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论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应星[1]（2016）在《“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文中提出本文在韦伯和陈寅恪等人的启发下,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试图将"革命"这个社会学的经典母题重新带回到中国社会学界,以此拓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的研究路数尝试围绕阶级路线、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等重点,在借鉴实证史学资料收集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事件社会学的方式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效果。
陈汉良[2]（2011）在《毛泽东社会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中国社会进行的分析和研究,包含着丰富而明确的社会学思想,他科学而成功的社会实践为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研究典范。他不是专门研究社会学的专家,但他的理论和思想是深邃的、富于洞见的。他是重视社会实践、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非职业社会学理论家和实践家。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特色鲜明。他从阶级视域剖析中国社会结构,用对抗与整合的思想看待社会矛盾,他的社会发展思想有非常理想的一方面,同时也遭遇了社会现实的严峻考验。求真务实的社会调查思想使得他常常能够对社会进行科学的分析,并得出真知灼见,制定契合国情的社会革命与建设策略。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看待中国社会运行、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并成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实际,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以其鲜明的特点、完整的体系和丰富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和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新世纪新时期的社会发展与社会问题研究起着重要指导作用。如果中国的社会学没有自己的理论做指导,一味模仿或是照搬国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那么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不可能实现社会学的理论批判和实践建构功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深入研究毛泽东社会学思想,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可以深入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观点与方法,并依此对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理性批判；二是可以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发挥积极推动作用。重新梳理毛泽东社会学思想,搭建毛泽东社会学思想的理论体系,确立毛泽东社会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史乃至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进言之,使毛泽东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回归社会学学科本体。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者,同时也是杰出的社会学家。他扎实的社会实践为中国社会学理论及其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现实基础,亦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世定[3]（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续文念[4]（2014）在《论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文中研究表明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也是深入中国社会、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的过程。毛泽东在研究社会现实，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对有效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提供了科学路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在实践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为毛泽东社会学思想体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毛泽东也不愧为社会学家的典范。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于新时期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为在新视角下对进一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十分重要。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是在有着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论指导下，吸收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智慧所形成的，这也构成了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其主要包括社会调查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社会矛盾分析法。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并且在具体实践中总结了一套以“典型调查法”、“开调查会法”、“实地考察法”以及“文献调查法”和“普遍调查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调查研究法。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对中国社会层级结构进行分析，明确了阶级分析的目的，采用了客观的方法、以经济标准为主对社会结构进行了阶级划分。同时，毛泽东对阶级分析的认识的不足之处也在阶级分析法的现实运用中遭遇了严峻的考验。毛泽东牢牢把握住作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矛盾观，灵活运用以“一分为二”、“抓重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矛盾分析法认识社会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价值。除了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实践性以及辩证哲学思维浓厚之外，在其具体内容上和实际运用中还体现了明显的灵活性和群众性特征。毛泽东成功运用社会学研究法剖析了社会结构，理清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抓住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了中国革命、建设和以及关乎中国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同时也为毛泽东社会学思想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本土化的推进、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优化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所倡导的立足于“中国国情”开展社会学研究、运用系统性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必须在实践应用过程中注重创新等方法论为当代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
顾超[5]（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提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浦晗[6]（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认为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著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刘小红[7]（2017）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融合中西两种视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融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领域,构建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艰难历程。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毛泽东、李达、瞿秋白、艾思奇、吕振羽、翦伯赞、鲁迅、周扬、胡风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建构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本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源起,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历史作用,从学术史角度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思路。论文研究发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奠定了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其发展历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是1919年——1930年,在中外文化思想碰撞,现代学术思想萌生,多元文化思潮并立的历史境遇中,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及其引发的学术界和政治界的震动。第二阶段是1930年——1935年,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全面开启。第一次发生大革命失败后,以李达为代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故而开始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郭沫若开创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之后,受到启发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各学科领域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研究,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研究成果。这一阶段的研究尽管在后来看来存在诸多缺陷,然而其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的奠基意义却是不容小觑的。第三阶段是1935年——1938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术发展深度融合。这一阶段总体来说是一个反思阶段,充分认识到第一阶段的诸多问题并予以克服。这一阶段的最大收获是在哲学领域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入深度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1938年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成熟阶段。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断之后,学术界掀起了“学术中国化运动”,深入探寻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含义、可能性及如何实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入自觉发展的成熟阶段。此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各领域都基本实现了体系化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结构成型。论文从总体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的重大历史作用。研究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并提出其现实启示,即要坚持民族化和现实化,消解权威、不断创新的独特治学思路,形成高素质的理论队伍,在党的领导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多样化发展态势。这些基本经验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命题内在地包含了中西文化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学术与政治关系等一直困扰学术界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是妥善处理甚至超越这些学术难题的成功典范。因此,这一命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并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深入探索。
胡倩[8]（2017）在《李平心学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文中提出李平心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从事学术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国近代史、生产力理论等领域辛勤耕耘,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进程,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和研究体系,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中的代表性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李平心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术大家,其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学、中国近代史、生产力理论等众多学科、众多领域,并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社会学理论方面,李平心于1930年撰写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唯物史观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在这部专著中,李平心不仅强调唯物史观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而且又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其中,同时,还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把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科学地引入社会学的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李平心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专著,是20世纪中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撰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在这部《中国近代史》专著中,李平心一改传统的精英式的著史模式,不仅站在民众立场上著史,在价值立场上同情下层百姓,颂扬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而且从宏观上把握了历史的演变进程,初步构建了以“革命史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路数和话语体系,这是专注于史料考证与注释的中国传统史学所无法企及的,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起了开辟新路的作用。在生产力理论研究方面,李平心于1959至1961年间先后在报刊上发表十余篇论述生产力的文章,诸如《论生产力性质》、《论生产力运动和生产关系性质》、《再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运动的初步分析》等,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结合中,科学地阐述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首次提出“生产力有一种自己增值自己更新的趋势”,强调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仍然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等观点,这对深入研究生产力内部运动规律具有重大意义;他还首次提出并使用“生产力系统”的术语,拓宽了生产力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李平心关于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思考和运用,也是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因而是一项在理论指导与现实需要结合视域中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李平心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研究结合中的努力,其目的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对于学术研究的指导地位,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推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从而加快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进程。李平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主要有以下突出的地方:一是突出的中国本位的研究取向。李平心并非“书斋式”学者,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但也具有强烈的“中国中心”的研究意识,善于将学术研究与中国社会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正是如此,李平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建立学术研究的“中国范式”为使命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发展,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研究的结合推向了新的理论高度,不仅引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进程,而且也为后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李平心坚持中国本位的研究取向,努力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使学术研究赋予了民族的生命力并直接有助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作出了积极而又宝贵的探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李平心的学术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这是他整个学术体系的显著特色。李平心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并突出地集中体现在社会学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及生产力理论的研究中。李平心不仅使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在其学术研究之中得到有力贯彻,而且还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其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支撑,故而其学术研究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开阔的思维空间,其学术著作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底蕴,有力地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中指导地位的确立,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象的诠释力,这是李平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三是彰显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李平心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钻研,继而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理论研究结合,进而又将马克思主义对学术的指导推进到中国近代史、经济学等学科,故而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开展学术研究,善于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并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实践,因而所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范式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历史的文化的底蕴,这使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学理上的深度,其学术见地与研究成果也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其构建的以“革命史观”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话语体系也具有典范性,为后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了示范与借鉴。即使是在社会学理论、生产力理论的研究中,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也是十分鲜明的特色。四是体现学术批判与学术体系构建的有机统一。李平心探索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中注重学术批判,但不是简单地对现实社会、既有学术见解的全盘否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将学术的批判、学术的反思和学术体系的构建统合起来,并在学术批判中提出自己鲜明的主张、独到的学术观点,从而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学术体系。李平心在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学术批判与学术构建的有机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经验。五是遵循学术继承中推陈出新的研究路线。李平心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探索,一方面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并传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社会演进的需要而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有着继承中创新、创新中发展的研究路线,很好地体现了学术研究中传承与创新的统一。李平心秉承了在学术研究在继承中推陈出新的研究路线,将继承与创新有机地统一到具体的学术研究的实践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生命力,彰显了学术研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完善体系的特征,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进程,对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中的发展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李平心学术研究所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李平心是现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学术大家,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不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及与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其学术经历与人生历程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亦颇具代表性。故而,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层面来研究李平心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不仅能够恢复和再现李平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形象,凸显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的贡献,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化,促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而且有助于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关系,研究现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生态及其前进的态势,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新领域,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历史的和学术的论证,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建设提供本土化资源。
贺治方[9]（2019）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动员是动员主体对社会群体思想观念施加影响并采取集体行动的过程,是人类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和政治现象,在集体行动过程中,社会动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动员的构成要素包括动员主体、动员对象、动员目标、动员手段、动员载体,这些要素的互相作用决定了社会动员的效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动员群众,善于运用群众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策主张。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动员史,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依然是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有效弥补了官僚体制的不足,不仅是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共识、增进社会团结、促进社会参与的有力办法,也是克服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和社会困境的有效方式,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是,社会动员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不当,也可能给社会造成一定的破坏作用,表现为过度动员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容易成为颠覆国家政权的工具、破坏正常的官僚治理体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形成了以“强国家——弱社会”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国家权力无限扩张,渗入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控制使得社会动员得以广泛开展,国家进入空前动员的状态,这种动员以政治权力和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为主要表现形式、以树立榜样为主要激励措施,以报纸广播为主要动员媒介。建国以后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产生了积极作用,扭转了长期以来中国“一盘散沙”的现实状况,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执政地位,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热情,有效弥补了现代化初期资源不足的缺陷。但由于社会动员过程中过度重视精神的力量和集体利益,使得社会动员忽视了客观规律,破坏了社会民主法治,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逐渐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社会动员要素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治理也从传统管制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转变,社会动员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要。从动员主体来看,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力减弱、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减少、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动员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不再是唯一的动员主体,动员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从动员对象来看,社会结构持续分化、社会流动加剧、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公民权利意识也迅速觉醒,使得动员对象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从动员目标来看,思想政治领域的动员明显减少、社会动员服务于经济发展并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动员目标从国家利益向大众利益转变;从动员手段来看,减少使用群众运动的动员手段,主要通过利益引导、社会传媒、情感激发和法律法规来进行社会动员,动员手段从强制性向诱致性转变。社会动员实现了从传统管制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的转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尽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动员与现代治理也格格不入,但不可认为我国不再需要社会动员,也不可认为我国社会动员能力不足。事实上,我国依然拥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国共产党依然在我国社会动员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领导作用,以其强大的组织系统和严明的纪律要求拥有着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党管媒体的基本原则使得国家掌握了主要的动员媒介,我国社会的整体化程度依然较高使得社会动员更容易实施。但同时也要看到,社会动员在一些领域也存在着能力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党的权威有所下降、基层组织号召能力不强、网络社会动员乱象丛生、社会逆动员现象问题凸显等,这些是当前我国社会动员急需解决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社会动员的现代化,因此,本文最后一章对如何构建现代化社会动员机制进行了思考。第一,要构建以党和政府为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社会动员主体机制。要加强党和政府的能力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有效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动员。第二,要规范社会动员的手段。坚持适度动员的基本原则,将利益诱导作为主要的动员手段,在法治规则下进行,保障公民独立自由的合法权益。第三,要高度重视网络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具体包括加强主流网络媒体建设,掌握网络主动权;强化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空间;积极培育网络意见领袖,有效引导网民意见。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得出本研究的基本结论,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拓展空间。
李爱华[10]（2014）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选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为题,首先基于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其次基于今天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建设实践的推进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一整体过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辨证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最后基于前期历史学界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研究和探讨。因此,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丰硕成果反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本研究力争一方面探寻这场论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力争为现阶段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寻求宝贵的历史经验。鉴于此,论文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为切入点,以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为依据,以“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探析为线索,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纲,在分析论战各方的见解和观点基础上,挖掘这场论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彰显这场论战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的历史意义,为我们今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历史借鉴。因此,本研究主要采取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文献解析法、比较法、个案分析法等方法,论文主要由导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共三大部分组成。导论主要阐明本选题的价值和意义、与本选题相关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突破点等。第一章主要对这场论战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背景进行深层解析,还原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从整体上把握这场论战所处的历史地位：中国城乡经济的凋敝是这场论战发生的经济背景；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深层动力和政治背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论战提供了理论基础。从第二章到第四章是的主体部分,主要围绕“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形成展开：第二章和第三章是重点,这一部分以代表人物的代表著述为依据,解析“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中国“化”史,“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和使用,以及何干之、毛泽东等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最终确立。从党史和学术史发展的视角剖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贡献。第四章是论文的难点,也是论文的创新点和突破点,本章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分析这场论战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选择所提供的国情依据、以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学术队伍的成长和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彰显这场论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关于“谁化”、“如何化”、“化什么”等方面的历史贡献,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化中国”的辩证统一。第五章是这场论战历史经验的总结及其当代启示,探析当今我们“如何”和“何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等。结语部分是论文的落脚点和归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启示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辩证统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现实与超越相结合的必由之路。
二、略论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论 |
| （一）“革命”：社会学经典母题的丧失与回归 |
| （二）既有革命研究的困境 |
| 1．宏观政治史与微观社会史的分割 |
| 2．革命历史连续性的断裂 |
| 3．成败问题意识背后的历史目的论 |
| 4．“求真”与“求解”的张力 |
| （三）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把革命带回来” |
| 二、革命的社会学研究：问题意识 |
| 三、革命的社会学研究：分析框架 |
| （一）政治路线：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 |
| （二）组织路线：民主集中制 |
| （三）工作路线：群众路线 |
| 四、革命的社会学研究：基本方法 |
| （一）历史社会学分析策略之争 |
| （二）事件社会学与实证史学的差异 |
| （三）事件社会学与实证史学的相通 |
| 五、小结 |
（2）毛泽东社会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由来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由来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概况 |
| 1.2.2 国外学术界研究概况 |
| 1.2.3 国内学者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 |
| 1.3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的难点 |
| 1.3.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毛泽东社会学思想的基本问题 |
| 2.1 毛泽东社会学思想的谱系学考察 |
| 2.1.1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 |
| 2.1.2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 2.1.3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
| 2.2 毛泽东社会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
| 2.2.1 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 |
| 2.2.2 实践论基础 |
| 2.3 毛泽东社会学思想概念界定 |
| 2.3.1 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 |
| 2.3.2 毛泽东社会学思想的方法论特质 |
| 2.3.3 毛泽东的社会学想象力 |
| 第三章 阶级视域:社会结构思想 |
| 3.1 社会结构 |
| 3.1.1 对社会结构概念的探析 |
| 3.1.2 阶层与阶级 |
| 3.1.3 社会结构的特征 |
| 3.2 毛泽东的社会结构理论 |
| 3.2.1 毛泽东有关社会结构问题的论著 |
| 3.2.2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 |
| 3.2.3 毛泽东在认识社会结构问题中的局限性 |
| 3.3 与西方社会结构理论的比较研究 |
| 3.3.1 西方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结构"理论 |
| 3.3.2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 |
| 3.3.3 比较研究 |
| 第四章 对抗与整合:社会矛盾思想 |
| 4.1 社会矛盾 |
| 4.1.1 关于社会矛盾的概念 |
| 4.1.2 社会冲突 |
| 4.1.3 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和社会冲突观 |
| 4.2 毛泽东的社会矛盾论 |
| 4.2.1 毛泽东关于矛盾的著作 |
| 4.2.2 毛泽东对矛盾和冲突的理解 |
| 4.2.3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认识 |
| 4.3 与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的比较 |
| 4.3.1 西方社会冲突理论 |
| 4.3.2 与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的不同 |
| 第五章 理想与现实:社会发展思想 |
| 5.1 毛泽东社会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 |
| 5.1.1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
| 5.1.2 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思想 |
| 5.2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 |
| 5.2.1 社会发展模式论 |
| 5.2.2 社会发展动力论 |
| 5.2.3 社会发展阶段论 |
| 5.3 毛泽东社会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与价值 |
| 5.3.1 毛泽东社会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 |
| 5.3.2 毛泽东社会发展思想的价值 |
| 第六章 求真务实:社会调查思想与方法 |
| 6.1 毛泽东的社会调查思想 |
| 6.1.1 调查的实践与总结 |
| 6.1.2 调查思想的主要内容 |
| 6.1.3 毛泽东社会调查研究思想的理论意蕴 |
| 6.2 毛泽东的社会调查方法 |
| 6.2.1 切身体悟—"开调查会" |
| 6.2.2 共性追求—"典型调查" |
| 6.2.3 科学取向—观察、分析、综合法 |
| 6.2.4 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价值 |
| 6.3 与职业社会学家的一种比较 |
| 6.3.1 相同之处 |
| 6.3.2 不同之处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论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 |
| （四） 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 |
| 1.创新之处 |
| 2.研究方法 |
| 一、 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 |
| （一） 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实践基础 |
| 1.大革命时期开展的农民运动调查 |
| 2.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社会调查分析 |
| 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调查实践 |
| （二） 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渊源 |
| 1.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继承与发展 |
| 2.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智慧的总结 |
| 二、 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内容 |
| （一） 调查研究方法 |
| 1.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认识 |
| 2.典型调查法 |
| 3.开调查会法 |
| 4.实地考察法 |
| 5.其他调查方法 |
| 6.做好调查研究的总结 |
| （二） 阶级分析法 |
| 1.阶级分析的目的 |
| 2.阶级划分的方法、标准及主要内容 |
| 3.阶级分析法的具体运用 |
| 4.毛泽东阶级分析法运用中的不足之处 |
| （三） 社会矛盾分析法 |
| 1.毛泽东对社会矛盾的认识 |
| 2.“一分为二” |
| 3.“抓重点” |
| 4.“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三、 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 |
| （一） 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
| 1.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
| 2.辩证哲学思维浓厚 |
| 3.灵活性和群众性特征明显 |
| （二） 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历史价值 |
| 1.指导了中国革命，引领了社会发展 |
| 2.构筑了毛泽东社会学思想体系的基础和支柱 |
| 3.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本土化 |
| 4.推进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的优化建设 |
| （三） 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当代价值 |
| 1.社会学研究的开展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 |
| 2.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注重系统性方法的运用 |
| 3.社会学研究方法必须注重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著中的南戏书写 |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 一 宋杂剧说 |
| 二 诸宫调说 |
| 三 傀儡戏说 |
| 四 民间剧曲说 |
| 五 宗教仪式说 |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 后记 |
（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概况及创新之处 |
| 三、研究价值及思路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方法 |
| 第一章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 |
| 第一节 20世纪初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走向及其理论困境 |
| 一、中学和西学关系问题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中心问题 |
| 二、国学为本、推陈出新学术思想派别之成就与困顿 |
| 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之自我限制与现实冲突 |
| 第二节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必然 |
| 一、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深度契合 |
| 三、新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的现代文化精神基础 |
| 四、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涌动 |
| 第三节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中国学术 |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界引起重大反响 |
|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开始传播 |
| 三、唯物史观影响下的史界革命 |
| 四、马克思主义对其他各学科的影响 |
| 第二章 20世纪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全面开启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生成的内在逻辑和外在条件 |
| 一、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队伍初步形成 |
| 二、学术思想界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化”思潮兴起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全面开启 |
| 一、史学界开启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史的学术路径 |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实践化的初步探索 |
|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走向革命化、现实化和大众化 |
| 四、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开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探索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全面开启阶段的基本特点 |
| 一、形成了学术化、专业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形式 |
| 二、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政治针对性 |
| 三、研究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公式主义和机械主义倾向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纵深发展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深入发展的历史契机 |
| 一、民族矛盾激化引发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重估中国传统文化 |
| 二、中共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形成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创造母体 |
| 三、共产国际策略转变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自主发展 |
| 第二节 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反思与开拓 |
|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视域扩展 |
| 二、中国哲学精神探寻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建构 |
|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关于民族正义与阶级正义论争及其思想价值 |
| 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其他学科领域深入探索 |
| 第三节 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基本特点 |
| 一、在反思中走向科学发展 |
| 二、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政治意识趋于理性 |
| 三、形成马克思主义学术民族化的自觉意识 |
| 第四章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日趋成熟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交互作用 |
| 一、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基础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推动了学术中国化广泛展开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初步成熟 |
|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体系日臻完善,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 |
| 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范式展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 |
|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走向民族化和多样化 |
| 四、其他学科领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走向成熟 |
| 第三节 初步成熟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呈现出的基本特点 |
|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初步成型 |
| 二、初步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结构 |
| 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中共领袖积极互动,双向共赢 |
|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 |
| 一、坚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方向 |
| 二、养成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学术思维习惯 |
| 三、创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 |
| 第二节 促成“三大格局”文化生态,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方向 |
| 一、马克思主义兴起促成“三大格局”文化生态 |
| 二、马克思主义在学术论战中逐步确立话语权威 |
| 三、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博弈中开始引领其他文化流派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 |
| 一、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
| 二、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培育了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
| 三、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
| 第六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及其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科学的治学思路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独特立场 |
| 一、注重与中国民族文化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重要逻辑 |
| 二、创新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
| 三、关注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发展的根本特点 |
| 第二节 高素质的理论队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核心因素 |
| 一、包容吸纳、互学互鉴的学术涵养 |
| 二、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 |
| 三、弘扬人民主体性的学术觉悟 |
| 四、代际传承、生生不息的学术精神 |
| 第三节 在党的领导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多样化发展 |
| 一、坚持党对学术文化思想领域的领导权 |
| 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多样化发展 |
| 三、避免学术过分依赖政治或脱离政治的错误倾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李平心学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理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趋势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概念界定 |
| 六、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李平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条件 |
| 第一节 李平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社会条件 |
| 一、思想解放潮流的激荡 |
| 二、上海大学的学术熏陶 |
| 三、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政治形势 |
| 第二节 李平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学术条件 |
| 一、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立 |
| 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开展 |
| 第三节 李平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主观条件 |
| 一、良好的自身素质 |
| 二、革命的实践活动 |
| 第二章 李平心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 |
| 第一节 李平心社会学研究中的概念及方法论 |
| 一、李平心对社会的定义 |
| 二、李平心对社会学的定义 |
| 三、李平心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 |
| 第二节 李平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 |
| 一、将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引入社会学研究 |
| 二、初步探索了社会运行的规律 |
| 三、注重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 |
| 第三节 李平心社会学研究的显著特征 |
| 一、鲜明的批判性色彩 |
| 二、强烈的现实感 |
| 三、研究的系统性 |
| 第三章 李平心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化 |
| 第一节 李平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建树 |
| 一、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的探讨 |
| 二、提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 |
| 三、颂扬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
| 四、注重对近代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
| 第二节 李平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特点 |
| 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
| 二、以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过程 |
| 三、强调历史研究的经世致用功能 |
| 四、将近代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演变的过程之中 |
| 第三节 李平心与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 |
| 一、“革命史范式”的酝酿与初创 |
| 二、李平心构建“革命史范式”的努力 |
| 第四章 李平心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 |
| 第一节 李平心探索生产力理论的依据 |
| 一、理论基础 |
| 二、国情依据 |
| 第二节 李平心生产力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对生产力相关概念的马克思主义阐释 |
| 二、首次提出和使用了“生产力系统”的观点 |
| 三、将生产力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
| 四、对生产力的运动形式和规律作了创造性诠释 |
| 第三节 李平心生产力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局限 |
| 一、李平心生产力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二、李平心生产力思想的历史局限 |
| 第五章 李平心学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贡献与启示 |
| 第一节 李平心学术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贡献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
| 二、彰显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文化性内涵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本土化资源的建设 |
| 四、为革命和建设提供有力的学术论证 |
| 第二节 李平心学术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理论特质 |
| 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核心话语 |
| 二、以关注社会现实为目标的时代话语 |
| 三、以与时偕行为导向的动态话语 |
| 四、以学科融合为特点的结合话语 |
| 第三节 李平心探索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重要启示 |
| 一、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
| 二、学术研究必须同错误思潮作斗争 |
| 三、学术研究必须坚持人民本位的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著作图书类 |
| 学术期刊类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 (二)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 |
| (二)社会动员 |
| 四、主要理论工具 |
| (一)社会转型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集体行动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社会动员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分析 |
| 第一节 社会动员的构成要素 |
| 一、动员主体 |
| 二、动员对象 |
| 三、动员目标 |
| 四、动员手段 |
| 五、动员载体 |
| 第二节 社会动员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功能 |
| 一、经济功能:整合资源配置 |
| 二、政治功能:提升国家能力 |
| 三、社会功能:促进社会整合 |
| 四、文化功能:凝聚社会共识 |
| 第三节 社会动员在国家治理中的运作风险 |
| 一、过度动员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
| 二、容易成为攻击国家政权的工具 |
| 三、破坏正常的官僚治理体系 |
| 第二章 传统管制模式下的社会动员 |
| 第一节 传统管制模式下社会动员的形成逻辑 |
| 一、现实需要:现代化建设需要凝聚国家力量 |
| 二、政治优势:革命战争年代动员思维的一脉相承 |
| 三、组织基础: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控制 |
| 第二节 传统管制模式下社会动员的主要手段 |
| 一、通过政治权力和行政命令进行社会动员 |
| 二、通过政党权威和政治领袖进行社会动员 |
| 三、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来进行社会动员 |
| 四、通过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进行社会动员 |
| 五、通过典型示范来进行社会动员 |
| 第三节 传统管制模式下社会动员的积极作用 |
| 一、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执政地位 |
| 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三、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热情 |
| 第四节 传统管制模式下社会动员的偏差 |
| 一、过度强调精神的力量,忽略了客观规律 |
| 二、过度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 |
| 三、过度强调群众运动,破坏了社会民主法治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的转型 |
| 第一节 动员主体:从一元性向多元性转变 |
| 一、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力减弱 |
| 二、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减少 |
| 三、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动员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
| 第二节 动员对象:从同质性社会向异质性社会转变 |
| 一、社会结构持续分化 |
| 二、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 |
| 三、公民权利意识觉醒 |
| 第三节 动员目标:从国家利益向大众利益转变 |
| 一、思想政治领域的动员明显减少 |
| 二、社会动员服务于经济发展 |
| 三、动员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日趋明显 |
| 四、社会动员在应对公共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 |
| 第四节 动员方式:从强制性向诱致性转型 |
| 一、通过利益引导来进行社会动员 |
| 二、减少使用群众运动的动员手段 |
| 三、在法治规则下进行动员 |
| 四、依靠现代传媒进行动员 |
| 五、通过情感激发进行动员 |
| 第四章 当前我国社会动员能力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社会动员能力的影响因素 |
| 一、动员对象的利益获得 |
| 二、动员对象的参与成本 |
| 三、动员对象情感的激发 |
| 四、动员对象的整体化程度 |
| 五、动员主体的权威和信誉 |
| 六、动员主体自身的能力素质 |
| 第二节 当前中国依然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
| 一、动员主体:国家力量依然强大 |
| 二、利益导向: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
| 三、动员媒介:坚持党管媒体的基本原则 |
| 四、动员对象:强调整体化的社会 |
| 第三节 当前中国社会动员能力不足的表现 |
| 一、动员主体的权威下降 |
| 二、基层社会动员能力不足 |
| 三、网络社会动员乱象丛生 |
| 四、社会逆动员问题凸显 |
| 第五章 构建现代化社会动员机制的路径思考 |
| 第一节 加强社会动员主体能力建设 |
| 一、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 |
| 二、提高基层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 |
| 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动员作用 |
| 第二节 规范社会动员手段 |
| 一、坚持适度动员的基本原则 |
| 二、社会动员必须在法治规则下运行 |
| 三、将利益诱导作为社会动员的主要手段 |
| 四、保障公民独立自由的合法权益 |
| 第三节 高度重视网络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 |
| 一、加强主流网络媒体建设及时掌握主导权 |
| 二、加强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空间 |
| 三、积极培育网络意见领袖 |
| 结语 |
| 一、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一)社会动员依然在国家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
|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动员进行了嬗变和转型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规范社会动员手段 |
| 二、可能的拓展研究 |
| (一)社会动员过程中的群体心理和行为分析 |
| (二)基层政权社会动员研究 |
| (三)网络社会动员研究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
| (二)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 |
| 四、研究现状 |
| (一) 当前相关研究成果概述 |
| (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研究现状 |
| (三) 本选题的相关研究现状 |
| 五、研究重点与不足、研究方法、写作思路 |
| (一) 研究重点与不足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大革命的兴起与失败：论战的政治背景 |
| 1.1.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 1.1.2 国共合作及大革命的兴起 |
| 1.1.3 大革命失败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的凋敝：论战的经济背景 |
| 1.2.1 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
| 1.2.2 中国乡村的贫困化及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论战的文化背景 |
| 1.3.1 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契机 |
| 1.3.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的催化剂 |
| 第一节 论战的序曲：“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中国“化” |
| 2.1.1 “半殖民地”概念的中国“化” |
| 2.1.2 “半封建”概念的中国“化” |
| 2.1.3 “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初步联用 |
| 第二节 论战的发端：苏联党内和共产国际“封建残余说”和“资本主义说”之对垒 |
| 2.2.1 两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相关著文概况 |
| 2.2.2 “封建残余说”与“资本主义说”之争 |
| 2.2.3 中国革命任务：“反帝反封”还是“国家关税革命” |
| 2.2.4 中国革命方式和道路：领导权、统一战线、苏维埃之争 |
| 第三节 论战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托陈取消派”关于“半封建”说和“封建是残余势力之残余”之论战 |
| 2.2.1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托陈取消派”的相关著文概况 |
| 2.2.2 封建是“残余势力之残余”还是“占优势” |
| 第四节 论战的深入：学术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
| 2.3.1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
| 2.3.2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追溯历史、剖析中国历史进程及地位 |
| 2.3.3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深入农村问题,揭示中国社会“半封建”性的普遍性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升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和确立 |
|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初步形成 |
| 3.1.1 李达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说 |
| 3.1.2 瞿秋白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社会之哲学依据 |
| 3.1.3 《中国共产党纲领大纲》：“半殖民地半封建”内涵的初步界定 |
| 第二节 何干之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初步阐述 |
| 3.2.1 何干之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活动 |
| 3.2.2 何干之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积极成果的吸收和总结 |
| 3.2.3 从经济基础层面探析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 |
| 3.2.4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涵及特点 |
| 第三节 毛泽东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系统阐述 |
| 3.3.1 毛泽东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识发展略述 |
| 3.3.2 毛泽东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理解 |
| 3.3.3 毛泽东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系统阐述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历史意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 |
| 第一节 论战方法：提高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分析中国国情的实践能力 |
| 4.1.1 经济分析法：准确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基本经济问题 |
| 4.1.2 阶级分析法：澄清“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 |
| 4.1.3 社会发展形态理论：探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形成之源 |
| 4.1.4 矛盾分析法：全面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点 |
| 4.1.5 调查研究法：用第一手资料提高“半殖民地半封建”观的说服力 |
| 第二节 论战内容：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国情依据 |
| 4.2.1 推动了中国革命性质认识的发展 |
| 4.2.2 厘清了中国革命对象、动力及领导权问题 |
| 4.2.3 坚持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及方式 |
| 4.2.4 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步骤和道路 |
| 第三节 论战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成长和发展 |
| 4.3.1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的成长与发展 |
| 4.3.2 中国共产党理论队伍的成长与发展 |
| 第五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对论战不足的认识 |
| 5.1.1 论战的意识形态性 |
| 5.1.2 论战在学术领域内具有一定的不彻底性 |
| 第二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历史经验 |
| 5.2.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重要保障 |
| 5.2.2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有效“武器” |
| 5.2.3 准确把握基本国情是制定正确策略的前提和关键 |
| 5.2.4 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是推动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 |
| 结语 现实与超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相关代表著述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略论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J]. 应星. 社会, 2016(04)
- [2]毛泽东社会学思想研究[D]. 陈汉良. 西北大学, 2011(08)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4]论毛泽东社会学研究方法[D]. 续文念. 曲阜师范大学, 2014(02)
- [5]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6]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D]. 刘小红.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8]李平心学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D]. 胡倩.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9]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研究[D]. 贺治方.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D]. 李爱华. 南开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