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习《决定》名词解释（论文文献综述）
张璐[1]（2021）在《现代汉语授受语义范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授受义在汉语交际中经常出现,研究者们很早就开始了对授受语义的研究。汉语语法研究中,主要从形式出发,在双宾语结构、双及物构式和“给”字句等框架下解释授受义。这些研究虽然对人们认识授受义及表现形式有很大帮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授受语义是什么?表现授受语义的只有双宾语、双及物构式等形式么?从实际话语中可以发现,有些非双宾语形式也表现了授受语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从实际言语交际经验出发,站在语义的立场上,沿着“语义出发——形式表现”的解释路径,对汉语授受语义及表现形式做一个整体的描述和解释。1.建立授受语义范畴,解释其内涵、特征和结构授受语义范畴是基于授受行为事件抽象出来的事件图式,是人的一种认知范畴。其内涵可以表述为:某个主体的领有物转移到另一个主体的行为过程。授受语义范畴具有四个特征:主动性、移动性、方向性和得失性。授受语义范畴的构成决定于授受事件的构成要素,包括必有要素和非必有要素两类。必有要素是授受语义范畴话语形式生成的根本前提,包括授受主体、授受行为和授受对象。非必有要素对授受语义范畴来说不是必不可少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事件要素,包括方式、时间、空间、结果、原因等。授受语义范畴赋予了各必有要素不同的特征,授受主体双方具有拥有能力、授受行为能力和损益性特征,可以是生命体或非生命体;对象具有可转移性和预存性特征,可以是具体事物、抽象事物或人。行为具有转移性,分为予取行为、交换行为和分享行为。2.授受语义范畴的语言表征形式本文将授受语义范畴的表现形式分为语言表征和话语表现。在语言层面上,授受语义范畴主要由授受动词表征,基于语料库,我们找到了243个能表征授受语义范畴的动词,从表征类型、抽象程度和音节形式三个方面对这些动词作了分析。根据授受语义范畴的类型,授受动词也可分为三类:予取类、交换类和分享类,每类还可以再细化为不同的小类;根据表征的抽象程度,授受动词可分为单纯型动词和复合型动词,前者只对授受行为本身编码,抽象等级高,后者除表征授受行为本身外,还包含事件的其他信息,抽象等级低。根据表征动词的音节可分为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动词,二者在使用频率、隐喻能力和语体方面存在差异。3.授受语义范畴实现的话语形式授受语义范畴实现指言语交际中,授受语义范畴的具体化,即用话语指称具体的授受语义。根据语料,我们找出了汉语中实际存在的话语形式44种。再根据话语始发成分的要素性质,将话语形式分为动作者前置序列、参与者前置序列、行为前置序列和对象前置序列,各类序列在功能和特征上存在一定差别。与索取事件相比,给予事件在动词数量、组合形式数量和实际话语形式数量上存在一定优势。4.授受语义范畴话语形式选择的条件和原则归纳授受语义范畴实现的话语形式是一种静态描述,在真实的言语交际中,话语形式是一个动态建构或选择过程,受到一定条件和规则的制约。基于对语料的分析,我们概括出了话语形式选择的条件,包括事件抽象程度的需要、主体的特征、主体关系、语境等条件。话语形式的选择过程除了条件外,还存在一些原则,我们把这些原则概括为激活原则、得体性原则、简洁性原则、信息分布原则、凸显性原则和词语组配原则。话语形式的选择是各种原则综合作用、平衡的结果。
王莹[2]（2021）在《汉蒙语位移事件表征及蒙古族学生习得汉语位移表达研究》文中指出位移事件是人类最早认知的事件之一,关于位移事件的词汇化类型研究及位移事件表达的二语习得研究目前在国内外语言学界颇受重视。其中,位移事件词汇化类型归属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位移事件表达的习得研究在位移事件词汇化类型研究基础上也不断深入。大多数有关位移事件的习得研究主要探讨学习者使用与其母语词汇化类型不同的语言表达位移事件时呈现出的规律性特征,以及语言间词汇化类型的差异对目的语习得有无影响。而学界关于蒙古语母语者汉语位移事件的习得研究仅局限于对移动动词、动趋式或空间介词等单个句法成分的习得研究,缺乏在位移事件的语义框架下对整体位移表达的习得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120个位移动词的语料,全面探讨汉蒙语在位移事件表征和表达形式方面存在的异同点,在此基础上通过观察蒙古族学生汉语中介语语料,细致描写汉蒙语位移事件表征及表达形式的异同对蒙古族学生习得汉语位移表达的影响,分析其习得过程中出现的偏误类型与成因。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缘起、研究对象、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第二章为汉蒙语位移事件的研究现状。主要从四个方面梳理位移事件的研究成果。第一,汉语位移事件的词汇化类型;第二,汉语位移事件表达形式;第三,学界关于汉语位移事件表达的习得研究;第四,蒙古国及内蒙古地区蒙古语母语者汉语位移事件表达形式的习得研究。通过前人的研究以及蒙古语母语者习得汉语位移的研究为本文提供研究基础。第三章为汉蒙语位移事件的语言表征。汉蒙语位移事件主要由位移动词表征,但是移动动词表征位移事件时,单独表征移动要素的情况比较少见,将移动和其他语义要素共同来表征的情况比较多。本章节主要从汉蒙语位移路径的语言表征、位移方式的语言表征和位移动因的语言表征三方面对汉蒙语表征位移事件存在的共性和差异给予了全面描写。这为第四章汉蒙语位移事件表达形式的对比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为第五章描写和解释蒙古语母语者习得汉语位移事件表达过程中呈现的规律性特点和偏误出现的原因提供理论依据。第四章为汉蒙语位移事件的表达形式。本章节基于Talmy位移事件框架的语义要素,并根据说话者表达位移事件关注的语义信息不同,将位移事件主事件构成语义要素主要分为“主体·移动”“主体·移动·路径”和“主体·移动·路径·背景”三大类组合情况,而后对汉蒙语位移事件的表达形式进行全面描写。通过对汉蒙语表达相同位移语义要素组合时所采用的表达形式进行描写,发现两种语言由于表征位移事件时存在差异以及分属不同语言类型,使得其位移事件的表达形式也存在不同。比如,当“主体·移动·路径”三语义要素组合时,汉语的优选表达形式为“NP+V移动+路径”,而蒙古语的优选模式为“NP+V移动”。再如,当“主体·移动”两语义要素组合时,汉语有“NP+V移动”和“V移动+NP”两种形式,而蒙古语只有“NP+V移动”一种形式。总之,汉蒙语由于分属不同语言类型以及在位移事件表征层面存在差异,使得两种语言在表达位移事件时,表达形式方面出现很多不同。第五章为蒙古族学生汉语位移事件的表达形式习得。在考察蒙古族学生习得汉语位移事件表达的过程中,发现蒙古族学生用汉语表达位移事件时,主要采用了“NP+V”“NP+V+NPL”“NP+介词+NPL+V”以及“把”字句和“被”字句等结构形式。由于受汉蒙语位移事件表征以及表达形式两方面存在差异的影响,蒙古族学生习得汉语位移事件表达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偏误。其中,学习者使用“NP+V+路径动词”结构表达含有路径信息的位移事件时,受母语蒙古语位移事件表达形式影响,常常出现漏用或误用路径动词的偏误;而受母语位移事件表征影响,会出现混用路径动词的偏误。使用“NP+V+路径动词+NPL”结构表达位移事件时,表达背景信息的处所名词常常会误加方位词,出现路径方向和路径终点混杂的偏误。总之,因汉蒙语位移事件表征和表达形式方面存在差异性,对于蒙古族学生而言,要想真正构建目的语汉语位移事件概念系统、形成概念流利表达能力需要在很多方面下足功夫。第六章为结语部分。首先对汉蒙语位移事件表征层面及表达形式层面存在的差异进行总结,从整体上分析蒙古族学生用汉语表达位移事件出现偏误的底层原因。其次,根据本文研究结果为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学校汉语学科建设方面提供了一些具有参考性的意见。最后,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及需要改进的方面。
罗薇[3]（2021）在《《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汉语官话语法试编》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专为高等教育编写的汉语语法教科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该书既是一部实用的汉语教材,也是一部传承俄罗斯汉学研究传统、充分吸收以往欧洲人汉语学习与研究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较早以普通语言学理论解释汉语的学术着作。本文将以1902年首版为基础,结合施密特个人档案、拉脱维亚大学所藏施密特个人藏书中的相关资料,从成书的历史背景、俄罗斯人的汉语学习与研究传统、欧洲人学习汉语的历史、世界语言学史以及俄罗斯汉语教育史的角度挖掘该书的特点和价值。该书写作的主要基础来源于俄罗斯人研究与学习汉语的传统。得益于作者施密特在彼得堡大学所受的东方学专业训练,俄国汉学、尤其是彼得堡大学汉学学派汉语教学的传统、以及俄国人的语言研究传统对施密特写作《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在俄国汉语研究的强项方面,如语法分析系统、汉字分析法等方面,施密特广泛采纳了前辈学者的观点,并且在传统汉学的基础上提出适应新局势的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此外,对俄国人学习汉语的继承还表现在另一些方面,如:延续俄国汉学研究的传统项目,同时关注汉、满、蒙三语,又根据海参崴东方学院对学生掌握东亚语言的要求增添了日语、朝鲜语以及越南语等语言材料。其次,继承彼得堡学派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的基本观点,认为包括汉语在内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地区文化一样,可以通过一般方法被科学地认识、研究,汉语并非是某些欧洲汉学家认为的“停滞不前”的、处于其原始状态的一种低级语言,而是具有与其文化相关的理据性,需要理性地认识。再次,彼得堡汉学学派注重积累史实材料,在研究汉语时,施密特大量收集、引用丰富的语言材料和例证,这也是施密特作为瓦西里耶夫弟子最突出的传承特点之一。俄罗斯人早期对汉语的认识主要来源于驻北京东正教使团成员论着和西方人的汉语教材,另外还有大量从中国运回的中文原典。俄罗斯人对汉语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具有三方面的视野,他们既传承本国人的研究,又善于参考西方、中国的研究和学习资料。一方面,该书吸收了当时欧洲和中国学术界对汉语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部在系统、科学的文献综述基础之上的学术着作,对欧洲其他汉学家的观点、成果和语言材料进行整合,从中得出更进一步的观点,从而成为外国人汉语教材编着史发展到19、20世纪之交时具有综述性、整合性的一部着作。另一方面,《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中对欧洲人汉语学习资料的运用还在于对其中收集的语言材料进行分类、精选,找到最适合编入该书的范例。最后,《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特点还在于将以往欧洲汉学家、语言学家的资料,利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之整合纳入他的语法系统中—一汉语实用语法系统是作者要着重教授的内容,也是这部教材相比于一些欧洲汉学家语料搜集式的汉语教科书更具优势之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一书并非只有零散的语法点汇集,而是强调汉语语法规则的整合归纳,并且首次在俄语语境下构建一套新的汉语实用语法体系。是明清时期以来外国人对汉语语法科学研究史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继往开来之作,也是20世纪以后国际学界的现代汉语研究往纵深方向开拓的重要前提,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从欧洲语言学史和俄罗斯语言学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到19世纪末,欧洲和俄国语言学经过了多年的方法和材料积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普通语言学的观念已经为学界所接受,这些思想对这一时期包括施密特在内的俄国语言工作者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通语言学的新思想在外语教材编纂方面的应用也具有重大意义。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看,《汉语官话语法试编》是俄国汉学史上第一次尝试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的语法着作。一方面来说,以汉语为参照、拓宽了普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围,反过来说,也从西方语言学的新成果出发丰富了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从语言本身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的汉语内部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清末社会大变革,越来越多的新词日渐成为时尚,北方官话口语日益成为最重要的中外交往标准语,白话文运动已在酝酿之中;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来自西欧语言学的发展——经过19世纪的发展,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该书可以看作是一部汉语史研究与汉语实践语法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书中证实了运用产生于印欧诸语言框架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方法在汉语研究中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通过对本书的研究,可以从“他者”的角度审视汉语对普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贡献,挖掘汉语对历史语言学及普通语言学研究的补充意义,加深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观念下对汉语及其历史演变的认识。最后,《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出版使用对19、20世纪之交俄国以培养实用人才为目的的汉语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语言实践教材,为了使学生便于理解规则、掌握用法,作者不仅善于描写语法规则时在抽象化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化表述,注重使用条件、搭配对象、适用范围、特例等方面的考察,力求使语法规则呈现出严谨、易懂、实用的特色,同时还配有大量精选范例。此外,教材的内容还间接地反映了俄国的教育政策、教育历史,海参崴东方学院的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汉语课程大纲、教学目标,施密特本人的教学思想等。因此,教材的内容折射出这一时期俄国汉语教育史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即19、20世纪之交）、特定教育场所中（即海参崴东方学院）、特定教育者（即施密特）主导下、针对特定学习者群体（即就读于海参崴东方学院的大学生、军官和少量其他社会人士）的教育活动的历史进程。总之,俄国汉学家施密特专为海参崴东方学院的汉语学习者编写、并于1902年出版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一书,既继承了俄罗斯汉学、尤其是彼得堡大学学派既往的已有研究成果和研究传统,采用了俄国人头脑中相对成熟的俄语语法框架基础,又能放眼世界,有所取舍地借鉴当时流传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其他国家汉学家所着的汉语教材,另外还成功运用最新的俄国和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研究方法论,以及截止到清末时期的中国传统语言学成就来科学地描写汉语,是俄国汉语教育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部语法教科书。本文将结合教材原着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梳理本书的编写特点及研究成果,全面考察这部着作的重要作用及价值。
练斐[4]（2021）在《德语词汇长度的共时特征与历时演化》文中指出语言是一个由多种单位构成的复杂系统,语音、词汇、句法等子系统各司其职。语言同时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协同系统,各种语言属性互相影响。语言本身及其属性都会受语内及语外因素影响而逐步发生演化。在语言系统中,词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在听觉层面还是视觉层面,长度都是词汇最基础也最显着的属性之一。词汇长度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语言单位的复杂性,呈现文本的整体特征,词长的变化还会引起其他语言属性发生改变,进而带来语言的整体演化。词长因其特殊性,得到了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交际学、信息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关注。特别是计量语言学,将词长视为研究语言整体特性的关键切入点,相关研究层见叠出。计量语言学研究主张以大规模真实语言材料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定量方法,以揭示人类语言的普遍特性、自适应机制、演化规律及其动因。现有词长计量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就研究工具而言,大部分研究对词汇定义的探讨有限,在选择词长测量单位时一般基于前人研究或个人经验,故存在测量方法不统一的情况,尚无研究对比不同测量方法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其次,在语料特征方面,目前考察的文本类型较为单一,以文学、书信为主,多数研究选用的语料规模较小,缺少系统的跨文体分析;再者,从研究维度上看,现有研究多从共时角度出发,且文章大多重数据而轻分析,鲜有基于统一、大量、真实语料的多维度历时考察。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聚焦17-19世纪德语词汇长度的共时跨文体特征及历时演化趋势,采用计量方法从平均词汇长度、词长分布特征、文本内部词长走势、词长与其他语言属性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系统研究分析,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在共时层面,不同文体的德语词汇长度具有哪些共性与差异?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跨文体特征?2)在历时层面,1600年至1899年间,不同文体的德语词汇长度分别呈现怎样的演化趋势?其演化动因是什么?本研究语料选自德语文本历时语料库（Deutsches Textarchiv,简称DTA）,涵盖四个文体类型,总词次约2000万。在开展主体实证研究之前,本文充分探讨词汇定义,据此设计实验方案,并利用DTA语料库中的“报刊”文体语料展开前测。结果表明,音节是最适合书面德语的词长测量单位。鉴于德语屈折变化丰富,词汇的形符、类符、词形、词目拥有各异的语言学意义,在具体研究时应根据研究目的选择适当的词汇形态作为测算对象。本研究在对DTA语料库“文学”“应用文”“学术”三类文体300年间的360篇语料进行跨文体、跨时段、多维度分析后,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在共时层面上,不同文体的词汇长度特征既有个性,又显共性。语料的差异性集中体现于整体的词长特征:无论是全文平均词长,还是各词类的平均长度,抑或多音节词的占比,同时期语料均呈现出“学术>应用文>文学”的特点。造成跨文体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各文体不同的写作目的和语言使用偏好。三类文体语料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各文本的词汇长度分布特征非常相似,基于词形形符得到的分布数据可用统一数学模型（单位移超泊松分布）描述。第二,词汇长度与词汇使用频率存在相关性,“词长越短使用频率越高”的特点符合幂律函数=。上述两点均为“省力原则”在德语中的体现。第三,在一篇文本内部,词汇长度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这与写作策略及篇章信息结构相关,受到人类认知特点影响。2)从历时维度看,德语词汇长度在17-19世纪间整体呈增长趋势。具体而言,“学术”语料的词长历时增速最快,“应用文”次之,而“文学”语言的演化速率较为平缓。这主要是因为学术文本和应用文对语言表达的精准度要求更高,且为了满足新的表达需求常使用复合、派生等构词法创造新词,而这往往会令词汇长度增加。其次,不同词类的演化特征不尽相同。名词、形容词、动词的增速最快,说明上述词类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此外,词长分布模型的参数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体的历时演化特征。整体而言,语言是一个自适应动态系统,词汇长度的演化过程受到社会、文化、认知、交际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本研究首次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系统考察了德语词汇长度的跨文体特征与演化规律,在思路方法、研究语料、研究视角等方面均有创新。在思路方法层面,本文重视“词”的概念探讨,以理论指导实践,基于先导研究结果优化主体研究设计,并找到了最适合书面德语的词长测量单位,有助于改变目前词长测量单位不统一、结果难对比的研究现状。从研究语料上看,本文突破目前时间维度、文体类型单一的局限性,在选择语料时兼顾同质性与异质性,系统考察边界条件对结果的影响。不仅验证了计量语言学的定律与假设,还佐证并拓展了文体学、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的相关观点。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构建起多维的词长研究范式,以共时研究为横轴、历时研究为纵轴,结合语法、认知、社会、文化因素展开多维分析,并与现有研究充分对话,展开跨语言比较。既深化了对德语词汇文体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了解,也为人类语言共性探究提供了实证基础。
陈琦珍[5]（2021）在《初级汉语教材兼类词对比研究 ——以《HSK标准教程》1-4、《发展汉语·初级综合》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吴雅倩[6]（2021）在《初中文言文“名词活用”教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何嫚婷[7]（2021）在《现代汉语前时时间名词篇章衔接功能研究与偏误分析》文中研究说明
陈辉[8]（2021）在《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语类分析视角》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成为一个主导世界格局并具有话语霸权的国家。国情咨文演说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政治议程,本文探讨了其话语策略,旨在揭示美国政治话语策略的合法化本质以及隐藏在合法化话语中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作为重要的政治话语,国情咨文演说的政治本质和交际意图是使美国政府的政治议程合法化,以获得国会议员和公众的认可和支持。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学者对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1进行过系统研究。而且,关于政治话语合法化策略的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展开,在研究视角、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方面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本文将悉尼学派的语类分析视角运用于国情咨文演说的合法化策略研究中,提出了四个各有侧重但又相互关联的研究问题:1)作为政府工作报告,国情咨文演说关注的优先事项是什么?优先事项的历年变化折射出哪些政策变迁轨迹?2)演说者如何在独白式语篇中与受众进行对话以获得期待的对话空间和协商空间?3)为了实现既定的交际意图,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由哪些部分组成并具有哪些突出特征?4)国情咨文演说作为政治话语语类,其语类特征具有哪些合法化功能?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与传统的话语合法化策略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前三个问题从语类分析视角全面分析了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特征,为回答第四个问题提供了实证依据;第四个问题以语类分析为主导视角探讨了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及其表现形式,并结合批评话语分析视角识别了传统的合法化策略（van Leeuwen,2007;2008）在文本中的实现方式和作用。本文选择了 1989年至2020年期间五届政府的国情咨文演说作为分析语料。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本文运用相关的理论框架对语料进行标注和编码,对语料文本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从演说者阐述的优先事项、与受众互动表现出的对话性以及演说语篇呈现的高度规约化的语类结构这三个维度对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旨在探究隐藏在这些语类特征背后的话语合法化功能和策略。首先,本文通过语料库分析软件PowerConc提取了在分析语料库中能凸显话题特征的前50个主题词,归纳了美国五届政府共同关注的十类优先事项:国土安全、经济、社会保障、教育、家庭、就业、科技、犯罪、能源和价值观。上述议题体现了美国历届政府在优先事项上的延续性。然后,以同样的方式提取主题词,本文将在每届政府的语料文本中能凸显话题特征的前10个主题词,分别和在分析语料库中能凸显话题特征的前10个主题词进行比较。分析语料库中的这10个主题词涵盖了就业、家庭、社会保障、教育、国土安全（反恐）和经济六类优先事项,是五届政府共同关注的优先事项。结果显示,除开克林顿政府,其他四届政府都有除了这六类优先事项之外特别重视的工作事项,体现了这四届不同政府在优先事项上的时代性。具体表现为,乔治·布什政府重视推行“自由”价值观和打击毒品犯罪;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同样强调“自由”价值观的重要性;奥巴马政府视能源问题为影响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将打击毒品犯罪、推行移民新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妇女地位列为其政治议程中的重要事项。其次,基于评价理论的介入系统框架,本文探究了演说者运用不同的介入方式和介入资源在独白式语篇中和受众进行互动并为自己赢得协商空间的对话过程。国情咨文演说的对话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二个对话模式,即对话性压缩和对话性扩展;二个主要介入方式,即“否认”和“接纳”;三个核心话题,即“计划”、“问题”和“处事风格/价值观”;二个关键因素,即话语主体责任和对话空间。随后,基于Martin（1992）提出的“语类图式结构”概念,本文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还原了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即由一系列可识别的五个“阶段”组成:问候^序曲^政府工作报告^宣言^致谢,其中阶段3“政府工作报告”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12个核心“步骤”组成:社会问题、优先事项、新政策、成就、民族自豪感、团结、挑战、价值观、政府责任、嘉宾、故事、国际担当2。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在整体上呈现出规律性、灵活性和递归性。最后,基于前三个研究问题的发现,本文解构了演说者运用一系列话语合法化策略来证明其政治议程的合法性的过程。结果显示,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特征本身就具有合法化功能,包括优先事项的意识形态本质、构建理想受众以及高度规约化的语类结构所蕴涵的传统的合法化策略（包括“授权”、“合理化”、“道德评价”、“叙事化”和“情感诉求”）。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传统的合法化策略（van Leeuwen,2007;2008）作为更具体的方式来辅助和提升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其中“道德评价”、“授权”和“情感诉求”成为贯穿演说始终的主要话语合法化策略。本文是针对政治话语合法化策略进行的一次具有创新性的探索。本文剖析了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并将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与传统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联系起来,还扩展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van Leeuwen（2007;2008）的分析框架,增添了属于“授权”类别的“机构权威”和“宗教权威”子类别、属于“神话虚构”3类别的“叙事故事”子类别和独立的“情感诉求”类别。另外,本文以语类分析视角为主导视角,并结合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原创性地构建了一个专门用于分析政治话语合法化策略的研究路径,弥补了传统的话语合法化策略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上的不足。
刘星[9]（2021）在《赣语宜春话复数标记的语义类型》文中指出本论文是在形式语言学框架下对语言内部复数标记系统的差异、分工及其决定性因素进行考察的语义类型学研究。论文分为两条主线,主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条主线是以复数的七个语义参数为准,对封闭的语言系统——赣语宜春话中的四类（七个）复数标记进行细致地描写,讨论其内部差异与分工并归纳其类型。第二条主线是从复数的语义理论出发,探讨复数标记不同句法语义表现的决定性因素,解决“复数标记所标记成分的生命度等级”“光杆复数的有定性”以及“被数量短语等量化成分修饰”等问题。文章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分述如下:第一部分（第一章）是描写准备和理论准备。总结既往文献,归纳出了描写名词复数的七个语义参数:名词的类型、列举性、等级、量化、内聚性、“集合-分配”解读、“包含性-排除性”解读。讨论了“真性复数”与“连类复数”以及“累加复数”与“群体复数”这两对概念及其判断标准,并且提出了复数理论内部尚存的问题。最后解释了为何选择赣语宜春话的复数标记作为代表,介绍宜春话复数标记系统的典型性、丰富性和独特性。第二部分（第二章至第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以上述七个语义参数为准,考察了宜春话中四类复数标记“几个”“俚”“家伙”和“唧”的语义。第二章通过对“几个”的分布及句法语义特点的考察,认为“几个”是群体复数标记,指称的集合构成一个整体,与中性谓词组合时只有集合解读。宜春话的“几个”有两种读音,代表了“词汇性群体”和“语境群体”两种类型,决定性因素是“群体”的存在是否为听说双方预设的背景信息。第三章考察了“俚”和“几个”的区别,认为“俚”的语义是最大化算子,作用于某个语境中的话语参与者,并且从中选取出一个由说话人或者听话人构成的,与当下情景最直接相关的复数个体。第四章通过对“X家伙”的指称和语义考察,将“家伙”分析为加合算子,加合的对象是单数的“类”。宜春话小称复数标记“唧”也可以表复数,通过第五章的考察,我们认为其作用和“量词”一样是对不可数的光杆名词进行切分。四者之所以具有复数意义是因为都蕴含了复数“类/个体”集合的存在,不同之处在于“俚”和“几个”是在复数个体集合基础上进行了“最大化”以及“最大化+群体算子”操作,得到了有定复数个体,具有论元性;“家伙”则是通过对单数“类”的加合产生了复数“类”的集合;“唧”通过切分光杆名词产生了复数“个体”的集合。因此都具有谓词性。也就是说,对于“几个”和“俚”而言,复数“个体”集合是“因”;对于“家伙”和“唧”来说,复数“类/个体”集合是“果”。第六章为结论。宜春话中四类复数标记在复数的各项语义参数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根据形式与意义相统一的原则,宜春话光杆复数“X+几个/俚/家伙/唧”可以根据“指称”分为“论元型”和“谓词型”两大类。其中论元型又可分为“强论元”（“X几个”）和“弱论元”（“X俚”）两类,谓词型也分为“强谓词”（X家伙）和“弱谓词”（“X唧”）两类。以上四类都有各自的区别性特征,在宜春话中由四个不同的复数标记表达,位于四个不同的句法位置。指称度的差异又是由“内聚性”这一参数决定的,即复数集合的成员之间关系是否紧密。这种分类可以解释四种光杆复数在“被数量短语等量化成分修饰”“复数标记所标记成分的生命度等级”以及“包含性-排除性解读”等方面的差异问题。从语言材料中来,到语言材料中去。文章最后将提出的框架应用到其他汉语方言中进行检验,并对汉语普通话的“们”以及英语中的复数标记-s进行了统一解释。我们认为普通话“们”和宜春话“俚”具有类似的句法语义表现,是弱论元型复数标记,语义都是最大化算子;英语中-s和宜春话“唧”一样是“弱谓词型”复数标记,承担“切分”或“个体化”的功能。
陈寒[10]（2021）在《中级教材与HSK考试及语法大纲对比分析研究 ——以《HSK标准教程4》和《成功之路》（进步篇）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迅猛提升,世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对外汉语教学也随之快速发展并出现大好势头。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法亦作为HSK考试的重要考查点,学习者容易在使用中出现语法"泛化"现象。《HSK标准教程》系列教材是在紧密结合HSK四级考试大纲的要求前提下所编写出来的,尽管在对语法项目注释方面与大纲保持大体一致,且配套练习册当中的题型也都做到了与历届HSK考试真题的高度重合。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虽然教材内容围绕考试展开,但部分注释过于简略,未出现直观的表格,插图等,单纯的知识讲授,难免令教师在教学时感到无趣。《成功之路》系列汉语教材属于国内汉语教学的主流教材,重视口语表达。其编排分散精简,教学对象具有普遍性和适用性,但对于有考试需求的学生而言,该教材是否能提供一定的帮助?鉴于此,本篇论文从语法项目的角度切入,以HSK四级考试大纲为基准,分别对《HSK标准教程4》、《成功之路》（进步篇）与大纲的语法项目配合度展开对比分析,既对两本教材的语法点数量以及编排特点展开分析,也将这两种中级教材课文中注释部分的语言点和HSK四级真题中的语法考点分别标注,本文通过对比,发现:《HSK标准教程4》在语法项目的注释方面与HSK四级考试大纲存在不大的出入,在语法项目练习题型方面也与大纲呈现出了一定的关联性。此外,《HSK标准教程4》还存在语法项目超纲与遗漏的现象,但较别的教学教材与考试配合度而言,其语法部分的学习已较为完善了。同时,通过对《HSK标准教程4》当中的部分课文的体裁及练习部分的编排展开综合考量以后,重新将教材与HSK考试所出现过的题型做了标注与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具有较高的配合度,也就是说教材所配置的练习题目及其考察的语法点将HSK历届真题大体上保持一致。《成功之路》（进步篇）中的语法项目偏向日常生活中的口语表达,方便留学生在目的语国家生活学习。教材内容有趣,板块编排合理,深受师生喜爱,但其与大纲语法的重合度较低。最后通过问卷调查和整理数据的方式分析学生对两本教材的使用情况,做出合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两套教材所各自具有的优势与缺点进行总结,然后针对其中缺点提出进一步的完善对策,希望能对日后的教材修订起些许作用。
二、学习《决定》名词解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学习《决定》名词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汉语授受语义范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对象和问题 |
| 2 研究的路径及方法 |
| 3 研究的目标及意义 |
| 4 语料来源 |
| 第1章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1 句法形式研究 |
| 1.1.1 双宾语的研究 |
| 1.1.2 双及物构式的研究 |
| 1.1.3 “给”字句的研究 |
| 1.2 授受动词研究 |
| 1.3 授受意义研究 |
| 1.3.1 给予义和索取义 |
| 1.3.2 其他语义 |
| 1.4 相关研究评述 |
| 第2章 授受语义范畴的内涵和特征 |
| 2.1 双宾语、双及物构式和授受语义 |
| 2.1.1 意义的不同认识 |
| 2.1.2 共性和差异 |
| 2.2 授受语义范畴的内涵和范围 |
| 2.2.1 授受事件和授受语义范畴 |
| 2.2.2 授受语义范畴的内涵 |
| 2.2.3 授受语义范畴的范围 |
| 2.3 授受语义范畴的特征 |
| 2.3.1 主动性 |
| 2.3.2 移动性 |
| 2.3.3 方向性 |
| 2.3.4 得失性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授受语义范畴的结构 |
| 3.1 授受语义范畴的构成要素 |
| 3.2 核心要素 |
| 3.2.1 授受主体 |
| 3.2.2 授受对象 |
| 3.2.3 授受行为 |
| 3.3 非核心要素 |
| 3.3.1 时间要素 |
| 3.3.2 空间要素 |
| 3.3.3 结果要素 |
| 3.3.4 方式要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授受语义范畴的动词表征 |
| 4.1 语义范畴和动词 |
| 4.2 授受语义范畴类型的动词表征 |
| 4.2.1 予取范畴的动词表征 |
| 4.2.2 交换范畴的动词表征 |
| 4.2.3 分享范畴的动词表征 |
| 4.3 单纯型和复合型动词表征 |
| 4.3.1 单纯型动词表征 |
| 4.3.2 复合型动词表征 |
| 4.4 单/双音节动词的表征差异 |
| 4.4.1 使用频率差异 |
| 4.4.2 隐喻能力差异 |
| 4.4.3 语体差异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授受语义范畴的话语表现形式 |
| 5.1 授受语义范畴的实现 |
| 5.2 出现在话语形式上的要素及序列 |
| 5.2.1 给予事件的话语形式类别 |
| 5.2.2 索取事件的话语形式类别 |
| 5.2.3 给予事件和索取事件话语形式的关系 |
| 5.2.4 授受语义范畴的特殊话语形式 |
| 5.3 授受语义范畴构成要素的词语表现 |
| 5.3.1 主体要素的词语表现 |
| 5.3.2 对象要素的词语表现 |
| 5.3.3 时空要素的词语表现 |
| 5.3.4 结果要素的词语表现 |
| 5.3.5 方式要素的词语表现 |
| 5.4 授受语义范畴实现的话语形式总汇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授受语义范畴实现的条件和基本原则 |
| 6.1 实现的条件 |
| 6.1.1 需要条件 |
| 6.1.2 主体条件 |
| 6.1.3 语境条件 |
| 6.2 实现的基本原则 |
| 6.2.1 激活原则 |
| 6.2.2 简洁性原则 |
| 6.2.3 得体性原则 |
| 6.2.4 信息分布原则 |
| 6.2.5 凸显性原则 |
| 6.2.6 词语组配原则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2）汉蒙语位移事件表征及蒙古族学生习得汉语位移表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与语料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语料来源 |
| 第二章 汉蒙语位移事件的研究现状 |
| 2.1 汉语位移事件的类型学研究 |
| 2.2 汉语位移事件表达形式研究 |
| 2.2.1 汉语位移事件表达形式的整体性研究 |
| 2.2.2 汉语位移事件表达形式的局部性研究 |
| 2.3 汉语位移事件表达的习得研究 |
| 2.4 蒙古语母语者汉语位移事件表达的习得研究 |
| 2.4.1 蒙古国蒙古语母语者汉语位移事件的习得研究 |
| 2.4.2 内蒙古地区蒙古语母语者汉语位移事件的习得研究 |
| 第三章 汉蒙语位移事件的语言表征 |
| 3.1 位移路径的语言表征 |
| 3.1.1 指示路径动词“来”和“去” |
| 3.1.2 “上”“下”类路径动词 |
| 3.1.3 “进”“出”类路径动词 |
| 3.1.4 “经过”“往返”类路径动词 |
| 3.1.5 “离开”“向后”和“到达”类动词 |
| 3.2 位移方式的语言表征 |
| 3.2.1 位移主体的状态表征 |
| 3.2.2 位移的介质表征 |
| 3.2.3 位移的速度表征 |
| 3.2.4 位移样态、速度及特定主体的综合表征 |
| 3.3 他移事件的语言表征 |
| 3.3.1 身体部位的非伴随动词表征他移事件 |
| 3.3.2 身体部位的伴随动词表征他移事件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汉蒙语位移事件的表达形式 |
| 4.1 主体·移动 |
| 4.1.1 NP+V_(移动) |
| 4.1.2 V_(移动)+NP |
| 4.2 主体·移动·路径 |
| 4.2.1 NP+V_(自移)+路径动词 |
| 4.2.2 NP_1+V_(他移)+路径动词+NP_2 |
| 4.2.3 NP_1+把+NP_2+V_他移)+路径动词 |
| 4.2.4 NP+被+V_(他移)+路径动词 |
| 4.3 主体·移动·路径·背景 |
| 4.3.1 NP+V_(移动)+NP_L |
| 4.3.1.1 NP+V_(路径)+NP_L |
| 4.3.1.2 NP_L+V_(自移)+NP |
| 4.3.1.3 NP+V_(自移)+路径动词+NP_L |
| 4.3.2 NP+介词+NP_L+V_(自移) |
| 4.3.2.1 NP+V_(自移)+到/在+NP_L |
| 4.3.2.2 NP+向/往/朝+NP_L+V_(自移) |
| 4.3.2.3 NP+从/由+NPL+V_(自移) |
| 4.3.3 NP_1+把+NP_2+V_(他移)+介词+NP_L |
| 4.3.3.1 NP_1+把+NP_2+V_(他移)+介词+NP_L/NP |
| 4.3.3.2 NP_1+把+NP_2+V_(他移)+路径动词+NP_L |
| 4.3.3.3 NP_1+把+NP_2+V_(他移)+NP_L |
| 4.3.4 NP+被+V_(他移)+介词+NP_L |
| 4.3.4.1 NP+被+V_(他移)+介词+NP_L |
| 4.3.4.2 NP+被+V_(他移)+路径动词+NP_L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蒙古族学生汉语位移事件的表达形式习得 |
| 5.1 NP+V的习得 |
| 5.1.1 NP+V(了)的习得 |
| 5.1.2 NP+V+路径动词的习得 |
| 5.2 NP+V+NP_L的习得 |
| 5.2.1 NP+V+NP_L的习得 |
| 5.2.1.1 路径动词使用种类少、频率高 |
| 5.2.1.2 路径动词“去”的泛化使用 |
| 5.2.2 NP+V+路径动词+NP_L的习得 |
| 5.2.2.1 “M+P”的习得 |
| 5.2.2.2 “NP_L”的习得 |
| 5.3 NP+介词+NP_L+V的习得 |
| 5.3.1 介引不同背景信息的介词习得 |
| 5.3.1.1 介词“从”和“在”的混用 |
| 5.3.1.2 介词“朝”“向”“往”的习得 |
| 5.3.1.3 介词“在”和“到”的混用 |
| 5.3.2 位移背景信息表达的习得 |
| 5.3.3 位移方式动词的习得 |
| 5.3.3.1 方式动词的使用有限 |
| 5.3.3.2 方式动词与移动框架元素配置的偏误多 |
| 5.3.3.3 蒙古语方式动词的义位误推 |
| 5.3.3.4 受蒙古语位移事件表达形式的影响 |
| 5.4 其他偏误类型 |
| 5.4.1 “把”字句表达位移事件的偏误 |
| 5.4.2 “被”字句表达位移事件的偏误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历史背景及其作者 |
| 1.1 海参崴东方学院及其培养目标 |
| 1.1.1 办学背景 |
| 1.1.2 学院设置 |
| 1.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作者施密特 |
| 1.2.1 施密特的早年求学、实习生涯 |
| 1.2.2 赴海参崴东方学院任教后的汉学研究 |
| 1.3 教材的学习者与使用情况 |
| 1.3.1 教材的出版、使用、影响 |
| 1.3.2 学员的汉语学习情况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俄国传统汉学背景下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 2.1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汉语语音系统考辨 |
| 2.1.1 南北官话的语音系统、汉语音韵研究 |
| 2.1.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注音方案 |
| 2.1.3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汉语发音规则 |
| 2.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比丘林汉语语法体系的突破 |
| 2.2.1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词法体系 |
| 2.2.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句法体系 |
| 2.3 施密特对比丘林、瓦西里耶夫等人汉字理论的发展 |
| 2.3.1 汉字的起源问题 |
| 2.3.2 关于汉语口语、书面语的讨论 |
| 2.3.3 汉字的“六书” |
| 2.3.4 施密特对瓦西里耶夫汉字体系的增补 |
| 2.4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满、蒙、日、朝、越等语言的关注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世界汉语研究史框架下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 3.1 例析《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欧美汉学的反思 |
| 3.2 以“声调”为例谈施密特对欧美汉语语音研究的整合 |
| 3.2.1 声调的本质 |
| 3.2.2 汉语声调的发音特点 |
| 3.2.3 汉语声调的标调系统 |
| 3.2.4 汉语方言的声调语音规律 |
| 3.2.5 中外学者论“汉语声调的演变” |
| 3.2.6 “入声”之争 |
| 3.3 施密特对欧美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整理 |
| 3.3.1 某些语法形式在各地的使用差异 |
| 3.3.2 各国汉学家对若干语法规则的不同观点 |
| 3.3.3 欧洲汉学家普遍忽略的汉语语法知识 |
| 3.4 选编欧美、日本汉语教材及中文原典的书面官话范例 |
| 3.4.1 筛选范围:标准北方书面官话材料 |
| 3.4.2 筛选入编:符合语法规范、排列顺序合理 |
| 3.5 个案研究:德国汉学家阿恩德对施密特的影响 |
| 3.5.1 阿恩德及其《官话手册》 |
| 3.5.2 两部教材的总体设计 |
| 3.5.3 以重音理论为例讨论施密特对阿恩德的取舍 |
| 3.6 个案研究:《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中国传统文献的改编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世界语言学发展进程中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 4.1 施密特的汉语观 |
| 4.1.1 对汉语的两种定位 |
| 4.1.2 静态与动态、共时与历时 |
| 4.2 汉语语音史的构建:历史比较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的结合 |
| 4.2.1 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基础材料 |
| 4.2.2 “语音规律无例外”之汉语辅音音变考察 |
| 4.2.3 “语音规律无例外”之汉语元音音变考察 |
| 4.2.4 语言史的社会性——汉语官话的形成 |
| 4.2.5 语言现象的“类推作用”:汉语词根溯源问题 |
| 4.3 俄国语言学成果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应用 |
| 4.3.1 用“形式语法”思想分析汉语的词法 |
| 4.3.2 语言与思维的联系——汉语与中国人的心理 |
| 4.3.3 波捷布尼亚及其弟子的句法思想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从语言教育及应用视角看《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 5.1 一部“研究—学习—教学”三位一体的汉语教科书 |
| 5.2 从课程理论分析《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材料建构 |
| 5.2.1 横向组织:课程教学板块的功能分析 |
| 5.2.2 纵向组织:螺旋渐进的主题序列性 |
| 5.3 从应用语言学看《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教学大纲 |
| 5.3.1 字词大纲及词汇控制 |
| 5.3.2 语法大纲及翻译训练 |
| 5.4 本章小结 |
| 余论 施密特《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价值和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书影及相关影像资料 |
| 附录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序言及目录 |
| 附录3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俄语字母注音表(含例字) |
| 附录4 阿恩德《官话手册》序言及目录 |
| 致谢 |
（4）德语词汇长度的共时特征与历时演化（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1 绪论 |
| 1.1 词长研究述评 |
| 1.1.1 多学科词长研究 |
| 1.1.2 词长计量研究 |
| 1.1.3 德语词长计量研究 |
| 1.1.4 现有研究评述 |
| 1.2 研究目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1.3 论文结构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词的界定 |
| 2.1.2 词长分布定律 |
| 2.1.3 词长-词频协同定律 |
| 2.1.4 门策拉-阿尔特曼定律 |
| 2.2 研究语料 |
| 2.2.1 德语简史 |
| 2.2.2 语料来源及预处理说明 |
| 2.2.3 语料的同质性与异质性 |
| 2.3 计量指标与统计方法 |
| 2.3.1 词长测量单位 |
| 2.3.2 词长类型 |
| 2.3.3 软件与程序 |
| 3 德语词长测量方式的差异性分析 |
| 3.1 测量单位对词长测量结果的影响 |
| 3.1.1 基于字母数的词长测量结果 |
| 3.1.2 基于字位数的词长测量结果 |
| 3.1.3 基于音节数的词长测量结果 |
| 3.1.4 结果对比及相关性探究 |
| 3.2 词形变化对词汇长度的影响 |
| 3.2.1 基于词形形符和词目形符的测量结果 |
| 3.2.2 基于词形类符和词目类符的测量结果 |
| 3.2.3 结果对比与成因探究 |
| 3.3 小结与讨论 |
| 4 德语词长特征的跨文体共时考察 |
| 4.1 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 4.2 词类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 4.3 词长分布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 4.3.1 动态词长分布 |
| 4.3.2 静态词长分布 |
| 4.4 词长与词频关系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 4.5 文本内部词长特征的跨文体对比 |
| 4.6 小结与讨论 |
| 5 德语词长演化的跨文体历时考察 |
| 5.1 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历时对比 |
| 5.2 词类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历时对比 |
| 5.3 词长分布的跨文体历时对比 |
| 5.4 小结与讨论 |
| 6 结语 |
| 6.1 研究概述 |
| 6.2 研究结果 |
| 6.3 创新、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主要术语德汉对照表 |
| 附录2 超长词列表(选) |
| 作者简历 |
（8）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语类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理论背景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1 国情咨文演说与媒体议程 |
| 2.1.1.2 国情咨文演说与公众议程 |
| 2.1.1.3 国情咨文演说与国会议程 |
| 2.1.1.4 国情咨文演说与语言修辞 |
| 2.1.1.5 国情咨文演说与其他 |
| 2.1.2 国内研究现状 |
| 2.1.3 对本研究的启示 |
| 2.2 话语合法化策略的文献综述 |
| 2.2.1 合法化的内涵 |
| 2.2.2 话语合法化策略研究概述 |
| 2.2.3 van Leeuwen的合法化策略的具体应用 |
| 2.2.3.1 政治话语 |
| 2.2.3.2 媒体话语 |
| 2.2.4 对本研究的启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话语合法化策略研究的理论脉络 |
| 3.1 语类分析的理论脉络 |
| 3.1.1 “语类”概念的来源与发展 |
| 3.1.2 “语类”概念的界定 |
| 3.1.3 语类分析的三大学派 |
| 3.1.3.1 专门用途英语学派 |
| 3.1.3.2 北美新修辞学派 |
| 3.1.3.3 澳大利亚悉尼学派 |
| 3.1.4 语类分析的理论基础 |
| 3.1.4.1 语类与语境 |
| 3.1.4.2 语域与语言元功能 |
| 3.1.4.3 语域的三个语境变量 |
| 3.2 van Leeuwen的合法化策略体系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方法 |
| 4.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4.2 语料库研究方法 |
| 4.2.1 语料库研究方法的优势 |
| 4.2.2 语料库多功能分析软件的选取 |
| 4.3 专用语料库的建立 |
| 4.3.1 语料文本规模的标准 |
| 4.3.2 语料的基本介绍 |
| 4.3.3 语料来源的时限范围 |
| 4.3.4 语料文本的清理 |
| 4.3.5 专用语料文本的基本信息 |
| 4.4 语料标注的方法与步骤 |
| 4.5 语料分析的方法与步骤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优先事项 |
| 5.1 主题词的意义和提取方法 |
| 5.2 国情咨文演说的主题词分析 |
| 5.3 国情咨文演说优先事项的延续性 |
| 5.3.1 国土安全 |
| 5.3.1.1 乔治·布什政府 |
| 5.3.1.2 克林顿政府 |
| 5.3.1.3 乔治·沃克·布什政府 |
| 5.3.1.4 奥巴马政府 |
| 5.3.1.5 特朗普政府 |
| 5.3.2 经济发展 |
| 5.3.2.1 乔治·布什政府 |
| 5.3.2.2 克林顿政府 |
| 5.3.2.3 乔治·沃克·布什政府 |
| 5.3.2.4 奥巴马政府 |
| 5.3.2.5 特朗普政府 |
| 5.4 国情咨文演说优先事项的时代性 |
| 5.4.1 乔治·布什政府 |
| 5.4.1.1 推行自由价值观 |
| 5.4.1.2 打击毒品犯罪 |
| 5.4.2 乔治·沃克·布什政府 |
| 5.4.3 奥巴马政府 |
| 5.4.4 特朗普政府 |
| 5.4.4.1 打击毒品犯罪 |
| 5.4.4.2 推行移民新政 |
| 5.4.4.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 5.4.4.4 提高妇女地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对话性 |
| 6.1 语篇的对话性特征 |
| 6.2 评价理论的适用性 |
| 6.3 评价理论的介入系统 |
| 6.3.1 自言 |
| 6.3.2 借言 |
| 6.3.2.1 对话性压缩 |
| 6.3.2.2 对话性扩展 |
| 6.4 国情咨文演说的对话性 |
| 6.4.1 语料的标注 |
| 6.4.2 国情咨文演说的介入资源 |
| 6.4.3 国情咨文演说的对话性特征 |
| 6.4.3.1 二个对话模式: 对话性压缩和对话性扩展 |
| 6.4.3.2 二个主要介入方式: 否认和接纳 |
| 6.4.3.3 三个核心话题: 计划、问题和处事风格/价值观 |
| 6.4.3.4 二个关键因素: 话语主体责任和对话空间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 |
| 7.1 语类结构的表现形式 |
| 7.2 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模式 |
| 7.3 国情咨文演说的分析单位 |
| 7.4 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 |
| 7.4.1 开始部分 |
| 7.4.2 主体部分 |
| 7.4.3 结束部分 |
| 7.5 国情咨文演说语类结构的特征 |
| 7.5.1 国情咨文演说语类结构的突出特征 |
| 7.5.2 国情咨文演说作为混合型语类的特征 |
| 7.5.3 国情咨文演说语类结构的原型公式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合法化策略 |
| 8.1 国情咨文演说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 |
| 8.1.1 优先事项的合法化功能: 意识形态本质 |
| 8.1.2 介入方式的合法化功能: 理想受众的构建 |
| 8.1.3 语类结构的合法化功能: 授权、合理化、道德评价、叙事化、情感诉求 |
| 8.2 国情咨文演说的三大合法化策略: 道德评价、授权、情感诉求 |
| 8.2.1 道德评价 |
| 8.2.2 授权 |
| 8.2.3 情感诉求 |
| 8.3 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与仪式化机构话语的特征 |
| 8.4 政治话语合法化策略的研究路径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 |
| 9.1 研究发现概述 |
| 9.2 研究意义 |
| 9.2.1 理论意义 |
| 9.2.2 现实意义 |
| 9.3 研究贡献 |
| 9.4 研究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SOUA分析语料库的基本信息 |
| 附录2 主要术语英汉对照表 |
| 附录3 SOUA分析语料库和语料库子库核心主题词的统计情况 |
| 附录4 对话性压缩和对话性扩展的语言表现形式 |
| 附录5 总统用于问候的称呼语使用情况(1989年—2020年) |
| 附录6 “序曲”阶段构成要素的语言表现形式实例和总体分布情况 |
| 附录7 主体部分的构成情况 |
| 附录8 “宣言”阶段构成要素的语言表现形式实例和总体分布情况 |
| 附录9 众议院长廊嘉宾的背景信息 |
（9）赣语宜春话复数标记的语义类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基本思路及论文结构 |
| 1.2 名词复数的语义参数与类型 |
| 1.2.1 名词复数的语义参数 |
| 1.2.2 复数的类型 |
| 1.2.3 复数的理论研究问题总结 |
| 1.3 汉语复数标记研究综述及研究问题 |
| 1.3.1 普通话与方言中复数标记类型 |
| 1.3.2 “们”的理论研究综述与研究问题 |
| 1.4 选择宜春话的理由及语料来源 |
| 1.4.1 丰富性 |
| 1.4.2 代表性 |
| 1.4.3 独特性 |
| 2.复数标记“几个”的语义——兼谈“群体复数”的分化 |
| 2.1 问题的提出 |
| 2.2“几 个”的分布和基本用法 |
| 2.2.1 “几个”的分布 |
| 2.2.2 复数标记“几个”的来源 |
| 2.2.3 “几个”与同位结构 |
| 2.3 “几个”的两种语义 |
| 2.3.1 “几个_1”和“几个_2”的区分 |
| 2.3.2 “几个 _1”“几个 _2”与群体解读的两种类型 |
| 2.3.3 “几个 _1”和“几个 _2”的语义 |
| 2.3.4 为何区分两类群体? |
| 2.4 “几个”的句法及与数量短语共现 |
| 2.5 小结 |
| 3.复数标记“俚”的语义——兼谈代词复数的两种类型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俚”与“几个”的句法分布 |
| 3.3 “俚”和“几个”的语义和语用 |
| 3.4 “代词+俚”是?P型代词,“代词+几个”是DP型代词 |
| 3.5 “俚”的语义 |
| 3.6 复数分裂(Plurality Split) |
| 3.7 小结 |
| 4.复数标记“家伙”的语义——兼谈复数的类型及其决定性参数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宜春话中的“家伙” |
| 4.2.1 光杆复数“X家伙” |
| 4.2.2 (指)数量名+家伙 |
| 4.2.3 内聚性参数 |
| 4.2.4 包含-排除解读 |
| 4.2.5 “家伙”的特征及其语义 |
| 4.3 内聚性参数与复数标记的类型 |
| 4.3.1 “内聚性”定义 |
| 4.3.2 “内聚性”与“指称” |
| 4.3.3 “内聚性”与“X的类型” |
| 4.3.4 “内聚性”与“被数量短语修饰” |
| 4.3.5 “内聚性”与“包含-排除”解读 |
| 4.4 小结 |
| 5.小称复数标记“唧[tsi?~5]”的语义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小称“唧”与复数标记“唧”及二者的区分 |
| 5.2.1 作为小称的“唧” |
| 5.2.2 作为复数标记的“唧” |
| 5.2.3 小称复数“唧”与普通话“们”的异同 |
| 5.3 大称标记、小称标记与“数”范畴 |
| 5.3.1 大称标记表复数 |
| 5.3.2 小称标记何以表复数? |
| 5.4 “哩”和“唧”在表复数上的差异 |
| 5.5 小结 |
| 6.结语 |
| 6.1 复数标记内部差异和分工 |
| 6.1.1 X的类型 |
| 6.1.2 真性-连类解读差异 |
| 6.1.3 被数量短语成分等修饰 |
| 6.1.4 “包含-排除”解读差异 |
| 6.1.5 “集合-分配”解读差异 |
| 6.2 复数标记的类型 |
| 6.2.1 为什么选择指称进行分类 |
| 6.2.2 指称如何解释复数标记的内部和跨语言差异 |
| 6.2.3 其他方言的复数标记 |
| 6.2.4 小结 |
| 6.3 复数理论内部问题研究结论 |
| 6.4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附录 (宜春话音系及标注说明)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成果 |
（10）中级教材与HSK考试及语法大纲对比分析研究 ——以《HSK标准教程4》和《成功之路》（进步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内容及意义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关于教材 |
| 1.2.2 关于新HSK四级考试及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综述 |
| 1.4.1 关于对外汉语教材发展现状的研究 |
| 1.4.2 关于《HSK标准教程》的研究 |
| 1.4.3 关于《成功之路》的研究 |
| 1.4.4 关于HSK考试的相关研究 |
| 2 教材语言点编排对比 |
| 2.1 教材编排情况 |
| 2.1.1 编排顺序特点 |
| 2.1.2 语法切分的理论依据 |
| 2.1.3 教材语法项目类别 |
| 2.2 教材编排版块特点 |
| 2.2.1 《HSK标准教程4》编排版块特点 |
| 2.2.2 《成功之路》编排版块特点 |
| 3 语法项目数量对比 |
| 3.1 《HSK标准教程4》语法项目数量 |
| 3.2 《成功之路》语法项目数量 |
| 3.3 HSK四级考试语法大纲覆盖度 |
| 3.3.1 HSK四级考试大纲语言点 |
| 3.3.2 教材与HSK四级考试大纲语言点覆盖度 |
| 3.4 HSK四级真题与教材匹配度 |
| 3.5 本章小结 |
| 4 语法项目使用情况 |
| 4.1 《HSK标准教程4》侧重点对比分析 |
| 4.1.1 语法项目释义 |
| 4.1.2 语法项目释义方式 |
| 4.2 《成功之路》侧重点对比分析 |
| 4.2.1 语法项目释义 |
| 4.2.2 语法项目释义方式 |
| 4.3 教材难度对比分析 |
| 4.3.1 语法项目的处理 |
| 4.3.2 超纲与遗漏分析 |
| 4.3.3 词类辨析程度 |
| 4.4 试题对比分析 |
| 4.4.1 主题选择 |
| 4.4.2 题型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教材建议与策略 |
| 5.1 教材的优点与不足 |
| 5.2 对教材的建议 |
| 5.2.1 学生使用情况分析 |
| 5.2.2 教材编写建议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学习《决定》名词解释（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汉语授受语义范畴研究[D]. 张璐. 吉林大学, 2021(01)
- [2]汉蒙语位移事件表征及蒙古族学生习得汉语位移表达研究[D]. 王莹. 吉林大学, 2021(01)
- [3]《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研究[D]. 罗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德语词汇长度的共时特征与历时演化[D]. 练斐. 浙江大学, 2021(08)
- [5]初级汉语教材兼类词对比研究 ——以《HSK标准教程》1-4、《发展汉语·初级综合》为例[D]. 陈琦珍.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6]初中文言文“名词活用”教学研究[D]. 吴雅倩. 浙江海洋大学, 2021
- [7]现代汉语前时时间名词篇章衔接功能研究与偏误分析[D]. 何嫚婷.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8]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语类分析视角[D]. 陈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9]赣语宜春话复数标记的语义类型[D]. 刘星. 浙江大学, 2021
- [10]中级教材与HSK考试及语法大纲对比分析研究 ——以《HSK标准教程4》和《成功之路》（进步篇）为例[D]. 陈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