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880—1980外语教学史100年梗概（论文文献综述）
H.H.Stern,刘精忠[1]（1991）在《1880—1980外语教学史100年梗概》文中认为 为了把我们的语言教学思想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我们特提出一些重要的年份、趋向、人物和着作。我们把时间跨度定为从改革运动的高潮（1880年）起,到本文写作时（1980年）止。（改革运动系指1850—1900期间主要在欧洲掀起的外语教学改革,旨在摆脱语法翻译法,使外语教学更见成效。——译注）如此概括的回顾,其所选内容无疑带有主观性。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使以后各章对分门学科的讨论互相形成联系,
王颖琴[2]（2019）在《中法文化交流视域下的晚清洋务学堂》文中认为中国的法语教育通常被认为始于上海徐汇公学,它于1850年由法国传教士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1803-1856）创办,而中国人自己开办的法语教育则是在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这是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兴办新式学堂是洋务派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中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因其法语教育创办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在中国法语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外语的授课和学习,是实现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因此,这些开设法语课程的洋务学堂,因法语教育而形成了一个实现中法文化交流的场域。洋务学堂的特殊性在于,有别于同时代法语教育普遍由在华法国人开办,它是由中国人自发创办的。晚清洋务学堂诞生于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时期,这一时期闭关锁国的清朝被迫打开国门,中国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启了一个中法文化交流碰撞的新时期。晚清时期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中法文化交流从隔离到开放的时期。特殊的时代孕育了特殊的学校。本研究尝试从中法文化交流的角度切入,重新审视这些因法语教育而与中法文化交流产生密不可分关系的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为主）。这些学堂诞生于中法文化剧烈碰撞交流的晚清时期,同时为实现中法文化交流提供了场域,最终对中法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法语教育承载着中法文化的交流,而文化交流的实现,离不开人类这一“搬运工”,我们称之为“文化摆渡人”。晚清洋务学堂因法语教育“引入”亦“产出”了中法文化摆渡人,他们对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本研究以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所引入的中法文化摆渡人,以及所产出的中法文化摆渡人为主线,探索他们之于中法文化交流的影响,重新梳理两所学堂的同时,也重新勾勒彼时的中法文化交流。在研究两所学堂之前,首先必须明确晚清洋务学堂在中法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坐标。以中法文化摆渡人为中心,勾勒洋务学堂成立之前的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以及洋务学堂创立时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为洋务学堂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中定位,可以使洋务学堂所引入和产出中法文化摆渡人的研究更具可比较性。京师同文馆法文馆教习和福建船政学堂法文学堂教习,是两所学堂“引入”的中法文化摆渡人。同文馆的法文馆教习,向学生传递了法语知识,而船政学堂法文学堂教习,更是以法语为媒介,将法国的造船技术传授给中国学生。教学之外,教习也通过教材编写、编撰字典和译介西书的方式,同样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此时接受知识的学堂学生可被视为潜在的中法文化摆渡人。此外,两所学堂的学生也通过留学的方式,获得在法国本土学习的机会,尤其是福建船政学堂前后四次派遣学生赴法,开启了中国官派学生留法的先河。京师同文馆法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法文学堂的毕业生,是两所学堂“产出”的中法文化摆渡人。京师同文馆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而设,法文馆走出了中国第一批通晓法语的外交翻译人才。法文馆毕业生以外交翻译的身份,在中法外交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新的中法文化摆渡人。福建船政学堂法文学堂是为将法国的造船技术传习中国、实现清朝海军强国的梦想所设,法文学堂成就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造船技术人才。法文学堂毕业生以海军技术人员的身份,投身中国近代海军事业,将法国的造船技术传习中国,成为新的中法文化摆渡人。外交与军事之外,两所学堂毕业生也凭借所学以教习和译者等身份,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所“引入”和“产出”中法文化摆渡人,他们本身是中法文化冲击的产物。作为中法文化的搬运工,会通中法两国文化,离不开他们的存在。这些中法文化摆渡人对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之后的中法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晚清时期,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进入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时期,同时也开启了一个近代化的历程。以上中法文化摆渡人的影响并不仅局限于中法两国,凭借自身的法语能力,他们更进一步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构建起桥梁,同时也助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今日之中国,越来越多的学校因开展法语教育,形成中法文化交流的场域,引入也产出了中法文化摆渡人。面对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又有更多拥有法语能力的人站在中法、中西文化的中间,成为新的文化摆渡人,他们继续在中法、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重塑中国形象相辅相成,都离不开中法文化摆渡人的存在。
李强[3]（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提出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H.H.Stern,刘精忠[4]（1992）在《1880—1980外语教学史100年梗概（续）》文中认为 英国的这份研究报告以中学外语教师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提倡用“折衷法”解决语言教学法上的争论。此备忘录每十至二十年重新修订一次,因而是第一线外语教师的观点的有趣记录。1930 C.K.Ogden发表《基本英语概论（附规则和语法）》（Basic English:A Gen-real Introduction with Rules and Gr-ammar）。1933 Leonard Bloomfield的《论语言》
彭伟强[5]（2002）在《当代美国基础教育外语课程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渗透与交融进一步加强，实行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交流与合作已成历史必然，亦是世界各国重新达成之共识。基础教育走向国际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的一大热点，学校教育既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世界知识的教育，也要培养学生容纳、借鉴和吸收异文化、信仰、意识的精神，外语显得尤其重要。凡是重视教育改革的国家都加强了外语课程改革，一直引领着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的美国亦不例外。本文主要研究当代美国基础教育的外语课程改革。 本论文由六部分组成。首先全面对美国外语课程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其当代的课程标准、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后认为，在国际化时代背景下开展的美国外语课程改革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今教育科学理论和外语教育理论的新成果，其发展特点集中体现了世界外语课程发展的新趋势。全面审视和研究美国外语课程改革，不但有助于丰富外语教育理论，大大开拓理论视野，而且对当代外语课程发展态势有更清醒的认识，并且还有助于构建开放的、有中国特色的外语课程体系。
黄自立[6]（2019）在《《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文中提出本文因“其功不在禹下”的典故,展开《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哲学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治思”价值的分析。为此,文中考据了建国前的9个《反杜林论》译本,并将这9个译本梳理为四类具有标志性的译本（群）,即首译文《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1930年代译本、吴亮平全译本、建国前夕译本,其中吴亮平全译本同时隶属于1930年代译本。这四类译本（群）在翻译主体、传播特点、时代价值上各有不同,在不同层面上为中国革命的哲学而治思。本文通过对这些译本翻译出版信息的具体考察、对《反杜林论》哲学内涵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规律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回顾,拟定了四个层面的哲学“治思”之义,并分为四章论述。前言首先对文章论题的选定进行了论证,说明可以从治思的层面谈《反杜林论》哲学及其汉译传播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同时,简要介绍了本文的内在关联、内在层次。一方面,本文意在说明《反杜林论》汉译本在传播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上的相互呼应。《反杜林论》的汉译出版提供了《反杜林论》传播的物质载体。《反杜林论》的翻译出版顺应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潮流,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指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既为现实革命提供理论武器,也为观念革命提供思想更新。第一章从《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翻译出版说明《反杜林论》哲学在早期治思的层面: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是对《反杜林论》的节选,该部分主要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相关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是文章的核心论点,唯物史观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汉译底本来自河上肇的日译文,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方世界的传播潮流;《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译者为中国国民党人徐苏中,体现了资产阶级对社会改造理论的早期探索。《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原典来源,其汉译出版丰富了唯物史观的材料,参与了时代理论的发展。第二章分析了《反杜林论》在1930年代的集体问世,凸显了作为方法论的文本价值,展现了《反杜林论》在1930年代之后的治思层面: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在1930年代成为传播潮流,中国知识界展开唯物辩证法论战,这使得《反杜林论》的唯物论哲学和唯物辩证法被深入探讨和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展开对社会性质和历史等问题的讨论,中国革命需要进一步解决共产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的问题,《反杜林论》等理论原典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提供方法依据;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所面临的急迫形势更是需要对革命的方法论进行探索,《反杜林论》1930年译本为中国共产党人贡献了方法论资源。第三章围绕建国前得到广泛流传的唯一一个全译本即吴亮平译本展开论述,因《反杜林论》鲜明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同时阐述了完备的哲学理论,故认为该译本在哲学治思上:疏通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该章对比分析了吴亮平译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主要内容,表明《反杜林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理论源泉,《反杜林论》全译本的汉译出版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丰富。《反杜林论》全译本的理论完备性决定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疏导价值,《反杜林论》的哲学内涵为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予了充分的借鉴。第四章从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总体意义来看,《反杜林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的汉译传播发挥了哲学治思的价值,是:中国化的革命武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评价《反杜林论》文本,注重对《反杜林论》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在革命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反杜林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反杜林论》世界性传播的一部分,《反杜林论》哲学在中国革命中不断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渐确立起学习《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具体思路,通过对《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情况的具体结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本文的写作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注重实事与实证。这意味着在世界观上首先放弃自我心智,尽可能融入事实主体,以事实为心灵、智慧、知识的出发点,由真我而论真知,以自我之衰微观历史之宏大。二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也近似于胡适所说的“学问如造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这两点是行文的初念,间以传统为学路径和西方学术方法杂而用之。同时还出于对论文格式要求和读者视角的考虑,从材料中挖掘出了相应的时间性关联,在行文中进行了一点诗意的筑造。但由于能力和时间有限,没有尽善尽美。
陈艳君,张传燧[7]（2013）在《清末民国时期外语教学的历时性发展与共时性特征》文中提出清末民国时期的外语教学因处于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末民国时期的外语教学依据历时性发展特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62至1900年的发端时期,1901至1936年的发展时期,1937至1949年的缓进时期。每个阶段的外语教学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课时安排、师生课堂活动、教学方法的运用及学习成效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历时性特点。同时,各个时期的外语教学也具有共时性特征:教学机构多种多样,日臻完备;教学目的合乎需求,个性频现;教学内容多搬英美,融汇中西;教学方法博采众长,争鸣不断;教师主体地位彰显,成效显着等。
陶海洋[8]（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指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李声凤[9]（2012）在《19世纪中国戏曲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1789-187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30年前后,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法国兴起了翻译和研究中国戏曲的热潮。本文即以此次翻译活动及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此前的中法文化交流史研究,对19世纪前半期一直较为忽视。因而,对这一阶段法国戏曲翻译接受状况的考察,有助于弥补这一缺憾,推进人们对于19世纪前半期中法乃至整个中西文化交流的理解与认识。本论文以手稿、档案、书信等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希望通过史料的梳理与文本的分析,对中法文化关系中的某些重要人物与问题展开思考。论文第一章介绍了这一翻译活动产生的相关背景,以展现当时有哪些外在因素促成了这一戏曲翻译热潮的发生。并特别通过对巴黎王家图书馆戏曲藏书的梳理,展现汉学家进行译本选择的语言准备和资料基础。第二、三两章则对两位从事过戏曲翻译活动的法国汉学家儒莲、大巴赞进行个案研究。以书信、档案等材料为依托,探讨他们的翻译选择与翻译策略。论文分析了两位汉学家在学术背景、个人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戏曲的不同关注侧重,并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译文片段进行文本分析,以展现这些差异如何转化为译本中的某些特征和倾向。尽管受时代所限,19世纪的戏曲译作在传达中国戏剧艺术成就上尚有所欠缺,但它们还是为法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和感受中国戏剧创造了可能,并为此后中法戏剧领域的交流打下了基础。而由于法国学术界与文学界对这些戏曲译作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与古典主义戏剧具有较大差异的中国戏曲样式也可能对19世纪的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论文第四章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就中国戏曲可能曾为世界戏剧艺术的发展与探索所作出的贡献,提出了若干假设。为探讨中西戏剧在历史上如何通过彼此的交流互动实现对自身的反思与超越,做出了一些尝试。19世纪前半期通常被认为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比较沉寂的时期。然而,论文所呈现出的相关资料与研究表明,这种印象的形成,可能与我们对它缺乏足够的了解与挖掘有关。在表面的沉寂背后,许多重要的变化正在孕育之中。这一阶段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过渡与承接作用,尚有待于通过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认识。
马扬准[10]（1993）在《英美TEFL的历史及其特征》文中提出本文简述了英美两国把英语作为外语教学（TEFL）的历史,并就英美两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对于TEFL的贡献作了较详尽的描述。本文还谈及英美两国TEFL的历史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在TEFL中的应用。
二、1880—1980外语教学史100年梗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880—1980外语教学史100年梗概（论文提纲范文）
（2）中法文化交流视域下的晚清洋务学堂（论文提纲范文）
| Remerciements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念及范围的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相关史料情况 |
| 五、研究的创新之处 |
| 六、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晚清洋务学堂在中法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坐标 |
|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法文化交流 |
| 一、法国传教士的来华历史 |
| 二、法国传教士与西学中渐和中学西渐 |
| 三、18世纪法国的“中国热” |
| 四、传教士以外的中法文化摆渡人 |
| 第二节 19世纪40-60年代的中法文化交流 |
| 一、法国传教士 |
| 二、法国外交人员 |
| 三、法籍洋员 |
| 四、法国本土职业汉学家 |
| 五、晚清知识分子 |
| 第二章 京师同文馆法文馆教习与中法文化交流 |
| 第一节 法文馆的开设 |
| 一、法文馆成立前的中法语言障碍 |
| 二、法文馆的沿革 |
| 第二节 法文馆的教习与学生 |
| 一、中法文化摆渡人——法文馆教习 |
| 二、法文馆教习代表人物 |
| 三、潜在中法文化摆渡人——法文馆学生 |
| 第三节 法文馆的培养模式 |
| 一、教材与课程 |
| 二、考核方式 |
| 三、留学教育 |
| 四、法文着作的译介 |
| 第三章 京师同文馆法文馆毕业生与中法文化交流 |
| 第一节 法文馆毕业生与外交 |
| 一、总理衙门设立前的外交翻译人员 |
| 二、总理衙门和驻外使馆的创立 |
| 三、驻外使馆的人员构成 |
| 四、驻欧使馆中的法文馆毕业生 |
| 五、法文馆出身的着名外交官 |
| 第二节 法文馆毕业生与译介书籍、旅法游记、教育 |
| 一、西学书籍的译介 |
| 二、法国文学的译介 |
| 三、旅法游记与法国人形象 |
| 四、教育方面 |
| 第四章 福建船政学堂法文学堂教习与中法文化交流 |
| 第一节 法文学堂的开设 |
| 一、两次鸦片战争海面战事的溃败 |
| 二、福建船政局的创始人——左宗棠 |
| 三、法文学堂的沿革 |
| 四、船政学堂历史上两次中法合作对比 |
| 第二节 法文学堂的教习与学生 |
| 一、中法文化摆渡人——法文学堂教习 |
| 二、法文学堂教习代表人物 |
| 三、潜在中法文化摆渡人——法文学堂学生 |
| 第三节 法文学堂的培养模式 |
| 一、学制与课程 |
| 二、教材与考核 |
| 三、留学教育——开留学法国的先河 |
| 第五章 福建船政学堂法文学堂毕业生与中法文化交流 |
| 第一节 法文学堂毕业生与军事 |
|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军与造船技术的发展 |
| 二、两次鸦片战争中的中西舰船对比 |
| 三、法文学堂毕业生与中国近代海军 |
| 第二节 法文学堂毕业生与经济、教育、外交和西书译介 |
| 一、经济方面 |
| 二、教育方面 |
| 三、外交方面 |
| 四、西书译介 |
| 五、法文学堂毕业生代表人物 |
| 结语 |
| 一、中法文化交流史中的来华法国传教士的角色 |
| 二、京师同文馆法文馆与福建船政学堂法文学堂的对比 |
| 三、晚清时期中法文化交流的研究不等于美化侵略 |
| 四、对今日中法文化摆渡人之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
| 附录 |
（3）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 表格索引 |
| 图片索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5）当代美国基础教育外语课程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摘要 |
| 导言 |
| 一、 相关概念 |
| 二、 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 |
| 三、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四、 研究的局限性 |
| 第一章 美国外语课程发展历程 |
| 一、 外语课程萌发时期 |
| 二、 外语课程初步发展时期 |
| 三、 外语课程振兴时期 |
| 第二章 美国外语课程标准 |
| 一、 课程标准基本理念 |
| 二、 课程标准基本框架 |
| 三、 课程标准总目标 |
| 四、 课程标准学习方案 |
| 五、 外语课程主要内容 |
| 第三章 美国外语课程实施 |
| 一、 外语课程目标 |
| 二、 外语课程设置 |
| 三、 外语教学要求 |
| 四、 外语教学计划 |
| 五、 外语教学方法 |
| 第四章 美国外语课程评价 |
| 一、 外语课程评价层面 |
| 二、 外语课程评价方式 |
| 三、 外语课程评价实例 |
| 第五章 国际视野下的美国外语课程改革特点 |
| 一、 国际外语课程发展视野 |
| 二、 美国外语课程改革特点 |
| 第六章 美国外语课程改革的若干启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传播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呼应 |
| 二、从现实革命到观念革命的哲学治思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的东方探源：《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首译传播 |
| 第一节 从传播渠道看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方的传播 |
| 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日译与汉译 |
| 二、河上肇译本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 |
| 三、汉语译本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 第二节 从译者主体看中国各阶级基于社会改造的理论探索 |
| 一、徐苏中选择《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个人经历 |
| 二、中国国民党刊载《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现实背景 |
| 三、科学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的探索与论争中传播 |
| 第三节 从文本内容看《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唯物史观传播 |
| 一、作为唯物史观对近代历史观的革命性推进 |
| 二、作为原典哲学对早期阶级史观传播的完善 |
| 三、对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说明 |
| 第四节 《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源引 |
| 一、引入于无产阶级革命晨曦初照时 |
| 二、在救亡思潮中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 |
| 三、体现出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思想光辉 |
| 第二章 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阐释:《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的翻译传播 |
| 第一节 《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的翻译出版 |
| 一、1927 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环境 |
| 二、《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的翻译出版 |
| 第二节 《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的比较分析 |
| 一、类比分析:《反杜林论》1930 年代翻译出版的时代性 |
| 二、对比分析:《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的内容分析 |
| 第三节 《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传播 |
| 一、《反杜林论》唯物论思想的运用 |
| 二、《反杜林论》唯物辩证法的论争 |
| 第四节 《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哲学阐释 |
| 一、1930 年后进一步解释中国革命性质的现实需求 |
| 二、1930 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对《反杜林论》哲学的运用 |
| 三、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社会调查的方法指导 |
| 第五节 《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贡献 |
| 一、在革命危局中彰显暴力革命论的理论价值 |
| 二、为中国共产党肃清错误思想建立方法论前提 |
| 三、为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道路提供唯物辩证法依据 |
| 第三章 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总体蓝本:《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的翻译出版 |
| 第一节 《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的翻译出版 |
| 一、社联与《反杜林论》全译本的问世与传播 |
| 二、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主体准备 |
| 三、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历程 |
| 第二节 《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充实 |
| 一、吴亮平译本问世前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与认识状况 |
| 二、《反杜林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课书的对比分析 |
| 三、《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 |
| 第三节 《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对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疏通价值 |
| 一、表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
| 二、坚持以科学原则认识自然的唯物哲学 |
| 三、表明以事实为前提的价值哲学 |
| 四、阐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行动哲学 |
| 第四章 中国化的革命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对《反杜林论》哲学的理论创新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重视对《反杜林论》哲学的学习 |
| 一、《反杜林论》及相关文本的翻译出版 |
| 二、中央苏区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传播 |
| 三、各地方组织的《反杜林论》学习与传播 |
| 第二节 毛泽东赞誉、研读与融造《反杜林论》哲学 |
| 一、考析毛泽东赞誉吴亮平“其功不在禹下” |
| 二、毛泽东对《反杜林论》的研读与推介 |
| 三、毛泽东对《反杜林论》哲学的融合创造 |
| 第三节 其他中国共产党人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哲学借鉴 |
| 一、艾思奇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哲学借鉴 |
| 二、徐特立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哲学借鉴 |
| 第四节 《反杜林论》哲学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 |
| 一、从世界革命到中国革命的火种传递 |
| 二、《反杜林论》哲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开创提供源流 |
| 三、《反杜林论》哲学为建党、建军、统一战线提供理论依据 |
| 四、《反杜林论》哲学为解决革命进程中的难题提供思维参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清末民国时期外语教学的历时性发展与共时性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一清末民国时期外语教学的历时性发展 |
| (一) 发端阶段:1862~1900年间的外语教学 |
| (二) 发展阶段:1901~1936年间的外语教学 |
| (三) 缓进阶段:1937~1949年间的外语教学 |
| 二清末民国时期外语教学的共时性特征 |
| 结语 |
（8）《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19世纪中国戏曲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1789-1870）（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英文摘要 |
| 缩略语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课题史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戏曲翻译在法国的兴起 |
| 第一节 18世纪法国人对中国戏曲的认识 |
| 一、布吕玛神父与《赵氏孤儿》出版的可能关联 |
| 二、布吕玛有关中国戏曲的转述及其内涵 |
| 三、阿科斯塔记述与法国耶稣会士中国观的异曲同工 |
| 第二节 推动戏曲翻译活动在法展开的两种力量 |
| 一、法国人对戏曲的传统看法在19世纪初所受的冲击 |
| 二、《玉娇梨》的成功与法国文学界对中国戏剧的期待 |
| 第三节 巴黎王家图书馆的戏曲藏书与汉学家对戏曲翻译的准备 |
| 一、巴黎王家图书馆19世纪之前的中文藏书状况 |
| 二、戏曲藏书的整体状况及分期 |
| 三、法国汉学家与王家图书馆的图书采购 |
| 第二章 儒莲的戏曲翻译及其对语言的关注 |
| 第一节 儒莲戏曲翻译活动概述 |
| 一、儒莲戏曲译本梳理 |
| 二、儒莲戏曲翻译活动的起始与分期 |
| 第二节 儒莲戏曲翻译的开端与马若瑟 |
| 一、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与其《赵氏孤儿》译本的关联 |
| 二、耶稣会对戏剧的看法与马若瑟的汉语教学观 |
| 三、《汉语札记》及其语言教学观对儒莲的影响 |
| 第三节 从节译到全译的转变 |
| 一、马若瑟与德庇时能否读懂元杂剧的唱段 |
| 二、实证主义与科学精神——翻译观念背后的时代思潮演变 |
| 第四节 解密中国诗歌 |
| 一、为诗歌语言“解码”——儒莲对戏曲翻译的解决之道 |
| 二、信息的流失、增加与文化前理解——以《灰阑记》译文片段为例 |
| 第三章 大巴赞的戏曲翻译与风俗研究 |
| 第一节 限制之下的选择——大巴赞的学术道路 |
| 一、儒莲对大巴赞学术生涯的影响 |
| 二、大巴赞戏曲翻译研究及其关注重点——风俗研究 |
| 三、风俗关注在剧目选择上的体现 |
| 第二节 风俗关注在戏曲翻译中的影响 |
| 一、意译倾向带来的表达灵活性 |
| 二、大巴赞的期待视野与《?梅香》主题的改变 |
| 第三节 筚路蓝缕的戏曲研究 |
| 一、对戏曲地位的重新思考 |
| 二、与社会历史紧密关联的戏剧史研究 |
| 第四节 大巴赞对传奇的冷落与19世纪法国对中国戏曲抒情性的理解局限 |
| 一、“对话体小说”(roman dialogue)概念的提出 |
| 二、“对话体小说”内涵的演变 |
| 三、19世纪欧洲对戏曲唱段抒情性的认识 |
| 第四章 19世纪中国戏曲在法国读者中的接受 |
| 第一节 19世纪法国文化氛围与汉学家译作的传播 |
| 一、戏曲译作的书面传播——相关书籍的出版发行情况考察 |
| 二、口头传播渠道——沙龙、文社与人际关系网 |
| 三、传播的成效——虚构中国游记及其他 |
| 第二节 19世纪法国读者对中国戏曲的两重关注 |
| 一、对戏曲作品内中西相似风俗的强调 |
| 二、对戏曲作品艺术手法的分析与评判 |
| 第三节 中国戏曲对19世纪法国文学的影响 |
| 一、中英文学的相似性与戏曲译作对法国浪漫丰义运动的介入 |
| 二、中国戏曲对古典主义戏剧教条形成的冲击 |
| 三、文化隔阂与接受中的缺憾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19世纪法国译介的中国戏曲作品(出版部分) |
| 附录二: 19世纪法国有关中国戏曲的介绍、研究与评论 |
| 附录三: 阿科斯塔其人及其中国信息的可能来源 |
| 附录四: 大巴赞《琵琶记》译本与中文原作回目对应表 |
| 附录五: 儒莲书目中戏剧类作品文体表述列表 |
| 附录六: 道光九年四华人旅法事考 |
| 附录七: 19世纪中前期法国购置中文图书的渠道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10）英美TEFL的历史及其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一、英国TEFL的历史 |
| (一)英国的TEFL的形成 |
| (二)英国TEFL的发展 |
| 1. 打基础阶段(1900—1922) |
| 2. 加强TEFL的研究及其发展阶段(1922—1945) |
| 3. 巩固阶段(1945—1960) |
| 4. 变化与发展阶段(1960—) |
| 二、美国TEFL的历史 |
| 三、英美TEFL历史的特征 |
| (一)语言学理论是各种教学法理论的根据 |
| (二)英美两国对TEFL的工作非常重视,纷纷建立起了许多语言学术机构,进行TEFL的研究工作 |
| (三)英美两国的TEFL教学对象主要是进入两国的难民或移民 |
| (四)英美两国对TEFL的教材编写工作和教学法的研究都非常重视 |
| (五)英国的TEFL历史较为长久,语言学的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 |
| (六)教学手段现代化和教学理论的多样化 |
四、1880—1980外语教学史100年梗概（论文参考文献）
- [1]1880—1980外语教学史100年梗概[J]. H.H.Stern,刘精忠. 国外外语教学, 1991(04)
- [2]中法文化交流视域下的晚清洋务学堂[D]. 王颖琴.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3]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4]1880—1980外语教学史100年梗概（续）[J]. H.H.Stern,刘精忠. 国外外语教学, 1992(01)
- [5]当代美国基础教育外语课程发展研究[D]. 彭伟强. 华南师范大学, 2002(02)
- [6]《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D]. 黄自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7]清末民国时期外语教学的历时性发展与共时性特征[J]. 陈艳君,张传燧. 武陵学刊, 2013(06)
- [8]《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9]19世纪中国戏曲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1789-1870）[D]. 李声凤. 北京大学, 2012(01)
- [10]英美TEFL的历史及其特征[J]. 马扬准.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