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工作十个怎么办? 一位村党支部书记的经验谈（论文文献综述）
任玲玲[1]（2013）在《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后,思想界、文艺界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批判、改造运动。文艺方针背离文学的功能,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日益扭曲,直至“文革”期间出现“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局面。浩然是建国以来,“左”的文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所谓“政治化写作”,是指作家迎合或者根据当局的政治需要,为直接配合政治宣传,而以图解政策、图解社会、图解生活为创作手法的应景式的文艺写作。它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为适应革命的政治需要而被不断提倡起来的“左”倾文艺传统的产物,也是作家缺乏起码的文艺价值和文艺个性,而自觉不自觉地阿谀政治的结果。以浩然为典型的政治化写作,是建国以来极“左”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文艺标签。“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在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浩然的政治化写作进了剖析:首先,结合浩然不同阶段的文学创作,分析其如何通过故事结构表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意识形态化的主题。本文通过分析浩然不同时期的作品内容及创作经过、浩然创作活动与社会政治形势的对应关系,剖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发展过程。浩然早期的短篇小说可以解读为宣传性型文艺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几乎都是歌颂新中国农村移风易俗、公而忘私、爱社如家、助人为乐之类的好人好事,是配合国家大事所做的政策宣传。《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浩然以图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主题的政治图解型长篇小说。浩然“文革”期间创作的《西沙儿女》和《三把火》是僵硬的“文革”式写作,是“文革文学”的典型代表。“文革”后,浩然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勉强写了一些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但由于已形成了固定的政治化写作模式,难以有所突破。其次,通过浩然的成长经历,分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思想基因。浩然是一个孤儿,在解放区政府的帮助之下有了家、有了工作。从一个只受过三年多小学教育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党报记者和走进文学殿堂的知名作家,一路革命走来,他有着有表现自己、向上爬的强大动力。对党的感恩戴德和多年从事党报记者的经历,使得浩然在当“文革”假“革命”之名要求文学为其服务时,浩然不但不会觉得别扭,反而会觉得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从而顺理成章地沿着这个思路去营构他的作品,去迎合“文革”政治的需要。正是由于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客观的条件以及作家自身主观意愿,促成了浩然在“文革”文坛上的特殊地位。最后,通过分析极“左”的时代氛围清理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浩然作品的走红有他的社会氛围。读者、编辑、出版社、评论界,甚至各种各样的座谈会,都有“左”的要求,都在推动浩然去写“左”。浩然的问题,既是他个人问题,又是时代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革”结束,中国社会整体是一个极“左”时代。浩然要歌颂这个时代,必然要跟着这时代的要求走。建国后对胡风、丁玲、萧也牧、甚至后来对周扬等人文艺思想的批判,导致中国的文艺政策越来越“左”。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合作化、集体化、地主富农的反革命阴谋、批斗党内走资派等这些政治运动,自然成为浩然的作品主题。紧跟政治指挥棒的浩然,至死都坚持自己作为一个“时代歌者”的“真诚”性,对于自己所受到的质疑感到委屈、苦闷。将浩然放在当代思想史的大背景下,运用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心态史等跨学科的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进行深层次的清理,使文学能够重回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对当下社会文化、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徐少林[2]（2014）在《中国农村调查(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编者的话看懂中国农村,才能看懂中国!对于这句话,只要是地球上的人类应该都不会予以否认乃至质疑。然而,事实是可供人们看农村的媒介少之又少,虽然报刊、电视、网络、图书等形成了信息爆炸时代,但涉及农村的内容却少之又少。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不在少数,研究农村的专家学者也不能说是凤毛麟角,干农村基层工作的公务员更可称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但真正引发广泛关注的有关农村的新闻、调研、理论性作品却少之又少。本文作者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农业记者。对农民的认同感,对记者职业的使命感,以
梁琦[3]（2020）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税费改革之前,国家通过“三提五统”的资源提留方式向农村提取资源,并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村级组织完成资源汲取,村级组织具有强制度性权威,村级组织代表国家的行政意志直接和村民打交道而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2003年国家税费改革以后,国家从农业资源中汲取工业化建设资本转为向农村输送公共品资源,大量资源下乡,一方面,乡镇基层政府的收益基础发生了改变,由此也将其工作重心转移到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和资源,而不是关心村庄中的资源、公共事务和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基层政权走向“悬浮”。另一方面,村级自治组织的治权开始衰落,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资源和动力不足,越来越多的村庄走向私人治理路径。在国家制度供给能力不足,村庄治权衰落的背景下,许多资源稀疏的一般农业型村庄,其村级组织的配置性权威丧失,村干部只能靠在村内“表面公平潜在的利益攫取”、“针对性的私人动员”、“拉关系、套近乎、讲感情”的私人协商方式抑或是“消极作为”、“不出事逻辑”、等私人治理逻辑来积累治理资源,另一方面,乡镇政府的管控也使得村级组织的自治能力没有培育起来,乡村共同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发生改变,村级组织没有培育起治理能力,造成了动员困境、项目落地困境、公共性萎缩困境等问题,此外,村庄的公共生活与仪式活动并没有培育村庄公共性而仅构成村庄私人关系的聚合,这些因素在村庄内的合力就构造了该村的私人治理,应该看到该村的治理逻辑是一种“去权威生成机制”而无法生产出农村治理现代化所需的体系与能力。基于此,本文运用深描和比较的手法,运用丰富的经验材料分别从两个村庄的乡镇政府、村级组织、村民小组、普通村民、钉子户等不同村庄力量的行动逻辑、参与过程以及扮演角色来呈现同样为资源稀疏的农业型村庄,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不同的基层治理实践机制和结果,以及竹村在私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治理困境、河村的制度公共性激活村级治理。具体来说,竹村村级私人治理逻辑主要存在着制度权威衰落困境、治理资源缺乏困境、村庄利益分化困境等,而河村主要动用了“制度动员、价值动员以及舆论动员”、“村—组—湾"三级治理架构”、“五议两公开”等再造公共性的规则,通过对两个村庄治理逻辑的对比,从而探讨私人治理对国家政权合法化的冲击、村级组织的治理困境、以及激活村庄治理公共性对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基于大量的经验资料,本文通过对资源禀赋上相近但治理逻辑相异的两个村庄的比较分析来揭示私人治理的运用在基层治理中的困境,并试图通过针对性的动员逻辑再造村庄公共性,其目的主要有:其一、在治理资源和治理权威绝对衰落以及治责结果化导向下,私人治理治理过程中不仅大量耗散村庄资源增加治理成本并进一步压缩治理的空间,还割裂了村庄的完整性和村治主体之间的异化,最终导致了治理困境。其二、探讨如何发挥村民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促成国家资源与村庄真实需求对接从而再造村庄内生的公共性进行“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动员与激活村民主体化的民主协商机制;其三、探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框架和国家大量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占主体的农业类型村庄的治理能力以及治理体系建设如何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其四、对再造村庄公共性的意义与对国家-农村社会-农民关系之间的探讨,并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一点经验之谈。其五、结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进行解读以期能成为有价值的参考。
郑涛[4]（2013）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大量失地农民,同时出现了严峻的失地农民问题。在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的中国需要严肃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今天,对这一庞大群体予以关注,系统研究其利益诉求,探寻其利益诉求表达不畅的成因,寻求畅通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有效途径,推动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及时有效回应,无疑是紧迫和必要的。本文以城镇化为研究背景,以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表达为研究主线,以城镇化理论、物质利益理论和人民主权理论等作为研究的理论支撑,以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与成因、基本构成与特点、表达方式的选择与成因为叙事脉络。因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属于失地农民问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导论部分对失地农民问题包括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研究的现状、背景、基于本文研究相关视角下值得关注的研究空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考察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学术谱系,并简要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假说、理论支撑、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本文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关系,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产生,描述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规模、增速与分布,闸述了城镇化何以成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直接推手。同时,勾勒了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存在的普遍性与严重性,对城镇化进程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关系的考察是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工作。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身份认同的视角,论文全面阐述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基本构成与主要特征。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主要内容包括失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诉求、政治利益诉求、教育文化利益诉求、身份认同利益诉求。以经济利益诉求为主导、多元利益诉求并存的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格局已经形成,并已成为当前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构成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制度供给为视角,本文考察、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顶层设计成因。研究认为,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和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缺陷是造成我国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制度原因,也是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制度成因,是顶层设计的缺陷。权利贫困是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根源。在这一视角上,本文探讨了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权利拥有和行使的实际状况,认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利贫困。具体表现为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自主选择权以及失地农民获得救济权利贫困。以利益相关者困境为视角,本文对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格局下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缺席进行了成因探讨。认为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村委会、基层政府、基层人大、政党以及大众传媒都身处利益相关者困境,造成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缺席,这些理论上的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代言人的普遍“不在场”,既无法阻止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又把失地农民推向了利益维护和争取的亲历亲为者处境。本文探讨了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方式选择的现状和利益诉求表达方式选择的成因。研究认为,失地农民之所以更经常地选择非正常渠道进行利益诉求表达,寻求利益诉求回应,其直接原因在于利益诉求表达不畅,制度化表达低效或无效,非制度化表达具有“相对有效性”,根本原因在于权利贫困境遇下,失地农民无法对相关机构作出及时有效回应产生压力。我国政府面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有效回应机制不仅远未建立,而且缺乏强大的压力使之逐步建立和完善。论文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解读了一个村庄的利益诉求问题。通过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解读乌坎事件,对一个村庄的利益诉求的产生、表达与回应作出了描述。一方面从本研究的逻辑理路对乌坎事件进行审视,把乌坎事件放在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表达与回应的框架内进行研究、比对,以印证本文在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方面的研究是否符合逻辑进路；另一方面,通过对乌坎村利益诉求现象的研究,回应本研究的一个核心结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将虚置的公民权利回归于公民,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对于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讨论。具体表现为有序推进城镇化,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和征用制度以构筑减少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基础,赋予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自主选择权,保证失地农民获得权利救济,促进体制改革,推动利益相关者走出困境,实现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身份的回归,畅通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回应渠道,提高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的有效性。
高顺伟[5]（2011）在《论村书记及其领导力生成 ——基于对象山县四位“惠民好书记”的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导力是党最基层的领导力,也是最根本的领导力。从党力布局来看,我国60.4万村党支部书记统御着60.4万个村庄,近8亿人口。然而,根据作者的调查,不敢说有50%,保守估计,至少有30%的村书记在“混日子”,他们不是在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在忙,而是在为个人的“小金库”在忙；有10%-20%的村主任和村书记“比大小”,此情况在东部沿海先富地区及村主任“海选”竞争比较充分的地区尤其突出；村主任中不乏黑恶势力。一言以蔽之,村党支部书记及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严重弱化,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导核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提升村书记领导力重要而迫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之基,必须着力提升村书记领导力。首先,科学认识“村书记”是前提。本文在理论反思与实践观察的基础上,总结出村书记在日常工作中所扮演的10种角色、9种风格类型；从村书记的职业生命周期、心理发展、社会化、“关注”点、自我更新以及施加于村书记的综合影响六个视角出发,分析并建构了各个视角下的村书记职业发展框架,力图清晰、全面呈现“村书记”的形象。村书记领导力提升的根本在于执政惠民,富民才是王道。但关键在于民何以富?本文首先对西方经济与财富增进的理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国外农业农村发展路径进行了梳理,试图分析出增进财富、克服贫困恶性循环的规律与发展路径；其次本文重点描述了象山县农民（渔民）、村书记在发展集体经济与特色个私经济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以供借鉴；最后,在领导科学视角下,审视村书记在村庄经济发展中的应然自我定位。村书记领导力提升的关键并非仅仅在于个人魅力有多高,更重要的是村书记要有凝心聚力的胸怀,要有打造“团队集体战斗力”的才能。论及村书记如何增强团队凝聚力与战斗力,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团队细分的理论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当前村书记领导的团队类型特点；其次,基于实践的调查研究,梳理并分析了当前村书记在村级团队建设中面临的困境及创新性的应对措施；最后,基于领导学的理论基础,对村书记如何提升村级团队的集体领导力给出了对策建议。最后,本文对村书记的角色与领导力生成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村书记领导力三角”理论,并针对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如何提升村书记领导力的问题,依据村书记的生命发展框架,给出了针对性的对策。
苏媛媛[6]（2017）在《农民上楼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文中提出本文以文献研究和田野工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从社会动员的视角对当代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农民上楼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社会动员在农村社会仍然发挥着效力,是共产党执行公共政策所依附的重要手段。尽管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仍然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动员发生了若干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动员中科学话语的使用、市场力量的直接参与和对各方利益的重视与调节。社会动员已经从党和政府发动和实施、主要由党和政府的分支机构参与动员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民上楼的推进离不开国家科层制的运作,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社会动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动员一旦进入实践环节,参与动员的主体即变得多元化。市场力量的壮大使它成为党和政府认可的社会动员主体,在农民上楼中资本以强势姿态下乡参与农村建设,直接参与了社会动员。同时,本土内生的市场力量也在不断引导着社会动员舆论的转变。乡土社会中的精英人士、权威人物都在有意无意间参与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动员。多元主体在社会动员中的和谐共存是建立在利益共享基础上的,在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中各行为主体通过农民上楼都力图实现自身的利益。社会动员是综合利用各种手段、调动各种资源发动群众的过程。在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中,动员手段既包括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科学话语建构,也包括经济利益诱导、经济资源调配、组织资源协调和重组,还包括利用乡土社会的关系开展情理动员。同时,适当的体制压力和任务分配也被应用于动员之中。此外,在开展动员的过程中,动员主体建设性地采取典型宣传、参观引导、制定响亮的口号等直观的方式开展动员。社会动员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首先由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发动,但作为动员对象的农民并不是被动的参与者,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积极的回应,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动员做出反馈,以自己的姿态来讨价还价保障自己的最大利益。同时,国家的稽查机制、媒体的社会反馈等都使得社会动员过程成为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过程。权力是社会动员的引擎,它在农民上楼中作用的发挥与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的项目制运作和科层运动化趋向密不可分。农民上楼本身就是在国家大力推进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作为国家自上而下推进的项目运作,它需要对体制内进行广泛的动员,同时要落实到基层,也离不开对农民的社会动员以使其接受外部资源带来的社会变迁。其次,农民上楼具有运动式治理的特征,但又依赖科层制来实现,因此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表现出科层运动化的趋向。
刘晓峰[7]（2011）在《我国乡镇干部行为的情境与过程 ——以Q镇政府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下乡镇干部行为情境与过程的呈现,将中国地方性的日常行政实践同基层行政组织的理论研究联系起来,为那些希望了解有关中国行政真实经验而又不便深入实践的智识提供一种可能。本研究还希望能够让真实生活世界和理论世界有效地得以对接,并以此引发更多学者就有关西方理论之于中国经验适用性的问题进行思考,以推进本土化行政学理论的发展。本研究的确立源于笔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诸多经验性困惑,笔者发现,行政学理论中所阐述的有关政府组织及干部行为的理论与基层行政的实际情况往往有很大距离,理论中的政府和干部形象在老百姓眼里是陌生的,而那些与“理论形象”相背离的政府及干部行为却为老百姓所习以为常。作为行政学研究者,如何有效地弥补理论文本与实践的差距,而不是简单地以西方理论来质疑或解释本土行政现象,是笔者思考从日常行政经验出发来研究行政组织行为的一个基本考量；其次,不论老百姓还是理论研究者,对基层政府普遍持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央是好的,地方把经念歪了”,并将基层政府或是整个行政体系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这种观点忽视了外部环境对行政组织及其成员的影响,如果简单地从这个视角出发,也就无从认识一个真实的基层政府了；再次,不论从研究视角、研究取向还是研究方法上,已有的研究都没能很好地呈现和解释有关乡镇干部行为的一些现象。在上述背景下,乡镇政府之于我们似乎仍然是一个“黑箱”,我们不了解乡镇干部是怎样一群人?不了解他们是怎样互动的?哪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行为选择?这些行为背后隐藏了怎样的理论逻辑?这些困惑是笔者决定深入到乡镇政府进行“近距离观察”的主要原因。本文在研究策略上属于定性研究的范畴,笔者在2009年8月至2010年4月期间对中国北方的Q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田野调查,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以及文字资料的收集等方法获取了大量的有关Q镇干部行为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运用“编码分析”、叙事分析、比较分析、“过程-事件分析”等方法围绕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对上述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首先试图在批判性借鉴帕森斯“唯意志行动理论”基础上构建一个适合乡镇干部行为的分析工具,将组织的个体行动抽象为情境、行动者、手段和结果四个基本要素,并以“情境理性人”和“结构二重”作为本研究的两个前提性假设。接下来,文章呈现了乡镇政府的外部环境,即外情境的特征。首先,在文化环境方面,处于乡土文化转型期乡土文化呈现出现代性、多样性、市场性相互交融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从“封闭同质”到“开放异质”、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从“伦理本位”到“利益本位”三个方面；其次,在政治环境方面,文章着重关注了那些对乡镇政府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的政治制度因素,包括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政务体制和农民自下而上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再次,在经济环境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失衡的资源配置结构和“关系资本化”的倾向。紧接着,文章呈现了乡镇政府内部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通过结合在Q镇的调研讨论了乡镇政府中正式规则的表现形式,即“条”与“块”的规则、“党”与“政”的规则、“指标化”奖惩规则以及“中心任务规则”。这些正式规则的结果是塑造了乡镇政府中的“规定性行为”,即设定准任务型组织、会议与通知、检查与应查、评比与总结；本文还从“人情法则”与“面子工夫”、晋升资本以及“关系艺术”三个方面对乡镇政府中的非正式规则给予了介绍,非正式规则的结果是产生了“策略性行为”,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行为现象,因为乡镇干部在做出行为选择之前所考虑的因素要比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体决策所考虑的因素更为复杂,它是乡镇干部对组织外情境、乡镇政府中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以及自身状况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的结果。本文结合Q镇的调研主要呈现了乡镇政府中存在的三种“策略性行为”,即：制度性说谎、责任规避和关系运作。在有关干部行为过程的一章里,本文尝试从微观社会学的角度建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回答“情境是如何被乡镇干部所内化的?”这一问题。文章将这一内化过程分为感知、修正和维持三个子过程。文章还将乡镇干部的日常互动行为视为一种社会交换,并改进了布劳的社会交换过程模型,改进后的模型包括：需求认知、供方寻找、交换能力展示、获取与回报四个阶段,文章通过Q镇的个案调查更具体地展示了这个模型在经验上的运作过程。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一、“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是乡镇干部行为的总体性特征,它是乡镇政府“乡土性”和“官僚性”相互交融的现实在微观层面上的体现。文章认为大部分乡镇干部在进入官僚体系之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他们对乡土社会规则具有高度认同,当他们进入官僚体系之后,又接受了官僚体系规则的约束,并逐渐建构起对自身“干部身份”的认同,但却又无法完全摆脱乡土社会性的身份认同,再加上他们工作中面对的是“老百姓”,工作的主要场域也仍然是乡土社会,因此他们不得不通过对自身行为的策略性调试来适应各种复杂的、相互交织的规则,呈现出“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行为特点；二、乡镇干部对行为的选择与他们如何理解和权衡情境有关。乡镇干部对情境心存敬畏,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情境与自身未来处境是息息相关的,因而有强烈的内在动力去认识、理解情境并据此调整行为。这些情境包括外情境和内情境两个方面,但不管是外情境还是内情境,其结果是使乡镇干部承担了绝大的压力,但却又缺乏法定的权力和能力去应付这些压力,而此时,外情境中特有的乡土文化环境和内情境中的非正式规则又恰恰为乡镇干部“变通”自身行为方式提供了空间,于是“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也就出现了；三、乡镇政府中存在“规则替代”的现象,非正式规则的出现并非为了弥补正式规则职能方面的不足,而是在正式规则职能范围内起主要行为约束作用,这些非正式规则是隐性的,并不被组织价值所认可。乡镇政府中的“规则替代”现象,实质上是“乡土性”社会关系原则对官僚制公共关系规则的一种替代。“规则替代”的直接后果是产生“双轨行政”现象,也即一方面,乡镇行政有一个完整而程序化的组织体系,所有乡镇行政活动都有正式的规范和程序,其特征是理性化、一元性和抽象性,是国家力量在地方上理性建构的体现。如果从公开的、形式化的和象征的角度来看,乡镇行政运作是科层化的,这是乡镇行政运作的一个维度；而另一方面,非正式运作作为隐藏在科层制背后的文本,表明基层干部创造并维持着一个巨大的权力运作空间,这是了解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另一个维度。“双规行政”使得作为官方文本的正式权力规则被扭曲、被置换、被超越,并以另外一种方式被实施,这是乡镇干部行为的隐秘机制。四、在大多数情况下,乡镇行政则呈现出冲突与矛盾的一面,当下乡镇干部正处于多种矛盾和冲突的情境之中,主要是“权”与“责”的冲突、“行”与“政”的冲突。其中,权责冲突主要表现在资源占有上的主体性缺失与乡镇干部超负荷的政务压力之间的矛盾。而“政治”与“行政”相互背离的现象,在本质上反应的则是乡镇政府“价值追求”与“效率追求”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国家政治（政权）建设要求努力完善科层制度,试图通过完善科层制来加强对乡镇干部行为的约束,以争取更多的外部合法性,实现政府价值追求。但另一方面,乡镇政府作为基层行政机构,面对的是各种临时性任务和突发事件,以及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乡土社会,这就要求乡镇干部不能过多的考虑科层制的制度性约束,相反却要打破科层制的运转规律,以实现乡镇政府的效率追求。反应在个体行为层面上就是,乡镇政府不得不通过背离正式规则,通过灵活变通、非正式运作的方式来实施乡镇行政活动。五、当前乡土社会自下而上的权威确立模式还不具有实质性意义,乡村政治仍未摆脱“行政吸纳政治”的现实,这是形塑乡镇干部行为的乡土性政治格局。在国家与社会层面上,则体现了“行政吸纳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而非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公民社会或合作主义模式。这是因为,从现阶段看来,一方面,国家仍然试图通过基层政府及干部加强对乡土社会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尽管国家在大力培植乡村自治组织的发展,但显然,这些所谓的自治组织仍然是在乡镇政府和乡镇干部的“可控”范围之内的,乡镇干部通过私人社会关系,影响着村一级自治组织的活动,自治组织要想获得更多的资金和项目支持,也必须求助于乡镇干部手中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因而不管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乡村自治组织仍然是依附与乡镇政府的,这就是所谓的“功能替代”。而“控制”和“功能替代”正是“行政吸纳社会”的两个核心机制。试图在回归中国真实行政经验的基础上,丰富有关基层行政组织的知识,并推进本土化行政组织理论的研究是本研究的理论旨归。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批判性地借鉴帕森斯、布劳等学者有关个体行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一个探索和解释中国基层干部行为现象的分析框架；2、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系统研究了当前乡镇干部所面对的宏观情境以及政府内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还在微观层面上呈现了乡镇干部的行为过程,这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是一个尝试；3、从“干部行为”这一新的角度向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生动的乡镇政府,为基层政府组织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实证材料。当然,本文所讨论的并不是乡镇干部行为的所有问题,所反应的现象也不能概括所有乡镇干部的整体性特征。因为,在中国,尤其不能忽略基层政府及其干部行为在空间上的差异。但是笔者相信,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认识当下的乡镇政府及其干部行为的若干特征能够提供重要参考。
贺福中[8]（2017）在《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以山西省为中心的分析》文中指出农民收益偏低既是中国亟待解决的课题,亦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变革入手,按土地私有、个体经营,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三个时期,以及近年来推行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的土地制度改革,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置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整体背景中,厘清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和变革脉络,及其收益分配制度的演变路径,并预测收益分配趋势和中国农民未来走向。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中国传统农民经济组织遗产与西方合作思想实践。在传统社会农民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形成了社、会、合会等以应对突发事件。西方合作思想的传播与实践,影响了中国农民合作运动。国民政府将合作主义思想国策化,诱致性推行农村合作运动,与地方保甲制度结合起来,当作统治农村的工具。日本侵华时期的农民合作社是服务战争的机器,日伪掌握农民生杀大权。第二部分论述了土地私有、个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根据地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互助组为主,逐步建立合作社,按股分红。新中国成立后,为阻止农民卖地,国家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土地公有化。社员议定收益分配办法,评工记分。合作社把现金、粮食和其他实物统一计算后分配给社员。第三部分论述了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政社合一”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集体劳动,统一经营。定额计酬、评工记分,按照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的顺序,以实物和现金两种方式分配收益。有近1/3收益来自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第四部分论述了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经营,满足了农民的现实诉求。土地承包期15年、30年逐步延长到永久不变。宪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政策引导、法治保障、道德秩序,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同时,农民对产权、契约、制度等制约因素提出新的诉求,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第五部分则是基于山西数据的实证分析。选取山西1954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及其相关指标进行实证分析,1999年以来全国、江苏、山西农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走势,预示着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将加快发展。采用大量新史料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其主要来源有:第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原始档案资料。山西吕梁汾阳市贾家庄村1953年以来,散落在村史馆、村档案室等处的原始资料,有工作汇报、生产安排、粮食产量的记载材料;有耕地面积、劳力、畜力、大小农机具等生产要素记录;评分挣工办法,粮食产量及按人口、按工分进行分配的逐年逐项记录,以及村集体固定资产,文化事业发展情况等内容。第二,山西农业主管部门的社会调查材料。山西多次组织全省各级专业人员进行摸底调查,原本用于内部掌握各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其真实性和可靠程度毋容置疑。这种阶段性、横切面、有重要时间节点的全面调查史料,非常珍贵。第三,大量采访整理而成的口述史料。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传统史学和计量史学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借助计量统计模型对1954-2015年山西、江苏和全国连续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揭示出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第一产业、农村金融支持等方面之间的函数关系和因果联系。综前所述,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若按农村土地所有制变革与农村经营体制演变过程则可划分为三个时期,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不同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与时代发展相吻合,有效地完成了其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使命,并为新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具体而言,分述如次:首先,农民收益和国家获取“双下降”是农村人民公社解体的根本原因。进入20世纪70年代,社队生产费用占总收入的比例逐年增大,社员收益占总收入的比例却明显减小,农业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民既看不到群体激励也没有个体受益,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其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采用中央确定、地方掌握、农民选择的方式进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成本低。中共中央定了基调之后,利用农民创造的大包干等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由安徽、四川等地试点后在全国推行。农民对收益分配的实现诉求是包干到户的内在动力,国家动员是家庭经营的外部推力,信息传播是农民与国家互动的纽带。而专业户、重点户和新的经济联合体带来的农民群体分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产物。第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利益的载体,掌握着农民收益的潜在资源。土地是农民家庭收入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所有权,是中国最大资产的管理者。然而,山西73%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属于“空壳”型,中国近一半以上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没有经营性收益。土地制度创新是农民从集体经济组织获取收益的有效途径。第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当年由广大农民群众积累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资产和资金,应当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继广东、上海、北京等地推行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功之后,山西在资源型村、城中村进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有的村充分尊重民意,制定并实施“优先土地股,增配人口股,创新预留股”的股权分配原则。优先土地股配发给取得土地经营权的村民,增配人口股面向全体在册村民,设置预留股要留给合理增加的人口,是对我国现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制度安排下新增人口的一种收益保障,也为解决不可预见性问题和困难留有余地,可以看作是新组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保障成员收益权的一种制度创新。第五,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中国经济改革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1954-2015年（除去1960、1966-1976年）年度数据走势来看,山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总体上随着全省经济特别是第一产业发展而增加,山西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比重走势,也比较契合农村土地政策实施的三个时期。2000年以来,全国、江苏和山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都呈现出高位回落走势,预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将加快发展,农民收益再次走上加快增长的通道。2017年3月,民法总则赋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特别法人资格,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并行改革的深入,期望农民收益发生一次质的飞跃,城乡人均收益差距逐步缩小。
季宇[9]（2009）在《新农村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围绕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重大任务和奋斗目标建设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都强调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问题。可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而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还存在着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不相适应、不相符合的地方。因此,研究新农村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设对策和措施,以使农村基层党组织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担负起带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在分析研究背景的基础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经济建设的组织者、政治建设的领导者、文化建设的引领者和社会建设的推动者;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更新思想观念、明确自身职能、提高综合能力和改进工作方法。在对黑龙江省部分乡镇进行问卷调查、集体座谈、个别访谈和文献查阅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现状,总结了近些年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的成就;从带领发展经济、民主政治发展、思想建设工作、管理农村社会、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六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对策,即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以造就“双带”型党员队伍、壮大集体经济、提高服务农村经济建设的能力三个途径,来实现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经济的能力;在政治建设方面,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和理顺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的协作关系,以此来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民主政治建设;在思想建设方面,阐述了以树立共同理想信念建设为核心、构建党内和谐文化为重点、创新党内思想建设方式方法为手段的思想和谐建设途径;在社会建设方面,主要是提出了加强建设党内组织和谐能力和提高化解农村社会矛盾能力;在队伍建设方面,重点从发展、管理和培训农村党员三方面切入;在作风建设方面,提出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三项措施,并将加强制度建设贯穿于对策探索的各个部分。
张鹏程[10]（2020）在《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培养造就“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是新时代乡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显着标志,也是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目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关于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教育的论述,是干部教育的根本。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政治认同教育是任何政党的重要工作,是保证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文献及文件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在具体内容和标准比以前更加清晰,要通过政治认同教育来实现。为了更好的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了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状、规律及趋势。通过比较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与中高级干部、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教育的异同,发现其自身特点。历史经验需要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等时期,由于形势的发展、主要工作、乡村干部自身情况等,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实施了有针对性的政治认同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与建设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经验是,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通过网络调查问卷初步了解乡村干部的关注点和工作表现,通过干部自身及农民评价,获得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实要求与现状。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机遇有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主要挑战有不良思想对社会主流思想仍存在潜在严重对抗、价值多元化对基层干部思想观念的不断冲击、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等,主要问题有教育主体缺乏有效教育途径、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有了新的变化,提升了乡村干部的政治认同,其主要举措有:在教育内容上构建以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党史党建学习教育、世情国情党情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体系;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通过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实施教育交流策略等提高教育实效;教育保障机制方面采取了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等,完善了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虽然有较大变化,但与应有的标准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教育要素的提升与整合是重要方面。提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必须要解决“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针对现有的问题及措施,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推进中心工作的现实需要、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等。创新之处是将政治认同教育扩展到乡村干部,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其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有利于提高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性。
二、农村工作十个怎么办? 一位村党支部书记的经验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工作十个怎么办? 一位村党支部书记的经验谈（论文提纲范文）
（1）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悄然归去的浩然 |
| 第一节 孤独的落幕 |
| 第二节 为谁写作 |
| 第二章 家庭出身和青年时代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歌者 |
| 一、从孤儿到户主 |
| 二、记者生涯 |
| 第二节 作家梦 |
| 一、一张“作家证” |
| 二、从《红旗》到北京市文联 |
| 第三章 早期创作活动 |
| 第一节 “文革”前的短篇小说 |
| 一、主要作品集 |
| 二、作品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创作经验 |
| 一、无产阶级理想人物的塑造 |
| 二、创作公式 |
| 第三节 评论界对浩然短篇小说的评价 |
| 一、肯定浩然对社会主义新生活、新事物的歌颂 |
| 二、批评浩然对阶级斗争表现不足 |
| 第四章 《艳阳天》的创作及其社会影响 |
| 第一节 创作背景及经过 |
| 一、《艳阳天》的创作背景 |
| 二、《艳阳天》的创作经过 |
| 第二节 《艳阳天》的主要内容与改编 |
| 一、主要内容 |
| 二、《艳阳天》的版本差异与不同时期的推介 |
| 三、小说文本的外溢 |
| 第三节 阶级斗争的文学描述 |
| 一、《艳阳天》的创作特色 |
| 二、《艳阳天》里的阶级阵营与阶级矛盾 |
| 三、《艳阳天》关于阶级斗争的日常化、生活化的描述 |
| 第四节 评论界对《艳阳天》的解读与批判 |
| 一、“文革”时期的评论 |
| 二、“文革”后的评论 |
| 第五章 《金光大道》的创作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金光大道》的创作经过及主要内容 |
| 一、《金光大道》创作经过 |
| 二、《金光大道》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 |
| 一、“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叙述 |
| 二、“农业合作化”的文学叙述 |
| 第三节 《金光大道》的政治宣讲 |
| 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
| 二、“高大全”的示范性与样板性 |
| 三、革命话语对日常生活的入侵 |
| 第四节 小说文本的外溢 |
| 一、小说文本的改编 |
| 二、电影《金光大道》的拍摄与影响 |
| 第五节 《金光大道》的相关评论 |
| 一、“文革”期间的评价 |
| 二、“文革”后的评价 |
| 第六章 “文革”中的经历及其它创作 |
| 第一节 “文革”期间经历 |
| 一、走红的农民作家 |
| 二、“文革”中两桩公案 |
| 第二节 《西沙儿女》的创作与影响 |
| 一、《西沙儿女》的创作 |
| 二、《西沙儿女》内容与特色 |
| 第三节 迎合与彷徨:《百花川》创作与修改 |
| 一、《百花川》的内容 |
| 二、从《三把火》到《百花川》 |
| 第四节 对“文革”期间浩然的评价 |
| 一、浩然作品的评价 |
| 二、对浩然“文革”表现的评论 |
| 第七章 “文革”后浩然的境况和文学活动 |
| 第一节 遁走“泥土巢” |
| 一、“文革”后的经历 |
| 二、“文艺绿化”工程 |
| 第二节 “文革”后的创作 |
| 一、“反思”过去寻找新出路 |
| 二、主要作品 |
| 三、对浩然“文革”后作品的评价 |
| 第八章 浩然作品的艺术分析 |
| 第一节 浩然创作的四个阶段 |
| 第二节 政策、主题与故事情节 |
| 第三节 语言特色 |
| 第九章 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 |
| 一、浩然晚年受到的批评 |
| 二、浩然政治化写作的逻辑分析 |
| 附录1 打倒“四人帮”后浩然在北京市文联恢复大会上的检讨 |
| 附录2 浩然关于老舍之死的第一次访谈 |
| 附录3 浩然作品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中国农村调查(上)（论文提纲范文）
| 编者的话 |
| 第一章 “清村账”清出的蹊跷 |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第二章李家村的土地纠纷 |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第三章安城镇的村委选举疑案 |
| 1. |
| 2. |
| 3. |
| 4. |
| 5. |
| 第四章青石村的村民自治 |
| 1. |
| 2. |
| 3. |
| 第五章民选村官为何走了麦城 |
| 1. |
| 2. |
| 3. |
| 4. |
| 5. |
| 第六章 “小问题”为何成为大官司 |
| 1. |
| 2. |
| 3. |
| 4. |
| 5. |
| 第七章丁马村的“三不像” |
| 1. |
| 2. |
| 3. |
| 4. |
| 5. |
（3）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立论依据 |
| 1.1.1 研究问题的由来 |
| 1.2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2.2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村治中的国家-社会二元理论范式 |
| 1.3.2 村治中的实体论研究视角 |
| 1.3.3 分析范式转向: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 |
| 1.3.4 村治困境与村庄公共性的研究 |
| 1.4 篇章结构 |
| 1.5 研究方法与核心概念 |
| 1.5.1 个案访谈法 |
| 1.5.2 参与式观察法 |
| 1.5.3 核心概念 |
| 1.6 分析框架与研究思路 |
| 1.6.1 分析框架 |
| 1.6.2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村庄社会经济基础:浙西南部竹村与鄂东北部河村概述 |
| 2.1 浙西南部竹村概况 |
| 2.1.1 村庄区位与家计模式 |
| 2.1.2 村庄结构与户族类型 |
| 2.1.3 村治主体与班子结构 |
| 2.1.4 小结 |
| 2.2 鄂东北部河村概况 |
| 2.2.1 村庄区位与家计模式 |
| 2.2.2 村庄结构与户族类型 |
| 2.2.3 村治主体与班子结构 |
| 2.2.4 小结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镇政府的行动角色:两个乡镇不同的表达 |
| 3.1 行政压力向下传导与自利性表达:林乡政府的行为逻辑 |
| 3.1.1 水库移民的遗留问题 |
| 3.1.2 项目进村初期的“拉资跑项”、村级债务 |
| 3.1.3 从“跑”到“分”的自利性项目资金分配 |
| 3.1.4 运动式治理与村庄社会的接轨 |
| 3.1.5 “一票否决”的任免考核 |
| 3.2 治理现代化下的精细化、留痕化:泉镇政府的行为逻辑 |
| 3.2.1 早期结果考核的“计划生育”政策 |
| 3.2.2 治理现代化时期的运动式治理 |
| 3.2.3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考核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村级组织的比较:被困的私人治理与公共性再造 |
| 4.1 多方被困的治理:浙西南部竹村的村级组织 |
| 4.1.1 从一项村庄公共品说起 |
| 4.1.2 私人治理的村干部寡头 |
| 4.1.3 无行动能力的村民小组、村民代表 |
| 4.2 鄂东北部河村的村级组织:多元的治理主体 |
| 4.2.1 “五议两公开”公共性再造的场域 |
| 4.2.2 村治主体的“两个原则”与“四个特性” |
| 4.2.3 治理下沉与小组善治的村民小组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被动员群众的比较:私人治理与公共性激活的呈现 |
| 5.1 私人治理下的利益群体:浙江竹村的农民群众 |
| 5.1.1 嵌入在土地利益里的“硬”钉子户 |
| 5.1.2 两头游走的政治投机分子 |
| 5.1.3 村庄中的“软钉子”与牟利群众 |
| 5.2 激活公共性的治理群体:湖北河村的农民群众 |
| 5.2.1 在公共话语场域被磨“软”的钉子户 |
| 5.2.2 双向的村务反馈与村庄决策的普通村民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私人治理:对治理困境发生机制的解读 |
| 6.1 私人村治主体与配置性权威资源丧失 |
| 6.2 村庄治理空间与乡镇政府的管控逻辑、村治自主性 |
| 6.3 项目进村困境与项目争取和落地的私人治理 |
| 6.4 私人关系建构的村庄社会基础、公共生活与仪式活动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公共性再造:一种“找回群众”的治理机制 |
| 7.1 制度动员:公共场域、精英吸纳、多元村治主体与治理身份 |
| 7.1.1 公共场域再造 |
| 7.1.2 精英吸纳逻辑 |
| 7.1.3 村治主体多元化 |
| 7.1.4 治理主体的多重身份 |
| 7.2 价值动员:“公心”评价体系、内生价值与自主参与 |
| 7.3 舆论动员:集体舆论对少数钉子户的压制 |
| 7.3.1 舆论动员 |
| 7.3.2 对钉子户的治理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 8.1 村治逻辑核心机制:比较与归纳 |
| 8.1.1 两村乡镇政府的治理逻辑比较 |
| 8.1.2 两村村干部治理逻辑比较 |
| 8.1.3 两村村民小组治理比较 |
| 8.1.4 两村找回村内群众的逻辑比较 |
| 8.2 对找回群众理路的探讨 |
| 8.2.1 吸纳逻辑 |
| 8.2.2 消解逻辑 |
| 8.2.3 动员逻辑 |
| 8.3 从私人治理逻辑的发生机制视角对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讨 |
| 8.3.1 制度权威衰落困境 |
| 8.3.2 治理资源缺乏困境 |
| 8.3.3 村庄利益分化困境 |
| 8.3.4 应对私人治理的思路 |
| 8.3.5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讨 |
| 8.3.6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
| 8.4 再造村庄治理公共性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探讨 |
| 8.4.1 农村基层治理的公共性内涵 |
| 8.4.2 制度公共性在不同层面的价值 |
| 8.4.3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探讨 |
| 8.5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讨论 |
| 参考文献 |
（4）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假说与理论基础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城镇化进程与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 |
| 第一节 世界城镇化浪潮与中国的选择 |
| 一、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特征 |
| 二、城镇化的必然趋势与世界意义 |
| 三、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历程回顾 |
| 第二节 城镇化进程与失地农民的产生 |
| 一、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产生 |
| 二、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规模 |
| 三、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增长趋势 |
| 四、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分布 |
| 第三节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的出现 |
| 一、被动的改变客体：城镇化与失地农民问题的嬗变 |
| 二、生存问题：对变故的考量与现实的写照 |
| 三、就业问题：关涉民生之本与生活的尊严 |
| 四、社会保障问题：当下的焦虑与未知的将来 |
| 五、子女教育问题：沉重的负担与多重的希望 |
| 六、身份认同问题：游走于乡村与城市的边缘 |
| 七、土地征用问题：征地意愿与无奈的选择 |
| 第二章 利益诉求多元化：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基本构成与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失地农民经济利益诉求 |
| 一、不因征地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
| 二、及时就业有保证,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 |
| 三、拥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保持生命的基本尊严 |
| 四、希望政府为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提供优惠政策 |
| 五、合理分配土地出售所获收益 |
| 六、及时足额发放征地补偿、安置费用 |
| 第二节 失地农民政治利益诉求 |
| 一、尊重农民在土地征用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
| 二、尊重农民征地意愿 |
| 三、政府依法征地拆迁,规范征地行为 |
| 四、制约村委会的权力,加强对村委会的监督 |
| 五、拥有与基层政府平等对话的权力 |
| 第三节 失地农民教育、文化利益诉求 |
| 一、获得有效的的就业培训 |
| 二、子女接受良好教育 |
| 三、满足文化生活需求 |
| 第四节 失地农民身份认同诉求 |
| 一、失地农民出现“被边缘化”趋向 |
| 二、失地农民身份认同模糊 |
| 三、消除身份认同模糊的诉求 |
| 第五节 失地农民多元利益诉求格局的主要特征 |
| 一、直接的经济利益诉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
| 二、政治诉求的上升并成为政治自觉将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 |
| 三、教育、文化利益诉求：从隐性走向显性 |
| 四、清晰身份认同的诉求将日益强烈 |
| 第三章 制度供给不足：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顶层设计缺陷 |
| 第一节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缺陷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 |
| 一、现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法律规定 |
| 二、现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缺陷 |
| 三、现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缺陷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缺陷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 |
| 一、土地征用程序制度缺陷 |
| 二、土地补偿标准偏低 |
| 三、征地补偿支付不及时 |
| 四、土地征用补偿款项分配不合理 |
| 五、就业安置制度缺陷 |
| 六、社会保障制度缺陷 |
| 第三节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缺陷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 |
| 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起源 |
| 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实质 |
| 三、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缺陷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 |
| 第四章 权利贫困：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根源 |
| 第一节 一个研究假设：权利贫困是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根源 |
| 一、对权利贫困的追寻：从问题开始 |
| 二、权利贫困的基本内涵 |
| 三、权利贫困：一个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失地农民知情权贫困 |
| 一、知情权的基本内涵 |
| 二、失地农民知情权贫困现状 |
| 三、失地农民知情权贫困造成维护权益的先决性权利缺失 |
| 第三节 失地农民监督权贫困 |
| 一、监督权的基本内涵 |
| 二、失地农民监督权利贫困 |
| 三、失地农民监督权利贫困与利益诉求的产生 |
| 第四节 失地农民参与权的贫困 |
| 一、参与权的基本内涵 |
| 二、征地过程中农民参与贫困现状 |
| 三、我国征地过程中农民参与贫困与利益诉求的产生 |
| 第五节 失地农民自主选择权贫困 |
| 一、失地农民自主选择权的内涵 |
| 二、征地过程中自主选择权的作用 |
| 三、失地农民自主选择权贫困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 |
| 第六节 失地农民权利救济渠道狭窄 |
| 一、权利救济的基本内涵 |
| 二、权利救济与权利拥有 |
| 三、失地农民权利救济渠道狭窄 |
| 第七节 失地农民拥有自组织权利贫困 |
| 一、失地农民自组织的基本内涵 |
| 二、失地农民拥有自组织权利贫困 |
| 三、失地农民拥有自组织权利贫困与利益诉求的产生 |
| 第五章 利益相关者困境：乡村治理格局下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缺席 |
| 第一节 村委会的利益相关者困境：身份消解与功能异化 |
| 一、村委会作为财产权主体使其具有了背离失地农民利益的冲动与可能 |
| 二、法律主体地位不平等客观上具有助长村委会侵权的负面激励效用 |
| 三、村委会角色的双重化使其作为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动力缺失 |
| 四、选举变质与自治异化导致村委会代言失地农民利益诉求功能残缺 |
| 第二节 乡镇政府的利益相关者困境：权力冲突与利益驱动 |
| 一、权力冲突时有发生削弱了村委会代言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功能 |
| 二、职能错位造成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内在动因的缺失 |
| 三、经济利益驱动使地方政府具备了侵害失地农民利益的动机 |
| 四、土地寻租刺激了地方政府及其部分成员侵害失地农民利益行为的发生 |
| 五、乡村治理格局使地方政府在特定意义上失去行政纠偏的自觉 |
| 第三节 县级政府的利益相关者困境：权力悖论与行政偏好 |
| 一、将县级政府也作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主体考察的依据 |
| 二、县级政府经济发展、政绩追求与代言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权力悖论 |
| 三、县级政府对土地征用行政裁决权的行使 |
| 第四节 基层人大代表的利益相关者困境：代表性不足与身份重叠 |
| 一、人大代表是理论上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重要代言人 |
| 二、身份重叠之下人大代表代言失地农民利益诉求存在局限性 |
| 三、人大代表广泛性不足导致代言失地农民利益诉求功能受阻 |
| 第五节 政党的利益相关者困境：党政决策与博弈失衡 |
| 一、执政党是失地农民利益诉求当然的代言人 |
| 二、党政联合决策与博弈失衡 |
| 三、监督乏力使部分党员干部成为损害失地农民利益的主体 |
| 四、民主党派作为特定利益相关方的代言功能狭窄 |
| 五、执政党的各阶层利益代表者角色与力量牵制失衡 |
| 第六节 大众传媒的利益相关者困境 |
| 一、大众传媒在充当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方面具有重大作用 |
| 二、新闻媒体事业单位性质使其与政府具有内在的利益关联 |
| 三、利益追求使大众传媒经常失去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的自觉 |
| 第六章 从沉默到抗争：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方式的选择 |
| 第一节 利益表达：必须直面的政治学概念 |
| 一、利益表达：要素与内涵 |
| 二、利益表达：地位与功能 |
| 三、利益表达：方式选择与结果的关联 |
| 第二节 现状扫描：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方式的选择 |
| 一、普遍的选择：沉默的大多数 |
| 二、制度化表达：艰难的脚步 |
| 三、非制度化表达：走向极端 |
| 第三节 追根溯源：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方式选择的行动逻辑 |
| 一、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沉默者的不能 |
| 二、低效与无效：制度化表达之伤 |
| 三、相对有效性：非制度化表达的激励效应 |
| 第七章 乌坎事件解读：一个村庄的利益诉求 |
| 第一节 城镇化进程与乌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出现 |
| 一、城镇化背景下乌坎事件简况 |
| 二、乌坎事件：发生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个案和缩影 |
| 三、城镇化对土地的需求：关于乌坎土地售卖的数据 |
| 第二节 乌坎村民的利益诉求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征 |
| 一、乌坎村民利益诉求的基本内容 |
| 二、乌坎村民利益诉求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制度供给不足与乌坎村民利益诉求的产生 |
| 一、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完善给村委会滥用集体土地处分权以可乘之机 |
| 二、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缺陷在乌坎的上演 |
| 第四节 权利贫困与乌坎村民利益诉求的产生 |
| 一、知情权贫困 |
| 二、参与权贫困 |
| 三、监督权形同虚设或缺失 |
| 四、自主选择权贫困 |
| 五、权利救济艰难 |
| 六、建立村民自组织的权利贫困 |
| 第五节 利益相关者困境下乌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缺席 |
| 一、乌坎村委会的利益相关者困境：身份消解与功能异化 |
| 二、基层政府的利益相关者困境：权力冲突与利益驱动 |
| 三、基层人大、政协的不在场和事件发生前媒体的缺席 |
| 第六节 乌坎村民利益诉求表达方式的选择 |
| 一、普遍的选择：事发前的无人敢说“不” |
| 二、制度化表达：二十年漫长上访路的无效 |
| 三、走向极端：非制度化表达的“相对有效性” |
| 第八章 走向问题的解决：对策、建议与讨论 |
| 第一节 有序推进城镇化 |
| 一、警惕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的持续产生 |
| 二、当前城镇化应更加注重坚持统筹城乡发展 |
| 三、注重增强城镇对失地农民的实际有效接纳能力 |
| 四、合理规划城镇化目标,促进土地集约使用 |
| 五、重视解决人口、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滞后于上地城镇化问题 |
| 第二节 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和征用制度：构筑减少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基础 |
| 一、推动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
| 二、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 |
| 三、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
| 第三节 治理权利贫困：消除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根源 |
| 一、赋予、落实失地农民知情权 |
| 二、赋予、落实失地农民监督权 |
| 三、赋予、落实失地农民参与权 |
| 四、赋予并落实拟被征地农民自主选择权 |
| 五、赋予、落实失地农民救济权利 |
| 六、赋予、落实失地农民建立自组织的权利 |
| 第四节 促进体制改革：实现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身份的回归 |
| 一、健全村委会制度 |
| 二、重构基层政府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与回应的内在逻辑 |
| 三、破除基层法院阻碍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与权益维护的困境 |
| 四、推动人大制度、政协制度的完善 |
| 五、完善决策制度、促进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 |
| 六、增强大众传媒的相对独立性和社会责任感 |
| 第五节 提高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的有效性 |
| 一、提高失地农民文化水平和能力,增强利益诉求表达的主观意识 |
| 二、赋予失地农民表达利益诉求的话语权和得到及时有效回应的权利 |
| 三、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论村书记及其领导力生成 ——基于对象山县四位“惠民好书记”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定位 |
| 三、样本选择 |
| 四、技术路线 |
| 五、研究价值 |
| 六、几个基本概念界定:村、村书记与村书记领导力 |
| 七、各章简述 |
| 第一章 学术回顾:村书记领导力 |
| 一、关于村书记领导情境的研究:村庄 |
| (一) 村庄类型细分 |
| (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探究 |
| 二、农村书记领导下的干部团队构成 |
| (一) 农村政治结构 |
| (二) 关于农村干部团队研究的热点 |
| 三、领导力与农村书记领导力 |
| (一) 领导力研究概览 |
| (二) 农村书记领导力 |
| 四、研究方法 |
| 本章结语 |
| 第二章 1998年-2011年乡村治理当中的制度创新 |
| 一、自下而上的村级治理探索与创新 |
| (一) 选举创新 |
| (二) 决策创新 |
| (三) 管理创新 |
| (四) 监督创新 |
| 二、自上而下村级治理探索与创新 |
| (一) 智力支持:大学生村官 |
| (二) 加大财政反哺与物力支持力度 |
| 本章结语 |
| 第三章 村书记的角色、工作特点、职务类型与发展阶段 |
| 一、村书记在工作中所担任的角色 |
| (一) 多元角色论:党支部书记所担任的10种一般角色 |
| (二) 村书记在领导情境中的的差异性比较角色 |
| (三) 应然状态下的理想角色 |
| 二、农村党支部书记工作的特点 |
| (一) 村党支部书记工作的共性特点 |
| (二) 农村党支部书记工作的个体差异性特点 |
| 三、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导生活与职务类型 |
| (一) 村书记的领导生活 |
| (二) 村书记职务的九种类型 |
| 四、多视角下的村书记职业发展阶段探究 |
| (一) 村书记职业/生命周期视角及框架 |
| (二) 村书记心理发展视角及框架 |
| (三) 村书记社会化视角及框架 |
| (四) 村书记"关注"视角及框架 |
| (五) 综合视角及框架 |
| (六) 村书记"自我更新"视角及框架 |
| 本章结语 |
| 第四章 农村经济的新发展与村书记的自我定位 |
| 一、关于“经济与财富”的理论回顾 |
| 二、象山农民个体的创业实践与评析 |
| (一) 村庄先进制造业的困境与突破 |
| (二) 农民特色种植业品牌化的路径探索 |
| 三、象山县村级集体经济的新发展 |
| (一) 讨钱:争取项目扶持资金 |
| (二) 搞活:村级财政收入增进的新发展 |
| 四、村书记的经济自我经营 |
| (一) 叶显进的创业之路 |
| (二) 陈杏成的创业之路 |
| 五、领导科学与村书记在村庄经济发展中的自我定位 |
| (一) 村党支部书记的魅力构成 |
| (二) 村书记的魅力生成:角色表演目标分类 |
| 本章结语 |
| 第五章 村书记团队建设实践中的困境与出路 |
| 一、团队类型细分 |
| (一) 国外学者关于团队的分类 |
| (二) 国内学者关于团队的分类 |
| (三) 村书记领导下的村级组织中的团队划分 |
| 二、农村党支部书记团队建设的困境 |
| (一) 村庄选举中的各方博弈 |
| (二) 村主任与村书记比大小 |
| (三) 村书记"混日子" |
| (四)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 |
| 三、村级团队建设中的村书记实践创新 |
| (一) 集体凝聚力 |
| (二) 集体战斗力 |
| 四、领导学视角下村书记对村级团队的提升路径探究 |
| (一) 村书记的气质 |
| (二) 村书记的领导风格 |
| (三) 村书记领导权变 |
| (四) 村书记领导交易 |
| (五) 村书记领导变革 |
| (六) 村书记要正确看待魅力:魅力有时是毒药 |
| 本章结语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村书记领导力特质 |
| 二、学术调研的创新 |
| 三、象山实地调研发现 |
| 四、大学生村干部领导力薄弱 |
| 五、村书记领导力发展的三角模式 |
| 六、本文的几点建言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6）农民上楼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上楼”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丰峪镇:研究个案概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一、社会动员的概念辨析 |
| 二、社会动员的相关研究 |
| 三、社会动员:功能主义或冲突论视角 |
| 第三章 动员的生成与发展 |
| 一、自上而下的层级动员 |
| 二、体制内的资源动员 |
| 三、信息反馈机制 |
| 第四章 动员的基层实践 |
| 一、县-乡-村的层级动员与宣传动员 |
| 二、基层的资源动员与利益诱导 |
| 三、行政动员的使用 |
| 四、乡村的情理动员与关系动员 |
| 第五章 “无形之手”的有形参与 |
| 一、企业介入带来的动员效果 |
| 二、乡村内生市场力量的非正式动员 |
| 三、拆迁公司的直接动员 |
| 第六章 农民的回应 |
| 一、农民的态度与考量 |
| 二、行为支持与变通 |
| 三、农民的维权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社会动员的路径依赖与时代变迁 |
| 二、社会动员的现实基础 |
| 三、未竟的城镇化,铁打的社会动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我国乡镇干部行为的情境与过程 ——以Q镇政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问题和目的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资料收集方法 |
| 1.4.2 资料分析方法 |
| 1.4.3 对信度和效度的讨论 |
| 1.4.4 对研究伦理的讨论 |
| 1.4.5 对个案代表性的讨论 |
| 1.5 个案与个案选择 |
| 1.5.1 小镇概况 |
| 1.5.2 个案选择方法和理由 |
| 1.6 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 |
| 第2章 组织中个体行为的"情境-过程"分析框架 |
| 2.1 组织中的个体行为 |
| 2.2 组织中个体行为的基本分析要素 |
| 2.2.1 从帕森斯"唯意志行动"理论谈起 |
| 2.2.2 组织行动系统的基本要素 |
| 2.2.3 要素间的联系 |
| 2.3 本文的理论假设 |
| 2.3.1 情境理性:乡镇干部的人性假设 |
| 2.3.2 结构二重:情境与行为的互动性假设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干部行为的外情境:乡镇政府的环境 |
| 3.1 环境中的组织 |
| 3.1.1 环境 |
| 3.1.2 组织环境与个体行为 |
| 3.2 文化环境:乡土文化的转型 |
| 3.2.1 乡土文化及其特点 |
| 3.2.2 乡土文化的转型与表现 |
| 3.3 政治环境:国家授权与社会授权 |
| 3.3.1 自上而下的国家授权:压力型体制及其表现 |
| 3.3.2 自下而上的社会授权:非制度化的农民政治参与 |
| 3.4 经济环境:资源非均衡配置与"资本差序格局" |
| 3.4.1 财政体制与城乡二元: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 |
| 3.4.2 从"关系差序格局"到"资本差序格局"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干部行为的内情境:乡镇政府中的规则 |
| 4.1 规则中的行为 |
| 4.1.1 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 |
| 4.1.2 组织规则与个体行为 |
| 4.2 正式规则与"规定性行为" |
| 4.2.1 乡镇政府正式规则的基础 |
| 4.2.2 乡镇政府中的正式规则 |
| 4.2.3 乡镇干部的"规定性行为" |
| 4.3 非正式规则与"策略性行为" |
| 4.3.1 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与影响 |
| 4.3.2 乡镇政府中的非正式规则 |
| 4.3.3 乡镇干部的"策略性行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干部行为的过程:情境内化与社会交换 |
| 5.1 乡镇干部行为过程的两个阶段 |
| 5.2 行动者对情境的内化 |
| 5.3 乡镇干部对情境的内化过程 |
| 5.3.1 感知 |
| 5.3.2 修正 |
| 5.3.3 维持 |
| 5.4 乡镇干部的社会交换过程 |
| 5.4.1 乡镇政府的社会性 |
| 5.4.2 布劳的微观社会交换过程 |
| 5.4.3 乡镇干部的社会交换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乡镇干部行为逻辑的理论解释 |
| 6.1 体制中的乡镇:制度性压力与干部行为逻辑 |
| 6.1.1 "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 |
| 6.1.2 资源境遇与干部行为逻辑 |
| 6.1.3 压力型体制与干部行为逻辑 |
| 6.2 乡土中的乡镇:"乡土性"对干部行为的影响 |
| 6.2.1 "乡土性"与乡镇干部行为 |
| 6.2.2 "乡土性"权威与干部行为逻辑 |
| 6.2.3 "乡土性"政治格局与干部行为逻辑 |
| 6.3 潜规则中的乡镇:"规则替代"与干部行为逻辑 |
| 6.3.1 乡镇政府中的"规则替代"现象 |
| 6.3.2 作为"规则替代"核心的"关系替代" |
| 6.3.3 潜规则对干部行为的形塑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7.3 进一步的讨论 |
| 7.3.1 "双轨行政":乡镇行政运作的隐秘机制 |
| 7.3.2 冲突中的基层行政 |
| 7.3.3 "行政吸纳社会":再谈国家与社会的整合 |
| 7.3.4 对基层行政组织研究的启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1:研究日志(部分) |
| 附录2:访谈提纲 |
| 附录3:正式访谈目录 |
| 附录4:文本资料目录 |
| 附录5:Q镇2009年度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一览表(部分) |
| 附录6: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8）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以山西省为中心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学术史梳理 |
| 三 研究内容与架构 |
| 四 运用资料与方法 |
| 五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传统农民经济组织与西方合作思想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农民经济组织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组织的探索 |
| 第三节 西方合作思想传播和中国农村合作运动 |
| 第四节 日伪统治时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私有个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
| 第一节 根据地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
| 第二节 合作化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
| 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
| 第一节 人民公社制度的形成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时期的收益分配 |
| 第三节 人民公社改制的动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
| 第一节 农民的现实诉求和组织发动 |
| 第二节 国家分配理论的政策牵引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体制 |
| 第四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分化 |
| 第五节 山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析 |
| 第六节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山西数据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准备和预处理 |
| 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模型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新农村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1.2.1 相关研究现状 |
| 1.2.2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的内容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2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 |
| 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目标 |
| 2.1.1 农村经济建设的组织者 |
| 2.1.2 农村政治建设的领导者 |
| 2.1.3 农村文化建设的引领者 |
| 2.1.4 农村社会建设的推动者 |
| 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要求 |
| 2.2.1 更新思想观念 |
| 2.2.2 明确自身职能 |
| 2.2.3 提高综合能力 |
| 2.2.4 改进工作方法 |
| 2.3 本章小结 |
| 3 农村基层党组织现状分析 |
| 3.1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的成就 |
| 3.1.1 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日臻完善 |
| 3.1.2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得以发挥 |
| 3.1.3 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不断优化 |
| 3.1.4 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建设日益发展 |
| 3.1.5 农村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
| 3.2 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其建设存在的新问题 |
| 3.2.1 带领发展经济存在的问题 |
| 3.2.2 民主政治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2.3 思想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 |
| 3.2.4 管理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 |
| 3.2.5 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 |
| 3.2.6 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 |
| 3.3 本章小结 |
| 4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对策 |
| 4.1 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经济的能力 |
| 4.1.1 造就“双带”型党员队伍 |
| 4.1.2 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经济建设中的战斗力 |
| 4.1.3 提高服务农村经济建设的能力 |
| 4.2 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民主政治建设 |
| 4.2.1 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 |
| 4.2.2 理顺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的协作关系 |
| 4.3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和谐建设 |
| 4.3.1 树立共同理想信念 |
| 4.3.2 构建党内和谐文化 |
| 4.3.3 创新党内思想建设方式方法 |
| 4.4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能力 |
| 4.4.1 加强建设党内组织和谐能力 |
| 4.4.2 提高化解农村社会矛盾能力 |
| 4.5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队伍建设 |
| 4.5.1 发展好农村党员 |
| 4.5.2 管理好农村党员 |
| 4.5.3 培训好农村党员 |
| 4.6 保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优良作风 |
| 4.6.1 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
| 4.6.2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
| 4.6.3 保持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 |
| 4.7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基础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理论基础 |
| 一、新时代政治认同教育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认同教育理论 |
| (二)政治认同理论 |
| (三)新时代政治认同教育理论内涵及实质 |
| 二、乡村干部教育理论 |
| (一)乡村干部及职责内涵 |
| (二)乡村干部教育理论 |
| (三)习近平关于乡村干部教育的重要论述 |
|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理论 |
|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 |
| (二)乡村振兴理论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和经验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积极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唤醒阶级意识教育的思索 |
| (二)大革命时期打倒封建军阀和土地革命教育的探索 |
|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教育的探索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探索 |
| (五)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与争取实现民主教育的探索 |
|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乡村干部社会主义道路认同教育的艰辛探索 |
| (一)过渡时期乡村干部巩固新生政权的认同教育 |
| (二)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前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认同教育的探索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运动”教育的曲折探索 |
| 三、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乡村干部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教育 |
| (一)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干部解放思想教育的探索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干部乡村治理建设教育的探索 |
|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干部基层党建教育的探索 |
| 四、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党的十八大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 |
| (二)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 |
| (三)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 |
| (四)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机遇、挑战与主要问题 |
| 一、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良好机遇 |
| (一)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
| (三)“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
| 二、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思想仍存在严重潜在对抗 |
| (二)价值多元化冲击基层思想观念和执政基础 |
| (三)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 |
| (四)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 |
| 三、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主体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 |
| (二)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 |
| (三)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 |
| (四)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主要举措 |
| 一、构建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内容体系 |
| (一)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增强理想信念认同 |
| (二)加强党史党建国史教育增强政党认同 |
| (三)强化世情国情党情教育增强道路和制度认同 |
| (四)完善乡村振兴战略教育培训增强政策认同 |
|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建设强化价值认同 |
| 二、拓展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方式方法 |
| (一)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增强教育主渠道功能 |
| (二)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 |
| (三)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开放教育策略 |
| (四)利用现代通讯科技拓展学习方式 |
| (五)拓展基层党组织教育学习功能 |
| 三、以保障机制为重点完善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 |
| (一)加强制度建设推动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走深走实 |
| (二)加大经费投入确保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施 |
| (三)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巩固认同教育基础 |
| (四)完善网络网站建设丰富政治认同教育资源 |
| (五)加强考评结果运用增强政治认同教育实效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 |
| (一)立足发展现实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要求 |
| (二)乡村振兴的认知与实施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实现 |
| 二、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 |
| (一)思想境界是提升乡村干部能力素质的首要和根本 |
| (二)榜样示范是激发乡村干部提升能力素养的重要动力 |
| (三)教育主体的领导力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影响因素 |
| 三、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 |
| (一)乡村干部实际情况是政治认同教育实施因材施教的基础 |
| (二)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突出个性需求特点 |
| (三)创新教育方式方法促进因材施教的实施 |
| 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 |
| (一)加强“三农”问题教育增强对乡村干部的身份认同 |
| (二)普及农业生产经营专业教育增强职业认同 |
| (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增强价值认同 |
| (四)巩固公仆意识教育增强情感认同 |
| 五、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 |
| (一)扭曲的权力观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问题的根源 |
| (二)完善利益导向机制是实施有效教育的基础 |
| (三)教育导向与教育目标的一致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原则 |
| (四)有效奖惩保障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实效的提升 |
| 六、本章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四、农村工作十个怎么办? 一位村党支部书记的经验谈（论文参考文献）
- [1]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D]. 任玲玲. 南京大学, 2013(07)
- [2]中国农村调查(上)[J]. 徐少林.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4(05)
- [3]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D]. 梁琦.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3)
- [4]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研究[D]. 郑涛.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5]论村书记及其领导力生成 ——基于对象山县四位“惠民好书记”的调查研究[D]. 高顺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11(09)
- [6]农民上楼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D]. 苏媛媛. 南京大学, 2017(05)
- [7]我国乡镇干部行为的情境与过程 ——以Q镇政府为例[D]. 刘晓峰.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6)
- [8]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以山西省为中心的分析[D]. 贺福中. 山西大学, 2017(02)
- [9]新农村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D]. 季宇. 东北林业大学, 2009(11)
- [10]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D]. 张鹏程. 海南师范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