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停止对省产品批发不代扣税和零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陈印静[1]（2018）在《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文中研究表明为重审与再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论文以地方政府的商业管理为视角,阐释在国家有序计划与主动介入下,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以价值规律为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被国家计划所取代的进程。从而揭示1949年至1966年国家如何推进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此时段国家权力、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市场经济?在研究思路上,本论文以各时期商业所有制的演进作为逻辑主线展开,并选取具有特殊性的小商业作为专题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进行系统论述。中共建政早期,国家引导武汉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新旧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中共建政以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已形成,建政后中共实践了新民主主义商业,并通过改组“大公”与“小公”商业、整顿合作社商业的“商人路线”、对私营商业实行分利政策等举措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武汉在新旧政权过渡时期采取了鼓励商业转业、开展物资交流、建立新商事制度等办法恢复与发展商业。其次,“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武汉在中央的号召下开展了商业从严的“五反”运动,政府加强了对私营商业的计划干预,由于限制与排挤私商过头导致商业结构失衡,政府不得不进行商业计划结构的再次调整,其结果是新民主主义商业提前走向终结,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条件。再次,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计划市场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推动“一五”时期商业体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转型过程中借助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手段,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对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小商业等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最后,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一五计划”后计划体制得以建立,国家开始致力于稳固社会主义商业。由于国家局势不断变化,社会主义商业亦随之多次调适。国家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主要从计划性和非计划性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进行政府商业管理体制改革,从国家制度与行政管理层面设计与安排计划性商业;另一方面,对自由市场进行管控,打击自发商业行为,限制非计划因素。在阐释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性政策的基础上,选取小商小贩分析其特殊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小商小贩与批发商、零售商相比,具有特殊性所在,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属于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徘徊者”,国家一方面努力把其纳入计划轨道,另一方面又迫于流通需求保持其市场属性。因此,国家对引导小商小贩走社会道路过程中采取了相对特殊的吸纳方式,小商小贩处于市场与计划之间的边缘身份体现了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问题的因人制宜政策与取向。通过对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949年至1966年,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经历了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与改组、“五反”运动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由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巩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的历史演进。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途径为扩大计划市场、缩小自由市场,商业管理权力陷入“上收——下放——上收”的反复循环。作为兼具“双重身份”的特殊存在,国家在引导小商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出现了“安排政策倾斜”与“安排过宽限制”之间的徘徊、“吸收进来”与“调整出去”的矛盾,小商贩从而成为纳入国家计划与保持市场性的“徘徊者”。在这一时期,市场与政府双方展开了长时段的博弈拉锯。面对政府在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高压管控,市场并非“坐以待毙”,其“自发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与政策变化中寻求可行的生存策略而难以消灭,国家面对市场的主动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了妥协姿态,乃至不惜采用阶级斗争与阶级对立的方式对其发展进行限制。武汉商业社会主义道路与湖北省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特殊性,从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中,呈现具有更多自主性、更注重强化商业管理权力、更加注重对小商业的改造和安排、更注重处理商业转业所引发的利益重组、更加强调内外物资交流等特征;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直辖市城市相比较,武汉具有行政层级的一般性,因此武汉商业政策的制定与运作的自主权相较于以上城市难免受到更多限制,尤其是受到来自于省级党政等多方的影响。
李晶[2]（2011）在《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文中认为房地产税收的发展是矛盾和冲突的产物。房地产税收制度是在解决矛盾过程中不断的变化、改革和进步的。在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解决各种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产生了,在不断的矛盾调整中,房地产税收制度走向和谐与完整。时至今日,中国房地产税收面临着巨大的改革压力,将房地产税收改革推向风口浪尖：第一,走过极贫极弱的发展历史,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探索着富国富民的道路,集30年的经验,走出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伴随着农村改革、工业改革、商业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等改革进程,各个行业在进行着改革,各个部门在进行着改革。房地产既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重要的生活资料,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房地产行业也开始改革,以土地使用有偿化为核心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住宅自有化住房制度改革在中国开始广泛实施并全面推广。由于原房地产税收制度是基于土地无偿使用而设置的,因此,房地产业的改革成为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动因。第二,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房地产业和原有税收制度的冲突,这种冲突迫使政府必须改革原房地产税收制度,以适应房地产业的发展需求。第三,房地产业的发展引发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上的矛盾激化,结构上的矛盾亦格外突出。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情况,整个购房者作为主体,其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经济的发展是消费者至上,消费者利益受损必然导致房地产业畸形发展。为了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和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均衡,需要对原房地产税收制度进行改革。第四,在社会进步和社会生产过程中,中国社会财富占有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财富差距不仅表现在流量上,而且表现在存量上。为了缩小财富的差距,需要对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进行调整。调整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调整流量即调整收入的差距,一是调整存量即调整财产的差距。正是在如此巨大的改革压力下,对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的思考变得紧迫而意义非凡。论文分析我国房地产税收的社会经济基础,总结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从与房地产的影响关系与影响程度的角度,分析房地产价格的密切影响因素和一般影响因素；沿着历史的脉搏,探索房地产税收发展的历史轨迹,归纳现代房地产税收的改革历程,从税收要素的角度介绍房地产财产税、房地产商品税、房地产所得税和房地产其他税等房地产税种设置。之后,论文进行现行房地产税收的政治经济分析,分析房地产行业现行地租、税收、收费的状况及税费比重；分析现行房地产企业直接承担和间接承担的税收负担水平；指出在现行房地产税收体系中存在着房地产税种安排略多、房地产重复征税略重以及房地产取得环节、交易环节和保有环节税种设置欠妥等问题：在房地产财产税中存在着的城乡之间土地与房屋存在法律差异、个人拥有不同房产之间存在法律差异、计税依据设计不够公平、个人拥有经营性住房税收流失严重等问题；在房地产商品税中存在着商品税体制滞后、商品税附加制度陈旧等问题；在房地产得税中存在着级差利润调整作用微弱、环保节能导向作用较弱、调节社会财富存量功能较弱和实现社会正义功能尚未得以发挥等问题；最后,对中国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进行客观评价。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现行房地产税收的制度创新的目标模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与体制改革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税收制度的整体框架内,房地产税改革的目标应当是：确立房地产税在房地产税收体系和地方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确立分类课征的房地产税收基本模式；建立房地产税收体系；建立城乡企业与居民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建立房地产估价制度。在理论基础部分,主要从房地产税收政治学、房地产税收社会学、房地产税收伦理学、房地产税收经济学、房地产税收法学等角度,论述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在基本架构部分,主要确立租、利、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体制；确立房地产税收在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确立房地产税收体系的结构；确立房地产税收的基本模式：建立城乡企业与居民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在相关制度部分,主要论证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所必需建立房地产估价制度。房地产按照评估价值计税的必要基础在于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房地产重复征税的变革、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增长和国际房地产税制的发展趋势。最后,论文提出现行房地产税收的制度创新的改革进程。根据房地产税收的改革目标,按照改革任务的逻辑关系,考虑各级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和企业与居民对于税制改革的承受能力,房地产税收体系创新应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进行。2011-2015年,与“十二五”规划同期,形成房地产税收制度近期目标；2016-2020年,与“十三五”规划同期,形成房地产税收制度中期目标；2021-2025年,与“十四五”规划同期,形成房地产税收制度远期目标。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近期方案,提供对于城市居民住房普遍征收房产税、对城市居民用地普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房地产财产税改进方案,改进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房地产商品税改进方案,在技术研发与应用研究方面、提供在建筑节能方面、节能减排资金投入及使用方面和减排与循环经济方面的房地产所得税改进方案；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中期方案,提供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农村的房地产财产税改进方案,对建筑业、销售不动产业征收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的房地产商品税改进方案,将土地增值税并入企业所得税、试点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房地产所得税改进方案；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远期方案,提供推广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新设遗产税与赠与税的房地产所得税改进方案。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在交易环节征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在保有环节征收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在遗赠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房地产税收体系,实现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目标。
刘佐[3]（2016）在《2015年中国税收政策与制度的重要调整》文中研究说明文章梳理了2015年中国税收政策与制度的重要调整,内容涉及以下11个方面:（1）宏观政策和重大改革;（2）农业、交通、通信和基础设施;（3）资源、能源和环境保护;（4）流通、对外经济往来和国际税收关系;（5）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6）房地产、金融、保险和证券;（7）就业、社会保障、民政、民族和宗教;（8）教育、文化、宣传、卫生和体育;（9）区域发展;（10）其他重要税收政策和制度调整;（11）税收法制和税收管理。
张彦台[4]（2012）在《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研究》文中认为在民国时期的华北城乡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从中说合构成交易、代客买卖或为买卖双方执掌度量衡器而从中收取佣金者——牙商不可或缺。研究牙商既可以显示民国时期的经济运行实态、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国家和地方税收、政府的商业政策，也可反映市场结构变迁、商业资本的运转和增殖、区域文化等内容。本文主要利用档案资料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保存、未刊的社会调查资料系统地研究民国时期的华北牙商。在民国以前，华北牙商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大多是单个的、零散的，经商活动各自为战。民国以降，政府改变了压抑商业、歧视商贾的态度，对商业的封建束缚随之放松。“牙帖定额化”制度的取消使华北地区牙商群体迅速的发展壮大。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三个时期：1912——1928年，华北牙商快速发展阶段、1928——1937年，华北牙商繁盛阶段、1937——1949年，华北牙商曲折发展阶段。牙商所经营之产品，以农副产品为主。民国时期，牙商开设的牙行资本组织形式包括独资、集资与股份制三种类型。由于行业经营活动的差异性，各种牙行的人员构成和各自分工也各有差异。牙商一般具有某些特殊才干：对货物有鉴别能力、善于沟通的能力、善于交际的能力等。华北牙商的经营职能包括：栈房职能、中介代理职能、信息和服务职能、金融职能、公证和收付货款职能、对市场进行管理的职能和批发职能等。牙商在工商界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发展，并执商界之牛耳，与独特的经营谋略密切相关。在营业收入方面，牙商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他们能凭各种不同的本领，以种种方法来敛财。牙商在经营运作中不仅需要一定的支出，而且往往要以大量的资金投入经营过程。民国时期牙商群体的构成广泛。既有弃政经商的官僚，也有靠盘剥百姓积累财富的地主和豪绅；既有资金雄厚的资本家，也有无任何资本的贫农和无业游民；既有从旧式商业中走出来的商贾、学徒，也有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既有亦官亦商的代表，也有半农半商的典范。一个成功的牙商背后，往往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说，牙行成功的客观条件就是这个社会关系网络的有效性，在这张关系网中，牙商与政府、帮会、购销客户、出口商、金融、保险业、脚行、转运业等保持密切的关系。交易场中，几乎所有行业的牙商都有一套神秘的行话和暗语。行话与暗语既是民间秘密语言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又是一种民俗语言文化。牙商的行话与暗语，一方面是牙商群体内部交际的工具，主要用来保守牙商内部秘密、有维护牙行利益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牙商阻断买卖双方知情的手段，便利于牙商对生意的把持。除了语言以外，民国时期，活跃在华北地区集市上的牙商衣着穿戴也很特殊。牙商对近代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生产与消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牙商资本向工业领域扩展，成为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资本来源。牙商除了向企业家流动外，还有个别的牙商向银行家流动。早期牙商的主要职能是介绍买卖，保持着代客买卖的中间商性质。但不少在城市营业的牙商很快就突破了这种经营范围，有的直接经手办货，自营大宗买卖，开始转化为批发商、实体商或牙商兼实体商。凡市场买卖交易的货物，只要是经牙商为媒介的，统要承担相应的税负。华北牙商的税负制度大概有四种形式：牙税盈余制度、牙税等级制度、牙税包商征收制度和牙行营业税制度。政府向牙商征收税负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政府自征牙税法；牙商同业公会代征牙税法；招商招标承包法。牙商税负是地方财政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前，华北各省市的牙税和牙帖捐的收入逐年增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华北牙商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牙税的收入也相应的减少。从理论上来讲，牙税性质本质上应该以牙商为课税的主体，以牙商所获得的佣金为课税的客体。但是，在实践中，并不是完全如此。牙商税负除了汇解到各省财政部门外，还要留拨一部分作为地方经费。税款主要用于地方行政建设、教育经费、军费、公益性事业或其他事项。牙商在遇到税额过重、战争摧残、自然灾害等情况下，其应缴纳的税课可以呈请政府批准核销减免。牙商的营业执照称为牙帖，牙商只有领取牙帖才能开展中介代理活动。民国时期按照政府规定和商业管理，牙帖的传承与继替呈现出多种方式：牙帖继承制、牙帖连任制、帮帖替代制、商民申请制、官府招募制和牙帖租用制等。牙商必须经政府登记注册，办理某些正式的手续，才能从政府领取管理机关核发的牙帖。领取牙帖后的牙商，其合法经营活动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的保护。牙商如果在牙帖有效期内因故歇业，必须到官府办理注销“牙帖”的手续。在中国牙商事业发展史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牙商法规和华北各省市地方性牙商法规，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体现出了牙商法制建设由传统到近代的渐进发展历程。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牙商法规和华北各省市地方性牙商法规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对新中国的经纪人法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的经纪人法规中的若干规定可以在民国牙商法规的传统中找到根源。档案和文献史料显示，华北牙商纠纷数量和类型均出现增长趋势；牙商纠纷的形态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姿态：在追逐利益面前，政府、牙商、商户、农民、商会、同业公会等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纷争不断，甚至发生多起群体性事件，构成对社会和商业秩序的严重威胁。纠纷解决的途径与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华北牙商具有明显的区域独特性。一方面，他们推动了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华北专业市场的兴盛；另一方面，华北牙商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牙商在积累了丰厚的利润后，将资本向流通领域、生产领域和金融信贷领域扩张和转移。这种扩张和转移即体现了资本的周转和增殖，又体现了中国近代商业的进步。牙商、牙商文化与市场经济扩大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牙商是民国时期商品生产规模扩大与市场经济扩大的产物；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扩大又同时呼唤成熟的牙商和牙商文化的复兴。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的繁盛与演变除了地缘、血缘与业缘关系外，更主要的是由一种精神、文化来支撑的。推进民国时期华北牙商文化的复兴对于商业的繁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具体而言，市场经济的扩大需要发扬华北牙商的三种精神文化：诚信公平、义利并举；信息意识、调和折中；竞争协作、创新进取。
国家计划委员会市场物价司[5]（1993）在《1990、1991两年主要经济政策的调整情况》文中提出 为适应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由直接调控为主逐步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变的需要,过去,我们每隔两年将主要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调整的情况进行整理,汇编成参考资料。应有关方面的要求,现将1990、1991两年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关税、外贸政策、汇率、工资和企业留利等八个方面调整的主要情况作了整理,供大家参考。
李建中[6]（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研究表明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新中国经济史研究室[7]（1992）在《我国“七五”期间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大事辑要（1986—1990年）》文中研究指明 一九八六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部署》提出,1986年农村工作总的要求是:落实政策,深入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部署》提出,从“七五”计划开始,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和农业事业费将适当增加;国家从征收的乡镇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税的增长部分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扶持农业。为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粮食合同定购方法将不断加以改进,并稳定农用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继续实行对农用生产资料的补贴,对有困难的小化肥厂减免税收,以便降低化肥销价。地方财政也要尽可能多拿出一部分钱投入农业,扭转一些地方农业投资递减的现象。水利投资要尽快恢复到1980年财政包
沈健[8]（2010）在《征管约束下的税制优化》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税收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税制的多目标调节与税收征管的矛盾亦日益突出,特别是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以来出现的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的矛盾越来越来明显,导致我国税收管理的质量与效率并不理想。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是税收管理中两个相互依赖的方面,现实中人为地把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并且片面强调税制优化的主导地位容易导致税收管理质量与效率的下降,为解决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的矛盾,本文着重从税收征管的角度就税制优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税收管理有一定的目标和原则,财政原则、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是最基本的原则。从税收原则内容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税收征管一直是税收管理的重要内容,没有税收征管,税制优化也是纸上谈兵、画饼充饥。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互相依赖,紧密相连,税制及其结构的优化必须符合上述原则,同时应遵循其特定的原理与方法。无论是税基优化还是税率设计,商品税、所得税在符合一定原则的前提下都有其规律与方法,而税制结构优化强调的是主体税种与辅助税种要相互协调与配合,使税制达到整体最优,而非某个或某几个税种设计的最优。再次,对税制进行优化会产生相应的宏观、微观经济效应,在税制设计中应根据不同的调控目标来进行税制的优化选择,充分发挥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税制优化还受社会历史状况、人文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影响,这些因素也是影响征管的主要因素,在税制优化过程注意这些因素将使税制更具实践操作性。税收征管从总的方面可以概括为申报征收、管理服务和税务稽查三个方面,由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税收征管同样也有其基本规律和方法。税收征管是伴随着税收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历经几个阶段的变化发展,是一门边缘性、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税收征管根据税收制度的要求进行,并且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征管模式、管理体制、法制建设、管理人员素质、征管手段的应用以及治税环境构成税收征管的基础,对建立在该基础之上的税源监控、申报征收、纳税服务、税务稽查与资源组织是税收征管的内容,即税收征管的能力与水平,这种能力与水平不是无限的,要受到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互相依赖、互相协调、相互制约,税制决定征管的内容,但税收征管的能力、征管成本对税制优化会产生制约,具体表现为对税制模式、税制本身、税基选择以及税率的设计产生影响。在一定的征管能力与水平下,在对税制模式的优化选择、税制的适当简化以及对小纳税人的管理过程中,必须把征管实践性作为税制优化的标准,实现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的协调。我国税收管理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税收管理的质量与水平并不高,突出的问题是税制的多目标导致了与税收征管的脱节。文章通过对我国现行税制及其目标、税收征管质量、税收征管基础及征管水平的分析,指出了税制优化忽视税收征管约束是我国税收管理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同时具体分析了流转税、所得税及其他税种等在税制设计上存在的缺陷及对税收征管造成的影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美国作为世界上税制最为复杂的国家,其税收管理的质量并不低,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使其具有强大的税收征管能力与水平,为复杂税制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使得美国的税收管理也优于其他国家。而发源于法国的增值税,由于增值税制设计比较合理,与税收征管的协调性比较好,对法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比较好的促进作用,可以为我国的增值税制改革提供良好的借鉴。发展中国家中,俄罗斯与印度尼西亚的税制改革在社会的动荡中历经几个阶段的反复调整、完善,其税收改革中的教训值得我们思考,税制与经济发展水平,与税收征管的能力不协调是税收制度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严重影响了税收管理的质量与水平。而我国香港地区的“简税制、轻税负、重征管”税收管理思路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国税制的优化首先需要依据现阶段征管能力与水平,从税制结构的优化开始,选择增值税、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作为我国的主体税种,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开征社会保障税作为所得税的补充,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在各具体税种的优化中,首先要改革流转税制,调整增值税与营业税课征范围,改革消费税,与增值税配合实现一般调节与特殊调节的结合。其次,要优化所得税制,一是要转变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模式,改分类制为混合制,降低边际税率,缩减税率档次,扩大税基,适当调整扣除标准。二是要做好新老企业所得税政策的衔接、加强与其他税种的政策协调、缩小税法与会计的差异、降低征纳成本、完善反避税措施等。三是开征社会保障税,实现由费改税的转变,消除制度不统一、统筹层次低、征缴体制不合理等弊病。再次,要优化行为税制,特别是改革土地增值税制设计,调节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交易行为,同时要简化小税种设计,方便税收征管。最后,要重视和发展财产税和资源税,研究开征物业税,转变房地产开发交易环节成本高,保有环节成本低的现状,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改革我国目前不合理的资源税设计,促进资源的合理节约使用。
章宏伟[9]（2008）在《改革开放30年出版大事记》文中认为1978年1月14日国家出版局在北京邀请一些老同志座谈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以及三家出版社合并组成的三联书店的历史,批驳了所谓"30年代黑店"的谬论。
冯乐坤[10]（2015）在《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自继受前苏联公有制中的国有财产理论以来,我国国有财产范围不仅极其广泛,又遍及全国各地,因国有财产统一由中央作为统一主体进行具体管理也不现实,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国有财产一直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管理,中央与地方一直分享着国有财产的利益,各级地方对其直接支配的国有财产事实上已经处于享有所有权之实,但各级地方所直接支配财产仍然被视为国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不断发生,为此,在借鉴前苏联后期以及俄罗斯立法转而采纳对国有财产实行的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以及各主要国家所采纳地方所有理念的基础上,我国理应赋予各级地方对其直接管理支配的国有财产享有所有权。不过,我国地方所有是将部分国有财产主体从国家变更为地方,地方所有财产其实就是对国有财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具体进行财产分权的结果,立法就应确定中央与各级地方之间对国有财产的具体划分标准,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也就最终得以确定。然而,受各国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各个地方均为地方所有权主体的影响,地方所有层级往往与地方层级具有对应性,地方所有权的形成其实就是以各国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为基础,既然我国目前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地方层级实行三级或者四级模式,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理应分为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等层级,因现实中的我国地方层级处于变动之中,地方所有财产必然会面临在各级之间进行具体分割,具体分割标准理应予以明确。当然,未来立法在对地方所有财产规定的过程中,不仅要适用各级地方所有权平等、利益衡量的理念,也要采纳“一般+分散”的立法模式,即宪法、民法进行一般性规定的同时,相关单行法也应对其加以规定,尤其要允许各地方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形而对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进行规定。
二、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停止对省产品批发不代扣税和零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停止对省产品批发不代扣税和零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近代中国商业史研究 |
| (二) 计划经济时期商业史研究 |
| (三) 改革开放初期商业体制改革的研究热潮 |
| 三、问题意识与创新空间 |
| (一) 关键词释义 |
| (二) 问题意识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重点与局限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局限 |
| 五、主要研究资料 |
| (一) 档案类资料 |
| (二) 报刊类资料 |
| (三) 汇编类资料 |
| (四) 其他类资料 |
| 第一章 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 |
| 一、中共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 |
| (一) 建政前的中共与商业 |
| (二) 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特征及对中共建政的影响 |
| 二、中共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 |
| (一) “大公”、“小公”商业的改组 |
| (二) 合作社“商人路线”的整顿 |
| (三) 私营商业的分利政策 |
| 三、武汉商业秩序的新旧过渡 |
| (一) 商业转业 |
| (二) 物资交流与商业联营 |
| (三) 新商事制度的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五反”运动的起因 |
| (一) 从增产节约运动到“三反”运动 |
| (二) 从“三反”运动到“五反”运动 |
| 二、武汉“五反”运动始末 |
| (一) 由工商界“四反”走向“五反” |
| (二) “五反”运动的四个阶段 |
| 三、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 “五反”运动的特征 |
| (二) “五反”运动对商人的过度打击 |
| (三) 商业、市场与商人思想的变化 |
| (四) “五反”运动后的经济变局 |
| 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局势变动 |
|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 武汉商业的新形势与商人的新矛盾 |
| 二、武汉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
| (一) 动员与起始阶段 |
| (二) 经销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三) 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四) 经济改组与安排阶段 |
| 三、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建构与运用 |
| (一) 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的缘由 |
| (二)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管理 |
| (三)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运用——以零售商改造为例 |
| 四、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 |
| (二) 商业过渡的困境与曲折——以武汉绸布座商为例 |
| (三) 社会主义商业的确立 |
| 小结 |
| 第四章 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 |
| 一、保障计划性: 商业行政管理体制的三次改革 |
| (一) 商业机构市区分工改革 |
| (二) “大跃进”与“大商业”管理体制的形成 |
| (三) 国民经济调整与改进零售商业管理体制 |
| 二、限制“非计划”因素: 自发商业的市场管理 |
| (一) 自发商业的生存策略 |
| (二) 自发商业的限制与管理——基于1957年的分析 |
| (三) 取缔计划商品流入自由市场 |
| 小结 |
| 第五章 计划与市场间的“徘徊者”:小商贩的特殊社会主义之路 |
| 一、小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
| (一) 小商贩的改造办法 |
| (二) 小商贩改造的定税政策 |
| 二、小商贩的安排及其调整 |
| (一) 安排小商贩的政策倾斜 |
| (二) 安排偏宽及其限制 |
| 三、残存小商贩的整顿改造 |
| (一) 残存小商贩的分类整改 |
| (二)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矛盾 |
| (三)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争议及处理 |
| 四、商业整改与调整退出小商小贩 |
| (一) 恢复合作商店与合作小组 |
| (二) 退出国合商业小商贩的安排政策 |
| 五、自发个体商贩的清理整顿 |
| (一) 自发个体商贩的井喷 |
| (二) 清理整顿自发小商贩的政策界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二、市场与政府间的“应然”与“实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房地产业面临着全新的发展问题 |
| 1.1.2 房地产业积累了突出的发展矛盾 |
| 1.1.3 房地产业肩负着更多的发展责任 |
| 1.1.4 房地产税收实现快速稳定的增长 |
| 1.1.5 房地产税收改革进程滞后 |
| 1.1.6 房地产税收改革压力巨大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对国内外文献的分析 |
| 1.3 篇章结构及研究方法 |
| 1.3.1 篇章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4.1 论文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 2 房地产相关概念、种类与属性 |
| 2.1 房地产相关概念 |
| 2.1.1 土地与地产 |
| 2.1.2 房屋与房产 |
| 2.1.3 建筑物与构筑物 |
| 2.1.4 房地产与不动产 |
| 2.1.5 房地产业与建筑业 |
| 2.1.6 房地产税与财产税 |
| 2.2 房地产种类 |
| 2.3 房地产属性 |
| 2.3.1 房地产的自然属性 |
| 2.3.2 房地产的经济属性 |
| 2.3.3 房地产的社会属性 |
| 2.3.4 房地产的政治属性 |
| 3 房地产税收的社会经济基础 |
| 3.1 房地产体制 |
| 3.1.1 房地产的产权关系 |
| 3.1.2 房地产的所有制关系 |
| 3.2 房地产业发展 |
| 3.2.1 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 |
| 3.2.2 房地产业的发展状态 |
| 3.3 房地产价格表现形式与影响因素 |
| 3.3.1 房地产价格表现形式 |
| 3.3.2 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 |
| 4 房地产税收的形成与发展 |
|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房地产税收 |
| 4.1.1 土地与房屋交易课税 |
| 4.1.2 土地使用课税 |
| 4.1.3 房屋使用课税 |
|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房地产税收 |
| 4.2.1 土地与房屋交易课税 |
| 4.2.2 土地与房屋使用课税 |
| 4.2.3 现代房地产税收改革历程 |
| 4.3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 |
| 4.3.1 房地产税收体系 |
| 4.3.2 房地产税种设置 |
| 4.4 现行房地产税收政策 |
| 4.4.1 2003～2008 年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
| 4.4.2 2008～2009 年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
| 4.4.3 2009年以来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
| 5 现行房地产税收的经济分析 |
| 5.1 房地产租、税、费关系分析 |
| 5.1.1 房地产租金与税收 |
| 5.1.2 房地产收费与税收 |
| 5.2 房地产税收水平分析 |
| 5.2.1 房地产税收绝对水平:从税收角度的观察 |
| 5.2.2 房地产税收相对水平:从地租和收纳角度的观察 |
| 5.3 房地产税收体系分析 |
| 5.3.1 房地产税种安排略多 |
| 5.3.2 房地产重复征税略重 |
| 5.3.3 房地产各环节税种设置欠妥 |
| 5.4 房地产财产税分析 |
| 5.4.1 城乡之间的土地与房屋存在法律差异 |
| 5.4.2 个人拥有不同房产之间存在法律差异 |
| 5.4.3 计税依据设计不够公平 |
| 5.4.4 个人拥有的经营性住房税收流失严重 |
| 5.5 房地产商品税分析 |
| 5.5.1 商品税体制滞后 |
| 5.5.2 商品税附加制度陈旧 |
| 5.6 房地产所得税分析 |
| 5.6.1 级差利润调整作用微弱 |
| 5.6.2 环保节能导向作用不足 |
| 5.6.3 调节社会存量财富功能较弱 |
| 5.6.4 社会正义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
| 5.7 总结 |
| 5.7.1 房地产税收职能:有作用但不可无限放大 |
| 5.7.2 房地产税收制度:有缺陷且不可被忽视 |
| 6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目标模式 |
| 6.1 理论基础 |
| 6.1.1 房地产税收社会学 |
| 6.1.2 房地产税收政治学 |
| 6.1.3 房地产税收伦理学 |
| 6.1.4 房地产税收经济学 |
| 6.1.5 房地产税收法学 |
| 6.2 基本架构 |
| 6.2.1 租利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体制 |
| 6.2.2 房地产税收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 |
| 6.2.3 房地产税收体系 |
| 6.2.4 房地产税收基本模式:确立分类房地产税模式 |
| 6.2.5 房地产税收目标模式:建立城乡企业与居民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制度 |
| 6.3 房地产估价制度 |
| 7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改革进程 |
| 7.1 近期方案 |
| 7.1.1 改进房地产财产税 |
| 7.1.2 改进房地产商品税 |
| 7.1.3 改进房地产所得税 |
| 7.2 中期方案 |
| 7.2.1 改进房地产财产税 |
| 7.2.2 改进房地产商品税 |
| 7.2.3 改进房地产所得税 |
| 7.3 远期方案 |
| 7.3.1 推广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 |
| 7.3.2 新设遗产税与赠与税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3）2015年中国税收政策与制度的重要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宏观政策和重大改革 |
| 二、农业、交通、通信和基础设施 |
| 三、资源、能源和环境保护 |
| 四、流通、对外经济往来和国际税收关系 |
| 五、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 |
| 六、房地产、金融、保险和证券 |
| 七、就业、社会保障、民政、民族和宗教 |
| 八、教育、文化、宣传、卫生和体育 |
| 九、区域发展 |
| 十、其他重要税收政策和制度调整 |
| 十一、税收法制和税收管理 |
（4）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由来、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华北牙商依托的自然、社会基础和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华北牙商依托的自然、社会基础 |
| 一、 华北牙商依托的自然基础 |
| 二、 华北牙商依托的社会基础 |
| 第二节 华北牙商的发展沿革 |
| 一、 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的行业继承 |
| 二、 民国时期的华北牙商（上） |
| 三、 民国时期的华北牙商（中） |
| 四、 民国时期的华北牙商（下） |
| 小结 |
| 第二章 华北牙商的经营活动 |
| 第一节 牙商经营的产品 |
| 第二节 牙行的内部结构 |
| 一、 资本组织形式 |
| 二、 人员构成和各自分工 |
| 三、 人员素质 |
| 四、 牙行的财务管理 |
| 第三节 牙商的经营职能 |
| 一、 栈房职能 |
| 二、 中介代理职能 |
| 三、 信息和服务职能 |
| 四、 金融职能 |
| 五、 公证和收付货款职能 |
| 六、 对市场进行管理的职能 |
| 七、 批发职能 |
| 第四节 牙商的经营谋略 |
| 一、 诚信第一、 公平交易 |
| 二、 掌握信息、紧跟市场 |
| 三、 注重管理、用人有道 |
| 四、 灵活经营、竞争之道 |
| 五、 地区协作、联号经营 |
| 第五节 牙商的营业收入 |
| 一、 牙商的总收入 |
| 二、 正常收入项目 |
| 三、 作为独立商人的收入 |
| 四、 获得非正常收入的手段 |
| 第六节 牙商的支出 |
| 一、 支出项目 |
| 二、 牙行的资金额 |
| 小结 |
| 第三章 华北牙商的构成、社会关系、行话与暗语 |
| 第一节 牙商的构成 |
| 一、 官僚、资本家出身的牙商 |
| 二、 地主、富农、绅士出身的牙商 |
| 三、 知识分子出身的牙商 |
| 四、 农民出身的牙商 |
| 五、 无业游民和无赖混混出身的牙商 |
| 第二节 牙商的社会关系 |
| 一、 牙商与政府、帮会的关系 |
| 二、 牙商与购销客户的关系 |
| 三、 牙商与出口商的关系 |
| 四、 牙商与金融、保险业的关系 |
| 五、 牙商与脚行、转运业的关系 |
| 第三节 牙商的行话、暗语与衣着 |
| 一、 粮食、油业行的行话与暗语 |
| 二、 蔬菜、干鲜果行的行话与暗语 |
| 三、 皮毛行、土布行的行话与暗语 |
| 四、 牲畜行的行话与暗语 |
| 五、 药行的行话与暗语 |
| 六、 农村集市上牙商的特殊衣着 |
| 小结 |
| 第四章 华北牙商的社会流动 |
| 第一节 牙商的上下流动 |
| 一、 向上流动 |
| 二、 向下流动 |
| 第二节 牙商的职业流动 |
| 一、 向企业家流动 |
| 二、 向银行家流动 |
| 三、 向批发商、实体商或牙商兼实体商转变 |
| 小结 |
| 第五章 华北牙商的税负 |
| 第一节 牙商税负制度的沿革 |
| 一、 牙税盈余制度 |
| 二、 牙税等则制度 |
| 三、 牙税包商征收制度 |
| 四、 牙行营业税制度 |
| 第二节 牙商税负的特征 |
| 一、 牙商税负所属范畴 |
| 二、 牙商税负的种类 |
| 三、 牙商税负的性质 |
| 四、 牙商税负的税率 |
| 五、 牙商税负的征收 |
| 第三节 牙商税负的税额统计 |
| 一、 牙商税负预算、实收统计 |
| 二、 牙商税负的省、县税收比例 |
| 三、 牙商税负在总税收中所占比例 |
| 第四节 牙商税负的汇解及使用 |
| 一、 牙商税负的收存管理 |
| 二、 牙商税负的汇解 |
| 三、 牙商税负的留拨 |
| 四、 牙商税负的使用 |
| 五、 牙商税负的减免 |
| 小结 |
| 第六章 华北牙商营业执照的传承与继替 |
| 第一节 牙帖的传承与继替 |
| 一、 牙帖继承制 |
| 二、 牙帖连任制 |
| 三、 帮帖替代制 |
| 四、 商民申请制 |
| 五、 官府招募制 |
| 六、 牙帖租用制 |
| 第二节 牙帖的注册 |
| 一、 承充牙商的条件 |
| 二、 开业登记的程序 |
| 三、 铺保制度 |
| 四、 牙帖和牙伙执照的式样 |
| 五、 牙帖的有效期 |
| 第三节 牙帖的注销 |
| 一、 牙帖注销的原因 |
| 二、 牙帖注销的程序 |
| 小结 |
| 第七章 华北牙商法规政策的演变 |
| 第一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牙商立法准备 |
| 第二节 北京政府的牙商法规 |
| 一、 中央政府牙商法规的转型 |
| 二、 华北各省地方性牙商法规变迁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牙商法规 |
| 一、 中央政府牙商法规的完善 |
| 二、 华北各省地方性牙商法规的完善 |
| 第四节 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牙商法规 |
| 一、 牙商法规的颁布 |
| 二、 牙商法规的继承 |
| 三、 牙商法规内容的变化 |
| 第五节 华北地区中共根据地的牙商法规 |
| 一、 牙商法规的颁布 |
| 二、 牙商法规思想和内容的演变 |
| 第六节 民国时期牙商法规的特点 |
| 一、 民国牙商法规之特点 |
| 二、 与明清牙商法规的异同 |
| 三、 南京国民政府华北各地牙商法规内容的异同 |
| 四、 南京国民政府与北京政府华北牙商法规之比较 |
| 五、 华北牙商法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纪人法规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八章 华北牙商的经营纠纷 |
| 第一节 民国前华北牙商纠纷的类型与特点 |
| 一、 牙、商经营纠纷 |
| 二、 牙、牙经营纠纷 |
| 三、 其他类型纠纷 |
| 四、 民国前牙商纠纷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纠纷的类型 |
| 一、 牙、牙经营纠纷 |
| 二、 牙、商经营纠纷 |
| 三、 与牙商相关的群体性纠纷 |
| 四、 其他类型的纠纷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纠纷的特点 |
| 一、 纠纷数量巨大，纠纷的种类繁多 |
| 二、 度量衡纠纷和差徭役纠纷的消失 |
| 三、 牙、商经营纠纷和牙、牙经营纠纷占纠纷中的主流 |
| 四、 牙商与官府、商会、同业公会、农民间的纠纷各占一定比例 |
| 五、 群体性纠纷凸显 |
| 六、 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式呈现多样化 |
| 小结 |
| 第九章 华北牙商与区域经济 |
| 第一节 牙商的区域特性 |
| 第二节 牙商与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 |
| 一、 牙商与天津的港口贸易 |
| 二、 牙商与石家庄的货栈经济 |
| 三、 牙商与郑州的交通枢纽贸易 |
| 四、 牙商与辛集的皮货经济 |
| 五、 牙商与张库大道的跨国贸易 |
| 第三节 牙商与华北专业市场的兴盛 |
| 一、 牙商与许昌烟草市场的兴盛 |
| 二、 牙商与胥各庄猪鬃贸易的繁盛 |
| 三、 牙商与安国药市的拓展 |
| 四、 牙商与张北马桥牲畜交易市场的繁荣 |
| 第四节 华北牙商的历史时代局限 |
| 一、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的民族商人 |
| 二、 重农抑商传统观念的歧视 |
| 三、 牙商群体本身的局限性 |
| 四、 贸易统制政策对牙商的强力排斥 |
| 五、 社会进步使买卖、产销直接对接增多 |
| 第五节 华北牙商的演进 |
| 一、 牙商资本在流通领域的扩张 |
| 二、 牙商资本向生产领域扩张 |
| 三、 牙商资本向金融信贷的扩张 |
| 第六节 市场经济呼唤牙商与牙商文化的复兴 |
| 一、 牙商的复兴与市场经济的扩大 |
| 二、 牙商文化的内涵与市场经济的扩大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6）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史料与方法 |
| 四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回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事业 |
| 一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发展概况 |
| 二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合作运动 |
| 一 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 |
| 二 刘少奇的合作社理论 |
| 三 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 |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49-1953) |
| 第一节 先天不足的产儿:自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 |
| 一 自上而下的组导工作 |
| 二 先天不足与后天变异 |
| 第二节 探索之中的业务经营 |
| 一 业务经营概况 |
| 二 业务经营中的两个特点 |
| 三 业务经营中的问题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的中轴线:计划统计制度的奠基 |
| 一 全国总社对计统制度的宏观勾勒 |
| 二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先天计统工作的加强 |
| 第四节 经营效益的晴雨表:财务制度的创立 |
| 一 全国总社有关财务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
| 二 南阳县供销社系统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五节 生产救灾与增产节约 |
| 一 生产救灾运动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 |
| 第六节 官办抑或民办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541957)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范围的相对固定 |
| 一 供销社的三大任务 |
| 二 供应业务分析 |
| 三 收购与推销业务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农村市场 |
| 一 占据农村市场领导地位 |
| 二 领导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合理安排农村市场 |
| 四 开放与管理农村自由市场 |
| 第三节 由支持生产救灾到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支持灾区生产自救 |
| 二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第四节 年复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和原因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农村商业(19581960) |
| 第一节 商业"革新"运动 |
| 一 商业体制的革新 |
| 二 商业技术革新 |
| 第二节 跳出商业圈子大办工业 |
| 一 商办工业兴起的原因 |
| 二 建厂情况概论 |
| 第三节 得不偿失的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运动 |
| 一 支持人民公社大办工厂 |
| 二 贻笑大方的副食品大生产运动 |
| 第四节 业务分析: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掀起购销狂潮 |
| 一 掀起生产资料供应狂潮 |
| 二 向工农业劳动大军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
| 三 农副产品收购:向农副土特废品"进军" |
| 第五节 评大跃进时期的商业 |
| 一 政治挂帅的消极作用 |
| 二 大购大销的严重后果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11965)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 |
| 一 商业调整概论 |
| 二 供销社主营的大类商品的购销原则 |
| 三 忙于救灾的1961年 |
| 四 开始恢复的1962年 |
| 五 恢复任务的完成 |
| 第二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农村私商问题的由来 |
| 二 由改造到领导 |
| 三 由领导到挤压 |
| 第三节 开放集市贸易 |
| 一 我国农村商业体制回溯 |
| 二 国家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规定 |
| 三 南阳县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饮下大跃进酿造的苦酒 |
| 一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 |
| 二 商品"三清"运动 |
| 三 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第五节 大队代购代销点的建立 |
| 一 建立的背景 |
| 二 性质和任务 |
| 三 业务经营及财务管理 |
| 四 代购代销员 |
| 五 领导管理 |
| 第六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 |
| 二 供销社系统支持农村多种经营的措施 |
| 三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四 不该消逝的副业"单干"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61976) |
| 第一节 商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
| 一 "批" |
| 二 "树" |
| 三 "改"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服务农业生产 |
| 二 服务农民生活 |
| 第三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大力支持社队集体副业的发展 |
| 二 社员家庭副业的尴尬处境 |
| 第四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对私指导思想 |
| 二 对私政策 |
| 三 对私商的冲击 |
| 四 南阳县处理私商问题的个案分析 |
| 第五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第七章 徘徊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6-1978) |
| 第一节 "双学一推"运动 |
| 一 搞好"学、揭、批" |
| 二 做好企业整顿 |
| 三 大树先进典型 |
| 第二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一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哈尔套经验 |
| 二 徘徊中的集市贸易政策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二 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三 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作 |
| 第四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以购促产 |
| 二 抓好商品基地建设 |
| 三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
| 四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9-2010) |
| 第一节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一 改革的背景 |
| 二 改革的内容 |
| 三 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业务经营概览 |
| 二 棉花经营 |
| 三 农资供应 |
| 第三节 官办转民办的尝试 |
| 一 股金风波 |
| 二 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社 |
| 三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 |
| 结语 |
| 一 百年回眸 |
| 二 展望未来 |
| 征引文献 |
| 后记 |
（8）征管约束下的税制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国内外研究状况 |
| 1.2.1.国外研究状况 |
| 1.2.2.国内研究状况 |
| 1.2.3.文献评述 |
| 1.3.研究的思路、框架和方法 |
| 1.3.1.研究思路 |
| 1.3.2.研究框架 |
| 1.3.3.研究方法 |
| 1.4.相关概念与定义 |
| 1.5.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税制优化及其效应 |
| 2.1.税收原则 |
| 2.1.1.财政原则 |
| 2.1.2.效率原则 |
| 2.1.3.公平原则 |
| 2.2.税制优化理论 |
| 2.2.1.最优商品税理论 |
| 2.2.2.最优所得税理论 |
| 2.2.3.最优税制结构理论 |
| 2.3.税制优化的效应 |
| 2.3.1.微观经济效应 |
| 2.3.2.宏观经济效应 |
| 2.4.影响税制优化的因素 |
| 2.4.1.社会历史状况 |
| 2.4.2.人文条件 |
| 2.4.3.制度环境 |
| 本章小结 |
| 3.税收征管理论及实践 |
| 3.1.税收征管理论 |
| 3.1.1.税收征管的本质 |
| 3.1.2.税收征管的发展历程 |
| 3.1.3.税收征管的内容及特点 |
| 3.2.税收征管的基础 |
| 3.2.1.税收征管模式 |
| 3.2.2.税收管理体制 |
| 3.2.3.税收法制建设 |
| 3.2.4.管理人员素质 |
| 3.2.5.税收征管手段 |
| 3.2.6.税收环境分析 |
| 3.3.税收征管的内容 |
| 3.3.1.税源监控 |
| 3.3.2.申报征收 |
| 3.3.3.纳税服务 |
| 3.3.4.税务稽查 |
| 3.3.5.资源组织 |
| 本章小结 |
| 4.征管约束下的税制优化 |
| 4.1.税制与征管的关系 |
| 4.1.1.税制对征管的促进作用 |
| 4.1.2.征管对税制的约束作用 |
| 4.1.3.征管与税制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
| 4.2.征管影响税制优化的具体分析 |
| 4.2.1.对税制模式选择的影响 |
| 4.2.2.对税制选择的影响 |
| 4.2.3.对税基选择的制约 |
| 4.2.4.对税率设计的影响 |
| 4.2.5.税收征管与纳税人类型 |
| 4.3.税制的优化选择 |
| 4.3.1.税制优化的标准 |
| 4.3.2.税制模式的优化 |
| 4.3.3.简化税制设计 |
| 4.3.4.建立推定税制 |
| 本章小结 |
| 5.我国税收管理现状分析 |
| 5.1.我国现行税制及其目标 |
| 5.1.1.我国税制的建立与发展 |
| 5.1.2.我国现行的税制设计 |
| 5.1.3.我国税制优化的目标 |
| 5.2.我国税收征管基础分析 |
| 5.2.1.我国税收征管模式 |
| 5.2.2.我国税收管理体制 |
| 5.2.3.我国税收法制建设 |
| 5.2.4.我国税收信息化建设 |
| 5.2.5.我国的税收环境 |
| 5.2.6.我国税务人员素质 |
| 5.3.我国税收征管的能力 |
| 5.3.1.税源监控能力 |
| 5.3.2.申报征收能力 |
| 5.3.3.纳税服务能力 |
| 5.3.4.税务稽查能力 |
| 5.3.5.资源组织能力 |
| 5.4.我国税制与征管的矛盾 |
| 5.4.1.流转税制对征管的影响 |
| 5.4.2.所得税制对税收征管的影响 |
| 5.4.3.财产行为税制对税收征管的影响 |
| 5.4.4.个私工商税收征管 |
| 本章小结 |
| 6.境外税制设计与改革 |
| 6.1.发达国家及地区税制设计 |
| 6.1.1.美国税制设计分析 |
| 6.1.2.法国增值税制度分析 |
| 6.1.3.香港税制分析 |
| 6.2.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 |
| 6.2.1.俄罗斯的税制改革 |
| 6.2.2.印度尼西亚税制改革 |
| 本章小结 |
| 7.我国税制优化的构想 |
| 7.1.税制结构的优化 |
| 7.1.1.主体税种的选择 |
| 7.1.2.双主体模式的选择 |
| 7.1.3.其他税种的选择 |
| 7.2.流转税制的优化 |
| 7.2.1.优化增值税 |
| 7.2.2.改革消费税 |
| 7.2.3.调整营业税 |
| 7.3.所得税制的优化 |
| 7.3.1.完善个人所得税 |
| 7.3.2.规范企业所得税 |
| 7.3.3.开征社会保障税 |
| 7.4.优化行为税制设计 |
| 7.4.1.优化土地增值税制设计 |
| 7.4.2.优化其他行为税 |
| 7.5.重视和发展财产税与资源税 |
| 7.5.1.研究开征物业税 |
| 7.5.2.调整资源税制设计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9）改革开放30年出版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 1978年 |
| 1979年 |
| 1980年 |
| 1981年 |
| 1982年 |
| 1983年 |
| 1984年 |
| 1985年 |
| 1986年 |
| 1987年 |
| 1988年 |
| 1989年 |
| 1990年 |
| 1991年 |
| 1992年 |
| 1993年 |
| 1994年 |
| 1995年 |
| 1996年 |
| 1997年 |
| 1998年 |
| 1999年 |
| 2000年 |
| 2001年 |
| 2002年 |
| 2003年 |
| 2004年 |
| 2005年 |
| 2006年 |
| 2007年 |
| 2008年 |
（10）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主要概念说明 |
| 二、选题缘起 |
| 三、研究现状 |
| 四、选题价值 |
| 五、基本内容 |
| 六、观点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与检讨 |
| 第一节 我国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 |
| 一、前苏联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及修正 |
| 二、我国建国前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与评析 |
| 第二节 我国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一、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之流变 |
| 二、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之检讨 |
| 第三节 我国非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一、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权的梳理与检讨 |
| 二、资源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第四节 国有财产主体理论的评析与选择—以我国国有企业财产主体理论为样本 |
| 第二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法理证成 |
| 第一节 地方分权与地方利益保护 |
| 一、地方利益的多样化和独立性 |
| 二、地方分权、地方自治与地方利益 |
| 三、我国地方自治与地方利益之关系 |
| 第二节 地方责任的独立性 |
| 一、地方支出责任与地方责任的关系辨析 |
| 二、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地方责任 |
| 三、地方债务的独立性 |
| 四、余论 |
| 第三节 原住民的利益保护与地方所有 |
| 一、原住民利益保护的法理基础 |
| 二、我国台湾地区原住民利益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
| 三、我国原住民利益保护之反思 |
| 四、我国原住民利益保护的立法路径分析—以矿产资源所有权为视角 |
| 五、结论 |
| 第三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层级分析 |
| 第一节 行政区划与地方所有的关系 |
| 一、域外主要国家行政区划层级之梳理 |
| 二、域外主要国家地方所有层级之梳理 |
| 三、行政区划与地方所有的关联性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的构建路径 |
| 一、省级地方的设置与省级地方所有的变动 |
| 二、地级地方的存废与地级地方所有财产的分割 |
| 三、乡镇级地方层级的存废与乡镇级地方所有的变动 |
| 第四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类型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所有的企业性财产 |
| 一、地方所有企业属性之界定 |
| 二、地方所有的企业性财产变动与地方利益的保护 |
| 三、各级地方划分企业性国有财产的规则 |
| 四、地方所有企业性财产的理论与实践—以银行股份制改革为中心 |
| 第二节 地方所有的财政收入 |
| 一、财政收入分权与地方所有 |
| 二、地方所有财政收入划分之基础 |
| 三、各级地方财政收入的重新分权—以设立地方税种为中心 |
| 四、各级地方之间的非税收入分权 |
| 第三节 地方所有的资源性财产 |
| 一、地方所有土地 |
| 二、地方所有矿产资源 |
| 三、地方所有水资源 |
| 四、地方所有森林资源 |
| 第四节 地方所有的行政事业性财产 |
|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财产范围之界定 |
| 二、行政事业性财产与土地、财政收入的关联性 |
| 三、各地方所有行政事业性财产之划分 |
| 四、地方所有行政事业性财产的理论与实践—以教育性财产为中心 |
| 第五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路径 |
| 第一节 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理念 |
| 一、各级地方所有权的平等性 |
| 二、地方利益的衡量性 |
| 第二节 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模式 |
| 一、国有财产的立法模式：梳理与评析 |
| 二、地方所有财产立法模式之梳理 |
| 三、我国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设计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文章 |
| 二、着作 |
| 三、博士论文 |
| 四、外文文献 |
四、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停止对省产品批发不代扣税和零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D]. 陈印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2]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D]. 李晶.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7)
- [3]2015年中国税收政策与制度的重要调整[J]. 刘佐. 经济研究参考, 2016(09)
- [4]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研究[D]. 张彦台. 河北师范大学, 2012(02)
- [5]1990、1991两年主要经济政策的调整情况[J]. 国家计划委员会市场物价司. 经济研究参考, 1993(Z1)
- [6]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
- [7]我国“七五”期间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大事辑要（1986—1990年）[J].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新中国经济史研究室. 经济研究参考, 1992(Z4)
- [8]征管约束下的税制优化[D]. 沈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0(01)
- [9]改革开放30年出版大事记[J]. 章宏伟. 编辑之友, 2008(06)
- [10]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D]. 冯乐坤.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