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审查党员入党手续所遇到的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论文文献综述)
王哲[1](2020)在《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国立六中的建校过程充满艰辛,是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缩影。国立六中的建校史是一部苦难师生的流亡史,充满浓重的战时色彩。“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学生纷纷涌入关内平津等地,此为流亡学生之嚆矢。迨至“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陷入日军敌手,华北危急,大量中等学校学生南下流亡,迁至后方地区安置。山东部分中等学校师生在教育厅及教职员的带领下,南下迁至河南赊旗镇,成立山东省联合中学(即国立第六中学前身)。在这之后,国立六中先后落脚河南、湖北,后转经陕西,最后到达绵阳,流亡师生们在此度过余下的战时时光。国立六中的建校也是充满生机的历史,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成为学校发展的核心理念。国立六中落户四川绵阳之后,开始其战时教育新阶段。以国立六中为代表的国立中学团体确立起校务会议决策机制,学校教职员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到国立中学的管理过程中。国立六中的教职员在战前便有密切的联系,或是求学时期的同学关系,或是任职一校或机关的同事关系,或是师生关系。教职员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一个坚实的战前山东教育界团体力量,坚守其教育宗旨。救亡与启蒙,成为国立六中教学中的两个主要特点。在教学活动中,我们看到以民族国家复兴为主流叙事的附加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过程中,教职员所强调的民族危亡意识。与此同时,启蒙课程和教育并未缺失。教员在课程中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冶于一炉,而难解难分。学生仍然能够在贷金中保证其人格上的独立,而担负其工作后的偿还责任。贷金意在培育人才,不失国家保育人才之美意,非为养成徒劳寄生之辈。学校为保障学生享受贷金之利而与教育部几番博弈,试图为学生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学校成为保障师生利益的法团,而向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在医疗活动中,国家强调学生身体的健康,是以为国效劳为目的,强调对于学生身体的规训和使用。健康的体魄与国家的强盛结合起来,身体成为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与国家的目的不同,国立六中教职员关注学生身体各方面,尽量保障学生的生活和健康。六中强调对于乡梓父老请托和诺言的践行,是出于一种为人父母的感同身受。国立六中教员既是学生求学路上的指路明灯,又是他们生活上的保姆。在国立六中所藏图书中,既藏有有关党化教育的著作,也收藏其他类型的著作。国立六中师生阅读世界之丰富,而这种多元开放自由的阅读条件,开阔师生眼界,有利于其自由主义品格的养成。在国立六中的校园纪念日活动中,学校当局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纪念日秩序的遵循和安排,将政治纪念活动楔入学校教育秩序之中,这也是意识形态教育活动中的一部分。在国立六中的纪念实践中,校园虽然有相关的纪念活动,但与社会上的纪念相比,其纪念日数目、纪念活动范围等规模都大大缩小。教育对于政治侵入存在一定抵制,而强调其相对独立自主的自由主义教育空间。此外,从党团冲突和学生参军等问题上看到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夹杂在党团、民族大义问题之中。教育支配党团和党团支配教育之间的冲突,学生往往成为这些冲突的牺牲品而被推到前台,其背后是行政当局与党团代表之间的利益博弈。抗战时期,中学生是参军的主力,而研究一直受到忽略。与以往对于抗战时期学生参军的颂扬不同,从国立六中学生参军活动中看到,参军成为部分贫穷学生的出路所在,有助于纾解其所面对的困境。国立六中的生存和发展与地方社会密切相关,国立六中在遵照国家政策而带动地方教育复兴的同时,也在服务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寻求生存空间。国立六中因其国立身份,既是地方教育发展的引擎,又成为拦阻与地方社会融合的隔断。国立六中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地方社会原有的自治秩序,而呼求新的管理方式的出现。在一些经济利益上,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产生角逐。面对民族国家要求与自身秉持的自由主义教育之间的冲突,国立六中是民族危机下孕育出的产物,但在其内核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国立六中面对强势国家意志的管制,并没有展开激烈的对抗,而是将国家的意志创造性的转化成其发展的资源和凭借。民族主义的确进入国立六中,但已不再是原有的状态,而是得到消解。战前,山东教育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培育起一批秉持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教职员群体,这一群体成为战时国立六中教职员群体的基干力量。在国立六中教职员的保育之下,自由主义之花并未夭折,反得欣欣向荣之象。国立六中在抗战时期培育几千名学生,有很多学生成长为各行业的优秀人才,为海峡两岸的发展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郑旗[2](2013)在《1912-1931年国民党湖南省级党组织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学术界对于国民党在地方层级的党务活动、政治运作以及与地域社会的互动关系关注较少,可以说是国民党党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这一环节恰恰是理解和认识国民党整体状况的重要切入点和基础。因而本文选择1912-1931年之间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充分利用馆藏档案、报刊、地方史志等史料的基础之上,对于这一时段内国民党在湖南省的兴起和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考察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组织建设、宣传、训练等各项党务活动的开展,展示出自1912年以来直至1931年期间国民党在湖南省内的实际运作状况,从而比较完整的描绘出国民党省级党务组织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不同时期党务转型的大致脉络,同时还对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一些相关的重要问题如党政关系、党内纷争以及国共双方的异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在论述过程中,既关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如何治党的一面,又关注国民党的党治体制如何透过省党部的实际运作植根于湖南地域社会的一面,将治党与党治相结合,通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这一个案研究,以探求国民党在基层党务政治运作中的实态和局限性,从而引发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对历史上的国民党能有一个更为客观明晰的认识和了解。大体来讲,本文的主要内容除了绪论和结语之外,主体部分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从前卫革命党到激进议会政党,主要考察了国民党湖南支部源流以及相关活动,辛亥之后,原同盟会湖南分会奉令联合湘省其他党派组建了国民党湖南支部,该支部成立之后,即筹划民初的第一次国会及地方议会选举事务,并通过创办报刊关注湖南地方建设事业和边疆危局,在二次革命期间,该支部还着力进行反袁斗争;第二章,名实不符——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重点论述了“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在湖南重建党务组织的历程,国共合作在湖南的建立以及国民党湖南省一大、二大的召开,并对湖南国共合作进行重新的思考和评价。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一方面推进湘省的党务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发动和开展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商民运动。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民党湖南省党组织,基本上是在中共的协助和包办之下得以建立,名为国民党,实际上却蕴含着中共的思想和色彩,名实不符是这一时期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基本特征。第三章调整过渡时期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国共分裂之后,在后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一度陷于混乱和动荡之中,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党务指导委员会相继建立,在厉行清党的同时,也致力于党务的改组和重建工作,由于经费不足、内部纷争、战乱频发,一直未能建立正式的省党部,直到1931年秋,国民党湖南省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的召开,方选举成立了正式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四章则在上述各章论述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段内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重建和发展历程中相关的一些重要性问题进行探讨,主要涉及国共两党在组织路线、党员训练、党纪、党务经费、党军关系以及青年组织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国民党湖南省各级党组织与相应的地方政府之间所形成的党政关系问题以及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所属下级党部之间所存在的党内纷争问题。
孙延青[3](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刘树芳[4](2013)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形态研究》文中提出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建立的第一块敌后根据地,是坚持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而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发展等,都离不开有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的中国共产党。近年来,虽然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对于边区中共党组织的研究,除了一些在传统革命史叙事模式之下的重视党组织机构沿革和人事变动的“区域”组织史外,对边区党组织运行实态,尤其是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实态研究,迄今仍未见有成果发表。鉴于此,与以往边区党的组织史研究侧重组织沿革和制度条文而忽视实际运作不同,本文在掌握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将研究重点转向党组织的实践和实际运行层面。通过爬梳边区基层各级党组织的有关档案资料,运用历史学,并借鉴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重点探讨晋察冀边区乡村党组织的规模、党员群体、干部群体、党群关系等实际状况,及其乡村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深入揭示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作为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验场和新中国的雏形的内在发展逻辑,并从中概括出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领导军民进行抗日斗争和边区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中国乡村党组织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论文共分导论、主体和结论三部分,其中主体部分凡五章,每章间存在相互交织、互相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论文第一章介绍了抗日战争前边区乡村环境,并追溯了抗战前党组织的运行状况。第二章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在边区乡村党组织的重构中党员组织规模的扩大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党组织的调整和巩固。第三章从乡村党员的社会构成、身份构成和支部教育方面,分析了党员群体的基本状况,说明边区党组织确立了以乡村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基础,但这并不必然建基于党组织所期望的党员素质和乡村农民现实利益的满足上。第四章以乡村干部群体为对象,从乡村干部群体的社会成份、任用与流动、纪律执行和工作效能的角度,探讨了乡村干部群体的基本形态,分析了党组织的干部政策和路线在实践中矛盾、调整对各项工作的影响。第五章从党组织构建党群关系出发,围绕乡村动员和政权改造及其建立乡村宗教统一战线工作,深入揭示党群密切关系的形成及其内部存在的矛盾、冲突、调适、协商的复杂纠葛,从而揭示出乡村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奠定了以后赢得抗战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社会基础。本文在上述探讨中,没有回避当时中共乡村党组织遇到的各种问题,而是力图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并总结其在当时艰难环境中获取的经验、教训。论文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乡村党组织在建党、建政、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具体实践,尤其是在这些实践中乡村党组织的内外运行网络,深刻影响着未来该区域党组织的建设,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政治架构。此阶段晋察冀边区党组织汲取了此前南方革命和西北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探索、进取,从而使边区党组织的执政实践奠定了人民共和国政治的重要基础。
许翾[5](2018)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部运行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职能机构中,组织部的工作范围最广,角色最重要,地位最稳定,堪称党的职能机构中的“第一部”。组织部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形态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活动方式,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本文接受制度主义和行动者理论视角的启发,研究组织部的产生、发展、运行、特征以及在各种关系中的行动策略,试图理解和分析组织部的突出地位是如何形成与维系的。研究发现,组织部的胜出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强”因素。第一,中国共产党高度组织化类型,特别是长期党指挥枪、党领导政并通过干部实现的体制,使组织部成为唯一兼具组织和动员这两者功能的部门,长期处在结构优势位置;第二,组织部具有积极的部际竞争策略和能力,使组织部保持优势地位。前者主要表现为政党规范对组织部的强有力支持,后者是组织部积极的能动行动。制度环境为组织部的优势地位提供了框架和结构意义上的支持,组织部在过程中的能动行动回应了制度压力,其效果强化了制度环境。这个“双强模式”构成了对组织部的分析理路和研究框架。在强制度支持和强能动行动之下,组织部在面向党员、干部、人才的行动中,比较成功地运用了肯定性激励的策略,建立了庞大的人才队伍,客观上巩固了组织部的地位;组织部在工作过程中形成命令—服从机制、协调—配合机制、反馈—调节机制以及三者的结合,主动强化了程序化、规范化的制度,得以处理复杂的组织问题;组织部妥善处理对上级的关系,保持适当的独立性,以维护部门威信;组织部通过娴熟的政治话语和政治修辞的表达,塑造了部门的鲜明形象,消解了在公众中产生负面印象的危险。此外,组织部还特别注意捕捉党在各个时期面对新挑战的需要,作出灵活的调适,同时不断地扩展工作职能和范围,形成纵深的工作链条,具有很强的自我发展、自我维持能力。组织部保持中心地位是党发挥组织优势的必然要求。组织部面临着多元社会对部门权威的挑战、腐败滋生对部门地位的挑战、刚性制度对部门韧性的挑战等诸多问题,尤其是选人用人不当将成为组织部保持“第一部”的最大隐忧。为此,组织部应平衡好组织动员和保护激励这两个功能,要利用制度规范强化严格的选人程序,重点防止干部产生的源头出现腐败;要重视三个“之家”的建设,细腻而灵活地开展对人的工作,发挥组织部的最大特点和优势;要协调各部门工作,形成组织工作合力;要进一步公开、透明、创新,取得社会支持和公众信任。
禹辉映[6](2019)在《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在探索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性自觉。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的奋斗史,内在地包含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探索史。同历史对话,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及未来走向。新时代做好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工作,就有必要对党管党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以党员及党组织为“生命载体”,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运行机制,所形成的一种总体性或普遍性的发展状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政党为完成自己历史使命而借助一定力量,采取一定的方式方法,以提高党员及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建设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环境为旨归,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健康发展的实践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和学说。回顾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探索实践并非一帆风顺,既有辉煌的成就,也遭遇过一些严重挫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探索发端于党创立时期,这一时期面貌一新的党内政治生态初具雏形;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成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背景,右倾错误对党内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危害,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新道路形成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出了新要求,党在总结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理性自觉,党内政治生态逐步向好;全面抗战时期,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优良党内政治生态基本形成;解放战争时期,党面临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新气象,伴随着一系列有效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做法的实施,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清朗。建国初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新场域。面对建国后党内政治生态出现的新情况、新任务,党采取了一系列建设党内政治生态的新举措,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呈现良性发展的新状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受到损害,党内政治生态风险开始显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党内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危机凸显。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果断措施,党内政治生态重塑成效显著。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随着一系列党的建设措施的实施,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得到修复,政治生态建设成就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清除,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面临严峻挑战,针对党内政治生态问题,党采取了一系列从严管党治党新举措,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正在形成。考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七条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一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二是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三是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四是落实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责任,五是坚持突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六是坚决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和反对腐败,七是健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新时代继续做好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工作,就有必要汲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成功经验,从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工作,在实践中坚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袁松[7](2012)在《富人治村 ——浙中吴镇的权力实践(1996-2011)》文中提出进入后税费时代,“富人治村”已成为乡村治理中的主流模式,这一权力结构变化背后有经济背景、社会基础、制度与政策因素的复杂作用。一方面,税改后的农村基层政治在摆脱了资源汲取的压力之后开始初步民主化,对选举的控制逐渐放开;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剧烈的分化,与此同时国家也在通过大幅下渗公共品资源缓解农村的衰颓。在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进程中,城镇周边农村的超级地租开始出现。新的时代背景下,顺利承接资源、完成土地增值开发、引导农民致富成为农村基层工作的中心任务,基层组织建设中的“双带方针”由是兴起,农村先富能人阶层在地方政府基础性权力不足的情况下成为基层工作达致目标的支柱力量。然而,当由权力主导的巨大利益空间出现之后,村两委选举及人大代表直选便被财富所左右,“贿选”进入相当普遍而难以监管的灰色地带。村庄政治的公共性严重萎缩,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下阶层被排斥出去,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难以实现,规范利益分配的各种制度设计在权力实践中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趋于寡头化。个体的富人出于桑梓情怀回报家乡的类慈善行为并不能代表富人阶层的参政动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投资遵循“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竞争逻辑,而且前提是自身获利更多。虽然他们的投入客观上能使局部地区获得资源,但却以更多地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因为他们所要承接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横亘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寡头结构放大了基层场域中权力-利益网络的“结构洞”效应,从上至下输入农村的资源在流动过程中被大量吸食,且流量愈大吸食愈深,乡村治理发生了内卷化。这与税改前发生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如出一辙,只不过资源流向发生了逆转。所以,如果不能在将乡村社会加以组织的基础上设法以协商民主的政治过程代替权力主体的利益博弈,那么权力-市场的结盟不仅会使国家下渗资源的战略意图落空,还会将经济社会运行带入“转型陷阱”中,停滞、溃烂。
武治发[8](2015)在《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分析与设计》文中指出改革创新信息网络时代下的高职院校学生党建工作方式,实现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管理和教育服务工作的信息化,是提高学生党员队伍的政治素养、整体素质、推动高职院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于提升高职院校的管理和育人水平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党员管理为研究对象,采用软件工程的原理和方法进行系统研究。论文介绍了我院学生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研究背景,讨论了该项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阐述了我院学生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分析设计方法和运用的有关技术,提出了系统的设计目标,阐述了系统的业务需求分析,对学生党员日常管理业务作了深入的分析说明,同时对该系统的业务需求部分、功能需求部分和数据需求部分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描述和设计,本文应用业务流程图的图纸语言方式表达了系统管理、学生党员发展管理、学生党员奖励与处分管理、预备党员转正管理、学生党员基本信息管理、学生党员信息查询与统计管理、党员年度考核管理、党组织关系变动等管理业务,系统的功能需求用数据流图进行了表达,写出了数据字典。在此基础上,论文给出了主要的系统的功能结构图,用结构化方法对各功能逐一进行分析设计,并给出了核心处理流程。实体之间的关系用E-R图进行了详细分析,详细设计出了数据库表。最后,我对论文进行了客观的总结,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如何完善系统的开发进行了展望。
梁丽辉[9](2012)在《新旧更迭中的巨变:建国初期天津工人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初期的革命活动也曾以开展工人运动为主,但大革命失败以后,迫于国内形势,不得不转战农村二十多年。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依靠工人发展生产成为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如何依靠工人?刘少奇提出三个办法:“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过低”,“深入广泛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建国以后,以此方针为指导,共产党开始对工人、对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本文以天津工人为中心,利用档案资料,从社会史研究视角来探讨建国初期共产党是如何组织教育工人,使工人的生产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人又是如何参与这一过程,影响自身变迁的。换言之,本文从工人与共产党互动的角度,探讨工人变迁过程中的主体性参与对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影响,再现工人变迁过程的复杂性与真实性,以及共产党改造社会的艰难与曲折,进而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与伟大。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工人的变迁过程。一、工人的政治生活。工人的政治生活是新中国新工人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共产党教育工人、组织工人的重要举措与成果。通过政治学习、政治运动的开展,工人旧的个人关系网被割裂,新的人际关系、阶级意识形成。通过加入工会、入团入党,工人被组织起来,开始向新政权、共产党靠拢。这就为工人的生产劳动打下了基础。二、工人的生产劳动。工厂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旧的管理制度,工人开始参与工厂管理,这是工人当家作主的一个主要体现,也是工人劳动观念改变、劳动竞赛开展的前提。工人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动时间的调整、劳动保护的加强以及劳动纪律的巩固也为劳动竞赛做铺垫。劳动竞赛的开展是本章的中心。这是新中国新工人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工人拥护共产党、共产党引导工人的主要体现。通过竞赛,工人传统的劳动观念改变,“劳动光荣”成为主流观念。三、工人的物质保障。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是共产党依靠工人发展生产的途径之一。工资收入是工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两次大规模的工资改革与调整,废除了旧的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初步贯彻了“按劳取酬”原则,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福利政策、劳动保险的实施,又间接增加了工人收入,为工人的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四、工人的文体活动。通过识字运动,工人分享受教育的权利,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为政治,为生产服务”的文艺方针使得具有政治色彩的文艺活动成为工人文艺的主流,但传统观念和工人的行动选择又影响着文艺内容与形式的调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工人体育开展的目标与方向,同时,也具有促进生产发展的政治取向。广播体操的开展是全民健身的前奏,工人的接受却经历了一个并不顺畅的过程。五、工人的婚姻家庭。《婚姻法》和《宪法》的颁布实施,为工人婚姻家庭变迁提供了法律依据。通过贯彻婚姻法运动,基本废除了强迫包办、男尊女卑的旧婚姻制度,工人中普遍确立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民主和睦的新型婚姻家庭观念。总而言之,天津工人通过共产党的组织教育,聚拢在共产党的周围,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于生产,使共产党依靠工人发展生产的目标得以实现。同时,工人也经历了新旧更迭中的巨变,成为新中国的新工人。
张彦惠[10](2018)在《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文中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从实践上总结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并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对执政党主动迎接挑战和适应社会变革,实现长期执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非公企业起步早、发展快,非公企业党的建设也开展的比较早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为国家加强非公企业党建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有力的实践依据,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以“历史脉络”为线,以“典型个案”为点,以历史启示和“实践创新经验”为结论,分四个阶段分别考察深圳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概括论述了整个国家对非公企业党建的探索过程。第一阶段,即1979年至1991年,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萌芽期。这个阶段深圳外资企业快速发展,深圳对外资企业党建的认识又分为两个阶段:1979年到1985年,理论探讨在外资企业里开展党组织建设的合法性和必要性;1986年到1991年,从实践上重点在外资企业里开展党组织建设。第二阶段,即1992年至2002年,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探索发展期。十年间,深圳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都迎来了大发展,深圳市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非公企业在党组织建设过程所遇到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解决策略。对外资企业,坚持“业余”、“小型”、“分散”为主,采用机动灵活的弹性制度保证党组织活动的开展;对于股份制企业,坚持按照党章规定,与企业组建同步建立党组织;对个体私营企业,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按照党章规定组建党组织,加强对私营企业主党员的教育和管理。第三阶段,即2002年至2012年,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创新发展期。主要分析深圳在进行二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为国家加强非公企业党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在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的同时,仍然遵循深圳特区一贯的创新路径,在公推直选、定岗定责、双培双推、新社会阶层发展党员、留学归国党员过党组织生活等都进行了试点,继续为全国的党建创新提供参考。第四阶段,即2012年十八大至今,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全面加强期。扩大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面,党组织建设向不断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目标迈进。通过对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发展历程的历史梳理,回顾总结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的经验,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必须坚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加强党建工作相结合;二是必须坚持探索先行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三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挥非公企业主积极性相结合;四是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
二、关于审查党员入党手续所遇到的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审查党员入党手续所遇到的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论文提纲范文)
(1)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第三节 本文框架、创新点及不足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与联校自保:行政运作探析 |
第一节 国立六中流亡简史 |
第二节 国立中学校务会议研究 |
第三节 国立六中行政办事人员考察 |
第四节 国立六中德阳分校裁并问题研究 |
小结 |
第二章 民族情感与教育团体:教职员关系网络研究 |
第一节 同乡: 国立六中教职员的地缘关系 |
第二节 同学: 国立六中教员间关系之一 |
第三节 同事/师生: 国立六中教员间关系之二 |
第四节 同事/师生: 国立六中教员与职员关系 |
小结 |
第三章 启蒙与救亡: 国立六中教学主题探析 |
第一节 国立六中教科书荒及其应对 |
第二节 启蒙教育: 国立六中的人文和科学教育 |
第三节 救亡教育: 国立六中的战时教育色彩 |
小结 |
第四章 贷金、卫生、阅读: 生活史视野下的国立六中师生 |
第一节 国家扶持与人格独立: 贷金与学生生活 |
第二节 为国保育与视若己出: 国立六中师生健康 |
第三节 党化教育与自由阅读: 国立六中阅读世界 |
小结 |
第五章 政治意志与教育实践: 以党团冲突和校园纪念为例 |
第一节 党团冲突与教育统合: “校党团合一 |
第二节 国立六中的中共组织力量 |
第三节 国家纪念与教育秩序: 校园中的纪念日 |
小结 |
第六章 报效国家与纾解困境: 国立六中参军问题研究 |
第一节 抗战时期关于青年学生从军问题的讨论 |
第二节 “从军运动”前的学生参军情况 |
第三节 从军运动的兴起及发展 |
第四节 从军运动的余音 |
小结 |
第七章 国家襁褓与地方引擎: 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 |
第一节 政策管道与文化代表: 地方中的“国家”和“大学” |
第二节 地方引擎: 国立六中与地方教育的发展 |
第三节 挟校自重: 与地方社会的冲突 |
小结 |
结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交缠下的战时教育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1912-1931年国民党湖南省级党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从前卫革命党到激进议会政党 |
1.1 国民党湖南省党组织的源流 |
1.2 民国初年国民党湘支部的组建 |
1.3 国民党湘支部的主要活动 |
1.3.1 创办报刊 |
1.3.2 举办国会及湖南地方议会选举 |
1.3.3 关注湘省事务 |
1.3.4 心忧边患 |
1.3.5 进行“二次革命”,开展反袁斗争 |
1.4 小结 |
第二章 名实不符——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
2.1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重建 |
2.2 国民党湖南省一大、二大 |
2.3 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党部的党务建设及民众运动 |
2.3.1 党务活动 |
2.3.2 农民运动 |
2.3.3 工人运动 |
2.3.4 商民运动 |
2.4 小结 |
第三章 调整过渡时期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
3.1 后国民革命时期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
3.1.1 湖南省救党委员会、湖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 |
3.1.2 湖南省党部改组委员厉行清党及党务重建 |
3.1.2.1 督促各级党部改组及党员登记 |
3.1.2.2 整顿民众运动 |
3.1.2.2.1 农运及农民协会的改组 |
3.1.2.2.2 工运及工会的改组 |
3.1.2.2.3 商民运动及商民协会的改组 |
3.2 训政初始之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 |
3.3 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各项党务活动 |
3.3.1 党务系统的整理与重建 |
3.3.1.1 党员登记 |
3.3.1.2 各级党部的重建及党务审核 |
3.3.1.3 整饬党纪与党员抚恤 |
3.3.1.4 党务经费问题 |
3.3.1.5 党务纠纷及困扰 |
3.3.2 党务宣传工作 |
3.3.2.1 宣传工作概况及直属宣传机关 |
3.3.2.2 各级党部宣传工作指导 |
3.3.2.3 各项宣传工作的运作 |
3.3.3 指导全省党务及民众训练 |
3.3.3.1 党员训练 |
3.3.3.2 党义教育 |
3.3.3.3 民众训练 |
3.3.3.4 童子军训育 |
3.3.3.5 湖南全省训练会 |
3.4 国民党湖南省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 |
3.5 小结 |
第四章 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 |
4.1 湖南国共两党之比较 |
4.1.1 两党组织问题的比较 |
4.1.2 党员训练及党纪问题 |
4.1.3 青年组织问题 |
4.1.4 党务经费问题 |
4.1.5 巡视制度 |
4.1.6 党与军队关系问题 |
4.2 党政关系 |
4.3 党内派系纷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3)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7.5 镇压反革命 |
第8章 “支前征粮”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第9章 “双减反霸”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12.1 建政特点 |
12.2 历史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 关于中共组织史的研究 |
(二) 关于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党组织的研究 |
三、主要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 |
(一) 主要研究方法 |
(二) 研究视角 |
四、文献说明 |
五、相关概念的界说 |
第一章 乡村环境与抗战前的中共党组织实态 |
第一节 抗战前乡村环境 |
1.1.1 自然环境 |
1.1.2 社会环境 |
第二节 抗战前的组织状况 |
1.2.1 中共基层组织建立和发展概况 |
1.2.2 党员群体及其构成 |
1.2.3 农民、党与地方社会 |
第二章 战争与党:中共乡村党组织重构 |
第一节 不断变动的晋察冀边区 |
第二节 党组织的大发展 |
2.2.1 党组织的发展与重建 |
2.2.2 新党员的吸纳 |
第三节 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 |
2.3.1 组织初步调整与巩固 |
2.3.2 组织的进一步调整 |
2.3.3 组织的全面巩固 |
2.3.4 整风与组织建设 |
第三章 乡村党员群体的社会形态 |
第一节 党员社会构成 |
3.1.1 党员群体的阶级构成 |
3.1.2 农民入党的动力分析 |
第二节 党员社会身份构成 |
3.2.1 性别构成 |
3.2.2 年龄构成 |
3.2.3 受教育水平 |
3.2.4 党员职业 |
第三节 支部教育 |
3.3.1 乡村支部的取民就广及其问题 |
3.3.2 支部教育的范例 |
第四章 乡村干部群体的社会形态 |
第一节 干部群体规模和社会构成 |
4.1.1 干部队伍的建立与发展 |
4.1.2 社会成份构成 |
4.1.3 社会身份构成 |
第二节 干部群体的控制与工作效能 |
4.2.1 干部任用与流动 |
4.2.2 组织纪律的执行 |
4.2.3 乡村干部工作效能 |
第五章 形势变动中的党群关系 |
第一节 乡村动员运动中的党群关系 |
5.1.1 乡村动员运动的兴起: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活动 |
5.1.2 组织起来:乡村动员运动的巩固 |
5.1.3 乡村动员运动的深化 |
5.1.4 大生产运动中乡村动员的新发展 |
第二节 政权改造中的党群关系 |
5.2.1 村选运动中的党群关系 |
5.2.2 “三三制”实施中的党群关系 |
第三节 武装动员中的党群关系 |
第四节 乡村宗教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 |
5.4.1 打击伪红枪会组织 |
5.4.2 争取天主教会 |
5.4.3 团结佛教会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表附录 |
图附录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中国共产党组织部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及其意义 |
1.1.1 组织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 |
1.1.2 组织部的国际比较 |
1.1.3 组织部为什么能成为“第一部”? |
1.1.4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中央组织部对自身的工作研究 |
1.2.2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1.2.3 关于组织部的研究 |
1.3 问题与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2. 建党时期的中央组织部 |
2.1 中央组织部成立的主要目的 |
2.1.1 组织群众的需要 |
2.1.2 发展壮大党员队伍的需要 |
2.1.3 指导工农运动的需要 |
2.1.4 国共合作的因素 |
2.2 早期中央组织部的主要工作 |
2.2.1 筹备党的“四大” |
2.2.2 提出组织工作思路 |
2.2.3 促进中央集权 |
2.2.4 制定交通办法 |
2.2.5 统计党员和组织情况 |
2.2.6 指导各地活动,分配人才 |
2.3 中央组织部的主要特征 |
2.3.1 与吏部相比 |
2.3.2 与苏共组织部相比 |
2.3.3 与后来的组织部相比 |
3. 组织部的发展和演变 |
3.1 1924-1949年的组织部 |
3.1.1 初期的探索与周折(1924-1928) |
3.1.2 工作起色(1928—1937) |
3.1.3 趋向成熟(1937-1949) |
3.2 1949—1978年的组织部 |
3.2.1 建国初期的工作(1949—1954) |
3.2.2 工作对象的拓展(1954—1966) |
3.2.3 “文革”时期的组织部(1966—1977) |
3.3 改革开放时期的组织部 |
3.3.1 落实干部政策(1977—1989) |
3.3.2 大规模地教育和培训干部(1989—2002) |
3.3.3 聚天下英才(2002-2012) |
4. 政治动员与有效组织 |
4.1 组织部面向干部的行动 |
4.1.1 对干部的认识 |
4.1.2 干部的选任 |
4.1.3 组织部的干部工作策略 |
4.2 组织部面向党员的行动 |
4.2.1 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动员 |
4.2.2 以党支部为基础的组织扩展 |
4.2.3 “先进分子”标准与思想政治教育 |
4.2.4 对党员的激励 |
5. 内部协调和运行机制 |
5.1 组织部职权分配和工作体系 |
5.1.1 中组部主要的职能机构 |
5.1.2 组织部门工作体系 |
5.2 主要工作准则 |
5.2.1 讲政治 |
5.2.2 服从纪律 |
5.3 决策和运行 |
5.3.1 组织网络 |
5.3.2 决策程序 |
5.3.3 调研机制 |
5.3.4 先行试验 |
5.3.5 执行过程的调节 |
6. 组织部处理对上关系策略 |
6.1 组织部的对上依附性 |
6.1.1 机构的撤销—领导机关对组织部进行控制的最严重表现 |
6.1.2 制度的规定—领导机关对组织部进行控制的基本保障 |
6.1.3 主导干部路线—领导机关对组织部进行控制的主要动机 |
6.1.4 强化中央集权—领导机关对组织部进行控制的一般结果 |
6.2 组织部的独立性 |
6.2.1 独立性的保持 |
6.2.2 确立独立性的挑战 |
7. 组织部的外部关系及部际竞争 |
7.1 主要联系机构 |
7.1.1 办公厅 |
7.1.2 宣传部 |
7.1.3 统战部 |
7.1.4 中纪委机关 |
7.2 主要协调事项 |
7.2.1 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
7.2.2 党内教育实践活动 |
7.2.3 人才工作 |
7.2.4 扶贫济困 |
7.3 协调工作特点 |
7.4 部际竞争 |
7.4.1 组织部职能的扩大 |
7.4.2 组织部所处的竞争地位 |
7.4.3 三个“之家”建设 |
8. 组织部的反污名化策略 |
8.1 模范部门 |
8.1.1 各方对组织部的期许 |
8.1.2 组织部建设模范部门的努力 |
8.2 声望制度 |
8.2.1 政治机关:巩固中心地位 |
8.2.2 规章制度:建立共识观念 |
8.2.3 组织部长:部门象征 |
8.3 走出神秘 |
8.3.1 组织部的秘密工作的传统 |
8.3.2 组织部走出神秘的努力 |
8.3.3 成效 |
9. 超越惯性的努力 |
9.1 人才行动:结构上的跨越 |
9.1.1 建国前后对知识分子工作的认识 |
9.1.2 改革开放以来的知识分子工作 |
9.2 “资本家”入党及组织建设创新 |
9.2.1 “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
9.2.2 转变态度 |
9.2.3 试点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
9.2.4 积极开展新社会阶层中的党建工作 |
10. 结语 |
10.1 组织部运行的“双强模式” |
10.2 新时期组织部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 |
10.3 组织部能动不足的隐忧 |
10.4 新的建设策略 |
参考文献 |
英文文献 |
中文文献 |
附录: 相关调研分析 |
作者简历 |
(6)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及内容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
第一章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理论阐释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及其结构特征 |
一、政治生态的概念界说 |
二、党内政治生态的内涵 |
三、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结构 |
四、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特征 |
第二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内涵及逻辑架构 |
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内涵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 |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客体 |
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动力 |
五、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目标 |
第三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恩格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二、列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探索 |
一、党创立时期的特点及其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内容 |
三、面貌一新的党内政治生态初具雏形 |
第二节 大革命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实践 |
一、国共合作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新背景 |
二、右倾错误对党内政治生态的严重危害 |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具体行动 |
第三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自觉 |
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要求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性自觉 |
三、党内政治生态逐步向好 |
第四节 全面抗战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深入展开 |
一、全面抗战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形势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深入展开的主要手段 |
三、优良党内政治生态基本形成 |
第五节 解放战争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持续推进 |
一、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党内政治生态的新气象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持续推进的新做法 |
三、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清朗 |
第三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积极实践 |
一、执政党新的历史方位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新场域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做法 |
三、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呈现良性发展新局面 |
第二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遭遇挫折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征程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遭遇挫折的缘由 |
三、党内政治生态风险开始显现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态遭受严重破坏 |
一、极“左”路线与党内特殊的政治环境 |
二、党内政治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的原因 |
三、党内政治生态危机凸显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 |
第一节 改革开放起步和全面展开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塑 |
一、改革开放与党内政治生态重塑面临的新任务 |
二、党内政治生态重塑的主要举措 |
三、党内政治生态重塑成效显著 |
第二节 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修复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与党内政治生态修复的新挑战 |
二、党内政治生态修复的主要措施 |
三、党内政治生态修复的主要成就 |
第三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新阶段 |
二、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内容 |
三、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成就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进展 |
第一节 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严峻挑战 |
一、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的严重侵蚀 |
二、“七个有之”问题对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的严重破坏 |
三、庸俗腐朽政治文化的污染 |
四、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恶劣影响 |
五、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的考验 |
第二节 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战略举措 |
一、以“严紧硬”替代“宽松软” |
二、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 |
三、打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组合拳” |
第三节 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创新 |
一、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 |
二、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
三、加强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修养” |
四、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
五、“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六、“抓住建章立制”及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和规定” |
第六章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 |
第一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 |
一、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
二、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 |
三、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
四、坚持突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 |
五、落实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责任 |
六、坚决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和反对腐败 |
七、健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 |
第二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当代启示 |
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事关党的生死存亡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综合施策协同推进 |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主持的科研项目 |
后记 |
(7)富人治村 ——浙中吴镇的权力实践(1996-201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问题意识 |
1.2 文献梳理 |
1.3 研究设计 |
2 分化与疏离:吴镇的经济社会形态 |
2.1 田野概况:梯度的非农化 |
2.2 社区记忆:家族的弱关联 |
2.3 社会分层:权力的日常化 |
3 富人主政:选举产生的村庄权力格局 |
3.1 村委会选举:选票的升值 |
3.2 农村基层党建:新党员的富人化 |
3.3 人大代表选举:巨富的游戏 |
4 地利之争: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政治 |
4.1 利益构成:嵌入城镇空间的宅基地开发 |
4.2 行动策略:失地农民安置的场域化演绎 |
4.3 博弈结果:富人担纲的必然性 |
5 场域的定型:乡村治理中的权力互构 |
5.1 村级治理:公共性的萎缩 |
5.2 乡村关系:控制还是交换? |
5.3 个案考察:参政动机分析 |
6 结论 |
6.1 内容总结:寡头定理——利益密集型农村的权力结构化 |
6.2 政策反思:乡村治理往何处去? |
6.3 理论发现:权力的利益网络与乡村场域的结构洞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1 吴陵镇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细则 |
附录 2 承诺书样本 |
附录 3 越州市委组织部关于两推一选制度的工作总结 |
附录 4 关于切实解决农村多年不发展党员问题的意见 |
附录 5 关于印发《吴陵镇解决农村多年不发展党员问题工作责任制》的通知 |
附录 6 关于建立 2009 年度解决农村多年未发展党员问题镇(街道)领导联系点制度的通知 |
附录 7 越州市委组织部关于基层党建工作的调研报告 |
附录 8 越州市城乡新社区建设实施办法 |
附录 9 关于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实施意见 |
附录 10 关于要求批准吴陵镇岭村社区建设实施细则及补充规定的批复 |
附录 11 两封与旧村改造有关的上访信 |
附录 12 越州市村级干部基本报酬考核办法 |
附录 13 吴陵镇村(居)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制度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作品 |
致谢 |
(8)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分析与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系统的研究背景 |
1.2 系统开发的迫切性 |
1.3 系统开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1.4 国内外开发与应用现状 |
1.5 相关技术介绍 |
1.6 论文的主要工作 |
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 |
2.1 业务描述 |
2.1.1 学生党建组织机构介绍 |
2.1.2 管理业务描述 |
2.2 业务需求分析 |
2.2.1 角色分析 |
2.2.2 业务流程分析 |
2.3 数据流程分析 |
2.3.1 顶层数据流图 |
2.3.2 一层数据流分析 |
2.3.3 二层数据流分析 |
2.4 数据字典 |
2.5 系统非功能性需求 |
第三章 系统设计 |
3.1 系统总体设计 |
3.2 系统功能设计 |
3.2.1 学生党员基本信息管理 |
3.2.2 学生党员发展管理 |
3.2.3 学生党员组织关系变动管理 |
3.2.4 学生党员奖励与处分管理 |
3.2.5 学生党员年度考核管理 |
3.2.6 查询与统计管理 |
3.2.7 系统管理 |
3.3 数据库设计 |
3.3.1 数据库概念设计 |
3.3.2 数据库表设计 |
第四章 系统的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新旧更迭中的巨变:建国初期天津工人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概念界定 |
四、写作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工人的政治生活 |
第一节 工人的政治学习 |
2.1.1 工人的政治启蒙学习 |
2.1.2 工人的系统政治学习 |
2.1.3 工人政治学习的成效 |
第二节 工人的政治运动——以抗美援朝为例 |
2.2.1 工人对抗美援朝的态度 |
2.2.2 共产党对工人的宣传动员 |
2.2.3 工人对抗美援朝态度的转变 |
第三节 工人的工会组织 |
2.3.1 解放前天津工会组织概况 |
2.3.2 解放后工会职能的转变 |
2.3.3 入会与退会:工人应对工会转型 |
第四节 工人的党团组织 |
2.4.1 解放前天津共产党组织发展概况 |
2.4.2 解放后天津工厂中党组织的公开 |
2.4.3 工人党团组织的发展 |
第三章 工人的生产劳动 |
第一节 工厂的民主改革与管理 |
3.1.1 工厂的民主改革 |
3.1.2 工人参与工厂管理 |
第二节 工人的日常生产劳动 |
3.2.1 劳动条件的改善 |
3.2.2 劳动时间的调整 |
3.2.3 劳动保护的加强 |
3.2.4 劳动纪律的巩固 |
第三节 近乎常态的非常态生产——劳动竞赛 |
3.3.1 工人系列劳动竞赛的开展 |
3.3.2 工人对劳动竞赛的看法及其转变 |
3.3.3 工人劳动竞赛的成效与问题 |
第四章 工人的物质保障 |
第一节 工人的工资 |
4.1.1 工人历次工资改革与调整 |
4.1.2 工资改革与调整过程中工人的思想及行动 |
4.1.3 工资改革与调整的成效与问题 |
第二节 工人的福利待遇 |
4.2.1 解放前天津工人的福利概况 |
4.2.2 建国后有关工人的福利政策 |
4.2.3 工人的集体福利设施及困难补助 |
第三节 工人的劳动保险 |
4.3.1 解放前天津工人的劳动保险概况 |
4.3.2 解放后工人的劳动保险待遇 |
4.3.3 工人劳动保险待遇的申请与支付 |
4.3.4 工人劳动保险的成效与问题 |
小结 |
第五章 工人的文体活动 |
第一节 工人的文化学习 |
5.1.1 解放前天津工人的文化状况 |
5.1.2 工人识字运动的初步开展 |
5.1.3 “速成识字法”在工人中的推行、偏差及纠正 |
5.1.4 工人识字运动的成效与问题 |
第二节 工人的文艺运动 |
5.2.1 解放前天津工人的文艺活动 |
5.2.2 共产党“新文艺”——“农民文艺”入津与下厂 |
5.2.3 工人文艺运动的开展 |
5.2.4 文艺运动中工人的行动选择与党的政策调适 |
第三节 工人的体育运动 |
5.3.1 工人体育运动的开展 |
5.3.2 体育运动开展过程中工人与共产党的互动 |
5.3.3 工人体育运动的成效及问题 |
小结 |
第六章 工人的婚姻家庭 |
第一节 解放前天津工人的婚姻家庭 |
6.1.1 婚姻状况 |
6.1.2 家庭关系 |
第二节 工人践行婚姻法 |
6.2.1 婚姻法的颁布及其主要内容 |
6.2.2 自由的困惑与不自由的抗争:婚姻法颁布后工人的行动选择 |
6.2.3 角色纠结:婚姻法颁行不畅的原因分析 |
6.2.4 贯彻婚姻法运动月 |
第三节 工人新式婚姻家庭的确立 |
6.3.1 新式婚姻 |
6.3.2 新式家庭 |
6.3.3 新女工 |
第四节 工人婚姻家庭之变革任重而道远 |
6.4.1 封建主义婚姻家庭观念仍然存在 |
6.4.2 资产阶级恋爱观正在滋长 |
6.4.3 工人婚姻家庭变革不彻底之原因 |
第七章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点及难点 |
六、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深圳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历程考察 |
第一节 深圳市非公有制经济萌芽期(1979年-1992年) |
一、吸引外资的前奏 |
二、外资企业进入 |
三、民营经济起步 |
四、股份制企业悄然兴起 |
第二节 深圳市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期(1992年-2002年) |
一、南方谈话促外资企业再崛起 |
二、股份制企业发展 |
三、民营企业迎来春天 |
第三节 深圳市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发展转型期(2002年至今) |
一、民营经济继续转型升级 |
二、新常态下深圳非公经济创新新发展 |
第二章 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萌芽起步期(1979年-1992年) |
第一节 南方谈话前中国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发展历程 |
一、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非公企业党建的初步提出、曲折认识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启非公企业党建的中央顶层设计 |
三、地方党委对非公企业党建的实践探索 |
第二节 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萌芽探索 |
一、理论探索(1979年-1985年) |
二、理论探索指导实践运用阶段(1986年-1992年) |
三、外商投资企业党的建设的主要成绩 |
四、外商投资企业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五、对非公企业党组织建设中问题采取的措施 |
第三章 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探索发展期(1992年-2002年) |
第一节 深圳市不断扩大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覆盖面 |
一、南方谈话引起中央对非公企业党建的重视 |
二、深圳市理顺非公企业党建的领导管理体制 |
三、南方谈话后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快速发展 |
第二节 深圳市外资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探索 |
一、深圳市探索外资企业党建工作总体情况 |
二、深圳市探索外资企业党建的具体策略 |
第三节 深圳市股份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探索 |
一、认识股份制企业中党的工作的特殊性 |
二、深圳市股份制企业党建的探索过程 |
三、深圳市股份制企业党建的思路对策 |
第四节 深圳市个体私营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探索 |
一、中央认识到私营企业党建的重要性 |
二、深圳市对个体私营企业党建的探索发展 |
三、个体私营企业要不要党建已经成为无需争论的真理 |
第四章 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创新发展期(2002年-2012年) |
第一节 全国非公企业党的建设进入大力发展时期 |
一、十六大开启非公企业党的工作新篇章 |
二、十六大以来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特点 |
第二节 深圳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开启新局面 |
一、认真传达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大会议精神 |
二、中共深圳市民营经济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
三、全面加强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
第三节 开展各种主题学习,推动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常态化 |
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
二、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
三、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
第四节 创新非公企业党组织及发展党员试点工作 |
一、开展在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党员试点工作 |
二、认真开展党员信息采集及IC卡试点工作 |
三、开展“公推直选”试点工作 |
四、做好发展党员规范化和留学回国党员恢复组织生活试点工作 |
第五章 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期(2012年-) |
第一节 强化思想建党开创非公企业党建新局面 |
一、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
三、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
第二节 全面探索新时期非公企业党建的新模式 |
一、探索新的工作机制 |
二、探索创新“总部经济”党建 |
三、统筹推进党员教育管理工作 |
四、优化配备非公有制企业党务工作者队伍 |
五、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出资人的教育引导 |
六、统筹抓好基层组织建设 |
第三节 对深圳非公企业全面加强期党建工作的思考 |
一、非公企业党建存在的问题 |
二、应对挑战解决非公企业党建存在的问题 |
第六章 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实践创新经验启示 |
第一节 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
一、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探索发展过程中的思考及评价 |
二、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
第二节 新时代下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需要实践创新 |
一、新时代下深圳非公企业党建面临的客观难题及遇到的发展短板 |
二、对进一步完善深圳市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致谢) |
附录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成果 |
四、关于审查党员入党手续所遇到的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论文参考文献)
- [1]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D]. 王哲. 山东大学, 2020(09)
- [2]1912-1931年国民党湖南省级党组织研究[D]. 郑旗. 湖南师范大学, 2013(05)
- [3]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4]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形态研究[D]. 刘树芳.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5]中国共产党组织部运行研究[D]. 许翾. 浙江大学, 2018(02)
- [6]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D]. 禹辉映.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富人治村 ——浙中吴镇的权力实践(1996-2011)[D]. 袁松. 华中科技大学, 2012(08)
- [8]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分析与设计[D]. 武治发. 云南大学, 2015(08)
- [9]新旧更迭中的巨变:建国初期天津工人研究(1949-1956)[D]. 梁丽辉. 南开大学, 2012(06)
- [10]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D]. 张彦惠.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