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执法水平（论文文献综述）
胡建华[1]（2014）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 ——基于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王海荣[2]（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隋从容[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蔡养泉[4]（2015）在《人文关怀视域下的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是一项针对从事警务工作的个体而进行的系统化的道德教育，其目的是使警察个体能够在职业实践中形成完善职业人格和高尚的道德品格，满足社会和人民群众“对于安全的需要”，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然而，近几年来，我国警察的职业道德素质和现实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比如出现了警察权力腐败问题、徇私枉法问题、冷漠执法问题、服务态度恶劣问题、职业倦怠与心理压力过高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也使得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为解决此问题，各级主管部门从不同层面上提出了各种规范和要求，也实施了大量以提高道德素质为主旨的活动和实践，但在如何将警察的外在规范和要求内化为道德品质和素养，再落实于职业行为和实践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因此，本文试图确认人文关怀在警察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基本价值，并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思想为指导，用人文关怀的新视野关注警察个体的需求实际，综合运用警务理论、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等多学科知识，通过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实证分析的方法等，尝试以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人文关怀问题为切入点，以警察个体需求与人文关怀的内在关联为主线，探求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本文在承认社会对警察需求的合理性前提下，找到警察个体需求与人文关怀的内在关联基础上，意图从个体需求的视角揭示职业道德教育与人文关怀结合后所带来的新课题，并由此出发，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理念创新、观念转变、内容拓展、方法原则、实现途径、环境保障等方面进行具体的探讨，从而完成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上的尝试。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第一、从哲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人文关怀视野进行解读，通过分析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人文关怀取向的现实可能性，实现警察职业道德教育与人文关怀内在关联的第一步。通过对人文关怀思想的哲学阐释，明晰了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科学内涵；通过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历史考察，确立了加强我国警察职业道德建设的时代价值；通过对职业道德的社会要求、以人为本的社会背景、主体教育思想的社会趋势、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意蕴等的分析，为人文关怀思想融入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实现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从现实的角度分析我国警察职业道德的现状，进而指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僵化和人文关怀的缺失是造成道德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不高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阐述加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教育的观念、内容体系、方法论原则、师资培养、环境保障等方面进行人文关怀的全面改造，意图找到提升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活力和效能的突破口。第三、分析了警察职业道德教育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体系的构建与拓展。警察职业道德基本原则是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体系的核心与精髓，警察职业道德规范是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体系的具体要求，警察职业道德范畴是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体系的外延扩展。对教育内容的明确与科学的解释是对警察个体做好道德教育的根本和前提。第四、分析了警察职业道德教育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对警察个体主体能力提升的新拓展和人文关注。警察个体主体能力的培养涉及的方面很多，但就警察职业道德教育领域而言，最重要的还是表现在主体道德选择能力和道德修养能力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对警察职业领域中的道德冲突的分析，将道德教育的目光引入到造成警察个体思想困惑的实践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对修养的关注，提升警察个体的道德境界和自律能力。第五、分析了警察职业道德教育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外环境保障进行了探讨，对警察个体学习、转化道德规范和要求的动力、需求、权益等问题进行了解答，从内外两个方面探讨了警察个体执法环境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虞浔[5]（2013）在《1997年以来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文中研究表明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改革法院民事审判庭审方式为先导，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为标志，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正式拉开帷幕，并延续至今。上海作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自开埠以来就处于中西文化交锋交融的第一线，最早引入近现代司法理念和西方法治模式，新世纪以来又一直在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而持续努力，在司法体制机制改革领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一是它不可避免地是整个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表现出鲜明地自上而下推进的色彩，展现了国家顶层设计的强力和权威；另一方面，它却是许多改革措施的肇始之地，许多适应上海司法实践需求，在上海司法机关工作中自发萌生的创新举措，经过上海这块法治土地的滋润和检验，逐渐为全国所了解和认可，并随之被最高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向全国推广，引发司法体制改革大潮中的点点浪花甚至波澜。司法体制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要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城市，有必要系统梳理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改革动机和发展趋向，继续努力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和排头兵。为此，本文分八章对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进行研究。第一章是关于上海司法领域改革历程的历史考察。研究1997年以来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并不能割裂此前上海发生的司法改革。建国以来上海人民司法事业从无到有，尽管经历过挫折，但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奠定了上海司法工作的基本格局，为1997年开始的司法体制改革创造了坚实的基础。而且1997年之前上海的司法改革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和沉痛教训，为1997年以来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在上海的开展提供了正反面启示；此前进行的诸多有意义的实践探索和创新，也为之后的改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第二章是关于1997-2002年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探索阶段的研究。自1997年到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的五年，是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探索阶段。在最高司法机关的指导下，上海司法系统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在工作体制、用人机制和内部运作机制等方面整体推进，各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人员分类管理工作逐步推开。第三章是关于2002-2007年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推进阶段的研究。自2002年底到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五年，是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推进阶段。改革在法律框架内稳步推进，司法机关内部管理机制不断创新，司法规范化和司法公信力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监督协调机制更加健全，解决诉讼难、执行难、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取得新成效；政法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司法队伍建设和基层基础建设水平明显提高。第四章是关于2007-2012年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深化阶段的研究。自2007年底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的五年，是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阶段。上海司法机关努力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和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工作，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建立特困当事人司法救助制度，彰显法制公信力和司法人文关怀，加强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行业的执业监管，不断优化法律服务市场秩序。第五章是关于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中的思想纷争及实践取向的研究。在上海探索、推行和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改革措施的确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不乏质疑和批评之声。就宏观思路来说，就有地方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能否突破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框架、各司法部门的进程是否需要统一的争论；就微观举措来说，以“少年法庭”、“案例指导制度”为例，不难看出一些开创性举措引发了长久讨论和争议。正是这些讨论、这些质疑和批评使得上海司法机关更为审慎地对待改革，使其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进程走得更为稳当和科学。第六章是关于上海与兄弟省区市在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上横向比较的研究。根据公开的一些资料，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上海与我国其他省区市在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上有许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动力、根本目标、指导思想、整体进程、发展方向和具体内容上。但上海与其他省区市相比，在重视创新探索、未成年人保护、执行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借鉴国外经验、政法经费保障等方面，还是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分析存在这些异同的原因，主要是与司法体制改革的特性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有关。第七章是关于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分析检讨及成效评价的研究。上海的改革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严格遵循司法规律，保证了各项改革措施的成功实施，也避免了由此带来种种不必要的失败和资源浪费。虽然已经取得显着成效，但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与问题，必须清醒地看到上海的改革只是刚刚破题，全面推进和深化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司法事业的健康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八章是关于继续深化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对策建议。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人们对于司法的需求空前增长。为了迎接这些挑战，上海只有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司法困境。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应设定为“推进司法公正、扩大司法公开、提高司法公信、践行司法为民”。其功能应定位于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深化改革应该有一套贯穿于改革从始至终的基本行为准则，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立足上海实际继续探索适应上海司法实践需求的创新举措，切实提高司法机关的司法水平，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有效促进城市综合实力的提升。
刘建宁[6]（201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现代法治文明进程中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是法治建设的培植土壤。法治文化作为一种法治软实力,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理论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一种学界和当政者都重视的文化现象。研究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自觉在于对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回应,是为了更有效地培育法治文化提供相关学理支撑。本文从法治文化的基础理论出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思想的挖掘和创新性转化,对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思想的扬弃继承,以及对西方法治文化思想的批判借鉴,阐明了法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逻辑理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法治文化是一个具有多元内在结构和丰富深刻内涵的概念,它不仅是一种治理文化,更是一种文化自觉。就国家治理而言,法治文化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区别于人治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区别于德治文化;就文化的实践而言,法治文化作为一种精神风貌,源自个体自觉。本文对法治文化作出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广义上讲,法治文化是由物质、制度、精神和行为等层面的法治文化共同构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狭义上讲,法治文化是关于法治精神文明成果和法治行为方式相统一的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法治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具有一般文化的功能,同时它有文化所没有的特殊功能,因此,对法治文化进行结构优化和功能提升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对于法治文明建设发挥着关键性的导向引领和精神支撑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思想为理论基础,扬弃继承了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思想的优秀成分,批判借鉴了西方法治文化优秀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文化思想、列宁的法治文化思想、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法治文化思想、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法治文化思想。当然,他们关于法治文化的观点,主要是从他们的实践需要出发所作的阐述,因此,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思想只能从他们关于法治文化的相关论述中去挖掘。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思想博大精深,中国现代法治文化根基须到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宝库中去找寻。西方法治文化思想的有益成果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应该加以批判借鉴,认真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伟大实践起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断演进,改革开放新时期,法治文化逐渐成熟起来,并得以最终提出。法治文化建设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具体地规定了法治文化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的实践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由于提出时间短,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面临着种种困难。当前,我国还没有独立对法治文化进行测评的指标体系,本文通过对法治评估数据的分析来判定中国法治文化发展状况,这只能是一个参考性的指标数据。根据现有的国际和国内法治评价体系测评数据来看,法治文化形势不太乐观,与其他国家还有差距。签于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对社会的重大影响,本文选取了高校大学生群体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以期透视我国法治文化建设的真实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法治文化建设的突出性问题及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从内容上分为物质层面的法治文化、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精神层面的法治文化和行为层面的法治文化,这些层面构成一个统一的法治文化整体,并且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互制约。对于法治文化建设而言,只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是不全面的,我们还要对法治文化的架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行深入研究,其中,科学立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严格执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支撑、公正司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底线、全民守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对法治文化形成的过程产生深刻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利用法治文化这座大厦为法治中国实现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要将法治文化建设的普遍性规律与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坚持党对法治文化建设的领导等原则,着重从物质、制度、精神和行为层面推动法治文化建设深入发展:一是针对物质层面的法治文化建设,着力推进组织法治物质文化建设;二是针对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建设,着力推进中国社会民主法治建设;三是针对精神层面的法治文化建设,着力推进人本思维层面法治建设;四是针对行为层面的法治文化建设,着力推进行为主体法治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实现建设的规范化、科学化,就必须建立一套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运行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动力机制、传播机制、创新机制和保障机制。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大工程,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以及复杂的国情差异决定了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艰巨性,不能仅靠单一力量的单项举措和单项举动来推动法治文化建设,应发挥法治文化建设的协同性力量,形成人人参与法治文化建设的良性机制。法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导向是实现法治文明,只有努力构建法治文化创新发展体系,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并不断与时俱进,才能真正进入法治文明真善美统一的新时代,实现全社会人民的福祉。
蓝恭彦[7]（2019）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认为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并迅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很多原有纪检监察制度中存在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已经影响到纪检监察职能的发挥,甚至进一步影响到社会法治、社会心理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特别是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后,使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沿着权威推动、科学规划、敢于尝试、注重实效的道路顺利前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涉及到很多国家权力关系的重构与具体机制的调整,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本文试图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具有的鲜明中国特色,以及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新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的实践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在当时极端严酷的历史条件下,正是由于有效的监察制度保证了革命政权的廉洁有效,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建立了党政并行的监察制度,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监察制度逐渐与党内的作风建设相混淆,到“文革”期间被完全废止。后来的历史证明,离开行之有效的监察制度,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监察制度逐步恢复和完善,逐步发展出制度化、体系化的纪检监察制度,并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体制机制。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反腐败形势日趋复杂,很多体制性、结构性的矛盾逐步显现,诸如体制冲突、职能分散、同体监督、覆盖不足、法治化缺失等问题极大的影响着纪检监察效能的发挥,也成为本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诉求。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注重发扬中国历史一脉相承的监察制度传统,诸如监察机构独立设置,监察权垂直领导,注重完善监察法规,强调道德操守的作用等,尤其是孙中山先生设计的包含独立国家监察权的“五权宪法”政体,都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大量历史经验和借鉴,也使监察制度在中国具备了独特的文化血脉。与此同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注重参考国外先进监察制度的优秀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监察文化作出了有效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监察制度的构建和运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作出了大量经典论述,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理论源泉。尤其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引领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逐渐发展、形成一个完备的有关监察制度的理论体系,为之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与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我国具体实践的理论表达,深刻回答了纪检监察制度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经过充分理论准备的基础上,国家监察制度从改革伊始就具备了很多以往不具备的特征:以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目标,注重顶层设计,实行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构建了集中统一高效的监察机构,建立了以垂直管理为主的运行体制,把监督监察力量集中到一线执法部门,实现监督执纪的“全覆盖”。新构建的国家监察制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发展:将行政监察上升为国家监察,理顺了国家权力的运行体制,理顺了纪检监察中的党政关系,以法治化为引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改革。与此同时,改革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深化的方面,如监察权与审计权的对接,“全覆盖”的具体落实,留置权的使用与完善等等。因此必需继续加强对于国家监察制度的研究。在本次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与构建中,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改革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举措。本次合署办公改革跳出了“党政分开”、“党政合一”的窠臼,创造性地将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治建设紧密结合,将以往合署办公中实际上存在的“党政双弱”的格局变为“党政双强”,真正实现了执纪执法的有效贯通,对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职责的研究,明晰其职能和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位置。通过对于监察委员会运行机制的研究,具体分析其执法权限与执法手段,考察其在执纪执法贯通、与司法对接等方面的具体机制,以及对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初心是中国监察制度“中国特色”的最直接来源,中国特色国家监察制度也依靠中国共产党来建立、完善和运行,通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升和彰显,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为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打下了制度基础。
姜新[8]（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离开共产党来谈国情是不现实的,党内治理牵动着国家治理的每一条神经。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已经超过9000万,其中约有80%的国家公务员,以及超过95%的领导干部具有中共党员身份,办好中国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肌理和国家结构在加速转型,经济结构、政治布局、利益分配格局、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同时,党内腐败和思想混乱等治理窠臼问题被新媒体无限扩大,更加直白地摆在了名为信息社会的“砧板”之上。党内治理问题在削弱党的执政效力的同时,更是通过溢出效应辐射整个国家的治理进程。党内治理的迫切程度可谓前所未有,但党内治理理论架构,以及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还处于成长时期,难以与西方现代法治和政党理论抗礼。本文以依规治党为切入点,意在回答五个问题: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以此实现巩固现有党内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更高效地转换为治理效能,丰富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首先,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本文将依规治党的概念概括为:依规治党是法治思维在党内建设领域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科学、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基础之上,运用制度手段对党内事务、党员行为和党内政治生活进行治理。依规治党的本质:明确权责划分,规范权力运行。依规治党的目标:借鉴法律属性管党治党,使政党保持生机活力,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次,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本文分别从政党理论、执政党理论、法治理论三方面阐释依规治党的理论根据;从世情、国情、历史经验三个角度充实依规治党的现实根据;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逐渐演变的理论架构阐释依规治党的制度根据。再次,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本文总结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新时期、新时代四个时期的标志性成果和经验教训。以此为依据总结出新时代依规治党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依规治党概念本身不够明确凝练。二是,依规治党的研究重点需转移,由横向思辨转向执行细节。三是,党内法规的内容和执行程序存在碎片化、不规范以及广泛性不足的问题。四是,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同期推行,法治思维还没有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完全认可,依规治党出现监督不足和矫枉过正并存的现实悖论。同时,依规治党的容错纠错措施存在匮乏。五是,依规治党软环境面临信仰缺失、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最后,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本文从党内法规生成机制和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两方面入手,在巩固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党内法规生成领域:一是,明确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原则（坚持科学理论、人民立场、法治精神）。二是,提出新时代优化党内法规生成机制的切入点（法规队伍的配置、交流培训和民主参与）。三是,明确法规生成机制的未来关注点（补足合规审查机制,形成闭环的党内法规的生成机制）。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一是,通过“圆桌学习”和新的选人用人模式,实现从严治吏。二是,以党内监督为保障,规范权力运行。三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下,从立法契合、过程衔接两方面,推进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一体化。四是,补足兜底措施,充实依规治党的救济措施。
赵学敏[9]（2019）在《呼和浩特市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公民法治意识的觉醒,人民群众道路交通出行需求大幅增长,对应的的交警执法活动也不断增多,交警部门任何执法失范都有可能引发强烈的社会争议,致使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问题不仅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学者关注的课题,更是公众普遍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故对于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呼和浩特市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参考、案例分析、比较分析和综合归纳等研究方法,借鉴国内外不同地区相关领域的先进经验,剖析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而因地制宜的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文章首先对国内外警察尤其是道路交通警察的执法规范化建设情况进行综述,解释了本文中所涉相关概念,阐述了撰写文章过程中应用的理论基础。在对我国交警执法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分析基础上,重点对呼和浩特市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成效进行了阐述。其次,本文从制度规范、执法主体、执法模式、执法保障、执法监督和执法环境六个方面,分析了呼和浩特市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一是规范执法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不完善、可操作性差;二是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执法能力不足,规范执法理念偏差、角色定位不准确,执法部门间沟通协作不畅、行政效能低;三是执法中重实体轻程序,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疏于对规范执法模式的总结应用;四是财政投入力度不够,执法科技化水平低,警务保障无法满足执法需求;五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手段不先进,执法追责不彻底,监管工作不到位;六是执法相对人文化素质低、守法意识差,地区特点和人情因素阻碍规范执法。最后,针对以上问题和原因文章分别从完善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建设、提高执法主体行政效能、探索规范执法模式、提高执法警务保障、强化执法监督和改善执法环境角度提出相应的具体解决对策。鉴于目前我国针对交警执法特点的执法规范化建设研究不够系统全面,各级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总结的执法规范化样本和模式可操作性不强、执行效果不理想的现实状况,本文在归纳整理大量内外部资料基础上,结合呼和浩特市交警执法工作实际,从系统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交警执法规范化问题,针对性提出解决方案和措施,以此丰富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研究,并为呼和浩特市公安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提供详实的资料。
张文显[10]（2016）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下）——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观点》文中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本文着重从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面向梳理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全面依法治国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提出和阐述的重大理论观点。包括: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观点;关于宪法法律实施的核心观点;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观点;关于司法和司法改革的核心观点;关于法治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观点;关于法治经济建设的核心观点;关于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核心观点;关于从严治党、依法反腐的核心观点;关于依法治军和建设法治军队的核心观点;关于法治队伍建设的核心观点;关于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核心观点;关于全球治理体制和治理规则变革的核心观点。
二、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执法水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执法水平（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 ——基于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与评析 |
| (一) 国外有关中国农村民主管理的相关理论研究述评 |
| (二) 国内关于农村民主管理的理论研究述评 |
| 三、分析思路与方法 |
| (一) 分析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基本框架与内容 |
| (一) 基本框架 |
| (二)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解构 |
| 一、概念解构的意义 |
| (一) 有利于更准确地规范基层政府的公共权力 |
| (二) 有利于更全面地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
| (三) 有利于更扎实地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 |
| (四) 有利于更有效地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
| 二、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界定 |
| (一) 对现有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分析的相关学说的评析 |
| (二)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的界定 |
| 三、与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
| (一)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与村民自治 |
| (二)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与城市居民自治 |
| (三)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与地方自治 |
| (四)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与社会自治 |
| (五)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与乡镇治理机制 |
| (六)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与农村依法治理机制 |
| (七)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与农村社会组织机制 |
| 四、概念的性质与特征 |
| (一)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性质 |
| (二)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基本特征 |
| 第三章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 |
| 一、基层民主自治理念 |
| (一) 民主理念 |
| (二) 自由理念 |
| (三) 平等理念 |
| (四) 权利理念 |
| 二、基层制度性理念 |
| (一)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是农村的基层政治制度 |
| (二)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是农村的基层民主制度 |
| (三)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是农村的社会管理制度 |
| (四)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是农村的农民组织制度 |
| 三、基层治理模式性理念 |
| 四、农民活动方式性理念 |
| 第四章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生发基础 |
| 一、经济基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 |
| (一) 农村市场经济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关系逻辑 |
| (二) 农村市场经济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共生的历史演进 |
| (三) 农村市场经济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历史发展的启示 |
| (四) 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 |
| (五) 基于农村市场经济滞后性发展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面临的困境 |
| (六) 实现农村市场经济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和谐共生发展 |
| 二、政治基础：协商民主理论的孕育 |
| (一) 普适性：协商民主的要义 |
| (二) 契合性：协商民主与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融合 |
| (三) 本土化：我国农村协商民主的现实基础与生长 |
| (四) 从“协商”到“民主”：完善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路径选择 |
| 三、文化基础：“和合文化”的回归 |
| (一) 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
| (二) 和合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契合 |
| (三) 和合文化的功能及其对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的促进 |
| 四、伦理基础：农民道德修养的进步 |
| (一) 农民伦理道德建设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及良性运行的重要意义 |
| (二) 我国农民伦理道德建设的历史分析 |
| (三)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视域下农民道德建设的现状分析 |
| (四)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视域下完善农民道德建设的路径思考 |
| 第五章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的困境分析 |
| 一、外部困境 |
| (一) “两务”关系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运行目标环境不明 |
| (二) “两导”关系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运行体制环境不畅 |
| (三) “两心”地位不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运行自治环境缺失 |
| (四) “两权”相互冲突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运行法理环境模糊 |
| 二、内部困境 |
| (一) 民主选举缺乏严格的法治主体 |
| (二) 民主决策缺乏适格的法治载体 |
| (三) 民主管理缺乏规范的法治内容 |
| (四) 民主监督缺乏全面的法治客体 |
| 三、困境的原因审视 |
| (一) 重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施行中民主外部运行的手段性和方法性,忽视农村内部民主管理过程中农民民主权利意识的培养和民主权利的保障 |
| (二) 重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层面的实践和运行,忽视在法治层面的施行和保障 |
| (三) 重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中国家基层公共权力传输的单方性,忽视国家基层公共权力与农民民主权利“沟通与协商”的平衡性 |
| (四) 重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中制度运行的单一性,忽视与相关制度并行实施的协调性与统一性 |
| 第六章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宏观进路 |
| 一、动力机制 |
| (一) 经济动力机制 |
| (二) 政治动力机制 |
| (三) 文化动力机制 |
| (四) 制度动力机制 |
| (五) 环境动力机制 |
| 二、基本原则 |
| (一) 以人为本原则 |
| (二) 权利保障原则 |
| (三) 法治均衡原则 |
| (四) 民主参与原则 |
| (五) 服务社会原则 |
| 三、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宏观法治保障机制的建构 |
| (一) 建立健全农民权利保障法治意识的培育机制 |
| (二) 建立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外部法治保障机制 |
| (三) 建立健全农村民主选举法治保障机制 |
| (四) 建立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内部法治保障机制 |
| (五) 建立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运行法治保障机制 |
| 第七章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具体路径 |
| 一、立法保障 |
| (一) 宪法层面的立法保障 |
| (二) 基本法律层面的立法保障 |
| (三)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层面的立法保障 |
| (四) 地方性法规、规章层面的立法保障 |
| (五) 农村基层规章制度层面的立法保障 |
| 二 执法保障 |
| (一)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执法保障的涵义 |
| (二)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执法保障的特征 |
| (三)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执法保障的基本原则 |
| (四)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执法的主要依据和主要领域 |
| (五)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执法体系框架 |
| (六)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执法保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七) 完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执法保障的主要措施 |
| 三、司法保障 |
| (一)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司法保障的涵义 |
| (二) 加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司法保障的必要性 |
| (三)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司法保障的特征 |
| (四)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司法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五)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司法保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六) 完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司法保障的措施 |
| 第八章 结语：共识、歧见与后续研究的方向与重点 |
| 一、对我国农村民主管理实践及其制度发展的评价 |
| 二、关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建设的基本定位 |
| 三、关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中需处理的几对矛盾 |
| 四、关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建设的具体措施 |
| 五、关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建设的其它理论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后记 |
（2）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生成逻辑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时代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全球化和国际警务改革对公安工作带来新影响 |
| (二) 国内现实:社会转型对公安工作提出新要求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实践基础 |
|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工作的历史实践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公安工作的现实实践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安工作的相关理论 |
| (二) 毛泽东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一、改革开放起步与全面展开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78年-1992年) |
| (一) 在拨乱反正中初步形成 |
| (二)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走向成熟 |
| (三) 在党的十三大以后至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92年-2002年)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五大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
| (二) 党的十五大以后至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02年2012年) |
| (一) 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七大这一时期为形成期 |
| (二) 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时期为进一步发展期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12年至今)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关于公安工作的性质任务 |
| (一) 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依然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 |
| (二) 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和工作大局中公安工作处在很重要的位置 |
| (三) 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使命任务 |
| 二、关于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 |
| (一)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不能动摇 |
| (二) 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 三、关于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 |
| (一) 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 |
| (二) 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
| (三)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
| 四、关于公安工作的实现路径 |
| (一)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做好公安工作的首要问题 |
| (二) 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 (三)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 (四) 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增强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
| 五、关于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 |
| (一) 政治建警:全面加强革命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政治过硬 |
| (二) 从严治警:全面强化纪律规矩意识确保公安队伍纪律作风过硬 |
| (三) 依法治警:全面推进正规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责任过硬 |
| (四) 素质强警:积极推进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本领过硬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总体特征 |
| 一、生成过程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继承性 |
| 二、内容构成的科学性政治性和法治性 |
| (一) 严密的科学性特征 |
| (二) 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
| (三) 强烈的法治性特征 |
| 三、本质属性和价值依归的人民性 |
| (一) 价值指向的人民性 |
| (二) 力量源泉的人民性 |
| (三) 评判标准的人民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价值意义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 (二) 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 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 |
| (二) 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 |
| (三) 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 |
| (四) 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思想保障 |
| 第六章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 |
| 一、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
| (二) 以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 |
| (三) 以坚持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立足点 |
| (四) 以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为根本价值指向 |
| (五) 以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为方法论 |
| 二、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 |
| (二) 在解决现实问题和时代之间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 |
| 三、在正确认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 |
| (二) 坚持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人文关怀视域下的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问题的缘起 |
| （一） 现实依据：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
| （二） 理论依据：加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研究是学科发展的迫切需要 |
| 二、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 主要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之处 |
| 四、 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第一章 人文关怀与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理论探析 |
| 一、 人文关怀的思想来源及内涵 |
| （一） 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人文关怀思想 |
| （二）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关怀思想 |
| （三） 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思想 |
| 二、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历史嬗变及内涵 |
| （一） 西方警察职业道德的发展概述 |
| （二） 中国警察职业道德形成与发展 |
| （三）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
| 三、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人文关怀的理论阐释 |
| （一）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本质与人文关怀 |
| （二） 以人为本理念的广泛确立 |
| （三） 主体性教育思想的兴起 |
| 第二章 人文关怀在警察职业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分析 |
| 一、 警察职业道德建设的现状 |
| （一） 我国警察队伍中出现的职业道德问题 |
| （二） 职业道德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二、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发展现状 |
| （一） 公安院校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现状 |
| （二） 在职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现状 |
| （三）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 |
| （四）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
| 三、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人文关怀的重要意义 |
| （一）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实现人文关怀具有现实可能性 |
| （二） 人文关怀是警察个体实现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 |
| （三） 人文关怀是回归警察职业道德的教育本质的必然途径 |
| （四） 人文关怀是时代发展和社会现实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 |
| 第三章 人文关怀视域下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内容的完善 |
| 一、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实现人文关怀的整体思路 |
| 二、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实现人文关怀应遵循的原则 |
| 三、 人文关怀视域下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内容的完善 |
| （一） 教育内容完善中的警察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确立 |
| （二） 教育内容完善中的警察职业道德规范的修订 |
| （三） 教育内容完善中的警察职业道德范畴的明确 |
| 第四章 人文关怀视域下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对主体能力的培养 |
| 一、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对主体道德选择能力的培养 |
| （一） 解决警察职业道德冲突与选择问题的重要意义 |
| （二） 警察职业道德冲突与选择问题的分析思考 |
| 二、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对主体自我修养能力的培养 |
| （一）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与修养的关系 |
| （二） 警察个体道德自我修养的含义与内容 |
| （三） 警察个体道德自我修养的内容与途径 |
| 第五章 人文关怀视域下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内部激励环境建设 |
| 一、 警察内部激励环境建设的历史进程 |
| 二、 新时期警察个体的需求分析及意义 |
| 三、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内部激励环境建设的基本途径 |
| （一） 警察激励环境建设的基本原则 |
| （二） 警察激励环境建设的主要途径 |
| 第六章 人文关怀视域下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外部执法保障环境建设 |
| 一、 警察执法权益保障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 （一） 警察执法权益保障的含义与内容 |
| （二） 警察执法权益保障的现状分析 |
| 二、 加强警察执法权益外部保障环境建设的意义与途径 |
| （一） 加强警察执法权益保障建设的重要意义 |
| （二） 加强和改进警察执法权益保障环境建设的途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1997年以来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 中国1997年始启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
| 二、 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要求司法机关与时俱进 |
| 三、 上海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 |
| 四、 域外司法改革理论在上海受到科学借鉴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 一、 司法 |
| 二、 司法机关 |
| 三、 司法体制 |
| 四、 司法工作机制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 |
| 第四节 研究现状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第一章 历史回眸（1949—1997）：中国司法制度曲折发展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司法制度初创奠基阶段 |
| 二、 司法制度曲折成长阶段 |
| 三、 司法制度破坏荒废阶段 |
| 四、 司法制度恢复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变革历程 |
| 一、 基本形成上海司法工作格局 |
| 二、 组织开展上海司法改革运动 |
| 三、 文革期间上海司法工作倒退 |
| 四、 改革开放后步入发展的正轨 |
| 第三节 现实意义 |
| 一、 奠定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基础 |
| 二、 提供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启示 |
| 三、 确立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先机 |
| 第二章 拉开序幕（1997-2002）：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探索阶段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国家启动司法改革 |
| 二、 上海推进依法治市 |
| 第二节 改革内容 |
| 一、 概述 |
| 二、 上海审判改革 |
| 三、 上海检察改革 |
| 第三节 配套改革 |
| 一、 上海公安刑侦改革 |
| 二、 上海司法行政改革 |
| 第三章 全面展开（2002-2007）：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推进阶段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国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
| 二、 上海加快城市法治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内容 |
| 一、 概述 |
| 二、 上海审判改革 |
| 三、 上海检察改革 |
| 第三节 配套改革 |
| 一、 上海公安刑侦改革 |
| 二、 上海司法行政改革 |
| 第四章 深入进行（2007-2012）：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深化阶段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国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
| 二、 上海改善城市法治环境 |
| 第二节 改革内容 |
| 一、 概述 |
| 二、 上海审判改革 |
| 三、 上海检察改革 |
| 第三节 配套改革 |
| 一、 上海公安刑侦改革 |
| 二、 上海司法行政改革 |
| 第五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实践与探索的纷争 |
| 第一节 改革宏观思路争议 |
| 一、 地方司法领域改革能否突破中央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框架 |
| 二、 地方司法机关在改革进程中是否需要相互协调统一步调 |
| 第二节 改革微观举措争议 |
| 一、 “少年法庭”之争 |
| 二、 “案例指导制度”之争 |
| 第六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与其他省份实践探索比较 |
| 第一节 共同之处 |
| 一、 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基本相同 |
| 二、 发展方向和推进动力基本相同 |
| 三、 整体进程和许多内容基本相同 |
| 第二节 鲜明特色 |
| 一、 上海是许多司法改革举措的创始之地 |
| 二、 上海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区别对待 |
| 三、 上海全力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 四、 上海有效增强司法机关的工作透明度 |
| 五、 上海科学借鉴国外司法改革先进经验 |
| 六、 上海较好地解除了司法机关后顾之忧 |
| 第三节 异同探究 |
| 一、 存在相同缘由 |
| 二、 存在不同原因 |
| 第七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实践探索的评析 |
| 第一节 特点分析 |
| 一、 根本保证——坚持正确指导思想，把牢社会主义方向 |
| 二、 有力保障——准确定位司法职能，体现上海自身特色 |
| 三、 不竭动力——遵循司法工作规律，依靠科学理论支持 |
| 四、 重要方法——统筹规划改革方案，争取形成整体合力 |
| 五、 必要方式——以改革促进新变化，不急不躁循序渐进 |
| 六、 有效途径——改革灵活性，尊重首创性，保护积极性 |
| 第二节 成功之处 |
| 一、 妥善处理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
| 二、 妥善处理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关系 |
| 三、 妥善处理中央部署与上海实际的关系 |
| 第三节 问题所在 |
| 一、 司法机关改革中的某些模糊认识有待加以纠正 |
| 二、 上海司法部门的执法司法能力亟待进一步提高 |
| 三、 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氛围尚需培育 |
| 第四节 取得成效 |
| 一、 坚持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已成为上海各界普遍性共识 |
| 二、 上海司法机关工作更趋规范，公正性、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 |
| 三、 上海司法公开范围更加全面、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完善 |
| 四、 有效破解案多人少现实困境，保障上海司法工作良性运转 |
| 第八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继续深化改革之路 |
| 第一节 战略目标 |
| 一、 追求司法公正，保持全国领先司法环境 |
| 二、 扩大司法公开，保持先行先试发展势头 |
| 三、 树立司法公信，发挥上海本土传媒优势 |
| 四、 践行司法为民，满足广大市民更高期待 |
| 第二节 功能定位 |
| 一、 推动国家司法体制进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
| 二、 延伸司法机关工作触角，服务上海社会管理 |
| 三、 强化司法工作保障功能，促进四个中心建设 |
| 四、 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 |
| 五、 提升司法机关履职水平，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
| 第三节 基本原则 |
| 一、 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全市大局深化改革 |
| 二、 借鉴域外司法改革经验与上海实际相结合 |
| 三、 遵循法律法规边界依法有序稳步组织实施 |
| 四、 坚持以群众观点为引领满足群众司法需求 |
| 第四节 路径选择 |
| 一、 借助雄厚科研力量提炼上海司法领域开展改革经验，自觉以科学理论研究为指引 |
| 二、 依托上海智慧城市建设，丰富司法公开的形式和内容，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
| 三、 警惕腐败现象向司法领域渗透蔓延，从制度着手织密上海司法职权运行监督机制 |
| 四、 围绕上海“两个中心”建设规划，发挥好海事仲裁和金融仲裁便捷、高效的作用 |
| 五、 及时关注司法工作暴露的问题，创新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内容，增强群众法治观念 |
| 六、 充分挖掘上海丰富法学教育资源，推进司法人员职业化建设，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概况 |
| (三)研究特点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法治文化概述 |
| 第一节 法治文化的概念界定 |
| 一、法治的含义 |
| 二、文化的含义 |
| 三、法治文化的含义 |
| 四、法治文化相关概念的梳理 |
| 第二节 法治文化的特征 |
| 一、内涵的当代性与结构的层次性 |
| 二、思想的先进性与功能的渗透性 |
| 三、价值的标引性与人性的终极性 |
| 四、形式的多样性与进程的开放性 |
| 第三节 法治文化的结构与功能 |
| 一、法治文化的结构 |
| 二、法治文化的功能 |
| 三、法治文化结构优化与功能提升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文化思想 |
| 二、列宁的法治文化思想 |
| 三、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法治文化思想 |
|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法治文化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思想 |
| 一、自然法思想 |
| 二、儒家的法治思想 |
| 三、法家的法治思想 |
| 四、启蒙思想家的“天下之法”的法治思想 |
| 第三节 西方法治文化思想 |
| 一、西方法治文化思想的生成与演进基础 |
| 二、西方法治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扬弃继承与批判借鉴法治文化的思想资源 |
| 一、扬弃继承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思想 |
| 二、批判借鉴西方法治文化思想 |
| 三、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思想为指导推进中国法治文化创新发展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程与成就.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程 |
| 一、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 |
| 二、依法治国与法治文化建设的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成就 |
| 一、法治文化建设的突出性贡献 |
| 二、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考察.. |
| 第一节 法治文化量化评估实践 |
| 一、法治指数的应用——以中国为评价范本 |
| 二、中国科学研究机构的法治评估数据 |
| 三、中国法治文化量化评估的发展展望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高地——高校的法治文化建设现状实证分析 |
| 一、高校物质层面的法治文化建设现状 |
| 二、高校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建设现状 |
| 三、高校精神层面的法治文化建设现状 |
| 四、高校行为层面的法治文化建设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问题 |
| 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法治文化建设的同步性 |
| 二、制度规范与法治文化现状契合性存在障碍 |
| 三、全民普法式教育难以提升公民的法治信仰 |
| 四、法治文化的行事方式还未在公民中形成 |
| 五、当前我国法治文化建设基础薄弱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问题的根源 |
| 一、华夏土地上的农耕文明掣肘法治文化的建设 |
| 二、人治传统难以培育出滋养法治文化的肥沃土壤 |
| 三、缺乏足以支撑法治文化的人文精神资源 |
| 四、缺乏足以支撑社会良性发展的契约精神 |
| 五、法治思维难以满足时代需求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容与架构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容 |
| 一、物质层面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建设的物化形态 |
| 二、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建设的制度体现 |
| 三、精神层面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在要义 |
| 四、行为层面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建设的外显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架构 |
| 一、科学立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 |
| 二、严格执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
| 三、公正司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核心环节 |
| 四、全民守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党对法治文化建设的领导 |
| 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
| 三、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
| 四、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
| 五、尊重人类文化多样性 |
| 六、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
| 一、物质层面的法治文化：着力推进法治组织物质文化建设 |
| 二、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着力推进中国社会民主法治建设 |
| 三、精神层面的法治文化：着力推进人本精神文明成果建设 |
| 四、行为层面的法治文化：着力推进行为主体法治实践建设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运行机制 |
| 一、构建法治文化建设的动力机制 |
| 二、优化法治文化建设的传播机制 |
| 三、培育法治文化建设的创新机制 |
| 四、完善法治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关于选题的思考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监察制度的发展沿革 |
| 第一节 民主革命时期监察制度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监察制度的经验与教训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之前监察制度的规范化 |
| 第四节 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
| 第二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 |
| 第一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监督思想 |
| 第二节 列宁的监督思想和实践 |
| 第三节 毛泽东关于监察制度的理论和实践 |
| 第四节 邓小平关于监察制度的思想和实践 |
| 第五节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纪检监察的重要理论 |
| 第三章 对中华传统监察文化与国外实践经验的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文化的发展脉络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五权宪法”下独立监察制度的尝试 |
| 第三节 当代国外监察制度模式考察 |
| 第四章 新时代国家监察制度的整体设计及运行 |
| 第一节 新时代国家监察制度的整体设计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家监察制度的目标诉求 |
| 第三节 新时代国家监察制度的特点 |
| 第四节 党的纪检机关与国家监察机关合署办公 |
| 第五节 国家监察机关的产生及职责 |
| 第六节 对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 |
| 第五章 改革中仍需要深化的问题 |
| 第一节 “全覆盖”的质与量 |
| 第二节 监察权与审计权的对接 |
| 第三节 留置权的使用与完善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规律性总结 |
| 第一节 对中国监察史成功经验的继承 |
| 第二节 对世界监察制度有益成果的发展 |
|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定了监察制度的“中国特色” |
| 第五节 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依规治党研究现状评析 |
| 二、国外政党建设研究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目标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目标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及难点 |
| 一、研究的创新 |
| 二、研究的难点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概念意涵 |
| 第一节 依规治党的语义 |
| 一、“依”阐释理论出发点 |
| 二、“规”意指法律性规范 |
| 三、“治”强调治理落实 |
| 四、“党”表明治理对象 |
| 第二节 依规治党的构成要素 |
| 一、依规治党的主体 |
| 二、依规治党的客体 |
| 三、依规治党的前提 |
| 四、依规治党的治理切入点 |
| 第三节 依规治党的概念界定 |
| 一、依规治党的概念 |
| 二、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概念辨析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根据 |
| 第一节 依规治党的社会根据 |
| 一、国际社会新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国情 |
| 三、国内外实践经验 |
| 第二节 依规治党的理论根据 |
| 一、政党理论 |
| 二、执政党理论 |
| 三、法治理论 |
| 第三节 依规治党的制度根据 |
| 一、依法治国框架下依法执政建设 |
| 二、依治国框架下的依规治党建设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规治党的实践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规治党的经验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依规治党的实践 |
| 一、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 |
| 二、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依规治党的经验教训 |
| 第三节 新时期依规治党的实践 |
| 一、新时期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时期依规治党的经验总结 |
| 第四节 新时代依规治党的创新探索 |
| 一、新时代依规治党创新性发展 |
| 二、新时代依规治党成效总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所面临的问题 |
| 第一节 依规治党的价值和核心范畴 |
| 一、依规治党的价值理念需凝练 |
| 二、依规治党的核心范畴需转移 |
| 第二节 党内法规的制定程序和内容方面 |
| 一、党内法规的制定程序不够严谨 |
| 二、党内法规的内容有待规范 |
| 第三节 依规治党的执行效力方面 |
| 一、执行落实不到位 |
| 二、法治思维、规矩意识不足 |
| 三、监督、救济体系制待完善 |
| 四、依规治党的软环境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完善党内法规的生成机制 |
| 一、明确党内法规的生成原则 |
| 二、优化党内法规制定队伍 |
| 三、充实党内法规生成环节 |
| 第二节 提高依规治党的执行力 |
| 一、以用人为切入点,从严治吏 |
| 二、以党内监督为保障,规范权力运行 |
| 三、坚持法治原则,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协同推进 |
| 四、完善党内救济机制,补足依规治党的兜底环节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呼和浩特市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四)相关理论基础 |
| 1.依法行政理论 |
| 2.库珀行政伦理理论 |
| 3.程序正义理论 |
| (五)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案例分析法 |
| 3.比较分析法 |
| 4.综合归纳法 |
| (六)创新点 |
| 一、公安执法规范化的基本理论 |
| (一)公安执法概述 |
| 1.执法和公安执法的概念 |
| 2.公安执法的特点 |
| (二)执法规范化的基本理论 |
| 1.执法规范化的内涵 |
| 2.执法规范化的标志 |
| 3.执法规范化的基本要素 |
| 4.公安执法规范化的必要性 |
| 二、呼和浩特市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成效 |
| (一)组织保障有力,制度体系建设有序推进 |
| 1.领导高度重视,部署落实到位 |
| 2.初步建成法制员队伍,强化内部执法管理 |
| 3.基本建立执法管理制度 |
| (二)教育培训机制基本形成,教育整顿严格落实 |
| 1.教育培训形式丰富 |
| 2.教育整顿活动严格推进,有效促进规范执法 |
| (三)执法基础条件日渐完备 |
| 1.执法信息化基础建设稳步跟进 |
| 2.各执法单位办案场所建设基本完成 |
| 3.交通事故法庭和调解室有效化解纠纷矛盾 |
| 4.新建醒酒中心实现涉酒类案件集中办理 |
| (四)执法监督方式多样化 |
| 1.执法督察实现常态化 |
| 2.执法质量考评实现全面覆盖 |
| 3.加强执法记录仪使用和管理有效推进执法取证工作 |
| 4.强化车驾管业务监督促进公正、公平 |
| 5.行政复议充分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 |
| (五)执法宣传稳步推进 |
| 1.积极探索宣传方式突破,拓展媒体宣传渠道 |
| 2.积极走访交通参与者,畅通民意渠道 |
| 三、呼和浩特市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一)执法规范化相关法规可操作性差 |
| (二)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
| 1.业务素质有待提高 |
| 2.行政效能仍有提升空间 |
| (三)执法过程重实体轻程序 |
| 1.执法办案程序偶有失范 |
| 2.事故调解程序规范不足 |
| 3.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空间较大 |
| (四)执法保障不够到位 |
| (五)执法监管不够有力 |
| 四、呼和浩特市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现有法规制度体系不够契合交警执法特点 |
| (二)执法人员的选拔任用和培训管理不够科学合理 |
| 1.执法队伍结构不合理,选拔录用机制不健全 |
| 2.规范执法理念偏差、角色定位不准确 |
| 3.教育培训内容不系统,学习质量难以保证 |
| (三)执法人员对规范化执法模式的总结应用不足 |
| (四)政府对执法保障的重视不够、投入不足 |
| 1.财政支持力度不够 |
| 2. 执法部门对执法科技化认识不足 |
| 3.执法人员自身权益和执法权益缺乏法律制度保障 |
| (五)执法监督机制落实不够到位 |
| 1.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管职权不统一 |
| 2.监督手段不先进,实时监管不到位 |
| 3.监督履职不全面,执法追责不彻底 |
| (六)执法环境影响规范化执法落实 |
| 1.执法相对人文化素质偏低、守法意识差 |
| 2.地区特点和人情因素阻碍规范执法 |
| 五、国外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
| (一)英国经验 |
| (二)美国经验 |
| (三)新加坡经验 |
| (四)国外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经验的启示 |
| 六、加强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对策 |
| (一)建立健全执法法律法规体系 |
| 1.健全道路交通管理立法,明确交警执法权限 |
| 2.完善交警执法行为规范,提高适用性、实操性 |
| 3.加强执法自由裁量控制,实现合理公正执法 |
| (二)强化执法管理模式 |
| 1. 建立系统的执法流程管理体系 |
| 2.强化办案场所管理 |
| 3.严格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
| 4.涉案财物“一网”流转 |
| (三)提升执法主体履职能力 |
| 1.加强执法理念教育 |
| 2.改进执法人员录用机制 |
| 3.完善执法培训机制 |
| 4.鼓励执法人员学习深造 |
| (四)完善执法保障体系 |
| 1.健全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保障 |
| 2.提升执法基础装备保障 |
| 3.加强智能交通管理信息运用 |
| 4.增强执法权益保障 |
| 5.落实执法人员待遇保障 |
| (五)健全执法监督机制 |
| 1.完善执法监督组织机构 |
| 2.建立科学执法质量绩效考核体系 |
| 3.打造专业化的执法监管队伍 |
| (六)营造优良执法环境 |
| 1.强化执法工作效能,提升执法对象守法意识 |
| 2.强化矛盾疏导化解,加强源头管理 |
| 3.拓展执法宣传手段,增强执法认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下）——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观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一、“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观点 |
| (一)“要立法先行，立改废释并举” |
| (二)“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
| (三)“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 |
| (四)“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
| (五)“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 |
| (六)“完善立法体制” |
| 二、“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关于宪法法律实施的核心观点 |
| (一)宪法法律实施要“严”字当头 |
| (二)“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
| (三)实施宪法的精髓在于“四个坚持”(30) |
| 三、“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观点 |
|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
| (二)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
| (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
|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
| (五)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
| (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
| 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关于司法和司法改革的核心观点 |
| (一)关于司法的基本理论观点 |
| 1．司法、司法机关和司法权的界定 |
| 2．司法的价值和功能 |
| 3．司法公信力 |
| 4．司法规律 |
| (二)关于司法改革的重大理论 |
| 1．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我国现行司法制度 |
| 2．司法改革的政治定性和定位 |
| 3．司法改革的目标与方向定位 |
| 4．司法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
| 5．司法改革重大举措及其学理基础 |
| 五、“让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关于法治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观点 |
| (一)党和政府依法治理社会，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 |
| (二)社会实行广泛自治 |
| (三)全体人民自觉守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
| (四)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
| (五)深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 |
|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关于法治经济建设的核心观点 |
| (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
| (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
| (三)营造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经济法治环境 |
| 1．营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
| 2．着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
| 3．自贸区为法治经济发展先行先试 |
| (四)认识、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以法治化方式领导和管理经济 |
| 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关于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核心观点 |
| (一)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 |
| (二)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 |
| (三)强化制约、强化监督、强化公开 |
| 八、“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腐没有休止符”———关于从严治党、依法反腐的理论 |
| (一)全面从严治党 |
| 1．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内涵 |
| 2．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 |
| 3．法纪贯通，纪严于法、纪在法前 |
| 4．坚持高标准与守底线相结合 |
| 5．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
| 6．严格执行法规制度和党的纪律 |
| (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和预防腐败 |
| 1．反腐败斗争事关党和国家政治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
| 2．依法严惩腐败分子，形成不敢腐的高压态势 |
| 3．完善法律法规，形成不能腐败的制度结构 |
| 4．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德治与法治并举，形成不愿腐、不想腐的社会环境 |
| 5．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切断腐败分子后路 |
| 九、“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是治军带兵的铁律”———关于依法治军和建设法治军队的核心观点 |
| (一)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建设法治军队，是新形势下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 |
| (二)法治是从严治军、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基本方式 |
| (三)依法治军、建设法治军队的总目标 |
| (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基本原则 |
| (五)加强军队法治文化建设，让法治精神深入军心 |
| 十、“建设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法治队伍”———关于法治队伍建设的核心观点 |
| (一)建设法治队伍的极端重要性 |
| (二)法治队伍的基本构成及其素质要求 |
| (三)政法队伍建设的基本任务和要求 |
| (四)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
| 十一、“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关于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核心观点 |
| (一)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守法的带头人 |
| (二)法治思维是对人治思维的革命 |
| 1．规则意识 |
| 2．制度意识 |
| 3．程序意识 |
| 4．人权意识 |
| 5．公正意识 |
| 6．理性精神 |
| (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实践要求 |
| 十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关于全球治理体制和治理规则变革的核心观点 |
| (一)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两个大局 |
| 1．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世界秩序 |
| 2．积极参与国际立法 |
| 3．积极参与国际执法 |
| 4．积极参加国际司法机构和司法活动 |
| 5．做好涉外和国际法律服务 |
| 6．加强国际法治人才队伍建设 |
| 7．积极开展法律外交 |
| (二)推进全球治理格局、治理体制、治理规则变革 |
| (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 |
| 1．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
| 2．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 |
| 3．推进国际关系合理化 |
| (四)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四、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执法水平（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 ——基于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的分析视角[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8)
- [2]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4]人文关怀视域下的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研究[D]. 蔡养泉.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5]1997年以来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D]. 虞浔. 华东政法大学, 2013(01)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D]. 刘建宁. 兰州大学, 2018(11)
- [7]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D]. 蓝恭彦.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D]. 姜新. 华侨大学, 2020(12)
- [9]呼和浩特市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研究[D]. 赵学敏.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9(03)
- [10]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下）——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观点[J]. 张文显.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