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贸部加强社会团体党建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唐兴军[1]（2016）在《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为个案》文中提出嵌入性治理是强调国家、行业协会与企业（市场）在坚守固有边界的同时又相互嵌入,这种嵌入既有源自国家的自主嵌入,也有因行业协会要求与依赖下的被动嵌入,二者在形式上相对分立,职能上交互嵌入的行业治理新模式。论文认为,嵌入性治理较之于传统管理模式,具有诸多优势,解决了以下几个现实问题：首先,通过政治嵌入行业协会之中,发挥行业协会在产业发展与转型、市场自律与调控中的积极作用,避免了国家直接干预行业企业的弊病,消除了国家“越俎代庖”的职能越位与错位等不和谐的市场治理方式,构建起现代柔性的市场调控手段；其次,国家通过组织、制度与利益嵌入,与行业协会建立起共生关系,消除了社会经济精英主动挑战执政党与国家权威的动力；再次,由于国家嵌入行业协会,并逐步内化到行业协会的组织肌体之中,增强了其汲取市场社会资源的能力,增加了国家社会互动的机会,夯实了执政党与政府的社会基础；最后,嵌入性治理能够更好的整合行业信息,减少信息在权力系统中传递的时间与失误,降低行政成本,有效缓冲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摩擦。国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嵌入行业协会之中：一是制度嵌入,即国家依靠公共权力的强制手段与法律制度规训,实现对行业协会监督管理、引导规制的目标,制度嵌入的最优状态是行业协会治理的法治化；二是组织嵌入,即执政党和政府将组织植入并内化到行业协会之中,通过人员安排,组织架构、价值引领来实现对行业协会的引导与控制；三是利益嵌入,国家通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政府购买服务等经济利益诱导,促使行业协会朝着有利于国家政策的方向发展。三种嵌入机制之间互相联结,相互增进,继而为嵌入性治理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制度嵌入一方面为行业协会的存续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增进了行业协会内部的规范化治理,促使行业协会积极有序地参与行业发展规制与自律；组织嵌入有利于行业协会的组织架构与国家—市场体系有机衔接,通过执政党与政府的组织植入,确保行业协会行动方向与国家治理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增强行业协会的利益聚合与表达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嵌入有利于夯实执政党与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增强执政党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利益嵌入则是行业协会拓展公共空间,获取自身发展的经济资源的重要渠道。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利益嵌入行业协会之中,有助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政策的实施与贯彻。从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的个案研究发现,国家嵌入对行业协会的合法性地位、组织结构、社会资源的汲取产生了积极的形塑作用,国家通过制度、组织与利益等路径嵌入行业协会之中,行业协会依据自身及行业企业的利益诉求进行策略性行动。通过互动交汇,行业协会原有的自主性逻辑以反嵌入和妥协的形式纳入到国家治理中。基于资源依赖与合法性追求的动机,行业协会对行业企业和国家产生双向依赖的形态,嵌入性治理体现了权力行使过程的一种转化,即国家在社会之上行使权力转化为通过社会行使权力。但是,国家作为嵌入主体,行业协会作为嵌入客体,双方在深入和持久的互动博弈过程中,国家往往通过调适嵌入方式以试图加深对行业协会的嵌入层次和程度；而行业协会为获得合法性地位和行政性资源,不但乐于接受国家的嵌入,而且借助政府等公共权力资源对政府职能进行反嵌入,进而形成一种相互型塑、联动嵌入、协同治理的网络格局,但是双方没有边界的互嵌将导致嵌入过度,最终导致行业协会的组织趋同僵化、治理绩效低下,因此适度嵌入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国家适度嵌入行业协会的实现有赖于嵌入机制的优化与改善：在制度嵌入方面,建立适度的规制与宽松的制度环境,减少对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的微观干预,为行业协会的发展构建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制度供给要以制度需求为基础,防止制度供给过剩和制度网络过密。在组织嵌入方面,规范执政党与政府等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厘清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与部门设置要以行业发展和会员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政府的指令或政府职能的转移为中心,避免行业协会内化为“二政府”；淡化行业协会党组织的政治职能,强化其利益整合与服务职能。在利益嵌入方面,以项目制推进行业协会治理,构建开放的利益吸纳与整合机制,同时注重提升行业协会的自主治理与行业服务能力,行业协会在参与行业治理与公共服务提供中应以服务会员企业和整个行业为中心,而不是以契合政府利益,取悦于权力部门为目标。研究还表明：嵌入性治理绩效取决于国家嵌入程度,适度的政治嵌入有助于构建良性互动的合作治理体系,过度嵌入则导致行业协会的内卷化与自主性缺失。从本原来讲,行业协会应从属于市场和社会,而不是从属于国家（或政府）。要防止国家过度的自主性扩展,需要国家行为制度化和国家权力制约化,前者依托于法治建设,后者依托于民主建设。国家的组织嵌入、利益嵌入都需要以制度嵌入为基础,改变国家以自身需求为中心吸纳整合行业利益的单向度传统管理体制,不断拓展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构建制度化、法治化的参与机制,将组织嵌入、观念利益嵌入逐步转向制度嵌入。这就要求国家在嵌入行业协会的过程中,坚持适度原则,通过调适制度嵌入、组织嵌入和利益嵌入的方式与程度,增进治理绩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内贸部直属机关党委[2]（1995）在《内贸部加强社会团体党建工作》文中提出本刊讯内贸部在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精神的过程中,提出了加强本部归口管理的社会团体党的建设的意见。意见说,社团组织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运行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中介作用将越来越大。为引导、扶持流通行业社团组织的健康发展,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领导要切实重视和加强社团中党的
梅记周[3]（2013）在《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寻找符合时代特征、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已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大潮流。通过对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研究,总结其模式探索的经验教训,可以为人们正确理解和把握“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真谛,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找到社会主义在各国的生长点,提供某些具有启发意义的、有价值的东西。本文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全面联系的唯物辩证的方法,从越南所处的客观环境出发,对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主要构成因素和基本内容进行系统的考察。首先对越南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简要回顾,旨在说明越南何以走上现代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随后对越南现代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主要内容进行详细的阐述,在此基础上,对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经验的总结、特征的概括、效果的评价及未来的展望。依据上述逻辑结构,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缘由和进行该项研究的意义,总结了越南相关研究的现状。为了避免产生误解,对文章中相关概念：模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厘清,从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术语的角度研究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即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发展目标,以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而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体制。指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论文结构。第二部分为越南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回眸。以1954年越南北方独立为界限,从历史的角度对越南革新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简要的回顾。首先,阐述了越南走向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的起点（1858-1954年）,试图说明越南为什么会选择社会主义,走向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然后对越南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分为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1955-1975年）、统一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76-1978年）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调整时期（1979-1986年）等三个时期进行介绍,以期较为详致地对越南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了解。第三部分为越南现代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现状。分析了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几个主要理论前提：时代理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及特征理论；重点探讨了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主要内容。第四部分为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基本经验。越南坚定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定向的社会主义方向,努力实现国富民强、民主、公平、文明；坚持革新开放,努力创造政治、经济革新良性互动的局面；坚持外交为经济、政治服务,努力争取外资,服务国家建设,提升国家地位。第五部分为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特征、评价。在对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现状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了越南政治现代化模式、市场经济模式及社会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越南政治体制革新虽有新起色,但腐败问题日益凸显；经济发展成就斐然,但国企改革任重道远；文化发展显着,但文化安全风险潜在。第六部分为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展望。越南将继续探索党的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将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将长期坚持国家管理下的社会发展模式。最后,本文在结语部分,着重说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积极探索符合时代特点,又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阶段。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走入了这一潮流中来。从这一点上说,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符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客观情况的。深入论证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必然性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是一项需要长期继续跟踪研究的新的课题。
游志斌[4]（2006）在《当代国际救灾体系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6年恰逢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周年。虽然唐山大地震属于自然灾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属于人为技术灾害，但从对灾害的防范，到灾时的反应，再到灾后的救助，都存在着救灾反应迟钝、缺乏专业救灾设备、指挥调度混乱、灾害救助不及时等共同的问题和教训。时过境迁，印度洋海啸等灾害的教训却再次提醒人类，防灾救灾的意识亟待提高，防灾救灾的能力亟待加强，救灾体系亟待完善。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灾害不仅包括自然灾害还包括人为灾害，一些世界大国都在总结自身的一些教训，以提高综合防灾救灾的能力。1995年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令，以促进其救灾过程全系统的优化；“9·11”后，美国政府成立了国土安全办公室，随后又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将其负责救灾的主要部门联邦应急管理署归入旗下，以提高综合防灾救灾能力；2003年SARS之后，中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预案》，还调整和成立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应急办等单位，以增强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有利于提高各国防灾救灾的能力。目前，各国的救灾体系和各大洲的救灾组织活动，受灾种、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可以在自身实际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救灾体系的概况总结，对各国应急机制、救助机制的比较，分析救灾的应急处置和灾害救助的特点和好的经验；通过对各国的法律制度、组织结构和体系、科技保障、非政府组织等方面的比较，找出完善救灾体系的有效措施；通过对各大洲的救灾组织活动的比较，加强救灾中的国际合作和协作，对于世界各国和民众都有裨益。总之，需要通过总结教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密切协作，完善各国、各大洲乃至全球的救灾体系，促进世界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今后，国家救灾体系的建设需要注意综合风险管理，加强战略层面的全面考量，统一制定防灾救灾的国家战略规划，完善救灾的法律、法规、预案和机制，实现“灾后经验型”向“战略规划型”救灾体系转变；进一步推广防灾型社区和乡村的建设，加强公民救灾素质和意识的培养和锻炼，建立
李攀[5]（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表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崔凤军[6]（2013）在《三维分权视角下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逻辑与出路：中国式分权主义研究》文中指出行政体制改革上承政治体制改革,下联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行政体制改革是否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行政体制甚至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模式。但是,检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数次行政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的行政体制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体制内放权”这一范式,结果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这一魔咒几乎成为一种定律。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职能转变提出了“转移、下放、整合和强化”八字方针,为打破上述“魔咒”提出了一种新的方向。本文在对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阶段作出研判分析基础上,重点梳理了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特征、主导逻辑和隐形逻辑,提出以“分权”范式替代“放权”范式,作为当前行政体制改革尤其是权力再配置的主要理论依据。本文致力于构建一个既符合国际行政体制改革总体趋势,又符合中国特色国情的分权理论范式——“中国式分权主义”。“中国式分权主义”是从政治、经济、财政、行政角度思考向社会、低层级政府以及市场下放权力的制度和思想体系,既包括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等垂直行政分权,也包括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社会管理领域的社会行政分权,还包括政府掌控的经济权力与市场权力之间的市场分权。论文从中提出了三维分权的具体理论范式。文章还指出了分权的顺序：先市场、后社会、最后是低层级政府。如果顺序颠倒,改革的效应就会大打折扣。基于理论框架中三维分权的理论范式,文章以三个具体案例分别进行阐述。首先,通过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功能与定位阐述以及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效果评估,来反思中国产业政策的过多过滥的异常现象和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偏好”。根据分权思维,把原本属于市场的权力归还给市场,原来以解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为目标和以提高准入门槛为手段的产业政策应当逐步退出,建立起以导向为主的而不是行政命令的产业组织政策。其次,文章把信访问题的产生与解决机制作为案例,分析政府向社会分权的重大意义。文章认为,当前信访问题产生的原因特别复杂、特别全面、特别典型（转型社会）,但政府权力过大,对社会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的努力给予阻止是重要原因,我国尚未从社会管制转向社会治理。同时,从解决机制看,政府不敢放手社会自我完善、自我纠偏,“包打天下”的后果很严重。解救之道在于,改革现有的委托代理机制,向社会组织分权,向基层政府分权,向媒体分权,给社会各阶层、各组织以活力。再次,文章以“省管县”作为案例阐述纵向分权的特征、作用和意义。文章以浙江省为例,阐述和验证了“省管县”体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有力证明“省管县”这一体制内的纵向分权给予了地方活力和动力。浙江的“省管县”实践证明了体制内放权具有现实性,解决央地关系的途径应当是分权而不是放权。解决省域的区域自治（地方自主）,从法律层面界定央地之间的财权、事权和行政权的匹配,是中国式分权主义的重要内涵之一文章强调中国式分权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出路,但并不否认部分集权和统筹协调在其中的正向作用。文章提出,在深化多维分权的同时,还应在关键点上进行集权或进行统筹协调：一是在坚持市场规律下向市场放权的同时,仍然坚持一定程度的宏观调控；二是在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同时,塑造一个能公平解决公共资源配置和国际事务的有权威的“强政府”；三是在权力由上向下分权的同时,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四是基于分权的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以服务型政府构建为先导并以规范化和法制化加以保障。
崔忠付[7]（2017）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16年主要工作 2017年工作思路》文中研究表明一、2016年的主要工作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坚定推进改革，妥善应对风险挑战，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
韩丽[8]（2001）在《中国立法过程中的非正式规则》文中指出
二、内贸部加强社会团体党建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内贸部加强社会团体党建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研究内容 |
| 一、核心概念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结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文献回顾述评 |
| 一、从商会到行业协会：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对象的扩展 |
| 二、从控制到治理：国家对行业协会管理模式变迁的研究 |
| 三、政治嵌入：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的新命题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一、理论基础 |
| 二、嵌入性治理现实背景与理论假设 |
| 三、嵌入机制：几个核心要素界定 |
| 四、嵌入性治理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行业协会的生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社会组织的产生与发展 |
| 一、总体性社会：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 |
| 二、调适与互动：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社会关系变迁 |
| 第二节 全能型政府的转型:自上而下生成的行业协会 |
| 一、从划桨到掌舵：执政党与政府权力的收缩 |
| 二、从部门到行业：管理体制的变革 |
| 第三节 市场经济的发展：自下而上生成的行业协会 |
| 一、自由竞争的市场治理机制需要行业协会参与 |
| 二、多元分化的利益结构促成行业协会的生成 |
| 第四节 上海行业协会产生及其发展变迁 |
| 一、恢复起步：政府主导下上海行业协会的萌芽 |
| 二、快速成长：市场与政府合力推动下上海行业协会的发展 |
| 三、逐步完善走向成熟阶段：嵌入性治理下上海协会的转型 |
| 第四章 从全面管控走向嵌入型监管：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第一节 上海有色金属产业及其管理体制的沿革 |
| 一、同业公会与上海有色金属行业 |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门管理：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有色金属行业 |
| 第二节 政府转型与市场成熟：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的诞生 |
| 一、政府放权：管理体制调整与管理权限下放 |
| 二、市场的成长：企业自主经营权限与能力提升 |
| 三、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市场自组织的生成 |
| 第三节 嵌入性治理：政府与有色行业协会伙伴关系的构建 |
| 一、上海有色行业协会治理主体地位的确立 |
| 二、互动协作治理机制的构建 |
| 三、从伙伴关系到相互嵌入 |
| 第五章 嵌入机制：行业协会治理中的制度、组织与利益互动 |
| 第一节 制度嵌入：制度环境与行业规制 |
| 一、行业协会的制度体系与制度环境 |
| 二、行业协会内部治理中的制度嵌入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治理与规制中的制度嵌入 |
| 第二节 组织嵌入：协会党建与枢纽堑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中执政党的组织建设 |
| 二、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嵌入 |
| 三、业务主管部门与相关职能机构的嵌入 |
| 第三节 利益嵌入：政府购买服务与行业协会评估 |
| 一、思想建设与争先创优中的利益观念引领 |
| 二、行业协会评估与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利益嵌入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嵌入过度：行业协会治理中的困境 |
| 第一节 制度嵌入过度:制度供给过剩与产业规制中的国家主导 |
| 一、制度供给过剩 |
| 二、产业规制中的国家主导 |
| 第二节 组织嵌入过度：组织吸纳与行业协会内卷化 |
| 一、执政党与政府的全面组织吸纳 |
| 二、行业协会行政化 |
| 三、行业协会组织趋同与“内卷化” |
| 第三节 利益嵌入过度：利益失衡与代表性缺失 |
| 一、国家与单一会员的控制：集体行动的困境 |
| 二、代表性缺失：会员利益还是行业利益 |
| 三、利益媾通：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合谋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嵌入性治理：行业协会治理现代化的抉择 |
| 第一节 嵌入与脱嵌：治理现代化中的国家与行业协会关系 |
| 一、脱钩而不是脱嵌 |
| 二、嵌入程度：适度抑或过度 |
| 第二节 制度嵌入优化：供需平衡与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 |
| 一、适度的规制与宽松的制度环境 |
| 二、适量的制度供给与现代化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组织嵌入调适：枢纽型党组织与有限政府的构建 |
| 一、回归行业：枢纽型党组织的构建 |
| 二、服务替代行政：有限政府的构建 |
| 第四节 利益嵌入调整：代表性与利益整合能力的提升 |
| 一、提升行业协会在产业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 |
| 二、优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利益嵌入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3）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及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越南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回眸 |
| 一、越南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起点(1858-1954) |
| 二、越南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改造、建设及调整(1955-1986年) |
| (一) 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1955-1975年) |
| (二) 统一后的社会主义建设(1976-1979年) |
| (三) 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调整(1979-1986) |
| 第二章 越南现代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现状 |
| 一、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理论前提 |
| (一) 时代理论 |
| (二) 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
| (三) 社会发展道路理论 |
| (四) 社会主义的特征及本质理论 |
| 二、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 |
| (一) 经济 |
| (二) 政治 |
| (三) 文化 |
| (四) 外交 |
| 第三章 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基本经验 |
| 一、坚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加强党的建设 |
| (一) 坚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 |
| (二) 加强党的建设 |
| 二、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努力实现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 |
| (一) 越南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
| (二) 越南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 |
| 三、坚持革新开放,努力创造政治与经济革新良性互动的局面 |
| (一) 坚持革新开放 |
| (二) 政治革新与经济革新良性互动 |
| 四、坚持外交为经济、政治服务,努力争取更多外资,服务国家建设,提升国家地位 |
| (一) 经济外交 |
| (二) 政治外交 |
| (三) 文化外交 |
| 第四章 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特征和评价 |
| 一、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特征 |
| (一) 政治现代化模式 |
| (二) 市场经济模式 |
| (三) 社会发展模式 |
| 二、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评价 |
| (一) 政治革新有新起色,但腐败问题日益凸显 |
| (二) 经济发展成就斐然,但国企改革需进一步加强 |
| (三) 文化发展成果显着,但文化安全风险潜在 |
| 第五章 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展望 |
| 一、将继续摸索党的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 |
| 二、将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 三、将长期坚持国家管理下的社会发展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后记 |
（4）当代国际救灾体系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一、研究当代国际救灾体系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相关课题的研究现状与评析 |
| 三、研究流程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研究重点、结构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救灾体系概论及中国救灾体系 |
| 第一节 救灾的概念和相关理论 |
| 一、灾害概念的内涵和定义 |
| 二、救灾的概念和当代救灾体系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救灾体系概述 |
| 一、中国的灾害现况简介 |
| 二、当前的中国救灾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制探讨 |
| 一、中央层级应急机制 |
| 二、省、市、自治区应急机制(以北京市为例) |
| 三、地、市、州、区一级的应急组织 |
| 第四节 中国灾害救助管理 |
| 一、灾害救助预案体系 |
| 二、国家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系统 |
| 三、灾害救助的物资储备和装备 |
| 四、灾害救助的应急响应系统 |
| 五、灾后救助的主要措施 |
| 六、非政府组织与灾害救助 |
| 第二章 美国救灾体系 |
| 第一节 救灾概况 |
| 一、联邦政府对“灾害”的界定 |
| 二、主要灾害的种类 |
| 三、救灾的主要法律、法规 |
| 四、救灾的主要管理机构和组织体系 |
| 第二节 美国灾害应急管理机制 |
| 一、宣告程序 |
| 二、联邦层级的应急管理与设施 |
| 三、美国联邦应急营救行动步骤 |
| 第三节 美国灾害救助管理机制 |
| 一、联邦政府灾害救助管理的发展历程 |
| 二、美国总统在灾害救助管理中的作用 |
| 三、联邦政府灾害救助计划的工作程序与内涵 |
| 四、地方政府的灾害救助机制──以加州为例 |
| 五、结语 |
| 第四节 城市应急救援和“防灾型社区” |
| 一、城市应急救援机制 |
| 二、建设“防灾型社区” |
| 第三章 日本救灾体系 |
| 第一节 救灾概况 |
| 一、日本灾害概况及法律制度介绍 |
| 二、救灾的管理机构和组织体系 |
| 第二节 日本灾害应急管理机制 |
| 一、灾时应急 |
| 二、消防、警察、自卫队间的紧密协调和分工合作 |
| 三、灾害现场的医疗应急处置 |
| 四、应急的信息、通信体制与规划 |
| 五、针对国外大规模灾害的应急救援 |
| 第三节 日本灾害救助管理机制 |
| 一、灾害救助管理的基本制度 |
| 二、日本灾害救助管理的内容 |
| 三、救灾的相关财政和金融问题 |
| 四、阪神·淡路大地震对日本救灾体系的影响 |
| 第四章 俄罗斯救灾体系 |
| 第一节 救灾概况 |
| 一、俄罗斯灾害的概况 |
| 二、救灾的法律制度 |
| 三、救灾的管理机构和组织体系 |
| 第二节 俄罗斯灾害应急管理机制 |
| 一、俄罗斯灾害处理模式 |
| 二、俄罗斯灾害应急管理机制 |
| 第三节 俄罗斯的灾害科学研究和民防 |
| 一、俄罗斯的救灾科研单位 |
| 二、民防与救灾 |
| 三、俄罗斯救灾案例分析─以莫斯科地铁爆炸事件为例 |
| 第五章 澳大利亚救灾体系 |
| 第一节 澳大利亚灾害应急管理机制 |
| 一、灾害概况 |
| 二、澳大利亚灾害管理的原则和组织机构 |
| 三、澳大利亚防救灾技术系统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的地方灾害管理 |
| 一、澳大利亚地方救灾管理原则 |
| 二、地方救灾机制──以昆士兰为例 |
| 三、澳大利亚首都区域(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简称 ACT)防救灾 |
| 第六章 跨国救灾组织及救灾活动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国际区域层次的救灾组织及活动简介 |
| 一、欧洲地区的主要救灾组织及活动简介 |
| 二、亚洲地区的主要救灾组织及活动简介 |
| 三、美洲地区的主要救灾组织及活动简介 |
| 四、非洲地区的主要救灾组织及活动简介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救灾组织及活动 |
| 一、从“国际减灾十年”到“国际减灾战略” |
| 二、联合国框架下的救灾机构 |
| 三、非政府组织 |
| 第七章 救灾体系的国际比较与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与其它国家救灾机制比较与分析 |
| 一、救灾法律制度的比较 |
| 二、救灾组织机构比较 |
| 三、救灾应急机制比较 |
| 四、灾后救助机制比较 |
| 五、救灾科技保障比较 |
| 六、非政府组织参与方面比较 |
| 第二节 世界各大洲的救灾活动比较 |
| 一、欧洲地区救灾活动的特点 |
| 二、亚洲地区救灾活动的特点 |
| 三、非洲地区救灾活动的特点 |
| 四、美洲地区救灾活动的特点 |
| 第八章 完善中国的救灾体系 |
| 第一节 由“灾后经验型”向“战略规划型”救灾体系转变 |
| 一、灾后经验型的救灾体系 |
| 二、战略规划型的救灾体系内涵和特点 |
| 三、关于建设“战略规划型”救灾体系的几点建议 |
| 第二节 由“分割粗放型”向“共享集约型”救灾体系转变 |
| 一、分割粗放型的救灾体系存在的问题 |
| 二、共享集约型的救灾体系的内涵和特点 |
| 三、关于建设共享集约型救灾体系的几点建议 |
| 第三节 由“环节断裂型”向“全流程控制型”救灾体系转变 |
| 一、环节断裂型救灾体系存在的问题 |
| 二、全流程控制型的救灾体系的特点及要求 |
| 三、关于建设全流程控制型的救灾体系的几点建议 |
| 第四节 由“政府包办型”向“全民参与型”救灾体系转变 |
| 一、政府包办型的救灾体系存在的问题 |
| 二、建设全民参与型救灾体系需要注意的问题 |
| 三、关于建设全民参与型的救灾体系的几点建议 |
| 第五节 由“区域封闭型”向“国际合作型”救灾体系转变 |
| 一、亚洲地区救灾组织活动的发展现状 |
| 二、关于建设国际合作型的救灾体系的几点建议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1 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责和主要业务 |
| 附录 1.2 部分国家部委的救灾职能 |
| 附录 2.1 ICS部门简介和主要作用 |
| 附录 2.2 ICS的观念和原则 |
| 附录 3 清华大学应急管理基地在线调查的样本基准 |
| 附录 4 防灾、整备、复原阶段救灾资源登记 |
| 附录 5 与中国救灾体系相关的部分法规法条 |
| 附录 6 非洲自然灾害分析图 |
| 附录 7.1 基本情况介绍 |
| 附录 7.2 8小时前后空气中有害物容许浓度标准 |
| 附录 7.3 污水注入地下水体标准 |
| 附录 8 通州区果园西社区居委会下辖11个小区的社区安全的调查报告 |
| 后记 |
（5）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三维分权视角下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逻辑与出路：中国式分权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结构安排 |
| 1.5. 可能的贡献与创新点 |
| 2 文献述评 |
| 2.1. 从管理创新到职能转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综述 |
| 2.2. 三维分权相关研究综述 |
| 2.3. 以分权看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 2.4. 本章小结 |
| 3 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特征与逻辑 |
| 3.1.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与特点 |
| 3.2.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导逻辑”与“隐形逻辑”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式分权主义的理论构建 |
| 4.1. 理论渊源 |
| 4.2. 相关概念基础 |
| 4.3. 中国式分权主义概念与内涵 |
| 4.4. 三维分权导向的理论范式 |
| 4.5. 本章小结 |
| 5 市场分权：中国产业政策失效的机理及其出路 |
| 5.1. 产业政策的兴起及其挑战 |
| 5.2. 失效的产业政策为何延续? |
| 5.3. 中国式分权主义理论框架下的产业政策改革 |
| 5.4. 本章小结 |
| 6 社会分权：信访问题产生机理与改革出路 |
| 6.1. 当前信访问题的新特点 |
| 6.2. 信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的原因分析 |
| 6.3. 中国式分权主义理论框架下消除信访问题的途径 |
| 6.4. 完善分权：让信访工作成为真正的“社会减压阀” |
| 6.5. 本章小结 |
| 7 纵向分权：“省管县”体制改革实践及深化路径 |
| 7.1. 从一个案例看“省管县”体制改革作用与效果 |
| 7.2. “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实际效应及其完善途径 |
| 7.3. 浙江“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实际效应 |
| 7.4. 完善“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出路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7）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16年主要工作 2017年工作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 一、2016年的主要工作 |
| （一）建言献策有新突破 |
| （二）行业服务有新进展 |
| （三）品牌活动有新亮点 |
| （四）会员服务有新特色 |
| （五）国际交流有新成绩 |
| （六）组织建设有新进步 |
| 二、2017年的工作思路 |
四、内贸部加强社会团体党建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为个案[D]. 唐兴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2]内贸部加强社会团体党建工作[J]. 内贸部直属机关党委. 紫光阁, 1995(01)
- [3]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研究[D]. 梅记周.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6)
- [4]当代国际救灾体系比较研究[D]. 游志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06(01)
- [5]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三维分权视角下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逻辑与出路：中国式分权主义研究[D]. 崔凤军. 浙江大学, 2013(12)
- [7]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16年主要工作 2017年工作思路[N]. 崔忠付. 现代物流报, 2017
- [8]中国立法过程中的非正式规则[J]. 韩丽. 战略与管理, 2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