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十二讲 农民革命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论文文献综述）
李亚娟[1]（2018）在《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自1986年开始自上而下的普法教育,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时至今日已经进入“七五”普法,但普法三十余年效果却远未至预期。法治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必然的选择,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的法治中国也是执政党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建设目标。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而在“生产力水平显着提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更突出”的情况下,法律乃至社会的法治就更为重要,因此“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也是法治教育持续深入的动力。但是法治教育要进一步展开必须进行反思,同时要借鉴有益而成功的经验。中共的法治教育历史可以回溯至井冈山时期,涵盖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共和国初期与普法时期四个阶段。论文选取延安时期与普法时期的法治教育进行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区域执政的实践,颁布大批条例与法令,同时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法律并开展社会教育,是革命时代的社会秩序重建,服务于战争时局下的政治需求。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法制建设,并于1986年开始五年一次的普法教育,同样是执政党在社会动荡后的秩序重整,服务于改革开放、建立法治社会的政治需求。二者都是在受传统中华文化影响的民众心理上,用受西方法律规则影响的法律制度来重建新秩序。从法治教育视角出发,延安时期的政治活动、司法实践与社会教育中蕴涵着朴素的法治教育理念与方式,是法治教育的隐性存在;其培养主体意识的法治教育理念,融入式法治教育内容,多样化的法治教育方式都值得当代法治教育借鉴。普法教育既有延安时期中共执政思维与经验的延续,又面对法制建设大发展,而民众法治意识未能相应跟进的局面,从“一五”普法到“七五”普法已经持续三十余年,民众知晓了权利,也开始追求法治秩序,但自上而下灌输教育与条文教育的模式,忽视了法治社会的形成需要法治文化的土壤,同时知识教育的理念也导致普法教育未能实现知法守法的目标。普法时期的法治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公民的权利意识增长而维权行动也伴之而起,法律也因为权利话语彰显而相应变化,但公权力主体的法律意识却未能跟进,依然固守治民心态,仅仅把法治教育作为教化公民守法的工具,未能理解现代法治首先是对公权力进行限制,以保护私权利,因此产生大量冲突并导致政府权威与司法权威不足,进而导致公民对法律丧失信心。此外对象化、知识化与形式化的法治教育导致法律本身工具化,虽然权利意识觉醒,法律的工具性价值被张扬而蕴涵在法律背后的法治价值却被忽视,导致法治认同不足,因而知法却未必守法,守法却未必信法。在对普法时期法治教育进行反思,对延安时期法治教育进行借鉴,并参考美国法治教育实践后,明确当代法治教育的内涵为:其是以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等理性法治文化为基础的一种教育活动,遵循现代法治理念,着力于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素养,以及对法律的认同与信任。现代法治教育的目标应为通过主体意识培育、法治价值认同、法治精神培育实现人的法治化,进而实现社会的法治化。法治教育的内容应包含宪法教育、人权教育、权利为本、程序正义四个方面,从知识教育转向价值教育,侧重法治精神与价值的培养。而要实现法治教育的目标,则必须改变主客体的法治教育关系,以平等主体间的交往关系进行的法治教育过程,有助于主体自主性的养成、民主平等精神的塑造,通过主体间的理性交往,实现主体的法治化。法治教育作为价值教育,必须回归生活世界,遵从价值教育的规律,从“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出发,主体的法治化是主体全方位地参与法律生活,在参与中主体性、主体意识、法治意识得到成长,也有助于建立法律认同、重塑司法权威。法治教育过程通过三个途径实现,首先是系统的校园法治教育,除了师资专业化,还应将法治教育内容融入多学科,以侧重内隐认知的方式螺旋式展开,并注重校园法治文化氛围的培育;其次法治教育应从限制政府公权力入手,在内外力作用下重塑政府公信力和司法权威,通过实践理性为民众塑造守法典范,在民众内心建立起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任;最后法治教育要在全社会展开,而其实现途径必然应是整个生活世界的法治化,在生活中认识法律,在生活中实践法律,对法治的认识需要实践理性的过程,对法治的信任是实践理性的结果,生活世界法治化正是法治教育实践理性的过程。
张华[2]（2011）在《“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根据大量的原始报刊书籍资料,参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社会背景,对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进程进行了详实的梳理和评论。所谓“新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间的代称。所谓“新哲学大众化运动”,是指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开始,在中共中央文委直接领导下,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为组织机构,社联成员艾思奇、沈志远等作为核心骨干力量,带动一系列进步知识分子发起并推动的一场以大众化、通俗化为特征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思想运动,这场运动在抗战中和建国后一直持续进行。1958年开始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整个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最后一个高潮。该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而结束于20世纪60年代。这场运动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学理因素。1927年之后,国民党背叛革命,镇压共产党,并在全国上下推行国民党唯心哲学。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处于革命的低潮期,工人运动由盛而衰,武装革命遭遇挫折。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宣传决议案》确定了宣传工作中的大众化路线,向大众展开意识形态宣传,准备迎接革命高潮。而此时的苏联哲学界经过几次斗争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新体系,中国的学术界在此前唯物史观传播的基础上,吸纳了这个体系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热潮。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脉络在中国共产党需要向大众展开意识形态宣传的时候汇集起来,终于形成一股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潮流,冲破了国民党唯心哲学的围追堵截。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的中国社联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组织,而艾思奇对推动这场运动走向第一个高潮的贡献最大。在社联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还有张如心、陈唯实、沈志远、李平心、胡绳、冯定等人。这一时期产生了《大众哲学》、《通俗辩证法讲话》等一批影响巨大的大众哲学作品。随后,日寇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形势的变化迫使大众新哲们离开上海,走向全国,并迎来了这个运动的第二个高潮。抗战时期的新哲学大众化运动,沿着“社联”时期的道路继续前进,涌现了一批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新人和反映这个时代背景的新作,比如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葛名中的《科学的哲学》等。抗战结束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又从中外民族矛盾回复到阶级矛盾。新哲学作为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的精神武器,依然需要发挥重大作用。原有的大众化哲学着作仍然在翻印重版,而新的作品也层出不穷。第三个高潮中的新作更注重新哲学的实际应用,突出了思想方法论和人生观等方面。到了1958年,全国上下掀起了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的新高潮,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结束。这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学界、政坛走到普通大众的生活中,改造了几代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除弁言外,正文共有八章：第一章“导论”,回顾了国内外的研究,确定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章“正名”,辨析了已有的术语,阐释了“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名和义；第三章“历史背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新哲学大众化运动之所以兴起的外因；第四章“思想渊源”,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分析新哲学大众化运动之所以兴起的内因；第五至七章分别是“第一个高潮：社联时期”、“第二个高潮：抗战中”和“第三个高潮：新中国成立前后”,详细解析了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作品和特征；第八章“结论”,总结了经验教训,阐发了这场运动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赵原[3]（2018）在《李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文中认为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中国日益成为显学,郭沫若、范文澜作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开始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历史,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在野”到“正统”的转向。与此同时,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追随他们的学术方向和学习他们的治学素养也开始迅速发展成长,他们是以李新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他们的学术历程与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年的风雨历程密切相关,他们的学术生态和学者心境更加缜密复杂,更值得后人探讨研究。此外,他们接过和高擎前人已经点燃的唯物史观史学“火种”,照亮了 21世纪史学的发展路向,这无疑对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现实影响。李新（1918—2004）,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研究与通晓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共党史而着称。李新的前半生是战士——多次参加学校的抗日爱国救亡运动,并以领导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的后半生是学者——为推动祖国的教育事业,他毅然放弃官职,加入到教育和史学研究领域。李新钻研史学五十多年,以匠人身份时刻紧握岁月的“如椽大笔”,不仅组织编写了多套多卷本丛书,而且撰写了多本个人着作及回忆录。李新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功绩卓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贡献,故而值得对其在做人与做学问方面深入研究。2018年是李新诞辰100周年,客观、实事求是地分析、总结、概括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对其人与其学术成果最好的缅怀方式。导论主要阐释学界对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现状,论述本文研究的理由,阐释本文的写作思路与方法,表明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正文部分包括以下五章:第一章写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分析与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有关的革命实践活动、唯物史观理论功底及其学术交往。第二、三章主要概述李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李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成果繁富。他不仅亲自编着书籍,更是担任主编组织一大批学者编撰多卷本书籍,李新对辛亥革命史、对军阀史都有自己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四章在分析李新着作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李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李新关于中华民国史编撰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曾影响众多学者,有些被沿用至今。他对史与论的关系问题和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分期问题也有自己的立场与观点,本章对此进行了分析。第五章总结概括了李新在编写史学着作时的主要特色。李新作为中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杰出代表,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在注重史料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秉笔直书,保持谦虚谨慎、勇于创新的态度,同时李新提倡史学研究采取大协作的方法。结语概括总结了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李新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先驱与大师、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推动者。论文运用文本分析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历史分析法等写作手法,对李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了较为深入、多角度地探析,这不仅有利于深入探讨李新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而且有利于总结与反思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经验与不足之处,也对当前及今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产生积极的理论创新效应与深远的现实影响。
黄敬斌[4]（2006）在《十八世纪以降江南居民的消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史是介于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研究历史时期的经济现象，其内容应当涵盖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但在目前明清江南经济史的学术领域内，学者们对于消费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不仅使得经济史的学科体系有失完整，而且不利于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作出完整的评价，也不利于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解答。本文从现代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方法出发，对江南居民，特别是农民在衣食住行、娱乐信仰、教育卫生以及婚丧世俗礼仪等方面的消费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并选取了18世纪中期、19世纪中期和1930年代三个时间点，对居民消费的各个方面作了量化的估计。本文认为，江南农民的日常消费水平和结构，其性质可以定义为温饱有余的，在18世纪中期尤其如此。此外，本文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重新讨论了“奢侈”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消费作了描述和分析，澄清了经济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结论认为，清代江南的奢侈消费是具有经济合理性的现象，它有利于社会生产、就业和商业的繁荣，但不足以引发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对于当前江南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彭慕兰、黄宗智之间的学术争论，本文从消费的领域出发作出了一些回应。论文的结尾对于江南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也从消费的侧面出发，以经济学的观点进行了反思。
陈伟国,周兴,张连合[5]（2001）在《高中历史“双综合”主干知识导学 第十二讲 列强对近代中国的侵略与中国社会的巨变》文中指出
黄洋[6]（2014）在《李桦艺术与教育研究 ——以新见李桦文献为基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笔者从2011年以来新发现的李桦遗存物品（简称李桦文献）的整理工作入手,以李桦笔记、手稿等原始资料为依据,完善并订正了现有的“李桦年表”,同时整理出“李桦写作年表”和“李桦作品年表”。本文以这三大年表为线索,按照人物生平年代顺序,对李桦任教北平艺专之前（1907-1947）的艺术与教育历程进行了梳理。具体内容如下：一、分析了李桦早年的家庭生活情况对其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民国时期广州新艺术运动的先驱胡根天、冯钢百等人与李桦的师承关系；二、面对社会与个人生活所遭受的重大变故,李桦在自觉利用木刻这一新兴艺术帮助自己走出内心阴霾的同时,也企图以现代版画会为传播平台,将木刻升级为实现国民精神改造的社会教育利器。在此过程中,鲁迅的指导不仅左右着现代版画会的创作和出版活动,还使李桦对木刻的独立艺术文化身份加强了认识；三、为了实现鲁迅“走出书斋”的嘱咐,李桦带领现代版画会,将木刻的受众从智识阶层扩大到底层民众；李桦甚至不惜转换角色,以军人身份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军旅生涯中,因地制宜地开启了水墨画和战地写生画的艺术新实践。另一方面,李桦继续发挥新兴木刻的工具优势,使其木刻大众化语言风格的形成与作为纸媒印刷替代品的木刻工艺手法之间产生了必然关联。由于李桦在创作实践和理论写作上的同一性,笔者也希望藉由李桦的个案分析,对新兴木刻理论中的基础概念进行复原与辨析。
杨丹[7]（2013）在《音乐教学法教材之历史研究（1901-1976）》文中研究说明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历史研究是音乐教育研究领域里一个十分重要却一直被人忽视的内容。1901至1976年的音乐教学法教材,从其产生到定型,经历了一个模仿、探索,再模仿、再探索的螺旋式上升,并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产生异变的过程。每个时段的教材都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厘清其发展轨迹,掌握其基本特点,能为今天教材的编撰提供思考与启示。全文从教材概况、教材特征、教材编写的背景及特征成因三个维度考察了1901至1976年间的音乐教学法教材。从教材的第一手资料出发,依据教材体例及内容上所反映出来的特征来划分历史阶段,即仿日探索阶段、学苏探索阶段、文革异变阶段,并在每个阶段中结合具体案例分层次展开论证,研究音乐教学法教材在历史语境中的发展线索,探析其成因与影响,得出历史的反思,提出教材编写的建议。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引论”,首先从音乐教学法教师和教材教法研究者的双重角色的角度介绍论文研究的缘起；对音乐教师教育、音乐教学法课程、音乐教学法教材等相关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四个方面对已有相关成果进行综述；再提出研究设计的思路、框架与方法。第二章为“音乐教学法课程的开设历史”,从萌芽与初创、建设与曲折、毁灭与停滞三个时段对音乐教学法课程的开设历史进行梳理。课程的开设历经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建立的萌芽与初创期；建国后迎来第一次发展契机,但在“美育”被取消后受到阻碍；文革期间,课程不复存在,仅有音乐师资短训班与五七大学两种形式。课程的开设与教材的产生息息相关,该部分的研究为教材的历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三章为“音乐教学法教材的仿日探索阶段（1901—1949）”。这一时期的音乐教学法教材呈现多元形态并存的局面,学堂乐歌唱歌集、音乐教育论文、翻译教材等多元素材孕育和催生了音乐教学法教材,二十至四十年代,教材的从模仿日本走向独立原创。由于日本学校唱歌运动为教材的诞生做了铺垫,学堂乐歌唱歌集及其他出版物对教材的产生起了催生作用,所以音乐教学法教材中的各方面突显出日本元素。而对音乐课程的理解局限性和西方音乐理论的传入使音乐教学法教材重视和强调音乐知识技能的内容。第四章为“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学苏探索阶段（1950—1965）”。在全面学苏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大量翻译苏联的音乐教学法教材,虽然后来也有大量自编教材,但苏联影响难以磨灭。这时期的教材体现出整体上的苏联印记、内容上的政治色彩、教法上的实践品格三个特点。究其成因,一方面是政治取向的文艺思想强化了音乐教学法教材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是苏联重视实践的教育思想促成了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实践品格第五章为“音乐教学法教材的文革异变阶段（1966—1976）”。文革中教育革命的开展使音乐教师教育体系遭受重创,文革音乐占据了教学内容的绝对地位。中小学音乐课变为革命文艺课,革命文艺教学参考书和教师用书替代了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功能。教材在体例上体现出毛泽东思想的统帅性；内容构成以统帅文、革命歌曲、样板戏为主,极具革命性；而音乐教学法的内容极其薄弱。第六章为“音乐教学法教材建设的历史反思与编写建议”。从历史的研究中得出教材建设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意识形态对教材的影响、教材编写者的结构三方面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今教材的编写提出四点建议：教材目标诉求应从知识载体的独白走向与基础音乐教育的对话；价值取向应从以知识为中心走向人文主义的方向；教法指导应从单纯的理论讲授走向实实在在的实践指导；内容构成应从传统的单一模式走向“理论+实践+技能+资源”的多元结构。
牛新宇[8]（2021）在《论瞿秋白在中共党史学上的贡献》文中研究说明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设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曾在早期写了大量短评、新闻报道和散文,以《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
陆露[9]（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郭建波[10]（2018）在《缅甸政治转型研究（1988-2015） ——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原有的议会民主制,在缅甸建立起极权政体。1988年“88事件”后,缅甸再次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奈温政府,导致缅甸政治制度失衡。1990年大选民盟获胜,获得独立组阁的权力,然而,民盟对新军政府的强硬态度使后者出现了机会主义行为,缅甸由此进入了新军政府威权统治时期。在统治前期,新军政府以建立利益保障机制为主要目标,一方面强化了对缅甸各领域的统治,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帕累托改进的制度来降低统治成本。2003年新军政府制定了“七步民主路线图”,主动开启了缅甸的政治转型,并按这一路线图制定了2008年宪法,举行了2010年的大选。2011年吴登盛政府上台执政,缅甸实现了由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平稳过渡。2015年缅甸再次迎来大选,民盟上台执政,实现了政党轮换,缅甸的政治发展进入新时期。本文以1988——2015年缅甸政治转型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缅甸的两次政治转型,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缅甸政治转型是新军政府主导下的交相改变,是一种渐进的政治改革。威权政权的合法性困境、各政治势力在互相博弈过程中的“干中学”、民众求变的政治心理、印度尼西亚对缅甸的示范效应和国际压力共同推动了缅甸的政治转型。如今,缅甸已经建立起了比威权政体更具适应性效率的民主政体,制度上实现了由强制实施到自动实施的转变,形成了新的制度均衡。但是,这种均衡是脆弱的,新军人集团的势力依然强大,缅甸想要真正实现民族和解,仍任重道远。
二、第十二讲 农民革命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十二讲 农民革命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缘起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法治教育研究 |
| 1.2.2 国外法治教育研究 |
| 1.2.3 延安时期法律制度与法治实践的研究 |
| 1.2.4 当代普法教育的研究 |
| 1.2.5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 |
| 2 法治教育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法治教育的概念界定 |
| 2.1.1 法治教育概念的历史回顾 |
| 2.1.2 法治教育与法制教育辨析 |
| 2.1.3 法治教育与普法教育、法律教育的辨析 |
| 2.1.4 法治教育与公民教育辨析 |
| 2.2 法治教育与相关概念的联系 |
| 2.2.1 法治与法治社会 |
| 2.2.2 法律意识与法治文化 |
| 2.2.3 法律信仰与法治认同 |
| 2.3 法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
| 2.3.2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论 |
| 2.3.3 生活世界理论 |
| 3 中国共产党法治教育的历史渊源与延安经验 |
| 3.1 中国共产党法治教育的历史渊源 |
| 3.1.1 井冈山时期法治教育的萌芽 |
| 3.1.2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深入发展 |
| 3.1.3 共和国初期法治教育的全面展开与停滞 |
| 3.2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背景与法制状况 |
| 3.2.1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背景 |
| 3.2.2 延安时期的法制状况 |
| 3.3 延安时期的法治教育实践 |
| 3.3.1 边区政府是法律政策积极的宣讲与执行者 |
| 3.3.2 报纸刊物及群众团体是宣传普及法律的阵地 |
| 3.3.3 乡村文化教育是法治教育的助推器 |
| 3.3.4 司法实践是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堂 |
| 3.4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经验 |
| 3.4.1 立法充分考虑边区民众的需求 |
| 3.4.2 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是法治教育的基础 |
| 3.4.3 边区民众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养成 |
| 4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历史演进、实效与困境 |
| 4.1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背景与历史回顾 |
| 4.1.1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背景 |
| 4.1.2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历史回顾 |
| 4.2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演进 |
| 4.2.1 法治教育对象不断变化 |
| 4.2.2 法治教育目标不断调整 |
| 4.2.3 法治教育内容不断充实 |
| 4.2.4 法治教育方法不断丰富 |
| 4.3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效果 |
| 4.3.1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活动效果 |
| 4.3.2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效果 |
| 4.4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困境 |
| 4.4.1 法治教育的工具化思维 |
| 4.4.2 法治教育内容与目标脱节 |
| 4.4.3 法治教育的形式化与运动化 |
| 4.4.4 法治教育主体的对象化与分化 |
| 5 法治教育的反思与借鉴 |
| 5.1 对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反思 |
| 5.1.1 法治教育主体不明确——法盲是谁? |
| 5.1.2 法治教育理念不清晰——普现代法律,唱传统歌谣 |
| 5.1.3 法治教育目标不准确——法有何用 |
| 5.2 对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借鉴 |
| 5.2.1 培养主体意识的法治教育理念 |
| 5.2.2 融入式法治教育内容 |
| 5.2.3 多样化的法治教育方式 |
| 5.3 对当代法治教育的启示 |
| 5.3.1 公共性塑造 |
| 5.3.2 政府权威塑造 |
| 5.3.3 言教身教境教 |
| 6 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提升与优化 |
| 6.1 重新认识法治教育 |
| 6.1.1 法治教育内涵新解 |
| 6.1.2 现代法治教育与法治社会的交互关系 |
| 6.2 法治教育的目标与内容提升 |
| 6.2.1 以人的法治化为法治教育的目标 |
| 6.2.2 以法治价值为法治教育的内容 |
| 6.3 法治教育主体与模式优化 |
| 6.3.1 主体间性的法治教育 |
| 6.3.2 法治教育的模式优化——从生活世界出发,回归生活世界 |
| 6.4 法治教育的途径优化 |
| 6.4.1 法治社会的公民养成——校园法治教育 |
| 6.4.2 重塑政府公信力与司法权威——公权力法治教育 |
| 6.4.3 生活世界法治化——社会法治教育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2）“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弁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为何研究新哲学大众化运动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的情况 |
| 二、国外研究的情况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三、难点 |
| 第二章 正名 |
| 第一节 新哲学 |
| 一、作为专有名词的新哲学 |
| 二、新哲学之风行 |
| 三、新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
| 四、新哲学一词的时代性 |
| 五、使用新哲学一词的标志性事件 |
| 六、国内外学界对新哲学一词的使用 |
| 七、新哲学之新 |
| 八、余论 |
| 第二节 大众 |
| 一、“大众”的多质性在语境中消解 |
| 二、“大众”的最初使用 |
| 三、“大众”的阶级性 |
| 四、“大众”的远源 |
| 五、新哲学大众化运动中的“大众” |
| 六、“新哲学”和“大众”的关系 |
| 第三节 大众化 |
| 一、对“大众化”的误解和误用 |
| 二、“大众化”最初使用 |
| 三、“大众化”和“学术化” |
| 四、新哲学的“大众化” |
| 五、“大众化”和“通俗化” |
| 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形态 |
| 第四节 大众化运动 |
| 一、运动 |
| 二、大众化运动 |
| 第五节 新哲学大众化运动 |
| 一、对现有术语的分析 |
| 二、“新哲学大众化运动”这一术语的优点 |
| 三、主要历史文献 |
| 第三章 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国民党党治文化的哲学思想 |
| 一、党治文化的推行 |
| 二、民生哲学 |
| 三、唯生论 |
| 四、力行哲学 |
| 第二节 国民党唯心哲学的“大众化” |
| 一、代表书刊 |
| 二、对新哲学的歪曲和攻击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形势的逆转 |
| 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低潮中寻求路线转变 |
| 二、上海工人运动由盛而衰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中大众化路线的发展 |
| 一、六大以前 |
| 二、六大以后 |
| 三、文委和社联 |
| 第四章 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发展 |
| 一、二、三十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
| 二、两次论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确立 |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对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影响 |
| 四、布哈林、郭列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开创性工作 |
| 第二节 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 |
| 一、二十年代唯物史观的传播 |
| 二、瞿秋白的首创之功 |
| 三、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在学术界的传播 |
| 第三节 新社会科学运动 |
| 一、兴起 |
| 二、社联纲领的指导和推动 |
| 三、社联骨干力量的身体力行 |
| 四、贡献巨大的出版社 |
| 五、新社会科学着作对新哲学的介绍 |
| 第四节 大众化运动 |
| 一、大众化运动 |
| 二、中国共产党对大众化运动的领导 |
| 三、向通俗化的进展 |
| 第五章 第一个高潮：社联时期 |
| 第一节 张如心 |
| 一、生平 |
| 二、《无产阶级底哲学》 |
| 三、《辩证法学说概论》 |
| 四、《哲学概论》 |
| 第二节 艾思奇 |
| 一、生平 |
| 二、《大众哲学》 |
| 三、其他“哲学讲话” |
| 四、《如何研究哲学》 |
| 五、《民族解放与哲学》等 |
| 第三节 陈唯实 |
| 一、生平 |
| 二、《通俗辩证法讲话》 |
| 三、《通俗唯物论讲话》 |
| 四、《新哲学世界观》 |
| 五、《新哲学体系讲话》 |
| 第四节 沈志远 |
| 一、生平 |
| 二、《现代哲学基本问题》 |
| 三、《妇女社会科学常识读本》 |
| 第五节 李平心 |
| 一、生平 |
| 二、《社会哲学概论》 |
| 三、《社会科学研究法》 |
| 四、《青年的修养与训练》 |
| 五、《自修大学》上的“哲学知识座谈”专栏 |
| 第六节 胡绳 |
| 一、生平 |
| 二、《新哲学的人生观》 |
| 三、《哲学漫谈》 |
| 四、其他文章 |
| 第七节 冯定 |
| 一、生平 |
| 二、初露锋芒 |
| 三、《青年应当怎样修养》 |
| 第八节 其他 |
| 一、《哲学座谈》(《通俗哲学讲话》) |
| 二、温健公《现代哲学概论》 |
| 三、李正文《唯物辩证法讲座》 |
| 四、王健“通俗社会科学讲话” |
| 五、《青年文化》的“哲学讲话” |
| 六、李石岑 |
| 七、其他 |
| 第六章 第二个高潮：抗战中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孤岛上海 |
| 二、延安 |
| 三、重庆 |
| 第二节 胡绳 |
| 一、《辩证法唯物论入门》 |
| 二、《思想方法》 |
| 三、新“哲学漫谈” |
| 第三节 艾思奇等 |
| 一、艾思奇《哲学讲座》 |
| 二、艾思奇《哲学选辑》等 |
| 三、陈伯达和陈唯实 |
| 第四节 新锐作者 |
| 一、黄特 |
| 二、巴克 |
| 三、平生 |
| 四、麦园 |
| 五、葛春霖 |
| 第七章 第三个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
|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 |
| 一、沈志远 |
| 二、胡绳 |
| 三、冯定 |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
| 一、马特 |
| 二、新哲学通俗题解 |
| 第三节 工农兵学哲学 |
| 一、概述 |
| 二、哲学家的工作 |
| 三、工农兵的代表作品 |
| 四、历史的教训和意义 |
| 第八章 结论 |
| 第一节 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意义 |
| 一、意义 |
| 二、大众化和中国化的关系 |
| 第二节 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 |
| 一、新哲学大众化的内容 |
| 二、新哲学大众化的形式 |
| 第三节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李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理由 |
| 二、学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 |
| 第一章 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 |
| (一) 早年求学萌生救国意识 |
| (二) 川师学习组织学生运动 |
| (三) 奔赴陕北投身革命 |
| 二、深厚的唯物史观理论功底 |
| (一) 川师求学唯物史观理论的启蒙 |
| (二) 陕北公学唯物史观理论的初步形成 |
| (三) 整风运动唯物史观理论的牢固树立 |
| 三、良师益友的交往与熏陶 |
| (一) 与吴玉章 |
| (二) 与胡华 |
| (三) 与黎澍 |
| 第二章 李新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 |
|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的起步和初步发展 |
| (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的起步 |
| (二)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的初步发展 |
| 二、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
| (一) 编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五讲》 |
| (二) 主编多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 |
| (三) 主编多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 |
| 第三章 李新与中华民国史研究 |
| 一、大陆民国史研究的艰难起步和繁荣发展 |
| (一) 大陆民国史研究的艰难起步 |
| (二) 大陆民国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
| 二、李新中华民国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
| (一) 主编多卷本《中华民国史》 |
| (二) 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
| (三) 关于军阀史的研究 |
| 第四章 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理论 |
| 一、关于史论关系问题 |
| (一) 史论关系问题的萌芽 |
| (二) 史论关系问题的讨论 |
| (三) 李新对史论关系问题的认识 |
| 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 |
| (一) 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时间界限 |
| (二) 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与阶段 |
| 三、关于中华民国史编撰基本理论问题 |
| (一) 确定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对象和思路 |
| (二) 确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方针 |
| (三) 创新中华民国史编写的体裁和方法 |
| 第五章 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主要特色 |
| 一、坚持唯物史观作指导 |
| 二、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
| 三、谦虚谨慎勇于创新 |
| 四、重视史料的收集与研究 |
| 五、提倡史学研究的大协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十八世纪以降江南居民的消费（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s |
| 第一章 导言 |
| 一、江南经济史上的消费问题 |
| 二、十八世纪以降的江南 |
| 1、关于"江南" |
| 2、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概况 |
| 三、消费及相关概念 |
| 四、文献综述 |
| 1、国内外研究概况 |
| 2、史料综述 |
| 五、研究方法、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及其适用性 |
| 2、实证方法与定量分析 |
| 3、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4、货币、度量衡与价格 |
| 第二章 江南居民的日常消费:食品 |
| 一、粮食消费 |
| 1、江南居民消费粮食的基本状况 |
| 2、1930年代江南农民粮食消费量的估计 |
| 3、对十八、十九世纪江南农民粮食消费量的估计 |
| 二、副食消费 |
| 1、蔬菜消费的一般状况 |
| 2、荤食消费的一般状况 |
| 3、民国年间农村调查材料关于副食消费的数据 |
| 4、对十八世纪以降江南农民副食消费量的估计 |
| 三、调味品 |
| 1、油 |
| 2、盐 |
| 3、其他调味品 |
| 四、其他食物消费 |
| 第三章 江南居民的日常消费:服饰 |
| 一、普通人服饰消费的一般状况 |
| 1、服装的质料及其变迁 |
| 2、服装的款式以及衣着习惯 |
| 3、服饰消费的其他方面 |
| 二、纺织品消费量的估计:一个学术回顾 |
| 1、徐新吾、彭慕兰关于棉布消费的估计及相关的学术争论 |
| 2、关于纺织品消费的其他估计 |
| 3、几点评价 |
| 三、十八世纪以降江南居民棉及棉织物消费的估计 |
| 1、民国年间江南居民消费棉花及棉织品的估计 |
| 2、18、19世纪江南居民消费棉花及棉织品的估计 |
| 第四章 江南居民的日常消费:住、行与燃料灯火 |
| 一、江南居民的住居状况及年开支的估算 |
| 1、住房的一般状况 |
| 2、环境卫生和屋内陈设 |
| 3、关于住居消费支出的估计 |
| 二、交通及年开支的估算 |
| 三、燃料来源及其耗费 |
| 1、炊事和取暖用燃料的消费 |
| 2、照明燃料的消费及其变迁 |
| 第五章 婚丧及其他世俗礼仪活动中的消费 |
| 一、江南的婚丧礼俗 |
| 二、婚事中的消费 |
| 三、丧事中的消费 |
| 四、其他礼仪活动中的消费 |
| 五、对婚丧等礼仪消费开支的一种估计 |
| 第六章 娱乐与信仰活动中的消费 |
| 一、节庆与祭祀 |
| 二、崇香信,重淫祀 |
| 三、出会与社戏 |
| 四、茶馆、赌博及其他 |
| 五、娱乐和祭祀活动的时代变迁及家庭年开支的估计 |
| 第七章 教育、卫生及嗜好品消费 |
| 一、教育及其他文化性消费 |
| 二、医药与巫卜 |
| 三、嗜好品消费 |
| 1、酒、烟草和茶叶的消费 |
| 2、嗜好品消费开支的估计 |
| 第八章 "吴俗多奢少俭"——关于奢侈消费的考察 |
| 一、奢侈的概念——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解释 |
| 二、奢侈的概念——对历史记载的再考察 |
| 三、十八世纪以降江南的奢侈消费 |
| 1、江南的绅士与富民 |
| 2、精饮馔,鲜衣服,丽栋宇 |
| 3、竞节物,好遨游,行乐及时 |
| 4、绅士与富民消费的其他方面 |
| 5、清代江南城市中的奢侈品商业和城市生活 |
| 四、奢侈消费的特点 |
| 第九章 分析与检验——基于经济学的视角 |
| 一、平民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量化描述 |
| 二、解释与分析:居民消费水平及其变动的社会经济背景 |
| 1、居民收入状况 |
| 2、消费品市场与价格变动 |
| 3、社会风俗、消费心理和惯性 |
| 4、"奢侈",还是"糊口经济"? |
| 三、奢侈消费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后果 |
| 1、奢侈的恶果:传统观点 |
| 2、经济学透视下的奢侈消费 |
| 3、对清代江南的奢侈消费的评价 |
| 4、"奢侈与资本主义":江南的证伪 |
| 余论 消费折射下的江南经济: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 |
| 1、传统小农经济的特征 |
| 2、对江南经济的评价 |
| 3、小农经济和江南的命运 |
| 引用文献目录 |
| 后记 |
（6）李桦艺术与教育研究 ——以新见李桦文献为基础（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关于新见李桦文献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课题研究特点 |
| 第一章 艺术启蒙(1907-1926) |
| 第一节 家庭与蒙学 |
| 一、《忘怀篇》考证 |
| 二、李桦童年掠影 |
| 第二节 早期艺术教育 |
| 一、现代美术的触动 |
| 二、接受专业美术教育 |
| 第三节 艺术精神的自觉 |
| 一、艺术结社经验的形成 |
| 二、青年艺术社的实践 |
| 第二章 捏刀向木(1926-1934) |
| 第一节 根本的转变 |
| 一、被中断的留学生活 |
| 二、心理需求与木刻创作 |
| 三、第一次个人版画展览 |
| 第二节 现代版画会 |
| 一、社团活动与社会教育 |
| 二、作为独立艺术的“创作木刻” |
| 第三节 与鲁迅通信 |
| 一、木刻的手印/机印问题 |
| 二、复制版画与新兴木刻 |
| 三、民族形式与传统雕版技术 |
| 第三章 走出书斋(1934-1947) |
| 第一节 新兴木刻运动的实践 |
| 一、尝试木刻连环画 |
| 二、木刻在纸媒中的传播 |
| 三、首创“木刻流动展” |
| 第二节 烽烟中的艺术拓展 |
| 一、军旅生涯掠影 |
| 二、《开明日报》木刻副刊 |
| 三、战地水墨写生新成就 |
| 第三节 新兴木刻运动的深化 |
| 一、木刻作为新绘画的前哨 |
| 二、制版替代品与木刻宣传 |
| 三、日趋成熟的大众化风格 |
| 结语 |
| 图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一：李桦年表 |
| 附表二：李桦作品年表 |
| 附表三：李桦着作年表 |
| 附表四：李桦写作年表 |
| 致谢 |
（7）音乐教学法教材之历史研究（1901-197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作为音乐教学法教师：课程异变的尴尬 |
| 二、作为教材教法的研究者：历史研究的萌发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音乐教师教育 |
| 二、音乐教学法课程 |
| 三、音乐教学法教材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音乐教育学的相关研究 |
| 二、音乐教师教育研究 |
| 三、音乐教学法课程研究 |
| 四、音乐教学法教材研究 |
| 五、成果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音乐教学法课程的开设历史 |
| 第一节 萌芽与初创(1901—1949) |
| 一、清末民初：课程先于学制产生 |
| 二、五四之后：从“教授法”到“教学法” |
| 三、红色政权时期：有“音乐课”而无“教学法” |
| 第二节 建设与曲折(1950—1965) |
| 一、建国初期课程开设得到较快发展 |
| 二、“美育”的消失使课程开设受到阻碍 |
| 第三节 毁灭与停滞(1966-1976) |
| 一、音乐师资短训班的艰难开设 |
| 二、音乐专业工农兵学员的招收 |
| 第三章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仿日探索阶段(1901-1949) |
| 第一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概况 |
| 一、音乐教学法教材呈现多元形态并存的局面 |
| 二、音乐教学法教材从借鉴探索走向独立原创 |
| 第二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特征分析 |
| 一、多元素材中的日本元素突显 |
| 二、教材内容重视音乐知识技能教学 |
| 第三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编写背景及特征成因 |
| 一、日本学校唱歌运动为中国音乐教学法教材的诞生做了铺垫 |
| 二、学堂乐歌唱歌集及其他出版物催生了音乐教学法教材 |
| 三、音乐课程理解的局限性使音乐教学法教材强调知识技能 |
| 四、西方音乐理论的传入使音乐教学法教材重视知识技能 |
| 第四章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学苏探索阶段(1950-1965) |
| 第一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概况 |
| 一、翻译苏联教材以解燃眉之急 |
| 二、从翻译照搬走向自编探索 |
| 第二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特征 |
| 一、整体上的苏联印记 |
| 二、内容上的政治色彩 |
| 三、教法上的实践品格 |
| 第三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编写背景及特征成因 |
| 一、全面学苏是建国初期教材编写的必然选择 |
| 二、政治取向的文艺思想强化了音乐教学法教材的政治性 |
| 三、苏联重视实践的教育思想促成了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实践品格 |
| 第五章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文革异变阶段(1966-1976) |
| 第一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概况 |
| 一、中小学革命文艺教材的出现 |
| 二、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变身 |
| 第二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特征 |
| 一、体例上的毛泽东思想统帅性 |
| 二、内容构成上的革命性 |
| 三、音乐教学法知识的薄弱性 |
| 第三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编写背景及特征成因 |
| 一、教育革命的开展使音乐教师教育体系遭受重创 |
| 二、文革音乐占据了教学内容的绝对地位 |
| 第六章 音乐教学法教材建设的历史反思与编写建议 |
| 第一节 历史的反思 |
| 一、教材建设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
| 二、意识形态的过多干预会遮蔽教材的人文性 |
| 三、教材编写者的结构应具有交叉性和多重性 |
| 第二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编写建议 |
| 一、目标诉求从“独白”走向“对话” |
| 二、价值取向从知识走向人文 |
| 三、教法指导从理论走向实践 |
| 四、内容构成从单一走向整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论瞿秋白在中共党史学上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为中国共产党研究自己的历史，首次提出保存、收集、整理党史资料的指导思想及具体办法 |
|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分析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国情，为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提供理论依据 |
| 三、深刻阐述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根本问题，在党的纲领中较早提出无产阶级应当而且必然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基本思想 |
| 四、高度评价和肯定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作用，坚决主张制定农民参加革命的方针及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战争 |
| 五、注重研究和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在实践中提出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军队”、“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高形式和中心问题”以及“武装斗争必须有革命政党领导”的重要思想 |
| 六、不断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为中国革命走上正确道路做出个人的努力 |
| 七、从制定党的纲领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入手，为研究中共党史和建立中共党史学科树立先行的路标 |
（9）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致敬先贤:对思想的追根溯源 |
| (二)挖掘思想:领悟先生学术精妙 |
| (三)后辈仰止:在企首中追寻足迹 |
| 二、研究问题 |
| (一)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生成的内在机理 |
| (二)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内隐的教育意蕴 |
| (三)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向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厘清研究个人思想的方法 |
| (二)一位德育专家的思想脉络 |
| (三)对后辈学生德育研究之引领 |
| (四)学界同仁对先生思想之评述 |
| (五)后生晚辈对先生品格之追忆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微观历史法 |
| (二)个人访谈法 |
| 第一章 逻辑辨析:思想呈现的科学进路 |
| 一、教育学研究逻辑的反思 |
| (一)教育学元认知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科学逻辑的继承 |
| (一)寻找教育学史中的教育学体系 |
| (二)揭示教育规律为教育学逻辑起点 |
| 三、教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 |
| (一)教育社会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二)教育认识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第二章 条件追因:思想生成的实然之路 |
| 一、社会与个人的互动机理 |
| (一)沉与浮的交织经历 |
| (二)学与教的思想洗礼 |
| 二、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 |
| (一)思想的聚合与积淀(1935-1956) |
| (二)思想的沉淀与凝练(1957-1977) |
| (三)思想的焕发与升华(1978-2000) |
| (四)思想的总结与反思(2000 年以后) |
| 三、恒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
| (一)国家与个人的共在中寻找教育之美 |
| (二)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达成教育之善 |
| (三)现代与后现代统整中追求教育之真 |
| 第三章 本体挖掘:探寻教育规律的应然之旨 |
| 一、教育原理的重审——教育本质的辩证 |
| (一)从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 |
| (二)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 |
| (三)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 |
| 二、教育目的的定位——人的全面发展 |
| (一)人是基础:对教育目的的审思与锚定 |
| (二)人的复归:对异化的批判与摒弃 |
| (三)人能为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觉察 |
| (四)发展程度:体现社会进步纵向度 |
| 三、教育功能的展开——教育先行的战略 |
| (一)服务社会:教育的自觉功能 |
| (二)人才培养:实现的前置条件 |
| (三)指向未来:教育发展的构想 |
| (四)正确逻辑: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 四、教研方法的确定——教育研究本土化 |
| (一)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 |
| (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 |
| (三)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 |
| 五、教育任务的剖析——学校德育系统论 |
| (一)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 |
| (二)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 |
| (三)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 |
| (四)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
| 第四章 向度阐释:对现实指导的必然之意 |
| 一、理论根基:教育研究的生成基点 |
| (一)坚守哲学基础本根 |
| (二)坚持教育就是教育自身 |
| 二、本土意识:教育研究必须扎根 |
| (一)教育发展要有社会的保障 |
| (二)不能将教育做成产业 |
| (三)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 |
| (四)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性的人 |
| 三、复杂规律:教育研究必须遵循的过程机理 |
| (一)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 |
| (二)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 |
| (三)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 |
| 四、人为基点:教育研究的逻辑肇始 |
| (一)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 |
| (二)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 |
| (三)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 |
| 第五章 意蕴生发:对先生精神之检视 |
| 一、弘毅明德:在探索与思考中开创再立 |
| 二、修己安人:在为学与治学中彰显品格 |
| 三、忧国忧民:在为人与为师中抒发情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王逢贤生平 |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 附录三:手稿资料 |
| 附录四:实物照片 |
| 后记 |
（10）缅甸政治转型研究（1988-2015） ——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诺斯制度变迁理论 |
| (一)诺斯制度变迁理论 |
| (二)制度变迁理论中与本文相关的名词解释及定义 |
| 四、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 五、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六、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88事件”前缅甸的极权政体 |
| 第一节 极权政体的建立与巩固 |
| 一、控制国家意识形态 |
| 二、实行一党专政 |
| 三、推行“缅甸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
| 四、剥夺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权,镇压民地武装 |
| 五、闭关锁国 |
| 第二节 一种强制实施的制度 |
| 第二章 缅甸政治转型过程 |
| 第一节 极权政体的崩塌与威权政体的形成与巩固 |
| 一、极权政体的崩塌 |
| 二、威权政体的形成与巩固 |
| 第二节 威权政体的崩塌与民主政体的建立 |
| 一、威权政体的崩塌 |
| 二、民主政体的建立 |
| 第三章 缅甸政治转型的特征 |
| 第一节 一个新军政府主导下的交相改变的过程 |
| 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政治转型的成本—收益分析及其特征 |
| 二、新军政府主导下的交相改变 |
| 第二节 一个渐进改革的过程 |
| 第四章 缅甸政治转型的动因 |
| 第一节 威权政权的合法性困境 |
| 第二节 新军政府、民盟和民地武装的“干中学” |
| 第三节 印度尼西亚对缅甸的示范效应 |
| 第四节 民众求变的政治心理 |
| 第五节 国际压力 |
| 第五章 缅甸政治转型的成就与挑战 |
| 第一节 缅甸政治转型的成就 |
| 一、制度：从强制实施到自动实施 |
| 二、新的宪政体系更具适应性效率 |
| 三、各领域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缅甸政治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脆弱的均衡：新军人集团势力依然强大 |
| 二、民族和解：任重道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第十二讲 农民革命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D]. 李亚娟.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2]“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研究[D]. 张华. 扬州大学, 2011(07)
- [3]李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D]. 赵原. 山东大学, 2018(01)
- [4]十八世纪以降江南居民的消费[D]. 黄敬斌. 复旦大学, 2006(03)
- [5]高中历史“双综合”主干知识导学 第十二讲 列强对近代中国的侵略与中国社会的巨变[J]. 陈伟国,周兴,张连合.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01(12)
- [6]李桦艺术与教育研究 ——以新见李桦文献为基础[D]. 黄洋. 中央美术学院, 2014(08)
- [7]音乐教学法教材之历史研究（1901-1976）[D]. 杨丹. 湖南师范大学, 2013(06)
- [8]论瞿秋白在中共党史学上的贡献[J]. 牛新宇. 党史文苑, 2021(06)
- [9]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10]缅甸政治转型研究（1988-2015） ——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D]. 郭建波. 广西民族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