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速市场经济立法（论文文献综述）
张金艳[1]（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郎杰燕[2]（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提出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黄文欣[3]（2020）在《公司资本认缴制度下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为激发市场经济活力,2013年我国针对公司资本制度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为显着的改革是资本制度由实缴制修改为认缴制。资本认缴制的确立,不仅取消了公司成立时必须的强制验资程序,且对于股东分期缴纳最高期限以及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不再进行强制性限制,对以往繁杂的公司设立流程进行了极大简化。此次大规模的资本制度改革刺激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同时,随之而来的是资本制度改革修改背景下由于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足以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在新政策下各种各样潜在威胁债权人利益保护的问题,对于债权人而言来说显失公平。公司注册登记制改革是为刺激市场经济活力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猛喷式增长,不仅刺激了个体工商户的创业激情,而且对于市场经济的增长与转型提供了新的动力。不可否认,资本制度改革的优势显而易见,但是潜在的问题诸如缺乏完善的人格否认制度、股东加速到期制度不完善、企业信息公示不完全透明等问题,导致在债权人利益保护上显得甚为棘手。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提出在实践中具有适用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不仅更够使债权人的利益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而且尽可能使新的资本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显示出其最大的优势,不断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源动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完善的各方利益保护制度保障能够为新的资本制度的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撑。总体而言,一个完善的制度必须总体上能够均衡好各方利益,就新型的资本制度改革而言,应该在适用的过程中能够平衡好债权人与公司以及公司股东的权利义务关系,使整体的利益保障呈现出一个动态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在正确的轨道上高速运转。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的内容,以层次递进的剖析对我国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以及解决途径进行深层研究。第一章通过阐述注册资本认缴制对债权实现的消极影响以及积极保护。深层次认识注册资本认缴制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积极与消极的对立层面。第二章主要阐述我国公司资本认缴制下存在着的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制、取消法定验资程序、出资形式多样化以及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存在的问题等立法现状以及当前我国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的出资期限不确定、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责任承担缺乏明确具体的承担主体、缺失完善的出资催缴程序以及企业信息公示制度的不完善等存在的对债权人保护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具体发现问题,得出与之配套的对应解决措施。第三章主要是介绍了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公司资本制度以及以英美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公司资本制度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通过分析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公司资本制度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先进经验进而引申论述国外资本制度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立法启示。第四章主要根据分析的问题提出对应的解决措施,在借鉴国外在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有益经验之余,提出符合我国当前实际需要的针对性措施,比如对注册资本催缴程序进行具体完善、确立相对完善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明确具体董事对债权人的法律责任、完善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等措施,通过具体可行的措施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卢政宜[4]（2020）在《论认缴制下的公司债权人保护》文中研究说明我国于2013年修订了公司法,开启了公司资本制度改革。通过确立纯粹的注册资本认缴制,在股东出资方式、出资最低限额、非货币出资比例、强制验资要求和出资认缴期限等方面大幅度地放松了管制。认缴制是公司资本制度的重要组成,由实缴向有限认缴再到纯粹认缴的转变,意味着将资本的严格法定限制变成公司内部的自主事项,使保护债权人与公司内部自治之间产生了紧张关系。这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持续讨论,也促使公司债权人保护问题成为认缴制下的争议焦点。在认缴制下,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更需要得到关注,从而使静态和动态的交易安全能够得到均衡保障。债权人保护的传统路径有其自身局限性,在实践层面,债权人保护还面临着司法裁判标准混乱和配套性制度缺失的困境。特别是在公司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的转变的环境下,债权人保护规则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更加重要。本文立足于认缴制改革的背景,从以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公司人格否认为重点的司法裁判方向,以公司信息公示、债权人会议制度为重点的规则构建方向入手,剖析债权人保护的关键问题。前者强调了认缴制如果被滥用所引发的司法裁判问题,后者则强调了认缴制在债权人保护问题上的规则缺失。通过对以上问题在理论学说和司法裁判方面的全面整理和深入分析,找到问题症结并针对债权人保护规则提出制度完善建议。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规则是保护公司债权人的重要手段,但现有公司法框架下,由于缺乏实体规范基础,对于是否支持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存在着较大的理论争议和裁判分歧。本文认为,鉴于公司债权人在公司组织中的天然弱势地位、其权利救济难度较大以及股东权利应该受到必要限制,在特定条件下,应当支持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首先,《九民纪要》在明确了保护股东期限利益的立场的同时,为支持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提供了两种例外情况。其次,通过对诚实信用原则和比例原则的适用,可以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扩张解释为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一般条款,在特定情形下支持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最后,对传统救济手段如代位权规则进行商法方向的突破性改造,也可为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提供支持。在认缴制背景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条件可以分为主观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人格混同的判断标准并无太大变化,在过度控制和资本显着不足方面,仍存在公司人格否认的可能性。衡平居次规则作为特殊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对保护债权人平等性具有重要意义,其适用标准应考虑公司资本显着不足的特别影响。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时,应统一司法判断标准,防止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滥用。还应注意相邻制度的衔接,特别是与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规则的适用顺序和适用竞合。在认缴制改革后,建立和完善公司信息公示制度和债权人会议制度显得更为重要。在公司信息公示制度构建方面,需要科学界定公司信息公示的范围,提高信息披露标准和质量,督促公司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对于债权人会议制度,应以《破产法司法解释三》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债权人会议在破产程序中的权限和功能,并在重大事项上确立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会议的监督机制。当前公司债债权人会议的职权行使完全依赖于合同内容,严重影响运行效率。应在未来公司法或证券法的修订中明确引入公司债债权人会议制度,提高规范层级,强化公司债债权人会议组织法属性,并厘清公司债债权人与受托管理人的相互关系。对于公司债权人保护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完善,通过前述对公司债权人保护存在重要影响的制度进行分析,需要从以下三个方向着手:一是要重视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的统一化,这包含建立统一的司法裁判标准以及在立法规则构建过程中,强调部门法内部的规则协调、跨越部门法的规制系统形成。第二,要重视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适用时商法思维的强化,除注重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外,更应当作出符合商法思维的判断,即重视利益的平衡保护而非绝对保护。同时,还要综合考量公司债权人利益和股东出资的期限利益,后者是公司有限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从组织法角度理解债权人保护的特殊性。第三,要重视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的评价。外在评价方面,应当重视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所带来的规则改革压力;内在评估方面,应当重视民商事部门法制度规则评价体系的专业性和重要性。
张心[5]（2016）在《城市遗产保护的人本视角研究》文中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城市问题频发的时期：城镇规模的扩大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增加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社会矛盾加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市特色和民俗文化严重流失；城市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有待提高……对于大量见证城市发展、塑造城市风貌并维系市民认同感的城市遗产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存的时代。一方面,从总体上来说,社会各界对城市遗产价值的认知程度和保护意识都有所提升,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市遗产保护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投入明显加大,各项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工作有序进行,城市遗产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稳步提高。另一方面,过度追求规模与速度、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急进式”建设和改造加速了城市中承载集体记忆的场所的大量消失,原汁原味的文化特色日渐被通俗化、雷同化的城市风貌所取代：缺乏人文关怀的保护手段和过度消费的利用方式将城市遗产隔离于绝大多数公众的生活之外,日益严重的“孤岛化”“绅士化”现象加剧了蕴含于城市遗产中的传统人文生态的丧失和社会适应性的衰退。以人为核心、注重文化内涵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提出使城市遗产保护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被赋予了缓解城市特色危机、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使命。本论文基于人本视角对城市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特殊性以及当前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了分析,通过回答“什么是以人为本的城市遗产保护”“为什么要以人为本保护城市遗产”以及“怎样以人为本保护城市遗产”三个问题,结合实例为处理好城市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的关系探索可行的途径与方式。在城市遗产保护中,以人为本意味着坚持保护的公益属性,尊重公众的主体地位,突出公众的主体作用；同时也意味着满足公众全面发展的合理需求,推动遗产保护与公众生活的衔接,促进保护成果全民共享。基于对以人为本保护城市遗产的这一解读,本论文主体内容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对本文的研究主题与选题背景进行介绍,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进行说明。第二部分是论文中的第一、二章内容,分析了以人为本保护城市遗产的应然性与现实意义,回答了“为什么要以人为本”这一问题。首先,城市遗产保护是城市治理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人为本作为国家层面所明确的社会发展战略核心,理应成为开展城市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准则。其次,城市遗产是当代社会重要的公共文化资源,由人创造、传承,并能够反作用于人。其所具有的“城市”属性体现在分布的集聚性、价值的公共性、功能的日常性以及应对外界冲击的脆弱性,历史信息价值、文脉传承与情感寄托价值、科学教育价值、可持续发展价值等也都与人的生活和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对城市遗产进行妥善保护和合理利用关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以人为本是顺应城市发展规律保护城市遗产的应然要求。第三,当前我国城市遗产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既由于历史遗产所不得不经受的自然损耗和寿命时限,更在于一些“人为”的毁损行为。“建设性破坏”、扭曲遗产价值的利用及不当的保护方式即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城市建设与遗产管理中的人本观念薄弱,特别是忽视广大普通民众在遗产保护中的价值、作用和全面发展需求。因此,以人为本也是破解现实困局、实现“遗产保护-城市发展-民生改善”多赢的现实抉择。第三部分包括论文的第三、四章,论述了如何在当前我国社会环境及城市遗产保护机制中针对现实问题有效地发挥“人”的作用,即回答了“怎样实现以人为本保护城市遗产”。城市遗产保护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政府、企业、民间非营利组织和广大普通民众,这些群体或个人的立场、诉求和参与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产生的作用和受到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相对来说,普通民众在城市遗产保护中的参与较少且缺乏实质性参与,保护意识和能力仍待提升,合理需求与合法权益时常难以得到保障。增强普通民众与政府部门的良性、有效互动是尊重民生诉求、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并协调各相关者利益冲突的具体方式。针对现阶段存在的规则不明、政府态度模糊及民众无力的症结,以人为本理念的落到实处有赖于完善公众参与的机制、动力保障,适度“授民以权”并吸收第三部门的力量引导、规范公众的参与行为。同时,灵活开展文化遗产教育,通过媒体、文物展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及文化遗产日活动等培养、提升公众的参与意愿和能力,推动城市遗产保护真正成为文化惠民的重要部分。论文最后一部分为结语,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全文进行总结。以人为本的城市遗产保护并非一味地只讲保护不讲发展,或是消极、笼统地对城市范围内的历史遗存进行保存,而是促进城市遗产保护与公众生活真正衔接,使“活起来”的城市遗产服务社会、惠及民生,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王利明[6]（2015）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民法典编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这一决定为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注入了强大动力。依中外民事立法经验看,民法典编纂是推进并保障改革的强力工具。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民法典的编纂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民法典的编纂必须处理好稳定性与开放性、自治与管制、继承与借鉴、守成与创新、一般法与特别法等几种关系。同时,民法典编纂应当积极反映改革成果、引领改革发展。
于俊[7]（2019）在《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文中认为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税收制度是一国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制度改革是个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课题,从古至今,税收制度改革以制度促经济、以经济稳政治、以政治助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战略考量。税收制度兼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双重色彩,税收制度改革是通过税收制度架构设计和组成要素的边际变化来调整治理格局、增进社会福利的过程。国家治理呼唤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助推国家治理优化。当今世界,不论是何种性质的国家、抑或是何种发展程度的国家,在国家治理中都非常重视税收制度改革,这其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如何吸收和借鉴他人在税收制度改革中取得的有益成果,适时推进本国的税收制度改革,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对的一个理论和实践课题。鉴于税收制度改革的庞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目前学术界对于税收制度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制结构、税种设置、税收政策等较为传统单一的领域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视角开展税收制度改革研究,可以将税收制度改革由微观的、具体的工作层面提升到宏观的、战略的层面,拓展税收制度改革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顺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要求,实现税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争取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对税收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提供了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税收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财税思想的中国化。在当代中国,新时代赋予税收制度改革研究的新思维、新要求、新使命,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探讨税收制度改革,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好地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制度及其调整、改革始终伴随着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及其调整以税收集权化匹配计划经济化、以集中统一税收体制匹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税收制度及其改革以税收公共化匹配经济市场化、以公共税收体制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税收制度及其改革以税收现代化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以现代税收制度匹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这是我国税收制度变革发展的一项基本经验。历经七十年发展,我国税收制度日臻完善,但也还存在结构布局、法律层级等方面的不足,这些瓶颈制约着税收制度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只有从新时代税收文明现代化的高度统筹布局税收制度改革,才能打破瓶颈,建立起与国家治理战略相匹配的税收制度体系。党的领导是我国税收制度改革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本的属性,是贯穿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始终的一根红线。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中自觉融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观点和党的方针政策,能够集中体现党对税收制度改革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优势。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融洽相助益,总体布局重塑了税收制度改革的灵魂,税收制度改革强劲了总体布局的血脉。自觉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发展的“稳定器”、文化发展的“催化剂”、生态文明发展的“净化剂”、社会发展的“粘合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宏观抱负和历史使命。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既要遵循自身发展规律、也要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确保税收制度改革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避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恪守税收制度改革的家国情怀、激励国家社会公民多元治理主体同频共振,遵循市场规则、力求治理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注重统筹兼顾、发挥制度集成聚变效应,尊重契约伦理、扞卫税收权利义务生态,维护央地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中观价值和基本原则。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需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是税收制度改革应有的姿态。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施行税收法治方略,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放大税收乘数效应,在公平正义精神感召下释放税收正能量,在绿水青山愿景引领下促进绿色税收发展,在多元共治价值追寻下创新税收治理方式,为各国治理中的税收制度改革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微观努力和路径探索。
薛峰[8]（2018）在《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以来,综合监管一直是中国市场监管领域的热门词汇。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明确写道: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方案的颁布出台,正式拉开了中国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序幕。本文的产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希望以经济法的视角全面审视市场综合监管,为党和国家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添砖加瓦。首先第一章,笔者将从监管的概念分析到市场监管的概念,再延伸到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逐级阐明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定位。监管的通常含义是监督和管理,但其含义既不同于监督,亦不同于管理,它是现代管理的一个独立的从属概念。市场监管,指的是市场的监管主体对于市场上的活动参与主体以及对于参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等这些干预活动的总和。但是市场监管又可以区分为对证券、金融等要素市场的监管和对于生产资料、消费品等商品市场的监管。我国现行的市场监管机制是由证监会等专业监管部门实施要素市场的监管,而由工商局作为综合监管部门、质监局和物价局等作为专项监管部门共同实施商品市场的监管。所谓市场综合监管,这一理论发源于管理学中的集成管理理论,即在组织行为学与科学监管理论的指引下,合理布局监管组织系统内部的机构、职能和人员等内部资源,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信息等智力资源,建立起“全过程”、“集约化”的全新市场监管模式。市场综合监管总体上以机构整合为方向,以分类监管为目标,以专业运作为手段,以社会监管为支撑。之后第二章再从经济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入手,分析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选择和理论基础。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有几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一是计划经济时代纯粹的“政府全能、市场无用”的政府主导阶段;二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互动型阶段;三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开始,至今天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主导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其中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是一种实际的物质存在。而根据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是有形的存在,而是以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出现,这两只手共同构成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源泉。现阶段更要求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增加市场的自由度,减少缩小政府的监管机构,实施综合监管。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同样可以用于分析市场综合监管。该理论中心在于围绕交易费用节约,把交易作为分析对象,寻找到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运用什么样的机制来进行最为合理。交易成本根据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可以区分为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等。市场综合监管同样可以套样“交易成本”理论,综合分析进行市场监管的各项成本,得出综合监管为交易成本最低的选择的结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选择要“将分析扩充到市场外的另一选择——政治力量1”,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必须通过公共选择的理论来审视政府监管的不足,而后即可通过政治制度的修改完善来弥补不足。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有三项:第一、在政治活动之中进行运用的经济人假设。第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国家机构作为一个主体,但是构成机构的是一个个部门和一个个政府工作人员,每一个部门或者工作人员在进行政府决策和实施政府行为时,首先考虑的往往是部门或者个人的利益得失;第三、政治的可交易性。即认为政府的决策、实施过程与经济市场中的交易行为相类似,政治过程就可以直接理解为在解决政治冲突时进行利益交易（交换）从而达成协议的过程。由于对域外市场监管情况的研究可以很好的作为我国市场综合监管理论的映证和补充,所以在第三章笔者专门就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市场监管的历史发展、立法进程、重要监管法律等内容进行分析,从中总结出美国食药市场监管的综合监管方式、综合监管理念,作为最后解决监管路径措施问题的比较法依据。美国的市场综合监管理论依据最早可以追溯到撰写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的限制政府干预思想。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的“自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要受到自身的科学法则的约束。只要让市场竞争机制起到完全的应有作用,市场机制会比运用强制力的政府机制的调节作用更有效,也更加有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对于美国市场综合监管的实证分析主要针对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1906年通过《食品与药品法案》并成立食品药品监管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从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市场监管的历史进程（从建立到强化,从加强到放松）的发展分析,希望能够促进对于市场综合监管的进一步认识。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监管实证对于我国未来建立科学的市场监管体制、树立先进的监管理念有哪些启示呢?第一,中国应树立逐步放松政府监管的理念。“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究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1”第二、建立合适的市场监管体系,运用多方力量,充分发挥综合监管的作用。第三、创新监管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科技的力量,达到既提高监管效率,又节约监管的人力、物力成本的监管效果。第四、要培育科学的市场监管理念,注重风险的预防和控制。中国国内在2018年3月开始确立实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而在此之前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所以第四章着重分析国家实施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市场监管现状情况。此前长期的监管法律理念发展过程中,普遍重管理而轻培育,重事前监管轻事中、事后监管,重危机应对轻风险预防,重传统监管轻高科技监管,强面上监管弱精准监管。笔者以所居住的城市上海作为分析样本,从市场监管立法、市场监管机构设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总结出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监管问题主要有:一、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二、监管机构繁多、规模庞大。三、监管机构权责不清、界限不明,相同事项多头管理、职能交叉。四、监管效率不高,行事拖沓。五、监管的信息化手段运用不充分,科技含量不足。六、监管人员专业素养不足,监管专业人员欠缺。总之,现有的市场监管机构立法不足、规模庞大、效率不高、人手不专、监督不够,有限的机构改革也不能完全克服系统的缺陷,结果就会容易陷入“缩小了又膨胀,压缩了又扩张”的怪圈。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最后第五章对于中国市场综合监管的立法、机构设置和市场综合监管的全面完善等方面提出了解决路径与措施,希望能在经济法领域中为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推进与发展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撑。笔者认为,市场综合监管的总体路径框架应包括:一、市场综合监管立法要有力。必须迅速及时,抓紧进行市场综合监管类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同时市场综合监管立法必须体现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有机统一。立法必须注重前瞻,增强市场综合监管立法的趋势引领力。同时确保制度完备,加强立法内容表述的可执行性。更要加强整体设计,预防市场综合监管立法中的钱穆制度陷阱。立法时应注重层级清晰,该由法律规定的内容交给法律,该由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交给行政法规和规章。立法程序上应适当引入更多市场活动参与者以及利益相关方进入立法环节,充分的听取各市场主体的实际需要和诉求。二、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设置必须做到“有效”。市场综合监管机构设置时必须遵循统一性、权威性、独立性、协调性、严密性相结合的法律原则。机构监管权的配置必须清晰化、程序化、透明化,必须注重监管权配置中的宽进严管。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塑造任重而道远,既要强化监管之手,充分运用各种科技先进手段提升监管能力,又要丰满监管之手,通过社会组织、个人监管等社会共治方式以及引入监管机构竞争机制等方法,加强市场综合监管的力量。最后还要约束监管之手,需要从监管立法、监管制度设计、监管机构制衡以及加强市场主体、社会各方面对于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监督等方向加以努力,做到监管之手的可控可约束。总而言之,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要使原有市场监管中错位的正位,缺位的到位,越位的归位,通过实施市场综合监管,使得监管的权威得以彰显,监管的脉络得以理顺,监管的效率得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不断增强。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市场综合监管的合理模式。
田钒平[9]（2012）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保障研究》文中提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而每一个现实的个人是否有能力实现其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则是这一目的能否实现的根本前提。在现实社会中，公民权利实现的可行能力的获得取决于个人努力和学习与成长环境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对有主观意愿和客观努力的人而言，由区域性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学习与成长环境的好坏，决定了一个人通过学习过程培育和提升权利的可行能力的效果。而外部环境的塑造要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或市场两个方面的影响，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社会的尊重，政府对其权利的维护又是否有效，构成了公民权利能否实现以及权利实现的可行能力能否有效提升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效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二者的积极功能，提高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制约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程度，是决定公民权利实现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在资源状况、经济结构、市场环境与市场能力等因素既定的前提下，完善市场与政府权力运行的规则及其实施机制，充分发挥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营造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将民族自治地方拥有的市场发展潜力大、自然资源丰富等比较优势转化为真正的经济和财政优势，进而推动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升公民权利实现的可行能力的关键。从总体上讲，当下制约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统一的市场运行制度与传统的习俗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二是中央或上级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权力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为此，政府在研究和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时，需要注意并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尤其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以宪法规则为核心，通过不同层次的规则制定者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相应的规则，妥善处理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宪法规则与一般规则、上位阶规则与下位阶规则的关系，构建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内在和谐一致的规则体系及相应的实施机制。首先，以政府提供的正式规则作为评价非正式规则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标准，非正式规则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制度构成要素，应接受正式规则的检验。其次，重视规则的逻辑结构对规则的可实施性的影响，从微观层面解决制度变迁的有效性。再次，为维护由不同层次的规则构成的规则体系的内在协调与一致，必须将一般性规则和政策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建立以宪法规则为依据的规则冲突解决机制。最后，注意规则的公正性对制度变迁的有效性的制约。一般性规则的公正性应接受宪法规则的检验；对为一般规则提供公正标准的宪法规则进行修改时，必须遵循协商民主和一致同意规则的要求。第二，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应改变以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总量差距作为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价值目标的传统观念，以保障公民的充分就业、收入改善和收入能力提升为重点，引导经济活动的安排和相应的制度变革。首先，确立适度的区域经济发展规模，妥善协调与处理政治民主、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等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制约，以及各民族自治地方内部的发展差距和环境与资源约束下的民生改善等相关问题。其次，制定在公有制之下有效保障公民就业的政策措施，在私有制之下保障公民就业稳定性的制度机制；建立与产值结构变化相协调的就业岗位供给制度、农民工真正退出农村的制度，缓解第一产业的就业负担。再次，建立解决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的农业规模化的相关制度；将生态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使生活在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区的民众能获得应有的经济收益；构建一个合理评价不同层级的劳动者的贡献大小、资本和劳动对物质生产的贡献大小的标准体系，保证分配的公平性；对因国家政策和行业垂直管理造成的公民收入的过大差距，应确定一个合理标准，既能体现一定优惠，但又不致引致行业之间或内部的过大差距。最后，改善劳动者参与社会组织决策形成与实施的权利保障，加强市场运行法制教育，加强教育质量建设，赋予和保障具有传统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成员自主选择教学语言的权利而不是一体化地推行双语或民族语言教学，将环境治理和维护作为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的基本条件，加强公民的宪政意识与能力的培育，使其能够运用法律权利与程序维护其利益。第三，以宪政改革为核心，修改与完善宪法及其相关法，合理划分中央或上级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权力界限，明确界定各级政府为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应承担的责任，建立和完善宪政规则实施机制，将各级政府的职权行为纳入宪政轨道。首先，在宪政结构的完善方面，修改设置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享有双重权力、行使自治权必须报经批准的宪法规则，慎重对待垂直管理体制改革可能对自治权造成的分割；修正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或司法机关的双重领导或监督体制，建立“以地方权力机关为核心，横向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相互制约为主导”的分权运行机制；以宪政分权逻辑处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与上级政府帮助职责的关系，由中央或上级政府行使最终的决策权，由地方行使决策的请求权和执行权，以维护中央或上级政府决策与民族自治地方需求的适应性。其次，在自治权的有效行使方面，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宪法相关法为依托，修改和完善界定自治权的规则，使其在微观结构上具有完整性、明确性，对其他法律中不符合宪政原则和规则要求的具体规定予以修改，减少规则之间的冲突。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启动立法解释、违宪审查和争议裁决的程序权利，消解其与上级政府发生争议时的被动困境。再次，在帮助职责的有效履行方面，修改《宪法》及其相关法界定特别措施的规则体系，明确帮助职责的合理限度，合理区分有关政府承担的具体职责，妥善解决上级政府严格按照规则要求履行职责的维护机制；改革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公共决策机制，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作出请求上级政府履行帮助职责和执行帮助政策的公共决策时，能够真正反映当地的发展特点和客观需要；改变以“历史补偿”或“现实补偿”作为支撑上级政府履行帮助职责的正当理由的现状，以尊重与保障生存权与发展权为依托，通过宪政规则与实施机制将接受帮助者与上级政府的权力行使限定在合理限度以内。
王德夫[10]（2016）在《论大数据的法律保护与规制 ——以知识产权法为视角》文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信息化”浪潮之下,以数据、信息等新产品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技术获得了飞速发展,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这当中,大数据技术以及相关应用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然而,现有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对于“大数据”以及更为抽象的“数据、信息”的理解仍存分歧,制度供给也不充足,难以应对社会现实和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信息”的价值和法律定位仍显模糊。虽然当下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及更上位的财产权制度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有关“信息产品”或“虚拟财产”的内容,但是,法律对数据、信息进行系统性规定的尝试总是无法摆脱具体信息内容或应用领域、方式的限制,也为相关制度的构建带来极高的难度。当下,在我国最新的立法活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第一稿将“数据信息”编入了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范畴之内,而第二稿又将相关内容进行了删除,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立法者对于“数据信息”法律地位、知识产权客体地位的犹豫：抽象的“数据、信息”是否具有法律层面的“价值”,是否可以被完整地纳入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客观上仍存在较多争议。这种认识层面的不确定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法律以及社会整体对“大数据”这一数据信息的集合体的准确认识。另一方面,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对于“大数据”这一新型知识产品的认识略显粗浅且尚未达成共识一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大数据相关技术及应用在缺乏必要法律保障与监管的情形下“野蛮生长”,使其引发的负面影响不断扩大,进而威胁到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而在更抽象“信息”的层面,则体现为特定主体通过对数据、信息的不合理独占所获取的不合理利益,甚至会从根本上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创新、竞争利益乃至文明进步。对于这样的现状,大数据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将对相关问题的解决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应于本论文的研究,则体现在对大数据概念、内涵及法律定位等基本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前瞻性的展望与判断,从指导理论、制度架构以及对具体问题的解决等多方面出发,对大数据信息构筑系统化的法律保护和规制体系。具体而言,分为以下四个部分,并对应于论文的四个章节。第一部分,主要对“大数据”这一新型技术对象进行准确地描述,并对数据、信息以及大数据信息等概念的价值印记和法律表达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和研究,致力于解决与大数据相关的基本法律问题。论文的研究从对大数据完整的物理描述出发,界定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和与其他信息产品的区别,继而对数据、信息以及大数据信息的界分、内在价值、法律定位以及与《民法总则（草案）》的关系等等法律基础性问题进行探讨。通过这样逐层深入的比较与分析,判断出我国对大数据相关制度构建的对象是“大数据信息”这一特殊的知识产品,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则在于明确大数据信息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在确保大数据技术以及相关应用在法制的框架获得充分发展空间的同时,保障数据信息的开放和共享,并为相关制度的构建确定基本的逻辑和路径。第二部分,承接第一部分得出的结论,对“大数据”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关系进行多维度的解读和论证。知识产权制度与社会创新活动密切相关,也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除了大数据信息自身的特征之外,它对社会创新和市场竞争的影响是判断其与知识产权制度关系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正是知识产权工具价值的集中体现。从技术发展与社会关系变化的角度看,大数据在“知识积累--专家创新”的传统模式之外,引入了新的“非专家模式”,使原本与社会创新活动关联不甚紧密的广泛主体也能参与其中,但同时也从创新活动主体身份和创新内容等方面对社会进行了潜移默化的“分层”。而在竞争视角下,大数据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竞争环境,使得数据信息成为竞争的主要因素,并使其具有了类似于“基础设施”的地位,竞争利益也向掌握有数据信息优势的一方不断集中。以这样的判断为基础,通过对大数据与传统知识产权客体的辨析和对大数据作为新的知识产权客体的论证,明确了大数据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与规制的基本思路：应以大数据信息为对象构建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第三部分,是对大数据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理论基础的探讨与分析,也为后续制度内容的具体设计提供指引。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逻辑在于通过赋予权利人对知识的独占和支配权实现公开知识以及知识共享的目的,而权利人对大数据信息天然地就具有较强的支配能力,使得传统理论难以完整地支撑新制度的目标和内容,需要有所发展。针对这一现实,应从对大数据信息“有限支配”与“共享”之间关系的判断出发,找寻既能够承认对信息的“支配”,又可以促进信息“共享”的理论逻辑,并针对性地提出大数据“信息的有限支配和深度共享”这一新理念。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对新理念合理性、现实的可操作性和对大数据本身特性的契合等方面的论证,实现对大数据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支持,也期望能对相关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第四部分,主要是对大数据知识产权制度具体内容的构建,也是对前三章内容的回应和相关理论分析在制度层面上的落实。在大数据技术和应用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当下,法律制度对于“大数据信息”的保护与规制应秉承确认产权、保障交易安全、促进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同时公平分配相关利益的基本思路,立法层级应以“条例”为优,对基本的法律关系和利益分配进行明确与规定的同时,也为相关技术的发展留有充足空间。与此同时,“大数据知识产权”作为一系列权利与义务的集合,也应从具体制度内容、权利内部限制和知识产权制度外部规制等多个方面实现对社会竞争利益和信息共享的保障。总体而言,现代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为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对“数据、信息”等信息技术相关对象、行为的制度供给需求十分强烈。然而,由于“数据、信息”所包含的内容、应用领域、伴随而生的行为和牵涉的利益变动极为复杂,也给相关制度的构建增添了巨大的难度。在客观上,大数据技术所蕴含的价值和能量是如此地巨大,以至于其可以从根本上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未来,使得法律不得不对其加以关注；与此同时,“大数据信息”作为抽象意义上“信息”的具体对象,也为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降低了难度。因此,分析和研究大数据法律保护与规制方面的内容,既是对社会现实需求的回应,也具有可行的操作路径。正如我国修订中的《民法总则（草案）》相关规定所体现的那样,尽管立法的对象仍显模糊,尽管制度构建的具体方式仍存争议,但法律已经不能再对“数据、信息”有所忽视,相关研究也应更多、更勇敢地投身于这一领域。
二、加速市场经济立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速市场经济立法（论文提纲范文）
（1）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研究 |
| (三)已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阐释 |
|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 |
| (二)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研究视角:历史制度主义 |
| (二)分析框架:环境·主体·时间与制度变迁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六、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总体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1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 |
| 1.1 建国初期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1.1.1 制度生成:米山联合保健站建立 |
| 1.1.2 制度扩散: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推广 |
| 1.2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1.2.1 制度创新:稷山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建立 |
| 1.2.2 制度扩散: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大力推广 |
| 1.2.3 制度衰退:国民经济调整下暂时性式微 |
| 1.2.4 制度高潮:“六·二六”指示下走向“顶峰” |
| 1.3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1.3.1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雪崩式”解体 |
| 1.3.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首次恢复重建失败 |
| 1.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再度恢复重建无果 |
| 1.4 新世纪初期“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 |
| 1.4.1 制度创新:新农合政策出台 |
| 1.4.2 制度试验:新农合试点启动 |
| 1.4.3 制度扩散:试点扩大与“全覆盖” |
| 1.5 城乡一体化加速期“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1.5.1 制度创新:地方自发探索城乡医保制度整合 |
| 1.5.2 制度扩散:中央顶层政策倡导性整合 |
| 1.5.3 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式整合 |
| 小结 |
| 第2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2.1 分层分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路径 |
| 2.1.1 分层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
| 2.1.2 分序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互关联性 |
| 2.2 多样并存: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方式 |
| 2.2.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 |
| 2.2.2 内源性制度变迁与外源性制度变迁交揉 |
| 2.2.3 渐进性制度变迁与突变式制度变迁共存 |
| 2.2.4 合意性制度变迁与意外性制度变迁同在 |
| 2.3 利弊相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绩效 |
| 2.3.1 农村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2 “集体福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式”变迁绩效 |
| 2.3.4 “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5 农村“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小结 |
| 第3章 结构性变迁: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 |
| 3.1 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3.1.1 粘嵌耦合: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3.1.2 农村医疗保险与制度环境的嵌入关系 |
| 3.2 政治嵌入性:政治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2.1 国家缺位与“俱乐部式”管理 |
| 3.2.2 “全能主义”与官僚化管理 |
| 3.2.3 行政分权与管理主体缺失 |
| 3.2.4 民生政治与政府垄断性管理 |
| 3.2.5 政府治理变革与社会化管理 |
| 3.3 经济嵌入性:经济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3.1 合作经济与农民自愿集资 |
| 3.3.2 封闭性集体经济与强制性筹资 |
| 3.3.3 经济性分权与医疗保险筹资不力 |
| 3.3.4 经济发展奇迹与财政主导型筹资 |
| 3.3.5 分配格局调整与社会化筹资 |
| 3.4 社会嵌入性:社会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4.1 社会弥散与低水平医疗保健 |
| 3.4.2 “总体性社会”与集体医疗福利 |
| 3.4.3 社会转型与医疗自费 |
| 3.4.4 社会权利诉求与初级医疗保险待遇 |
| 3.4.5 社会公正与统一医疗保险待遇 |
| 小结 |
| 第4章 自主性变迁:行动主体与农村医疗保险 |
| 4.1 偏好与博弈:行动主体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4.1.1 价值偏好:单一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1.2 利益博弈:多元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
| 4.2.1 国家/政府的利益诉求 |
| 4.2.2 医疗机构的利益诉求 |
| 4.2.3 农民的利益诉求 |
| 4.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 |
| 4.3.1 农民的共同行动与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4.3.2 国家的整体性动员与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4.3.3 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4.3.4 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与“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保 |
| 4.3.5 管理权之争与“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小结 |
| 第5章 历史性变迁:时间中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5.1 路径依赖、偶然事件、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1.1 自我强化: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1.2 意外结果:偶然事件与制度变迁 |
| 5.1.3 “遗产”的产生与再生产: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2.1 “国家主导”路径的依赖 |
| 5.2.2 “自愿合作”路径的依赖 |
| 5.2.3 “二元保障”路径的依赖 |
| 5.3 偶然事件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5.4 关键节点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三重逻辑与未来改革 |
| 6.1 “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制度变迁逻辑 |
| 6.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及原则 |
| 6.2.1 共享、健康与幸福:制度改革目标 |
| 6.2.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 |
| 6.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
| 6.3.1 优化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环境 |
| 6.3.2 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 |
| 6.3.3 突破路径依赖 |
| 6.3.4 注重关键节点 |
|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公司资本认缴制度下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注册资本认缴制制度与债权人保护的辩证关系 |
| 第一节 注册资本认缴制对债权实现的消极影响 |
| 第二节 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对债权人积极保护 |
| 第二章 我国当前资本制度下的立法现状及债权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立法现状 |
| 一、出资形式多样化 |
| 二、取消法定验资程序 |
| 三、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制 |
| 四、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
| 第二节 我国现有资本认缴制下对债权人保护存在的问题 |
| 一、股东出资期限问题严重 |
| 二、出资催缴程序缺失 |
| 三、违反信义义务的公司董事对债权人责任承担的制度缺失 |
| 四、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完善,缺乏认定标准 |
| 五、企业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
| 第三章 国外公司资本制度对债权人保护立法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大陆法系国家公司资本制度对债权人保护 |
| 一、德国公司资本制度对债权人保护 |
| 二、日本资本制度下现有的法律的债权人保护 |
| 第二节 英美法系国家公司资本制度对债权人保护 |
| 一、美国公司资本制度对债权人保护 |
| 二、英国公司资本制度对债权人保护 |
| 第三节 国外公司资本制度对债权人保护的立法启示 |
| 一、确立明确的出资催缴程序 |
| 二、确立“刺破公司面纱制度”,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
| 三、对信息披露制度进行健全完善 |
| 第四章 我国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对债权人保护立法的完善 |
| 第一节 确立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制度 |
| 一、股东出资责任到期的理论学说 |
| 二、确立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制度 |
| 第二节 确立公司注册资本董事催缴程序 |
| 一、明确董事为催缴主体 |
| 二、催缴程序及责任承担 |
| 第三节 具体规定公司董事对债权人的法律责任 |
| 一、董事对债权人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 |
| 二、对董事受信义务做出具体规定 |
| 第四节 完善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
| 一、细化法人格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 |
| 二、明确公司人格否认之诉的举证责任分配 |
| 第五节 建立完善的公示公信平台 |
| 一、完善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二、完善公司的信用体系建设,健全信用预警机制和联合惩戒机制 |
| 第六节 逐步建立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机制 |
| 一、设立债权人大会 |
| 二、建立债权人委托投票制度 |
| 三、确立完善债权人派生诉讼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论认缴制下的公司债权人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结构 |
| 第一章 认缴制对公司债权人保护的影响 |
| 第一节 认缴制衍生的公司债权人保护问题 |
| 一、认缴制的制度构成 |
| 二、认缴制诱发的问题及其带来的债权人保护困境 |
| (一)认缴制诱发的问题 |
| (二)认缴制下公司债权人保护困境 |
| 第二节 对认缴制下债权人保护的再认识 |
| 一、认缴制下债权人保护的价值分析 |
| (一)认缴制下的资产信用凸显债权人保护的必要性 |
| (二)认缴制下公司债权人保护的意义 |
| 二、认缴制下债权人保护的路径探索 |
| 第二章 认缴制下股东出资加速与债权人保护 |
| 第一节 认缴制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理论争议与裁判困境 |
| 一、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理论争议 |
| (一)支持说 |
| (二)反对说 |
| (三)折衷说 |
| 二、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裁判困境 |
| (一)裁判立场简述 |
| (二)司法裁判思路总结 |
| 第二节 以出资加速到期保护债权人利益正当性分析 |
| 一、认缴制下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特殊性 |
| 二、限制股东期限利益的正当性 |
| 第三节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的解释论阐释 |
| 一、《九民纪要》的裁判规则梳理 |
| 二、代位权规则适用的可行性 |
| (一)传统代位权构造的适用局限 |
| (二)突破传统代位权的正当性 |
| 三、公司法现有规则的局限与突破 |
| (一)公司财产对外担保责任的正当性分析 |
| (二)股东出资义务扩张的正当性分析 |
| 四、法律原则对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的适度控制 |
|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空间 |
| (二)比例原则的适用 |
| 第四节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的司法适用 |
| 一、对现有规则的司法调适 |
| 二、纠纷解决的诉讼结构 |
| (一)适格当事人 |
| (二)地域管辖与举证责任分配 |
| (三)先诉抗辩权 |
| 第三章 认缴制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 |
| 第一节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定位与司法裁判现状 |
| 一、比较法视角下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
| 二、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 |
| 三、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正当性 |
| 四、公司人格否认的司法裁判现状 |
| 第二节 认缴制下公司人格否认的判断标准 |
| 一、认缴制下人格混同与过度控制的构成 |
| (一)人格混同的法律判断 |
| (二)过度控制的法律判断 |
| 二、认缴制下资本显着不足的构成 |
| 第三节 认缴制下衡平居次规则的引入 |
| 一、认缴制下破产阶段的债权人保护 |
| (一)破产阶段的债权人风险及现有制度之不足 |
| (二)衡平居次规则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关系 |
| 二、衡平居次规则的现实尝试 |
| (一)衡平居次规则引入的正当性讨论 |
| (二)“沙港案”的扩张适用及其评价 |
| 三、衡平居次规则的制度设计 |
| (一)衡平居次规则的立法例选择 |
| (二)认缴制下衡平居次标准的认定 |
| 第四节 认缴制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更生 |
| 一、公司人格否认判断规则的全面整合 |
| 二、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的竞合适用 |
| (一)适用场合比较 |
| (二)请求权竞合适用顺序选择 |
| (三)综合评价 |
| 第四章 认缴制下债权人保护的配套制度评价 |
| 第一节 公司信息公示制度对债权人的保护 |
| 一、认缴制下公司信息公示对债权人保护的特殊意义 |
| (一)公司信息公示的制度功能 |
| (二)公司信息公示制度的比较法考察 |
| 二、我国公司信息公示制度现状与问题 |
| (一)我国公司信息公示的基本内容 |
| (二)我国公司信息公示制度的现实问题 |
| 三、公司信息公示制度的完善 |
| (一)科学界定公司信息公示的范围 |
| (二)确立公司信息公示的筛选标准和质量门槛 |
| (三)进一步强化公司信息公示人的披露义务 |
| 第二节 债权人会议制度对债权人的保护 |
| 一、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会议制度的强化 |
| 二、公司债债权人会议制度的引入 |
| 第五章 认缴制下公司债权人保护的制度实现 |
| 第一节 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的统一化 |
| 一、裁判规则的统一:以《九民机要》为例 |
| 二、立法规则构建的协调统一:以部门法协调为例 |
| (一)部门法内部的规则相互协调 |
| (二)不同部门法间规制系统的形成 |
| 第二节 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适用理念的强化:以商法理念为中心 |
| 一、商事裁判理念的强化:以利益衡量为中心 |
| 二、从交易法到组织法: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的特殊性 |
| 第三节 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的再评价 |
| 一、外部评价:营商环境指标再解读 |
| 二、内在评估:成本收益分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5）城市遗产保护的人本视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一、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文化遗产生存危机 |
| 二、 城市遗产保护的人本诉求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成果概述 |
| 二、 国内研究成果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以人为本：城市遗产保护的应然要求 |
| 第一节 以人为本的思想来源与当代内涵 |
| 一、 以人为本的思想来源 |
| 二、 以人为本的当代内涵 |
| 第二节 城市遗产属性的人本特征 |
| 一、 城市遗产的分类 |
| 二、 “城市”属性的具体内涵 |
| 三、 “城市”属性的人本特征 |
| 第三节 城市遗产价值的人本解读 |
| 一、 历史信息价值 |
| 二、 文脉传承与情感寄托价值 |
| 三、 科学、艺术与教育价值 |
| 四、 使用价值与可持续发展价值 |
| 第二章 以人为本：城市保护与发展的现实抉择 |
| 第一节 城市遗产保护的当代发展 |
| 一、 保护视野不断扩大 |
| 二、 保护内涵日益深化 |
| 三、 保护方式和成果逐渐与公众生活衔接 |
| 第二节 城市遗产保护的现实困境 |
| 一、 城市遗产管理机制亟待完善 |
| 二、 城市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矛盾尖锐 |
| 三、 城市遗产保护方式存在误区 |
| 四、 城市遗产保护困境背后的人本缺失 |
| 第三章 以人为本与城市遗产保护利益相关者 |
| 第一节 政府 |
| 第二节 营利性组织 |
| 第三节 非营利性组织 |
| 第四节 公众 |
| 一、 “本地型”公众 |
| 二、 “外地型”公众 |
| 第四章 走向以人为本的城市遗产保护 |
| 第一节 公众参与的兴起、内涵与目标 |
| 一、 公众参与的内涵及兴起 |
| 二、 公众参与的目标 |
| 第二节 公众参与的基本形式及特征 |
| 一、 政府引导下的公众参与 |
| 二、 舆论参与 |
| 三、 志愿服务参与 |
| 四、 民间资本的投资参与 |
| 第三节 公众参与的未来发展 |
| 一、 增强公众的实质性参与 |
| 二、 适度“放权”与“维权” |
| 三、 灵活开展文化遗产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民法典编纂（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民法典编纂是推进并保障改革的强力工具 |
| 二、全面深化改革为民法典编纂提供了良好机遇 |
| 三、必须处理好改革与民法典编纂的关系 |
| ( 一) 稳定性与开放性的关系 |
| ( 二) 自治与管制之间的关系 |
| ( 三) 继承与借鉴之间的关系 |
| ( 四) 守成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
| ( 五) 一般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 |
| 四、民法典编纂应当积极反映改革成果、引领改革发展 |
| ( 一) 主体制度应当全面落实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
| ( 二) 财产权制度应当及时反映农村改革的成果 |
| ( 三) 物权制度应当进一步完善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 |
| ( 四) 合同和侵权等制度要反映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 |
| 五、结语 |
（7）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来源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六、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与税收制度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 |
| 一、国家治理对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的历史性超越 |
|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中的税收因素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任务 |
| 第二节 税收及其制度 |
| 一、财政与税收 |
| 二、税收制度的内涵与发展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税收的论述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与税收制度的互动 |
| 一、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双重色彩的税收制度 |
| 二、国家治理呼唤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
| 三、税收制度助推国家治理成就新高度 |
| 第二章 国外税收制度改革的治理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税收制度促进面向现代国家转型 |
| 二、相机抉择的税收制度结构化改革 |
| 三、税收制度改革强国富民的新担当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税收制度助力稳固民族独立成果 |
| 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税收制度改革 |
| 三、税收制度改革擦亮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成色 |
| 第三节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苏联东欧国家不成功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二、越南革新开放下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三、古巴“模式更新”下的税收制度改革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税收制度的确立、改革和问题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的建立、调整和评价 |
| 一、新旧税收制度的转换 |
| 二、改革开放前的税收制度调整 |
| 三、对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改革的评价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税收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开启 |
| 二、涉外税制和“利改税”的出台 |
| 三、分税制和“营改增”的深远影响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央地税收的合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结构布局不够完善 |
| 二、税收法律级次较低 |
| 三、地方税收体系失衡 |
| 四、税收征管效率较低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使命 |
| 第一节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治理的“助推器” |
| 一、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
| 二、提升政府对经济主体进行调节的能力 |
| 三、拓展公共资源的多元协同治理 |
| 第二节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治理的“稳定器” |
| 一、从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 |
| 二、从依法治税实践推及到依法治国战略 |
| 三、从税收技术发展关涉到民主权利保障 |
| 第三节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治理的“催化剂” |
| 一、协同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 |
| 二、丰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三、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
| 第四节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治理的“粘合剂” |
| 一、推动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
| 二、推动建成全面的多层次社保体系 |
| 三、推动创建融通的大格局社会治理 |
| 第五节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治理的“净化剂” |
| 一、克服生产的“异化”及自然的“异化” |
| 二、放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正外部性 |
| 三、绿色税收制度拓宽绿色发展道路 |
| 第六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 |
| 一、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
| 二、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
| 三、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恪守家国情怀的价值 |
| 一、以人为本 |
| 二、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
| 三、助力民族复兴之梦 |
| 第二节 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
| 一、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三、把握好坚守与开创的关系 |
| 第三节 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 |
| 一、统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 |
| 二、统筹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
| 三、统筹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 |
| 第四节 遵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契约伦理 |
| 一、维护税务相对人的权益 |
| 二、建设纳税社会信用体系 |
| 三、提供税收事先裁定服务 |
| 第五节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职权 |
| 二、健全地方税体系 |
| 三、增强税收预算科学性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对策 |
| 第一节 全面落实税收法治方略 |
| 一、大力推进税收立法进程 |
| 二、严格规范税收执法行为 |
| 三、完善提供税收司法保障 |
| 四、创新开展税收法治宣教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税收乘数效应 |
| 一、进一步优化税收制度结构 |
| 二、进一步稳定宏观税负水平 |
| 三、进一步深化税收种类改革 |
| 四、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改革 |
| 第三节 有力彰显税收公平正义 |
| 一、聚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
| 二、情系民生降低基尼系数 |
| 三、大力扶持民营企业成长 |
| 四、积极鼓励慈善事业发展 |
| 第四节 加速提升税收绿色指数 |
| 一、激活绿色税收制度机制 |
| 二、健全完善环境保护税法 |
| 三、增强现有税种绿色程度 |
| 第五节 多元构建税收综合治理 |
| 一、推动建立税收保障制度 |
| 二、发挥涉税中介服务力量 |
| 三、打造经世济用税收智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的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难点及主要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本文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市场综合监管概说 |
| 第一节 监管与市场监管的概念 |
| 一、监管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的概念 |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 |
| 一、市场综合监管的法律含义 |
| 二、市场综合监管主体的法律分析 |
| 三、市场综合监管客体的法律分析 |
| 四、市场综合监管行为的法律分析 |
| 第三节 市场综合监管应有的法律理念分析 |
| 一、树立精准监管的法律理念 |
| 二、树立注重风险防控的法律理念 |
| 三、树立注重事中事后监管的法律理念 |
| 四、树立加强柔性监管的法律理念 |
| 第二章 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概论 |
| 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内在要求 |
|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进 |
| 四、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交易成本理论 |
| 一、科斯为代表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 |
| 二、政府监管的成本分析 |
| 第三节 公共选择理论 |
| 一、对以布坎南为主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认识 |
| 二、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对市场综合监管的审视 |
| 第三章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产品市场监管的理论和立法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 一、美国 FDA 的发展与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监管演变情况 |
| 二、美国食品药品监管立法进程分析 |
| 三、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剖析 |
| 四、美国FDA注重防控的监管理念分析 |
| 五、美国FDA的综合监管方式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前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试点情况分析 |
| 一、2014年起全国各主要地区(上海以外)市场综合监管试点情况分析 |
| 二、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机构改革试点情况 |
| 第三节 改革前国内市场监管领域的主要问题——以上海为例 |
| 一、监管立法繁多而缺乏统一性 |
| 二、监管机构平行分列而缺乏综合性 |
| 三、监管理念陈旧而缺乏先进性 |
| 第五章 我国实施市场综合监管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立法要“有力” |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有效” |
| 一、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的综合性分析 |
| 二、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监管权的配置 |
| 三、市场综合监管机构体制应当确保激励相容 |
| 第三节 塑造市场综合监管之手 |
| 一、强化监管之手 |
| 二、丰满监管之手 |
| 三、约束监管之手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公民权利实现能力、经济发展与政府责任 |
| 1.2 相关概念、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的界定 |
| 1.2.1 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自治地方 |
| 1.2.2 制度、制度约束与宪政 |
| 1.2.3 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 |
| 1.3 宪政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现状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
| 1.4 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 |
| 1.4.1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与变迁机理 |
| 1.4.2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制度约束 |
| 1.4.3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政府责任与宪政改革 |
| 1.5 可能创新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二章 民族自治地方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制度构成要素的逻辑关系 |
| 2.1 制度构成要素的逻辑关系的多样性与模糊性 |
| 2.2 制度变迁的悖论与制度结构的分裂性 |
| 2.3 非正式规则作为合法性标准的限定性与可行性 |
| 2.4 观察者与行为者的立场的分离与统一的必要性 |
| 第三章 民族自治地方制度变迁的宪政机制与制度有效变迁的制约因素 |
| 3.1 宪政分权立法体制、规则的层级结构与制度变迁的有效性 |
| 3.2 规则的逻辑结构、违宪审查和解释机制与制度变迁的有效性 |
| 3.3 宪政规则的选择、宪政规则约束下的选择与制度变迁的公正性 |
| 第四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理念转换与制度变迁目标辩正 |
| 4.1 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为目标的制度变迁及其实效 |
| 4.2 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为目标推进制度变迁的合理性 |
| 4.3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基本要求 |
| 4.4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主要任务 |
| 第五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与公民就业保障的制度约束与对策 |
| 5.1 公民就业状况总体评价 |
| 5.2 解决就业问题的规则需求与供给现状 |
| 5.3 就业保障缺失的制度根源与完善路径 |
| 第六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与公民收入改善的制度约束与对策 |
| 6.1 公民收入水平总体评价 |
| 6.2 区域、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公民实际支付能力差异分析 |
| 6.3 公民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制度根源与完善路径 |
| 第七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与公民收入能力提升的制度约束与对策 |
| 7.1 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经济条件及其制度因素 |
| 7.2 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文化条件及其制度因素 |
| 7.3 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社会条件及其制度因素 |
| 7.4 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政治条件及其制度因素 |
| 第八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结构反思与重塑 |
| 8.1 模糊或淡化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关系法律规定的清理与改进 |
| 8.2 中央或上级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运行机理的缺陷与修正 |
| 8.3 中央或上级国家机关帮助职责与地方自治权的协调性不足与完善 |
| 第九章 民族自治地方有效行使自治权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建构 |
| 9.1 规则结构对自治权行使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9.2 规则冲突对自治权行使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9.3 规则实施机制对自治权行使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第十章 上级国家机关有效履行职责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建构 |
| 10.1 特别措施的稳定性对上级国家机关职责履行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10.2 特别措施的适应性对上级国家机关职责履行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10.3 特别措施的正当性对上级国家机关职责履行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论大数据的法律保护与规制 ——以知识产权法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价值 |
| 二、相关主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大数据的物理描述与法律表达 |
| 第一节 完整的物理描述：大数据的内涵与外延 |
| 一、大数据的内涵：基本概念与特征 |
| 二、大数据的外延：与其他知识产品的辨析 |
| 第二节 基本的价值判断：大数据的法律地位 |
| 一、数据、信息与大数据信息的界分 |
| 二、大数据具有法律层面上的价值 |
| 三、大数据是法律视角下的财产 |
| 四、大数据应被纳入民事法律体系 |
| 五、大数据与《民法总则(草案)》的关联 |
| 第三节 变动中的利益格局：大数据引发的价值调整 |
| 一、新的利益主体：更广泛的“信息活动”参与者 |
| 二、新的利益诉求：更深入的信息利用与更广泛的知识共享 |
| 三、激化的利益冲突：信息独占与共享的矛盾 |
| 第四节 现实的法律选择：制度构建视角下的大数据 |
| 一、法律制度构建的对象：大数据信息 |
| 二、法律制度构建的目的：保障数据信息的充分利用和共享 |
| 三、法律制度构建的路径：以知识产权法为优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大数据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多维度关联 |
| 第一节 社会创新维度：大数据对社会创新的影响 |
| 一、大数据降低了社会创新门槛 |
| 二、大数据带来了新的创新模式 |
| 三、大数据拓展了创新主体的范围 |
| 第二节 市场竞争维度：大数据对市场经营活动的影响 |
| 一、大数据改变了市场竞争环境 |
| 二、大数据蕴含了潜在的竞争风险 |
| 第三节 对现有制度影响的维度：大数据语境下的知识产权 |
| 一、大数据对传统知识产权理念的挑战 |
| 二、大数据对传统知识产权客体的影响 |
| 三、大数据引发的知识产权纠纷 |
| 第四节 制度发展与完善的维度：知识产权视角下的大数据 |
| 一、新客体的构想：大数据是单独的知识产权客体 |
| 二、新客体的证成(一)：大数据符合知识产权客体的一般条件 |
| 三、新客体的证成(二)：大数据不属于现有知识产权客体范畴 |
| 四、新客体的证成(三)：大数据与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数据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现有理论难以支撑对大数据的制度供给 |
| 一、现有理论在大数据相关权利主体方面的不适应 |
| 二、现有理论在大数据权利客体方面的妥协 |
| 三、现有理论在大数据相关利益分配方面的失灵 |
| 第二节 大数据对理论发展的需求 |
| 一、新理念的背景：竞争利益与知识被不合理独占带来的威胁 |
| 二、新理念的提出：大数据“信息有限支配与深度共享” |
| 三、新理念的论证：大数据“信息有限支配与深度共享”的现实依据 |
| 四、新理念的运行：大数据“信息有限支配与深度共享”的实现逻辑 |
| 第三节 大数据相关理念与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
| 一、“信息有限支配”与“信息深度共享”的协调 |
| 二、“信息有限支配、深度共享”与“安全”的协调 |
| 三、“信息有限支配、深度共享”与“秩序”的协调 |
| 四、“信息有限支配、深度共享”与“平等”的协调 |
| 五、“信息有限支配、深度共享”与“个人表达自由”的协调 |
| 第四节 大数据“信息深度共享”的必要限制 |
| 一、为保障公共权力的行使而对“信息深度共享”的限制 |
| 二、为保护人身利益不受侵害而对“信息深度共享”的限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数据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 |
| 第一节 适宜的立法模式 |
| 一、应采用“大数据信息”单独立法模式 |
| 二、立法的层级不宜过高 |
| 三、立法应兼顾对特定行为的控制 |
| 第二节 制度构建的价值导向与目标 |
| 一、制度构建应以“公共利益”的现实与发展为基础 |
| 二、制度构建应以大数据“信息有限支配与深度共享”为导向 |
| 三、制度构建应以社会整体“竞争利益”的维护为直接目标 |
| 第三节 大数据相关制度的具体内容 |
| 一、适格的权利主体与客体 |
| 二、大数据相关权利的产生与确认 |
| 三、大数据相关权利的基本内容 |
| 四、大数据相关义务的主要方面 |
| 五、大数据知识产权制度的内部限制 |
| 六、大数据知识产权制度的外部规制 |
| 七、大数据法律保护对现有制度的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专着 |
| 二、中文论文 |
| 三、外文专着 |
| 四、外文论文 |
| 五、学位论文 |
| 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加速市场经济立法（论文参考文献）
- [1]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2]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3]公司资本认缴制度下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研究[D]. 黄文欣.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4]论认缴制下的公司债权人保护[D]. 卢政宜. 吉林大学, 2020(03)
- [5]城市遗产保护的人本视角研究[D]. 张心. 山东大学, 2016(10)
- [6]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民法典编纂[J]. 王利明. 中国法学, 2015(04)
- [7]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D]. 于俊. 华侨大学, 2019(12)
- [8]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D]. 薛峰. 华东政法大学, 2018(02)
- [9]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保障研究[D]. 田钒平. 西南民族大学, 2012(12)
- [10]论大数据的法律保护与规制 ——以知识产权法为视角[D]. 王德夫. 武汉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