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宁省一万多人死于尘肺病(论文文献综述)
王新宇,田沛茹,伊曼,武惠,孙秋红,时景璞[1](2019)在《2009—2017年凤城市农村地区男性尘肺死亡和早死所致寿命损失的趋势分析及预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辽宁省凤城市农村男性尘肺死亡和尘肺疾病负担的趋势情况,并进行有效预测。方法收集2009—2017年凤城农村地区全死因死亡数据和人口学数据,计算尘肺的死亡率、早死所致的寿命损失年(YLL)、每千人YLL(YLLR)、人均YLL(AYLL)、年度变化百分比(APC)等指标。结果 2009—2017年辽宁省凤城市农村地区男性尘肺的死亡率为4.55/10万,YLL为1 482.90年,AYLL为12.36年/人。2009—2017年男性尘肺标化死亡率随年份增长逐渐下降,APC为-2.48%(P<0.01),总死亡率随年龄增长逐渐上升(Z=14.16,P<0.01);男性尘肺的YLL随年份增长逐渐上升,APC为8.12%(P>0.05),35~<45和45~<55岁年龄的居民2017年尘肺的每千人寿命损失年YLLR(55/10万~100/10万)大于2009年(39/10万)。GM(1,1)灰色预测显示,2018—2021年男性尘肺死亡率均随年份增长逐渐减小,而男性尘肺AYLL随年份增长逐渐增大。结论2009—2017年凤城农村男性居民尘肺的死亡和早死所致寿命损失严重,2018—2021年平均每位因尘肺而死亡的男性患者所导致的健康寿命年的损失影响会增大,男性尘肺危险人群以35~54岁青壮年为主。
赵庚[2](2011)在《我国尘肺病的社会经济影响分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尘肺病是国家法定职业病中的一种。我国是世界上尘肺病最为严重的国家,接触粉尘的人数,新发尘肺病人数,现患尘肺病人数均居世界之首。本文通过对尘肺病社会经济影响的分析研究,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尘肺病,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相关企业和全社会的重视,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使有关部门积极采取防治措施,加大监督监控力度,提高企业及粉尘作业职工的预防意识,减少新发病人,促进《职业病防治法》的贯彻落实。也为进一步完善安全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打下基础。经过对尘肺病历史及现状的分析研究,得出了尘肺病发展的客观规律,发病的特点和趋势。通过国际和国内消除尘肺病的规划找到我国的差距所在,明确了下一步的主要任务。重点分析了尘肺病给我国带来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对于经济损失的计算采用分步模型法,把直接经济损失分为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几部分,把间接经济损失分为社会生产力损失、职工培训费用、陪护家属交通费、陪护家属社会生产力损失、停产减产损失价值几部分。分别计算各部分的损失,得出直接、间接经济损失中各部分所占的比例。经测算,尘肺病一年使我国损失1845亿元,占2009年GDP的0.550%。其中直接经济损失250亿元,间接经济损失1595亿元,间接经济损失是直接经济损失的6倍。用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方法计算得出尘肺病患者人均一生社会生产力损失为60.85万元。可见尘肺病不仅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文最后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防治尘肺病的政策和措施。
夏维发[3](1994)在《职业病危害及经济损失》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工业职业病危害严重,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约占年国民经济总产值的2.5%以上,加强对职业病危害的预防、控制,以减少损失十分必要。为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完善立法,用经济手段强化对职业病的预防、监控和管理。
梁海慧[4](2006)在《中国煤矿企业安全管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第一产煤大国。煤炭是中国的主要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始终占70%左右,据预测到2050年仍将占50%以上,因此,必须确保煤炭工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现实中,虽然大小矿井的具体数目以及有多少矿工在矿井下工作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中国煤矿企业安全事故居世界首位却有据可查,为了煤炭的生产,中国每年要付出六千名左右矿工的生命为代价。中国的煤炭产量占全世界煤炭产量的30%左右,但死亡人数却占80%以上,是世界上主要产煤国家死亡总人数的4倍。2004年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3.08,创历史最好水平,却仍旧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印度的10倍。此外在地下数百米、“暗无天日”的矿井里,煤矿工人除了要面临透水、瓦斯爆炸、顶板坍塌等直接威胁生命安全的危险外,还要面对矽尘、煤尘等有害物质,从而染患上严重的职业病,隐性地侵蚀着矿工的身体健康。卫生部的资料显示:中国煤矿的职业危害非常严重,以尘肺病为代表的职业病发病率相当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煤炭行业安全生产的严峻局面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给中国设置贸易障碍的借口,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发展进程。因此无论从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还是从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保证国际经济活动的安全顺利进行的角度,都需要加强煤矿企业安全管理问题的研究,找出对策,扭转事故多发的被动局面,减少或避免对矿工生命和健康的伤害,实现煤矿企业的健康良性运行。从单个企业内部来看,大凡伤亡事故的发生,无外乎可归结为技术的原因或管理的原因。而从中国目前已发生的煤矿重特大伤亡事故调查的结果来看,更多的事故是与企业管理不善有关的,与企业忽视对安全的管理、安全管理的落实不力有关。因此,本文试图针对中国煤矿企业安全管理不善的原因进行一下较为深入全面的分析,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来审视中国煤矿企业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问题,既探讨企业外部管制制度的安排对煤矿企业安全管理的影响,又深入煤矿企业内部,观察煤矿企业内部的安全管理机制对煤矿企业安全问题的影响,从而力图找出诸多矿难发生背后的原由所在,为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以扭转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严峻局面做出努力。鉴于制度对人们行为选择的重要性,本文主要采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于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种种制度设计进行分析,观察其提供给各相关者的激励约束,然后
万小广[5](2013)在《转型期“农民工”群体媒介再现的社会史研究》文中指出大多数关于“农民工”群体媒介再现的研究很少把他们当作“社会变革主体”,因而在这些研究中既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看不到他们的行动,更看不到他们对大众媒介的改变。本研究在社会史框架下对大众媒介对打工群体的再现及其历史变迁,打工群体通过另类媒介进行自我建构,以及他们展开的影响大众媒介再现的媒介参与行动,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发现:(1)大众媒介在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框架来再现打工群体的身份、工资、职业安全、子女教育以及居住状况等五个议题。(2)打工群体通过另类媒介进行的自我建构使用了大量差异性的再现框架,批判和反思了大众媒介的再现框架,并呈现了很多被遮蔽的社会事实,同时,打工群体的建构与大众媒介的再现框架之间也存在重合交叉、互相合作的一面。(3)打工群体通过各种传播行动来影响和参与大众媒介的再现,这些行动促进了相关议题在大众媒介中的可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再现框架,为打工群体争取权益、进行社会动员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本研究进一步认为,大众媒介实际上将打工群体建构为“想象的异乡人”,以建构和维系城市内部再生的新城乡二元结构;基于打工群体自我建构与媒介参与的实践,笔者认为应当从议题可见性、再现框架的差异性与不同主体的在场三个标准来衡量转型社会“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此外,应当从“反霸权”或“反向架构”的角度来重新界定“另类媒介”。
于洋[6](2014)在《2006-2012年大连市职业病发病情况分析》文中指出目的:大连位于中国辽东半岛南端,作为东北重要的港口,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市,历经百年工业发展历史。产业结构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的调整,职业病的发生也随之变化着。目前全国从煤炭、冶金、化工、建筑等传统工业,到计算机、汽车制造、医药、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以及第三产业,都存在一定的职业病危害,我国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群居世界首位,职业病防治工作涉及30多个行业。有关专家指出发生职业病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生产过程中控制职业病发生和预防职业病的投入比例为7:4:1。国际劳工组织估计,每年全球约有234万人死于工作事故和工作相关疾病,职业病形势严峻。为明确大连市职业病发病情况以及受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情况,为建立更科学有效的防治措施降低职业病发病,提高职工的健康水平,优化配置资源提供科学的依据。方法:依据2006-2012年大连市职业病报卡上报数据,包括中华人民各共和国卫生部制定的《尘肺病报告卡》、《职业病报告卡》。具体内容有:用人单位所在地、用人单位名称、经济类型、行业、企业规模、姓名、性别、年龄、出生日期、职业病种类、职业病名称、诊断日期等。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管理与分析,采用描述性的统计方法描述职业病发病水平,采用动态数列分析2006—2012年大连市职业病发病情况的变化,采用相关分析研究发病情况及与经济等指标的相关情况。结果:2006-2012年大连市职业病新发病例共247例,职业病发病占从业人口的比例呈波动性的逐年减少趋势。2006-2012年大连市第二产业增加值逐年递增,但每千亿增加值的发病数却基本呈下降趋势。20062012年间大连市每年新发职业病例都以尘肺、中毒、减压病为主要病种。7年间新发职业病247例,其中尘肺病116例,占47.0%,中毒65例,占26.3%,减压病49例,占19.8%,其他职业病17例,占6.9%。各年间职业病发病性别构成变化不大,都是以男性为主。大连市职业病主要分布于通用专业设备制造业、农林牧渔业、煤炭及其他采矿业矿产加工业、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业等行业。职业病集中发生在第二产业,占76%。职业病发病45.3%集中于国有企业,27.1%为私营企业,10.2%为外资企业见;职业病发病37.7%为小型企业,29.1%为大型企业,21.9%为中型企业。结论:从总体趋势分析,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大连2006-2012年尘肺病有减少的趋势,中毒有增加的趋势,减压病呈各年波动状态。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业、通用专业设备制造业职业病发病有逐年增加的趋势。煤炭及其他采矿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职业病发病有逐年减少的趋势。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附带职业病危害和劳动者健康损害在逐年减少。从7年动态变化看,大连职业病发病前3位依次为尘肺病、化学中毒、物理因素中的减压病。职业病发病重点行业装备制造业、冶金、矿业、化学原料化学品制造业。职业病发病尘肺集中在传统行业的国有大型企业。中毒集中在相对新兴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减压病集中在小型私营经济体中。
王磊[7](2009)在《中国职业安全规制改革研究》文中指出规制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规制是利益集团博弈和规则冲突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职业安全规制过程也是规制机构的行政过程。作为一种行政过程,职业安全规制主要涉及规制机构、被规制企业和劳动者三者的关系。这三者在整个规制过程中也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其中被规制企业和劳动者是职业安全规制的当事人,规制博弈的主体,而政府在职业安全规制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不仅取决于其作为规制机构所理应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还取决于政府与被规制企业之间的关系。当规制的范围仅限于私人所有并控制的产业时,政府与被规制的对象没有财产上的瓜葛,规制机构不参加规制的博弈过程,而仅仅是规制过程中的公正的仲裁者,充当着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博弈结果的代理人和规制政策的执行者;而当政府同时还是被规制企业的所有者时,规制机构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规制的博弈过程。职业安全规制过程中各个参与主体间的互动与博弈时刻影响着职业安全规制的博弈结果,特别是当规制参与者关系发生变化时,职业安全规制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整。正是基于职业安全规制过程中政府(规制机构)、企业以及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职业安全规制发展与改革影响的思考,本文重点研究了以下三方面问题:(1)政府与企业的职业安全规制行为分析。这部分研究着眼于规制机构与企业没有合谋与合谋两者情况,通过构建委托—代理模型和政府规制俘虏模型对规制机构与企业关系进行博弈分析。(2)企业与劳动者职业安全规制行为分析。这一部分研究从我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现状出发,通过构建劳资博弈模型分析劳动者之间的博弈以及企业职业安全投入的变异。(3)职业安全与工伤保险分析。这一研究主要分析不完全信息下,工伤保险对职业安全风险的分散作用,以及工伤保险对企业和劳动者在职业安全危险防范上的不对称影响。这些研究试图从职业安全规制参与者及其关系入手,揭示我国职业安全规制问题成因与规制改革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得出如下主要研究观点:(1)规制机构监督失责造成的损失越小,那么企业就越有可能降低职业安全投入水平。现实中众多违规的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不达标,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规制机构认为即使出现安全事故,对其所造成的损失水平也不会很高。(2)规制机构对被规制企业的监督成本越高,被规制企业越倾向于虚假上报自身的收入水平,以降低安全生产保障金的提取水平。特别是,当规制机构的监督成本与不监督时发生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相等时,被规制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不进行安全生产的投入,而政府规制在此种情况下也就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3)被规制企业行贿金额占其规定被罚款的比重越高,则规制机构越倾向于滥用职权进行寻租。已有的研究也表明在被规制者对规制产生需求时,规制机构进行抽租和创租的活动不完全是被动的。(4)规制机构对被规制企业的处罚越严厉,则被规制企业行贿的可能性越大。在规制机构具有自由裁量权的条件下,规制机构对违规企业实施高的违规处罚金相当于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对代理人实施了高强度的激励方案,而高强度的激励方案会给被规制企业留下较高的潜在租金,因此也给合谋造成了很高收益。(5)与不存在规制机构与企业合谋相比,合谋可以提高被规制企业的收益状况,因此,被规制企业与规制机构可能合谋情况下,被规制企业更倾向于违反职业安全生产投入的法规。(6)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高风险企业更倾向于蒙蔽工人从事危险的工作,工人可能会低估自己的风险,从而做出不利于自己的选择。因此,政府规制重点应在职业安全卫生领域企业私有信息的公开。(7)劳动者人力资本价值低,对高风险环境作业所要求的工资补偿较低是造成企业敢于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将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权益置之不顾的重要原因。(8)提升劳动者的讨价还价能力是改变劳资博弈中劳动者弱势地位的关键。制度的形成与维持是“参与人”“策略互动”的结果,而这一规则的最主要的利益相关人与参与人就是劳动者,因此提高劳动者在这一规则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博弈能力才是最重要的。(9)强制工伤保险在工人低估事故风险时是不合理的。工人低估事故风险导致工人较高的风险暴露于强制性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之外,结果依然是高的工伤水平和低的职业安全水平。因此,在进行合理的政府干预之前必须更多的了解工人对职业风险的评估情况。职业安全规制的经济学分析揭示了形成当前我国职业安全规制现状的深刻根源:规制主体之间分工不明确、职能分散;规制机构执法资源有限,执法力度不强;规制机构为企业所“俘虏”损害了劳动者权益;企业轻视职工生命,安全生产投入不足;劳动者素质较低,忽视职业安全。职业安全规制具有特殊性,又有一般性。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职业安全规制改革需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本文通过主要发达国家职业安全规制的归纳分析,总结出这些国家职业安全规制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职业安全规制的前提与基础;严格执法是遏制伤亡事故、提高规制效果的关键;建立相对独立、专业化的执法机构;根据本国国情合理确定职业安全规制的侧重点;完善的工伤保险机制;注重培训教育,提高劳动者职业素质。建国以来,我国的职业安全规制体制几度变迁,职业安全规制的能力与水平也不断提高。在新形势下,我国职业安全规制的环境与条件以及规制参与者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的变化。本文分析表明,我国职业安全规制改革应该主要做好这些方面工作:完善职业安全立法,增加违法成本;建立独立规制执法机构,提高规制效果;强化工会力量,建立工会、企业、政府三方平等的协商机制;加大安全生产投入,保障企业安全生产;为劳动者提供充足的信息与职业安全培训;完善工伤保险制度,把职业安全规制与工伤保险有机结合;建立社会监督体系,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操家齐[8](2012)在《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的公民权的实现问题。本文主要以历史制度主义和冲突与回应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实证调研、文献分析为技术手段,通过研究国家与农民之间半个多世纪来的互动关系,跟踪中国逐步走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进程。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国家与农民互相依靠,他们既有紧密合作的一面,也有冲突和博弈的一面,合作促进了现代国家建设,冲突和博弈也同样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了现代国家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不仅国家逐步走向了现代化,同样,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广大农民也从传统的农民,开始向一个现代公民的身份转换。因此,可以说,农民工争取自己的权益的过程,也是一个农民争取平等公民权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现代国民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农民改变了国家,国家同样也改造了农民,“国民同构”,推进了现代国家建设。本文以农民工的公民权为具体研究视角,先从国家出于快速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为稳定农业生产,支持工业和城市建设,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使农民无法自己把握经济自由、人身自由谈起,而农民通过争取“包产到户”为手段,顽强争取经济权利,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实现“包产到户”,取得对土地的支配权,从而在经济上实现独立,人身上重新获得自由。从而也为“农民工”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农民成为农民工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曲折,为争取合法打工的权利,实现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农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通过努力,农民工的身份终于得到认可,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体。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然而,农民工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依然不能得到平等的保障,在本文中通过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具体分析、描述了农民工各项权利的现状,并分析了原因。近年来农民工争取权利、维护权益的事件越来越多,而且与过去相比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本文通过富士康事件、增城事件、本田罢工等典型案例的分析,来把握其中显示出的新趋向。这些事件说明解决农民工公民权问题已经非常迫切,也说明如果引导得法,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与发展,同时也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现代国家的成长与农民的成长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农民共同成长与进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可以说,农民工争取公民权的过程促进了现代中国的成长与发育。农民工争取公民权的过程是一个冲突与回应的过程。农民在争取公民权的过程中,一直是在扮演着传统不合理制度框架的冲撞者的角色,国家也不断为此调整着既有的制度框架,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双方不断磨合、调适,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工公民权取得的过程是一个宪政赋权、行政赋权、市场赋权、社会赋权、外力赋权、自力赋权合力共同作用的过程。总体来看当今农民工公民权的进步主要还是来自市场赋权,但长远来看更需要国家主动赋权而不能过分寄希望于市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进步将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农民工在现在和过去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随着农民工关注的焦点从经济权利向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转移,必将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虽然带来了社会的分化,使人们由于身份的不同、财富的多寡而出现社会地位的参差,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使平等、人权、公民、法治等现代性意识深入人心。农民工一方面多数接受了现代教育,在城市生活的熏陶下,其权利意识又得以普遍增强,同时维护自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也得到提高。农民工公民权的回归过程与现代国家的成型过程是同步的,农民工享有同等国民待遇之日,也将是中国完成现代国家建设之时。可以说,在今日中国,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民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以说农民的权益保障的不完善是国家现代化的最大的不完善,当农民工公民权得以平等实现之时,也就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
钟期进[9](2010)在《中美安全科学发展“黄金十年”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查阅有关文献的基础上,发现我国近十年(2000-2010年)安全科学发展特点与美国1965年至1975年十年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今美国安全科学步入了世界领先水平,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比较研究。本文以安全科学方法学中关于中外安全比较研究的思想为理论基础,对中美安全科学发展的各个侧面(硬实力和软实力)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具体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通过论证分析发现中美安全科学发展“黄金十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进而首次提出中国安全科学发展“黄金十年”(2000—2010)的概念,对于推进我国安全科学发展,认清国内发展现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运用“3E法则”结合比较教育学中的“贝雷迪比较四步法”,系统地构建了以下四方面的比较内容:安全科学发展历程、安全科研实力与教育发展、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体制和安全文化;(3)美国安全科学的发展水平比中国提前了近30年。我国安全科学发展属于一种“跨越式”的发展模式,由劳动保护阶段直接跨入了安全科学全面发展阶段;此种发展模式可能导致安全科学不能健康、平衡、全面发展的弊端;(4)我国安全科学研究工作整体处于分散状态,国内安全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安全类学术期刊水平较低,国家安全科研机构地位不明显,作用不突出,民间科研团体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再者,相比美国我国开办安全类院校在数量和办学层次优于美国,然而美国具有先进的安全人才培养模式;(5)美国是垂直的综合安全监管模式,安全立法注重“以社会为本”。而我国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安全与卫生监管分离,安全立法着重“以生产为本”。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优势,预计未来政府对安全生产的干预力度必然大于美国;(6)我国安全文化的特色是以“和谐”为理念,以“道德、情理”为约束。美国是以“天赋人权”为理念,以“科学、法律”为规范的安全文化特点。相比美国,我国安全物质文化投入不足,缺少全民参与的安全管理文化氛围,长久存在不良的安全行为习惯,遵纪守法的意识薄弱。
任飞[10](2015)在《农民工职业病防治研究 ——以葫芦岛市为例》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由于政策的优越性,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大小企业在我国投资、建厂,我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由于城市内劳动力的短缺,农村户籍劳动者分布在城镇的工厂、建筑工地、矿山等职业危害性较高的行业,成为了高危行业的中坚力量,因为他们的身份特殊性和自身文化素质问题,只能选择工作环境没有保障的岗位投入工作来换取微薄的报酬维持生计,因此在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负增长,农民工患职业病的数量在逐年增加,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就突显,这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工作还暴露着哪些问题?怎样逐一解决这些问题将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本文以葫芦岛市为例,根据葫芦岛市的实际情况,以该市的部分农民工和企业做为主要调查对象进行走访,分别围绕着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工作情况、对职业病认知情况和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基本情况等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入的访谈,对调查问卷的情况和访谈的结果进行整理及分析,得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工作暴露的问题,从法律法规、政府部门、企业、农民工和社会各界五个角度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本文将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工作看做一个整体,看成一个系统,充分运用了系统论的相关理论,整个系统将以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础,政府应加快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严格执行对企业的监管及农民工和社会组织的引导职责,而企业在做好社会营销的同时兼顾职业卫生安全,农民工要重视自我增值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社会各界积极融入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工作中来,以上各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缺一不可,农民工职业病在各要素共同协力后是可以预防的,而由职业病引发的各种危害和暴露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积极的共同协力得到减少和解决,因此,每个要素共同协力才是农民工职业病防治的根本。
二、辽宁省一万多人死于尘肺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辽宁省一万多人死于尘肺病(论文提纲范文)
(1)2009—2017年凤城市农村地区男性尘肺死亡和早死所致寿命损失的趋势分析及预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 资料与方法 |
1.1 资料来源 |
1.2 方法 |
1.3 统计学分析 |
2 结果 |
2.1 2009—2017年辽宁省凤城农村地区男性尘肺的死亡情况 |
2.2 2009—2017年辽宁省凤城市农村男性尘肺的早死所致寿命损失情况 |
2.3 2018—2021年辽宁省凤城市农村男性尘肺死亡率的预测情况 |
2.4 2018—2021年辽宁省凤城农村地区男性尘肺AYLL的预测情况 |
3 讨论 |
(2)我国尘肺病的社会经济影响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尘肺病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
1.1.1 让更多的人了解尘肺病 |
1.1.2 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的重视 |
1.1.3 完善安全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
1.2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1.3 研究思路及预期结果 |
第二章 我国尘肺病的历史及现状 |
2.1 我国尘肺病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
2.1.1 建国初期尘肺病高发阶段 |
2.1.2 计划经济时期有效控制阶段 |
2.1.3 转轨时期尘肺病人数再度上升阶段 |
2.2 目前我国尘肺病的现状 |
2.2.1 我国尘肺病发病的特点及趋势 |
2.2.1.1 尘肺病例数占总报告例数的比例最大 |
2.2.1.2 尘肺病发病工龄缩短,速发型尘肺病例逐渐增多 |
2.2.1.3 群发性尘肺病时有发生 |
2.2.1.4 尘肺病危害呈现转移的趋势 |
2.2.1.5 尘肺病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 |
2.2.1.6 尘肺病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 |
2.2.1.7 尘肺病受害群体主要为农民工 |
2.2.2 煤矿尘肺病发病情况十分严重 |
2.3 尘肺病防治的规划 |
2.3.1 ILO/WHO 全球消除矽肺规划 |
2.3.1.1 ILO/WHO 全球消除矽肺的国际规划 |
2.3.1.2 针对ILO/WHO 全球消除矽肺的我国规划 |
2.3.2 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 年)强化尘肺病防治 |
2.3.3 我国九成煤企没有职业病防治规划 |
第三章 尘肺病的社会影响 |
3.1 尘肺病使打工者因病返贫 |
3.2 尘肺病导致用工荒 |
3.3 尘肺病会造成贸易壁垒 |
第四章 我国尘肺病造成的经济损失分析 |
4.1 我国尘肺病经济损失构成 |
4.2 我国尘肺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
4.2.1 尘肺病分期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 |
4.2.2 直接经济损失中各部分的计算 |
4.2.2.1 医疗费 |
4.2.2.2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
4.2.2.3 伤残津贴 |
4.2.2.4 丧葬补助金 |
4.2.2.5 供养亲属抚恤金 |
4.2.2.6 生活护理费 |
4.2.2.7 伙食补助费 |
4.2.2.8 交通费 |
4.2.3 直接经济损失的分析 |
4.3 我国尘肺病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 |
4.3.1 间接经济损失中各部分的计算 |
4.3.1.1 社会生产力损失 |
4.3.1.2 职工培训费用 |
4.3.1.3 陪护家属交通费 |
4.3.1.4 陪护家属社会生产力损失 |
4.3.1.5 停产、减产损失价值 |
4.3.2 间接经济损失的分析 |
4.3.3 人均一生社会生产力损失 |
4.3.3.1 伤残调整生命年法(DALY) |
4.3.3.2 计算DALY 的基本公式 |
4.3.3.3 用DALY 计算人均一生社会生产力损失 |
4.4 我国尘肺病造成的总损失 |
4.4.1 直、间经济损失汇总 |
4.4.2 总损失分析 |
第五章 尘肺病防治的政策及措施 |
5.1 建立强制性尘肺病基金制度 |
5.2 建立尘肺病社会救助基金 |
5.3 加大尘肺病防治的投入 |
5.3.1 建立高素质高效能的现代化职业卫生监督机构和监督队伍 |
5.3.2 加强尘肺病防治的宣传培训 |
5.3.3 加大粉尘防治研究的投入 |
5.4 加大对违法单位的处罚力度 |
5.5 建立更有效的强制性工伤保险费收缴机制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4)中国煤矿企业安全管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拟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第二节 事故致因理论的演进及启示 |
第三节 政府管制概念的界定与理论丛林 |
第四节 产权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 |
第二章 中国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基本状况 |
第一节 中国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历史 |
第二节 中国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现状 |
第三节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国际比较 |
第三章 中国煤矿企业伤亡事故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伤亡事故原因的分析原理 |
第二节 煤矿企业伤亡事故的直接原因分析 |
第三节 煤矿企业伤亡事故的间接原因分析 |
第四章 外控体系:中国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政府管制的依据和体系.. |
第一节 政府管制与市场失灵 |
第二节 企业安全生产政府管制的依据 |
第三节 中国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政府管制的体系 |
第五章 外控体系:中国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政府管制的内容 |
第一节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政府管制的事前控制环节—市场准入 |
第二节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政府管制的事中控制环节—日常监察 |
第三节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政府管制的事后控制环节—事故追究 |
第四节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政府管制的博弈分析 |
第六章 内控体系:中国煤矿企业内部安全管理 |
第一节 煤矿企业加强内部安全管理的必要 |
第二节 煤矿企业内部安全管理的支持体系分析 |
第三节 煤矿企业内部安全管理的保证体系分析 |
第七章 中国煤矿企业安全管理的执行力分析 |
第一节 执行力概念的提出与煤矿企业安全管理 |
第二节 中国煤矿企业的人员素质 |
第三节 中国煤矿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 |
结论和建议 |
参 考 文 献 |
后 记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使用授权说明 |
中文详细摘要 |
(5)转型期“农民工”群体媒介再现的社会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文献综述 |
(一) 大众媒介对“农民工”群体的再现 |
(二) 打工群体的发声与自我建构 |
(三) 打工群体的媒介参与行动 |
(四) 对现有文献的小结 |
三、 理论框架 |
(一) 媒介再现 |
(二) 架构分析 |
(三) 传播政治经济学 |
(四) 社会史 |
四、 研究方案 |
(一) 关于研究材料 |
(二) 关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农民工”身份的媒介建构及其历史变迁 |
一、 媒介对“农民工”建构的历史变迁 |
(一) “进城农民” |
(二) 盲流 |
(三) 农民工 |
(四) 打工者、打工仔、打工妹、外来工 |
二、 打工群体对自身社会身份的想象与建构 |
(一) 碎片化自我认同 |
(二) 身份的特质 |
(三) 对外界命名的不同回应 |
三、 媒介、“农民工”群体与身份政治 |
(一) 媒介与身份政治 |
(二) 行动者与身份 |
(三) 小结 |
第二章 “农民工”工资议题的媒介再现及历史变迁 |
一、 媒介再现“农民工”工资议题的框架及其历史变化 |
(一) 1978 年—1988 年:“农民工”工资议题尚未成为报道主题 |
(二) 1989 年-1998 年:侧面涉及工资议题 |
(三) 1999 年至今:工资议题成为重要的媒介议题 |
二、 打工群体对工资议题的建构 |
(一) 打工文艺作品中的工资议题 |
(二) 劳工刊物中的工资议题 |
三、 打工群体在工资议题方面的行动案例 |
(一) 打工者个体在工资议题方面的媒介参与 |
(二) 劳工组织在工资议题方面的媒介参与 |
(三) 小结 |
第三章 “农民工”职业安全议题的媒介再现及历史变迁 |
一、 媒介再现“农民工”职业安全议题的框架及其历史变迁 |
(一) 1988 年之前:被忽视的“农民工”职业安全议题 |
(二) 1989 年-2000 年:“农民工”职业安全议题的侧面再现 |
(三) 2001 年至今:媒介开始正面再现“农民工”职业安全议题 |
二、 打工群体对职业安全议题的建构 |
(一) 打工文艺作品中的职业安全议题 |
(二) 劳工刊物中的职业安全议题 |
三、 打工群体在职业安全议题方面的行动案例 |
(一) 意识觉醒行动:集体创作音乐工作坊 |
(二) 通过大众媒介推动变革:“大爱清尘” |
(三) 小结 |
第四章 “农民工”子女教育议题的媒介再现及历史变迁 |
一、 媒介再现“农民工”子女教育议题的框架及其历史变迁 |
(一) 2000 年之前:“碎片化”的打工子女教育议题 |
(二) 2001 年至今:多方博弈的打工子女教育议题 |
二、 打工群体对打工子女教育议题的建构 |
(一) 打工文艺作品中的打工子女教育议题 |
(二) 劳工刊物中的打工子女教育议题 |
三、 打工群体在打工子女教育议题方面的行动案例 |
第五章 “农民工”居住议题的媒介再现及历史变迁 |
一、 媒介再现“农民工”居住议题的框架及其历史变化 |
(一) 2000 年之前:被污名化的打工群体居住议题 |
(二) 2001 年至今:多重框架中的打工者居住议题 |
二、 打工群体对居住议题的建构 |
(一) 打工文艺作品中的居住议题 |
(二) 劳工刊物中的居住议题 |
三、 打工群体在居住议题方面的行动案例 |
结论与讨论 |
一、 主要结论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大众媒介对“农民工”群体的再现及其历史变迁 |
(二) 打工群体的自我建构及其与大众媒介再现的异同 |
(三) 打工群体的媒介参与及其社会效果 |
二、 “想象的异乡人”:作为文化建构的媒介再现与身份政治 |
三、 转型社会“公共领域”的运行逻辑 |
四、 对另类媒介的再定义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主要样本来源 |
附录二 媒介批评案例 |
附录三 《一样的雨水——有感于北京朝阳区关停打工子弟学校》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6)2006-2012年大连市职业病发病情况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材料和方法 |
1.数据来源 |
2.诊断标准 |
3.统计分析 |
结果 |
1.大连市职业病发病的动态变化 |
2.职业病发病病种构成 |
3.职业病发病性别构成 |
4.职业病发病行业成 |
5.常见职业病发病企业分布 |
6.尘肺病及职业中毒 |
讨论 |
1.大连市职业病发病趋势及随经济发展变化 |
2.职业病发病行业类别性别构成 |
3.职业病发病企业特点 |
4.职业病防治措施建议 |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中国职业安全规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问题的提出 |
0.2 研究的意义 |
0.3 研究的方法 |
0.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0.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1 职业安全规制理论综述 |
1.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1.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2 职业安全规制的经济学分析 |
2.1 信息不对称下的职业安全规制 |
2.2 政府、企业职业安全规制的博弈行为分析 |
2.2.1 没有合谋的规制博弈分析 |
2.2.2 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规制俘虏模型分析 |
2.3 企业、劳动者职业安全规制的博弈行为分析 |
2.3.1 劳动者与企业地位不对称对职业安全规制的影响 |
2.3.2 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与劳资双方博弈 |
2.3.3 不对称信息下劳资双方博弈 |
2.4 不完全信息下的职业安全与工伤保险 |
2.4.1 理论模型 |
2.4.2 模型求解 |
3 中国职业安全规制的现状、问题与成因 |
3.1 职业安全规制体制变迁 |
3.1.1 职业安全规制体制初创时期(1949-1965) |
3.1.2 职业安全规制体制停滞发展时期(1966-1977) |
3.1.3 职业安全规制体制复苏与重新发展时期(1978-1991) |
3.1.4 职业安全规制体制发展改进时期(1992 年至今) |
3.2 职业安全现状 |
3.2.1 职业安全状况概述 |
3.2.2 职业安全事故与职业病现状 |
3.2.3 特殊群体职业安全现状 |
3.3 职业安全规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3.3.1 职业安全规制法律法规不健全 |
3.3.2 职业安全规制中政府行政不作为 |
3.3.3 私营企业职业安全管理不力 |
3.3.4 工会组织维权乏力 |
3.3.5 工伤保险制度不完善 |
3.4 职业安全规制问题成因 |
3.4.1 规制主体之间分工不明确、职能分散 |
3.4.2 规制机构执法资源有限,执法力度不强 |
3.4.3 规制者被“俘虏”损害了劳动者权益 |
3.4.4 企业轻视职工生命,安全生产投入不足 |
4 主要发达国家职业安全规制比较与借鉴 |
4.1 发达国家职业安全规制基本状况 |
4.1.1 发达国家职业安全规制背景 |
4.1.2 发达国家职业安全规制主要模式 |
4.2 发达国家职业安全规制的法律体系 |
4.2.1 英国与美国职业安全规制的法律法规体系 |
4.2.2 绩效导向型与描述型法规体系的比较 |
4.3 发达国家职业安全规制体制 |
4.3.1 职业安全机构设置及其权责 |
4.3.2 政府的执法监管 |
4.4 发达国家工伤事故保险制度 |
4.5 发达国家职业安全规制的经验与借鉴 |
4.5.1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职业安全规制的前提与基础 |
4.5.2 严格执法是遏制伤亡事故、提高规制效果的关键 |
4.5.3 建立相对独立、专业化的规制机构 |
4.5.4 根据本国国情合理确定职业安全规制的侧重点 |
4.5.5 完善的工伤保险机制 |
4.5.6 注重培训教育,提高劳动者职业素质 |
5 深化中国职业安全规制改革的主要对策 |
5.1 完善职业安全立法,加大处罚力度 |
5.2 建立独立规制机构,提高规制效果 |
5.3 强化工会力量,建立三方平等的利益协调机制 |
5.4 加大安全生产投入,保障企业安全生产 |
5.5 尽可能为劳动者提供充分的信息与职业安全培训 |
5.6 完善工伤保险制度,把职业安全规制与工伤保险有机结合 |
5.7 建立社会监督体系,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8)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国家的规制与农民的回应 |
一、缘起:正视“熟悉的陌生人” |
二、意义:农民与国家的现代化 |
三、文献综述 |
(一) 公民权 |
(二) 农民公民权 |
(三) 农民工公民权 |
(四) 问题的根源 |
(五) 解决之道 |
四、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一) 理论方法 |
(二) 实证方法 |
第二章 不屈的抗争:包产到户的实现与自由身份的获得 |
一、弱者的武器:农民“反行为” |
二、把颠倒的颠倒过来:包产到户的顽强回归 |
三、人民公社的废除和农民自由身份的初步恢复 |
第三章 遏制与突破:农民工流动大潮的形成 |
一、改革开放前农民工政策的演进 |
二、改革开放后民工潮的兴起 |
(一) 清退“盲流” |
(二) 离土不离乡 |
(三) 离土又离乡 |
(四) 阻遏中的前行 |
(五) 拐点:孙志刚事件与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 |
第四章 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与“非完整公民”身份 |
一、农民工的贡献 |
二、“非完整公民”身份 |
(一) 政治权利 |
(二) 经济权利 |
(三) 社会权利 |
第五章 抗争的新趋势——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
一、无望弃世与消极抗争:富士康跳楼事件剖析 |
(一) 恐怖的“十连跳”与“富士康”代工王国 |
(二) 泰勒制流水线下的三重“异化”悲剧 |
(三) 各方回应与富士康后危机时代的“围城困境”解析 |
二、失范性抗争:“砍手党”案例剖析 |
(一) 黑道乡村:砍手党的家族背景 |
(二) 堕落渊薮:砍手党在城市的聚居区 |
(三) 从受辱者到抢劫犯:几位主犯的人生曲线 |
(四) 原因透析 |
三、暴力型集体抗争的典型范本:潮州事件及增城事件 |
(一) 不应发生的“雄起” |
(二) 非典型维权 |
(三) 当地政府对事件的回应与反思 |
四、新生代农民工理性集体抗争:本田罢工样本 |
(一) 劳资理性互动 |
(二) 意义:现行制度框架内的维权样本 |
(三) 标志:新兴产业工人阶级的崛起 |
第六章 合力赋权:农民工公民权实现路径 |
一、宪政赋权:道义的高度与事实的限度 |
二、外力赋权:全球化的力量 |
三、行政赋权:责任与利益的博弈 |
四、市场赋权:权利的现实来源 |
五、社会赋权:成长的力量 |
六、自力赋权:以公民的名义 |
第七章 基本结论 |
附录一:农民工访谈笔记选登 |
附录二:农民工诗人杨成军诗两首 |
附录三:一位农民工的返乡过年日记 |
附录四:农民工问卷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中美安全科学发展“黄金十年”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的目的 |
1.1.3 研究的意义 |
1.2 研究文献回顾 |
1.2.1 对原苏联劳动保护工作借鉴学习阶段 |
1.2.2 对西方国家安全科学比较借鉴阶段 |
1.2.3 中国比较安全学创建探索阶段 |
1.2.4 文献总结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路线和内容 |
1.4.1 研究路线 |
1.4.2 研究内容 |
第二章 中美安全科学发展历史进程 |
2.1 人类安全科学的发展 |
2.1.1 人类安全科学发展概述 |
2.1.2 人类安全科学发展阶段 |
2.2 美国安全科学发展"黄金十年"的由来 |
2.2.1 美国安全科学发展历程和阶段 |
2.2.2 美国安全科学发展"黄金十年"的提出 |
2.3 中国安全科学发展"黄金十年"的由来 |
2.3.1 中国安全科学发展历程和阶段 |
2.3.2 中国安全科学发展"黄金十年"的提出 |
2.4 中美安全科学发展"黄金十年"历程比较分析 |
2.4.1 中美安全科学发展"黄金十年"可比性分析 |
2.4.2 中美安全学科发展"黄金十年"历程对比分析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美安全科研实力与教育发展比较 |
3.1 中美安全科学研究实力对比分析 |
3.1.1 中美安全科研机构比较 |
3.1.2 中美安全类学术期刊比较 |
3.1.3 中美安全科学基础研究比较 |
3.2 中美安全科学高等教育比较 |
3.2.1 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高等教育 |
3.2.2 中国安全工程专业高等教育 |
3.2.3 中美安全科学高等教育比较 |
3.3 中美安全培训与宣传比较 |
3.3.1 中美安全培训概述 |
3.3.2 中美安全工程师制度比较 |
3.3.3 中美安全宣传概述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美安全监管体制比较 |
4.1 安全监管体制概述 |
4.2 中美安全监管机构比较研究 |
4.2.1 美国主要安全监管机构概述 |
4.2.2 中国主要安全监管机构概述 |
4.2.3 中美安全监管机构比较分析 |
4.3 中美安全立法比较研究 |
4.3.1 美国安全立法概述 |
4.3.2 中国安全立法概述 |
4.3.3 中美安全立法比较分析 |
4.4 中美安全标准体系建设 |
4.4.1 美国安全标准化进程 |
4.4.2 中国安全标准化进程 |
4.4.3 中美安全标准体系比较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美安全文化综合比较分析 |
5.1 安全文化概述 |
5.2 中美安全文化发展比较 |
5.2.1 美国安全文化发展概述 |
5.2.2 中国安全文化发展概述 |
5.2.3 中美安全文化发展比较 |
5.3 中美安全文化综合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和展望 |
6.1 结论和展望 |
6.2 研究的创新点 |
6.3 研究存在的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附录3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取得的主要成果 |
(10)农民工职业病防治研究 ——以葫芦岛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农民工职业病防治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当前研究及实践情况 |
(三)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一、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一)相关概念阐述 |
(二)理论基础 |
二、国内外职业病防治发展历程 |
(一)国内职业病防治发展历程 |
(二)国外职业病防治发展历程 |
(三)国外发达国家职业病防治的经验 |
三、葫芦岛市农民工职业病基本情况调查 |
(一)葫芦岛市基本情况 |
(二)农民工个体情况调查 |
(三)企业基本情况调查 |
四、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解析 |
(一)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存在的问题 |
(二)农民工职业病防治所存在问题的原因解析 |
五、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合理化建议 |
(一)切合实际,推动法律体系建设 |
(二)加快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
(三)企业明确自身责任 |
(四)农民工的自我增值 |
(五)社会力量的加入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四、辽宁省一万多人死于尘肺病(论文参考文献)
- [1]2009—2017年凤城市农村地区男性尘肺死亡和早死所致寿命损失的趋势分析及预测研究[J]. 王新宇,田沛茹,伊曼,武惠,孙秋红,时景璞. 职业与健康, 2019(14)
- [2]我国尘肺病的社会经济影响分析研究[D]. 赵庚.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1(08)
- [3]职业病危害及经济损失[J]. 夏维发.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1994(02)
- [4]中国煤矿企业安全管理问题研究[D]. 梁海慧. 辽宁大学, 2006(10)
- [5]转型期“农民工”群体媒介再现的社会史研究[D]. 万小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12)
- [6]2006-2012年大连市职业病发病情况分析[D]. 于洋. 大连医科大学, 2014(12)
- [7]中国职业安全规制改革研究[D]. 王磊. 辽宁大学, 2009(01)
- [8]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D]. 操家齐.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9]中美安全科学发展“黄金十年”比较研究[D]. 钟期进. 中南大学, 2010(02)
- [10]农民工职业病防治研究 ——以葫芦岛市为例[D]. 任飞. 辽宁师范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