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温州市一个国有企业的崛起——浙江东方集团公司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谢立新[1]（2003）在《区域产业竞争力论——以泉州、温州、苏州三个地级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认为：地区竞争表现为地区之间资源汲取能力和产业发展环境的竞争，基础在于产业发展能力的竞争。研究地区产业竞争力，目的在于从比较优势出发，寻求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并以此为主导(支柱)重点发展，营造产业竞争优势，获取竞争收益。本文以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中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福建泉州、浙江温州、江苏苏州三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以三市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产业空间聚散能力和产业组织成长能力为重点，通过对三市产业产生、成长和演进能力的分析，试图研究和探讨地区产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一般规律。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认为：提高地区产业竞争力必须从五个方面入手：一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在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中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二要以城市化和开发区建设为载体，加快中心城市发展，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中小城市、卫星城镇为依托的层级城镇体系，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三要立足地区资源赋予和区位特点，鼓励发展中小企业。通过兼并、战略联盟、股权投资、品牌延伸等形式，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集团，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以产业链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特色产业集群，努力营造地区产业竞争优势。要继续强化个体营销和专业市场的功能，推行特许经营、专卖、品牌、虚拟经营等现代营销手段，重视区域营销和政府营销，不断强化产业组织的营销能力。四要健全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行业技术开发机构为依托，企业、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为基础的产业技术进步组织体系。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完善企业组织特别是家族企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产业组织成长和产业竞争力增强。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五要通过界定和保护产权、发展行业中介组织、建立区域诚信系统、强化政府责任等措施，发挥好政府在提高产业竞争力的作用。
曹伟[2]（2013）在《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温州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区域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不仅实现了温州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为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起到了宝贵的示范作用。同样,今天的“温州困境”不仅是温州的困境,而且昭示着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的困境。从全国来看,如何克服资源要素的制约,推动人情社会向法治转变,保障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恰当作为,都是全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温州作为我国最早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地区,也最早遭遇到这些问题的挑战,非常具有典型性。因此,破解“温州困境”的意义也就超越了温州发展的区域意义,或许与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引领中国经济改革一样,具有全国性的示范价值。本文借用物理学中耦合的概念,尝试提出政企耦合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运用该框架,本文对温州模式的兴起做了重新解读。在简要梳理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点、背景与条件、成就与影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温州地方政府在温州模式兴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包括政策变通与制度创新、市场失灵中的政府规制、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等方面。研究表明,温州地方政府在政治、市场、社会诸场域中与民营企业的较好耦合是温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温州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起步时期的理性“无为”,在民营经济壮大时期的适当“有为”,迎合了政企耦合的动态性与适应性,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温州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良好的政企耦合,而温州模式困境的根源在于政企耦合畸形化。本文研究发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温州政企耦合畸形化问题日益凸显。一是政企耦合外部环境的改变：地方政府竞争加剧,温州原有体制先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耦合状态没有及时建立,大量人才和资本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温州。二是政企耦合内在基础的影响：人情社会是温州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影响政企耦合的重要因素。在计划经济时代,温州的人情社会为温州模式突破当时合法而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人情社会却成为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钳制力量。三是政企耦合主体行为的偏差：在各种条件变化之后,温州地方政府未能及时实现重新定位和职能转变以构建新的政企耦合状态,主要表现为政府法治建设缺失、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对企业政策支持和引导不力、公职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扭曲等方面。政企耦合的构建需要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有为政府。温州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政企耦合畸形化是导致产业集体外迁的主要原因。而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产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不断地构建新的政企耦合形态。古镇地方政府在政企耦合构建中的有效作为,为当地产业发展突破高水平均衡陷阱起到了关键作用。两个案例的对比分析和拓展讨论显示,政企耦合的形成需要多重力量的推动,既需要政府自身的自觉和远见,也需要来自市场和社会的压力和促进。从政企耦合的理想形态来看,地方政府既需要受到法治的约束而保证不对企业的正当权利进行侵犯,也需要积极地作为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李增元[3]（2013）在《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 ——基于温州的实证调查》文中研究指明自由全面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不过,个体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体的自由并不是超然于社会的绝对自由。各种社会制度创造着人类有秩序的社会生活,同时,它也可能成为阻碍个体自由发展的重要因素。以自由人为基础的“自由联合体”是人类自由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以自由、融合为基础的人类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基础构成部分,广大农民的自由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特别是在开放、流动社会中,广大农民的不自由性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它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精神文化诸多方面。就当前来看,社会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常态。不过,农民外在的自由流动难掩内在的不自由,流动中的各种公民权利及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生存发展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社会开放、流动难以掩盖城乡分割、乡村社会封闭、排外的事实。建基于农村社区之上的诸多社会制度既是民众行为的社会规范,同时也往往成为约束个体自由发展的根本因素,致使社会分割、社会融合难以实现。广大农民离土难以真正离乡,城乡居民有流动自由发展不足,有流入难融入,这一矛盾在转变社会中更为突出。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解放农民,扩展农民自由发展权利,破除社会分割、封闭与排外的弊端,创造有机融合、和谐发展的社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命题,也是农民面临的历史性新命运。本文以温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对转变社会中的农民自由、社会融合诸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仅仅是本文研究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的一个引子。本文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建国以来温州社会变革中的农民自由现状进行了考察分析。在改革开放前,基层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都直接地影响着农民的自由,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过程正是一个广大农民为争取自由发展与国家互动的过程,也是广大农民扩展生存与发展权利与自由空间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城乡社会逐步走向开放、流动,经济政治体制开始变迁,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及精神文化层面的自主发展权利及发展空间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农民独立意识的增长。在现代化发展中,农民从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蜕变,逐步走向新的社会发展大舞台。然而,僵化的经济社会制度却内嵌于日渐转变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中,构造出了外在流动、开放背景下的内在封闭社会,广大农民无法从封闭性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无法自由自主发展,乡村外部人员也无法自由进入与融入,整个社会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流动与有机融合。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新时期温州所实施的“三分三改”与“社区重建”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以“政经分开”、“资地分开”、“户产分开”、“股改”、“地改”、“户改”为主要内容的“三分三改”破除了传统社区的封闭、排外及束缚性,破除了封闭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促进了农民的自由流动,并保障了流动中的各项权利、权益,为外来人员的自由进入与融入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城乡社会从分割走向融合,改革实践是农民自由解放的新里程碑。在此基础上,温州市进行了农村社区重建,通过社区空间重组、组织体系重建、治理机构再造、治理机制改革,构造“城乡一体型”新社区,推动城乡基层社会对接,努力将新型农村社区逐步建设成具备政府公共管理服务功能、社区社会自我治理功能,能够为居住在社区内的不同性质居民提供平等服务、保障不同性质居民享有平等公民权利、公民待遇、社区成员权利,为社区居民提供情感归属及精神认同,具有开放性、容纳性的新型基层社会单元。基于上述考察分析,本文继而对建国以来温州农民自由发展历程及特征进行了总结性分析,对当前开放性、流动性社会发展中,温州农村新社区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定量、定性考察,并对温州社会转型发展中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社会融合影响因素进行了判断分析。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仅仅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而流动中的农民自由及生存发展权利与权益才是农民流动背后的实质与根本性问题。正是基于此,本文建基于温州样本的实证研究,对转变社会中农民流动背景下农民自由及社区社会融合这一实质性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本文首先指出了“自由与融合”是社会流动、开放背景中农民的历史性新命题,并对国内外历史进程中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问题进行回顾与分析,探讨国内外农民自由的构成内容,及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关键影响因素。此基础上,本文对所研究的核心内容,何为农民自由、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转变社会中的农民自由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提炼；自由的个体何去何从、融合性社会及社区社会融合何以可能等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对自由、人性、社会制度等抽象问题进行了余论探讨。基于温州样本的微观考察,及社会发展的宏观性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农民自由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层次与差异性。个体是历史的、实践的、具体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及阶段性决定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广大农民呈现出不同的自由状况,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及精神文化不同层面。第二,人性解放与发展是农民自由及个体自由的根本内涵。个体自由,外在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个体维持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需求,这些仅仅是个体自由的外化,人性解放与发展才是人类自由的根本内涵所在。第三,社会制度是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的关键影响因素。在现实中,存在于特定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个体及外化的社会关系,都受到嵌入到该经济社会的各种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一旦制度规约偏离促进人性自由方向发展,它对人的束缚性就潜在地体现了出来。第四,在解构中构建开放性、容纳性新制度是保障当前农民自由发展的根本途径。破除强制嵌入到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封闭、排外社会制度,打破经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束缚性,建构新制度体系,推动形成各类要素自由流通、个体自由自主流动的新型融合性城乡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个体权利权益平等,是实现个体自由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五,“自由”的个体内嵌于一个群体性、融合性社会。个体自由的实现是以他人的自由为基础,个体存在的社会是一个群体性社会,只有群体性社会实现了自由与融合发展,个体才能够真正实现自由发展。第六,开放制度体系是实现社区及社会有机融合的重要基础。不同层次融洽和谐社会的形成,都离不开制度的规范。由社区制度、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及人类社会制度等诸多制度构成的开放、容纳性的制度体系,能够推动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个体社会认同与归属,促进融合性社会的形成与人的自由发展。自由全面发展与人性绽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体现,不过,实践中的个体自由发展与融合性社会的形成,都需要建立在相应的社会制度基础之上。
刘实,郭国涌,毛禹权,夏汝奎[4]（1999）在《温州市一个国有企业的崛起——浙江东方集团公司调查》文中认为编者按：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能否搞好，关系着改革开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浙江东方集团公司的实践证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完全可以搞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体制下，国有企业完全可以搞好；在多种所有制经济...
刘实,郭国涌,毛禹权,夏汝奎[5]（1999）在《温州市一个国有企业的崛起——全总工运研究会关于浙江东方集团公司的调查报告》文中研究指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能否搞好和如何搞好,这是长期以来大家所极为关注与探索的问题。为此,本刊特刊发全总工会研究会刘实等撰写的这篇调查报告,它向我们展示了在坚持改革开放,落实依靠方针中,浙江东方集团公司在党委一班人的集体领导下,企业从小到大,日益辉煌的发展过程和基本经验。我们相信读者在阅读以后,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曹正汉[6]（2006）在《从借红帽子到建立党委——温州民营大企业的成长道路及组织结构之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温州的民营企业从家庭作坊起步,20余年之后,诞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现代化企业。与此同时,企业在组织形态上一直具有政治特征,这种政治特征先后经历了借红帽子（挂户经营）、戴红帽子（股份合作制）、建立党支部与升格党委以及企业主进入人大与政协等演变过程,使得一些成功的民营企业逐步与国家的政治体系结合在一起。本文的结论是:温州民营企业在组织形态上的政治特征及其演变,是民营企业主用"特殊关系取向的谋利精神",解决他们先后面临的经营合法性问题、政治歧视问题、政治谈判能力问题之结果。
龚晓菊[7]（2005）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营经济对中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及存在的制度约束,并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 第一章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进行理论探讨。（1）目前,理论界对民营经济概念的认识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民营经济的概念和类型进行界定。民营经济是采取民间经营方式的经济形态,是以经营方式来界定的,不涉及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民营经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民营经济包括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广义上的民营经济包括所有非国营经济。民营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具有其它经济成份所不具备的优势,集中表现在经营机制的灵活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上。民营经济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它天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活跃力量。（2）制度就是制约人们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系列社会承认的规则,制度功能作用的本质是提供激励与约束,从而影响经济绩效;制度变迁有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扫除障碍、创造宽松的环境。因此,整个民营经济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制度变迁史。 第二章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考察。本文根据民营经济发展的特点,把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分为复兴、快速成长、调整、全面发展四个时期。（1）1978年——1984年为复兴时期。民营经济的复兴是从个体经济的兴起开始的。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私营经济的复苏。（2）1985年——1988年为快速成长时期。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党和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发展采取了“不鼓励、不禁止”的做法,私营经济快速成长起来;这一阶段乡镇企业也异军突起。（3）1989年——1991年为调整时期。由于乡镇企业无序发展,加之经济过热,国家开始治理整顿,加上1989年的政治风波,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回落。（4）1992年至今为全面发展时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迎来了第二次高潮;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
蔡养军[8]（2004）在《中国乡村集体企业经验的制度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政府进行了土地改革，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因为长期战争，农村极为贫困，一些农民为生活所迫，在分到土地不久就卖地买粮。这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根本不符。于是，政府利用它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的对农村居民的强大的动员能力，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既有的合作社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农民成立各种合作社，以便达到发展生产、公私两利的目的。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国家确立了以农业积累为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方针。合作社逐渐演变成为替政府掠夺农村剩余的工具。建国初期，国家允许农民自由进入城市，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导致城市发生粮食供应危机，为应对此种形势，政府逐步建立了隔离城乡的一系列政策，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以方便国家实施计划经济。这就是合作社异化为苏式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过程。在农村手工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民公社副业生产队，即社队企业，是乡村集体企业的前身。党和政府对发展社队企业有时热情支持，有时又严厉打击。1958年大炼钢铁成立了大批的集体企业，经过整顿之后，只有很少一部分留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城市工厂的开工严重不足，一批社队企业乘势而起。改革开放以后，社队企业基础较好，与大中城市关系密切，东南沿海地区的乡村集体企业率先发展起来，并成为以后乡镇企业的主力军。乡村集体企业是乡村干部为主导的，利用乡村各种资源组织起来的，因此乡村集体企业可以说就是乡村公有企业。既是公有企业，那它就避免不了公有企业一般的弊病。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这样一种企业形态可以兼得计划与市场的好处，因而得到迅猛发展。然而，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市场范围的扩大，私营企业的竞争力逐渐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乡村集体企业自身也在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经过长期的合同结构调整，终于走上改制之路。乡村集体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自始至终是分离的。企业控制权最初是在乡村干部手中，因为乡村干部可以为企业谋得更有利的经营条件，此后集体企业的控制权逐渐落入企业管理层手中，因为乡村干部对企业经营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了。但是企业管理层对企业的控制权却是与其职位不可分离的，因而也是不可交易的。因此企业领导人的交接总是一件麻烦的事。集体企业的家族化在企业改制之前就已经形成。当政治条件宽松，经济形势紧迫时，集体企业私有化的浪潮就开始了。集体企业私有化的过程有的是权贵攫取式的，没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有的则经过了股份合作等过渡阶段，有着或多或少的民主私有化的意味。乡村集体企业私有化之后，其所承载的社会职能就直接地由乡村政府来承担了。<WP=5>基层政权的变革在此之后立即启动了。企业与乡村的关系，逐渐摆脱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影响，走上了正规化建设的道路。具体表现为政府、基层组织与企业、居民之间财务请求权基础的变化。乡村政治的演变有诸多的变数，发展方向并不确定。在乡村企业发展最好的地方，可能出现财产支配权力的局面。而在大多数乡村，经济实力有限，乡村民主仍然不能避免政府主导的性质。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中国乡村集体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土地的不可流动性既是集体企业低成本崛起的秘密，又构成集体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乡村集体非农用土地的流转引起国家与农民利益的冲突，对长期以来国家剥夺农村土地利益的法律规则提出强烈的挑战。在我国的实际情况约束下，政府无力向大多数农村提供充分的公共产品，这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继续存在的理由。在乡村经济基本上以工业为主的地区，模仿城市建立了一套养老保险制度。集体企业私有化之后，这些制度仍旧保留下来，土地租金成为维系村庄公共机构运行的基本来源。在那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或者城市周边的农村，地方政府、农村集体和农民共同努力，利用土地增值收益基本上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乡村，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更为迫切，因为一旦失去土地，农民的生存就会成为问题。总之，民法合作社意义的集体逐渐异化为苏式集体所有制意义上的集体，苏式集体农庄在中国国情下又演变为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开放之后乡村社会关系逐渐地摆脱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影响。集体作为社区成员共同利益组织体的法律地位正在形成。
中咨协会业务协调部[9]（2009）在《全国最新工程咨询单位名录》文中研究说明
叶伟巍[10]（2009）在《产学合作创新机理与政策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文中认为这是一个公共政策多如牛毛的时代,也是一个公共政策严重匮乏的时代。美国公共管理体系可谓世界领先,但是此次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并以海啸之势席卷全球,不仅重创全球虚拟经济,而且对实体经济的也造成巨大冲击的金融风暴,背后的原因之一是政府顺应金融创新的公共政策的严重缺失。在我国,为了深化、细化、制度化党和国家提出的“以产学研为突破口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目前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政策”超过3000项,但是通过本研究调研和实证研究发现,相关政策对产学合作创新的调控作用并不明显。所以,在新形势下研究当前阶段产学合作创新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把握主要矛盾;分析关键因素作用创新绩效的机理与路径,把握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规律;设计具有针对性的促进产学合作创新的公共政策,提高决策水平和行政效率,具有战略性的现实意义。本研究正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本文在分析研究背景与研究目标之后,通过对国家创新理论系统、区域创新理论、产业创新系统理论的文献研究,结合区域创新系统的针对性强和产业创新系统的全球化优势,确定了以区域支柱产业的产业创新系统这一中观视角作为本论文的研究视角。基于区域支柱产业的产业创新系统视角,提出了要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1）影响产学合作创新绩效的主要因素研究;（2）产学合作促进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3）当前阶段促进产学合作创新的公共政策研究。本文针对上述问题,运用实地调研、深入访谈、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定性研究方法;按照实证分析的研究设计、变量设计、信度效度检验、研究方法设计等规范;在采集大样本问卷的基础上,采用数理统计和结构方程建模相结合的定量分析方法,实施了研究,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成果主要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借鉴创新系统理论和产学合作创新理论的研究成果,提炼了影响产学合作创新绩效的六大方面影响模块,并确定了合作项目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案例研究、借鉴经典U-A模型后发现,主导设计是产学合作创新成功的分水岭,所以提出了用“市场合作创新能力、技术合作创新能力和协同把握创新机会能力”这三个指标来诠释产学合作创新能力的设想,最后构建了本论文的研究框架。第二,通过对聚光科技、绍兴纺织研究院、烟台万华、方正集团等四个典型案例的研究,发现了产学合作创新不同阶段存在着合作模式演化的规律。并借鉴合作模式的研究成果,探索性地提炼了用“创新主体和合作治理关系”两个维度对不同阶段的产学合作模式进行了分类,提出了四种不同的合作模式,最后提炼成产学合作创新模式演化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阶段合作模式是影响产学合作创新项目绩效的关键因素。合作模式演化模型很好地证明了产学合作创新是实现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的过程,是实现企业自主创新的主要途径,丰富了我国自主创新型国家建设理论。第三,通过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得出了目前产学合作创新主要还是要素驱动的重要结论。发现当前情况下主要是合作双方资源因子、双方能力因子、合作模式因子,通过合作创新能力的变化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而提高产学合作项目创新绩效,为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研究保障。同时从实证分析结果也发现,当前产学合作创新微观层面管理效率非常低下,严重制约了产学合作创新的绩效。最后,基于当前产学合作创新主要还是要素驱动这一结论,本论文在分析浙江省产业现状和产学合作创新政策现状的前提下,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产学合作创新的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设计了促进产学合作创新的政策工具;最后,针对浙江产业和民间资本充裕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创建产学合作风险引导基金这一强化资源整合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具体解决方案,为优化产学合作政策体系,促进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作出了贡献。本论文研究成果丰富和完善了产学合作创新理论,得出了当前产学合作创新主要还是要素驱动这一重要结论,为建设具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提高公共行政效率提供了科学有效的理论指导。
二、温州市一个国有企业的崛起——浙江东方集团公司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温州市一个国有企业的崛起——浙江东方集团公司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区域产业竞争力论——以泉州、温州、苏州三个地级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导言 |
| 1. 选题的意义 |
| 2. 选定特定对象的依据 |
| 3. 研究方法 |
| 4. 结构和体系 |
| 5. 本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地区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分析 |
| 第1节 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本质 |
| 1.1.1 地区竞争的本质 |
| 1.1.2 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本质 |
| 1.1.3 地区产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地区竞争力、企业竞争 |
| 第2节 地区产业竞争力源泉 |
| 1.2.1 地区竞争力源泉：研究回顾 |
| 1.2.2 比较优势理论与地区产业分工 |
| 1.2.3 竞争优势理论与地区产业发展 |
| 1.2.4 地区产业竞争力源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内在统一 |
| 第3节 地区产业竞争力分析模型 |
| 1.3.1 国家（地区）竞争力分析模型 |
| 1.3.2 产业竞争力分析模型 |
| 1.3.3 地区产业竞争力分析模型再研究 |
| 第4节 小结 |
| 第二章 产业结构转换能力 |
| 第1节 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理论分析 |
| 2.1.1 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地位和作用 |
| 2.1.2 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分析构件 |
| 第2节 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宏观面分析 |
| 2.2.1 产业结构转换的路径分析 |
| 2.2.2 产业结构转换的速度分析 |
| 2.2.3 产业结构转换的绩效分析 |
| 2.2.4 产业结构转换的偏差分析 |
| 2.2.5 小结：以产业结构转换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绩效 |
| 第3节 农业产业结构转换 |
| 2.3.1 农业内部结构转换现状分析 |
| 2.3.2 农业内部结构转换的战略重点 |
| 2.3.3 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结构转换 |
| 2.3.4 小结：以农业产业化推动农业结构转换 |
| 第4节 工业化进程与产业结构转换 |
| 2.4.1 工业化及其结构转换 |
| 2.4.2 工业化进程及其结构转换 |
| 2.4.3 工业化模式及其结构转换 |
| 2.4.4 小结：加快工业化步伐，提高工业化绩效 |
| 第5节 第三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转换 |
| 2.5.1 第三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转换的重要力量 |
| 2.5.2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转换现状分析 |
| 2.5.3 引致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差异的成因分析 |
| 2.5.4 小结：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第三章 产业空间聚散能力 |
| 第1节 产业空间聚集能力的理论分析 |
| 3.1.1 产业空间聚散理论和类型 |
| 3.1.2 产业空间聚散能力的分析构件 |
| 第2节 中心城市带动能力 |
| 3.2.1 中心城市带动能力现状 |
| 3.2.2 中心城市发展滞后的成因 |
| 3.2.3 中心城市功能定位与带动能力 |
| 3.2.4 小结 |
| 第3节 城乡协调发展能力 |
| 3.3.1 城乡协调发展能力现状 |
| 3.3.2 城乡协作发展工业，推动区域工业化 |
| 3.3.3 以工建农，缩小工业和农业收益差距 |
| 3.3.4 建设小城镇，推动城乡一体化 |
| 3.3.5 小结 |
| 第4节 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3.4.1 区域协调发展现状 |
| 3.4.2 示范带动效应：以工业化为导向的落后地区自主展 |
| 3.4.3 行政驱动效应：政府强制性区域间配置资源 |
| 3.4.4 市场引导效应：从互惠互利原则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3.4.5 小结（投入产出效应）：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与思考 |
| 第5节 开发区带动能力 |
| 3.5.1 开发区建设的经济社会效应 |
| 3.5.2 开发区建设的成功之路 |
| 3.5.3 小结 |
| 第四章 产业组织成长能力 |
| 第1节 产业组织成长能力的理论分析 |
| 4.1.1 产业组织理论演进及研究构件 |
| 4.1.2 产业组织成长的内涵与功能 |
| 4.1.3 产业组织成长能力的分析指标 |
| 第2节 企业组织：产业组织成长的微观基础 |
| 4.2.1 企业组织成长的逻辑起点：准古典企业 |
| 4.2.2 企业组织成长的重要节点：古典企业和准现代企业 |
| 4.2.3 现代企业组织的形成与成长：企业集团化和股份制 |
| 4.2.4 小结：以企业制度创新推进企业组织创新 |
| 第3节 产业集群：产业组织成长的高级形态 |
| 4.3.1 产业集群经济效应 |
| 4.3.2 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产业集群 |
| 4.3.3 产业集群的主要特点 |
| 4.3.4 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进 |
| 4.3.5 小结：实施集群战略，增强产业竞争力 |
| 第4节 产业营销：产业组织成长的关键环节 |
| 4.4.1 传统营销方式的兴衰 |
| 4.4.2 现代营销方式的成长 |
| 4.4.3 区域营销的流行 |
| 4.4.4 小结：多轮驱动，增强产业营销能力 |
| 第5节 政府管理：产业组织成长的外部环境 |
| 4.5.1 政府管理能力及其分析构件 |
| 4.5.2 产业组织成长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 4.5.3 小结：增强产业组织成长的政府推动能力 |
| 第五章 提高地区产业竞争力 |
| 第1节 以新型工业化推动结构升级 |
| 5.1.1 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5.1.2 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 5.1.3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动工业结构升级 |
| 5.1.4 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农业结构升级 |
| 5.1.5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第三产业结构升级 |
| 第2节 不断增强产业空间聚散能力 |
| 5.2.1 强化中心城市带动作用 |
| 5.2.2 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
| 5.2.3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
| 5.2.4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5.2.5 增强开发区带动能力 |
| 第3节 不断增强产业组织竞争力 |
| 5.3.1 增强企业组织成长能力 |
| 5.3.2 增强产业集群竞争优势 |
| 5.3.3 增强产业营销能力 |
| 第4节 以技术和制度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 |
| 5.4.1 以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竞争力 |
| 5.4.2 以制度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 |
| 5.4.3 以可持续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 |
| 第5节 着力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
| 5.5.1 界定和保护产权 |
| 5.5.2 大力发展行业中介组织 |
| 5.5.3 加强诚信系统工程建设 |
| 5.5.4 建设责任政府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2）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表格目录 |
| 图示目录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已有研究述评 |
| 1.2.1 经济转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分析 |
| 1.2.2 经济转型中政企关系的类型划分 |
| 1.2.3 地方政企关系中的多重制度逻辑 |
| 1.2.4 简要的评论 |
| 1.3 研究目的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2.1 政企耦合的概念阐释 |
| 2.2 政企耦合的时空背景：中国经济转型 |
| 2.3 政企耦合的结构分析 |
| 2.3.1 政企耦合的结构主体 |
| 2.3.2 政企耦合的行为场域 |
| 2.4 政企耦合的动态性与适应性 |
| 3 地方政府、政企耦合与经济转型：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 |
| 3.1 温州模式概况 |
| 3.1.1 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点 |
| 3.1.2 温州模式的背景与条件 |
| 3.1.3 温州模式的成就与影响 |
| 3.2 经济转型的温州模式：政企耦合的视角 |
| 3.2.1 政治场域：政策变通与制度创新的地万试验 |
| 3.2.2 市场场域：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的双重变奏 |
| 3.2.3 社会场域：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 |
| 3.3 政企耦合动态性与温州地方政府的角色之争 |
| 3.3.1 民营经济起步阶段温州地方政府的理性“无为” |
| 3.3.2 民营经济壮大阶段温州地方政府的适当“有为” |
| 4 政企耦合畸形化的形成逻辑：基于温州模式的困境研究 |
| 4.1 陷入困境的温州模式 |
| 4.1.1 温州模式“由盛而衰” |
| 4.1.2 已有的解释及其不足 |
| 4.2 政企耦合外部环境改变：政府竞争背景下温州人才与资本的外流 |
| 4.2.1 地方政府竞争的形成 |
| 4.2.2 政府竞争与要素流动 |
| 4.2.3 政企耦合畸形化与温州人才和资本的外流 |
| 4.3 政企耦合内在基础影响：人情社会对温州经济转型的推动与钳制 |
| 4.3.1 经济转型中的“人情悖论” |
| 4.3.2 温州人情社会的特征及其经济影响 |
| 4.3.3 人情社会与温州政企耦合的畸形化 |
| 4.4 政企耦合主体行为偏差：政企耦合动态性与地方政府的转型迟滞 |
| 4.4.1 地方政府行为法治化水平低下 |
| 4.4.2 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
| 4.4.3 对企业的政策支持与引导不力 |
| 4.4.4 公职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扭曲 |
| 5 政企耦合的构建路径：基于温州与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 |
| 5.1 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方法 |
| 5.1.1 案例选择 |
| 5.1.2 数据收集方法 |
| 5.2 温州灯具产业的案例 |
| 5.2.1 温州灯具产业的兴起过程 |
| 5.2.2 温州东方灯具市场的建立 |
| 5.2.3 温州灯具企业的集体外迁 |
| 5.3 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 |
| 5.3.1 古镇灯具产业的初期发展 |
| 5.3.2 古镇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 |
| 5.3.3 温州灯具企业的集体迁入 |
| 5.4 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
| 5.4.1 客观条件的差异 |
| 5.4.2 政府治理的优劣 |
| 5.5 政企耦合如何构建：个案的拓展讨论 |
| 5.5.1 经济转型中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
| 5.5.2 政企耦合与“转型陷阱”突破 |
| 5.5.3 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有为政府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3）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 ——基于温州的实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农民流动中的内在束缚：研究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一） 主要研究内容 |
| (二） 主要分析框架及分析视角 |
| (三） 主要分析方法及分析单位 |
| (四） 简短的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四、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一） 理论研究方法 |
| (二） 实证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自由及农民自由 |
| (二） 社区及社会融合 |
| (三） 农村社区及社区治理 |
| 六、论文研究中几对关系的交代与说明 |
| (一） 社会转型与转变社会 |
| (二） 农民流动与农民自由 |
| (三） 社区社会融合与社会融合 |
| 七、个案介绍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温州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农民 |
| 一、1950-1957：土改、合作化与包产到户 |
| (一） 土改 |
| (二） 合作化 |
| (三） 包产到户 |
| 二、1958-1978：人民公社化 |
| (一） 走集体 |
| (二） 大跃进 |
| (三） 再包产到户 |
| (四） 社队经济及发展副业 |
| 小结 生存伦理及制度收放中的农民现实自由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农民及现实困境 |
| 一、1978-1984：人民公社后期 |
| (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二） 进城与造城 |
| 二、1985-2006：乡政村治时期 |
| (一） 村民自治 |
| (二） 经济社会转型与分化 |
| 三、2006年以来：现实矛盾与困境 |
| (一） 基层治理体系滞后 |
| (二） 农民公共服务供需不平衡 |
| (三） “村社一体”、“政经不分” |
| (四） 分化、流动中的封闭、分割与排外 |
| 小结 农民自由的扩展及社会流动中的结构性束缚 |
| 第四章 三分三改 |
| 一、政经分开 |
| (一） 政经不分的历史 |
| (二） 村委会和经济组织的分离 |
| (三） “身份分离”促进的农民自由 |
| 二、资地分开 |
| (一） 集体资产的捆绑性束缚 |
| (二） 土地资产与非土地资产的分离经营 |
| (三） 资产重组的农民自主及自由 |
| 三、户产分开 |
| (一） “户产一体”背景下的社区封闭与排外 |
| (二） 户口与产权组织关系的分离改革 |
| (三） “产权明晰”推动的自由流动与利益维护 |
| 四、股改 |
| (一） “人人有份、人人无份”的集体资产 |
| (二） 经营性资产的量化入股 |
| (三） “资产量化”的个体财产与经济自由支配权 |
| 五、地改 |
| (一） 集体产权下的土地要素流动困境 |
| (二） 农用地、宅基地、建设用地改革 |
| (三） “地权变革”盘活的土地财产及农民“离土离乡” |
| 六、户改 |
| (一） 城乡二元户籍及利益捆绑 |
| (二） 剥离附属功能、恢复社会管理功能的户籍改革 |
| (三） “户改”启动的迁徙自由及流动中的公民权利 |
| 小结 “三分三改”突破的封闭经济社会结构及促进的农民自由 |
| 第五章 社区重建 |
| 一、农村社区重建的背景及现实基础 |
| (一） 社区重建的历史背景 |
| (二） 社区重建的基础与目标 |
| 二、社区地域空间的重组 |
| (一） 跨越村界的联合大社区 |
| (二） 突破封闭边界的自由与认同 |
| 三、社区组织体系重构 |
| (一） 开放性组织体系 |
| (二） 全覆盖管理、服务中的平等、认同及归属 |
| 四、社区治理机构再造 |
| (一） 合作性治理机构 |
| (二） 开放治理中的自我公共空间 |
| 五、社区治理机制变革 |
| (一） 协商式治理机制 |
| (二） 多元参与中的自由与认同 |
| 小结 流动背景下社会重建中的个体化、认同与归属 |
| 第六章 转变社会中的温州农民自由及社区社会融合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温州农民自由发展历程及特征 |
| (一） 建国初期：制度建构中的“自由”及“不自由” |
| (二） 集体化时期：封闭社会结构中的农民自由及其抗争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革释放的自由及其限度 |
| (四） 新时期：“三分三改”释放的新自由 |
| 二、农民流动背景下的当代新社区社会融合现状 |
| (一） 社会融合的多维度因素 |
| (二） 社区社会融合的指标体系建构 |
| (三） 基于融合指标体系的温州新社区考察 |
| (四） 社区社会融合效度考察的基本结论 |
| 三、温州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与社区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 温州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 |
| (二） 流动背景下现代新社区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 |
| 小结 曲折的个体化及艰难的再嵌入融合 |
| 第七章 讨论与结论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制度基础 |
| 一、流动背景下的农民自由与融合：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历史新命运 |
| 二、我国历史进程中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 |
| (一） 传统专制社会中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 |
| (二） 建国以来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状况 |
| (三） 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制度关联性 |
| 三、国外农村基层社会变革中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 |
| (一） 基层社会制度变迁改变的“农民命运” |
| (二） 社会制度构建的“社会融合” |
| (三） 国外社会变革中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制度价值 |
| 四、农民的自由及其实现 |
| (一） 农民自由 |
| (二） 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 |
| (三） 农民自由的实现 |
| 五、自由中的社区社会融合 |
| (一） “自由”个体何去何从 |
| (二） 融合性社会 |
| (三） 社区社会融合何以可能 |
| 六、社区社会融合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大融合 |
| 七、基本结论 |
| 余论 自由、人性与制度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部分访谈资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研究综述 |
| 三、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的基本理论 |
| 一、民营经济的内涵 |
| 二、民营经济的类型 |
| 三、民营经济优势 |
| 四、民营经济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
| 第二节 制度变迁与民营经济发展 |
| 一、制度及其经济功能 |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 三、制度变迁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关系 |
| 第二章 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的复兴时期 |
| 一、民营经济复兴的背景 |
| 二、个体经济的兴起 |
| 三、私营经济的萌芽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的快速成长时期 |
| 一、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成长 |
| 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的调整时期 |
| 一、民营经济发展进入低谷阶段 |
| 二、民营经济的调整 |
| 第四节 民营经济的全面发展时期 |
| 一、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
| 二、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三次高潮 |
| 三、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的一般动力 |
| 一、经济发展动力的涵义 |
| 二、经济发展的动力分析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 |
| 一、民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
| 二、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 |
| 第三节 制度变迁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
| 一、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
| 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
| 第四章 民营经济发展的模式 |
| 第一节 三种模式发展路径 |
| 一、苏南模式形成与演变 |
| 二、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
| 三、珠江模式的形成和演进 |
| 第二节 三种模式的制度比较 |
| 一、制度基础比较 |
| 二、产权制度比较 |
| 三、金融支持制度比较 |
| 四、商会制度的比较 |
| 五、制度变迁中地方政府的作用比较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发展模式评析与借鉴 |
| 一、民营经济发展模式评析 |
| 二、对中西部地区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借鉴意义 |
| 第五章 民营经济的制度约束与对策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 |
| 一、正式制度约束 |
| 二、非正式制度约束 |
| 三、实施机制约束 |
| 第二节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 |
| 一、产权制度安排 |
| 二、金融支持制度设计 |
| 三、商会制度完善 |
| 四、加强文化建设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 |
| 一、构建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
| 二、建立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监督与效果评估机制 |
| 三、民营经济战略定位与发展趋势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乡村集体企业经验的制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导 言 |
| 一、 本文问题的缘起 |
| 二、 国内外有关乡村集体企业研究文献的概述 |
| (一) 人民公社体制的回顾和研究 |
| (二) 乡村集体企业的综合性调查研究 |
| (三) 乡村集体企业产权和经营管理机制 |
| (四) 乡村集体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 |
| (五) 基层政权与乡村集体企业 |
| (六) 集体土地所有权 |
| 三、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 合作社 |
| (二) 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 |
| (三) 制度变迁 |
| 四、 研究方法说明 |
| 五、 本文的基本脉络 |
| 第一章 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发生 |
| 一、 1949年以前的合作理论与实践 |
| (一) 薛仙舟的合作理论与实践 |
| (二) 华洋义赈会的合作实践 |
| (三)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合作实践 |
| (四) 国民政府的合作实践 |
| (五)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合作事业 |
| (六) 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指导下的实践 |
| 二、 合作社向集体所有制的变异 |
| (一) 理论上的准备 |
| (二) 合作制向集体制的变异 |
| (三) 集体制与合作制的联系与区别 |
| 三、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生 |
| (一) 乡村集体企业的萌芽 |
| (二) 社办企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迅速发展 |
| (三) 社队工业的整顿 |
| 四、 文化大革命”中乡村集体企业的复苏 |
| (一)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
| (二) 农业机械化运动 |
| (三) 邓小平提倡工业支援农业 |
| 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乡村集体企业 |
| (一) 发展社队企业的制度保障 |
| (二) 农业中的包产到户 |
| (三) 乡镇企业的概念取代社队企业的概念 |
| (四) 乡村集体企业内部的承包经营责任制 |
| (五) 新型乡村集体企业的形成和乡村集体企业的改制 |
| 六、 其他类型集体企业的发展简况 |
| (一) 供销合作社 |
| (二) 信用合作社 |
| (三) 城镇集体企业 |
| 七、 本章的结论 |
| 第二章 乡村集体企业所有权的结构与功能分析 |
| 一、 乡村集体企业所有权的法律结构 |
| (一) 社队企业的所有权结构 |
| (二) 《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定的企业所有权结构 |
| (三) 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乡村集体企业”所有权的法律构造 |
| (四) 乡村集体企业的税收制度 |
| 二、 实际运行中的乡村集体企业所有权 |
| (一) 乡村集体工业企业创办初期的所有权运行状况 |
| (二) 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企业后的所有权运行状况 |
| 三、 法律规定与改革实践冲突的根源 |
| (一) 乡村集体企业的所有权与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差异 |
| (二) 为什么合同结构的调整只能收一时之效？ |
| (三) 股份合作制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
| (四) 乡村集体企业改制的逻辑 |
| 四、 本章的结论 |
| 第三章 乡村集体企业的另一面:村庄案例研究 |
| 一、 村庄概况与集体经济的兴起 |
| (一) 天津大邱庄 |
| (二) 河南南街村 |
| (三) 浙江横店镇 |
| 二、 村办企业产权的特点 |
| (一) “魅力型企业家”控制的企业 |
| (二) 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
| (三) 意识形态的方面的制度 |
| (四) 公有制企业的“外部性” |
| 三、 产权结构的再发展 |
| (一) 大邱庄企业产权的演化 |
| (二) 南街村企业的变化 |
| (三) 社团型公有制的演化 |
| 四、 本章结论 |
| 第四章 乡村集体企业私有化之后 |
| 一、 乡镇企业的支农义务 |
| (一) 支农义务的起源、形式和理由 |
| (二) 乡村企业的变化与支农义务法律规则的确立 |
| (三) 支农义务的未来 |
| 二、 乡(镇)财政与乡镇办集体企业的发生 |
| (一) 乡镇财政的确立 |
| (二) 财政包干制下乡镇政府办企业的财政激励 |
| (三) 乡镇政府与乡(镇)办企业的关系 |
| 三、 乡(镇)政府与乡(镇)办企业的改制 |
| (一) 乡(镇)政府与乡(镇)办企业的力量对比的变化 |
| (二) 乡(镇)政府在乡(镇)办企业改制中的作用 |
| (三) 乡(镇)办企业改制后的乡镇财政 |
| 四、 村企改制与村庄自治 |
| (一) 新中国村庄治理的沿革 |
| (二) 村办企业与村庄公共开支 |
| (三) 村办企业私有化之后村庄公共建设资金的来源 |
| 五、 本章结论 |
| 第五章 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乡村集体企业 |
| 一、 集体土地所有权在乡村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
| (一)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结构与功能 |
| (二) 集体土地所有权对乡村集体企业的意义 |
| (三) 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基层政权 |
| 二、 集体土地非农化的法律控制的和市场机制 |
| (一) 集体土地非农化的法律控制 |
| (二) 集体土地非农化的市场机制 |
| (三) 法律控制失效的原因 |
| 三、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利益分配 |
| (一) 集体所有的农用土地权益分配 |
| (二) 集体土地被征用的收益分配 |
| (三) 集体所有的非农用土地权益分配 |
| 四、 本章的结论 |
| 结 论 |
| 主要参考书目 |
（10）产学合作创新机理与政策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自主创新是大国复兴的基石 |
| 1.1.2 我国企业尚难成为创新主体 |
| 1.1.3 现代大学创新源的地位日益显现 |
| 1.1.4 产学合作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突破口的作用已经显现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内容与可能的创新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逻辑 |
| 1.3.3 研究路线 |
| 1.3.4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创新系统理论综述 |
| 2.1.1 国家创新理论系统综述 |
| 2.1.2 区域创新理论综述 |
| 2.1.3 产业创新系统理论综述 |
| 2.1.4 小结 |
| 2.2 产学合作创新理论综述 |
| 2.2.1 合作创新理论 |
| 2.2.2 产学合作创新理论综述 |
| 2.2.3 产学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2.2.4 合作项目创新绩效指标体系研究综述 |
| 2.2.5 产学合作创新理论小结 |
| 2.3 创新制度文献综述 |
| 2.3.1 创新政策的界定 |
| 2.3.2 创新政策工具 |
| 2.3.4 小结 |
| 2.4 本章总结 |
| 第3章 成功案例的研究与研究框架的提出 |
| 3.1 案例研究方法 |
| 3.1.1 案例研究的意义 |
| 3.1.2 案例研究的步骤 |
| 3.1.3 案例研究效度与信度实现 |
| 3.2 产学合作创新案例分析 |
| 3.2.1 绍兴轻纺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创新案例 |
| 3.2.2 烟台万华产学合作创新案例 |
| 3.2.3 方正汉字激光照版系统案例 |
| 3.2.4 聚光科技产学合作案例 |
| 3.2.5 产学合作创新案例小结 |
| 3.3 产学合作创新模式的提出 |
| 3.3.1 产学合作创新模式研究综述 |
| 3.3.2 产学合作创新演化模型的提出 |
| 3.4 产学合作创新机理研究框架的提出 |
| 3.4.1 合作创新的技术能力子维度 |
| 3.4.2 合作创新的市场能力子维度分析 |
| 3.4.3 协同把握创新机会能力子维度分析 |
| 3.4.4 产学合作创新机理研究框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4.1 问卷设计 |
| 4.1.1 问卷的基本内容 |
| 4.1.2 问卷设计过程 |
| 4.1.3 问卷设计的可靠性问题 |
| 4.2 数据收集程序 |
| 4.2.1 总体和样本的确定 |
| 4.2.2 答卷者的选择 |
| 4.2.3 问卷发放及回收 |
| 4.3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
| 4.3.1 样本企业的合作模式分布情况 |
| 4.3.2 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 |
| 4.3.3 样本企业的年限分布 |
| 4.3.4 样本企业的规模分布 |
| 4.3.5 产学合作创新绩效变量 |
| 4.4 数据合并的有效性 |
| 4.4.1 样本企业的合作模式差异分析 |
| 4.4.2 样本的行业差异分析 |
| 4.4.3 样本(项目)规模差异分析 |
| 4.4.4 不同方式收集的两组样本数据差异分析 |
| 4.5 研究方法设计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产学合作创新机理的实证研究 |
| 5.1 影响产学合作创新的关键因素研究 |
| 5.1.1 影响产学合作创新的因素变量分析 |
| 5.1.1.1 产学合作创新影晌因素变最的理论遴选 |
| 5.1.1.2 初步实证遴选产学合作创新的影响因素变量 |
| 5.1.2 理论假设 |
| 5.1.3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5.1.3.1 量表的信度检验 |
| 5.1.3.2 量表的效度检验 |
| 5.1.4 因子分析 |
| 5.1.4.1 合作创新环境与战略管理子量表因子分析 |
| 5.1.4.2 资源与能力子量表因子分析 |
| 5.1.4.3 合作机制子量表因子分析 |
| 5.1.4.4 创新缎效量表因子分析 |
| 5.1.4.5 因子分析结果 |
| 5.1.5 回归分析-识别影响产学合作创新的关键因素 |
| 5.1.6 假设检验 |
| 5.1.7 小结 |
| 5.2 产学合作创新机理和作用路径的实证研究 |
| 5.2.1 产学合作创新机理与路径的研究框架(修正后) |
| 5.2.2 理论假设 |
| 5.2.3 实证研究方法──结构方程介绍 |
| 5.2.4 变量设计、信度及效度检验 |
| 5.2.5 SEM模型建模──分析产学合作创新机理与作用路径 |
| 5.2.6 假设检验 |
| 5.2.7 小结 |
| 5.3 实证研究结果讨论──产学合作创新的公共管理启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产学合作创新的公共政策研究 |
| 6.1 浙江省产学合作创新政策的现状 |
| 6.2 促进产学合作创新的政策设计 |
| 6.2.1 政策目标 |
| 6.2.2 政策工具研究 |
| 6.2.2.1 供给面导向的政策工具 |
| 6.2.3 需求面导向的政策工具 |
| 6.2.4 环境面导向的政策工具 |
| 6.3 金融创新政策研究──产学研投资基金 |
| 6.3.1 浙江省产业投资金融业的现状分析 |
| 6.3.2 案例借鉴 |
| 6.3.3 建立产学研投资基金的意义分析 |
| 6.3.4 产学研投资基金的运行机制研究 |
| 6.3.5 产学研投资墓金政策保障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结果的意义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浙江省技术中心企业一览表(抽样样本) |
| 附表-2 专家问卷 |
| 附表-3 企业问卷 |
| 发表文章目录 |
四、温州市一个国有企业的崛起——浙江东方集团公司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区域产业竞争力论——以泉州、温州、苏州三个地级市为例[D]. 谢立新. 福建师范大学, 2003(03)
- [2]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D]. 曹伟. 浙江大学, 2013(12)
- [3]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 ——基于温州的实证调查[D]. 李增元.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4]温州市一个国有企业的崛起——浙江东方集团公司调查[J]. 刘实,郭国涌,毛禹权,夏汝奎. 党建研究, 1999(01)
- [5]温州市一个国有企业的崛起——全总工运研究会关于浙江东方集团公司的调查报告[J]. 刘实,郭国涌,毛禹权,夏汝奎.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999(Z1)
- [6]从借红帽子到建立党委——温州民营大企业的成长道路及组织结构之演变[J]. 曹正汉.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2006(00)
- [7]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研究[D]. 龚晓菊. 武汉大学, 2005(05)
- [8]中国乡村集体企业经验的制度考察[D]. 蔡养军. 中国政法大学, 2004(04)
- [9]全国最新工程咨询单位名录[J]. 中咨协会业务协调部. 中国工程咨询, 2009(Z1)
- [10]产学合作创新机理与政策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D]. 叶伟巍. 浙江大学, 20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