政府方的义务范畴 |
| 第二节 PPP项目公司的权利与义务范畴 |
| 一、PPP项目公司的权利范畴 |
| (一)PPP项目公司的法定权利 |
| (二)PPP项目公司的合同权利 |
| 二、PPP项目公司的义务范畴 |
| 第三节 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职责 |
| 一、中介机构的监督规则 |
| 二、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 |
| 第四章 PPP监管的理念与规则 |
| 第一节 PPP监管理论概述 |
| 一、PPP监管的基本概念 |
| 二、PPP监管的制度价值 |
| (一)PPP监管的必要性 |
| (二)PPP监管的价值 |
| 三、PPP监管的主体 |
| 四、PPP政府监管的权力范畴 |
| (一)政府监管权的来源 |
| (二)PPP模式下政府监管范畴的法律检讨 |
| (三)政府对项目及社会资本等参与主体的监管范畴 |
| (四)政府方监管权利的配置 |
| 第二节 PPP监管的基本理念 |
| 一、衡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监管理念 |
| 二、最大限度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监管理念 |
| 三、坚持以绩效考核为中心的监管理念 |
| 四、强化双方的履约责任的监管理念 |
| 第三节 PPP监管的规则构建 |
| 一、“一总多分”的监管框架 |
| 二、嵌入项目公司监管的路径 |
| (一)政府参股项目公司的监管规则 |
| (二)政府不参股项目公司的监管规则 |
| (三)项目公司类别股的制度构建 |
| 第五章 PPP归责体系的法律证成 |
| 第一节 PPP中政府的归责体系 |
| 一、PPP中政府的责任类型 |
| (一)PPP中政府的民事责任 |
| (二)PPP中政府的行政法律责任 |
| 二、PPP中政府的归责原则 |
| (一)政府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
| (二)政府的行政法律责任归责原则 |
| 三、PPP中政府的责任承担形式 |
| (一)政府违约的法律后果 |
| (二)因不可抗力的法律后果 |
| (三)政府方侵权的法律后果 |
| (四)政府方行政法律责任的后果 |
| 第二节 PPP中介机构的归责体系 |
| 一、PPP中介机构的范围界定 |
| 二、PPP中介机构的归责原则 |
| (一)中介机构的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中介机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三、PPP中介机构承担责任的类别 |
| (一)中介机构的民事责任 |
| (二)中介机构的行政责任 |
| (三)信用体系 |
| 第三节 PPP项目公司的归责体系 |
| 一、PPP项目公司的责任类型 |
| (一)项目公司法律责任的产生 |
| (二)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具体类型 |
| (三)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具体类型 |
| 二、PPP项目公司的归责原则 |
| (一)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三、PPP项目公司的法律责任承担 |
| (一)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承担方式 |
| (二)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
| (三)项目公司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 |
| 第六章 PPP融资的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PPP项目的融资路径选择 |
| 一、PPP项目债权融资的制度困境 |
| (一)债权担保的困境 |
| (二)PPP项目对融资本身性质的局限 |
|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制度迷思 |
| (一)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概述 |
|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适格性 |
| (三)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实现破产隔离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PPP项目融资担保制度架构 |
| 一、PPP项目的融资担保路径选择 |
| (一)社会资本方担保规则 |
| (二)第三方担保规则 |
| 二、PPP项目再担保制度的现实选择与规则苑囿 |
| (一)再担保制度的含义及在我国的发展 |
| (二)PPP项目再担保的可行之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商业银行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风险与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制度概述 |
| (一)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的渊源 |
| (二)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的性质 |
| 1.不动产抵押说 |
| 2.权利质押说 |
| 3.让与担保说 |
| 4.预售商品房抵押与不动产抵押的区别 |
| 5.预售商品房抵押与权利质押的区别 |
| 6.预售商品房抵押与让与担保的区别 |
| 7.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的法律定位 |
| (三)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的主体和法律关系 |
| 1.购房者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 |
| 2.购房者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借款关系及抵押关系 |
| 3.购房者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关系 |
| 4.房地产开发商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保证关系 |
| (四)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的特殊性 |
| 1.法律关系复杂并具有层次性 |
| 2.抵押标的物系尚未建成的商品房 |
| (五)商业银行在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中权益生成过程与权益实现方式 |
| 1.商业银行在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中权益生成的过程 |
| 2.商业银行在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中权益实现的方式 |
| 二、商业银行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的风险综述 |
| (一)来自房地产开发商方面的风险 |
| 1.来自房地产开发商客观方面的风险 |
| 2.来自房地产开发商主观方面的风险 |
| 3.来自房地产开发商方面的风险成因分析 |
| (二)来自购房者方面的风险 |
| 1.来自购房者客观方面的风险 |
| 2.来自购房者主观方面的原因 |
| 3.来自购房者方面的风险成因分析 |
| (三)来自商业银行自身方面的风险 |
| 1.贷前审查不严 |
| 2.贷后监管不力 |
| 3.不重视抵押权登记归档 |
| 4.不积极行使解约权 |
| 5.来自商业银行自身方面的风险成因分析 |
| (四)来自商品房市场价值变动方面的风险 |
| 1.商品房存在瑕疵导致价值贬值 |
| 2.商品房存在权利负担导致处置参考价偏低 |
| 3.商品房司法拍卖成交率较低 |
| 4.来自商品房市场价值变动方面的风险成因分析 |
| (五)来自有关法律规定对权利冲突调整方面的风险 |
| 1.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优于商业银行抵押权 |
| 2.抵押预告登记权利人不能行使优先受偿权 |
| 3.法律优先保护购房者的生存权 |
| 4.来自有关法律规定对权利冲突调整方面的风险成因分析 |
| 三、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商业银行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风险防范的建议 |
| (一)建立房地产开发商信用评估机制 |
| 1.建立房地产开发商信用数据共享平台 |
| 2.选择优质房地产开发商合作 |
| 3.完善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合作协议 |
| 4.加强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 |
| (二)健全购房者的信用监督机制 |
| 1.完善购房者信用数据共享平台 |
| 2.选择优质信用购房者 |
| 3.建立风险监控平台 |
| (三)加强商业银行自身的监管机制 |
| 1.加强贷前审查 |
| 2.加强贷后监管 |
| (四)择优路径提高商品房处置变现率 |
| 1.通过多元化途径及时实现抵押权 |
| 2.建立联络员机制专人负责执行维权工作 |
| (五)建立健全合同防范风险机制 |
| 1.完善借款合同设计 |
| 2.积极履行解约权 |
| 3.及时转让债权 |
| 4.关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7）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内容和框架 |
| 五、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历史沿革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产生的经济背景——经济金融化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制度背景——公司股东“减持规则”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的“异化”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结构性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金融属性 |
| 四、上市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差异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基础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效率优势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允性特征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第二类委托代理 |
| 第二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规制的法律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负外部性 |
| 一、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 |
| 二、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 |
| 三、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与价值平衡 |
| 一、股东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 |
| 二、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的价值平衡 |
| 第三节 私法与公法协同的规制模式 |
| 一、私法以赋权的方式保护主体自由和经济效率 |
| 二、公法以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社会利益和经济安全价值 |
| 第三章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类型及现有规制的检视 |
| 第一节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划分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道德风险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市场风险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风险 |
| 第二节 我国现有规制措施与域外相关制度的对比与检视 |
| 一、大陆法系股权质押制度为模板的“担保物权” |
| 二、英美法系以担保交易为核心的一元化的担保权益 |
| 三、对我国现行法律对股权质押规制的检视 |
| 四、我国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风险纾困措施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确立我国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法律规制 |
| 一、准确识别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金融创新实践 |
| 二、现行以传统民法视域下构建的担保制度对股权质押规制的局限性 |
| 三、“股权担保交易”概念的提出 |
| 第四章 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法律规制体系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东内部控制机制的发挥——自律管理 |
| 一、以股东自治为核心的股东协议 |
| 二、英美公司股东协议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东自治的启示 |
| 三、完善《公司法》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自律管理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功能发挥——中间层控制 |
| 一、交易前调查对风险管控的作用 |
| 二、资金使用的持续监督 |
| 三、信息共享实现风险管控 |
| 四、风险管控规则的完善 |
| 第三节 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监管部门对主体行为的约束——外部监管 |
| 一、美国有关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信息披露的完善 |
| 第五章 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认定规则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一般违约情形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平仓 |
| 一、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平仓处置的合法性基础 |
| 三、证券公司平仓处置权利的保护与约束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司法处置 |
| 一、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特殊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 |
| 三、限售股司法处置与传统担保理论的冲突与平衡 |
| 四、非限售流通股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特别处置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疑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2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基本内涵 |
| 2.1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概述 |
| 2.1.1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定义 |
| 2.1.2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特征 |
| 2.2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性质 |
| 3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裁判现状 |
| 3.1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裁判数据概览 |
| 3.2 实际施工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数据分析 |
| 3.3 债权受让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数据分析 |
| 3.4 垫资款纳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围的数据分析 |
| 3.5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放弃的数据分析 |
| 4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适用困境 |
| 4.1 实际施工人和债权受让人权利主体地位不明 |
| 4.1.1 实际施工人的主体地位 |
| 4.1.2 债权受让人的主体地位 |
| 4.2 放弃优先受偿权的效力认定无据可依 |
| 4.2.1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放弃如何理解 |
| 4.2.2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放弃行为的效力争议 |
| 4.3 垫资款能否纳入优先受偿范围认识不一 |
| 4.3.1 建筑工程领域中垫资款的基本内容 |
| 4.3.2 垫资款能否纳入优先受偿范围 |
| 5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的完善建议 |
| 5.1 明确实际施工人、债权受让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地位 |
| 5.1.1 明确实际施工人的主体地位 |
| 5.1.2 明确债权受让人的主体地位 |
| 5.2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放弃的限制 |
| 5.2.1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放弃的实体限制 |
| 5.2.2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放弃的程序限制 |
| 5.3 垫资款纳入优先受偿范围的规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我国在建商品房抵押法律问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典型案例介绍 |
| (一)案情介绍 |
| 1.案例一:上官某与某市人民政府房屋行政管理纠纷案 |
| 2.案例二:金汇信托公司与三联集团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
| 3.案例三:王某生与甲公司及乙公司等执行异议之诉案 |
| (二)案例引发的问题 |
| 二、在建商品房抵押登记问题分析 |
| (一)抵押权人资格的认定 |
| 1.仅限贷款银行 |
| 2.可以是除银行以外的其他法定金融机构 |
| 3.可以是任意合法债权人 |
| (二)抵押物范围的认定 |
| 1.建筑物部分 |
| 2.土地使用权部分 |
| (三)土地使用权已被抵押的在建商品房抵押登记问题 |
| 三、在建商品房抵押权实现时存在的权利冲突 |
| (一)在建商品房抵押权与预购人期待权的冲突 |
| (二)在建商品房抵押权与拆迁补偿安置权的冲突 |
| (三)在建商品房抵押权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冲突 |
| (四)在建商品房抵押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的冲突 |
| 四、在建商品房抵押相关问题的完善建议 |
| (一)在建商品房抵押权与其他权利冲突的解决 |
| 1.在建商品房抵押权与预购人期待权冲突的解决 |
| 2.在建商品房抵押权与被拆迁补偿安置权冲突的解决 |
| 3.在建商品房抵押权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冲突的解决 |
| 4.在建商品房抵押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冲突的解决 |
| (二)在建商品房抵押法律风险的防范 |
| 1.搭建多部门共享在建商品房抵押相关信息网络平台 |
| 2.提升在建商品房价值评估水平 |
| 3.探索在建商品房抵押权保险可行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法律问题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制度概述以及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
| 2.1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制度的概述 |
| 2.1.1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概念 |
| 2.1.2 国外实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制度的发展状况及模式简介 |
| 2.2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
| 2.2.1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与我国传统养老方式的比较研究 |
| 2.2.2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与住房按揭贷款的比较研究 |
| 2.2.3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与一般抵押贷款的比较研究 |
| 第三章 我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制度现状及面临的法律障碍 |
| 3.1 我国实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制度的现状 |
| 3.1.1 我国实施住房反向抵贷款制度的政策 |
| 3.1.2 我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制度的实施情况 |
| 3.2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在我国推行面临的障碍和风险 |
| 3.2.1 有配偶的借款人设立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时的问题 |
| 3.2.2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法律适用困难的障碍 |
| 3.2.3 反向抵押贷款的诚信风险 |
| 3.2.4 传统观念和消费习惯的障碍 |
| 3.2.5 全国信用管理法律有待建立 |
| 3.2.6 参与以房养老反向抵押贷款企业的征信信息不公开 |
| 第四章 我国实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建议 |
| 4.1 制定完备、明确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合同 |
| 4.1.1 研究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合同的意义 |
| 4.1.2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合同的法律性质 |
| 4.1.3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
| 4.2 加强立法,构建社会征信体系 |
| 4.2.1 完善相关立法体系 |
| 4.3 强化宣传引导,完善监督制度 |
| 4.3.1 积极推广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 |
| 4.3.2 加强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监管 |
| 4.4 规范反向抵押贷款的法律流程 |
| 4.5 加强对反向抵押贷款的金融法律监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四、抵押贷款合同中若干法律问题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财产保险受益人法律问题研究[D]. 高杏.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论不动产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范围 ——以平安银行执行异议之诉为例[D]. 仇兴垚.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D]. 张希.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胡宏雁. 吉林大学, 2020(03)
- [5]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D]. 肖华杰. 吉林大学, 2020(01)
- [6]商业银行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风险与防范研究[D]. 覃子颜.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2)
- [7]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D]. 张文.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8]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疑难问题研究[D]. 任真真.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20(01)
- [9]我国在建商品房抵押法律问题分析[D]. 熊静文.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10]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法律问题的研究[D]. 秦兆萌. 石河子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