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甘人大工作掠影(论文文献综述)
汤浩[1](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指出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王本能[2](2014)在《左宗棠幕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左宗棠乃晚清政坛一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自咸丰末年领兵开始,先后担任了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等职,麾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和陕甘回民起义,并出师关外规复新疆。左宗棠事功辉煌的背后离不开其幕府的支撑,通过对其幕府的系统研究也将有助于深化对左宗棠以及晚清史的体认。左宗棠在辟建幕府之前曾有长达八年的游幕经历,这段经历对其建立幕府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幕僚的选择标准和此后的幕府活动。左宗棠遴选幕僚也与其人才观息息相关,而其幕僚入幕的方式包括:幕主主动延聘、奏调、札委及他人推荐。对于幕僚的任用,多根据其自身的特点,因地制宜或因人制宜委任其负责某项工作。左宗棠幕府大致可分为:闽浙剿发、陕甘平回、规复新疆、坐镇东南四个阶段。整体而言,其幕府的主幕关系呈现复杂多变的样态。通过对左宗棠幕僚籍贯、出身及来源进行计量分析,既能窥见晚清幕府的整体特征,亦能体察出左宗棠幕府别具一格的特色:一、其幕府印证了晚清时期“绍兴师爷湖南将”这一谚语;二,幕僚中边才较多;三,理学色彩浓郁。左宗棠幕府的活动侧重于赞画方略、办理军需及善后三端。赞画方略,如夏炘、王柏心、柏景伟等人曾经给左宗棠献计,为左宗棠采纳,奉为军事布局之准绳。办理军需则是幕府最为重要的工作,东南时期以就地筹饷为主,而到了西北时期则以力争协饷为旨。敉平战乱之余,左宗棠即任命幕僚设置主持善后局,负责处理当地乱后诸事,主要以恢复经济和振兴儒学为要项。质言之,左宗棠幕府一面平息战乱,一面负责乱后重建。正是凭借左宗棠幕僚群体之作为,加速了清王朝戡乱战争的胜利,将晚清从板荡之世中拯救出来,并终成就一段中兴之作。借助对左宗棠幕府的考察,可以系统思考咸同军兴之后晚清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之状态。通过恢复左宗棠幕府在历史中的真实面相,可知幕府并未完全成为督抚专政的工具。进一步而言,学界认为咸同军兴之后形成“外重内轻”的习见并非颠扑不破,彼时的内外关系以“内外相制”来评判似乎更为妥帖。
徐锦庚[3](2017)在《大器晚成》文中研究指明引子百花园里摘蟠桃2013年盛夏,京西宾馆绿树掩映,花团锦簇。6月15日下午,三楼第一会议室。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召开。会议室右侧,垂着一面银幕;左侧,吊着一只花篮;正中,悬挂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2007.7-2012.6)颁奖典礼。氛围既俭朴又庄重。这个5年一度的奖项,是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传记文
袁文伟[4](2009)在《民国时期西北土匪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重点介绍了民国时期西北土匪产生、发展、演变和消亡的历史,探讨了西北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的特点,描述了西北土匪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并对导致西北土匪滋生的乡村危机、政治危机以及文化危机进行详细的阐述,同时对西北土匪的类别、发展阶段、分布概况作了初步的分析。对西北土匪与秘密社会的关系、土匪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作了深入详尽的探讨。本文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揭示了西北土匪的生活世界,探讨了西北土匪的日常生活、谋生手段、精神世界以及种种的变态行为。民国土匪是社会危机的产物,土匪的大量滋生又加剧了社会危机,对土匪的治理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民国时期西北历届政府采取诸如加强保甲制度、强化基层武装等剿抚兼施的措施来治理土匪,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匪患。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新型的治匪模式,一举铲除了滋生土匪的社会基础,消灭了危害多年的匪患。本文分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共十一章。第一章主要分析西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社会;第二章论述西北土匪的成因,强调乡村危机与土匪滋生的关系;第三章论述政治危机是土匪产生的另一重要根源;第四章论述文化危机与西北土匪滋生的关系;第五章分析西北土匪的分布概况。第六章对西北匪首群体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论述;第七章对西北土匪与秘密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揭示了土匪与哥老会、清洪帮的密切联系。第八章探讨西北土匪的生活世界;第九章’研究西北土匪的政治倾向,对土匪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予以分析和探讨。第十章具体论述了民国时期历届政府的治匪措施和陕甘宁边区的剿匪政策;第十一章叙述了民国末年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西北土匪概况,经过历时四年的西北大剿匪,西北土匪彻底覆灭。土匪的覆灭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严亭[5](1992)在《陕甘人大工作掠影》文中指出 去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传治带领的一行8人,踏上陕甘两省这块曾经孕育了黄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古老土地,先后到西安、宝鸡、天水、兰州等市学习考察两省的人大工作。汽车行驶在陕甘公路上。车窗外,浩瀚无垠的黄土高坡交织着纵横的沟壑和梯田,一派北国风光。尽管这儿的山不如江南的绿,水也不如江南那般秀,但
秦岭[6](2013)在《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文中研究指明前言:一次宿命的行走我穿行在荒山枯岭之中,却恰似一叶小舟,独行水上。水在哪里?抬望眼,到处都是旱地。安全的行走,却在考察中国农村饮水的安全与不安全。水,生命之源,它是在呼唤我吗?我宁可相信,给我安排这样一次行走的,是水,更是命运。二者必然是兼而有之的。水既然能成为生命之源,必然与命运有关。我的行走,由北国到江南,由内地到边陲,因水而来,为水而去。中国农民与安全的饮用水之间,撼动我的,是缺一口水而遭遇的死亡、流血以及满脸泥石流一样的眼泪;是得到一口水
朱芬萌[7](2004)在《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支撑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西北地区是退耕还林还草的重点地区,保证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可持续发展对本区乃至全国生态环境改善都有重要意义。西北地区几十年来退耕还林还草的实践证明植树种草技术、退耕农户的粮食供给、生活能源来源、经济收入水平以及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和管理都与退耕还林还草效果息息相关,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退耕还林还草的支撑体系。支撑体系如何影响退耕还林还草的效果、能够支撑多大退耕规模、需要国家进行怎样的补助和具体的补助水平、目前的补助到期后是否会出现复垦等都是我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急需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旨在分析支撑体系各因素及其与退耕还林还草之间的关系,明确其内部规律,为当前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出台合理的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通过对还林还草技术研究、实践中各种问题的分析可以表明,退耕还林还草技术支撑是通过这样一个闭路循环而实现的,即技术研发→实用技术产品→技术培训→技术应用→管护技术指导→技术信息采集→技术研发,技术研发以外的各环节不足是技术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改善的途径是将庞大而无序的技术成果集成为可以检索、使用方便与空间具体位置对应的实用技术信息库、建立农民代表和技术人员定期培训制度等。粮食支撑条件主要从省级粮食总量的有效供给、国家粮食补助能力和退耕区粮食具备可得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参考各省退耕还林还草规划和坡耕地状况等,对各省设置了三个方案:即到2010年退完25度以上坡耕地和沙化耕地(A方案);到2010年退完25度以上坡耕地和沙化耕地的基础上再退1/2的15-25度坡耕地(B方案);截止2010年退完15度以上坡耕地和沙化耕地(C方案)。得出如下结论:从粮食总量的有效供给来看,不考虑粮食区域之间转移的成本,以不降低粮食自给率现状水平为确定退耕规模的依据,宁夏和新疆可以实现C方案,分别退完27.60和35.54万公顷耕地;青海和甘肃分别可以实现B和A方案,退完7.15和64.86万公顷;而陕西如果按照A方案退掉124.36万公顷,粮食自给率将从退耕前75.09%下降为72.77%。 <WP=7>从西北地区坡耕地分布和区域粮食差异的分析可以说明,粮食总量的有效供给仅是确定退耕规模和进度的一个因素,国家粮食补助能力和退耕区粮食具备可得性才是粮食支撑的关键。按照国家目前的补助水平,A方案条件下,陕、甘、青、宁和新五省(自治区)国家粮食补助量分别是93.27、48.65、0.35、6.65和20.19万吨,分别是退耕粮食减少量的46.92%、72.57%、12.60%、28.12%、17.27%。按照B方案,陕、甘、青、宁、和新国补粮食分别是175.86、102.45、4.07、11.19和20.23万吨,分别只是退耕粮食减少量的30.89%、36.54%、42.49%、21.03%和17.27%。按照C方案,陕、甘、青、宁和新国家补助的粮食量分别是258.46、156.25、7.80、15.73和20.26万吨,只是退耕减少粮食的27.50%、31.65%、30.84%、19.00%和17.27%。按照目前国家补助水平哪一种方案都不足于弥补退耕引起的粮食减产,退耕的进行是不可持续的。要使退耕按照A、B和C方案顺利进行,需提高退耕的粮食补助水平,A、B和C方案下,陕西省分别提高到目前补助水平的2.13、3.24和3.64倍。西北总体的国补水平应提高分别为目前2.42、3.28和3.62倍。我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的粮食背景已不存在,退耕5年以来,我国粮食总量连续下降,粮食安全问题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扩大退耕还林还草的面积,提高粮食补助水平对国家粮食产量和库存的压力是十分大的,可见,依靠国家提高粮食补助来维持退耕进行的方案是不可取的。退耕地区粮食自给、适当进行退耕是保证地区粮食安全的合理途径。国家直接进行粮食补助并没有提高退耕区粮食可得性。退耕可持续发展最终决定于退耕区粮食自给水平,因此需要大量进行基本农田建设。陕西省重点退耕各区需求的基本农田建设投资是目前国家退耕补助水平的0.6-17.5倍。目前退耕区基本农田建设资金没有明确的来源途径,要使退耕还林还草可持续发展,国家需设专项基本农田建设资金,确保退耕区粮食自给。退耕区农村生活能源支撑条件通过对几种农村能源途径的特点、经济、生态和综合效益进行分析,提出了四种能源方案: 1、户用沼气池为主体,占整个西北地区农户数的69.34%;2、薪炭林为主兼发展太阳能和风能区,占总农户数的15%;3、商品能源为主区,占总农户的约10%;4、继续推广节煤炉灶和节煤炕。并对方案1进行了具体分析。按照各省到2010年退完25度以上陡坡耕地和所有沙化耕地,到2010年陕、甘、青、宁和新分别需要建立沼气池的农户百分比为23.37%、5.61%、0.89%、28.75%和9.49%,对应的农户数分别为172.32、27.71、0.76、27.27和19.52万户。适宜建设沼气池区退耕的能源支撑条件是符合沼气池建设的二重性约束,即退耕农户数量不大于沼气池拥有农户数量,退耕区域与沼气池建设区域重合。国家沼气池建设数量规划可以支撑退完25度以上坡耕地和沙化耕地以及一半的15-25度坡耕地,<WP=8>但目前沼气池建设与退耕区域重合性不好
郭少丹[8](2012)在《1928-1930年晋豫陕旱灾探析 ——以《申报》为视角》文中提出1928-1930年,中国北方晋、豫、陕等省份先后发生旱灾形成大灾荒,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更加重了晋、豫、陕三省受灾的危害。北方晋、豫、陕三省连续三年大旱的发生,是由华北所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北方干湿期的周期规律等自然原因造成的。但此次旱灾危害如此严重,与下列社会原因也有密切关系:腐败的统治与残酷的剥削,军阀纷争加剧灾情,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口的增加。此次旱灾对华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旱灾造成大量灾区人口死亡,多数青壮年逃亡四方,贩卖妇女儿童成风,灾区人口素质下降。灾害初期,尚未能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扩大后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减免运费的政策,以鼓励赈灾物资的和灾民的运输。为筹集赈款,国民政府采取了加征捐税、扣薪助赈、举办义赈、发行赈灾公债和实行赈灾借款等一系列措施。为赈济此次灾荒,国民政府还采取了急赈、设立粥厂及收容所、遣返、移民、工赈等一系列措施。但由于财政困难,救灾效果大大削弱,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救灾一事也颇尽力,但总体上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成效。社会力量在赈济晋豫陕三省旱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旱灾的消息在各媒体传播以来,中外义赈团体纷纷建立,在施赈救灾方面,中国济生会、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等地方团体逐步形成了一套以调查、放赈、稽查为主体的救灾程序。为救济灾民生命,各民间团体采取了发放赈粮、现金、开设粥厂等急赈措施。在救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挽救了许多灾民的生命。每一次灾难都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1928-1930年晋豫陕三省大旱灾不仅给中原人民带来严重的危害,同时也激起了政府和社会对灾荒救济的重视,救灾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
蔡文成[9](2011)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形态研究》文中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的政体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标志。作为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研究中国政治的现状和发展的基础,是解读中国民主状况及民主化进程的关键。人大民主形态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结构、制度设计、机制程序及价值功能的有机组合和运行状态。“人大民主形态”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概念,它既包含静态结构,又包含动态的程序;既包含内在的关系,又包含外部的形态;既包含显性的制度,又包含隐性的规范,是对人大民主制度的系统反映。人大制度民主形态在纵向维度主要展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的思想基础、形态演变的历程;人大制度民主形态在横向维度上主要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具体制度结构和运行机制。人大民主形态的理论基础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导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权建设学说,发展于苏联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理论,形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体系。人大民主形态是代议民主制度同中国具体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历经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边区参与会、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的萌芽、产生、发展、完善和成熟的演变过程。人大民主形态是一个制度系统,由代表制度、选举制度和会议制度组成和建构,其组成要素、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形成完整的制度结构体系。代表制度是人大民主形态的主体。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细胞,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的主导者、运作者,参与者,是联结人民和国家的中介,无代表则无人大制度。会议制度是人大民主形态的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的基本途径和方式是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既是民意机关、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统一体,又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表达的公共场所,是这一制度运行的基础、条件、平台,是人大代表的实践场域。选举制度是人大民主形态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代表制度和会议制度的前提和依据,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基础和保证。人大民主机制是一定民主政治系统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协调的作用原理和运行状态。人大参与机制是人大民主运行的基础,参与机制推动和维系人大系统的运行,没有参与就没有民主;人大民主形成以公民、代表、共产党、政府、社会组织为参与主体,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相结合的参与方式。制衡机制是人大民主运行的制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形成立法系统、行政系统、司法系统、军事系统、监督系统相互分立的国家结构和立法权、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职能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运行、相互制约机制。法律机制是人大民主运行的保障,人民代表表达人民意志,制定法律、监督法律、执行法律,形成一套有序的法律机制,保证人大机构、各要素合法、有序运行。代表制度、选举制度和会议制度三大制度相辅相成,构成人大制度系统,参与机制、制衡机制和法治机制相互作用,形成人大的机制体系,制度和机制、结构和程序有机统一,奠定人大民主形态的基础,共同承担并完成人大制度的民主价值和功能。但同任何制度一样,人大民主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存在缺漏、矛盾和不足之处,新陈代谢和发展创新势在必行。从制度形态而言,人大民主应实行代表专职化、选举竞争化、会议辩论化的革新,推动人大民主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从机制形态而言,人大民主应扩大参与机制、强化制衡机制、完善法治机制,促使人大民主动态和静态的融合,从而,通过发展和创新真正建构事实与价值一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实至名归先进的人大民主形态。
张萍[10](2004)在《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用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明清时期陕西商业的发展及地域特征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揭示商业发展与地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中间的互动与制约机制,进而探求历史商业地理学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意义,以期能够进一步充实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更好地为经济研究服务。 本文主要从以下十一个方面入手,研究了明清陕西商业发展的地域特征。 一、围绕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界定,初步尝试建构本文以及历史商业地理的研究框架,并分析了历史商业地理学与商业史、商业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联系与差异。同时对近些年有关明清陕西经济、社会等研究现状进行整理与剖析,阐明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及预期解决的一些问题。 二、从商业活动的地理基础入手,阐述陕北、关中、陕南三区的环境特征及其对形成本地区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格局的影响力。分时段论述了明清时期陕西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与变化规律,这是陕西商业地理研究展开的前提条件。 三、从农业、手工业、畜牧与农村畜养业、林特产资源开发性产品的地域商品生产入手,分析了明清时期陕北、关中、陕南地区商品生产的时段特征与地域特征。强调不同的自然环境形成各不相同的产业分工,进而形成各地区不同类型的商品生产。是形成各地不同类型商品输出的前提与基础。 四、分析了明清时期陕西商业运输工具与地区适应性的问题。进而从明清两代商路发展格局变化过程中探讨了陕西商路发展与自然、人文地理因素的关系。提出在明代由于受西北蒙汉政权争夺战的影响,陕西驿路建设曾得到官方多方维护与修葺,因此,当时陕西商路走向与驿路重叠,尤其陕北地区表现十分明显。入清以后,政府干预逐渐减少,商路呈多元发展趋势,商路走向也有些改变,甚至影响到这一地区市场分布格局。 五、分层级论述了关中、陕北、陕南三区商业中心的成长过程与分布格局。重点分析了明清陕西省域商业中心的成长过程。指出明清时期陕西以西安为中心,包括泾阳、三原两县在内,形成超省域商业中心,且受历史人文环境的影响,这一商业中心有前后递嬗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并非如前人所论,是由于商路走向的影响,而是受封建政府政策性因素干扰所致。 六、地区中小城镇的多寡标志着地区商业发展程度高低。本文分陕北、关中、陕南三区剖析了三地商业城镇发展的时段性特征与地区分布差异性,总结了三区商业城镇的发展特征与分布规律。总体认为明清陕西商业城镇的发展程度不比江南,与同期华北地区相比亦显落后,地区中小商业城镇的发展往往无法超越本州县县城商业发展水平,从这一点能够显示出明清陕西商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另外,地区城镇商业发展具有时段性与地区性差异,不仅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受地区时段性人文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如明代陕北蒙汉对峙区,受军事消费的影响,曾一度出现军事城镇商业化的发展过程,在本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典型意义。 七、农村市场范围广,数量大,对它的发展程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充分把握广大农村人口的商品需求度问题。明清陕西农村市场大体包括集市与庙会两种形式。本文一方面通过对明清陕西四百余部方志与乡土志的搜集、整理,分四个时段(明中叶、清初、清中叶、清末)统计估算出本省集市市场的总体数量与区域差异,并通过对各区集市密度、集期安排、集市商品构成等要素分析,探讨了明清陕西集市在地方商品流通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本文强调庙会市场在本地区商品流通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甚至影响很大。明清陕西庙会市场往往分层级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发挥的作用不同,甚至成为集市发展的有力补充。 八、分析了陕西三区市场结构及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方面,总结施坚雅针对中国市场研究的理论,剖析了清代陕西各地区商业市场格局的地域特殊性。强调商业集镇在一定地区的分布格局不仅与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相关联,同时受商品经济发展阶段性制约。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形态形成各地区不网的市场分布格局。清代的陕西,市场地区分布的差异与不平衡性是主流,而区域有规律分布格局仅仅存在小范围地域之中。另一方面,通过对陕西州县级市场结构的分析,进而上升到商业城镇以及区域流通格局的分析,认为清代陕西市场流通格局在各地区具有分散发屏的趋势,但从总体来看,已经形成统一整合的市场流通体系,为今天陕西省域商品流通格局打下了基础。 九、通过对粮食、牲畜、棉花市场的具体分析,进一步阐述了不同形式的市场对不同类型的商品流通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具体分析了清代陕西粮食、牲畜、棉花、药材、木材、食用油等商品的对外输出,部分考察了单项商品的贸易量与贸易额,从中可以看出清代陕西对外输出商品的种类以及部分商品输出量。 十、对明清陕西的商贸中介与金融市场进行了分析与研究。通过对明清陕西牙行的设置与牙税征收数量的分析,阐述了明清陕西市场上商品流通的大致情况,
二、陕甘人大工作掠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陕甘人大工作掠影(论文提纲范文)
(1)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文献综述 |
二、 选题背景与意义 |
三、 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第1章 湖湘理学发展与晚清湘系集团的兴起 |
1.1 湖湘理学的传播和在清代的发展 |
1.2 晚清湘系理学经世集团的集结 |
第2章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及建军思想 |
2.1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2.2 湘军与团练勇营 |
2.3 湘军建军思想初析 |
2.4 湘军早期建军思想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
第3章 湘军:淬砺理学精神的新军 |
3.1 理学自救的产物 |
3.2 湘军理学经世思想来源的几个侧面 |
3.3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
第4章 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理学导向下独特的湘军军事思想 |
4.1 儒学的转向:兵儒合流的豪侠气象 |
4.2 明耻教战:湘军建军治军思想的核心 |
4.3 湘军“兵争”思想中的儒学向度 |
4.4 湘军对传统兵学的继承与扬弃 |
第5章 湘军军系与理学 |
5.1 湘军军系文化表征 |
5.2 湘军军系文化中的“气节观” |
5.3 湘军发展重心转移及后期湘军军事实践 |
5.4 湘军军事实践中对理学的疏离 |
第6章 湘军创制与理学 |
6.1 湘军集团的理学经世思维 |
6.2 湘军的主要经世实践:创制 |
6.3 湘军创制评析 |
第7章 湘淮军集团的同源异流:一个理学文化视角的比较 |
7.1 湘淮军理学文化背景的异同 |
7.2 湘淮军集团价值文化取向差异 |
7.3 湘淮军集团不同的历史际遇 |
第8章 湘军集团对咸同理学的影响 |
8.1 湘军集团对于晚清理学融合发展的影响 |
8.2 湘军经世文化对理学思想的扩充和完善 |
8.3 湘军人物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 |
8.4 重建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人文信仰 |
第9章 湘军理学经世的历史地位 |
9.1 晚清理学复兴是儒学自身运动的结果 |
9.2 湘军崛起成为晚清政治格局转捩的重要枢纽 |
9.3 湘军集团与晚清“国运”相终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左宗棠幕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一) 晚清幕府研究综述 |
(二) 左宗棠幕府研究现状 |
三、本文旨趣 |
第一章 左宗棠幕府之辟建 |
一、由宾到主的嬗蜕:左宗棠其人 |
(一) 坐啸戎幕计八载 |
(二) 由出幕到开幕 |
(三) 游幕经历对其辟建幕府之影响 |
二、幕僚延揽及任用 |
(一) 左宗棠用人标准 |
(二) 入幕方式 |
(三) 任用幕僚 |
第二章 左宗棠与其幕僚之聚合 |
一、幕府发展诸阶段 |
(一) 巡抚两浙 总督八闽(1860年~1866年) |
(二) 封疆陕甘 平捻定回(1867年~1873年) |
(三) 出师关外 规复新疆(1874年~1880年) |
(四) 坐镇两江 督师闽疆(1881年~1885年) |
二、主幕关系 |
第三章 左宗棠幕府成员构成及特色 |
一、来源·籍贯·功名:幕僚群体的量化分析 |
二、幕府特色 |
第四章 “帷幄参谋,整顿乾坤”——左宗棠幕府的活动 |
一、咨文章奏,赞画方略 |
二、筹备军需,转输于前 |
(一) 东南时期:就地筹饷 |
(二) 西征时期:争协饷与办采运 |
三、赈抚地方,振兴儒学 |
(一) 闽浙善后 |
(二) 西北善后 |
第五章 由左宗棠幕府看晚清“内外关系” |
一、幕府与“三权下移”之关联 |
(一) 督抚军权 |
(二) 督抚财权 |
(三) 督抚用人权 |
二、“内外相制”格局的出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4)民国时期西北土匪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四、资料挖掘 |
第一章 近代西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社会 |
第一节 近代西北的自然生态 |
第二节 近代西北的人文社会 |
第二章 乡村危机:西北土匪的成因之一 |
第一节 西北乡村危机的原因 |
第二节 西北乡村危机的后果及影响 |
第三章 政治危机:西北土匪的成因之二 |
第一节 西北政治生态的畸变 |
第二节 西北社会的民族与宗教矛盾 |
第三节 军人安置制度的缺失 |
第四节 军队的匪化及其影响 |
第四章 文化危机:西北土匪的成因之三 |
第一节 道统的衰落与地方意识的强化 |
第二节 西北社会风气的恶化 |
第三节 游民文化与匪文化的流行 |
第五章 西北土匪概况 |
第一节 西北土匪的类别 |
第二节 西北土匪的发展阶段 |
第三节 西北土匪的分布 |
第四节 西北土匪的组织结构与纪律 |
第六章 西北匪首的群体结构 |
第一节 西北匪首的个性特征 |
第二节 政治投机型土匪 |
第三节 升官发财型土匪 |
第四节 良心未泯型土匪 |
第七章 西北土匪与秘密社会 |
第一节 西北秘密社会概况 |
第二节 西北秘密社会的演变与蜕化 |
第八章 西北土匪的生活世界 |
第一节 西北土匪的日常生活 |
第二节 西北土匪的谋生手段 |
第三节 西北土匪的变态行为 |
第四节 西北土匪的精神世界 |
第五节 西北土匪与毒品 |
第九章 西北土匪的政治倾向 |
第一节 西北土匪与旧民主主义革命 |
第二节 西北土匪与新民主主义革命 |
第三节 西北土匪与乡村社会权势的嬗变 |
第十章 西北土匪的治理 |
第一节 剧场国家理论与土匪治理的动态博弈 |
第二节 西北地方政府的治匪政策 |
第三节 土匪治理个案分析 |
第四节 乡民防匪的自卫组织 |
第五节 陕甘宁边区的剿匪政策 |
第十一章 西北土匪的覆灭 |
第一节 解放初西北土匪的概况 |
第二节 西北剿匪的发展阶段 |
第三节 剿灭西北土匪的原因与经验 |
结束语 |
附表:民国末期西北主要股匪分布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支撑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 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西部大开发与退耕还林草工程 |
1.1.2 退耕还林草历史的启示 |
1.1.3 退耕还林草工程的新特点 |
1.2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1.3 基本思路 |
1.4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退耕还林还草研究文献综述 |
2.1 国内退耕还林还草研究 |
2.1.1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中的问题 |
2.1.2 政策与管理研究 |
2.1.3 还林还草技术体系研究 |
2.1.4 退耕规模、粮食与经济影响研究 |
2.1.5 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实践 |
2.2 国外退耕还林还草研究 |
2.2.1 国外退耕还林草概况 |
2.2.2 国外退耕还林草的研究状况 |
2.3 总结与启示 |
2.3.1 总结 |
2.3.2 启示 |
第三章 退耕还林还草支撑体系构建 |
3.1 退耕还林草的政策与立法历程 |
3.2 退耕还林草的实践 |
3.2.1 退耕还林草的历程 |
3.2.2 退耕还林草典型事例 |
3.3 退耕还林还草的启示 |
3.3.1 政策连续性 |
3.3.2 政策与农民利益相连 |
3.3.3 政策的系统性 |
3.3.4 法律缺乏约束力 |
3.3.5 植被恢复技术是基础 |
3.3.6 退耕效果的决定因素是农民 |
3.4 退耕还林还草的支撑体系构建 |
3.4.1 支撑因子分析 |
3.4.2 支撑体系构建 |
3.4.3 西北地区支撑因子现状 |
第四章 退耕还林还草技术支撑 |
4.1 还林还草中的主要技术问题 |
4.2 还林还草技术研究掠影 |
4.2.1 实用技术及其研究 |
4.2.2 植被重建的技术基础研究 |
4.2.3 技术及其研究的总体评价 |
4.3 技术支撑流程 |
4.4 技术支撑体系的完善 |
4.4.1 建设有序实用的技术信息库 |
4.4.2 技术内容 |
4.4.3 技术应用过程的改善 |
4.5 小结 |
第五章 退耕还林还草的粮食支撑 |
5.1 粮食供需宏观环境分析 |
5.1.1 粮食供需形势与政策背景 |
5.1.2 退耕三年以来全国粮食供给情况 |
5.2 西北地区坡耕地和粮食供应现状 |
5.2.1 西北地区坡耕地现状 |
5.2.2 粮食总量水平与陡坡地关系 |
5.2.3 重点退耕区粮食状况 |
5.2.4 退耕初期粮食播面和产量变化情况 |
5.3 退耕后粮食总供需前景 |
5.3.1 粮食未来单产预测 |
5.3.2 粮食未来播面预测 |
5.3.3 粮食总产预测 |
5.3.4 粮食供需平衡分析 |
5.4 国家粮食补助水平分析 |
5.4.1 目前补助政策下国家补助水平 |
5.4.2 国家粮食补助的需求水平 |
5.4.3 国家补助能力分析 |
5.5 粮食可持续支撑的途径分析--以陕西为例 |
5.6 小结 |
第六章 退耕还林还草的农村生活能源支撑 |
6.1 农村生活能源利用现状与生态环境问题 |
6.1.1 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体情况 |
6.1.2 重点地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情况 |
6.1.3 退耕对农村能源利用的影响 |
6.2 农村生活能源的选择 |
6.2.1 沼气 |
6.2.2 薪炭林 |
6.2.3 煤炭 |
6.2.4 其它可再生性能源 |
6.2.5 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 |
6.3 退耕还林还草农村生活能源支撑战略 |
6.3.1 农村生活能源支撑战略制定的原则 |
6.3.2 农村生活能源支撑战略 |
6.4 能源支撑与退耕还林还草数量适应性分析 |
6.4.1 退耕农户百分比 |
6.4.2 沼气池建设进度 |
6.4.3 沼气池建设进度与政府支撑的对比分析 |
6.5 能源支撑与退耕的区域适应性分析 |
6.6 小结 |
第七章 退耕还林还草的经济支撑 |
7.1 西北地区的经济水平现状 |
7.1.1 西北地区经济水平与农民收入现状 |
7.1.2 重点退耕区经济实力相对水平 |
7.2 退耕后农业产业结构变化对可持续退耕的经济支撑分析 |
7.2.1 分析方法 |
7.2.2 退耕前后农林牧产值结构特点和变化 |
7.2.3 退耕前后农业产值结构特点和变化 |
7.2.4 退耕前后种植业产值结构特点和变化 |
7.2.5 退耕前后牧业产值结构特点和变化 |
7.2.6 退耕前后产值结构和变化特点对退耕工程经济支撑的启示 |
7.3 退耕后劳动力就业分析 |
7.3.1 退耕前后各业劳动力分配变化 |
7.3.2 劳动力就业趋势预测 |
7.4 退耕地还经济林和草的经济可行性分析 |
7.4.1 退耕还经济林和草后对农民经济受益的研究 |
7.4.2 退耕后农民经济受益研究的评价 |
7.5 退耕还生态林和荒坡地生态恢复的经济分析 |
7.6 小结 |
第八章 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与制度支撑 |
8.1 政策的协调性与系统性 |
8.1.1 参与主体利益的协调 |
8.1.2 技术、粮食、能源和经济的协调 |
8.1.3 主体政策和配套政策的协调 |
8.1.4 工程目标与客观状况的协调 |
8.2 工程实施的评价和监督 |
8.2.1 工程评价 |
8.2.2 有效监督 |
8.3 制度改革 |
8.3.1 制度改革的原因 |
8.3.2 新制度的探索 |
8.4 小结 |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
9.1 结论 |
9.2 讨论 |
参考文献 |
致 谢 |
作者简介 |
(8)1928-1930年晋豫陕旱灾探析 ——以《申报》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绪论 |
一、 研究缘起 |
(一)选题的由来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三)研究的范围与方法 |
二、 学术回顾 |
(一)相关文献资料 |
(二)研究现状 |
三、 《申报》灾情报道上的表现 |
四、 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晋豫陕三省灾情概况 |
第一节 《申报》对当时北方各地旱情的报道 |
第二节 《申报》对山西灾情的报道 |
第三节 《申报》对河南灾情的报道 |
第四节 《申报》对陕西灾情的报道 |
第二章 晋豫陕三省旱灾之成因 |
第一节 自然原因 |
第二节 《申报》所述大旱荒产生的社会原因 |
一、 政治窳败与经济掠夺极大减弱百姓抗灾能力 |
二、 军阀纷争使得灾区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 |
三、 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口的膨胀增加了灾害频率 |
第三章 《申报》对官方赈济的报道 |
第一节 从《申报》看中央政府的救灾措施 |
一、 中央赈务机构的设立 |
二、 筹集赈款 |
三、 政策法令 |
四、 具体救灾办法 |
第二节 从《申报》看地方政府的救灾措施 |
一、 山西省 |
二、 陕西省 |
三、 河南省 |
四、 地方政府的救灾措施 |
第四章 《申报》对非官方救灾的报道 |
第一节 中国济生会 |
第二节 中国红十字会 |
第三节 华洋义赈会 |
第四节 中华慈幼协济会 |
第五节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 |
第六节 其他团体组织及个人 |
一、 其他团体组织 |
二、 个人赈济 |
第五章 灾荒救济中的近代化和国际化 |
第一节 救荒中的媒体呼吁 |
第二节 国际间的救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A 个人简历及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由和研究意义 |
(一) 现实问题 |
(二) 理论背景 |
(三) 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二) 国外研究现状概述 |
三、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和研究路径 |
(二)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和不足之处 |
(一) 创新之处 |
(二) 研究不足 |
五、论述逻辑和文章结构 |
第一章 民主方法论:民主形态分析的理论建构 |
第一节 民主·民主性·民主化 |
一、民主的思想纷争和理论界定 |
(一) 西方民主的多元内涵和思想纷争 |
(二) 民主的中国化语境和观念性改造 |
(三) 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 |
二、民主性:主体性、合法性、有效性有机统一 |
(一) 人民的主体性:人民的统治 |
(二) 统治的合法性:人民的选择 |
(三) 治理的有效性:人民的参与 |
三、民主化:现代国家的制度实践和发展态势 |
(一) 民主化是政治现代性的趋势 |
(二) 民主化呈多样化的发展模式 |
第二节 民主形态:民主分析模式的理论建构 |
一、民主形态分析的方法论基础 |
二、民主形态概念的缘起和内涵 |
(一) 民主形态分析是一种理论尝试 |
(二) 民主形态概念内涵的理论解析 |
三、民主形态的结构层次和要素内容 |
(一) 纵向:民主形态的层次结构 |
(二) 横向:民主形态的要素内容 |
第三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形态分析 |
一、人大民主形态的基本内涵 |
二、人大民主形态的内容结构 |
(一) 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形态的结构特征 |
(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社会形态 |
(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本体形态 |
三、人大民主形态分析的意义 |
(一) 人大民主形态分析的理论意义:一种理论模型的知识试验 |
(二) 人大民主形态分析的实践意义:一种政治制度的真实解析 |
小结 |
第二章 民主历史论:人大民主形态的历史成长 |
第一节 人大民主的理论形态:人民民主专政思想 |
一、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是人大民主形态的理论基础 |
二、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人大民主形态的思想原理 |
(一) 理论原点: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
(二) 理论创新: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展 |
三、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人大民主形态的理论主体 |
(一) 民主革命的理论反思:工农民主专政思想 |
(二) 民主革命的理论探索: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
(三) 民主革命的理论创新: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
(四) 民主实践的理论发展: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
第二节 人大民主的历史形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原型和历史模式 |
(一) 制度原型:巴黎公社的政治试验 |
(二) 历史模式:苏联苏维埃政体实践 |
二、民主革命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演进 |
(一) 人大民主形态的孕育:工人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市民代表大会 |
(二) 人大民主形态的萌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 |
(三) 人大民主形态的雏形:边区参议会制度 |
(四) 人大民主形态的发展: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
(五)人大民主形态的过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
三、民主发展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长 |
(一) 国家建构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
(二) 政治发展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长 |
小结 |
第三章 民主制度论:人大民主形态的制度结构 |
第一节 人大民主制度的内涵、结构和功能 |
第二节 代表制度:人大民主形态的运行主体 |
一、代表制度是代议制民主形态的主体 |
二、人大代表是多重代理关系的角色集 |
三、人民—代表—国家:代表制度中民主关系 |
(一) 人大民主形态之代表与人民关系 |
(二) 人大代表与各级权力机关的关系 |
四、人大代表制度是民主的制度规范体系 |
(一) 人大代表的主体规范系统:资、权、责、义的统一体系 |
(二) 代表制度的民主运行过程:产生-履职-监督-罢免的规范程序 |
第三节 选举制度:人大民主形态的运行基础 |
一、选举制度是代议制民主形态的标志 |
二、人大选举是人民民主选择的过程 |
(一) 人大选举是民主选择的过程 |
(二) 人大选举是人民民主的基础 |
三、人大选举制度的运行程序和方式 |
(一) 人大民主选举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准备 |
(二) 人大民主选举的运行程序和选举监督 |
第四节 会议制度:人大民主形态的运行载体 |
一、议会制度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传统 |
二、人民代表大会是议会民主的先进形式 |
三、人大会议制度是民主的组织结构系统 |
(一) 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结构 |
(二) 人民代表大会的层级关系 |
四、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运行程序和方式 |
(一) 会议制度和提案制度是人大会议的前提 |
(二) 审议制度和表决制度是人大会议的核心 |
(三) 发言制度和质询制度是人大会议的基础 |
(四) 列席制度和旁听制度是人大会议的补充 |
小结 |
第四章 民主机制论:人大民主形态的运行机制 |
第一节 人大民主机制的内涵、结构和功能 |
第二节 人大的参与机制——民主运行机制 |
一、政治参与:民主发展的衡量尺度 |
二、参与机制是人大民主运行的基础 |
三、人大参与机制的运作过程和方式 |
(一) 人大民主参与机制的主体——谁参与 |
(二) 人大民主参与机制的方式——怎样参与 |
第三节 人大的制衡机制——民主约束机制 |
一、分权制衡:民主运行的权力逻辑 |
二、制衡机制是人大民主运行的关键 |
三、人大制衡机制的作用过程和关系 |
(一) 人大的自我约束机制:人大和国家机关分权制约关系 |
(二) 人大的外部约束机制:人民、政党和人大的制约关系 |
第四节 人大的法治机制——民主保障机制 |
一、法治机制:民主治理的有效工具 |
二、法治机制是人大民主运行的保障 |
(一) 法治机制确认人大民主形态的建构 |
(二) 法治机制保障人民权利自由的实现 |
(三) 法律机制确保人大民主形态的运行 |
三、人大法治机制的运行和实现过程 |
(一) 人大法治机制横向的动态展开 |
(二) 人大法治机制纵向的动态进程 |
小结 |
第五章 民主发展论:人大民主形态的发展创新 |
第一节 人大民主形态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
一、人大民主形态:新陈代谢和创新发展 |
(一) 国家建构与人大民主形态的自我更新 |
(二) 民主实践与人大民主制度的与时俱进 |
(三) 共识对话与人大民主形态的评判反思 |
二、人大民主形态的发展基础和政治保障 |
(一)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好、依法治国的统一 |
(二) 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统一 |
第二节 价值和事实的矛盾:人大民主形态的问题 |
一、人大民主制度结构与功能的张力 |
二、人大民主机制静态与动态的矛盾 |
第三节 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人大民主制度的创新 |
一、代表专职化,优化代表制度 |
二、会议辩论化,完善会议制度 |
三、选举竞争化,变革选举制度 |
第四节 静态和动态的统一:人大民主机制的发展 |
一、扩大参与机制,拓展人大民主的主体性 |
(一) 发展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是人大参与的基础 |
(二) 健全人大民主的法律规范和制度是参与机制发展的核心 |
(三) 拓展人大民主的参与渠道和领域是参与机制发展的关键 |
二、强化制衡机制,提升人大民主的有效性 |
(一) 改善人大与党的关系,强化人大的监督制衡功能 |
(二) 合理分配人大系统权力结构,完善监督制衡体系 |
(三) 建立人大独立有效监督机构,健全人大制衡机制 |
三、完善法律机制,增强人大民主的法治性 |
小结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10)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 绪论 |
一、 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
二、 历史商业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三、 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的选题宗旨 |
四、 与本选题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 |
五、 目前存在的基本问题与本选题的研究思路、框架结构 |
第二章 明清陕西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因素与历史背景 |
第一节 陕西自然地理分区与环境特征 |
一、 地貌特征 |
二、 气候特征 |
三、 河流与水文 |
第二节 明清时期陕西经济发展特征 |
一、 明代陕西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
二、 清代陕西经济发展的时段性特征 |
第三章 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布(上) |
第一节 明清时期陕西农业商品生产 |
一、 粮食种植业的区域特征 |
二、 植棉业的发展与集中棉产区的出现 |
三、 其它经济作物的商品性生产 |
四、 嗜食类作物的集中种植区 |
第二节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与产品产地 |
一、 关中、陕北的毛皮加工业 |
二、 陕南与关中地区的造纸业 |
三、 陶冶业的地域分布格局 |
四、 秦巴山区的木耳、香菌培植业 |
第四章 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布(下) |
第一节 畜牧与农村畜养业的区域发展特征 |
一、 耕牛的养护与各地耕牛品种 |
二、 马、骡、驴的饲养与地方良种培育 |
三、 牧羊业的地域分布 |
四、 农村养猪业的区域特征 |
第二节 林特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一、 中草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二、 秦巴山区林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第三节 商品生产的地域特征 |
一、 明清陕西商品生产的时段特征 |
二、 明清陕西商品生产的地域特征 |
第五章 商业运输条件与商路发展格局 |
第一节 明代陕西驿路建设及商业利用 |
一、 明以前陕西的交通格局 |
二、 明代陕西的驿路建设 |
三、 驿路的商业利用及成效 |
第二节 清代陕西商路的新发展 |
一、 关中商路的多元发展趋势 |
二、 陕北商路的北向与东向发展 |
三、 陕南汉江水运及支流商贸运输 |
第三节 商路与陕西市场分布格局 |
一、 商路走向与市场层级 |
二、 商路与市场分布格局 |
第六章 商业中心城市及其分布格局 |
第一节 三原、泾阳、西安商业发展及超省域商业中心的递嬗 |
一、 明清时期三原商品经济的发展 |
二、 明清时期泾阳商业发展特征 |
三、 明清西安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
四、 超省域商业中心的确立及地点的递嬗 |
第二节 关中、陕北、陕南地区商业中心 |
一、 关中地区商业中心城市--咸阳 |
二、 榆林作为陕北地区商业中心地位的确立 |
三、 陕南地区商业中心城市--汉中 |
第七章 商业城镇与城镇市场区位 |
第一节 明清陕北城镇商业的发展 |
一、 明代陕北军事城镇的商业化 |
二、 清代陕北城镇商业的发展 |
第二节 明清关中商业城镇的成长 |
一、 明代关中城镇商业发展概述 |
二、 清代关中商业城镇的成长 |
三、 清代关中州县城镇商业发展表现形式 |
四、 清代关中城镇市场空间格局 |
第三节 明清时期陕南商业城镇的发展 |
一、 明代陕南商业城镇的发展 |
二、 从厘局没置看清中后期陕南商业城镇的发展 |
第四节 清代陕西商业城镇的区域分布规律 |
一、 陕北、关中商业城镇的区域分布规律 |
二、 陕南商业城镇的区域分布规律 |
附录: 从杂捐税征收看清末陕西部分州县商铺的多寡 |
第八章 农村市场的发展及地域分布特征 |
第一节 明清陕西集市的发展及地域分布 |
一、 明清陕西集市发展的时段特征 |
二、 关于“明清陕西集市分府、分区统计表” |
三、 明清陕北、关中、陕南各时期集市数量分析 |
四、 清中后期陕西三区集市密度 |
五、 集市集期的地区特征 |
六、 集市的商品构成及其在地方商品流通体系中的地位 |
第二节 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的区域发展特征 |
一、 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的发展进程 |
二、 清代陕西庙会市场的规模与组织形式 |
三、 清代关中、陕北地区庙会市场的时间结构 |
四、 清代陕西庙会市场的地域分布及其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 |
五、 清代陕西庙会市场在地方商品流通中的作用 |
第九章 城乡市场结构及区域发展不平衡性 |
第一节 州县城镇与市场层级 |
一、 关于市场的空间结构与市场层级 |
二、 清代陕西州县城镇与市场层级 |
三、 个案研究:黄土高原塬梁区商业集镇的发展及地域结构分析 |
第二节 区域市场发展的不平衡性 |
一、 地区商业发展进程与地区市场结构体系 |
二、 部分区域市场组合的空间不完善性 |
第三节 明清时期陕西省域市场体系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省域市场体系的形成 |
三、 清代陕西的市场等级体系 |
第十章 商业市场与商品输出 |
第一节 粮食市场与商品粮输出 |
一、 余粮区与缺粮区的分布 |
二、 粮食市场与商品粮输出 |
第二节 牲畜市场与牲畜输出 |
一、 清代陕西的牲畜市场 |
二、 牲畜输出及主要销行地区 |
附录: 牲畜税征收与牲畜交易量的考察 |
第三节 清代陕西的棉花产销 |
一、 清代陕西棉花产额分析 |
二、 棉花运销路线与棉花集散市场 |
第四节 其它生活资料的地区性输出 |
一、 陕北、关中食用油产地与销行区域 |
二、 果品加工业与果品输出 |
三、 清代陕西的药材输出 |
四、 木材的输出与输出路线 |
五、 生活用陶瓷器皿的流通 |
六、 嗜食类商品--鸦片的输出 |
第十一章 商贸中介与金融市场 |
第一节 商贸中介--牙人与牙行 |
一、 明清陕西的牙人与牙行设置 |
二、 牙税税额及相关问题 |
三、 从牙税征收看清代陕西市场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 |
第二节 金融市场的雏形--典当业 |
一、 清代陕西典当业的发展历程 |
二、 清代陕西典当业的经营形式 |
三、 清代陕西典当业的经营者 |
四、 清代陕西当铺的地域分布特征 |
第十二章 明清时期陕西的地域商贸特征及形成因素 |
第一节 明清陕西商贸发展的地域特征 |
一、 商业市场发展的地域特征 |
二、 商品流通的地域特征 |
第二节 商贸特征的形成因素 |
一、 自然环境因素 |
二、 经济结构因素 |
三、 人文环境因素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陕甘人大工作掠影(论文参考文献)
- [1]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2]左宗棠幕府研究[D]. 王本能.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9)
- [3]大器晚成[J]. 徐锦庚. 时代文学, 2017(02)
- [4]民国时期西北土匪问题研究[D]. 袁文伟. 陕西师范大学, 2009(05)
- [5]陕甘人大工作掠影[J]. 严亭. 上海人大月刊, 1992(01)
- [6]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J]. 秦岭. 中国作家, 2013(06)
- [7]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支撑体系研究[D]. 朱芬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4(04)
- [8]1928-1930年晋豫陕旱灾探析 ——以《申报》为视角[D]. 郭少丹. 湘潭大学, 2012(01)
- [9]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形态研究[D]. 蔡文成. 兰州大学, 2011(10)
- [10]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D]. 张萍. 陕西师范大学,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