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韓厚明[1]（2018）在《張家山漢簡字詞集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張家山M247號漢墓出土大批竹簡,其中包含大量漢初法律文書,這是繼睡虎地秦簡之後法律簡牘的又一重大發現。經過初步清理之後,這批竹簡包括《曆譜》、《二年律令》、《奏讞書》、《脈書》、《算數書》、《蓋廬》、《引書》、《遣冊》八種,共1200餘枚竹簡。《曆譜》共18枚竹簡,記錄時代爲漢高祖四年（前203年）至呂后二年（前186年）後九月,其中簡二記錄有“新降爲漢”四字,是漢王朝創立過程中的真實寫照。《二年律令》共540枚竹簡,是漢初呂后二年的律令摘抄,共有漢律27種、《津關令》1種,這是漢代成體系法律簡牘的首次發現,彌補了漢代法律史研究資料不足的遺憾。《奏讞書》共228枚竹簡,內容爲秦及漢高祖時期奏讞文書摘錄,保留了奏讞文書的基本格式,對研究秦及漢初司法審判制度有重要意義。《脈書》共66枚竹簡,以病候及陰陽十一脈經、脈法等爲主要內容,大部分見於馬王堆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比後者保存更完好。《算數書》共190枚竹簡,是實用算題合集,內容形式與傳世數學文獻《九章算術》類似,比後者時代早二百餘年。《蓋廬》共55枚竹簡,以申胥（伍子胥）與蓋廬（吳王闔閭）的對話爲文本形式,具有濃厚的兵陰陽色彩。《引書》共112枚竹簡,是首次發現成篇的漢代導引術文獻,可與馬王堆《導引圖》相參照。《遣冊》共41枚竹簡,爲隨葬物品清單,其中記錄有書一笥,正與出土竹簡相合。值得一提的是,墓葬還出土鳩杖一枚,這說明墓主人年事已高。張家山M247號漢墓自發掘至今已有34年,全部竹簡釋文公佈於2001年,迄今已有16年,因其竹簡內容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相關論文總計上千篇,著作數十部,相關研究紛繁複雜,因此有必要對以往研究歷史進行綜合梳理,同時結合學者的研究成果,對竹簡文本進行重新校勘,對疑難詞彙進行辨析考證,這也是本論文的寫作目的所在。本論文共分上下兩編,上編有三個章節。第一章緒論,介紹M247號漢墓的發掘情況,墓葬的形制及隨葬物品,墓主身份,論述出土竹簡的主要內容及其釋文公佈情況,以及本論文的研究內容及意義。重點內容是對張家山漢簡各部分的研究綜述,以期把握既往學界的研究概況。第二章張家山漢簡釋文校注,這部分以《張家山M247號漢墓竹簡（釋文修訂本）》、《二年律令與奏讞書》所刊布的釋文爲底本,吸收學界對竹簡文本的校勘成果,參照整理者原圖版及紅外綫圖版,對張家山漢簡釋文進行再校勘,對重點難點詞彙進行校注,以疏通文意。第三章相關問題研究,包括《二年律令》編聯整理與研究、重點詞彙研究梳理與考證,如“頗”、“毋害”、“出入罪人”、“完刑”、“行錢”、“以上、以下”。下編主要內容是字詞集釋和參考文獻。字詞集釋首先列舉字詞條目,其次選取有代表性的辭例1-5條,最後以時間爲序摘錄學者研究成果,對其中需要補充及辨析的詞條以按語形式說明。最後是本論文的參考文獻。
裴世东[2]（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指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程令政[3]（2020）在《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睡虎地秦简发现之前,关于秦及西汉早期的刑罚制度,学界对其认识长期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1975年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改变了这种局面。秦简里的各种律令条文,使学界系统性的研讨秦的刑罚制度成为了可能。随后,1983年张家山西汉早期律令简牍资料的出土,使得这种复原与探讨得以在更坚实的基础上进行。张家山汉简不但提供了远多于睡虎地秦简、以刑律律文形式存在的资料,而且两者相距约40年左右,这就为精确而系统的探讨“汉承秦制”这一问题提供了立体的、可视的基础。时间的差距还意味着刑罚制度变迁演变的轨迹,内中具体刑罚类型的源起与兴废之线路,在这一前提下都得以揭示出来。加上后来又有了主要以秦律令为主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和以具有丰富的刑徒管理、服役资料著称的里耶秦简这两种出土资料,此外西北出土的汉简里也存在不少法律方面的内容,这一切都为复原与构建秦及汉初的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秦及汉初的刑罚制度,在汉文帝十三年的刑制改革中,迎来了其生命的终结。这一时间下限的确定,使得我们可以结合其所改革的旧刑制,以其作为终点反馈回去,上溯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秦简,将这一时段的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的基本脉络梳理清楚并展示出来。本文就是基于这一背景而展开的一项关于秦及汉初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的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在对该时段刑罚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厘清该时期刑罚种类的实态并复原其体系。文章共分四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依次说明了选题背景、研究对象及范围、先期研究及存在问题、研究方法等项内容,并在最后着重讨论了本文所用简牍资料的性质问题。第二章,刑的起源与本质属性。本章主要就刑的含义、起源及本质属性展开讨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刑的含义的分析,意在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探讨刑的古义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尝试厘清法律意义上的刑的多层含义,最后得出刑的主要含义——特别是在秦及西汉前期——是“肉刑”的结论。第二部分是在刑主要指“肉刑”的基础上,根据古代“兵刑一体”的观念,以及同害刑/反映刑的原理,来说明刑的起源。战争和同害刑/反映刑是中国古代刑罚产生的两大主要途径。第三部分是关于刑的本质属性的分析。第三章,秦及汉初的刑罚体系:以死、刑、耐为中心而展开。由刑的产生方式所决定,刑从本质上来说,其基本的功能就是区分、标识与人格否定。在本文所处理的历史时段里,作为其主体刑罚的死、刑、耐三个刑等尤其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以此认识为基础,本文尝试复原出这一时段的刑罚体系。本章主要围绕着死、刑、耐这三个刑等而展开,对每一个刑等中的具体刑罚种类做了分析,在此基础之上,确定了每一种刑罚的等序、位阶,以及其在刑等内部的相互位置,由此而使整个刑等的等次关系得以明晰。同时,由于此前影响刑罚体系正确构建的主要原因,是错误的理解了肉刑/耐刑和劳役刑之间的关系,本章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由刑的本质所决定,劳役刑可以看作是肉刑的自然延伸,因此只能是肉刑或耐刑的下位刑罚。这样的话,在刑罚体系里,劳役刑就不能据有一级刑等的位置。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整个刑罚体系才能构建起来,并均衡有序、条理分明。第四章,汉文帝的刑制改革: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的终结。以死、刑、耐为中心的秦及西汉初期的刑罚体系,在汉文帝十三年的时候,迎来了其生命的终结。此后我国的刑罚体系即改变了以肉刑为主的原本面貌,走上了一条以劳役刑为主的更为合理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于秦汉时期的刑制问题来说,文帝改革乃是一大关键。这一改革一方面结束了旧刑制,另一方面又开创了新局面。本章即探索这一改革过程中的刑制变化诸问题。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在下面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首先,秦及西汉前期的刑罚体系仍具有比较强烈的肉刑色彩,因此其主要是由死、刑、耐这三个刑等构成。劳役刑由肉刑和耐刑所涵括,并不在一级刑等之列。如果以学界通行的主从刑架构来说明,则肉刑与耐刑是主刑,劳役刑是从刑或附加刑。其次,得出上述观点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对刑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受刑的产生方式的影响,这一属性表现为对受刑人的人格否定,具有“民事死亡”的效果。从肉刑的本质属性上来说,通过残人肢体的方式使受刑者感受到肉体的痛苦仅仅是一个方面,甚至不是主要的方面;肉刑的实质在于区分、刻印、标识与身份降等。再次,在对刑的产生方式以及刑罚体系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五刑制度并非一开始就如同其在秦汉时期所呈现的那样严整而有序,它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每一种刑罚类型,可能本来都有着自己特殊的起源与适用背景。经过长时期的相互调整与适应之后,在我们目前所见到的秦汉刑罚体系里,方呈现出一种井然有序的相对成熟状态。我们熟知的旧五刑,里面的刑名与其在刑罚体系里位阶,既不是被“制定”出来的,也非成于一时,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能够想象有一个从类型众多且不齐整到数目逐渐减少然后序列化的过程。最后,在探讨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的过程中,尝试解决了前辈学者有所探索但遗留至今的若干问题。
田梓榆[4]（2018）在《十四世纪前中国古代香具典型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用香历史悠久,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性格和情感精神的体现,作为传达中国香文化物质文明重要载体的香具,依香而生,香与器具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并行演进,是一笔亟待挖掘与整理、传承与发扬的珍贵财富。它们历经了数千多年朝代更迭的演变,是中国千年物质文化的凝结,从中可以窥见不同时代使用香具背后的社会生活、经济情况、制作工艺、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的历史变迁。早在上古时代,先民们就开始焚烧芳香类植物,室内焚香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用香目的以清洁、抑菌、驱虫等功能性为主。两汉时期,熏香风气由贵族阶层向普通平民逐渐衍生,出现了炉身较浅、熏燃草本植物的豆式炉。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启,中土与西域国家之间发生了贸易往来,外域的树脂类香料开始进入中国。相应地,香具的形制也在发生变化,能够在炉身内堆起香灰,放上树脂类的香料并以炭火熏燃的博山炉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显现,佛教元素逐渐出现在的香具的制作上。隋唐时期,因外域文化的浸染融合和佛教的愈加兴盛,作为礼佛的重要活动的焚香,吸引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参与,供佛时使用异域风格的香具也随佛教在中国流行开来。因其开放、包容、富足的社会背景,香具的制作也极尽奢华、富丽,尤其流行富于异域风格的金属香具。宋代的崇文氛围使富有学问和教养的文人们成为政治与文化的精英阶层,他们的审美引领风尚,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尺,形成了符合文人美学趣味的宋代香具体系。北宋金石考古学兴起后,商周青铜器被文人们首先作为香具使用。由于宋代制瓷业的发达,南宋时,更是流行使用以瓷质仿青铜器造型的香具。随着商品经济的兴旺和城市市民阶层的形成,用香的群体也由文人阶层扩大到寻常的巷陌百姓,市民情趣香具的大量出现是宋代香具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明清的香事活动继承了宋元以来市井香的繁盛,仍旧以世俗间情调为主,精神层面的追求变得模糊,焚香深入民间,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本文选取建国以来考古发掘出土并具有香文化演进变化重要历史节点的代表性香具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和其他相关图像,并通过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模拟并制作所讨论的典型香具的模型,设计各类科学实验,并对实验室数据进行分析,理论联系实践,从而得到对选取的典型香具制作成因、使用方法、使用原理更加科学、直观和理性的判断。找到隐藏在这些香具下的文化内涵、时代气息以及中国香文化发展史的脉络,为了解和解释中国古代文明提供更多的切入点和窗口。
杨朋飞[5]（2020）在《唐宋处置构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处置构式是汉语中的常用构式,在语法系统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唐宋时期,处置构式就已经基本成熟,依据处置介词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六类,分别是“以”字处置构式、“持”字处置构式、“取”字处置构式、“将”字处置构式、“把”字处置构式和“捉”字处置构式。“以”字处置构式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它的形成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动词“以”的语法化,外因是双宾语句式的影响。唐宋时期,“以”字处置构式的形式表现为“以+O1+V+O2”,其构式义为“对‘O1’施以处置动作‘V’,致使‘O1’关联‘O2’”。其中“O1”“O2”既可以是名词、代词、谓词,也可以是短语,“O2”具有四种语义类型,分别是与事宾语、结果宾语、施事宾语和处所宾语。“持/取”处置构式出现于魏晋时期,其形成的内因是动词“持/取”的语法化,外因是“以”字处置构式的格式类推。唐宋时期,“持/取”处置构式有两种形式表现,一是“持/取+O1+V+O2”形式,其构式义为“对‘O1’施以处置动作‘V’,致使‘O1’关联‘O2’”,二是“持/取+O（+X）+V”形式,其构式义为“对‘O’施以处置动作‘V’”。其中“O”“O1”“O2”既可以是名词、代词、谓词,也可以是名词性短语,“O2”具有三种语义类型,分别是与事宾语、结果宾语和处所宾语。“将/把”处置构式大致出现于唐代,其形成的内因是动词“将/把”的语法化,外因是“以”字处置构式的格式类推。唐宋时期,“将/把”处置构式有三种形式表现,一是“将/把+O1+V+O2”形式,当“O1”为动词“V”的受事时,其构式义为“对‘O1’施以处置动作‘V’,致使‘O1’关联‘O2’”,当“O1”为动词“V”的施事或当事时,其构式义“对‘O1’施以处置,致使‘O1’发生动作‘VO2’”。二是“将/把+O（+X）+V”形式,当“O”为动词“V”的受事时,其构式义为“对‘O’施以处置动作‘V’”,当“O”为动词“V”的施事或当事时,其构式义为“对‘O’施以处置,致使‘O’发生动作‘V’”。三是“将/把+O（+X）+V+Y”形式,当“O”为动词“V”的受事时,其构式义为“对‘O’施以处置动作‘V’,致使‘O’出现‘Y’的状态”。当“O”为动词“V”的施事或当事时,其构式义为“对‘O’施以处置,致使‘O’发生动作‘VY’”。其中“O”“O1”“O2”既可以是名词、代词、谓词,也可以是短语,“O2”具有三种语义类型,分别是与事宾语、结果宾语和处所宾语,“Y”可以分为五类,分别是结果补语、趋向补语、情态补语、数量补语和动态助词。“捉”字处置构式出现于唐代,其形成的内因是动词“捉”的语法化,外因是“将”字处置构式的格式类推。唐宋时期,“捉”字处置构式具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捉+O1+V+O2”形式,其构式义为“对‘O1’施以处置动作‘V’,致使‘O1’关联‘O2’”,二是“捉+O（+X）+V”形式,其构式义为“对‘O’施以处置动作‘V’”,三是“捉+O+V（+X）+Y”形式,其构式义为“对‘O’施以处置动作‘V’,致使‘O’出现‘Y’的状态”。其中“O”“O1”可以是代词、名词和名词性短语,“O2”可以是名词和谓词。
顧王樂[6]（2020）在《清末民國時期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之研究》文中认为《說文》是我國第一部運用“六書”原理對漢字進行系統分析的文字學專著。《說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資料,以及許慎時代關於文字的研究成果,爲古文字學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據。但是許慎所見到的小篆、古文、籀文等字形已有譌誤,他對字形結構和造字本義的理解有不少是不可信的。而且《說文》成書以後,屢經傳抄刊刻,年代浸遠,謬誤滋多。歷代學者在校正《說文》方面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真正有所突破則是在近代古文字學興起以後。隨着古文字資料在《說文》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文字與《說文》的互證研究已經成爲《說文》學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國時期學者在利用古文字資料考訂《說文》方面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果,除一些專門研究《說文》的著述外,這一時期的許多甲骨金文考釋書籍、論文、札記和題跋中都能看到不少根據古文字資料糾正《說文》錯誤的意見。目前對於清末民國學者利用古文字資料校正《說文》的研究和總結還有很多不到位之處,許多早期的研究成果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一些已經被古文字學界判定爲錯誤的觀點在《說文》學界仍然有很大的影響,也沒有得到及時的修正。本文對清末民國時期學者在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方面的成就、特點以及不足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全文主要分爲以下幾個部分:緒論部分包括相關術語的界定,學術史的回顧,選題目的及其意義,研究思路等方面内容。第一章主要討論了與清末民國時期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說文》密切相關的學術背景: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訂《說文》的學術傳統;二是清末民國古文字學的發展及其對傳統《說文》學的拓新;三是出土材料的新發現與研究在清末民國《說文》學界的不同反響。第二章詳細介紹了清末民國时期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說文》的學術歷程,共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83年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書成到甲骨文發現前夕;第二階段,從1899年殷墟甲骨文發現到1929年馬敘倫《說文解字研究法》出版;第三階段,從三十年代起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每一階段介紹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第三、四章是清末民國时期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成果例釋。第三章主要考察清末民國學者在利用古文字資料印證和糾正《說文》篆文和說解方面的具體成果。第四章則主要收錄清末民國學者利用古文字資料考訂《說文》古籀形體方面的成果。第五章是清末民國時期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研究之失誤例析。我們對這一時期學者在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研究中的失誤類型和失誤原因進行分類與總結。結語部分對清末民國時期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的研究進行總體的評價,並對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問題進行說明。附錄部分是清末民國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的相關論著目錄,分爲《說文》研究論著目錄、古文字學論著目錄和文字學通論著作目錄三類。
郭震旦[7]（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研究说明“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李振宏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著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毛志萍[8]（2019）在《汉语方言名量词研究》文中提出汉语方言的名量词纷繁复杂,历史层次交叠不一,量词对名词的语义分类范畴极具特色,通用量词地域性特点突出,量词重叠语义多样,量词表量形式类型繁芜,量名结构中多种解读,可见汉语方言的量词“功能显赫”,因此为了更系统地观察汉语方言中名量词的异同,本文从跨方言的视角,以量词的显赫功能为经、各方言区为纬对汉语名量词的整体面貌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调查、描写、分析、比较和解释,以期呈现出汉语方言中名量词的共性及个性特征。鉴于汉语方言的名量词如此庞杂,我们选取了汉语方言名量词最为显赫的五个功能进行专题研究。第一是名量词的语义分类:量词是给名词语义分类的一种形式,可见汉语量词的类别和数目的设立并非是随意的,而是深刻的反映了汉语认知上的范畴化。范畴化又叫类别化,认识事物就是划分范畴,量词属于语义分类范畴。在方言中不同的分类范畴选取的量词有所不同。具有普遍意义的量词对名词的语义分类层级是,第一层级按生命度分为有生物和无生物,第二层级有生物分为人类、动物和植物,无生物按形状属性分为条状细长物、块状扁平物和圆状颗粒物,以此分类范畴为基础,从跨方言的角度来考察方言中的量词语义分类表现,从而了解量词语义分类参项在各方言中是否区分,如何区分,揭示不同方言量词的语义分类范畴差异和共性,最终明确汉语方言量词普遍意义的语义层级分类并不明确,并非按照“范畴化导向”形成量词,而是以象似性思维方式按照形状对事物进行分类,这是是汉语方言量词的一大特点。第二是汉语方言的通用量词:通用量词是指可以称量不同语义范畴的事物,没有语义分类功能,使用频率极高使用范围极广的量词。首先对通用量词的定义、特征和分类进行了界定和介绍,然后梳理出汉语方言中“个、只、块、条”等通用量词的方言分布特征,并论证了通行于晋语和四川灌赤片的“块”类读音的通用量词,可能是量词“个”的上古音存留。此外对通用量词“个”的在方言中的语法语义功能进行了考察,提出南方方言“只”的兴起与“个”的语法化有关,随着南方方言中“个”不断语法化不断虚化,最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只”取代了“个”成为了新的通用量词。第三汉语方言量词重叠:考察了量词重叠的历史、形式、性质、语义四个方面。量词重叠经历了 AA式到一 AA（AXA）再到—A—A历时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层次。然后我们考察了量词构词重叠的方言分布、语音变化及其词汇意义的特点。量词的构形重叠从广义上说包括量词重叠和数量词重叠,其量词重叠的形式有“AA”式、AAA（AAAA）式、AXA式、数AA;其数量词重叠有:一 AA式和一 A—A式,我们也梳理了不同形式的方言分布,并归纳量词重叠的六种语义类型,即表周遍、次序、大量、小量、计量单位、离散状态。同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了量词重叠语义的动因,既有语言的“象似性”动因,也有模仿儿语的动因。第四对量词表量功能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量词作为量范畴,表量是它非常重要的功能。我们把量词表量首先分为表小量和表大量,既包括数量多少,也包括维度的大小,还包括语气量的大小。汉语方言中量词表小量（即数量小称）的语法形式主要有:音变型、加缀型、重叠型和混合型这四种形式,不同类型其方言点分布各不相同,附加型是方言中最为普遍的量词表小量的方式,附加的后缀主要有“儿”“子”“仔”“囝”“叽”缀等,其本义都和“人子”有关,蕴含着[+小]这一语义特征,最终虚化表示量小的后缀。汉语方言中量词表大量的情况比其表小量的情况要少得多,可见量词表量的不对称性。量词通过加缀、重叠、加缀重叠、重叠后加缀等的形式上的增长和叠加,表现了量上的加大或叠加,正是语言的“象似性”的表现。最后对量名结构的数量解读和指称解读进行了梳理,归纳出量名结构句位和指称关系之间的7种的不同类型,并对定指“量名”结构的方言分布、类型、音变进行全面的描写和梳理,并对“量名”结构的定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不同类型的量名结构定指义来源不一,指示词型量名结构定指义来源于指示词的省略,这种结构往往带有指示词省略的痕迹即量名结构发生语音的变化;可独用的准冠词型量名结构来源于指示词省略后的准指示词量名结构的进一步需要而来;不可独用的准冠词型量名结构定指义来源量词的个体化功能和量词前限定性修饰语。
段凱[9]（2018）在《《古文四聲韻》（卷一至四）校注》文中指出《古文四聲韻》一書是夏竦編寫,成書於北宋慶曆四年的一本傳抄古文字書。自成書以來,歷代評價不一,直至近代亦不受重視。但是,隨著近幾十年來古文字材料的大量出土,特別是戰國簡帛文獻的面世,眾多學者依靠傳抄古文對古文字中的疑難字做出了正確的考釋。自此以後,包括《古文四聲韻》在內的傳抄古文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然而,這麼重要的一本字書,迄今為止沒有一本著作或學位論文對其進行逐字的校對和注釋。本文擬在各家研究的基礎上,立足於出土古文字,對全書的第一至四卷進行逐字校注。在具體的校注之前,本文的第一章對《古文四聲韻》一書的成書背景,《古文四聲韻》一書的定名、版本流傳等問題進行了版本學上的考察與梳理。然後選取字形更為準確,價值更大的國家圖書館藏宋刻配抄本為校注底本,以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汪啟淑刻本為參校本。《古文四聲韻》一書共五卷,本文按照是書的原始分卷,從第二章開始至第五章是具體的校注內容。在具體的校注中,本文以出土古文字字形為核心,首先對不同版本所錄字形進行比對、印證,辨析版本間的優劣,考察古文形體的來源。在辨析出古文形體後,利用古音學的知識考證古文與字頭之間的關係。在每一條注釋的後面附加對應的出土古文字字形表,以便直觀地呈現出土古文字與傳抄古文之間的字形及演變關係。本文在具體的校注過程中,廣泛而全面地吸收了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並且將古文字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合進注釋中。在注釋的過程中,對書中“嵩”、“龔”、“昬”、“還”、“使”、“所”、“禮”等數十個疑難傳抄古文做出了新的考釋。本文的第六章選取了比較有代表性的考釋成果,進行詳細考證。本文的正文部分凡五十餘萬字,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亦多有發明,以期為學界提供一個可信並且便於利用的《古文四聲韻》校注本。
張靜[10]（2014）在《定州漢墓竹簡和上孫家寨漢墓木簡集釋》文中提出1973年在河北省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和1978年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木简,这两批材料内容多是古代典籍和兵法,一经发表,即引起学界的重视。随着材料的公怖,学者对《论语》、《孔子家语》、《文子》、《六韬》的版本流传、真偽、成书时代、作者、与相关典籍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有鉴於此,本论文以定州汉墓竹筒已发表的《论语》、《儒家者言》、《文子》、《六韬》四部分和上孙家寨木简为研究封象进行集释,并对相关问题造行讨论。本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分别对定州汉简和上孙家寨木简墓葬的发掘和竹简的出土情况、竹简的整理情况及图版发表、研究成果等进行概述。然后就已发表的《论语》、《儒家者言》、《文子》、《六韬》四部分不同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述,涉及版本的流传、性质、真偽、成书时代、作者、与相关典籍的关保等方面。上孙家寨木简介绍了墓葬的发掘及木简出土情况、木简的整理与发表情况、木简图版发表情况及木简的研究概述。第二部分是“释文和集释”,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分为定州汉墓木简集释和上孙家寨汉墓木简集释两章,对诸家的观点进行相对全面的集释,涉及解题、文字训诂等方面。第三部分是“定州汉墓竹简与传世文献的对读”,是以表格形式对简本及相关传世文献造行对读。包括《论语》、《儒家者言》、《文子》、《六韬》与传世文献的对读。第四部分是“附录”,包括图版著录情况表、已公布的图版及摹本,以便於相关研究者查阅。
二、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張家山漢簡字詞集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上編 |
| 第一章 張家山M247號漢墓的發掘及竹簡研究綜述 |
| 第一節 張家山M247號漢墓的發掘及墓主身份 |
| 第二節 張家山M247號漢墓竹簡的公佈與研究 |
| 一、張家山M247號漢墓竹簡釋文發佈前的研究狀況 |
| 二、張家山M247號漢墓竹簡釋文及圖版公佈 |
| 三、本論文的研究內容與意義 |
| 第三節 張家山M247號漢墓竹簡研究綜述 |
| 一、《二年律令》研究綜述 |
| 二、《奏讞書》研究綜述 |
| 三、《脈書》研究綜述 |
| 四、《算數書》研究綜述 |
| 五、《蓋廬》研究綜述 |
| 六、《引書》研究綜述 |
| 七、《遣冊》研究綜述 |
| 第二章 張家山M247號漢墓竹簡釋文校注 |
| 第一節 曆譜 |
| 第二節 二年律令 |
| 第三節 奏讞書 |
| 第四節 脈書 |
| 第五節 算數書 |
| 第六節 蓋廬 |
| 第七節 引書 |
| 第八節 遣策 |
| 第三章 相關問題研究 |
| 第一節 《二年律令》編聯探討 |
| 第二節 漢代副詞“頗”淺論 |
| 第三節 “毋害”詞義辨析 |
| 第四節 “出入罪人”釋義及相關問題探討 |
| 第五節 完刑的再認識 |
| 第六節 “行錢”本義考 |
| 第七節 秦漢戶賦繳納對象分析 |
| 下編 張家山漢簡字詞集釋 |
| 參考文獻 |
|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學術成果 |
（2）《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范围 |
| 一、为什么是秦及汉初? |
| 二、为什么是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 |
| 第三节 先期研究及存在问题 |
| 一、秦汉法律研究 |
| 二、刑罚制度研究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材料及其性质的讨论 |
| 一、本文所用主要出土资料及文本 |
| 二、关于所用简牍资料性质的讨论 |
| 第二章 刑的起源与本质属性 |
| 第一节 刑的含义 |
| 一、刑的古义及其演化:一个古文字学的分析 |
| 二、肉刑 |
| 第二节 刑的起源 |
| 一、刑的起源之一:刑起于兵 |
| 二、刑的起源之二:同害刑或反映刑 |
| 第三节 刑的本质属性 |
| 一、放逐刑观点及其相关问题 |
| 二、刑的本质属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秦及汉初的刑罚体系:以死、刑、耐为中心而展开 |
| 第一节 关于秦汉刑罚体系的既有研究 |
| 第二节 加减刑·加减罪原理 |
| 一、加减刑的机制 |
| 二、加减刑的原因 |
| 第三节 死刑 |
| 一、死刑的种类 |
| 二、死刑的等次与序列 |
| 第四节 肉刑 |
| 一、肉刑的种类 |
| 二、肉刑的适用方式 |
| 三、肉刑的体系 |
| 第五节 耐刑 |
| 一、完、髡与耐 |
| 二、耐刑的形态与性质 |
| 三、耐刑与劳役刑的复合及其体系 |
| 第六节 劳役刑 |
| 一、劳役刑的种类 |
| 二、劳役刑不具有独立地位,不能单处 |
| 三、劳役刑轻重区分之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汉文帝的刑制改革: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的终结 |
| 第一节 “汉承秦制”以及汉初所进行的法制调整 |
| 一、汉承秦制 |
| 二、汉初所进行的法制调整 |
| 第二节 汉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过程及基本内容 |
| 一、汉文帝刑制改革前的肉刑与徒刑 |
| 二、刑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内容及遗留问题 |
| 第三节 刑制改革的相关遗留问题 |
| 一、“罪人狱已决”之后文字的时间指向问题 |
| 二、刑期的逐级递减问题 |
| 三、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
| 四、禁锢的含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4）十四世纪前中国古代香具典型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原因和意义 |
| 四、资料选取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贵族生活的衍生——汉代香具 |
| 第一节 背景 |
| 第二节 博山炉——以满城汉墓出土器物为例 |
| 一、博山炉基础模型的形成 |
| 二、满城汉墓出土的博山炉 |
| 三、博山炉定名考释 |
| 四、博山炉的产生背景 |
| 五、博山炉的使用 |
| 六、博山炉的燃熏实验(图 1-15) |
| 第三节 豆式熏炉 |
| 一、豆式熏炉的起源和用途 |
| 二、博山炉形成前、后出土豆式熏炉形制的变化和原因 |
| 三、从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彩绘豆式熏炉及燃烧残余物看豆式熏炉的燃熏方法 |
| 四、模拟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陶质豆式熏炉(433)燃熏实验 |
| 五、豆式熏炉的使用和功能 |
| 六、熏笼与豆式熏炉的搭配组合 |
| 七、前博山炉时期的铜质豆式熏炉 |
| 八、后博山炉时期豆式熏炉的演变 |
| 第四节 过渡期的四连体熏炉 |
| 一、南越王墓出土四连体熏炉概况 |
| 二、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带来域外树脂类香料 |
| 三、树脂类香料促使本土香具发生变革 |
| 四、博山炉在空间中使用的局限性 |
| 五、四连体熏炉的出土情况 |
| 六、以南越王墓出土铜质熏炉为参照划分过渡时期出土熏炉发展的两个方向 |
| 第二章 佛教西来的影响——唐代香具 |
| 第一节 背景 |
| 第二节 、“钓香炉”意象——贴佛像炉、鼎式炉、提环香炉 |
| 一、贴佛像炉 |
| 二、鼎式炉 |
| 三、提环香炉 |
| 第三节 柄香炉 |
| 一、柄香炉释名 |
| 二、早期的柄香炉 |
| 三、域外的柄香炉 |
| 四、佛教中的执香炉行香礼仪 |
| 五、狮子镇柄香炉 |
| 六、其他材质的柄香炉——不成功的发明 |
| 七、柄香炉与香宝子 |
| 第四节 束腰炉与高足炉 |
| 一、束腰炉 |
| 二、高足炉的图像和实物 |
| 第五节 香囊 |
| 一、香囊的定义 |
| 二、香囊的构造原理 |
| 三、香囊名实关系的确立 |
| 四、存世的13件唐代香囊 |
| 五、香囊的使用方式 |
| 六、名物的转换与错位 |
| 七、香囊焚香实验 |
| 第三章 诗意化的文人情调——宋代香具 |
| 第一节 背景 |
| 一、宋代文化和审美基调的制定——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兴起 |
| 二、浓厚的人文气息——市民阶层出现 |
| 三、金石考古学引发复古情结 |
| 四、禅宗思想和理学对宋代香具的影响 |
| 五、中国香具发展的新高度 |
| 第二节 卍字炉 |
| 一、由北宋吕氏家族墓园出土卍字石香炉引起 |
| 二、卍字符号考释 |
| 三、卍字炉——北宋文人的香炉形制 |
| 四、卍字炉归类和使用方式——篆香炉和香篆 |
| 五、卍字炉香篆熏燃实验 |
| 附:关于卍字炉用途的思考 |
| 第三节 南宋仿古体系香炉 |
| 一、南宋仿古体系香炉产生背景综述 |
| 二、南宋仿古体系香炉 |
| 三、隔火熏香与仿古型香炉的使用 |
| 四、宋式陶瓷香炉焚香适用性实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唐宋处置构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 |
| 0.2 研究目标与方法 |
| 0.3 相关研究回顾 |
| 0.4 处置构式的界定说明 |
| 0.5 语料选择 |
| 第1章 唐宋“以”字处置构式分析 |
| 1.1 “以”字处置构式的语义特点 |
| 1.1.1 “O1”的语义特点 |
| 1.1.2 “O2”的语义特点 |
| 1.1.3 “O2”的语义类型 |
| 1.2 “以”字处置构式的语法意义 |
| 1.2.1 “处置(给)”式 |
| 1.2.2 “处置(作)”式 |
| 1.2.3 “处置(到)”式 |
| 1.3 “以”字处置构式的历时形成及在唐宋的表现 |
| 1.3.1 动词“以”的语法化 |
| 1.3.2 双宾语句式的影响 |
| 1.4 “以”字处置构式衰落的原因 |
| 1.4.1 “以”字式的多义性 |
| 1.4.2 处置介词“将/把”对“以”的替换 |
| 1.5 小结 |
| 第2章 唐宋“持/取”处置构式分析 |
| 2.1 “持/取”处置构式的语义特点 |
| 2.1.1 “O1”的语义特点 |
| 2.1.2 “O2”的语义特点 |
| 2.1.3 “O2”的语义类型 |
| 2.2 “持/取”处置构式的语法意义 |
| 2.2.1 处置(给)式 |
| 2.2.2 处置(作)式 |
| 2.2.3 处置(到)式 |
| 2.3 “持/取”处置构式的历时形成及在唐宋的表现 |
| 2.3.1 处置构式“持/取+O1+V+O2”的历时形成及在唐宋的表现 |
| 2.3.2 处置构式“持/取+O(+X)+V”的历时形成及在唐宋的表现 |
| 2.4 “持/取”处置构式衰落的原因 |
| 2.4.1 “持/取”语法化的不彻底性 |
| 2.4.2 语言环境的制约 |
| 2.5 小结 |
| 第3章 唐宋“将/把”处置构式分析 |
| 3.1 “将/把”处置构式的语义特点 |
| 3.1.1 “将/把+O1+V+O2”式 |
| 3.1.2 “将/把+O(+X)+V”式 |
| 3.1.3 “将/把+O(+X)+V+Y”式 |
| 3.2 “将/把”处置构式的语法意义 |
| 3.2.1 “将/把+O1+V+O2”式 |
| 3.2.2 “将/把+O(+X)+V”式 |
| 3.2.3 “将/把+O(+X)+V+Y”式 |
| 3.3 “将/把”处置构式的成因分析 |
| 3.3.1 处置构式“将/把+O1+V+O2”的成因 |
| 3.3.2 处置构式“将/把+O(+X)+V”的成因 |
| 3.3.3 处置构式“将/把+O(+X)+V+Y”的成因 |
| 3.4 小结 |
| 第4章 唐宋“捉”字处置构式分析 |
| 4.1 “捉”字处置构式语义特点 |
| 4.1.1 “捉+O1+V+O2”式 |
| 4.1.2 “捉+O(+X)+V”式 |
| 4.1.3 “捉+O(+X)+V+Y”式 |
| 4.2 “捉”字处置构式的成因分析 |
| 4.2.1 动词“捉”的语法化 |
| 4.2.2 “将”字处置构式的影响 |
| 4.3 唐宋“捉”字处置构式的制约因素 |
| 第5章 处置构式的形成动因及发展演变 |
| 5.1 处置构式的形成动因 |
| 5.1.1 语法化的影响 |
| 5.1.2 语法现象之间的影响 |
| 5.1.3 语言环境的影响 |
| 5.2 处置构式的历时形成与发展演变 |
| 5.2.1 不同句型的处置构式的历时形成 |
| 5.2.2 不同类型的处置构式的历时形成 |
| 5.2.3 同一类型处置构式义的发展演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清末民國時期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緒論 |
| 一、相關術語的介紹 |
| 二、清末民國時期利用古文字校證《說文》研究之回顧 |
| 三、選題目的及意義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清末民國時期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說文》的學術背景 |
| 第一節 利用金石文字考訂《說文》的學術傳統 |
| 第二節 清末民國時期古文字學的發展及其對傳統文字學的拓新 |
| 第三節 出土材料的新發現與研究在《說文》學界的不同反響 |
| 第二章 清末民國時期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說文》的學術歷程 |
| 第一節 探索嘗試時期(1883-1898) |
| 第二節 初步發展時期(1899-1929) |
| 第三節 蓬勃發展時期(1930-1949) |
| 第四節 漢學家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說文》的情況 |
| 第三章 清末民國時期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例釋(上) |
| 第一節 利用古文字資料印證《說文》保存的單字和古說 |
| (一)《說文》保存的單字 |
| (二)《說文》保存的古說 |
| 第二節 利用古文字資料糾正《說文》篆形和說解的錯誤 |
| 一、《說文》分爲二字或三字、古實爲一字 |
| 二、校正《説文》篆形和字形結構分析之失 |
| 三、糾補《說文》釋義之失 |
| 四、糾正《說文》形義分析俱失 |
| 第三節 利用古文字資料補苴《說文》漏收偏旁字 |
| 第四節 利用古文字資料探求文字形體演變之跡 |
| 第四章 清末民國時期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例釋(下) |
| 第一節 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古文例釋 |
| 第二節 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籀文例釋 |
| 第五章 清末民國時期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研究之失誤例析 |
| 第一節 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失誤類型分析 |
| 一、誤析字形結構 |
| 二、誤認文字初形 |
| 三、誤說字本義 |
| 四、誤混二字爲一字 |
| 第二節 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失誤原因分析 |
| 一、因誤據古文字形而誤 |
| 二、因誤析古文字形結構而誤 |
| 三、因不明漢字構形演變規律而誤 |
| 四、因囿於《說文》而誤 |
| 五、因不明字詞關係而誤 |
| 六、因所見古文字資料有限而誤 |
| 結語 |
| 附錄:清末民國時期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說文》論著目錄 |
| 一、《說文》研究論著目錄 |
| 二、相關古文字學論著目錄 |
| 三、文字學通論著作目錄 |
| 單字索引 |
| 簡稱對照表 |
| 參考文獻 |
|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學術成果 |
（7）“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汉语方言名量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和研究现状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现状 |
| 1.2 研究对象和目的意义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目的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结构安排和语料来源 |
| 1.4.1 结构安排 |
| 1.4.2 语料来源 |
| 1.5 关于量词的几个问题 |
| 1.5.1 量词是否表量 |
| ].5.2 量词和分类词 |
| 1.5.3 量词与方言分区 |
| 第二章 量词的语义分类 |
| 2.1 语义分类范畴 |
| 2.2 称量有生物量词 |
| 2.2.1 称人量词 |
| 2.2.2 动物量词 |
| 2.2.3 植物量词 |
| 2.3 称量无生物量词 |
| 2.3.1 条形细长状量词 |
| 2.3.2 块形团扁状量词 |
| 2.3.3 圆形颗粒状量词 |
| 2.4 小结 |
| 2.4.1 量词语义分类的南北差异 |
| 2.4.2 量词语义分类的主要标准 |
| 第三章 通用量词 |
| 3.1 通用量词的界定 |
| 3.1.1 通用量词的定义 |
| 3.1.2 通用量词的特征 |
| 3.1.3 通用量词的分类 |
| 3.2 通用量词“个 |
| 3.2.1 方言分布 |
| 3.2.2 历史考察 |
| 3.2.3 语法功能 |
| 3.2.4 小结 |
| 3.3 通用量词“只 |
| 3.3.1 方言分布 |
| 3.3.2 历史考察 |
| 3.3.3 “只”的兴起 |
| 3.3.4 小结 |
| 3.4 通用量词“块” |
| 3.4.1 方言分布 |
| 3.4.2 历史考察 |
| 3.4.3 语源探索 |
| 3.5 通用量词“条 |
| 3.5.1 方言分布 |
| 3.5.2 历史考察 |
| 3.5.3 读音问题 |
| 3.5.4 小结 |
| 3.6 其他通用量词 |
| 3.6.1 通用量词“枚” |
| 3.6.2 通用量词口[naη] |
| 3.7 小结 |
| 3.7.1 北“个”南“只 |
| 3.7.2 通用量词的地域分布特征 |
| 3.7.3 “个”的语法化损耗是“只”成为通用量词的动因 |
| 3.7.4 通用量词“个”的分布不断扩大 |
| 第四章 量词重叠 |
| 4.1 量词重叠的历史 |
| 4.1.1 量词重叠的起始时间 |
| 4.1.2 量词重叠的历史层次 |
| 4.1.3 量词重叠形式的来源 |
| 4.2 量词重叠的性质 |
| 4.2.1 量词的构词重叠 |
| 4.2.2 量词的构形重叠 |
| 4.3 量词重叠的形式 |
| 4.3.1 量词单纯重叠AA和AAA (AAAA) |
| 4.3.2 数词加量词重叠“数AA” |
| 4.3.3 量词加缀重叠“AXA” |
| 4.3.4 数量词重叠—AA(—A—A) |
| 4.4 量词重叠的语义 |
| 4.4.1 语义类型 |
| 4.4.2 量词重叠的语义 |
| 4.4.3 数量词重叠的语义 |
| 4.4.4 量词重叠的语义动因 |
| 4.4.5 小结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量词表量功能 |
| 5.1 量范畴和量的分类 |
| 5.1.1 “量”和相关概念 |
| 5.1.2 量的分类 |
| 5.1.3 量值系统 |
| 5.1.4 小结 |
| 5.2 量词表小量 |
| 5.2.1 小量与小称 |
| 5.2.2 音变型数量小称 |
| 5.2.3 加缀型数量小称 |
| 5.2.4 重叠型数量小称 |
| 5.2.5 混合型数量小称 |
| 5.3 量词表大量 |
| 5.3.1 大量与大称 |
| 5.3.2 量词基式表大量 |
| 5.3.3 量词加后缀表大量 |
| 5.3.4 量词变声重叠表大量 |
| 5.3.5 量词重叠加后缀表大量 |
| 5.3.6 量词加缀重叠表大量 |
| 5.3.7 数量词重叠表大量 |
| 5.4 小结 |
| 5.4.1 数量小称语法形式 |
| 5.4.2 数量小称的共性 |
| 5.4.3 量词表大量的方言特色 |
| 5.4.4 量词表量的南北差异 |
| 第六章 量名结构 |
| 6.1 量名结构的两种解读 |
| 6.1.1 量名结构的数量解读 |
| 6.1.2 量名结构的指称解读 |
| 6.2 量名结构的句位和指称 |
| 6.2.1 全面型 |
| 6.2.2 无谓后定指型 |
| 6.2.3 无谓前不定指型 |
| 6.2.4 互补型 |
| 6.2.5 无谓前型 |
| 6.2.6 全无型 |
| 6.2.7 谓后不定指型 |
| 6.2.8 小结 |
| 6.3 定指量名结构 |
| 6.3.1 定指量名结构的分布 |
| 6.3.2 定指量名结构的类型 |
| 6.3.3 定指量名结构的音变 |
| 6.3.4 定指量名结构的来源 |
| 6.4 定指名量结构 |
| 6.4.1 定指名量结构的类型 |
| 6.4.2 定指名量结构的性质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本文的主要观点 |
| 7.2 研究的不足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古文四聲韻》（卷一至四）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凡例 |
| 引書簡稱表 |
| 第一章 夏竦與《古文四聲韻》 |
| 1、夏竦其人 |
| 2、《古文四聲韻》的成書背景 |
| 3、《古文四聲韻》的定名 |
| 4、《古文四聲韻》的流傳及版本 |
| 第二章 《古文四聲韻》卷一校注 |
| 上平聲 凡二十九韻 |
| 第三章 《古文四聲韻》卷二校注 |
| 下平聲 凡三十韻 |
| 第四章 《古文四聲韻》卷三校注 |
| 上聲 凡五十六韻 |
| 第五章 《古文四聲韻》卷四校注 |
| 去聲 凡六十韻 |
| 第六章 《古文四聲韻》疑難字考釋 |
| 主要參考文獻 |
| 附錄：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考釋六篇 |
| 1、應侯視工簋蓋銘“(?)氒眾(?)”考 |
| 2、清華五拾遺 |
| 3、釋清華簡第六冊中的“(?)”字 |
| 4、《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六)》補釋 |
| 5、讀清華簡第七冊札記二則 |
| 6、《銀雀山漢墓竹簡》兵書類文獻校讀札記 |
| 攻博期間科研成果 |
（10）定州漢墓竹簡和上孫家寨漢墓木簡集釋（论文提纲范文）
| 凡例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定州汉墓竹简图版著录与研究概述 |
| (一)、墓葬的发掘及竹简的出土情况 |
| (二)、竹简的整理与发表情况 |
| (三)、定州汉简《儒家者言》、《文子》、《论语》、《六韬》图版发表情况 |
| (四)、定州汉简研究概述 |
| 二、上孙家寨汉墓木简图版著录与研究概述 |
| (一)、木简出土情况 |
| (二)、木简的整理与图版发表情况 |
| (三)、上孙家寨汉墓木简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定州汉墓竹简集释 |
| 第一节《论语》释文与集释 |
| 第二节《儒家者言》释文与集释 |
| 第三节《文子》释文与集释 |
| 第四节《六韬》释文与集释 |
| 第二章 上孙家寨汉墓木简集释 |
| 第一节上孙家寨汉墓木简释文 |
| 第二节上孙家寨汉墓木简集释 |
| 第三章 定州汉墓竹简与传世文献的对读 |
| 第一节 竹简本《论语》与传世本《论语》的对读 |
| 第二节 竹简本《儒家者言》与传世文献的对读 |
| 第三节 竹简本《文子》与传世文献的对读 |
| 第四节 竹简本《六韬》与传世文献的对读 |
| 附录 |
| 一、简号对照表 |
| (一)、定州汉墓竹简简号对照表 |
| (二)、上孙家寨汉墓木简简号对照表 |
| 二、图版及摹本 |
| (一)、定州汉墓竹简图版 |
| (二)、定州汉墓竹简图版摹本 |
| (三)、上孙家寨汉墓木简图版 |
| 参考文献 |
四、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張家山漢簡字詞集釋[D]. 韓厚明. 吉林大学, 2018(12)
- [2]《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3]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D]. 程令政. 吉林大学, 2020(12)
- [4]十四世纪前中国古代香具典型器研究[D]. 田梓榆. 中国美术学院, 2018(12)
- [5]唐宋处置构式研究[D]. 杨朋飞. 吉林大学, 2020(08)
- [6]清末民國時期利用古文字資料校證《說文》之研究[D]. 顧王樂. 吉林大学, 2020(03)
- [7]“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8]汉语方言名量词研究[D]. 毛志萍.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古文四聲韻》（卷一至四）校注[D]. 段凱.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定州漢墓竹簡和上孫家寨漢墓木簡集釋[D]. 張靜. 吉林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