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论文文献综述）
王静[1]（2018）在《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 ——以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为中心》文中指出明朝社会政治走向衰落之时,儒学却在外在刺激和内在发展的逻辑中进行着自我更新与转型,即从通经、修德、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中发展出以经世致用为中心的实学思潮。当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历经曲折终于踏上中国土地时,实学思潮中的经世致用搭建了儒学与西方科学沟通的桥梁,长达三百多年的儒学与科学的互动就此拉开历史序幕。在晚明士人对经世致用的迫切追求,以及利玛窦等制订附儒、补儒、合儒的学术传教策略的共同促动下,诸多儒士参与到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过程中,徐光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徐光启深受通经、修德、经世致用实学传统的浸染,是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主要倡导者。同时他还是西学东渐以来接触、传播、译撰西方科学着作的先行者。可以说,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与实践过程亦是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的具体呈现。简要而言,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内核确立阶段。传教士本想通对《几何原本》严密的逻辑结构和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吸引中国士人走向信仰上帝的道路,但徐光启却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重新解读。在他看来,《几何原本》是“度数之宗”,是“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典范。因此,徐光启一方面注重《几何原本》经世致用的功效,另一方面则把《几何原本》中体现出的公理化体系和对求其故的重视强调为“不用为用”的“大用”。这就为此后徐光启将度数之学视为实学的内核提供了内在的支持。徐光启将度数之学确立为其实学的内核主要是通过对算学的正本清源,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核心扫除了障碍;通过对度数之学贵义重证的阐释,为度数之学成为实学内核提供了方法保障;通过对度数之学的拓用旁通,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内核搭建内容框架三方面的努力而实现。（2）框架搭建阶段。徐光启实学思想主要是以“度数旁通十事”为框架搭建起来的。在“度数旁通十事”的思想来源上,徐光启受到了中国古代算学和西方几何之学的共同影响。徐光启对“度数之学”的定位和理解也在此基础上形成。“度数旁通十事”的构建中显现出了内容确立上的融会古今中西、展开次序上的对国情国势的关联以及在补充推广上友人门徒的支持的特点。最终徐光启的实学内容框架涵盖了测量、农业、律吕、会计、与地、医药、军事、历法等十个领域。（3）实践展开阶段。徐光启实学的实践展开有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其中明线表现为基于晚明社会政治需要的急迫程度而呈现的时间先后顺序:因勾股测望“广其术而以之治水、治田之为利巨,为务急也,故先之”;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灾害频发时,翻译《泰西水法》对西方水利知识和工具的介绍与引进便成为应对之举;面对后金对明朝威胁的加重,徐光启又将他的实学关注点转移到军事领域,强调西洋火炮和铳台引进和仿制。最后当历法误差已经不得不顾时,徐光启又担负起改历的重任,主持修订了《崇祯历书》。暗线则体现了徐光启对西方科学认识的逐步全面与深化的过程。《几何原本》的翻译让徐光启认识到度数之学“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基础地位,他在勾股测望、农田水利、军事领域实学实践的开展则是对西方科学知识、方法、技术的全面运用。崇祯改历时对尽用西法的坚持则显示了徐光启对西方科学内容、方法、思维方式的深刻认同。两条线索并行不悖,互为促进。（4）逻辑完成阶段。徐光启制订了与大统历“会通归一”的改历方案但却“尽用西法”,看似矛盾实则是晚明儒学与科学张力下徐光启的选择与应对。在科学强大张力下,徐光启在对中西历学进行了客观比较、对逻辑自洽性与一致性思维方式的深刻认同和对历学重新划界后,改历尽用西法成为他的必然选择。而“会通”为名的改历方案扫除了“分曹而治”提议的弊端且避免了议用西历所引发的南京教案类似事件的发生,显示了他应对儒学张力的智慧。这一结果不但在时间上处于最晚,徐光启对儒学与科学关系的处理也最为全面、成熟,所以崇祯改历成为徐光启实学构建的最终呈现和逻辑完结。而且徐光启在崇祯改历中“尽用西法”与“会通为名”之间的圆融应对也表明儒学与科学间的张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弱化或转化。简而言之,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是以中西相遇为时代背景,以度数之学为构建内核,以“旁通十事”为内容框架,以崇祯改历为逻辑完成,注重经世致用的同时又强调“求其故”的一种过渡型学问形态。他在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具体互动中实现了对儒学知识的更新、对诸如格物穷理等儒学核心概念的突破,也将西方科学方法、思维方式等融入到儒学传统中。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的一系列丰硕成果的取得和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来看,晚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在整体上呈现良性互动态势。经世致用中的实理型致用在实学思潮中的发展也为儒学与科学提供了学理上亲和的内在依据。时至今日,中国经历了近代化的阵痛,科学已在中国扎根生长,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经历了发展低潮后也迎来了复兴契机。儒学与科学的张力虽然客观存在,但通过对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过程的历史考察,有理由相信儒学与科学在现代同样可以实现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刘星[2]（2016）在《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文中提出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经学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作为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终其一生都对东传之西方科学保持着开放、吸纳的态度,并矢志不移地将东传科学兼容、整合到他所建构的今文经学体系之中。从他一生的学术进路来看,康有为早年泛观博览,钟情西学,兼采汉宋、调停今古,略有古文学的倾向,但是与廖平“羊城之会”之后遂确立今文经学之立场,并成为其一生思想之基调。深受恩师粤中大儒朱次琦的影响,康有为经学思想自产生之初便有着极强的“通经致用”特征：侧重经世、重视《周礼》、民功；转向今文经学之后,更加突出了“经世致用”的倾向,关注的焦点从“民功”、“物用”层面提高到经学理论、政治制度层面。他以学术为本,后逐步落实到政治之上,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以期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康有为从早年崇尚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到今文经学立场的转向,从“托古改制”到维新变法,从“三世”进化到“大同”理想,从“物质”与“道德”的并重到以“儒学为宗”并将其奉为圭臬的“普世价值”,其学术思想随着时代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推进、转移和深化。概言之,康有为一以贯之的立场在于：“通经致用”的入世精神；尊儒、尊孔的坚定立场；整合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中西会通的学术方向,都离不开西方自然科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窠臼。清末民初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本论文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为视角,着重考察东传科学对于康有为经学立场的转变,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重建与嬗变过程中科学与儒学相容性问题,以及东传科学影响下儒学对于当代社会以科学为先导的大科学时代背景下儒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探讨。康有为基于东传科学对今文经学的建构,当以《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和《物质救国论》为主,以及对于《中庸注》、《论语注》、《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诸经典的注解贯穿其间,至《大同书》达到其理论思想的臻美境界。具体内容亦延续至变法的具体措施、大同理想的设想以及物质救国的工业化道路等方面。而这些天才的构想是对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中国寻求出路极有价值的思考。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开启了清末民初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是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对于这个时期急剧变化的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文化运动一源开三流,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就新儒家而言,它的启示在于：现代新儒家和晚年的康有为一样,在道德价值和科学理性之间力求平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蔚为大观；而康有为儒教问题研究也成为中国儒学研究的热点。新儒家以心性之学为基本取向,向内凸显出儒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来安顿人们的心灵和生命,向外则主张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出科学、民主为内容的新外王,以此来实现儒家的现代化,所有这些方面都与康有为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新康有为主义”在大陆兴起,一批学者主张回到康有为,突出儒学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内容,继续康有为孔教运动的思路,面向社会,建设宗教团体和社会建制以发挥效用,接续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和孔教思想来回应现代性问题,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都导源于康有为倡导的以儒学为“普世价值”的努力。因此,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既是老生常谈又是历久弥新的课题。本论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重在阐述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概况。主要论述康有为的生平和时代背景、清末民初东传科学的范围、康有为接受东传科学的内容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第二章旨在揭示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的科学根基等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东传科学过程中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西方“星云”假说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透过几何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升华形成的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及深受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维新变法思想,而对这些东传科学知识的发挥皆来源于“春秋公羊学”的思想之精髓。第三章、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试就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问题展开论述：康有为对待科学与儒学的态度经历了“援西入儒”（1880-1895）、“以西化儒”（1895-1902）、“儒西并尊”（1902-1913）、“以儒化西”（1913-1927）四个思想阶段。并分别就这四个阶段的思想历程并结合他对东传科学的理解展开详细阐述。第五章是对前四个章节的总结与升华。试论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价值与时代命运。这一章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康有为的主观愿望在于利用东传科学改造今文经学体系成为儒者的改革家,成为维新变法的操盘手。第二,康有为的实践践履表明他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对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整合的尝试,以会通中西。第三,从东传科学的影响性质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思想、东传科学贯穿康有为一生之始终及其一生“尊儒”的特质。第四,从科学规范、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的理论局限性。第五,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式微。第六,本论文研究的结论。通过康有为对于科学与儒学的会通与融合洞开了儒学的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与新儒家的滥觞。本论文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站在科学的视角探究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揭示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第二、针对科学与儒学相容、相斥、抑或其它的争论的问题①,揭示科学与儒学具有广泛地相容性,具有热情拥抱,亲密接触的一面,科学与儒学具有相互亲和的基因。第三、对康有为一生的四个时期：“援西入儒”、“以西化儒”、“儒西并尊”、“以儒化西”进行重新划定时间节点。并针对不同时期思想的特点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进行梳理、归纳并得出结论：1880年之后,康有为“尊儒”、积极吸纳东传科学知识贯穿康有为生命的始终。第四、站在科学“求真”、“求是”的视角探讨康有为“六经注我”、以“微言大义”随意阐发儒学是对科学基本精神的背离。康有为为达到一己之目的、一任主观的解经方式是造成今文经学式微最致命的动因。康有为解经方式为未来儒学与科学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教训：不管是研究儒学还是研究科学,都必须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躬行实践、与时俱进。第五、揭示康有为“尊儒”以及对儒学成为“普世价值”预设的重要性。儒家文化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困境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传统文化面临严重流失,对重拾国民信心,构造国民信仰具有积极意义。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近代中国,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向的拐点,是试图处理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极具价值的思想体系。通过此一问题的研究对我们如何面对当前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们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亦有重要启示。探寻康有为今文经学关系问题,对于新儒家缘起、孔教运动的成败以及儒学是否可以成为新世纪“普世价值”等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王刚[3]（2014）在《明清之际东传科学与儒家天道观的嬗变》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通过对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会通中一些重要原着的考察与梳理,通过对利玛窦及中士一些重要人物的科学实践活动的追踪和考察,认为,东传科学通过三条主要途径对儒家天道观产生了影响,这三条途径是：（1）利玛窦通过宗教哲学对儒家天道观的调适和改造,尽管很难用具体数据来揭示这种调适和改造对儒家天道观的影响程度,但是,从中士的对之回应来说,其影响范围和力度亦可见一斑；虽然,利玛窦对宋明理学的“理”展开了批驳与改造,但是,他从学理上对于儒学的调适方法中,已经承认了“格物穷理”的合法性,并试图以“格物穷理”的名义引进西学,其目的是为了西学传播的合法身份,并博得中士的亲近与好感,不过,就实际效果而言,他已经率先以其对儒学理解的前结构,改变了程朱格物穷理的一些主要原则及方法,从而引发了徐光启在中西科学会通的实践过程中,对格物穷理的界定与程朱之格物穷理有了本质性的变化。（2）西方科学对儒家天道知识内容的更新和转型,促使中国传统数学中以“通神明”为主的内算,让位于以“类万物”为主的外算,也引发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向前近代天文学的转向；用数学、实验等科学方法认识天道,考察天道的方式中已经排除了儒家体悟和默会的方式；这既使中国传统天算的儒家文化功能发生了变化,又使儒家对天道的格物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从而,既增加了儒家天道中宇宙普遍规律性的内涵,淡化了儒家天道观中天道与人事吉凶的联系,也淡化了儒家知识论与道德论之间的联系；（3）有些儒士试图利用西学来重新构建儒家天道观,其构建的天道观中理性程度明显加强,而性命文化中的神秘性也有所弱化。这些都表明儒家天道观已经呈现出嬗变的特征。
吴玢[4]（2019）在《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传统工匠通过不同时期的造物活动,折射出其在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变迁,这其中尤以明清时期表现得最突出。自从明代中期以降,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了松绑,传统工匠的身份实现了自由,大大提高了造物活动的主动积极性,并且打破了既有的“士农工商”秩序,其身份开始在上层士人中逐渐找到了认同。而晚明时期江南地区更是涌现出不少技术文献,其作者不乏政府官员、文人学者和工匠,充分说明了传统技艺已由经验型态转向理论型态全面转变。因此,本文以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儒匠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技术经济为视角,试图探讨该群体的构成情况、形成方式,以及技术发展过程中如何与官府、士人和商人等其他群体的互动。晚明江南地区的儒匠来源较为广泛,构成也稍显复杂,不仅有家道中落、生活落魄的士人,也有热爱读书的商人和工匠,同时,工部的部分官员,以及喜爱造物活动的学者们,也乐意化身为儒匠的形象,参与技术文献的写作。他们的出现,带动了科学知识在晚明江南地区社会的广泛传播,表现出了一系列技术科学化的倾向,这些倾向主要体现在标准化、数理化和理论化三个方面。同时以晚明时期新安地区的制墨家群体为例,探讨了儒匠群体社会资源网络的构建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塑造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从而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社会稳定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带动了技术经济与地方社会的良性互动,最终寻求到了其身份认同和社会定位,这为我们考察晚明时期社会转型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晚明之际的社会处于流动性的状态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变革的走向,孕育出了新的近代因素。在这个社会大流动的状态中,作为知识群体,儒匠群体也同样面临着转型,不管是社会角色的转换,还是科学理论的建构,从某种层面上都是力争话语权的争夺,寄希望于在社会变迁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其本质上还是儒家社会意识形态对中国古代传统工匠的渗透。由此可见,本文将技术与工匠结合考察,重点突出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主体性,为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的技术与经济的互动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同时,将儒匠置于特定的场域进行考察,审视该群体参与社会事务的路径,无疑会弥补当前社会史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忽视,为我们探讨晚明社会的转型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而有关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探讨,十分符合当前我们对于手工业从业者的关注,有助于构建“匠人·匠技·匠心”的信念。
王逸之[5]（2019）在《宋儒的术数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术数作为一种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存在的文化现象,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学界对术数外延和内涵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术数和巫术之间是有区别的,神性功能的淡出是术数有别于巫术的最显着特征。术数和数术在不同的时期,含义也是不尽相同的,方术可以完全涵盖此二者。术数和象数易学也有很大差异,象数易学派属于官方经学,而术数则是一门形而下的应用之学。宋代是术数繁荣鼎盛的时期,术数的相关书籍和名目种类都有所增加,术士与宋代政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代之所以如此盛行各种术数活动,主要是宋代士人的主导的结果。宋代士大夫与术士的交际,有着强烈的政治因素。这种政治的诉求是双向,既有士大夫求助于术士的卜算,也有术士主动攀附于士大夫。相较而言,宋代科举士子与术士之间的交际目的较为单一,士子为卜前程,术士则为谋利。然而,由于“术儒”主要来源于落第科举士子,宋代士大夫又对“术儒”的产生,有着“以儒化术”的改造作用。这样宋代士大夫、科举士子与术士有了相互关联,并呈现出一种“多元互动”的交际关系。他们之间这种“多元互动”集中在术数的占验方面。其验与不验,不仅与术士的巧诈善变、老于世故有关,而且和术数的社会信仰效应亦有关联,但与术数理论并无关系。由于术数自身“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特性,以及其异质于科学的研究方法,使验与不验更多是取决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宋代士大夫对待术数的态度,存在着“信欤”、“疑乎”及“非信非疑”等多维度的态度。关于儒学与术数的关系,学者历来对此见仁见智。儒学和术数并非两条平行线,它们之间具有“同源”的关联性。秦汉以降,从表面上看两者逐渐分流。迨至宋代,儒学迎来了革故鼎新的时代,术数也同时发展至繁荣鼎盛的时期。宋儒对术数采取了“涵化”、“排斥”、“兼容”等三种不同的方式类型。在堪舆方面,程朱改造堪舆思想皆持“以孝为本”的原则,但具体论证两人也并不相同。程颐的堪舆思想,与司马光始终挺立儒家的丧葬礼制一样,欲以此将术家堪舆排除在外,即为“以儒排术”。而朱熹的堪舆思想与蔡元定一致,是以儒家伦理来涵化术家堪舆,即假借术数之躯壳,而注入儒学之精义,乃是“以儒化术”。程朱命理观的“以儒化术”,主要表现于他们的“义命观”上。程朱“义命观”的最终目的在于,欲挺立儒家伦理之“义”来消释世俗所汲汲之“命”。这种“以义安命”的“义命观”,也可以说是一种实现“以儒化术”的有效路径。在星占方面,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旨在推行新法,他主张“天变不足畏”有“天人相分”的思想渊源,也有北宋诸儒先进的星占认知。至于宋神宗及诸儒否定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君权天授”的考虑,而“天变不足畏”实为王安石、司马光等熙宁诸儒的理性认知。而司马光作为一代名儒,始终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旨归。面对当时术数大行其道的现象,他秉持儒家的孝葬思想,对假“奉先”之义而行“荫后”之利的堪舆术,予以排斥。对于具有“神道设教”的天文星占,他基于“治统”与“道统”的政治考量,虽然表面上予以支持,实则在天人相分思潮的影响下,欲将天文星占的术数因子排除出儒学之外。通过司马光堪舆观、星占观之“一斑”,而可窥其术数观之“全豹”,即“以儒排术”的术数观。在命理方面,面对儒学在形而上“知天命”问题的不足,程朱用“义命观”予以改造,但未取得理想的效果。文天祥在哲学层面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扬弃,在术、儒本身具有的兼容性和同源性的基础上,从“气之命”的可塑性出发,肯定了“以术窥命”追求情欲的合理性,并对术家命理持以兼容态度,在坚持“儒主命辅”的原则下,汲汲于术家命理中寻求资源以补儒。而真德秀诸多思想与程朱理学密切相关,其命运观亦复如此。他所秉持“以儒为本”的命运观,直接造就了“以儒为本”的术数观。他以一种儒者的态度去正视“小道”,肯定术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末”之价值。但他之所以认同术数“末”的价值,不仅因为术数之“末”的道理与儒家之“本”的道理是一致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术数本于儒学。换言之,也即是说儒“本”可以兼容术“末”。他“儒本术末”的术数观,是建立在正视“小道”的基础上,欲以儒之“本”来兼容术之“末”。通过这三种方式类型的散点透视,我们发现“涵化”与“排斥”虽是对儒、术“同源”的一种反拨,但这种反拨又是建立在儒、术“同源”的基础上的。至于“兼容”则是对儒、术“同源”的另一种承继,是儒、术“同源”的最直接体现,同时也是儒、术“同源”性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涵化”和“排斥”这两种模式在孔子和荀子已有,唯“兼容”乃宋儒所独创。采用“涵化”和“排斥”的方式,都很难深入到一般民众阶层当中去。因为对于信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一般民众而言,正统的儒家思想并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儒家讲天命主要是为了使人安分守己、修身俟命,去践行道义成为君子,然而一般民众最为关心却是关乎个人的穷达寿夭。因而,我们理应采取“援术补儒”的兼容方式,用术家的改命之学去补正儒家的立命之学。“援术补儒”这种“兼容”的方式,对当下重建中华经典体系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周颜玲[6]（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吴霁霁[7]（2014）在《“孔子文化走向世界”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独立的政治、腾飞的经济以及复兴的文化,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中国在国际事物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国家综合国力来说,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虽然经济、军事、科技以及矿产资源等传统有形的“硬”实力亦然很重要,文化软资源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就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区域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软资源之一,孔子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一方面让世界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文化,一方面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第一章绪论部分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文化软资源孔子文化走向世界问题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及研究思路。该研究的意义表现在：首先,推进实施山东“文化强省战略”；其次,可以使国人更加清楚以孔子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永恒价值,提升文化自觉和自信。最后,有利于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对既有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至今尚无系统地就孔子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走向进行全面研究的论着。可以说,在今天的形势下,这一研究是既具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我们根据文化学理论来分析孔子文化之不同部分的价值高低,并根据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总结,结合国家政策和具体实践,从国内、海外两个角度找出问题和困境所在,并试着提出解决之道,以便能够更好地推动孔子文化走向世界。第二章“孔子文化的‘地域性’与‘世界性”,主要分析了孔子学说与孔子文化的关系,尤其是指出了孔子文化自始就具有中国文化主流的基因,这是由于孔子文化的母体鲁文化本身的特性及孔子本人“集大成”的工作所决定的。孔子文化由“地域文化”走向“主流文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孔子文化“走向世界”的最初的步骤,同时正因为孔子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孔子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更为突显。我们通过分析孔子文化所具有的“地域性”、“特殊性”与“世界性”、“普遍性”的二重品格,指出孔子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第三章“孔子文化的海外传播”,将历史上孔子文化在东亚和欧洲、美洲的传播历程进行了研究。指出孔子文化在东亚传播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当地政府的倡导孔子文化教育、在制度上有科举制度的建立为保障、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大量儒家典籍文献的输入和刊刻、通过设立孔庙举行释奠礼来扩大孔子的影响等多管齐下的措施,都是重要因素。而在孔子文化西传欧洲的过程中,最初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是传教士,其次有海外华人及欧洲学者的推动。孔子文化在美国的传播开始较晚,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推动、海外华人的努力、美国学者的推动及媒体的宣传,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但是综合起来看,孔子文化在海外传播不是主动的,而是由对方主动实施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文化“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传统有关的。第四章“‘孔子文化走向世界’的初步实践”,主要探讨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在“孔子文化走向世界”方面的既有经验。一方面分析了国家战略层面的“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背景、内涵和意义,一方面对我国各地在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方面取得的较为成功的经验、思路进行了分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成功经验可以为孔子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借鉴。最后我们将孔子文化故乡济宁在推动孔子文化“走出去”过程中所作的工作进行归纳与总结,这些“济宁经验”可以为全国的孔子文化“走出去”提供范例,具有典型的意义。本文第五章“孔子文化怎样更好地走向世界”,则是在总结既有经验基础上,对孔子文化“走向世界”存在的困境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包括：传播者——人才匮乏,主体意识缺失；传播内容——内力不足,缺乏创新；传播渠道——模式单一,缺少话语权；受众——外部环境面临挑战等方面。除了这些困境和挑战之外,孔子文化走向世界还有诸多制约因素亟待解决。其中包括：国外因素——西方国家对孔子文化的偏见和误解；国内因素——文化传统的断裂；文化自身因素—孔子文化传统的特质。在此基础上,我们试着提出推动孔子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若干建议。第一,破除“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传统心态,树立积极主动的文化传播信念；第二,地方政府和国家层面都应该继续加大力度,组织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企业界人士进行联合攻关,确立切实可行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第三,加强国内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典教育和人才培养,为孔子文化的世界传播提供可靠的人才储备；第四,提升和优化孔庙功能,使其充分发挥教化国民、尊敬圣贤的场所,切实提升国民素养和德行,给孔子文化海外传播提供最深厚的底气和动力；第五,优化整合曲阜及其周边孔子文化资源,对内保护和传承孔子文化,对外展现孔子文化之魅力；第六,在曲阜筹建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为海外学生提供更真切体验孔子文化打造新平台；第七,做好中国经典的外译工作,这就需要加大翻译人才的培养；第八,充分利用不同国家的审美、心理、习俗,借助科技手段、多角度、多形式展现孔子文化；第九,充分发挥孔子学院在海外孔子文化的传播的作用；第十,充分发挥海外孔庙在孔子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作用。
吕晓钰[8]（2017）在《为科学奠基 ——科技哲学视野下的成中英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传入对儒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二者之间产生了紧张的对立关系。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应如何面对现代科学、处理与科学的关系,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时代问题。对此,以建立现代儒学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家群体有着非常深入地思考与讨论。第一二代新儒家致力于“内圣开出新外王”,诉求从儒学中开出现代科学。然而,囿于传统心性之学的立场和对道统的维护,他们仍固守道德本体与科学的“中体西用”模式,力图将科学统摄于中学本体之下,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但仍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作为第三代新儒家,成中英对前辈新儒家的工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科学作为知识建基于理性,儒学作为价值建基于意志,理性与意志实为本体的一体两面。若不能改造传统的儒学道德本体,那么,在儒学内部讨论现代科学的问题便会缺乏形而上学的基础。为此,成中英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从根本处入手,把知识理性融合到儒学本体之中,进而在价值的宇宙中建立知识,在知识的宇宙中安顿价值,实现知识与价值在儒学本体层面上的一体统合。成中英批判性地继承前辈新儒家的思想,整合蒯因的分析哲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等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回归《周易》大本大源,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本体诠释学。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角度看,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理论的构建,也是一种从哲学层面在儒学中为科学奠基的工作,从而在本体诠释学的体系内,实现了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诠释。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思想,对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本文在科技哲学的视野下,对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及其建构过程——为科学奠基的过程——进行系统考察,以期对儒学的现代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等问题得出有益的启示。论文的第一章为绪论,对论文选题的缘起、意义及相关研究等内容进行了说明及综述。第二章,考察前辈新儒家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的模式。近代,随着西方科学传入的加剧,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由此引发了科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关于价值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几乎与此同时,现代新儒家群体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长期探索。新儒家因对科学理性的不同处理方式产生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路向之别,后者更为重视对科学理性在本体层面的安排。整体看,新儒家对于科学的重视程度是在逐渐加强的。一二代新儒家仍然表现出一种“体用论”的思维模式,科学始终被笼罩在道德本体之下;三代新儒家表现出多元文化论的态度。成中英的本体检释学思想被称为现代新儒家思想的歧出转向。第三章,对成中英为科学奠基的相关工作展开论述。“为科学奠基”的具体内涵是什么?首先,文章对科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重点强调科学的理性基础,并与古代科学、技术做出区分。其次,重点考察何为奠基。“为科学奠基”所概括的是成中英在形而上学层面为科学建立根据的过程。因此,论文的研究工作并非就成中英的科学思想、科学观本身展开剖析,而是呈现一个建构的过程。本体诠释学的建立即意味着奠基工作的完成。以成中英发表《论知识的价值与价值的知识》为坐标,将其处理知识与价值的关系的模式分为前后期。前期仍停留在知识与价值的二分状态,后期则走向了二者的一体统合。在前期,他认为科学真理与价值皆为真理,分属真理的不同层次,但科学真理仍被涵盖在价值真理之下。以该文为分水岭,在后期成中英认为生命本体分为意志与理性,分别对应价值与知识,二者在生命的创化过程中皆不可缺失,中西哲学却各偏一隅。为此,他提出价值的知识论和知识价值论,要求建构一种本体哲学以实现二者的一体统合,进而提出了一种整体论的方法诉求。第四章,论述成中英在分析哲学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二者兼取”的动态的整体论思想。通过对生物学哲学中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的分析指出,系统生物学中还原论和整体论结合的认识论是解决二者冲突的一种方向。成中英通过对科学哲学中蒯因的知识整体论思想的批判吸收,形成了在整体和部分之上的具“二者兼取”特色的新整体论思想。这与科学哲学中的系统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由此,成中英完成了对传统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超越,从而形成了整合价值与知识的方法论基础。第五章,探析本体诠释学的本体与诠释的构建理路。本文认为,本体诠释学的建立是成中英完成为科学奠基的标志。文章通过对中西本体的比较和对西方诠释学的分析,指出成中英诠释学之本体论乃宇宙-生命本体论。在这一本体内,宇宙中有生命,生命中有宇宙,宇宙中有客体亦有主体,生命中有主体亦有客体,表现出一种本根性、创化性与整体性。这一本体涵盖了理性与价值,实现了为科学奠基之初衷。第六章,对本体诠释学思想认识的深化,更是对成中英“为科学奠基”思想的检验。在本体诠释学的视域下,建基于本体的科学已经不仅是理性发用,还受到意志的影响。因此,科学不仅是一种解释,还是一种理解。那么,自然科学的理解何以可能,又是如何被检释的?笔者根据成中英的思考试着做出回答,同时对本体诠释学中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以此作为对其“为科学奠基”工作的评价。本文在“余论”部分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对成中英发展儒学的哲学资源进行了分析,认为他更多地受到西方哲学而非儒学的影响。第二,讨论成中英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儒学本体,是否仍可以称其思想为儒学,称其为儒家?结论是肯定的。
苗建荣[9]（2019）在《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儒学的建构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晚清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场着名的政治运动,即戊戌变法。维新儒学,即为晚清时期这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理论指导的儒学。在维新儒学的形成过程中,西方科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使得维新儒学成为了研究儒学与西方科学关系的绝佳素材。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西方科学在维新儒学的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探讨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维新儒学是在反思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即在不改变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引进西方科学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而维新派主张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基础上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进一步说,是否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是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最大区别。因此,与洋务派不同的是,维新派提出了自己的旨在改变现有社会制度的变法主张。与此同时,维新派还思考了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即维新变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因此,维新儒学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二是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前者讲的是如何变法的问题,即变法的具体方案;后者讲的是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即变法的合理性、必要性。作为儒学的一种理论形态,维新儒学不仅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且还有自己相对较为固定的范畴系统。维新儒学的范畴,大致说来包括两个层面的:一是变法主张层面的,如通情、制度局、兴民权、废科举、兴学校、建学会等等;二是理论依据层面的,如进化观念、夷夏观念、变易观念、道器观念、托古改制、仁通观念等等。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维新儒学,均是在对上述范畴的阐释中展开的。作为维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在维新时期读过不少西方科学书籍并熟悉很多西方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知识、地质学知识、物理学知识、化学知识、数学知识、几何学知识、医学知识等等,这在康有为的着述中均有所体现。康有为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了解,对于其维新儒学的建构,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康有为在政治上要求立宪法、开国会、设制度局;在经济上要求发展工业实业、完善金融体系、鼓励自由通商;在文化上要求立孔教为国教、废科举、兴学校,这些均是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与此同时,康有为还为其维新变法提出了一套理论依据,即以三世进化说为核心的今文经学。康有为的维新儒学,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变法主张的层面讲,无论是政治层面的、经济层面的还是文化层面的主张,均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如其在政治层面提出的设制度局的主张,而作为其制度局之一的学校局的主要职责就是引进西方科学;再比如其在经济上要求发展工业实业,而在康有为看来要发展工业实业就必须先引进西方科学;再比如其在文化上要求兴学校,而其所设想的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一就是西方科学。从变法的理论依据层面讲,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康有为为维新变法所提供的理论依据主要是三世进化说,而其三世进化说是在吸收西方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作为维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维新时期不仅读过《谈天》、《地学浅释》、《格致汇编》等等诸多介绍西方科学的着作,而且还熟悉诸多西方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知识、地质学知识、物理学知识等等,这在梁启超的着述中亦有着充分的体现。梁启超对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了解,为其维新儒学的建构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在政治上主张兴民权,在文化上主张废科举、兴学校,这是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与此同时,梁启超还为其变法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主要体现在其对变易观念、夷夏观念、进化观念的阐释中。梁启超的维新儒学,与西方科学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变法主张的层面讲,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中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如其在政治上提出兴民权,而其兴民权的具体措施是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在梁启超的设想中,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的手段之一,就是学习西方科学。从变法的理论依据层面讲,梁启超对变易观念、夷夏观念、进化观念的阐释,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对变易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科学尤其是天体物理学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梁启超对夷夏观念的论证,是在充分考虑西方科学与传统儒学的区别的基础上进行的。梁启超对进化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科学尤其是生物进化论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谭嗣同亦对西方科学有着充分的了解。从现有着作中可以看出,谭嗣同不仅熟悉西方科学,如代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等,而且还对西方科学作了大量的宣传,为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谭嗣同对西方科学的了解,不仅大大开阔了其学术视野,而且也为其维新儒学的建构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谭嗣同在政治上主张模仿西方议会制度、以学会代议会,在经济上主张自由通商、鼓励机器生产;在文化上主张废科举、兴学校,这是谭嗣同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与此同时,谭嗣同还为其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主要体现在其对夷夏观念、进化观念、仁通观念、日新观念的阐释中。谭嗣同的维新儒学,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变法主张的层面讲,谭嗣同的变法主张中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比如其主张学习西方议会制度是通过兴学会来完成的,而其所设想的学会的一个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引进西方科学;比如其在经济上主张自由通商,而其振兴商业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引进西方科学。再比如其主张废科举,而其提出废科举的动因之一就是看到了西方科学与传统儒学相比之下的巨大优势。从变法的理论依据层面讲,谭嗣同对夷夏观念、进化观念、仁通观念、日新观念的论证,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其对夷夏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对进化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生物进化论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对仁通观念、日新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物理学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西方科学参与了晚清时期维新儒学的建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维新变法的具体主张中天然地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中亦大量地包含着西方科学的因素。这充分说明:在晚清时期,儒学并没有排斥西方科学,更没有阻碍西方科学。需要指出的是,在维新儒学对西方科学的吸收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用。如康有为在其《实理公法全书》中试图用西方几何学的成果来论证其变法主张,谭嗣同在《仁学》中试图用西方代数学的方法来论证其仁观念。这些论证看似增加了其结论的普遍性必然性,实则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是误用西方科学的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儒学和科学之间的界限。这种界限在于,西方自然科学只能作事实判断而不能作价值判断。因此,当维新儒士利用西方科学来丰富自己的变法主张、论证自己的变法依据时,会增加其维新儒学的说服力,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维新儒士试图利用西方科学直接来作某种价值判断,误用就在所难免。进一步说,西方科学可以为儒学的价值判断提供有力的根据,但不能代替儒学去作价值判断。总之,作为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儒学形态,维新儒学的建构过程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儒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这种开包容性与开放性表明:儒学不会排斥西方科学,更不会阻碍西方科学。与此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儒学与西方科学之间是存在某种界限的。
郭瑞[10]（2018）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文中指出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是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文明的现代社会,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专制主义社会转变为现代民主法治的社会,从一个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伦理型社会转变为一个公平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受到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专制主义以及官僚买办势力的阻碍,步履艰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争取民族独立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首要的历史任务。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在封建社会中占据主导位置,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一是儒学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儒学所依附的封建政治制度逐步解体,意识形态上的儒学走向终结;二是社会结构、社会价值的变化带来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精神面貌以及行为方式的变化,儒学的地位及影响日渐萎缩,处在不断破解和碎片化之中,逐渐失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独尊位置。儒学面临着现代转化的压力,儒学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儒学自身的生存问题,还涉及到近代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儒学经历了一个失去权力庇护被逐渐边缘化的过程,直至从社会独尊位置跌落;儒学也经历了一个被质疑、被否定、被批判但又迎来发展机遇并重新焕发生机的过程。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对儒学发展以及儒学现代化的思考从未停止过。康有为托古改制、现代新儒家的理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吸收与借鉴都是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儒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儒学分别与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实现融合,在现代转化上进行了积极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儒学现代化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沿着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考察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儒学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根本任务、基本途径,准确把握儒学现代化的内在规律,也就能更好地推进儒学现代化,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儒学提供有益的借鉴与现实的启示。全文共分为七个组成部分。引言部分论述了选题缘起和主要探讨的问题、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主要的创新点以及面临的困难与不足等。第一章以社会转型的概念入手,对社会转型的涵义以及原因进行概括性的介绍,然后由社会转型引入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对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历史任务以及中国革命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关系分析,目的是为近现代社会转型与儒学现代化的关系展开论证。社会转型必将带来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的变化,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之中必然要适应转型进行现代转化。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决定了儒学现代化的方向,而儒学现代化曲折历程反映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第二章是封建社会瓦解与儒学意识形态的终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建社会不断走向瓦解,传统儒学遭遇近代危机。洋务运动在儒学经世致用的逻辑中展开。甲午战败宣告传统儒学嬗变的失败,国家只有制度变革才有希望。康有为托古改制推行变法,以政治改良为目的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化,成为近代推动儒学现代化的第一人。但是,无论是改良还是改革,都挽救不了中国封建社会灭亡的命运,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宣告封建社会终结,依附于封建政体的儒学解体。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化的展开。辛亥革命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专制的历史任务,封建文化残余仍然有社会基础,这是民国初年出现尊孔复辟逆流的思想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20世纪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专制文化开展了彻底的批判,终结了儒学在意识形态上的独尊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使儒学脱离封建专制的束缚,结束意识形态独尊的地位,儒学以它所具有的民族性、包容性的特点,成为建构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20年代开始出现的现代新儒学是儒学现代化思想重镇,诞生了一批汇通中西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构造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为推动传统儒学现代转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四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批判与吸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工人阶级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不断探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与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与儒家相结合而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将儒家文化中积极因素融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从而使得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时代获得新的活力,促进了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马克思主义从儒家传统文化之中吸收到了儒家思想的精华,更加契合中国的现实,顺利实现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对儒学借鉴与吸收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的典范,是儒学现代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五章是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与儒学现代化的新开展。新中国成立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现代化开辟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正常进行的儒学研究在60年代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打乱了儒学研究的正常进程,直至完全中断了大陆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现代化。流亡海外的一批现代新儒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继续推动儒学现代化,取得积极的学术成果,为扩大儒学的海外影响做出了贡献。80年代,海外现代新儒学的成果介绍到大陆,助推了大陆儒学热。在内地,大陆现代化建设取得显着的成效,“文化热”、“国学热”、“儒学热”以及新世纪的“儒学复兴”,儒学现代化重启。儒学现代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热点,而且出现不同立场、观点与路向的现代化。结语部分通过对一百多年儒学现代化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结合当代实践,展望未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儒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新儒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一种新形式与新形态,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儒学现代化的主导形态,但它并不排除其他新儒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在价值上是多元的,在信仰上坚持自由原则,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要谨防儒学消极因素的渗入。
二、儒学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儒学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1）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 ——以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
| 四、论文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的开端 |
| 第一节 儒学中的实学传统 |
| 一、通经之实学 |
| 二、修德之实学 |
| 三、经世致用之实学 |
| 第二节 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兴起 |
| 一、实学思潮兴起的内外因探察 |
| 二、经世致用上升为实学思潮的核心 |
| 第三节 实学转型对西方科学的接引之功 |
| 一、开辟空间之功 |
| 二、搭建桥梁之功 |
| 三、推动传播之功 |
| 小结 |
| 第二章 徐光启实学与西学互动基础的奠定 |
| 第一节 文化环境与徐光启早期实学品格的积累 |
| 一、家庭文化环境与徐光启实学思想的陶冶 |
| 二、儒学教化作用与徐光启实学思想的积淀 |
| 三、结社文化环境与徐光启实学思想的形成 |
| 第二节 徐光启早期着作中的实学因子 |
| 一、《毛诗六帖讲意》与《诗经传稿》简介 |
| 二、通经中的审慎考据 |
| 三、修德相关的思想继承 |
| 四、经世致用思想的初步显露 |
| 第三节 徐光启与西人、西学的早期互动 |
| 一、徐光启与西人、西学的交往 |
| 二、以实学的态度审视西学 |
| 小结 |
| 第三章 《几何原本》与徐光启实学内核的确立 |
| 第一节 实学传统中的明代算学 |
| 一、新增算学书籍数量较多 |
| 二、算学教育普及范围日广 |
| 三、算学地位缓慢隐性上升 |
| 第二节 《几何原本》“四进三止”的翻译历程 |
| 一、由器物扩展为知识的首次翻译尝试 |
| 二、以知识扩大声望的第二次翻译 |
| 三、心有余力不足的第三次翻译尝试 |
| 四、内容形式全面展现的第四次尝试 |
| 第三节 《几何原本》的“不用”与“众用” |
| 一、西方传统中的《几何原本》之“用” |
| 二、徐光启选择、调整后的《几何原本》之“用” |
| 第四节 度数之学在徐光启实学思想中内核地位的确认 |
| 一、正本清源: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内核扫除障碍 |
| 二、贵义重证: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内核提供方法保障 |
| 三、拓用旁通: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内核搭建内容框架 |
| 小结 |
| 第四章 度数旁通与徐光启实学框架的搭建 |
| 第一节 徐光启的“度数之学” |
| 一、《几何原本》中的“几何”与“度数” |
| 二、徐光启选用“度数之学”的原因 |
| 第二节 徐光启“度数旁通十事”的思想来源 |
| 一、“度数旁通十事”的中国古代算学思想来源 |
| 二、影响“度数旁通十事”形成的西方数学思想来源 |
| 第三节 徐光启“度数旁通十事”的特点 |
| 一、融汇古今中西的内容确立 |
| 二、依据国情国势的次第开展 |
| 三、依托友人门徒的补充推广 |
| 小结 |
| 第五章 富国强兵与徐光启实学实践的展开 |
| 第一节 度数之学与徐光启对勾股“义”的增补 |
| 一、《测量法义》中的度数之“义” |
| 二、《测量异同》中对中西测量的比较 |
| 三、《勾股义》中对勾股之“义”的系统总结 |
| 第二节 《泰西水法》与徐光启农学知识的更新 |
| 一、水利与徐光启重农富国思想的结合 |
| 二、勾股测望与水利兴修 |
| 三、《泰西水法》对西方农业水利知识的引进 |
| 第三节 火炮、铳城与徐光启军事实学技术的引进 |
| 一、中国古代算学与军事实学的结合 |
| 二、度数之学与徐光启对西洋火炮、铳城的认识 |
| 三、徐光启对西洋火炮的引进和仿制 |
| 小结 |
| 第六章 崇祯改历与徐光启实学构建的逻辑完成 |
| 第一节 明朝《大统历》沿革 |
| 一、《大统历》的制订与修正阶段 |
| 二、《大统历》的守成与僵化阶段 |
| 三、《大统历》的弊端爆发及历学研究的复兴阶段 |
| 第二节 崇祯改历之前徐光启的历学积累 |
| 一、对中西历算知识的不断了解 |
| 二、对治历仪器的知识学习和操作运用 |
| 三、对中西历学理论的接触 |
| 第三节 崇祯改历中徐光启的实学实践 |
| 一、对西方宇宙论和历学基础理论的引入 |
| 二、度数之学在历法修订中巨大功用的彰显 |
| 三、对西方历法测量仪器的介绍与制造 |
| 第四节 文化张力下徐光启实学的逻辑完成 |
| 一、徐光启崇祯改历设想与成果之间的“矛盾”剖析 |
| 二、历学西化:中西比较后的必然选择 |
| 三、“会通”为名:应对历学中文化张力的圆融举措 |
| 小结 |
| 第七章 晚明儒学与科学关系总论 |
| 第一节 晚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表现为良性互动 |
| 一、即时呈现方面:晚明儒学与科学多层面的互有调适 |
| 二、后世影响层面:近代科学的扎根与儒学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儒学与科学互动视野下“经世致用”再思考 |
| 一、经世致用的类型划分 |
| 二、后世偏颇理解经世致用的原因及反思 |
| 第三节 结语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选题意义 |
| 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
| 第一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 |
| 一、儒家传统价值指向的转变 |
| 二、“礼”的秩序向“力”的秩序的转变 |
| 三、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思想历程的转向 |
| 第二节 东传科学的发展及其对康有为的影响 |
| 一、西学东渐与东传科学的概况 |
| 二、康有为接受东传科学的内容 |
| 第三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
| 一、清代今文经学的肇端 |
| 二、今文经学的崛起与东传科学的发展 |
| 三、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
| 第四节 康有为“通经致用”为宗的核心思想 |
| 一、“通经致用”思想的产生背景 |
| 二、“通经致用”思想的理论依据 |
| 三、“通经致用”思想的主要内容 |
| 四、“通经致用”思想的努力与突破 |
| 第二章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东传)科学根基 |
| 第一节 康有为的进化论思想 |
| 一、清末民初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传播 |
| 二、自成体系的康有为进化论理论 |
| 三、康有为进化论的特点及归宿 |
| 第二节 “星云假说”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 |
| 一、对元气论的发展和继承 |
| 二、对无限宇宙论的拓展 |
| 三、对西方“星云假说”的继承和发展 |
| 四、“以元统天论”思想的形成 |
| 五、对朱熹“理在气先”论的反动 |
| 第三节 康有为科学方法论思想 |
| 一、东传科学影响下的康有为的实证方法研究 |
| 二、康有为实证方法的应用 |
| 三、东传科学影响下的康有为逻辑方法 |
| 四、几何推演方法的应用 |
| 第三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上) |
| 第一节 康有为“援西入儒”思想(1880-1894) |
| 第二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1894-1902) |
| 第三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的立场与内容 |
| 一、以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注释群经 |
| 二、《论语注》——“以西化儒”经典之作 |
| 第四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阶段的科学内容 |
| 一、自然科学知识的阐发 |
| 二、广开民智,提倡科学教育 |
| 三、对科学技术应用的重视 |
| 四、发展物质、商业、财经之学 |
| 第五节 “实理公法”为宗的科学思想 |
| 一、理性思辨与科学的求是思想 |
| 二、数学知识在《实理公法全书》中的应用 |
| 三、《教学通义》蕴含的科学思想 |
| 第四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下) |
| 第一节 康有为“儒西并尊”思想(1902-1913) |
| 一、“儒西并尊”思想格局的形成 |
| 二、“儒西并尊”思想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大同书》的人类理想 |
| 一、康有为“大同”理想的形成背景 |
| 二、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儒家色彩乌托邦的建构 |
| 三、“几何公理”推演“人类公理”的努力 |
| 第三节 《物质救国论》体现的物用科学观 |
| 一、康有为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认识 |
| 二、通往工业社会之路的发轫 |
| 第四节 康有为“以儒化西”思想(1913-1927) |
| 第五节 康有为儒学宗教化的努力 |
| 一、以儒学为宗教的开端 |
| 二、“援西入儒”、“纳教入儒”的努力 |
| 三、康有为儒教思想探微 |
| 四、《诸天讲》的旨归 |
| 第五章 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氏今文经学的局限与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主观愿望：援东传科学重构今文经学为理论支撑的改革家 |
| 一、作为儒者的康有为 |
| 二、东传科学影响下的改革家 |
| 第二节 实践践履：对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的整合与会通 |
| 一、东传科学视阈下康有为建构今文经学的使命 |
| 二、援西方自然科学重构今文经学的努力 |
| 三、借助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构建今文经学体系 |
| 四、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实质 |
| 第三节 理论特点：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特质 |
| 一、东传科学贯穿今文经学的始终 |
| 二、“尊儒”是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主线 |
| 三、对康有为“貌孔心夷”的客观定位 |
| 第四节 历史局限：从科学精神的视角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局限性 |
| 一、对默顿科学规范之普遍怀疑态度的背离 |
| 二、对科学高度尊重事实客观性的违背 |
| 三、对科学具有严密逻辑思维原则及创新原则的背弃 |
| 四、对追求精确、严谨的科研作风的反动 |
| 第五节 客观结果：东传科学作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式微 |
| 一、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保守性 |
| 二、康有为今文经学淡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 |
| 三、传统经学的时代命运 |
| 第六节 价值指向：儒学的现代转型与新儒家的滥觞 |
| 一、康有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东传科学背景下的儒学变革和现代性指向 |
| 三、叩响新时代的大门 |
| 四、传统思想的现代性转型 |
| 五、现代新儒家的肇端 |
| 结语与展望 |
| 一、康有为开启了儒学现代化的肇端 |
| 二、今文经学的式微与“求真”、“求是”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
| 三、以儒学为本的“中西会通”优于以科学为宗的“西学西理” |
| 四、儒学的核心价值对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有纠偏之功 |
| 五、本论文主要结论 |
| 六、论文不足之处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明清之际东传科学与儒家天道观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利玛窦对儒家天道观理解的前见 |
| 第一节 利玛窦来华前的精神与境 |
| 1. 基督教人文中理性与信仰的张力 |
| 2. 利玛窦时代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 |
| 第二节 耶稣会简介 |
| 第三节 利玛窦教育背景中的知识框架 |
| 1. 童年和少年的知识经历 |
| 2. 加入耶稣会前后的知识经历 |
| 3. 利玛窦的记忆法及在华的应用 |
| 4. 丁先生对利玛窦的科学塑造 |
| 5. 动身来华途中的知识经历 |
| 6. 利玛窦来华前的知识积累总结 |
| 第二章 利玛窦来华后知识结构的体现与应用的一个案例 |
| 第一节 《山海舆地全图》之前 |
| 1. 范礼安钦点利玛窦来华传教 |
| 2. 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初次印象 |
| 第二节 利玛窦世界地图的风采 |
| 1. 利玛窦第一版世界地图的绘制缘起 |
| 2. 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版本及影响 |
| 第三节 由浑天说的比喻而引发的问题 |
| 第四节 浑天说思想的形成及其儒家文化元素 |
| 1. 浑天说思想的初期形成要素 |
| 2. 张衡浑天说的要点及思想 |
| 第五节 浑天说与儒家经典中天道观的融合与协调 |
| 1. 陆绩对浑天说论证中的儒经模式 |
| 2. 葛洪对浑天说论证中的儒家文化元素 |
| 3. 朱熹新浑天说中的理学注入 |
| 第六节 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地球观及天文内容详解 |
| 1. 利玛窦的地球观 |
| 2. 世界地图的作图原则及地球经纬度的标示 |
| 3. 两种测量地理纬度的方法 |
| 4. 直观演示天球和地球的关系的《天地仪图》 |
| 5. 亚里士多德的固体同心球的宇宙体系的介绍 |
| 6. 介绍四元行及气之三际说 |
| 7. 日食、月食图及其说明 |
| 8. 《范天图》及绘制节气线的方法 |
| 第三章 《天主实义》中利玛窦对儒家天道观的理解与调适(Ⅰ) |
| 第一节 《天主实义》成书背景及其对儒学的整体理解 |
| 1. 《天主实义》成书背景 |
| 2. 利玛窦对儒学的定位及综合理解 |
| 3. 《天主实义》成书时间考 |
| 第二节 利玛窦对儒家天道观调适的原则 |
| 第三节 天主的移植及其文化意义 |
| 1. 天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
| 2. 天主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
| 3. 天主唯一性的论证 |
| 4. 利玛窦对天主论证的文化意义 |
| 第四节 利玛窦对宋明儒学天道观的批评与改造 |
| 1. 对佛家、道家本体论的批评 |
| 2. 对宋儒“太极”说的界定和批评 |
| 第五节 天主的嫁接：“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 |
| 第四章 利玛窦对儒家天道的理解与调适(Ⅱ) |
| 第一节 利玛窦对“性”的规定与调适 |
| 1. 对“性”及“人性”的规定 |
| 2. 对天主赋性论的解释与论证 |
| 3. 对儒家复性说的质疑与拒斥 |
| 4. “良善”与“习善”的区分对儒学思想的意义 |
| 第二节 利玛窦论“为己之学” |
| 1. 论学及认识事物的机制与过程 |
| 2. 对儒家仁学的补充与改造 |
| 第三节 对儒家“万物一体”命题的分析与拒斥 |
| 1. 儒家“万物一体”命题的内涵 |
| 2. 对“万物一体”的误读及拒斥 |
| 第五章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儒家文化功能 |
| 第一节 观象授时之儒家文化功能的延伸 |
| 1. 沟通天人及体察天道 |
| 2. 《论语》案例：“历数”与为政及知命的关联 |
| 第二节 礼与政皆以天道为根本 |
| 第三节 孔子以历书考察礼的案例分析 |
| 第四节 儒家天算观念中改正朔的文化意义 |
| 第五节 司马迁儒家天道观念中对律历的看法 |
| 第六节 司马迁之后诸名士对天文历法的儒家文化功能的素描 |
| 第七节 周易象数与历法的关联性案例：《大衍历》历议解析 |
| 第八节 欧阳修、程颐对历法的儒家文化功能的理解 |
| 1. 欧阳修对历法的儒家文化功能的理解 |
| 2. 程颐对历法的儒家文化功能的理解 |
| 第六章 关于程朱格物穷理的几点解析 |
| 第一节 二程从穷理知天道到穷致物理 |
| 第二节 对自然的格物穷理在二程理学思想中的位置 |
| 第三节 二程体察天道的两种方式 |
| 第四节 朱子的“格物致知”补传及其说明 |
| 1. 朱子的“格物致知”补传 |
| 2. 朱子“格物致知”补传的说明 |
| 第五节 朱子格物学说中的知识主义取向及问题 |
| 1. 朱子格物学说中的知识主义取向 |
| 2. 知识与道德：儒学框架内的一种相互协调 |
| 3. 与徐光台先生商榷：自然知识在朱子格物穷理中的地位问题 |
| 第六节 儒家传统中知识论元素的两点说明 |
| 1. 早期儒经中的天算知识 |
| 2. 朱子对孔子“游于艺”观念的解析 |
| 第七节 朱子格物致知实践中的天文历法研究 |
| 1. 朱子对历法的研究 |
| 2. 朱子的天文思想 |
| 第七章 《几何原本》与格物穷理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数学的儒家文化源头及功能 |
| 第二节 《几何原本》的翻译过程和目的 |
| 1. 《几何原本》的翻译过程 |
| 2. 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目的 |
| 第三节 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艺用”定位 |
| 第四节 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形式思维方法的定位 |
| 第五节 徐光启之格物穷理之学中的儒家传统象数观的变迁 |
| 1. 儒家传统象数的含义 |
| 2. 中国古代数学的象数学传统 |
| 3. 徐光启所领悟的东传科学的象数观 |
| 第八章 从《几何原本》至《崇祯历书》的中西天算会通 |
| 第一节 《几何原本》之后的数学会通 |
| 1. 徐光启的数学会通工作 |
| 2. 李之藻的数学会通工作 |
| 第二节 《崇祯历书》之前的东传天文学会通 |
| 1. 利玛窦的《乾坤体义》 |
| 2. 阳玛诺的《天问略》 |
| 3. 熊三拨、徐光启合着的《简平仪说》 |
| 4. 熊三拔、周子愚合着的《表度说》 |
| 第三节 《崇祯历书》编修过程中的几个文化因素 |
| 1. 西法改历先声中的中西科学比较 |
| 2. 徐光启改历筹划中的有关文化方针 |
| 3. 改历过程中的中西历法斗争及其文化因素 |
| 第九章 薛凤祚对《崇祯历书》的研究及其儒家天道观 |
| 第一节 薛凤祚正弦法原和《崇祯历书·大测》的关系 |
| 1. 邓玉函之《大测》中的正弦法原 |
| 2. 薛凤祚之《历学会通》中的正弦法原 |
| 3. 薛凤祚正弦法原和《大测》的基因相似性与变异性 |
| 4. 薛凤祚对《大测》的会通特征 |
| 第二节 薛凤祚对《崇祯历书》的选要和重构 |
| 1. 薛凤祚对《崇祯历书》的选要基调定位及选要文本的来源 |
| 2. 薛凤祚对《崇祯历书·日躔历指》的选要和重构 |
| 3. 薛凤祚对《崇祯历书·月离历指》的选要和重构 |
| 4. 本节结语 |
| 第三节 明末清初东传科学与薛凤祚的天道观 |
| 1. 天道有定数之双层含义 |
| 2. 自然的客观性和性命观的神秘性之比重问题 |
| 3. 性命观的神秘性对自然的客观性之制约作用 |
| 4. 自然的客观性对性命观的神秘性的制约作用 |
| 5. 本节结语 |
| 第十章 游艺对儒家天道观的诠释和构建过程 |
| 第一节 《前集》内容简介及卷一吸收西学的考证 |
| 第二节 游艺天道观中西方天文学和儒家天文的互释与评析 |
| 1. 中西天文学的关联与互释 |
| 2. 西方天文学对儒家天文概念的界定和评析 |
| 第三节 游艺天道观中的儒家文化意蕴 |
| 1. 游艺天道观中的两重治历思想 |
| 2. 游艺天道观中的儒家星象政治学之双层意蕴 |
| 3. 游艺天道观中对西学解释的儒学前提 |
| 4. 西方科学知识为儒家性命文化服务的一个案例 |
| 第四节 游艺对儒家天道观的多维诠释和构建 |
| 1. 中学与西学的探讨和交流 |
| 2. 自然现象的物理解释 |
| 第五节 游艺对“科学”和“伪科学”的划界 |
| 1. 对天文观测和吉凶占候的划界 |
| 2. 对地理观察和风水堪舆的划界 |
| 3. 对“科学”之“数”和吉凶祸福之“数”的划界 |
| 4. 对“科学”和“伪科学”划界的不彻底性 |
| 5. 划界的思想基础和目的 |
| 6. 本节结语 |
| 论文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已有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相关概念界定及说明 |
| 四、研究内容及框架结构 |
| 五、研究目标、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匠人: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概况 |
| 第一节 晚明儒匠群体的兴起与发展 |
| 一、何为工匠和工匠群体 |
| 二、儒匠群体兴起的背景 |
| 第二节 晚明儒匠群体的分类 |
| 一、游离型:以匠饰儒,业余精神 |
| 二、蜕变型:弃儒业匠,技艺入仕 |
| 三、学者型:好儒修文,技术专家 |
| 第三节 晚明儒匠群体的分布与规模 |
| 一、儒匠群体的地域分布状况 |
| 二、儒匠群体地域分布的特征 |
| 小结 |
| 第二章 匠型: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形成方式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式和师徒传承式 |
| 一、黄氏家族刻工群体 |
| 二、宜兴紫砂陶艺师徒传承群体 |
| 第二节 地域式 |
| 一、“香山帮”建筑群体 |
| 二、金陵印人群体 |
| 三、新安制墨家群体 |
| 第三节 文人工官式 |
| 一、实学专家群 |
| 二、工匠入仕群体 |
| 小结 |
| 第三章 匠技: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技术科学化倾向 |
| 第一节 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的结合 |
| 一、“工匠→学者” |
| 二、“学者→工匠” |
| 三、“工匠(?)学者” |
| 第二节 儒匠群体的技术科学化倾向 |
| 一、标准化 |
| 二、数理化 |
| 三、理论化 |
| 第三节 技术文献与儒匠技能的专业化 |
| 一、技术文献的广泛传播 |
| 二、儒匠技能的专业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社交: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社会网络构建以新安制墨家群体为例 |
| 第一节 儒匠群体的内部矛盾与整合 |
| 一、“儒匠”与“俗匠”之间 |
| 二、程、方斗墨与《续中山狼传》 |
| 第二节 儒匠群体外部产业链的形成 |
| 一、儒匠与官府 |
| 二、儒匠与士人 |
| 三、儒匠与商人 |
| 第三节 “竞相风雅”与“雅贿”现象 |
| 一、“尚奇”的社会审美风尚 |
| 二、“斗侈”氛围的士商互动:“世风以侈靡相高” |
| 三、“雅贿”现象的出现 |
| 第四节 阶层流动与社会网络的构建 |
| 一、士、工、商的传播与推广 |
| 二、“知识经济”的雏形 |
| 小结 |
| 第五章 匠心: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 |
| 第一节 晚明江南儒匠群体的传统工匠精神 |
| 一、专注投入的钻研精神 |
| 二、高度认同的职业精神 |
| 三、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 |
| 四、引领时代的文化精神 |
| 第二节 儒学与西学:冲击和会通影响下的晚明技术科学 |
| 第三节 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科学文化精神 |
| 一、什么是“科学精神” |
| 二、什么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精神 |
| 三、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科学文化精神的表现 |
| 第四节 评价与反思:基于“李约瑟难题”的探讨 |
| 小结 |
| 第六章 认同: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的地位与影响 |
| 第一节 亦儒亦匠: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换 |
| 一、儒匠分途:传统制度下的民安其业 |
| 二、“不务正业”: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换 |
| 第二节 物之主体:文化消费下的儒匠身份认同 |
| 一、士人对工匠的认可 |
| 二、儒匠的身份认同 |
| 第三节 经世致用:技术经济下的儒匠身份回归 |
| 一、“经世致用”思潮兴起的社会原因 |
| 二、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技术经济情况 |
| 小结 |
| 结论: 社会变迁、角色转换与技术经济 |
| 参考文献 |
| 附: 晚明儒匠群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启示 |
| 附表: 晚明江南地区名匠统计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宋儒的术数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术数的相关研究 |
| 1.2.1.1 术数的专项研究 |
| 1.2.1.2 术数的整体研究 |
| 1.2.1.3 宋代术数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宋儒的术数思想研究 |
| 1.3 论文相关说明 |
| 1.3.1 论文结构、重点、难点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观点的创新 |
| 1.4.2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第2章 术数的相关问题 |
| 2.1 术数的名实辨析 |
| 2.1.1 上古至商:巫术与术数辨析 |
| 2.1.2 殷商以降:术数、数术与方术的辨析 |
| 2.1.3 术数与象数易学辨析 |
| 2.2 同源:儒学与术数的关联 |
| 2.2.1 儒、术的名实同谓 |
| 2.2.2 《易》乃儒、术之源 |
| 2.2.3 儒、术的交互影响 |
| 2.2.3.1 直觉思维:术数对儒家思维的影响 |
| 2.2.3.2 伦理范式:儒学对术数的影响 |
| 2.2.4 同生共存:儒、术的思维基础 |
| 2.2.5 小结 |
| 2.3 宋代术数发展析论 |
| 第3章 宋代儒士与术数 |
| 3.1 多元互动:宋代儒士与术士的交际活动 |
| 3.1.1 宋代士大夫与术士的交际 |
| 3.1.2 宋代科举士子与术士的交际 |
| 3.1.2.1 亦儒亦术:宋代术儒刍议 |
| 3.1.3 余论 |
| 3.2 验与不验:宋代科举的术数活动 |
| 3.2.1 术士的江湖伎俩 |
| 3.2.1.1 亦儒亦术:术士的巧诈善变 |
| 3.2.1.2 术士的老于世故 |
| 3.2.2 术数的社会信仰效应 |
| 3.2.3 术数的理论因子 |
| 3.2.4 余论 |
| 3.3 信与疑:宋代士大夫的术数态度 |
| 3.3.1 信欤 |
| 3.3.2 疑乎 |
| 3.3.3 非信非疑 |
| 3.3.4 余论 |
| 3.4 小结 |
| 第4章 涵化:宋儒的术数思想——以堪舆为中心 |
| 4.1 堪舆的相关问题 |
| 4.1.1 先秦至唐:堪舆名实的流变 |
| 4.1.2 宋代堪舆思想析论 |
| 4.2 以孝为本:程朱对堪舆的改造 |
| 4.2.1 孝葬:程朱五姓相宅思想 |
| 4.2.2 程朱孝葬观的社会情境 |
| 4.2.3 儒化:朱熹形势堪舆析解 |
| 4.2.4 以孝为本:程朱堪舆的诠释路径 |
| 4.2.5 余论 |
| 4.3 以儒化术:程朱学派视域下的术数——以程朱、蔡元定为中心 |
| 4.3.1 蔡元定堪舆思想析论——以《发微论》为中心 |
| 4.3.2 程朱的义命观 |
| 4.3.2.1 二程的义命观 |
| 4.3.2.2 朱熹的义命观 |
| 4.4 小结 |
| 第5章 排斥:宋儒的术数思想——以星占为中心 |
| 5.1 星占的相关问题 |
| 5.1.1 先秦至唐:星占名实的流变 |
| 5.1.2 宋代星占的相关状况 |
| 5.2 天人相分:王安石“天变不足畏”星占观发微 |
| 5.2.1 王安石对“天变”问题的论述 |
| 5.2.2 “天变不足畏”的思想渊源 |
| 5.2.3 “天变不足畏”的星占认知 |
| 5.2.4 宋神宗对“天变”的态度 |
| 5.2.5 余论 |
| 5.3 以儒排术:司马光的术数观 |
| 5.3.1 司马光的堪舆观 |
| 5.3.2 司马光的星占观 |
| 5.3.3 余论 |
| 5.4 小结 |
| 第6章 兼容:宋儒的术数思想——以命理为中心 |
| 6.1 命理的相关问题 |
| 6.1.1 汉魏至唐:命理学的流变 |
| 6.1.2 宋代命理学的相关状况 |
| 6.2 援术补儒:文天祥的命理观 |
| 6.2.1 程朱对命运观的改造 |
| 6.2.2 文天祥命理观的哲学理念 |
| 6.2.3 援术补儒:文天祥“以术窥命”的探索 |
| 6.2.4 援术补儒:文天祥“儒主术辅”思想发微 |
| 6.2.5 结语 |
| 6.3 儒本术末:真德秀的术数观 |
| 6.3.1 以儒为本:真德秀的命运观 |
| 6.3.2 以术为末:真德秀的术数观 |
| 6.3.3 正视“小道”:真德秀的术数观 |
| 6.3.4 余论 |
| 6.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努力方向 |
| 第一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 |
| 一、相关概念 |
| (一) 意识形态及其建设 |
|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弘扬 |
| (三)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关系 |
| (一) 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层面: 理想信念、中国精神的提炼交融 |
| (二) 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 综合国力、五位一体的因素驱动 |
| (三) 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 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 |
|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 |
|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 |
| (一) 指导思想层面: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 |
| (二) 社会措施层面: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 |
| (三) 个体引导层面: 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 |
| 第三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遇和挑战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崭新机遇 |
| (一)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传承要求 |
| (二) 现代化建设成就奠定了坚实的传承基础 |
| (三) 国家地位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现实挑战 |
| (一) 西方价值观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遮蔽 |
| (二) 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压 |
| (三) 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思想的冲击 |
| 第四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和成因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 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 |
| (二) 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 |
| (三) 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问题的现实原因 |
| (一) 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 |
| (二) 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
| (三) 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 |
| 第五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和举措 |
| 一、指导思想层面: 顶层设计和发展方向的精准谋划 |
| (一) 根本原则: 坚持导向加强引领推进发展 |
| (二) 价值塑造: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 |
| (三) 传播推广: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 |
| 二、基本思路层面: 攻坚目标与重点措施的谋求落实 |
| (一）基本目标：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二）功能指向：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 |
| (三) 主体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群众力量 |
| (四) 载体建设：完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体系 |
| 三、具体举措层面: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教育引导 |
| (一) 思想引领:“表”“里”兼顾提高认知认同 |
| (二) 教育引导:“显”“隐”共进助力传播传承 |
| (三) 素质提升:“质”“格”并行促进自觉自省 |
| (四) 行为养成:“情”“行”并重推动身体力行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孔子文化走向世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1. 研究意义 |
| 2. 研究现状 |
| 3. 研究思路 |
| 二、孔子文化的“地域性”与“世界性” |
| 1. 孔子学说与孔子文化 |
| 2. 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 |
| 3. 孔子文化的历史影响 |
| 4. 孔子文化的二重性：“区域性”与“世界性” |
| 三、孔子文化的海外传播 |
| 1. 孔子文化在“儒家文化圈”中的传播 |
| 2. 孔子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
| 3. 孔子文化在美国的传播 |
| 四、“孔子文化走向世界”的初步实践 |
| 1. 国家层面：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宏观指导 |
| 2. 各地文化“走出去”的经验借鉴 |
| 3. “孔子文化走向世界”的“济宁经验” |
| 五、孔子文化怎样更好地走向世界 |
| 1. 孔子文化走向世界的困境与挑战 |
| 2. 孔子文化走向世界的制约因素 |
| 3. 对孔子文化走向世界的建议 |
| 六、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为科学奠基 ——科技哲学视野下的成中英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视角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选题意义与创新点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创新点 |
| 第二章 西方科学的冲击与现代新儒家的回应 |
| 第一节 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和分期 |
| 一、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
| 二、现代新儒家的分期 |
| 第二节 西方科学与儒学的碰撞 |
| 一、西方科学的传入 |
| 二、科学主义与“科玄论战” |
| 第三节 现代新儒家关于科学的思考 |
| 一、“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路向分野 |
| 二、现代新儒家科学观的代际差异 |
| 第三章 探寻科学的根基:走向价值与知识的统合 |
| 第一节 “为科学奠基”的内涵分析 |
| 一、科学概念的内涵界定 |
| 二、奠基问题的提出与分析 |
| 三、成中英“为科学奠基”的自觉性与合规律性 |
| 第二节 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 |
| 第三节 知识与价值的一体统合 |
| 第四章 通往本体诠释学:整体论哲学的建构 |
| 第一节 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以生物分类学为例 |
| 一、生物分类学中还原论问题的产生 |
| 二、生物分类学中不同层面的还原论及相关困境分析 |
| 三、基于整体论的系统生物学:分类学走出还原论困境的一种新的可能 |
| 第二节 成中英对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的超越 |
| 一、世界哲学思维下对西方机械理性的反思 |
| 二、哲学整体论是多元理性的内在要求 |
| 第三节 从分析哲学的整体论到本体诠释学的整体论 |
| 一、逻辑经验主义的还原论和成中英的批评 |
| 二、蒯因的整体论及其对成中英的影响 |
| 第五章 奠定基础:本体诠释学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本体诠释学的本体类型之初探 |
| 一、Ontology的翻译困境 |
| 二、中西哲学本体论的比较 |
| 三、“本体论”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本体诠释学的诠释源流之考察 |
| 一、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 |
| 二、伽达默尔的语言诠释学 |
| 第三节 本体诠释学的本体内涵再考察 |
| 一、宇宙-生命本体论 |
| 二、与其他类型本体论的区别 |
| 三、本体诠释学本体用的关系 |
| 第四节 本体诠释学的本体建构之评价 |
| 第六章 作为知识和理解的科学:本体诠释学与科学知识的诠释 |
| 第一节 本体诠释学的建立与科学知识的关系 |
| 第二节 科学为何是被诠释的 |
| 一、本体构造与科学诠释 |
| 二、自然符号与科学诠释 |
| 三、科学诠释的三个问题 |
| 第三节 科学是如何被诠释的 |
| 一、科学知识是如何被理解的 |
| 二、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是如何保障的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儒学的建构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分析 |
| 第三节 写作思路及创新 |
| 第二章 维新儒学的形成及特征 |
| 第一节 维新儒学的理论背景 |
| 一、洋务运动的衰落 |
| 二、维新变法的兴起 |
| 第二节 维新儒学的基本内涵 |
| 一、维新儒学的概念界定 |
| 二、维新儒学的两个维度 |
| 第三节 维新儒学的重要范畴 |
| 一、变法主张层面的范畴 |
| 二、理论依据层面的范畴 |
| 第三章 西方科学与康有为维新儒学的建构 |
| 第一节 康有为对西方科学的了解 |
| 一、康有为读过的西方科学书籍 |
| 二、康有为了解的西方科学知识 |
| 第二节 康有为的维新儒学思想 |
| 一、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 |
| 二、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西方科学对康有为维新儒学的影响 |
| 一、西方科学对康有为变法主张的影响 |
| 二、西方科学对康有为变法依据的影响 |
| 第四章 西方科学与梁启超维新儒学的建构 |
| 第一节 梁启超对西方科学的了解 |
| 一、梁启超对西方科学的学习 |
| 二、梁启超对西方科学的宣传 |
| 第二节 梁启超的维新儒学思想 |
| 一、梁启超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 |
| 二、梁启超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西方科学对梁启超维新儒学的影响 |
| 一、西方科学对梁启超变法主张的影响 |
| 二、西方科学对梁启超变法依据的影响 |
| 第五章 西方科学与谭嗣同维新儒学的建构 |
| 第一节 谭嗣同对西方科学的了解 |
| 一、谭嗣同了解的西方科学知识 |
| 二、谭嗣同对西方科学的宣传 |
| 第二节 谭嗣同的维新儒学思想 |
| 一、谭嗣同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 |
| 二、谭嗣同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西方科学对谭嗣同维新儒学的影响 |
| 一、西方科学对谭嗣同变法主张的影响 |
| 二、西方科学对谭嗣同变法依据的影响 |
| 第六章 回顾与反思 |
| 第一节 维新儒学对西方科学的吸收 |
| 第二节 维新儒学对西方科学的误用 |
| 第三节 儒学与西方科学关系的省察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选题的由来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与儒学的研究现状 |
| (二)儒学现代化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本文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及儒学现化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界定 |
| 一、社会转型的涵义 |
| 二、社会转型的原因 |
|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 |
| 一、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阻力 |
| 二、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 |
| 三、中国革命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 |
| 四、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巨性与长期性 |
| 第三节 儒学、近现代社会转型与儒学现代化 |
| 一、儒学及发展阶段 |
| 二、儒学与中国封建社会 |
| 三、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与儒学现代化 |
| 第二章 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与传统儒学的终结 |
|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封建社会 |
| 一、清朝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危机与衰败 |
| 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
| 三、儒学古今之争与经世思潮的兴起 |
| 第二节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洋务运动 |
| 一、西学经世与洋务运动的逻辑展开 |
| 二、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体用观 |
| 三、传统儒学嬗变的失败与体制变革的呼声 |
| 第二节 维新变法思想的兴起与传统儒学危机 |
| 一、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对传统儒学的冲击 |
| 二、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三、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派对传统儒学的抨击 |
| 第四节 康有为托古改制启动儒学的现代转化 |
| 一、康有为“托古改制”变革儒学思想的形成 |
| 二、康有为给资产阶级学说穿上传统儒学外衣 |
| 四、康有为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与儒家大同思想进行糅合 |
| 五、康有为援西入儒推动儒学现代化评析 |
| 第五节 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与传统儒学的终结 |
| 一、封建顽固守旧势力对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的攻击 |
| 二、新式教育与废除科举对儒学的冲击 |
| 三、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与制度儒学的终结 |
| 四、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与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呼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化的展开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一、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新变化 |
| 二、民国初年尊孔复辟的逆流 |
| 三、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思想解放运动 |
| 第二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 |
| 一、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学的实质 |
| 二、新文化运动“批孔”的认识与评价 |
| 第三节 现代新儒家与儒学现代化 |
| 一、现代新儒家产生的原因及背景 |
| 二、现代新儒家重启儒学现代化 |
| 第四节 冯友兰的新理学对儒学现代化的贡献 |
| 一、冯友兰的新理学是程朱理学的“接着讲” |
| 二、冯友兰新理学形而上学 |
| 三、冯友兰新理学的历史观 |
| 四、冯友兰新理学的文化观 |
| 五、冯友兰新理学的境界说 |
| 六、冯友兰构建新理学思想体系的特点 |
| 第五节 现代新儒家在儒学现代化上的特点 |
| 一、现代新儒家对传统文化的执着 |
| 二、现代新儒家引西援儒促进儒学现代转化 |
| 三、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拒绝与排斥 |
| 四、现代新儒学的唯心主义立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批判吸收 |
| 第一节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
| 一、“五四”爱国主义运动酝酿与爆发 |
| 二、“五四”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出路的思考 |
|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背景分析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与内涵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对儒学的批判继承 |
| 一、批判继承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现实斗争的需要 |
| 二、批判继承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化 |
| 第四节 毛泽东思想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与吸收 |
| 一、对儒家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学风的继承和弘扬 |
| 二、对儒家知行学说的改进与发展 |
| 三、对儒家辩证思想的借鉴与吸收 |
| 四、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
| 五、对儒家自强不息思想的继承与弘扬 |
| 六、对儒家修身观与道德观的借鉴与应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儒学现代化新开展 |
| 第一节 建国后的文化建设与儒学研究的开展 |
| 一、建国之初的文化建设方针 |
| 二、儒学在学术上的研究与探讨 |
| 三、儒学现代化进程的暂时中断 |
| 第二节 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和儒学现代化的再认识 |
| 一、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发展 |
| 二、海外现代新儒家与儒学现代化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儒学现代化的重启 |
| 一、中国特色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儒学研究的恢复 |
| 二、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儒学与现代化的认识与争论 |
| 三、改革开放进程中大陆传统文化复苏及儒学热 |
| 四、现代化背景下的“儒学复兴”与儒学现代化路径 |
| 第四节 儒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 |
|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的现代转化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儒学现代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一、儒学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缺失的资源 |
| 二、儒学蕴含可继承的积极因素和现代价值 |
| 三、儒学可以为现代化的社会提供精神滋养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儒学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
| 一、儒学现代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儒学为中国现代化服务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坚持批判继承的文化方针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基本途径 |
| 一、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儒学促进儒学的现代转化 |
| 二、系统研习传统儒学经典重新阐释儒学 |
| 三、儒学吸收包括世界人类文明成果实现创新性的发展 |
| 四、儒学通过自我革命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警惕消极因素渗入 |
| 一、 传统儒家伦理对经济行为与经济利益的排斥 |
| 二、 传统儒家伦理对独立个性及自由压抑与漠视 |
| 三、 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民主法治理念的背离 |
| 四、 传统儒家伦理造就盲从与奴化意识等消极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科研成果与学术活动 |
四、儒学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 ——以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为中心[D]. 王静. 山东大学, 2018(11)
- [2]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D]. 刘星. 山东大学, 2016(10)
- [3]明清之际东传科学与儒家天道观的嬗变[D]. 王刚. 山东大学, 2014(04)
- [4]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研究[D]. 吴玢.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宋儒的术数思想研究[D]. 王逸之. 湖南大学, 2019(07)
- [6]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 [7]“孔子文化走向世界”问题研究[D]. 吴霁霁. 曲阜师范大学, 2014(12)
- [8]为科学奠基 ——科技哲学视野下的成中英思想研究[D]. 吕晓钰. 山东大学, 2017(12)
- [9]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儒学的建构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D]. 苗建荣. 山东大学, 2019(09)
- [10]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D]. 郭瑞.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