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化与腐败没有必然联系——兼评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现代化与腐败》（论文文献综述）
张剑锋[1]（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提出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杨楠[2]（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卢亮亮[3]（2021）在《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堪称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不仅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而且建立和发展了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根本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理论是专门研究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体系,它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为发展动力,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也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领导人的科学论述,既包括党的发展历程,也包括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可以说,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与发展、革命与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其中,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坚持和践行的重大政治原则,并作为一条主线和红线贯穿于无产阶级政党170多年的发展历程之中。请示报告制度生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建党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正式建立于新民主主义主义革命胜利前夕的解放战争时期,是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保证集中统一领导的中国化制度形式。如今,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党的一项优良传统已走过70多年岁月,不仅蕴含着独特的制度结构和运行功能,成为透析和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根本出发点之一,而且较早的写入党章党规党纪中,成为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和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机制,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请示报告制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权威”是贯穿于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化大生产所导致的“权威”的“普遍性”看作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前提条件,同时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无论是在革命进程中还是在革命胜利后都需要权威,以此来扩展“努力争得的成果”和“维持自己的统治”。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的形成与发展,宣告了无产阶级政党统一革命意志、保证行动一致的历史必然性和天然合理性。以列宁为首的一批在俄国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骨干,把工人阶级中已经觉醒的革命力量发动起来,使一切支持和拥护这一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行动起来,把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团结起来,建立起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以及取得革命政权的执政活动中注重建立和完善足以保证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观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中国实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回应和解答了建立一个“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有机整体”的党的问题。第二,请示报告制度有着较为久远且坚实的历史发展轨迹。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之规定,到俄共（布）强调严格的工作报告制度,再到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而今迈入新时代的发展阶段。可以说,请示报告制度有着深刻的历史发展逻辑,从中认识和把握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动力,总结和汲取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经验,必将启发请示报告制度之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价值和意义。第三,请示报告制度是一整套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制度体系及运行机制。2019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为加强和规范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作了新的制度规定,成为开展请示报告工作的重要文本、制度和法规依据。与此同时,201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下,两部主干党内法规及其他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仅构筑起了请示报告制度体系,而且明确了党组织请示报告工作、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运行机制,为全党开展请示报告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有利于推动请示报告工作全面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第四,请示报告制度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的优势比较明显,同时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长期性的制约因素。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请示报告制度有着独特的制度优势。然而,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还存在着请示报告意识不强、内容把握不准确、程序方式不规范、打折扣、搞变通、不实事求是等问题。深究起来,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无外乎有些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不强、制度执行存有偏差、自身利益在作祟以及请示报告制度规定的不完善等。第五,进入新时代,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请示报告制度的最高政治原则得到了强化,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供了制度工具和有力支撑。当前,面对严峻复杂的执政环境,不断完善请示报告制度,推动全党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必须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谋篇布局,激发请示报告制度的内生动力、健全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严格执行作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发挥批示指示制度的下行复合功能、通过“学、用、考”方式确保请示报告制度落实到位。
康俊莲[4]（2020）在《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对食品安全监管进行权力配置,实现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科学协同有效治理,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1）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幸福感、安全感的具体体现。本文围绕“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这一核心问题,从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空间、时间、制度三维一体角度,探究政府监管权力的内在逻辑,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科学优化、系统完善的路径。本文遵循“四个最严”要求,依据协同治理和跨部门合作等理论,采用比较制度分析法,论域方面选择政府监管控管层次多、管理幅度宽泛的典型国家作为参照进行对比分析,剖析了制度背后权力配置结构及其演化方式,比较在不同制度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如何实现监管权力配置效用的最大化。同时,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政府权力配置存在的争议和挑战、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采取的措施与体现的特征,从空间维度改革、时间维度改革、制度维度三维一体角度,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政府食品监管权力配置协同治理的建构路径。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研究背景,包含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和制度架构,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回答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监管权力的现实配置,及监管权力行使产生的内在逻辑。从空间、时间、制度三个维度,阐释了不同历史时期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基本概况、监管存在的问题、采取的改革举措、政府权力配置的改革特征。基于此,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在改革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归纳提炼。同时,从府际关系角度,对食品安全政府纵向权力配置、横向权力配置进行分析,研究其结构转变中的内在联系,为推进食品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政府协同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奠定基础。在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基础上,回答第二个问题,即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由哪些因素导致变迁?从空间、时间、制度三个维度,阐释政府监管权力行政化,部门分割的高度集权,由于社会秩序的高度扩展,使得行政分割高度集权的政府权力,呈现出具体监管越来越属地化,抽象监管越来越集权的现象。此部分分析,以协同治理理论核心内涵为指导,以跨部门合作理论与政府协同理论为支撑,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监管缺失三个层次,阐述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在空间维度上,由于跨部门间食品安全监管权责利益均衡问题,导致“权力越位”,需要进一步通过协同治理优化提升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在时间维度由于监管权责不清、行政壁垒、监管遗漏导致“权力缺位”,会直接影响在危害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政府能否快速反应、迅速行动,从快将危害食品安全事件处理在萌芽状态,反映着政府的应急和统筹协同调度能力。因此,在时间维度要突出“早一步”“快一步”,必须通过实现制度做保障和空间维度跨部门的相互协同、配合;在制度维度由于监管中的权力异化、监管过程的渎职行为、监管中出现的违章违规导致“权力错位”,容易引发政企合谋、监管腐败等问题的产生。第三部分,分析了在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争议和挑战,以及通过域的选定,借鉴国内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经验,依据“四个最严”的要求展开分析,结合我国实际,归纳提炼有益于我国政府协同治理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空间维度改革,解决外部硬性边界跨部门间协同治理,出了问题谁说了算的问题;时间维度改革,解决内部构架基础降低危害食品带来的风险,实现早发现、早识别、快处置的问题;制度维度改革,解决单元间协商机制制度系统化、体系化、完整化的问题,形成以食品安全法为主干,各相关管理条例、管理办法体系化、完整化相互协同、互为补充的制度体系。通过研究,本文力求在以下几个层面做出努力,取得如下研究结论:其一,针对“权力越位”,解决跨部门间“政出多门”、相互协同的问题。通过强化中央一级政府食品监管,构建全国自上而下统筹监管“一盘棋”,实现危害食品安全事件的快速应对和处置。既而发挥中央政府监管权力灵活调度功能,实现“中央精神”掷地有声的贯彻、落实的同时,实现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区实际,展开创新监管的实践。作为中央政府还肩负着全球食品监管风险治理中发挥多元治理的功能。通过发挥中央政府、食品跨国企业等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在参与国际事务食品安全治理规制的制定,主动参与,积极作为,化解中西方在食品监管领域文化认识的鸿沟,提升在国际食品监管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另外构建起跨部门间食品安全协同机制和治理机制,通过部门间的责任分担、沟通协商、协同治理运行,实现食品监管的协同治理。其二,针对监管权责不清、行政壁垒、监管遗漏导致的“权力缺位”,解决危害食品带来的安全风险,需要通过建立食品安全预警监测机制,实现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早发现、早预警,同时提高科学防控的能力,做到快速反应,实现从快处置。建构公开透明的信息通报体系,不仅要形成日常检测公告制度,还要突出危害食品事件发生时,让公众及时了解实情,消除社会公众心理恐慌,有效参与积极应对食品风险,逐步引导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识和能动力。在协同治理视域下,构建起对监管事前、事中、事后的协同治理权力监督机制,调动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其中。同时在时间维度下,还应将权力行使的重点,放在食品安全风险的预防上来,只有将风险点控制住,才能从源头上控管住,保障安全食品“产”出来的有效性。风险预防应突出其独立性、透明性以及全程采取的开放方式,实现过程的监督性。以此来保障食品安全风险预防的科学性和自然性。其三,针对监管中的权力异化、监管过程的渎职行为、监管中出现的违章违规导致的“权力错位”,引发政企合谋、监管腐败等问题的产生。从制度维度,认真梳理,提出解决《食品安全法》与各监管部门间出台相关管理办法、细则等,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相互协同互补、衔接的制度化体系。通过协同治理导向的政府重塑,建构起彼此之间互为协作的服务型政府,以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治理理念的质性转变。其四,本文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事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食品安全协同治理问题,说到底是加强党的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问题。因此,应该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层面,强化党对一切工作的统一领导,发挥党的引领作用,形成监管合力;同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大数据标准体系,将其作为国家管理的一项制度,打通政府跨部门监测的数据链,实现全链条数据关联的融合,实现日常监管的有序性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系统科学性;从完善体制机制上,建议完善食品召回制度,建立从生产到销售都可相互追溯、追查、倒查、溯源的机制,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健康中国”,助力食品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左殿升[5]（2020）在《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文中提出网络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决不能同这样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互联网建设治理和国家网络安全工作,他多次强调“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互联网正在成为西方国家新一轮和平演变和实施网络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背景,关乎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升。政治认同是政治获得合法性的前提,是维系政治稳定的心理基础,是执政党的生命线。互联网的出现使政治认同的原有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不但重塑着政治认同的新形态,而且使传统社会的政治认同差异出现扩大趋势,网络时代政治认同的变化正成为一种影响国家安全的新的风险因素,互联网引发了全新的政治和政党安全问题。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情况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政治认同效果,决定着中国政治稳定、政治进程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青年大学生是互联网“原住民”,受到网络影响最为深重,互联网正在成为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最大“变量”。正是由于网络大环境的差异影响、政治认同不同影响因素的差异作用和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差异构成,造成了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呈现。互联网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具有极强的放大作用,需要高度警惕、有效应对。本研究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6所不同类型高校27174名不同学历在校大学生中展开大规模问卷调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大学生政治认同进行“可视化”呈现。将政治认同分为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文化认同、发展认同等六个方面构成,设置了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个影响变量,围绕不同性别、民族、学历、政治面貌、生源地等1 1个维度进行整体性和差异性大数据分析。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全面厘清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知认同基本状况和差异特征,为大学生政治认同精准“画像”;二是,深入分析网络时代不同影响因素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作用,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准确“把脉”;三是,系统构建应对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的对策路径,为网络时代强化大学生政治认同“赋能”。研究发现,互联网极大拓展政治生态空间、极大激发大学生政治权利意识、极大焕发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极大影响大学生行为观念;大学生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文化认同、政策认同以及发展认同,两两之间分别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正向相关;大学生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大影响因素相互之间高度相关,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总体向好,相较于党的十八大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差异明显:低度认知与高度认同存在悖论,宏观认同与微观认同存在失衡,情感热爱与行为疏离存在矛盾,整体认同与群体认同存在差异。网络时代应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需要增强整体认同,消解差异分歧,要从变量到增量,创造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优良网络环境,全面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从网下到网上,夯实党和政府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效能、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努力让青年学生有更多获得感;从边缘到中心:彰显政治认同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加强高校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从粗放到精准:精准对待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精准应对政治认同不同构成要素、不同影响因素和不同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差异。
孙道壮[6]（2020）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党自身而言,首先就需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党的执政地位而言,这需要树立党在社会中的权威。而权威作为一种得到服从和认同的创造性意志,在其自身由“神”到“人”的历史演进中,不仅将自身的重心由“创造性意志”转移到了“服从和认同”方面,而且经历了自身由“自在”到“自为”的艰难历险,实现了自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我突围。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意志的服从与认同,既具有着一般政党权威的普遍性视域,又具有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的特殊性视域,同时还具有着中国共产党自身权威的个别性视域。三重视域的融合,在使得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从整体上进行把握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多维系统性的互动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过程进行要素的解剖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上把握其运作过程的同时,又能够做到层层深入,以不断剥开其塑造过程的外在表象,直抵其核心意旨。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不仅是一种静态结果的呈现,更是一种动态过程的展现,不仅是一种外在形式的表面,更是一种内在自觉的实践。为了更好地体现其自身的这一多维性质,本文将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过程划分为主体、内容、介体、客体、效果五个要素,在对其每个要素都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实现对其整体性、规律性的把握。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主体要素,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内容要素,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介体要素,人民群众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客体要素,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效果要素。以此为框架支撑,本文在第一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基本问题进行综合性探讨,旨在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即是“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意志的服从和认同”的基本内涵;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在多维互动过程中所彰显出的由权利到权力、由强制到认同、由民主到自由的内在规定本质;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所包含的领袖权威、党内权威、党际权威、执政权威等多种类型;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所具有的建构性、辐射性、历史性等多元特征;明确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所主要蕴含的五个要素;明确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所体现出的从本源到本位的生成、从形式到效应的运行、从动力到指向的发展等逻辑机理。在第二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这一主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党的组织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主体依托、内在理由、生成基础,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在武装夺权中地位的确立、在全面建设中力量的壮大、在改革开放中实现自身的转型的历史探索进行了具体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权塑造主体由“被动”向“主动”的现代化转变、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对其造成的局部冲击、其自身从“结构”到“理念”的时代性调适的现实际遇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先进性质、发挥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人事功能、完善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队伍管理等锤炼路径。在第三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这一内容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发挥着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内在灵魂、推动党的权威塑造的纵深发展、把控党的权威塑造的整体进程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确立自身主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丰富自身涵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深化自身主旨的历史演进进行了具体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资本逻辑对其造成的一定影响,以及在发展创新中突显政治意志的根本地位的现实状态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以理论发展滋养党的权威塑造内容、以初心使命淬炼党的权威塑造内容、以精神家园引领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等建构路径。在第四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体制这一介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是党的权威塑造的表现形式、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秩序保证、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路径依赖等重要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对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形成、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由“政治拱卫”到“经济建设”模式的过渡、法治元素的不断增强的历史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现代化、系统化、科学化,现代科层制弊端对其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其在时代发展中的新型格局的现实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筑牢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根基、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转型、提升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效能等拓展路径。在第五章通过对人民群众这一客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党的权威塑造的作用对象、客体变量与根本力量,并以此为基础对在革命过程中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内在唤醒、在全面建设中推动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实践转换、在改革开放中促进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能力提升等党的权威塑造客体力量激活的历史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理性化、层次化、个体化,现代性生存困境对其造成的一定影响,及其在时代发展中的活力呈现的现实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密切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衡、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的共同发展等夯实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实践路径。在第六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这一效果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目标诉求、衡量标准、效果体现,并以此为基础对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革命建国”中的初步达成、在秩序重建中的逐步提升、在经济发展中的不断深化等在历史中的推进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各种动态变量中呈现出多种变化、现代化认同困境对其造成的一定不良影响、以提升认同质量为主导对其进行的时代构筑等现实体现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筑牢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生成根基、推动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深入发展、提升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内在指数等实践路径。通过对这五个要素的深入探讨,本文在第七章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得出了若干理论认识,提出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政治保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理论武装;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强大的组织队伍;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良好风尚;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强化党在权威塑造中的纪律和规矩意识;不断扎牢制度的笼子,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制度保障;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健康的肌体等若干理论认识,旨在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最后,本文对党的权威塑造进行了现实的观照,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必须要在开展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坚决践行“两个维护”,并对党的权威塑造进行了未来的展望。
袁蕊[7]（2020）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矛盾和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任何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了全面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变化出现的,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正确理解、认识、化解和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是当务之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无直接利益冲突”与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属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可治可防可化解,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因此,文章围绕“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依据、以往治理的成败得失、今后的治理方向和目标等问题展开。在写作逻辑顺序上,首要工作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进行了阐释,即在文章开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有关称谓辨析、表征、成因和影响等一般性理论,确定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展开,“社会转型”是考察“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最大的实际,为此我们把社会转型期,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才产生了庞大的源头性矛盾,为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埋下隐患。转型期,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失效、缺位、错位,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下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错,社会心理发生变异等综合因素,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其中,心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心理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基础性心理,是长期存在的心理感受;群体心理具有短暂化、情景化等特征,是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心理状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着手,通过研读大量案例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仅有消极的群体心理,还存在正面、积极心理。调控、疏导负面心理,鼓励、保护正面心理,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理性、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这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中国梦实现,有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是论文的创新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具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理论是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直接利益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爆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这一新型社会冲突走入学者的视野,成为广泛研究的议题。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性质、影响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以往学者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研究、各级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依据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深入探索新时代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模式。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受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政客的蛊惑,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外部条件风险增加。国外反华势力故意挑起或利用国内焦点事件,制造冲突事件,丑化中国;国内社会结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特征,这些都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带来挑战和困难。机遇总是伴随挑战和困难。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价值引领,调整、规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披荆斩棘的政治勇气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建设呈现新气象和新变化,这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底气和机遇。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是研究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创新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首先要创新治理思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冲突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要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转变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斗争思维、紧张对峙、政治控制方式转变为以和谐思维为指引、以官民的平衡互动为契机、以多元社会治理方式为路径,深化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思维认知。其次要推动治理制度完善。制度是规范、原则、价值观念和体系在国家强制力层面的具体呈现,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从创新调解制度、信访制度和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提供保障。再次要构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强化治理方式融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最后要优化治理化解机制。机制是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制度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冲破以往旧的、静态的、排他的、刚性且脆弱的治理体系,构筑动态的、包容的、柔性且坚韧的治理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良性治理的关键所在。
石俊[8]（2020）在《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高增长的背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失衡、能源过度消耗、生态持续恶化、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逐渐凸显。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调节收入分配、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面对国内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复杂形势,以及国际环境的进一步趋紧,财政收支矛盾更为突出。在这种局面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共财政必须摆脱既定思维模式的束缚,推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改革。本论文基于国家治理理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理论,主要探讨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如何动态调整以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缓解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科学问题: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如何?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关系如何?市场化进程、合法性和社会资本在其中分别起怎样的调节效应?采用理论及定量方法综合分析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优化的机理问题。具体如下:第一,从高质量发展背景出发,建立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计算发展得分。研究发现,各省级政府在创新、绿色、开放与共享维度发展呈现提高趋势,而协调发展维度得分呈下滑趋势,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严重。第二,运用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方法对省级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相对效率进行了测算和时空特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政府支出结构的相对效率时空差异均很明显。时间趋势上,呈现出波动变化特征,但整体呈下滑趋势;空间分布上,发达地区的效率相对要更高。第三,基于政府职能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合法性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对政府财政支出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关系以及市场化水平、合法性、社会资本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建设性支出、维持性支出、社会性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分别为不显着、负相关与正相关。市场化水平有利于扩大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的正效应;合法性对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不存在显着调节效应,但对支出结构存在显着调节效应;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都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社会资本对支出与发展关系存在正向交互效应。第四,基于社会信任来源理论,从公众感知满意度视角,系统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公共信任水平,环境保护性支出对信任影响暂且不显着。人均GDP增长率、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管理满意度、公平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其中人均GDP增长率的提高不能带来社会信任的提升,反而因为挤出其他方面的支出而导致社会信任的下降。这也再次验证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单纯的物质将难以满足人们的预期,通过稳定经济增长来提高信任的做法已越来越失去市场。而通过加强公共服务职能带来更多归属感,加强社会管理职能带来更多安全感,成为提升信任的主要来源。第五,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城镇偏向制度造成了城乡分割与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共存的局面,形成了原市民、新市民、流动人口和农村留守人口的独特人口结构,以及不同户籍身份群体拥有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逐步变迁。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支出、社会资本其他结构变量都显着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结构型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将会明显缓解,而认知型社会资本则相反;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会缓解认知型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不能一味地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而忽视户籍人口城镇化,还要让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和市民一样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镇社会,进一步刺激人口流动。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有3个方面。（1）基于国家治理理论,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宏观框架下,分别从市场化进程指数、合法性、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出发,探讨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阐释了中国财政故事,丰富和拓展了原有“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2）基于政府职能理论与公共感知满意度,探讨了政府财政支出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为从政府财政支出角度来提升社会信任感提高了有益的思路。（3）在政府—市场—社会现代化治理框架下,探讨在常住人口城镇化与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中,政府财政支出、市场化进程与社会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欧叶荣[9]（2020）在《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国内外形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想观念、社会思潮之间的碰撞愈烈、交锋正酣,多元文化场域的复杂交织态势已经成为我国文化生态的典型特征,正不断威胁和消解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较政治文化附着于政治系统的强大稳定性,及党内政治文化以维护政党合法性为宗旨的特征,行政文化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更易发生变动,也更能凸显人的主体性精神和体现人的价值追求,因而具有整合、引领的天然优势。而且,多元文化场域中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权力与权利、自我与他者、吃苦与享乐、个体与公共等价值间的张力,也构成了行政文化系统内部的多层次矛盾。这给行政文化整合带来了重大历史挑战,因而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构建成为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推动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多元文化场域可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内容维度、价值维度、性质维度、形式维度等多个层面立体展开;行政文化系统也是历史继承性与实践创新性、纵向融合性与横向融合性、精英性与大众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精神流传性与物质依附性等多元属性并存的有机统一体;由此可辩证把握多元文化场域与行政文化系统的互构逻辑、以及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客观依据。从现实层面来看,主流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网络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等各个文化场域给行政文化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究其实质,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主要面临着传承与转换的整合、民族化与国际化的整合、现实与理想的整合、人与机器的整合、人的主体性的整合、精神厚重与表达轻浮的整合等实质困境。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构建具有对行政文化系统自身及行政文化生态系统两个层面的目标导向,需同时把握机制构建的一般原则和文化整合的特殊原则。其具体方案设计为探索期:“思想点”的准备——认知转变机制;碰撞期:“障碍点”的排除——矫治优化机制;磨合期:“中立点”的寻求——沟通对话机制;拓创期:“基因点”的交合——功能协调机制、结构重建机制、价值重塑机制;以及全过程:“风险点”的规避——风险规避机制五个阶段。其中,行政文化系统的结构重建和价值重塑是核心,也是本文主要创新点所在。不同文化场域之间的博弈,促使行政精神文化、行政制度文化、行政行为文化等各层面的要素调整和内涵赋新:精神层面包括培养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统一的行政动机、工作态度与生活态度相统一的行政态度、不忘初心与牢记使命相统一的行政情感等开放兼容的行政心理;塑造工作生活与日常生活相统一的行政实践观、行政主体与公民身份相统一的行政角色观、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的行政价值观等先进健康的行政观念;确立中国梦与共产主义相统一的行政理想、马克思主义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统一的行政信仰、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相统一的行政道德等与时俱进的行政思想;及发展系统性和交叉性的学科体系、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学术体系、大众化和国际化的话语体系等本土化的行政理论。制度层面包括以精英联大众,塑造全员参与的民主体系;以科学融人文,塑造技术规则的责任体系;以西方鉴中国,塑造融礼于法的法治体系;以传统喻现代,塑造自律家训的廉洁体系;以线上促线下,塑造人民满意的服务体系;以国内推国际,塑造和平发展的友好体系。行为层面包括“刮骨疗毒”之克服网络文化浮夸风气,反对形式主义;摒弃传统文化官本位意识,反对官僚主义;割除西方文化功利毒瘤,反对享乐主义;警惕大众文化消费特性,反对奢靡之风和“淬火赋能”之传承红色革命基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吸收西方竞争特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紧跟大众现实需求,为民服务真抓实干;借助网络技术优势,勇于担当奋发有为。进一步指出,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体现了人民是共和国的真正缔造者,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共同揭示了人民是共和国的伟大建设者,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共同彰显了人民是共和国的最终评判者,所以人民是多元文化场域的根本价值指向,并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体系的建构,涵盖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取向、整体推进人民各项权利平衡发展的行政价值规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有机统一的行政价值准则、增强人民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行政价值标准、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行政价值追求、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政价值目标。为促进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具体实现,需遵循紧跟行政体制改革的时代步伐、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密切关注与调适技术伦理的新问题,及以增强文化自信为心理支撑等实践策略;实施强化主流行政文化的导向作用、推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渐进平衡发展的运行方式、贯彻行政公共理性的根本目标、营造文化传播自律的优质环境等现实路径。
柳丽娜[10]（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二、现代化与腐败没有必然联系——兼评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现代化与腐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化与腐败没有必然联系——兼评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现代化与腐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治理 |
| 2.1.2 经济发展 |
| 2.1.3 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本章小结 |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E-G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阐释研究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研究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实践探索研究 |
| (四)已有研究评析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内容结构 |
|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阐述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制度概念的界定 |
| (二)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二、相关理论阐述 |
|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
| (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生成:1928 年《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更新:1931 年《中央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三)制度衰微:1934 年后《中央巡视条例》逐渐衰微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探索:1955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决定的提出 |
| (二)制度停滞:1957 年后巡视制度日渐停滞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重建:1996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试行办法的颁布 |
| (二)制度完善:2004 年关于巡视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 |
| (三)制度健全:2009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创新:2015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优化:2017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修订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生成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更新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衰微的动力因素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探索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停滞的动力因素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重建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完善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健全的动力因素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创新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优化的动力因素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 |
| (一)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 |
| (二)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 |
| (三)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 |
| (四)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 |
| (五)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功能聚焦性 |
| (一)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 |
| (二)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方式多重性 |
| (一)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性 |
| (二)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外生性 |
| (三)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合意性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驱动路径 |
| (一)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 |
| (二)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 |
| (三)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 |
| (四)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 |
| (一)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 |
| (二)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 |
| (三)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请示报告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的发端与发展 |
| 2.1.1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 |
| 2.1.2 巴黎公社的失败与教训 |
| 2.1.3 对“反对一切权威”思想的批判和斗争 |
| 2.1.4 《论权威》及其它着作的理论总结 |
| 2.2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2.2.1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建立党中央权威 |
| 2.2.2 在巩固苏维埃政权中维护党中央权威 |
| 2.2.3 在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树立执政党权威 |
| 2.2.4 列宁领导核心制的确立、维护与延续 |
| 2.3 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的塑造、形成与发展 |
| 2.3.1 政党权威观念的前提与塑造 |
| 2.3.2 政党权威的形成、突破与底色 |
| 2.3.3 政党权威的实现逻辑和基本特征 |
| 第3章 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逻辑 |
| 3.1 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轨迹 |
| 3.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切服从于战争的领导法则 |
| 3.1.2 新中国成立初期:构筑自上而下的执政党领导体制 |
| 3.1.3 改革开放新时期:拓展了从严治党的崭新功能 |
| 3.1.4 进入新时代: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
| 3.2 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动力 |
| 3.2.1 领导权问题是一切革命运动的首要问题 |
| 3.2.2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现实要求 |
| 3.2.3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践驱动 |
| 3.2.4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需要 |
| 3.3 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经验 |
| 3.3.1 党内民主与集中相统一 |
| 3.3.2 党员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
| 3.3.3 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自主性相统一 |
| 3.3.4 领袖权威与政党权威相统一 |
| 第4章 请示报告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 |
| 4.1 《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的出台 |
| 4.1.1 制定《条例》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 |
| 4.1.2 定义“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基本概念 |
| 4.1.3 明确开展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的基本原则 |
| 4.1.4 建立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的工作体制 |
| 4.2 党组织请示报告工作的运行机制 |
| 4.2.1 请示报告的主体 |
| 4.2.2 请示报告的内容 |
| 4.2.3 请示报告的程序和方式 |
| 4.2.4 请示报告督察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
| 4.3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工作机制 |
| 4.3.1 领导干部作为报告主体的界定 |
| 4.3.2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内容 |
| 4.3.3 建立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工作机制 |
| 4.3.4 严格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和运用 |
| 第5章 请示报告制度的优势与现状分析 |
| 5.1 请示报告制度的显着优势 |
| 5.1.1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 |
| 5.1.2 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 |
| 5.1.3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
| 5.1.4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
| 5.2 请示报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5.2.1 请示报告意识不强 |
| 5.2.2 请示报告内容把握不准 |
| 5.2.3 请示报告程序和方式不规范 |
| 5.2.4 在请示报告上打折扣、搞变通、不实事求是 |
| 5.3 请示报告制度建设的制约因素 |
| 5.3.1 制度意识不强 |
| 5.3.2 制度规定不够完善 |
| 5.3.3 制度执行存在偏差 |
| 5.3.4 自身利益在作祟 |
| 第6章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请示报告制度的最高政治原则与实践要求 |
| 6.1 激发请示报告制度的内生动力 |
| 6.1.1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
| 6.1.2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结合 |
| 6.1.3 强化制度意识,增强制度执行力 |
| 6.1.4 提高请示报告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
| 6.2 健全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
| 6.2.1 政治控制与党的全面领导 |
| 6.2.2 请示报告制度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
| 6.2.3 置于中国党政体制之下的请示报告制度 |
| 6.2.4 作为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 |
| 6.3 严格执行作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 |
| 6.3.1 权威、领导与服从:党的纪律建设的内涵与外延 |
| 6.3.2 作为政治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 |
| 6.3.3 作为组织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 |
| 6.3.4 作为工作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 |
| 6.4 发挥批示指示制度的下行复合功能 |
| 6.4.1 批示指示的概念与特征 |
| 6.4.2 批示指示的运行机制 |
| 6.4.3 批示指示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
| 6.4.4 批示指示制度的规范化建设 |
| 6.5 通过“学、用、考”方式确保请示报告制度落实到位 |
| 6.5.1 做好请示报告制度的学习培训工作 |
| 6.5.2 制定好请示报告制度的具体落实措施 |
| 6.5.3 加强对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4）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 |
| (二)关于政府权力配置的研究 |
| (三)关于协同治理问题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及基础理论 |
| 一、相关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食品安全 |
| (二)食品监管 |
| (三)权力配置 |
| (四)政府权力配置 |
| 二、政府权力配置的相关理论 |
| (一)权力政治学基本理论 |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分析 |
| 一、中国食品监管政府责任与权力配置的发展轨迹 |
| (一)改革开放之前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 (二)改革开放之后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 二、现行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横向配置 |
| (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纵向配置 |
| (三)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结构性变革 |
| 三、现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综合分析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根据 |
| (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原则 |
| (三)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合理性 |
| (四)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实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实效分析 |
| 一、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成效 |
| (一)食品安全中央政府监管权力强化的效应 |
| (二)食品安全地方政府监管权力增强的效应 |
| (三)食品监管社会协同治理的实际效应 |
| 二、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中问题的呈现 |
| (一)政府权力越位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政府失灵 |
| (二)政府权力缺位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市场失灵 |
| (三)政府权力错位导致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管缺失 |
| 三、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不当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
| (一)政府权责失衡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 (二)政府权力结构失衡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 (三)政府与社会协同缺失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食品安全监管权力配置的国际比较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典型国家的基本形态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比较论域的选定 |
| (二)不同国家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类型的比较分析 |
| (三)不同国家政府权力配置制度管理幅度的比较分析 |
| 二、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
| (一)国外食品安全政府法律体系的形成 |
| (二)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制的形成 |
| (三)国外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的空间配置 |
| 三、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的综合分析 |
| (一)日本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 (二)美国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 (三)德国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体制改革 |
| 一、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体制改革的目标 |
| (一)强化中央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 |
| (二)保障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的灵活调度 |
| (三)发挥食品安全监管多元治理功能 |
| 二、构建跨部门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结构 |
| (一)构建食品安全监管跨部门协同权力结构 |
| (二)建立食品监管跨地区协同治理的权力结构 |
| (三)建立食品监管政府多部门协同的权力结构 |
| 三、构建跨部门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治理机制 |
| (一)建立食品监管跨部门责任分担机制 |
| (二)建立食品监管跨部门沟通协商机制 |
| (三)建立跨部门治理运行机制 |
|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国家食品监管权力良性运行机制的建构 |
| 一、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制度化建设 |
| (一)构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法规体系 |
| (二)设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行政权力配置制度 |
| (三)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领导责任制度 |
| 二、构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的倒查机制 |
| (一)建立食品监管协同治理的召回机制 |
| (二)建立食品监管政府履职制度化评估体系 |
| (三)优化食品监管政府权力协同治理水平 |
| 三、建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监督机制 |
| (一)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行政问责机制 |
| (二)建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党内监督机制 |
| (三)建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社会监督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理论工具与问卷设计 |
| 一、核心概念解析 |
| (一) 政治认同的概念解析 |
| (二) 政治认同的构成要素 |
| (三) 政治认同的差异 |
| 二、理论分析工具 |
| (一) 马克思关于政治认同的理论 |
| (二) 政治社会化理论 |
| (三)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理论 |
| 三、问卷整体设计 |
| (一) 调查问卷整体设计 |
| (二) 问卷整体指标体系 |
| 第二章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情境与表征 |
| 一、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环境的新变化 |
| (一) 互联网改变了大学生政治认知形态 |
| (二) 互联网提升了大学生政治权利认知 |
| (三) 互联网唤发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 |
| 二、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表征 |
| (一)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思想复杂多元 |
| (二)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心态芜杂多变 |
| (三)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行为差异多端 |
| 第三章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描述性实证分析 |
| 一、全国性问卷调查概况 |
| (一) 问卷抽样调查实施 |
| (二) 样本人口学统计 |
| 二、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不同构成要素差异分析 |
| (一) 身份认同 |
| (二) 制度认同 |
| (三) 政党认同 |
| (四) 文化认同 |
| (五) 政策认同 |
| (六) 发展认同 |
| (七) 小结 |
| 三、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不同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
| (一) 权利认知差异 |
| (二) 利益认知差异 |
| (三) 政治参与差异 |
| (四) 政治沟通差异 |
| (五) 政治满意度差异 |
| (六) 小结 |
| 四、不同因素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化作用 |
| (一) 权利认知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
| (二) 利益认知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
| (三) 政治参与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
| (四) 政治沟通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
| (五) 政治满意度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
| 第四章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结构性分析 |
| 一、不同性别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分析 |
| (一) 不同性别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 |
| (二) 不同性别大学生政治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差异 |
| 二、不同民族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分析 |
| (一) 不同民族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 |
| (二) 不同民族大学生政治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差异 |
| 三、不同政治面貌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分析 |
| (一) 不同政治面貌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 |
| (二) 不同政治面貌大学生政治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差异 |
| 四、不同学历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分析 |
| (一) 不同学历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 |
| (二) 不同学历大学生政治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差异 |
| 五、不同生源地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分析 |
| (一) 不同生源地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 |
| (二) 不同生源地大学生政治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差异 |
| 第五章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问题与归因 |
| 一、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主要问题 |
| (一) 低度认知与高度认同存在悖论 |
| (二) 宏观认同与微观认同存在失衡 |
| (三) 情感热爱与行为疏离存在矛盾 |
| (四) 整体认同与群体认同存在差异 |
| 二、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主要原因 |
| (一) 网络空间异质思想文化加剧呈现 |
| (二) 社会负面政治现象离心作用明显 |
| (三) 市场经济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判断 |
| (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够 |
| (五)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不足 |
| 第六章 网络时代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策略 |
| 一、创造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优良网络环境 |
| (一) 加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二) 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 |
| (三) 加强网络空间政治文化建设 |
| 二、夯实党和政府执政基础 |
| (一) 提升党和政府网上网下的执政效能 |
| (二) 走好新时代网络群众路线 |
| (三) 增强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获得感 |
| 三、彰显政治认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
| (一) 以高校党的建设统领大学生政治认同培育 |
| (二) 以思政课程引领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
| (三) 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
| 四、精准对待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 |
| (一) 精准对待政治认同不同构成要素差异问题 |
| (二) 精准对待政治认同不同影响因素差异问题 |
| (三) 精准对待不同大学生群体政治认同差异问题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来源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基本问题探讨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内涵与本质 |
| (一) 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基本内涵 |
| (二) 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内在本质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的类型与特征 |
| (一) 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基本类型 |
| (二) 中国共产党权威的主要特征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要素与机理 |
| (一)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组成要素 |
| (二)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逻辑机理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锤炼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的重要作用 |
| (一) 党的组织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主体依托 |
| (二) 党的组织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内在理由 |
| (三) 党的组织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生成基础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的历史探索 |
| (一) 在武装夺权中确立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地位 |
| (二) 在全面建设中壮大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力量 |
| (三) 在改革开放中实现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转型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的现实际遇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由“被动”向“主动”的现代化转变 |
| (二) 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对党的权威塑造主体造成的局部冲击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从“结构”到“理念”的时代性调适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的锤炼路径 |
| (一) 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先进性质 |
| (二) 发挥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人事功能 |
| (三) 完善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队伍管理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建构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重要作用 |
| (一) 党的意志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内在灵魂 |
| (二) 党的意志推动党的权威塑造的纵深发展 |
| (三) 党的意志把控党的权威塑造的整体进程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历史演进 |
| (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确立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的主题 |
| (二) 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丰富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的涵义 |
| (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深化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的主旨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现实状态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的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 |
| (二) 资本逻辑对党的权威塑造内容造成的一定影响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内容在发展创新中突显政治意志的根本地位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建构路径 |
| (一) 以理论发展滋养党的权威塑造内容 |
| (二) 以初心使命淬炼党的权威塑造内容 |
| (三) 以精神家园引领党的权威塑造内容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介体拓展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介体的重要作用 |
| (一) 党的体制是党的权威塑造的表现形式 |
| (二) 党的体制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秩序保证 |
| (三) 党的体制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路径依赖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介体的历史考察 |
| (一) 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形成 |
| (二) 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由“政治拱卫”到“经济建设”模式的过渡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介体法治元素的不断增强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介体的现实考量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现代化、系统化、科学化 |
| (二) 现代科层制弊端对党的权威塑造介体造成的不良影响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介体在时代发展中的新型格局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介体的拓展路径 |
| (一) 筑牢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根基 |
| (二) 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转型 |
| (三) 提升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效能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客体夯实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客体的重要作用 |
| (一) 人民群众是党的权威塑造的作用对象 |
| (二) 人民群众是党的权威塑造的客体变量 |
| (三) 人民群众是党的权威塑造的根本力量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客体在历史中的激活 |
| (一) 在革命过程中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内在唤醒 |
| (二) 在全面建设中推动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实践转换 |
| (三) 在改革开放中促进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客体在现实中的发展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理性化、层次化、个体化 |
| (二) 现代性生存困境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造成的一定影响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客体在时代发展中的活力呈现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客体的夯实路径 |
| (一) 密切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
| (二) 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衡 |
| (三) 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的共同发展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效果巩固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效果的重要作用 |
| (一) 党的认同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目标诉求 |
| (二) 党的认同是党的权威塑造的衡量标准 |
| (三) 党的认同是党的权威塑造的效果体现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效果在历史中的推进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革命建国”中的初步达成 |
| (二) 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秩序重建中的逐渐提升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改革开放中的不断深化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效果在现实中的体现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各种动态变量中呈现出多种变化 |
| (二) 现代化认同困境对党的权威塑造效果造成的一定不良影响 |
| (三) 以提高认同质量为主导的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时代构筑 |
| 四、巩固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效果的有效路径 |
| (一) 筑牢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生成根基 |
| (二) 推动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深入发展 |
| (三) 提升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内在指数 |
|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若干理论认识 |
| 一、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
| 二、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理论武装 |
| 三、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强大的组织队伍 |
| 四、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良好风尚 |
| 五、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强化党在权威塑造中的纪律和规矩意识 |
| 六、不断扎牢制度的笼子,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
| 七、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健康的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理论分析 |
| 一、“无直接利益冲突”概念界定 |
| 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成因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机理 |
| 三、“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表征 |
| (一) 弱势群体为主体 |
| (二) 借机发泄为目的 |
| (三) 偶发事件为起因 |
| (四) 以政府部门为冲突对象 |
| (五) 表现形式多样化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负面影响 |
| (一) 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
| (二) 损害政府权威和政治合法性 |
| (三) 破坏社会心理 |
| (四) 阻碍人民政治素质的提高 |
| 第二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依据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属性定位 |
| (一) 定位“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依据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层次性分析 |
| (三)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多元属性分析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矛盾思想为理论指导 |
| (二) 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为理论基石 |
| (三) 以西方集体行为和社会冲突理论为镜鉴 |
| 第三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价值意义 |
| 一、契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 |
| (一) 提高对人民主体的关切 |
| (二) 实现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
| (三) 推进治理方式的民主化 |
| 二、符合建设平安中国的题中之意 |
| (一) 法治是建设平安中国的根本依托 |
| (二) 协同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重要手段 |
| (三) 综合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必然趋势 |
| 三、符合基层治理的内在要求 |
| (一) 基层治理是防范冲突的第一道防线 |
| (二) 基层治理是引领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 |
| (三) 基层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 |
| 第四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
| 一、治理初探阶段(1949-1992) |
| (一)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的治理(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四大召开时期的治理(1978-1992) |
| (三) 阶段特征 |
| 二、艰难探索阶段(1992-2012)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中央对“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确认期间的治理(1992-2006) |
| (二) 2006年至党的十八大前夕的治理(2006-2012) |
| (三) 阶段特征 |
| 三、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新特征 |
| (二) 治理理念新发展 |
| (三) 治理实践新探索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基本经验 |
| (一) 必须坚持直面社会矛盾和冲突 |
| (二) 必须坚持从源头预防和化解矛盾 |
| (三) 必须坚持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
| (四) 必须提高政府阶段性应对能力 |
| 第五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实新境遇 |
| 一、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新契机 |
| (一) 以新时代开启治理新征程 |
| (二) 以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为价值引领 |
| (三) 以新时代党风建设新气象为精神铸魂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严峻挑战 |
| (一) 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 |
| (二) 国内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变化 |
| 三、推进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难题 |
| (一) 传统滞后的治理理念 |
| (二) 僵化闭塞的治理方式 |
| (三) 不健全的治理机制 |
| 第六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创新思路 |
| 一、创新治理思维 |
| (一) 以和谐理念推动思维方式转变 |
| (二) 以协调方式促进立场关系转变 |
| (三) 以包容理念推进治理方式转变 |
| 二、推动治理制度完善 |
| (一) 完善调解制度 |
| (二) 健全信访制度 |
| (三) 加强诉讼制度 |
| 三、加强治理主体协同 |
| (一) 加强党委的组织保障 |
| (二) 突出政府的主导力量 |
| (三) 强化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 |
| (四) 畅通公众参与渠道 |
| 四、强化治理方式融通 |
| (一) 发挥民主协商的优势 |
| (二) 夯实法治保障 |
| (三) 激发科技治理效能 |
| 五、优化治理化解机制 |
| (一) 完善多元纠纷裁决机制 |
| (二) 建立责任明晰的联动机制 |
| (三) 加强对抗行动的制动机制 |
| (四) 建立社会心理疏导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学术背景 |
| 1.2 问题界定、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界定 |
| 1.2.2 研究目的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点 |
| 1.6 论文框架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相关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 |
| 2.1.1 相关文献的增长态势 |
| 2.1.2 国内外财政支出的研究热点分析 |
| 2.1.3 国内外财政支出的理论基础分析 |
| 2.1.4 国内外财政支出的演化路径分析 |
| 2.1.5 研究启示 |
| 2.2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概念和测量 |
| 2.2.1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概念和测量 |
| 2.2.2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概念和测量 |
| 2.3 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评价 |
| 2.3.1 政府支出效率评价的国外理论与相应的指标体系 |
| 2.3.2 我国政府发展理念演化及相应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
| 2.4 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
| 2.4.1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2.4.2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2.4.3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
| 2.4.4 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中介调节效应 |
| 第3章 理论基础及启示 |
| 3.1 国家治理理论及启示 |
| 3.2 财政支出理论及启示 |
| 3.2.1 古典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
| 3.2.2 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
| 3.2.3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
| 3.2.4 公共选择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
| 3.2.5 其他财政支出理论 |
| 3.3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及启示 |
| 3.4 政府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启示 |
| 3.5 合法性基础理论及启示 |
| 3.6 社会资本理论及启示 |
| 3.6.1 资本的概念 |
| 3.6.2 社会资本的影响 |
| 第4章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评价 |
| 4.1 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1 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依据 |
| 4.1.2 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1.3 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测算 |
| 4.2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 |
| 4.2.1 相关研究综述 |
| 4.2.2 投入与产出指标 |
| 4.2.3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评价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5.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5.1.1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5.1.2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5.1.3 市场化水平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的调节 |
| 5.2 数据来源与模型建立 |
| 5.2.1 变量说明 |
| 5.2.2 样本数据 |
| 5.2.3 模型建立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1 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5.3.2 模型设定 |
| 5.3.3 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合法性的调节效应 |
| 6.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6.2 数据、变量与模型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说明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总量回归分析 |
| 6.3.2 结构回归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府财政支出、社会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7.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7.1.1 社会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7.1.2 政府财政支出、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交互影响 |
| 7.2 变量、数据与模型 |
| 7.2.1 变量说明 |
| 7.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
| 7.2.3 模型设定与检验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控制变量影响分析 |
| 7.3.2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分析 |
| 7.3.3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交互影响分析 |
| 7.3.4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群体差异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
| 8.1 社会信任来源理论分析 |
| 8.2 数据、变量与模型 |
| 8.2.1 数据来源 |
| 8.2.2 变量操作化与描述性分析 |
| 8.2.3 建立回归模型 |
| 8.3 实证结果分析 |
| 8.3.1 政府财政支出对社会信任的直接影响与边际效应 |
| 8.3.2 政府财政支出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理 |
| 8.3.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9.1 理论分析框架 |
| 9.1.1 户籍制度下的人口结构 |
| 9.1.2 户籍制度下的社会资本结构 |
| 9.1.3 社会资本结构与收入差距 |
| 9.2 数据来源与变量的统计学描述 |
| 9.2.1 数据来源 |
| 9.2.2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
| 9.2.3 解释变量:社会资本结构 |
| 9.2.4 调节变量 |
| 9.2.5 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9.3 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
| 9.3.1 社会资本能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吗? |
| 9.3.2 社会资本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
| 9.3.3 社会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会随着城镇化进程而改变吗? |
| 9.4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结论及展望 |
| 10.1 结论启示 |
| 10.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问题缘起 |
| 1.1.2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是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
| 1.1.3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对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战略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多元文化场域 |
| 1.2.2 行政文化 |
| 1.2.3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整合相关研究 |
| 1.3.2 文化整合相关研究 |
| 1.3.3 多元文化整合相关研究 |
| 1.3.4 行政文化整合相关研究 |
| 1.3.5 总体评价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理论逻辑 |
| 2.1 多元文化场域的多维立体呈现 |
| 2.1.1 时间维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交汇 |
| 2.1.2 空间维度: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 |
| 2.1.3 内容维度: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交织 |
| 2.1.4 价值维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冲突 |
| 2.1.5 性质维度: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并存 |
| 2.1.6 形式维度:线上文化与线下文化碰撞 |
| 2.2 行政文化系统的多元属性并存 |
| 2.2.1 历史继承性与实践创新性相统一 |
| 2.2.2 纵向融合性与横向融合性相统一 |
| 2.2.3 精英性与大众性相统一 |
| 2.2.4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 |
| 2.2.5 物质依附性与精神流传性相统一 |
| 2.3 多元文化场域与行政文化系统的互构逻辑 |
| 2.3.1 多元文化场域是行政文化多元属性生成的客观环境 |
| 2.3.2 行政文化系统是多元文化特质要素的融合样态 |
| 2.3.3 行政文化各成分的交锋是多元文化场域竞争的具体反映 |
| 2.3.4 多元文化场域变换与行政文化发展是同一过程 |
| 2.4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客观依据 |
| 2.4.1 舆论形势:多元社会思潮泛滥挑战和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
| 2.4.2 政治导向:多元文化场域的政治化趋势是行政文化整合的催化剂 |
| 2.4.3 历史渊源:行政文化整合是应对多元文化冲突的主动选择 |
| 2.4.4 理论支撑:行政文化自身具有对他文化的渗透、融合、同化功能 |
| 2.4.5 现实要求:多元文化场域的激烈交锋构成了行政文化系统的多层次矛盾 |
| 第3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现实逻辑 |
| 3.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 |
| 3.1.1 主流文化确保行政文化前进方向 |
| 3.1.2 优秀传统文化筑牢行政文化思想根基 |
| 3.1.3 西方文化拓宽行政文化国际视野 |
| 3.1.4 网络文化丰富行政文化表达方式 |
| 3.1.5 精英文化提升行政文化发展层次 |
| 3.1.6 大众文化增添行政文化现实意蕴 |
| 3.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
| 3.2.1 西方文化霸权企图消解主流行政文化的主导地位 |
| 3.2.2 落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阻碍行政文化转型与升级 |
| 3.2.3 网络文化低俗致瘾削弱行政文化传播力与被认同 |
| 3.2.4 精英文化品质下滑降低行政文化的思想深度 |
| 3.2.5 大众文化混乱异化加深行政文化的世俗观念 |
| 3.2.6 青年亚文化流行狂欢侵蚀行政文化的人格素养 |
| 3.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实质困境 |
| 3.3.1 传承与转换的整合困境 |
| 3.3.2 民族化与国际化的整合困境 |
| 3.3.3 现实与理想的整合困境 |
| 3.3.4 人与机器的整合困境 |
| 3.3.5 人的主体性的整合困境 |
| 3.3.6 精神厚重与表达轻浮的整合困境 |
| 第4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目标模式、指导原则与方案设计 |
| 4.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目标模式 |
| 4.1.1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对行政文化系统自身的目标预期 |
| 4.1.2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对行政文化生态系统的目标预期 |
| 4.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指导原则 |
| 4.2.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一般原则 |
| 4.2.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特殊原则 |
| 4.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方案设计 |
| 4.3.1 探索期:“思想点”的准备 |
| 4.3.2 碰撞期:“障碍点”的排除 |
| 4.3.3 磨合期:“中立点”的寻求 |
| 4.3.4 拓创期:“基因点”的交合 |
| 4.3.5 全过程:“风险点”的规避 |
| 第5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基本框架 |
| 5.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认知转变机制 |
| 5.1.1 各美其美:文化认同 |
| 5.1.2 美人之美:文化尊重 |
| 5.1.3 美美与共:文化宽容 |
| 5.1.4 天下大同:文明进步 |
| 5.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矫治优化机制 |
| 5.2.1 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合理转换 |
| 5.2.2 西方文化的积极引进与智慧识别 |
| 5.2.3 精英文化的凤凰涅磐与自我新生 |
| 5.2.4 大众文化的价值引领与返璞归真 |
| 5.2.5 网络文化的引导匡正与健康回归 |
| 5.2.6 青年亚文化的有效疏导与科学治理 |
| 5.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沟通对话机制 |
| 5.3.1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序对接 |
| 5.3.2 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正义交流 |
| 5.3.3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雅俗共进 |
| 5.3.4 主流文化与网络文化的互融互鉴 |
| 5.3.5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价值融合 |
| 5.3.6 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良性互动 |
| 5.4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功能协调机制 |
| 5.4.1 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引与传统文化固本培元相结合 |
| 5.4.2 中国文化自信自强与西方文化开放创新相结合 |
| 5.4.3 精英文化批判教化与大众文化活跃写实相结合 |
| 5.4.4 主流文化凝聚引导与网络文化认同补阙相结合 |
| 5.4.5 科学文化技术理性与人文文化人本关怀相结合 |
| 5.4.6 红色文化革命精神与青年亚文化批判个性相结合 |
| 5.5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结构重建机制 |
| 5.5.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精神文化的整合 |
| 5.5.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制度文化的整合 |
| 5.5.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行为文化的整合 |
| 5.6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价值重塑机制 |
| 5.6.1 人是多元文化场域的核心和主体要素 |
| 5.6.2 人民是多元文化场域的根本价值指向 |
| 5.6.3 多元文化场域中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体系构建 |
| 5.7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风险规避机制 |
| 5.7.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潜在风险 |
| 5.7.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风险规避 |
| 第6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实践路径 |
| 6.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实践策略 |
| 6.1.1 紧跟行政体制改革的时代步伐 |
| 6.1.2 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 |
| 6.1.3 密切关注与调适技术伦理的新问题 |
| 6.1.4 以增强文化自信为心理支撑 |
| 6.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实践措施 |
| 6.2.1 强化主流行政文化的导向作用 |
| 6.2.2 推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6.2.3 建构渐进平衡发展的运行方式 |
| 6.2.4 贯彻行政公共理性的根本目标 |
| 6.2.5 营造文化传播自律的优质环境 |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博连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教育 |
| (二) 乡村小学校 |
| (三) 现代教育 |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四、现代化与腐败没有必然联系——兼评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现代化与腐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研究[D]. 卢亮亮.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D]. 康俊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D]. 左殿升. 山东大学, 2020(10)
- [6]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D]. 孙道壮. 山东大学, 2020(09)
- [7]“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D]. 袁蕊. 山东大学, 2020(12)
- [8]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D]. 石俊. 南昌大学, 2020(01)
- [9]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D]. 欧叶荣. 湘潭大学, 2020(12)
- [10]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