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探索金融改革——兼论本刊1993年组稿原则(论文文献综述)
刘刚[1](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余柏青[2](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认为《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李旭华[3](2014)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当代建构》文中研究指明实践表明,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综合运用的结果。在任何时代,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都不容小觑。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当代,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建构与我国硬实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势在必行。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将有助于打破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争取平等话语权、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和彰显东方文明潜力,开创世界文明发展新路径。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是中国学者在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首先提出来的。2005年,中国学界首次出现“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在官方文献中出现“文化软实力”一词,标志着这一学术概念被官方采纳和肯定,并迅速成为中国的主流话语。文化软实力是指在文化生产、文化交往和文化消费中所体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生产力、文化创新力、文化辐射力和文化价值认同力的水平,其核心是文化价值认同力。文化软实力外在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对内和对外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文化软实力的实质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社会精神财富的价值转换。马克思主义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理论是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理论基础。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深刻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理论。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现实基础有:中国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为中国不错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根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累了雄厚经济实力,为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文化界也意识到文化自觉的必要性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我国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建构任重而道远,存在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困境与结构困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之魂。价值认同失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困境的主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出现困境的原因在于,价值认同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我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路径又陷入误区。结构困境是指如何正确处理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困境。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相互促进的原则;继承传统与当代创新相统一的原则;“海纳百川、洋为中用”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现实基础,在深入分析我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发展困境的基础上,结合文化软实力的四大基本构成要素,本文认为,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推动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二是推进中国文化创新力的发展;三是拓展中国文化辐射力;四是增强中国文化价值认同力。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复杂的宏大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任何事物的矛盾都是一个不断展开,不断解决的过程。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入,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出现新的情况,产生新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过程。必须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必要性与艰巨性,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方能避免盲目性和方向的迷失。因此,本文旨在宏观上研究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建构的困境、原则和路径等基本问题。本文的创新在于:揭示了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对“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来源进行了考察,探讨了文化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文化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以及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理论基础;剖析了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困境与原则;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有:矛盾分析方法。以矛盾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视野研究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困境、原则与路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既有基础理论研究,又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实践进行考察。
黄家周[4](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韩东云[5](2020)在《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才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进程却不能仅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价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与信念、性质与宗旨的集中体现,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源头和发展脉络。系统梳理和阐释这一历程,对于我们党在新时代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早在五百年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积极的价值预设,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中蕴含着大量的社会主义价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这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和价值性进行了论述。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此基础上接力探索,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极弘扬社会主义价值。总的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都蕴含着与社会主义价值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成果,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成功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价值观,并努力在革命实践中践行党的价值观,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地位,为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础前提。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探索。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至改革开放前,虽然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但是仍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们党积极探索出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独立自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并积极培育了“大公无私”的时代精神。在实践上,我们党不断把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并重,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能动性和注重榜样的示范作用,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取得一定的成绩。虽然我们党在1957年以后,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正是这些错误教育了全党,为我们党在今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理论。这些理论体系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性认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价值蕴含,胡锦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的深化等,都为我们党持续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起到推动作用。2006年,我们党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过程中广泛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也为我们党在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迅速升华。党的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专家学者也兴起了学习研究的热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理上得到更加充分的阐释。党和政府积极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公众人物和家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各类实践活动;通过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提供政策与物质保障,完善法律与法规机制,建立学习教育机制,制定监督与评价机制,畅通反馈机制等,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制度保障。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进程中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的积极努力及进行的具体实践可得到一些启示,这就是在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突出人民群众价值主体地位和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付文军[6](2016)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的事业,这意味着他既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性分析,又要对国民经济学展开理论省思。得益于批判,马克思主义得以生成、发展和完善。透过对一切存在的实践批判、辩证批判、历史批判、内在批判和总体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维度得以凸显。深谙“批判之道”,是马克思思想得以持续发力的关键。批判乃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此即聚焦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所在。从哲学批判而政治批判,从政治批判而经济批判,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发展路向。借由“资本之思”而实现实践的“革命性变革”,最终达至“自由王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精神。藉此,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一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完整画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早期,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私有制”、“异化劳动”、“实践”和“生产关系”等社会经济范畴的理论省察,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主题的转换。具体而言,从“天上迷雾”到“市民社会”、从“财产权”到“私有制”、从“对象化劳动”到“异化劳动”、从“感性直观”到实践、从“生产活动”到“生产关系”、从“批判的批判”到“哲学的贫困”、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社会实践的转变,即是马克思在研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批判思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熟时期,借助于之前的学术积淀,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二律背反”——劳动致富和劳动者贫困、工作日的控制和延长、减少人数和增加产量、节约和浪费、价值的增殖和丧失——的论说。同时,马克思还展开了对“商品”、“货币”、“劳动”和“资本”的批判性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体系由此生成。作为一部现代性“诊断说明书”,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我们展示了商品、货币、劳动和资本的多维意蕴,并先后破解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人类之谜和资本拜物教的秘密。最后,马克思通过对“分工”、“市场”和“时空”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范畴的全面考量,道出了“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总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本真面相得以确证,各种掩盖于物物关系之下的社会关系得到了澄明。通过理论批判和现实批判,马克思做着借思想触及社会现实的伟大尝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面对变化发展了的环境(主要是新世纪之初的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再次受到追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在场”,充分表明了这一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也再次说明了这一理论之于时代的意义。在我国,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援。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不断完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硕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善也反过来印证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效力。
王鹏[7](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指出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武兆雨[8](2016)在《《当代》(1979-2014)的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与生产机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期刊以组织和选择的方式生成并记录着一个时期主流的文学面貌,当代文学创作格局的形成、当代文学思潮的发生及当代生产机制的运行均与文学期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复杂的关联性中,当代文学期刊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为当代文学制度的考察提供了有效性样本,因此从文学期刊角度考察文学史复杂面貌,从文学期刊发展状态来观照文学的发展事实和发展态势是研究当代文学的一种必要性工作。本文以《当代》作为研究对象,梳理《当代》创刊至今的发展历程,考察《当代》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构建,通过《当代》文学生产过程透视当代文学生产制度,整体性观照《当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深刻的内在联系,从而实现对当代文学的考察。第一章通过史实、史料对《当代》的文化品格作以论述。在社会转折时期的文艺新生中,《当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全社共建下诞生,其创刊号做出了“反映当代生活、实行百花齐放”的整体定位,并确立了《当代》杂志“文学种类齐全、长篇纪实突出”的基本格局。通过对创刊号的考察,确认《当代》“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现实主义立场的话语资源为革命现实主义,杂志意图在未来发展中构建广阔的现实主义风格,其整体性的现实主义追求使之在实践中显示出以深邃的历史意识为指导,清醒地认识和理解现实关系的变化,准确体察和把握社会生活,真实地揭示各种社会矛盾的整体倾向。第二章具体考察了《当代》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的互文性关系,杂志在对思潮的选择与舍弃间形成整体面貌,突显个体风格。《当代》在实践中比较重视的文学思潮包括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九十年代的官场文学和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贯穿三个时代和三种潮流的内在线索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显现出《当代》的现实主义精神内涵。杂志对先锋文学、现代派文学、新状态等的忽略源自以上潮流与《当代》宏阔、雄浑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差异。《当代》所构建的不仅仅是各成一派的文学潮流,它也丰富了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脉。第三章通过文本分析辨明《当代》三十余年发展历程中的现实主义流变。首先,《当代》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呈现出从类型化的典型性到经验化的真实性的变化,从八十年代初期作品中对典型人物的极度突出并明晰分类,到九十年代弱化类型化的典型并将赋予主要人物以道德和文化意义,再发展到新世纪出现多个人物形象并置,强调人物日常经验的真实性,又注入超越日常经验的宏大精神意义。其次,在结构形式上,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以二元对立的形式为主流,当现实主义文学不断自我更新,新的文学结构模式在摸索中逐渐产生,多元共生的结构在新世纪以后成为最基本的内部形式,这种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生的过渡是《当代》现实主义作品结构的大致流向。最后,在艺术技巧上,由最初借鉴西方创作技巧到日渐融合。第四章论述《当代》的文学生产机制。首先,通过编辑理念、主要编辑、稿件处理等考察《当代》在生产活动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以及《当代》在这种“限度”下对文学自身“意义”的最大化追求。其次,通过《当代》与文学奖及《当代》与文学批评甄辨文学评介主体力量的转化。最后,分析《当代》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刊社共生的出版机制。第五章分析《当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所作出的理性探索。在生产理念上改变以作者为中心转向以读者为中心。在生产实践上,与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新媒介文学进行互动。探索刊企合作、畅销书等市场化运营机制。《当代》在文学期刊衰退的整体背景下保证自负盈亏,并在市场化的实践中坚守了直面人生、关注现实的主体风格。第六章讨论现实主义对《当代》的启示与反思。一方面,《当代》的编辑实践在现实主义边界中左右彷徨,时而探索广阔丰富的现实主义,时而固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杂志受到传统现实主义的固守和困囿大于探索广阔现实主义而产生的失误,传统现实主义追求使《当代》选发的作品显示出一种片面要求宏观覆盖性的倾向,消解了复杂的审美差异,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倾斜使其受到与之强势共谋的责难。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赋予杂志以庄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使之在混动纷繁的市场经济大潮和迅速的科技力量革新中葆有生命活力。
徐淑云[9](2019)在《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卫兴华是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卫兴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观点。卫兴华还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卫兴华经济思想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本文以卫兴华经济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卫兴华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多角度阐释卫兴华的经济思想,在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概况和评析,并总结了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点,提出卫兴华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第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创新与发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创新独到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第三,卫兴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卫兴华教授始终强调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的研究学风,力守“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四严”治学格言,为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陈凌[10](2020)在《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日常生活”为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融入社会进程的历史过程,并重点关注这一过程中,个人如何参与到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以及个人意识生成与自我认同的影响问题。在此强调提出,本文研究的广告生产主要指商业广告,公益广告不在本次研究讨论范围之内。之所以,选择“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广告史的线索,是因为既有研究常将广告作为社会生活影响的外部因素,对广告生产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内部机理关注不足,对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社会实践过程关注比较有限。“日常生活批判”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延伸。列斐伏尔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消费受控制的社会”语境下,日常生活已经沦为一种被规划的对象物,其中市场化与广告的力量尤为重要。广告理论家尤恩·斯图尔特(Stuart Ewen)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此观点,并提出作为“社会生产的广告”概念。本文尝试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社会过程史。本文认为中国广告业40年发展及其社会过程史,与西方消费社会语境并不完全相同,如何理解这一“不同”,并重估它与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的关联,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广告业首先是国家推动,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的自上而下进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意义博弈过程。加入WTO之后,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影响加剧,广告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博弈关系逐渐打破,广告生产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个人实践的重要场域,并深刻影响个人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形成。重新叙述这一过程,也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发展史的理论尝试。绪论部分将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并抵达个人实践的过程建构为本文的理论框架。与主流研究以市场营销学和广告心理学为理论视角不同,本文以社会过程论为出发点,关注的是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意识生成与认同影响过程。这是绪论部分的理论逻辑和研究设想。第二章主要研究商业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的时期(1978年一 1991年)。这一阶段,广告生产经历了由生产资料型广告向生活资料型广告为主的转向过程,与此同时,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日常实践过程也伴随集体价值向个人意识形成的转变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广告生产再造闲暇与工作“新关系”的日常过程(1992年一2001年)。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个人开始积极参与到广告生产的各类型闲暇生活实践中,个人开始认同广告生产的价值体系。第四章主要研究日常生活全面广告化,打造“生活方式”的社会过程(2002年—2009年)。加入WTO后,随着全球化和消费主义进一步影响,广告生产参与到媒体空间、城市空间的建构中,广告生产将日常生活具象为“生活方式”,这一过程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的程度加深,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显现。第五章研究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及其个人主义文化(2010年—2018年)。广告生产的智能化、计算化、精准化,使个人逐渐退缩到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中,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加剧,第五章的结论与第二、三章的研究形成对话关系。第六章对全文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并对这段历史考察提出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广告生产再造生活实践,影响个人意识与自我认同的过程,既有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趋同,也有自身实践的差异。理解异、同问题的过程,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史的补充视角。本文提出三点主要结论:首先,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搭建广告史的研究框架,补充了广告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其次,对不同时期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研究发现,80年代广告与日常生活互为建构的过程,对40年广告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应得到重视。最后,文本将认同困境放置到全球化与现代性语境下探讨,是广告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与中国语境下展开对话的尝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理论建设的新路径。
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探索金融改革——兼论本刊1993年组稿原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探索金融改革——兼论本刊1993年组稿原则(论文提纲范文)
(1)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一、行业与事业 |
二、行业与产业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一)行业规划 |
(二)行业标准 |
(三)行业主体 |
(四)行业协会 |
(五)行业垄断 |
(六)行业自律 |
(七)行业诚信 |
(八)从业人员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一)创新理念 |
(二)协调理念 |
(三)绿色理念 |
(四)开放理念 |
(五)共享理念 |
四、自治理念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2)《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研究概况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创办背景和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
第一节 《历史教学》的创办背景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需要 |
三、天津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支持 |
四、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 |
第二节 《历史教学》的组织架构 |
一、同人办刊时期的组织架构 |
二、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三、天津市教育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四、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第三节 《历史教学》的运行机制 |
一、编辑出版责任机制 |
二、稿源与作者群体 |
三、印刷、发行及价格 |
第二章 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1951.1-1966.6) |
第一节 同人办刊时期的“教”与“学” |
一、主动紧跟政治形势 |
二、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教” |
三、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学” |
第二节 学习苏联与坚持特色 |
一、政府接管后的办刊方针 |
二、1956 年版教材的特点及讨论 |
三、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法 |
四、“大家小文章”与问题解答 |
第三节 国家政策影响下的曲折发展 |
一、曲折发展时期的中学历史教学 |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学术研究 |
第三章 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1-1991.3) |
第一节 复刊时期的拨乱反正 |
一、历史教学逐渐恢复到正常轨道 |
二、及时反映史学界的研究动态 |
第二节 教学特色的重建与学术文章水准 |
一、教学特色的重建 |
二、重建特色的两难处境 |
第四章 偏重教学和学术“滑坡”(1991.4-2001.5) |
第一节 高考的能力立意与能力培养的教学 |
一、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的渐趋稳定 |
二、以能力立意的考试测量与评价体系形成 |
三、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 |
第二节 学术论文弱化与编辑乱象 |
一、论文质量下降的表现及原因 |
二、编辑出现乱象的表现及原因 |
第五章 平稳过渡和“黄金”时代(2001.6-2010.12) |
第一节 平稳过渡时的“不温不火” |
一、初步探讨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 |
二、继续配合人教社的教材修订 |
三、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初步探索 |
第二节 独立办刊形成特色 |
一、2003 年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 |
二、21世纪初历史课程设置与编写教材专题讨论 |
三、研究性学习与“聂马之争” |
四、有重大影响的中青年着名学者访谈录 |
第三节 分版后的发展趋势 |
一、中学版和高校版的特点 |
二、专家引领中学教学研究 |
三、提倡以“教学设计”取代教案 |
四、研究高考试题引领高中教学 |
第六章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及发展策略 |
第一节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一、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 |
二、《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
第二节 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发展策略 |
一、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原因 |
二、发展的现实隐忧及策略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3)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当代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本论题研究的意义 |
一、打破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争取平等话语权 |
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 |
三、彰显东方文明潜力,开创世界文明发展新路径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研究述评 |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三、中外研究的不足 |
第三节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理论反思 |
一、对奈的软实力理论本质的反思 |
二、对软实力与硬实力关系的反思 |
第四节 本论题的逻辑构架与研究方法及创新 |
一、本论题的逻辑构架 |
二、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三、本课题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
第一节 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 |
一、文化软实力概念的衍生 |
二、文化软实力概念提出的根源:实践的需要 |
三、我国学界对文化软实力的概念界定 |
第二节 文化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
一、文化的概念 |
二、文化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
第三节 文化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
一、文化力的概念 |
二、文化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
第四节 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
一、软实力的概念 |
二、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
第五节 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
一、文化生产力 |
二、文化创新力 |
三、文化辐射力 |
四、文化价值认同力 |
五、文化软实力的实质:人类劳动创造的社会精神财富的价值转换 |
第二章 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 |
一、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 |
二、意识对物质的能动反作用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理论 |
一、社会发展的整体性 |
二、人的全面发展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 |
一、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特殊形式 |
二、精神生产的实质是文化创造 |
三、精神生产的对象性存在——文化产品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理论 |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 |
二、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实现方式 |
三、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与强化 |
四、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
第三章 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现实基础 |
第一节 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 |
一、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核心价值 |
二、中国独特的汉字文化 |
三、中国先进的传统制度文化 |
四、中国独特的科技文化 |
第二节 有利的现实国情 |
一、国家雄厚的硬实力基础 |
二、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 |
三、文化界出现文化自觉意识 |
第三节 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国际环境 |
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我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挑战 |
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我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提供的历史契机 |
第四章 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困境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困境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之魂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困境的表现——价值认同失真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困境的原因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结构困境 |
一、正确处理中国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困境 |
二、正确处理中国当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困境 |
三、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困境的根源辨析 |
一、过于片面理解文化的功能 |
二、文化管理体制滞后 |
三、文化政策保障机制不完善 |
四、文化市场监管机制不健全 |
第五章 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原则 |
第一节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领导 |
三、在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第二节 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相互促进的原则 |
一、硬实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 |
二、文化软实力能够有效展示、延伸和放大硬实力的影响 |
三、建构与我国硬实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 |
第三节 继承传统与当代创新相统一的原则 |
一、我国当代学界对待传统文化的几种流行观点 |
二、传统文化是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根基 |
三、继承传统文化与创新当代文化相结合 |
第四节 “海纳百川、洋为中用”的原则 |
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
二、在文化软实力建构中汲取西方文化精华 |
第六章 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建构的路径 |
第一节 推动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 |
一、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
二、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建设,引导和规范文化生产 |
三、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
四、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
第二节 推进中国文化创新力的发展 |
一、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
二、在文化交往中推动文化创新 |
三、加强培育文化创新意识 |
四、创新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 |
第三节 拓展中国文化辐射力 |
一、制定文化传播战略,精心打造文化品牌 |
二、借助西方文化术语建构中国当代文化话语权 |
三、打造现代化的文化传播渠道 |
第四节 增强中国文化价值认同力 |
一、推进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先进文化的认同 |
二、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塑东方文化价值吸引力 |
三、打造中国特色的休闲文化价值,增强对外吸引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着作类 |
二、论文类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4)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5.3.1 物质保障 |
5.3.2 组织保障 |
5.3.3 人力保障 |
5.3.4 制度保障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5.4.1 多样化态势 |
5.4.2 综合化态势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6.1.1 主要问题 |
6.1.2 制约因素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结束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5)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起 |
二 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研究思路 |
一 研究综述 |
二 研究思路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内容 |
二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创新及存在不足 |
一 研究创新 |
二 存在不足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辨析 |
第一节 价值观 |
一 价值的内涵及外延 |
二 价值观的内涵与特性 |
第二节 社会核心价值观 |
一 核心价值观 |
二 社会核心价值观 |
第三节 社会主义价值观 |
一 社会主义的多维解读 |
二 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
三 社会主义价值观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渊源 |
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 |
一 空想社会主义者价值预设中蕴含的社会主义价值思想 |
二 空想社会主义者传播及实现社会主义价值思想的途径 |
三 空想社会主义者价值预设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分析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面论述 |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律性揭示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性认识 |
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思考 |
第三节 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及实践 |
一 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 |
二 列宁、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弘扬社会主义价值 |
三 列宁、斯大林弘扬社会主义价值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
第三章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准备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贡献 |
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及壮大 |
二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的价值观的构建 |
三 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努力践行党的价值观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前提 |
一 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全国范围执政 |
二 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 |
三 马克思主义在教育文化事业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 |
第四章 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索 |
第一节 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社会现实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
二 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
三 “建设导向”与“革命导向”相互交织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论探索 |
一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
二 “四个现代化”、独立自主、共同富裕 |
三 积极培育“大公无私”的时代精神 |
第三节 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践探索 |
一 发展生产力与人民群众利益并重 |
二 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
三 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能动性 |
四 重视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持续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
一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性认识 |
二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蕴含 |
三 胡锦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的深化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 |
一 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背景 |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理论内涵 |
第三节 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一 建设高素质的宣传工作队伍 |
二 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教育 |
三 发挥主流媒体弘扬主旋律的作用 |
四 积极利用互联网优势 |
五 借助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
第四节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一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
二 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
三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
四 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
五 做好意识形态引领工作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升华 |
第一节 “三个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明确表达 |
一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凝练与表达 |
二 党的十八大明确表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
三 “三个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学理阐释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 |
一 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
二 营造良好舆论生态和社会氛围 |
三 进行积极的话语转换 |
四 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 |
五 利用传统节日和纪念庆典活动 |
第三节 全面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
一 党员干部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二 带领人民群众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三 引导公众人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四 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 |
五 注重在家庭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六 利用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践行活动 |
第四节 建立健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制机制 |
一 健全组织领导体制 |
二 建立政策与物质保障机制 |
三 完善法律与规章制度 |
四 建立长效学习机制 |
五 制定监督评价机制 |
六 畅通反馈机制 |
结语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启示 |
一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
二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三 突出人民群众价值主体地位 |
四 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四、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五、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第一章 缘何聚焦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
第一节 何谓批判? |
第二节 批判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问世 |
一、批判他人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 |
二、回应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
三、自我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完善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维度 |
一、实践地批判 |
二、辩证地批判 |
三、历史地批判 |
四、内在地批判 |
五、总体地批判 |
第四节 批判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 |
本章小结 批判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 |
第二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进路 |
第一节 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转向 |
一、从哲学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经济批判 |
二、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 |
第二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问题 |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过程 |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精神 |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问题 |
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方法 |
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尺度 |
本章小结 时代孕育了马克思的批判思想 |
第三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转换 |
第一节 从“天上迷雾”到“市民社会”:解决困惑已久的物质利益难题 |
一、疑惑:“应有”和“现有”的对立 |
二、解惑:“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
三、深思:通达人类解放的道路 |
四、立场:“市民社会”抑或“人类社会”? |
第二节 从“财产权”到“私有制”:前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大问题 |
一、私有财产的来源与占有 |
二、私有财产的紧张本质与主体本质 |
三、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
第三节 从“对象化劳动”到“异化劳动”:劳动的积极本质与否定本质 |
一、劳动的两种样态: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 |
二、异化理论的多维意蕴 |
三、异化劳动的出场逻辑 |
四、异化劳动的理论反思 |
第四节 从“感性直观”到科学的“实践”概念:批判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
一、传统认识论思想的积弊 |
二、“现代实践”概念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
第五节 从“生产活动”到“生产关系”: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初步阐明 |
一、两种历史观的交锋:思想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思想 |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科学演进 |
第六节 从“批判的批判”到“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成果初现 |
一、“贫困的哲学”的高明之处: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性考察 |
二、“贫困的哲学”的失足之处:难以摆脱的“理性”原则 |
三、“哲学的贫困”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成果的初步展现 |
第七节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社会实践:科学批判理论的回归与践履 |
一、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面相 |
二、与多种思潮的对话和指导社会运动 |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旨趣 |
本章小结 从毁灭性批判到建构性批判 |
第四章 《资本论》手稿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雏形初成 |
第一节 从巴黎到伦敦:通达《资本论》的艰辛之路 |
一、巴黎时期:《资本论》的“史前期” |
二、布鲁塞尔时期:《资本论》的“孕育期” |
三、伦敦时期:《资本论》的“创作期”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稿”: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再批判” |
一、政治经济学“再批判”的言说语境 |
二、政治经济学“再批判”的理论问题 |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稿”: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架构” |
一、历史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初步创建 |
二、多重话语体系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图构 |
本章小结 通往《资本论》的“思想驿站”和“历史路标” |
第五章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逻辑生成 |
第一节 《资本论》的核心:资本主义经济“二律背反”与双重批判 |
一、资本主义经济的“二律背反” |
二、双重批判之下的历史结局 |
三、《资本论》透视出的新革命 |
第二节 商品批判:商品与“商品世界”的谜疑 |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商品范畴 |
二、价值形式的奥秘与商品经济的特征 |
三、“商品世界”谜疑的崭露与破解 |
第三节 货币批判:货币与“货币文明”的显形 |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货币范畴 |
二、货币之为文明社会的重要载体 |
三、货币神性的显形与货币幽灵的驱散 |
第四节 劳动批判:劳动与“人类之谜”的解答 |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劳动范畴 |
二、劳动的三维向度与“人类之谜”的解答 |
三、劳动的救赎与人类文明的回归 |
第五节 资本批判:资本与“资本世界”的祛蔽 |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资本范畴 |
二、资本逻辑及其批判的内在张力 |
三、资本拜物教的出场与“祛魅” |
本章小结 严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叙事体系 |
第六章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总体考量 |
第一节 分工批判:分工与“人类历史”的进阶 |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分工范畴 |
二、分工的发展轨迹及其社会效应 |
三、分工的历史命运与人类的前景 |
第二节 市场批判:市场与商品经济的历史进程 |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市场范畴 |
二、市场文明的张力与发展 |
三、商品经济的作用与归宿 |
第三节 时空批判:“时空之维”与资本循环 |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时间与空间范畴 |
二、资本循环与运转的时空之维 |
三、《资本论》是马克思的“是与时” |
本章小结“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
第七章 21世纪的资本主义批判与《资本论》的“凯旋” |
第一节 《21世纪资本论》:对《资本论》的“继承”,抑或“超越”? |
一、皮凯蒂究竟说了什么? |
二、皮凯蒂的“支持”与“反对” |
三、从《资本论》到《21世纪资本论》:“有了皮凯蒂,我们仍需要马克思”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在21世纪的“回归” |
一、为什么要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 |
二、应该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哪些理论? |
三、如何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
本章小结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跨越时空 |
第八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 |
一、我国对市场经济的认知历程:从否定到接受 |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识的新飞跃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
一、批判私有制弊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
二、批判资本的逻辑,继续发展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
三、批判经济自由化,实现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调控 |
四、批判经济拜物教,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发展 |
第三节 五大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协同推进 |
一、坚持创新发展,引领社会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
二、坚持协调发展,增强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性 |
三、坚持绿色发展,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可持续 |
四、坚持开放发展,吸收人类市场经济文明成果 |
五、坚持共享发展,体现社会经济建设的新要求 |
本章小结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承与发展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7)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一、“墙外开花” |
二、“墙内凋敝”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8)《当代》(1979-2014)的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与生产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论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当代》的文化品格 |
第一节 《当代》的创刊 |
一、创刊背景:社会转折时期的文艺新生 |
二、创刊过程:历史推动中的全社共建 |
三、创刊号的定位意义:反映当代生活、实行百花齐放 |
四、基本格局的确立:文学种类齐全、长篇纪实突出 |
第二节 《当代》的现实主义立场:直面人生,贴近现实 |
一、话语资源:革命现实主义 |
二、理论建设:广阔的现实主义 |
三、现实主义实践的“当代性” |
第二章 《当代》与当代文学思潮 |
第一节 《当代》与八十年代文学思潮 |
一、伤痕反思文学:阔大叙事空间的开掘 |
二、改革文学:时代整体节奏的把握 |
三、寻根文学:与“改革”粘合的倾向 |
四、现代派文学:浅尝后的离场 |
五、先锋文学:彻底的缺席 |
第二节 《当代》与九十年代文学思潮 |
一、新历史主义文学:潮流式微中的强势爆发 |
二、现实主义冲击波:“艰难”的共同“分享” |
三、官场文学:激浊扬清与洞幽探微的全面登场 |
四、“新写实”和“新生代”:现实主义审美差异下的有效舍弃 |
第三节 《当代》与新世纪文学思潮 |
一、生态文学:自然伦理的即时关怀 |
二、底层文学:强势潮流的热切推动 |
三、非虚构文学:暧昧的到场者 |
第三章 《当代》的现实主义流变 |
第一节 人物塑造:从类型化的典型性到经验化的真实性 |
第二节 结构形式:从对立到共生 |
第三节 艺术技巧:从借鉴到融合 |
第四章 《当代》文学生产机制 |
第一节 编辑话语:文化领导权的隐性表达 |
一、编辑理念:在“限度”内最大化“意义” |
二、主要编辑:薪火相传的现实主义话语 |
三、稿件处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指导 |
四、编作互动:尊重作者群体 |
五、编读互动 :强化读者意识 |
第二节 文学评介:民主化诉求 |
一、《当代》与文学奖 :持久与创新 |
二、《当代》文学批评:渗透与导向 |
三、文学评介主体力量转化 |
第三节 刊社共生的出版机制 |
一、社办期刊 |
二、书刊互动形式 |
三、刊社共生意义 |
第五章 《当代》的生存策略 |
第一节 文学期刊的困局 |
第二节 生产理念转变:以读者为中心 |
第三节 《当代》与新媒介文学互动 |
一、《当代》与影视文学文本 |
二、《当代》与网络文学文本 |
第四节 市场营运机制的探索 |
一、刊企合作 |
二、畅销机制的借鉴 |
三、《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的创办 |
第六章 启示与反思 |
第一节 《当代》的现实主义困囿 |
一、广阔现实主义的现实限度 |
二、现实主义的内在桎梏 |
第二节 《当代》的现实主义价值 |
一、《当代》现实主义的精神价值 |
二、《当代》现实主义的市场价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当代》创刊号封面、画页、目录 |
附录二:《当代》历任主编 |
附录三:《当代》部分稿酬单、手稿 |
附录四:《当代》文学奖评选结果 |
附录五:《当代》作品出版成书情况 |
附录六:《当代》(2000-2009)作品影视改编情况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第一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 |
一、家庭背景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熏陶 |
二、抗日战争年代曲折求学经历 |
三、建国初期走进经济学殿堂 |
四、任教初期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
第二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发展 |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坚持与发展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 |
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第三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深化 |
一、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理解 |
二、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 |
三、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内涵 |
第二章 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
第一节 卫兴华对劳动及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及贡献 |
一、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阐发 |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化与发展 |
三、在争鸣中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 |
四、对马克思价值论和财富论的关系探索 |
五、对生产劳动论的理解 |
第二节 卫兴华对生产力理论及再生产理论的认识与探索 |
一、对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二、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
第三节 卫兴华对《资本论》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 |
一、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探究 |
二、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认识 |
三、对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的认识 |
四、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研究 |
第三章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第一节 卫兴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的分析 |
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的把握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
一、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性 |
二、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
第三节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究 |
一、对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与实践成就的分析 |
二、阐明实行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 |
三、对公有制存在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辨析 |
四、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认识 |
五、主张应扭转公有制为主体向私有制为主体演变的趋势 |
第四章 卫兴华对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 |
一、强调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基础作用 |
二、对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与实践的探索 |
三、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探讨 |
四、对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认识 |
第二节 对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索 |
一、关于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
二、对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考察 |
三、提出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公平分配的对策 |
第三节 对分配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 |
一、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阐释 |
二、对公平和效率提法演变的考察 |
三、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和统一 |
四、对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同意见的评析 |
第五章 卫兴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 |
一、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 |
二、阐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统一的理论依据 |
三、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与辨析 |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的总结和评析 |
一、准确把握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和发展过程的探索 |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曲折原由的探析 |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
一、从资源配置视角阐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二、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
三、对新时代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
第四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研究 |
一、阐释了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
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 |
三、强调宪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根本框架 |
四、主张以法治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
第六章 卫兴华其他方面的经济思想 |
第一节 关于国有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
一、强调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
二、坚持公有制经济是党的执政基础的观点 |
三、主张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
第二节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
一、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
二、对贬公扬私、妖魔化国企、主张“国退民进”等观点的辩驳 |
三、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要重点把握的问题 |
四、强调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强管理的重要性 |
五、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环节 |
第三节 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解 |
一、从生产力和价值标准相统一的视角把握经济发展问题 |
二、强调创新驱动和体制转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
三、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问题 |
第七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征 |
第一节 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阵地 |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 |
三、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四、从系统性和整体性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第二节 勇于对重大经济理论是非问题进行辨析 |
一、对错解、误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观点的批驳 |
二、对错解、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辨析 |
三、对经济概念的混淆和误解进行澄清 |
第三节 紧密联系经济发展实践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一、关注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课题 |
二、紧扣经济发展实践,把握时代脉搏 |
第四节 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 |
第八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
第一节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一、注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研究 |
二、提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
三、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
第二节 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
一、卫兴华提出的许多经济理论观点与中央决策精神相吻合 |
二、卫兴华对改革开放实践进行科学评价 |
第三节 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二、教材的编写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关键 |
三、关注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的进展 |
四、对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支持 |
第四节 卫兴华治学精神对后来理论工作者的启示 |
一、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格的治学态度 |
二、把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传递马克思主义信仰 |
三、心系祖国和人民,关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10)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思考缘起、概念界定及逻辑起点 |
一、思考缘起 |
二、逻辑起点与概念界定 |
第二节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
一、问题提出 |
二、相关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对既有成果的分析与本文研究的关系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的内容、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二、研究的创新之处 |
三、研究的不足 |
第二章 从集体价值到个人意识: 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1979-1991) |
第一节 重启与转型期的集体价值取向(1979-1983) |
一、政治主导或意义互构: 由《人民日报》的一条广告说起 |
二、集体价值取向: 《光明日报》的广告生产(1979-1983) |
第二节 广告生产的生活“新叙事”(1983-1991) |
一、家居生活新想象: 松下电器橱窗广告 |
二、流行文化新表达: “燕舞之歌”广告 |
三、儿童日常新游戏: 变形金刚的软性广告 |
第三节 博弈·徘徊·参与: 个人意识在广告实践中复苏 |
一、“家居生活”与广告实践: 博弈协商的现代生活认同 |
二、自我价值表达的广告实践: 社群分享与青年认同 |
三、偶像崇拜与儿童广告实践: 现代工业与文化认同 |
小结 |
第三章 建构工作-闲暇新关系: 广告生产的生活情境(1992-2001) |
第一节 广告生产与闲暇生活价值 |
一、家庭空间市场化: 顺德碧桂园广告项目 |
二、闲暇与“美好生活”: 宝洁的中国调查与洗发水广告 |
三、整合统一的劳动者日常: “逆流而上”的大宝广告 |
四、闲暇与购物关联的“生活想象”: 家乐福的陈列式广告 |
第二节 在广告情境中“生活”: 角色、消费实践与认同 |
一、角色转换与等级认同: 个人参与碧桂园广告生产的实践过程 |
二、能动消费与互构的“生活”认同: 个人参与宝洁广告生产实践 |
三、平民认同: 个人参与大宝广告生产的实践动机 |
四、现代购物体验的“生活”认同: 个人参与家乐福广告生产实践 |
第三节 再思考: 作为“工作-闲暇”分割的广告生产 |
一、虚假补偿: 被广告生产分割的孤立“闲暇” |
二、大宝“逆流”: 试图构建“工作-闲暇”统一的日常情境 |
小结 |
第四章 重塑“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广告化(2002-2009) |
第一节 打造“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广告化过程 |
一、休闲生活的广告效果: “不打广告”的星巴克及广告生产 |
二、媒体时、空型塑生活圈广告地图: 分众传媒的广告生产 |
三、城乡差异与老年生活广告化: 脑白金的“十差广告”奇迹 |
第二节 广告化生活实践: 消费者到“生活者”认同 |
一、“生活者”的自我表演: 广告化的个人“闲暇” |
二、“生活者”的生活圈广告实践: 延长的时效与分化的认同 |
三、城乡关系与子女广告实践: 家庭新关系与情感认同 |
第三节 再思考: “生活方式”作为“生活者”认同来源 |
一、空间、技术与家庭情感的广告化:“生活方式”的实践性 |
二、“生活方式”: 解体与重构的“生活者”认同的框架 |
小结 |
第五章 广告生产再造“个人化”生活(2010-2018) |
第一节 广告生产再造的“个人化日常” |
一、“狂欢节”与幸福“日常”: 十年“双11”广告项目(2009-2018) |
二、“我”的困境“日常”: “11度青春”广告生产项目 |
三、温情的“日常”: 《爸爸去哪儿》中的内容化广告生产 |
第二节 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实践 |
一、“抢红包”与“分享”: 个人时间的“主题化”狂欢实践 |
二、制造话题与强制返场: 以广告生产的个人“日常”引导实践 |
第三节 再思考: 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与意识危机 |
一、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与抽象的自我意识 |
二、个人意识危机: 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政治 |
小结 |
第六章 认同困境: 对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反思 |
第一节 广告化日常与自我认同困境 |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广告生产与日常实践 |
二、自我认同困境的不同内涵与价值对话 |
第二节 反思: “趋同·差异”的认同困境来源及历史启示 |
一、趋同与差异的认同困境来源 |
二、对认同困境的反思及其历史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探索金融改革——兼论本刊1993年组稿原则(论文参考文献)
- [1]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2]《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3]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当代建构[D]. 李旭华. 广西师范大学, 2014(05)
- [4]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5]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D]. 韩东云. 郑州大学, 2020(02)
-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付文军. 兰州大学, 2016(08)
- [7]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8]《当代》(1979-2014)的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与生产机制[D]. 武兆雨. 东北师范大学, 2016(12)
- [9]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D]. 徐淑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D]. 陈凌.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标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炎黄文化; 制度理论; 立法原则; 社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