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与预测会议纪要（论文文献综述）
谢锐勤[1]（2019）在《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文中指出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僵尸企业”,法院并没有按照普通民商事案件简单处置,而是专门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并且在立案、审理、执行等审判流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服务国企改革导向,服务党政政策导向。事实上,法院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手法并非孤例,而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涉国资国企案件一脉相承的做法。那么,法院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公共政策导向呢?该如何评价该导向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分类法,国资国企无论在定性上还是定量上,重要性都显而易见,并且得到《宪法》隆重其事的规定。对于国资国企治理的研究,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司法保护研究相对欠缺。本文以国资国企为研究对象,以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为载体,对国资国企司法治理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以司法治理为主命题,以立审执等案件审判流程为实践基础,以国资国企司法政策为理论基础,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展现“中国渐进式双轨制保护模式”。具体到司法实践,首先体现在筛选机制上。从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可见,对于涉及部队军产案件、改制与破产案件、行政部门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拒绝司法。对于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保障企业改制与破产、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发挥司法建议功能,法院采取综合治理的态度能动司法。在拒绝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国企的策略是追求案件一揽子解决,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创造条件寻求司法救济,法院的策略是韬光养晦应对挑战。在能动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让法院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国企的策略是通过法院确认和保护改革成果,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通过适度让利换取权益尽快变现,法院的策略是通过全面整合资源力求标本兼治解决案件。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司法既要服务国家治理目标,又要完成改革任务分工,还要确定并发展自主性,力求进退应矩。正是在不断规范司法与政治的边界中,区分司法与党政的发展方式下,法院通过及时确认改革成果,推动国企改革以法治方式前进。其次体现在审理术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金融债权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优先保护与案结事了的态度进行处置。实践中,通过扩大或缩小法律适用,建立统一协调机制,达到医治“生病企业”的目的。审理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通过法院提升治理效率与效益,又通过支持公正司法树立法治形象。国企的策略是既将意识形态优势转化为制度利益,又通过巧用司法解释与拖延案件进度减少损失。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确认主要收益落袋为安,又有意让程序空转减少损失。法院的策略是既配合党政政策服务大局,又通过创设法律制度自我保护。审理中,参与者都有最低限度的同意,使得司法公正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司法既要落实国家治理,又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既要形塑独立社会功能,又要巧用调判结合方式。正是在司法自治与回应的平衡中,法官着力弥补司法制度不足,法院着力弥补公共政策不足,努力建构适合国情的多元法律秩序。再次体现在执行机制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执行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社会稳定案件、产权保护案件,法院一方面采取内外有别的态度倾斜保护,另一方面又服从大势所趋推动平等保护。实践中,通过健全执行联动机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既名正言顺服务大局,又推动政策转型走向平等保护。执行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采取多道防线自我保护,又支持法院巩固经济绩效。国企的策略是既制造事件保全利益,又以大局为重适度让利。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抵抗地方保护主义,又穷尽手段增强胜算。法院的策略是既适当控制执行幅度照顾各方利益,又尽力减少执行积案以完成司法任务。执行中,参与者都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博弈,法院则通过选择性执行达到利益平衡,避免司法政治化。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司法既要提升执行治理水平,又要增强制约行政能力,还要规范执行自主建设。在党带头解决执行难的语境下,法院建立健全平等保护体系,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具体到司法解释,法院充当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角色。从“立法”阶段来看,法院经历了 1978—1992年的萌芽期,1993—2002年的壮大期,2003-2012年的平稳期,2013年至今的成熟期。总体“立法”特点是回避政治问题、防止资产流失、维护社会稳定、迈向平等保护、夯实司法权力,法院一方面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仍努力建构平等观念与制度。在法院“立法”中,党的策略是既保障非公经济信心,又树立法治国际形象。人大的策略是既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又总结司法经验教训。国务院的策略是既与司法合力推进国企改革,又持续调适两者权力边界。国企的策略是既服从党政政策安排,又确保好处“一个都不能少”。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希望增加法律制度供给,又希望法院坚守司法公正底线。法院的策略是既在渐进式改革中积累治理国企技术,又在参与者的阳谋下进行专业化与自主性建设。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法院既要平衡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又要保障国企改革顺利推进;既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又要确认公共沟通成果;既要提高司法治理绩效,又要构建自主司法体系。在司法规则要适应国情的语境下,法院推动司法公正分阶段实现,推动主体性司法道路建构,从而更好实现司法治理现代化。从涉国资国企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可见,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法院采取老人老办法,逐步减弱对国资国企的倾斜保护;采取新人新办法,逐步增强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通过司法双轨制配合渐进式改革,达到经济与司法平稳过渡的目的,并逐步向顶层设计转型。博弈的背后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国资国企既是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法院应服务于党的使命。国企治理也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既要坚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又要有效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法院应确认好改革成果。在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的分工配合中,要推动“表达”与“实践”、“意识”与“制度”、“书本”与“行动”有机结合。博弈的目的是不断提升国企治理的合法性与现代性。在从运动治理向司法治理转型中,法院要学会规范好政策与司法之间的距离;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上,党与司法要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与法治化;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利用上,司法要推进自主型治理道路;作出属于法院的贡献。在推进民族复兴的目标指引下,中国司法要与中国地位相匹配,应展现出大国司法形象,应具备中国司法自信,应坚定走中国法治道路,这是改变西方“中心”与“边缘”支配格局的必然选择。从国资国企司法治理来看,法院“以中国为中心”,展现了“中国渐进式双轨制法治模式”的道路自信,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制度自信,这既是终结“终结的预言”,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与升华。法院“以中国为方法”,展现了“主体性司法”的文化自信,展现了“立法者的司法”的理论自信,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的认同,也是对“中国特色”教条化的反思与升华。法院参照“经济发展阶段论”模式,展现了“渐进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智慧,展现了“增量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方案,这既是对司法公正的建构与进化,也是对党治理国家合法性转换的反思与升华。于党和国家而言,现代化一直在路上,而人民利益是永远不变的归宿,改革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司法将在多元主义法治观的指引下,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陆蓓[2]（2008）在《提高透明度的货币政策操作与效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央银行业务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从隐秘操作逐渐走向开放和透明。新西兰、英国、挪威、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提高了货币政策透明度后都获得了比较理想的政策调控效果,通货膨胀水平和经济发展态势表现良好。近年来,我国货币当局也采取一定的措施提高透明度,除定期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声明、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金融统计资料外,中国人民银行官员还多次发表引导性、探测性的讲话,透露一些有关中国未来利率政策的线索。货币政策操作从不透明走向一定程度的透明不仅体现了我国宏观调控理念的进步,而且也符合中央银行体制的发展潮流。然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在提高透明度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制度和经济方面的障碍,制约了我国透明操作效果的发挥。因此,为了给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如何引入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操作思路,改进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方式提高政策绩效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把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研究放在预期管理的大框架下考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回顾货币政策透明度发展概况,研究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引导公众预期的理论基础;二是比较分析发达国家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方式和效果,并以此为基础,总结实施透明度的条件,构建中央银行信息沟通引导市场预期的政策框架;三是运用中国的数据和拓展的选美竞赛博弈模型验证框架,评价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状况及中国人民银行信息沟通的政策效果。在此基础上,对下一步我国提高透明度的渐进过程归纳总结。全文共分为八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文献综述及主要的创新。第二章研究货币政策透明度的起源、涵义和发展。伴随着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增强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内涵不断拓展与深化。最新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理论发展与实践经验均表明:世界各国的央行都非常重视预期,中央银行有效的信息沟通是引导和利用市场预期最重要的手段。第三章对信息沟通提高货币政策操作效果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具体的阐释。货币政策主要不是通过利率渠道,而是预期渠道进行传导的,信息沟通有助于控制和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从而影响利率的期限结构。理性预期理论是预期形成的标准理论,但是其结论的得出基于严格的假设条件。事实上,信息沟通可以引导多重均衡,降低因学习过程引发的不确定性,令市场结果收敛到理性预期均衡点。第四章分析发达国家提高透明度的操作方式和效果。本文通过比较美国、欧盟和英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状况和央行选择的信息沟通策略,总结出不存在适合所有央行的唯一最佳的信息沟通模式。美联储主要的信息沟通方式是政策声明和国会证词;欧洲央行是介绍性声明和月度公报;英国央行是通货膨胀报告和会议纪要。尽管信息沟通模式不同,但提高透明操作的政策效果相近。透明度提高后,金融市场预测未来货币政策决策的能力和货币当局通过资产定价影响金融市场的能力都有所增强。第五章构建了中央银行信息沟通政策的基本框架,包括信息源、信息内容、信息渠道、目标群体和反馈机制五个要素。各国央行提高透明度的过程正是这五个要素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根据社会各个领域沟通群体的需要选择适合不同目标群体的信息内容和沟通方式引导市场预期。金融市场十分关注央行公布的政策声明措辞,声明中有关政策决策和未来经济展望的信息内容是引导市场预期的重要因素。本文分别应用泰勒规则公式和预期假说分析政策声明影响市场预期的运作机制。第六章提出货币政策透明度适度论,对中央银行目标函数、威胁金融体系稳定的信息、货币政策委员会内部讨论和货币政策路径等内容是否应该公布,以及透明的程度等矛盾还较为突出。中央银行很难在实际操作中找到确切的平衡点使得透明度达到最优,需要将理论与经验相结合,不断权衡各种透明度措施对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以求达到最佳的货币政策效果。第七章讨论了我国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的进程、采用的衡量方法以及实施信息沟通货币政策的制度条件。中国人民银行的操作思路逐渐从超出公众预期以期产生政策冲击效果向加强对话与交流,引导并利用公众预期方向转变。对中央银行提高透明度效果的评价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指标法衡量中央银行为提高透明度所作出的努力,二是时间序列法检验公众是否理解了央行的政策意图。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人民银行信息沟通在引导公众预期方面的作用有限。基于上述检验结果,本文拓展了凯恩斯选美竞赛博弈模型,解释信息沟通效果不佳的原因。考虑到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不高,可供选择的政策操作工具有限以及短期内无法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等因素影响,近期通过对货币政策框架进行根本性变革来提高透明度的做法不太现实,我国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八章归纳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并对本文的不足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本题目在国内货币政策研究领域尚属前沿,国内学者对透明度的研究只是关注如何理解透明度以及探讨透明度与责任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对于如何实施透明度以及中央银行信息沟通这种新型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还鲜有人提及。国外大多数文献的研究重点在于某一特定国家央行的信息沟通与金融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本文则试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挖掘不同国家提高透明度操作的一些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为我国货币当局在政策操作时有所借鉴。基于此,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系统地研究中央银行信息沟通货币政策的运行机制,提出不同于传统的通过政策决策行动调控经济的操作思路,分层次探讨影响信息沟通效果的信息源、信息内容、沟通渠道、目标群体和反馈机制等关键要素,抽象出基于透明操作提高货币政策效果的操作框架;其二,借鉴和分析国内外研究者的研究方法,选取中国的数据检验我国央行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操作效果。拓展了选美竞赛博弈模型,除了考虑中央银行公共信息精确度的影响因素外,引入市场反应因素,客观评价中国人民银行信息沟通的政策效果,提出当前中国人民银行既“透明”又“出其不意”的做法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其三,以国外成熟市场的信息沟通货币政策为标尺,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货币政策操作的演变规律,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操作思路,研究结果对我国政策制定、政策取向具有建设性意义。
王新越[3]（2014）在《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旅游产业迅速崛起，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旅游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逐步深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组织等综合功能不断加强，呈现出“旅游化”的趋势。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城镇经济的繁荣，城镇景观在空间上的拓展，城镇生活方式的普及等等，都为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物质、文化等基础，也为旅游化的形成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伴随着“十二五”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深化，目前工业化对我国城镇化的主导作用已经开始减弱，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它们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旅游产业是服务业的龙头，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产业关联性，可以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效应，因此，新型城镇化可以以旅游化为引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城镇化的全面发展又可以进一步加速旅游化的进程，二者相互促进，从而实现旅游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旅游学、产业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采用耦合函数法、聚类分析与灰色预测等定量方法，按照“内涵—机理－测度－协调关系—类型”的思路，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以期为旅游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首先，根据世界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我国旅游产业的规模与功能、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定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阐明旅游化的产生与形成，并在现代旅游产业概念的基础上科学界定旅游化的内涵。旅游化就是指通过旅游活动与旅游文化的普及、旅游空间与领域的不断拓展、旅游产业要素发展完善、旅游产业与第一、二产业及其他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生态、组织等功能得以全面发挥的基础上，使其发展成为国家或区域支柱产业，并广泛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过程。因此，“旅游化”不仅是一种现象、一种过程，更是一种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人们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通过分析旅游化与旅游产业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阐释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差别，在此基础上解析旅游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机理，并根据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关系的强弱将二者相互作用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旅游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型、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型、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萌芽型。然后，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对城镇化的要求，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8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从旅游化内涵出发，统筹考虑旅游产业规模和旅游产业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生态、组织功能，构建旅游化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遴选影响城镇化系统和旅游化系统的评价因子；运用熵值法对2000－2011年城镇化和旅游化评价体系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各指标权重；再根据建立的旅游化、城镇化评价体系，测算我国31省市城镇化、旅游化发展水平，重点分析2000年以来各地区城镇化、旅游化差异的时空演变轨迹和结构性动因。研究表明，家用汽车的拥有量、国内旅游收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是与旅游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因子。最后，根据2000-2011年我国31省市旅游化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定量分析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关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的方法确定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采用耦合函数法和协调发展度的方法，建立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评价模型，评价2000－2011年各地区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二者正在逐渐由不协调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东部地区已经形成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隆起带，北京、上海和浙江是二者协调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再对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的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结合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关系类型的研究，将我国31省市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的现状，划分为旅游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型、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初步协调型、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萌芽低度协调型3个基本类型，并选择典型地区对该种类型的发展模式运行效果进行预测与检验；再针对不同类型提出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方向与主要动力，为国家和地区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辅助决策支持。
周长友[4]（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谭贵华[5]（2012）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法律制度完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以来所确立并至今仍在坚持实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尽管历经30余年的改革发展，该体制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和完善，并被实践证明仍是符合农业生产特点以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但亦须正视的是，其所处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及所服务的核心目标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在运行中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对此，学界虽然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并且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达到了极为深入的程度，但这方面的探讨也还存在一些缺陷，除了以“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为主题展开的直接特别是系统性研究较少外，其中尤为明显的不足是，这些研究更多是从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视角展开，而从法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对欠缺，尤其是从法学视角展开的系统性研究可谓尚付阙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靠党和国家的政策来推动的；在此过程中，法律制度供给严重不足，这使得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尽管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家适时制定了一系列直接和间接涉及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法律法规，为其稳定和完善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法制保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方面的法律制度供给仍不同程度地存有不足。对此，虽不应抹杀政策所具有的功用，但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今天，更需要重视法治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完善提供保障，一方面将行之有效的政策适时地上升为法律规定，另一方面根据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创制推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法律制度，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法律与政策的良性互动。本文即是针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既有研究的不足并基于以上认知，站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立场，通过综合运用历史、规范、实证、比较等分析方法，在对我国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与确立，以及其确立后的制度变迁历程加以全面、系统爬梳的基础上，立足新时期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所处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对其当前所存在的突出法律问题予以重点剖析，进而提出尽可能具体的完善对策。全文除绪论和结论，主体部分由以下5章构成。第一章——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与确立，乃是要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中央出台的政策立法文件的梳理，力图清晰地揭示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是如何逐步形成的，以及该体制最初被正式确立时体现的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总体而言，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乃是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实施农业集体化以来所形成的高度统一经营体制尤其是人民公社体制的扬弃，并且在其最初确立时体现的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集体统一经营”的制度架构。具体而言，一方面，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摈弃了以往具有高度集中管理特点乃至是以各种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一经营主体的经营形式；另一方面，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又传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土地改革基础上通过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形成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一些重要构成要素，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双层经营”格局中不断调适的，只是由于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集体统一经营长期占据着绝对地位，直至问题积累日深并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才得以在正式层面确立起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第二章——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确立后的制度变迁及现存法律问题，旨在通过对国家所出台的相关政策立法文件的梳理和解读，系统揭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正式确立后历经30余年的改革发展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形成了哪些较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法制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予以揭示。就总体来看，一方面，决策层基于实际情势的变化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不断予以修正，如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取代“家庭联产承包为主”，并形成了至今延用的正式表达，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另一方面，决策层亦充分肯定并切实支持统一经营方式的机制创新，如今在实践中总体上形成了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组织依托的三种较为典型的统一经营机制。与此同时，随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提出，国家逐步重视依靠法律治理农业和农村，并出台了一系列直接和间接涉及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立法，为其稳定和完善提供极为重要的法治保障。不过，尽管这方面的改革及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官方既有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内涵的界定与实际情况不甚契合，尤其是统一经营的内涵有待拓展和予以更加正式和科学的界定；旨在落实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政策进而健全家庭承包经营机制的法律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旨在培育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组织发展进而健全统一经营机制的法律制度供给亦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第三章——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总体分析，旨在通过结合前两章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历史回顾、现状审视，就我国当前乃至今后改革与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在一个较为宏观的层面上展开分析，以期更为清晰地勾勒出在探索健全该项体制以及完善相应法律制度安排时可为之努力的方向以及需要遵循的基本准则，与此同时，亦为本文后两章的基本逻辑架构及相应阐述的展开作出铺垫。本章的基本结论是：其一，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总体上应当界定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并与以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或是多样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载体的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意味着：一方面，需要在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完善相关立法让农民享有长期稳定、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另一方面，健全农村统一经营机制及其法律制度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仅重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完善其相关法制；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多元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而以此为依托提高农民组织化和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程度，亦是落实农村统一经营机制的重要途径。其二，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深化改革总体上需要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协调农民权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在坚持市场化导向改革的基础上协调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在重视法治的保障作用的基础上协调法治保障与政策导向的关系。第四章——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乃是从具体法律制度完善的角度对前文梳理得出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现存法律问题予以回应。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核心无疑是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而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关键又在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基于此认知，本章着重分析提出可采取以下措施来完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法律制度：进一步健全有关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农村承包地调整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法律制度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应在予以适当规制的基础上，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和放宽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限制；通过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的基本立法、统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机构、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登记的法律效力、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程序和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法律制度等，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法律制度。第五章——农村统一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亦是从具体法律制度完善的视角对前文所揭示的农村统一经营现存法律问题予以回应。经济组织制度建设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其他各项基本经营制度发挥功能的极为必要的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有鉴于此，并结合农村统一经营机制的创新发展方向，前文选择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经济组织制度建设的视角梳理了农村统一经营法律制度所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章着重分析提出了以下对策：其一，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具体而言，适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专门和基本法律，重新认识和清晰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以及尽快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法人）地位。其二，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一是拓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态法定化立法，重点在于明确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以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代表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法律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健全相应的法律运行机制；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如增加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法律规定，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营法律机制以更好地保障社员和交易相对人的利益，以及建立健全扶持政策的法制化实施机制。其三，完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与农业经营的相关法律制度。关键在于通过完善立法以合理引导和规范龙头企业参与农业经营的形式和范围，以及建立健全龙头企业扶持政策的法制化实施机制。
杨发祥[6]（2004）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文中指出计划生育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开展计划生育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人口的现代化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九章。 导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简单介绍了基本文献资料，交代了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包括中国古代的计划生育思想、近代以来的国内外计划生育思想及活动。 第二至第六章分阶段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历程。1949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大体经历了五个较长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1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时期。其中，1949-1953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缺失与提出阶段；1954-1957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与初步开展阶段；1958-1961年，计划生育步入发展的歧路阶段。第二阶段（1962-1970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时期。1962-1965年，是计划生育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点阶段；1966-1970年，计划生育陷于停顿阶段。第三阶段（1971-1978年），是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时期。以[71]51号文件的发表为标志，中国计划生育进入实质性的发展时期。第四阶段（1979-1991年），是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时期。1979-1984年，是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和政策调适阶段。1985-1991年，是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时期。第五阶段（1992年以来），是计划生育的新形势和新探索时期。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我国步入体制转型时期，计划生育工作适应新形势发展，迎接新的挑战，进行新的调适，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生育工作运行机制，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第七章主要阐述了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中相关政策、运作机制及实际效果的地方差异，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之间、涉外婚姻与本土婚姻之间等呈现出多层次特征。我国计划生育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和流动人口上，这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在本章中，还阐述了我国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包括“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中，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和实施等。 第八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的社会变迁，包括计划生育对妇女、儿童、老人及家庭规模、功能和结构类型的影响，计划生育与我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计划生育与城乡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新型生育文化的生长等。 第九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与国际环境。 结语主要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包括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并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规律和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趋势进行了战略性前瞻与预测。
金珍[7]（2018）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与国际合作机制的关系正在逐渐由参与、融合,向塑造、引领转变,“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在全球和地区合作中日益突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就是中国倡导和引领建设的次区域合作新机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作为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后来者”,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如何处理和协调次区域内既有机制尤其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系,在学理和现实层面都面临着难题。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共同参与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六国间最早且最为成熟最具影响力的合作平台。2014年,在国际和地区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倡议并引领了次区域合作新机制的建设。2015年11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议在中国云南顺利举行。2016年3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中国三亚成功召开。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迅速发展成为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这一进程,一方面,反映出随着次区域合作的深化,中国正在由国际机制的参与者向倡导者、主导者的转变,这其中的经验值得探讨与总结。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卷入不断嵌套、重叠的多边地区机制之中,机制复杂性也日益成为中国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结构因素。如何妥善处理新老机制的关系,成为当前面临的现实难题。由此,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在学理层面,有利于把握次区域合作演进发展的态势,为新的理论突破提供更为可靠的事实依据。在实践层面,对于我国处理国际机制复杂化的问题可以提供良好的参鉴样本。本文首先明晰次区域合作的基本概念,探究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次区域合作的内在关联。结合区域主义、功能主义、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等相关理论,提出次区域合作机制间的比较分析框架,即纵向的历史比较,横向的机制间同类要素比较。第二,运用这个框架,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进行比较分析,探讨次区域合作演进发展的规律。纵向上,比较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各自的时代背景、发展历程、主要成果、主要困难,揭示后者对于前者的突破与发展。横向上,从合作领域、机制建设、合作主导权等方面进行比较,全面把握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在合作领域、合作主导权等方面的优势,也准确分析其在机制建设方面的相对不足。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剖析两项机制的内在关联,指出两项机制应该且可以实现协调发展,共同推进次区域的繁荣与稳定。第三,探究其对我国在新时期参与次区域合作的启示。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成熟到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创设和推进,这一进程折射出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合作已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对于我国在周边外交新时代如何引领和深化次区域合作,以及如何处理既有机制与创设机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通过以上研究,本文认为,一是依据合作的深度不同,次区域合作可以分为“低阶次区域合作”和“高阶次区域合作”两类。“高阶”相对“低阶”次区域合作而言,强调的是合作层次、合作水平及合作机制的提质升级。主要指原有的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合作机制等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新的发展形势,因此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来推进合作的调整和深化。这也是一个合作需求逐渐升级、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以及合作机制不断演化的过程。二是,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创建契合了澜湄次区域“高阶”合作发展趋势,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不是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另起炉灶”,尽管其有望建设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升级版”,但是实现全面超越仍有待时日。在次区域的发展进程中,二者必然长期共存,只有正确处理二者的竞合关系,实现协同发展,才能切实降低各方参与成本,减少合作中的不确定性,提高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提升机制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三是周边地区机制复杂性及机制建设与中国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中国应该完善相关机制建设,以推动地区深度融合,深化周边外交合作。要准确认识在周边区域合作中,创设机制与既有机制之间不是“零和”关系,而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二者竞争的一面需要磨合,二者共通的一面提供了协同发展的空间。中国倡导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无论在理念设计还是机制安排等方面,都秉承着协同发展、开放包容的基本原则,创设机制是对既有次区域合作架构的补充而非替代,充分体现和展示了“和而不同”的中国理念。
田文芝[8]（2020）在《国际边境水域委员会与美墨边境治理》文中研究表明在国家间的双边关系中,国家边界维护和边境治理既涉及领土主权和资源纠纷,也极易激发民族情感,是极为重要而敏感的问题,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相关问题决非是某个国家或单一手段可以解决的,需要相关国家以及利益相关方之间广泛开展有效合作。美国与墨西哥有长达3144公里长的水陆边界线。格兰德河与科罗拉多河不仅成为两国界河,也成为两国少雨干旱的边境区域共享的水资源。美墨战争结束后,为勘定边界,解决边界领土争端和跨境治理问题,两国先后联合组建了“边界联合调查小组”“国际边界委员会”和“国际边境水域委员会”,并赋予它们负责边境堪界以及解决相关争端的调研、协调和处置等职权。此后,在美墨两国政府的主导下,该机构在边境领土争端、水资源治理、边境区域联合开发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重要经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曾经高度紧张的两国关系,推动着两国在现代社会逐步走向和平协作。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世界的变化,人们对美墨边界跨境治理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而特定背景下签署的双边条约以及依据条约建立的国际边境水域委员会正面临新的挑战和革新发展的前景。但是,委员会在边境治理中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值得关注和总结。
崔宪涛[9]（2003）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文中提出所谓国际关系，或者说世界格局，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当代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国的行为以及大国之间的关系来推动、制约乃至破坏着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两个世界大国，而且作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和义务的国家，面对冷战后世界格局变化带来的挑战和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率先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认为，对这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中俄两国本身看，作为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而且是地缘接近的两大邻国，没有任何理由不搞好或不加强双边关系。历史证明，中俄关系的惟一最佳选择就是和睦相处，和则两强，分则俱弱，正如中俄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中俄两国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共识，对抗或结盟都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从世界范围看，中俄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关系到国际政治的发展走向，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迁，特别从长远看，随着中俄两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加强，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将越来越大。21世纪的世界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格局载入史册，从一定程度上说，取决于中俄两个世界大国的关系发展。可以说，这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是：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为主线，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包含的基本内容为对象，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存在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为目的，就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就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政治关系、经贸合作、科技文化教育军事技术领域合作与交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本文的结构由引言和六章正文组成： 第一章是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综论，所要阐述和解决的问题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的起因、过程和条件，原则和目标，特点和意义。目的是要说明：在当今时代，中俄两国为什么要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也就是说，是哪些因素促使中俄两国领导层选择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不是对抗或结盟的关系。同时说明，为什么中国选择俄罗斯和俄罗斯选择中国作为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对象，而不是欧洲国家，不是日本或美国?本章的目的是使我们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把握，以便于后面各章分门别类地展开阐述。 第二章是关于中俄两国政治关系。中俄政治关系是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国关系的基本起点和主导部分。政治关系直接决定着其他关系的发展方向与水平。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中俄政治关系是最值得称道的，也是非常富有创造性和借鉴性的。本章主要阐述中俄政治关系建立的基础，发展的过程，两国在国际领域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合作，法律基础和机制，以及对两国关系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第三章是关于两国经贸合作。新时期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因素的分量增强。中俄经贸合作是建立在一个非常深厚和广泛的基础之上的，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没有广泛B民人的经贸合作，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没有坚固的勘出，也没有前途。本章包括三部分内容：（）分析中俄经贸合作的基础和客观条件； （二）分析中俄经贸合作的特点和现实问题（3）中俄经贸合作的前景和基本对策。重点是对中俄经贸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前景和应采取的对策进行阐述． 第四章是关子中俄两国科技、文化教育、军事枝术的合作与交沈 中俄科教合作，对俄罗斯来是jc有助子其大量的、最新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对中国d有助于在一些尖端科伎领域更决地发展，以用Y一些实用技术的开发和转让；而文化教育的合作，不仅有助子中俄两国人民思想、精种领域的了解与接近，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培移深厚的基础，而文化教育作为一门产业，加强合作与交流，对中俄两国来说都是有益的；至于军事技术的合作，不仅可以列B＄U)opde的保证，克实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容，对中国来说，可以加快国防建设现代化的步伐，可以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关系到国家主权与领土的究整；对俄罗斯来说，可以加快新式军工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保持俄罗斯在革工产品研制开发方面领先世界的优势，可以挽救大量濒临破产的军工企业，特别是不断增加在世界军火销售市场上的份额同时，可以对亚太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本章同时对中俄科技、文化教育和军事技术合作进一步发晨提出了方向． 第五章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周边大国（地区）关系．作为大国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是关系到世1H各局、关系到卜b不和平与发展的大事．本章主妄书轧讨在中俄战呐巾中作伙伴关系大背景下，与中俄关系相关的大国或地区的关系，如中、俄、美的“大三角”关系，中、俄、印的关系，中、俄、美、中亚的关系，中、俄、美、日关系等．尤其是对中国来说，在建立与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如何同步保持发展与世界其他
王园园[10]（2019）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文中认为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成绩显着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在制造业方面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然而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我国制造业低技术密集度产业产品或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依然较大,需要在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尤其是高技术密集度的产业产品发展方面加大力度。本文针对我国目前产业转型升级的特殊阶段,基于FDI异质性研究我国制造业获得技术溢出的效率提升,以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本文对以下内容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对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技术溢出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及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其次,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及机遇挑战进行总结,并分析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发展情况与现状及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问题;再次,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出发分析FDI异质性,以我国制造业企业为实证分析对象检验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具体路径;从次,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及前文研究结论提出基于技术溢出的研究假设,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检验;最后,采用直观结构性FDI引力系统,基于反事实研究方法估算FDI对我国贸易和总体福利的影响,进一步验证FDI对产业升级和国家福利的作用。这五个方面的系统分析共同构成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基于FDI异质性并结合制造业产业技术密集度特征,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及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相关影响存在差异,具体为:在我国的市场寻求型FDI对四类制造业产业都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对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次之,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小,对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小,因此对于我国制造业转型及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目标帮助较大,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及优惠措施进一步鼓励市场寻求型FDI在我国的投资;在我国的效率寻求型FDI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和低技术密集度产业有负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高技术密集度和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低,说明我国目前的制造业发展目标和效率寻求型FDI对我国制造业产业所产生的相关影响并不吻合,因此可以适当压缩或者不鼓励效率寻求型FDI在我国的大规模投资;资源寻求型FDI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和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同样有负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高技术密集度和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亦相对较低,同样反映出当前阶段我国制造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中资源寻求型FDI的作用贡献相对较小,因此采取不鼓励不倾斜的政策态度较为合宜;创造资产寻求型FDI对四类制造业产业都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对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次之,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小,对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小,较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定阶段和制造业转型及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目标要求,因此可以通过相关优惠政策及积极鼓励措施对这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形成吸引力,助力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及前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对制造业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联合回归中,水平技术溢出效应和后向关联溢出效应在1%水平通过显着性检验,前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在10%水平上通过显着性检验,而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中FDI的直接效应并不显着只存在中介效应,其中水平技术溢出效应与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对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影响系数为负,即水平技术溢出效应与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对相关产业存在一定的抑制性和挤出性,说明当前制造业相关产业的技术溢出传导机制效率较低甚至抑制技术进步,因此我国制造业运营的市场机制需进一步优化,相关法律制度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同时要精简不必要的办事流程和办事步骤。通过估算FDI反事实总出口和福利变化的百分比分析FDI的福利效应,我国的国家福利与FDI之间呈正相关影响,证明FDI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及国家福利整体而言是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在反事实情况下FDI的消失对我国福利影响的程度比相当部分的国家影响都更大,这说明FDI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领域对我国的福利水平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进一步提出加大市场寻求型FDI及创造资产寻求型FDI吸引力度;为制造业发展营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生态系统,重视研发投入;加速推动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充分发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继续完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供应商网络,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等结论。
二、2000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与预测会议纪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与预测会议纪要（论文提纲范文）
（1）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认真对待国资国企司法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特殊在哪里 |
| 三、宪法规定与司法实践 |
| 四、研究语境 |
| 五、问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立法层面 |
| 二、行政层面 |
| 三、司法层面 |
| 四、为什么以司法治理为进路 |
| 第三节 理论脉络和内容结构 |
| 一、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 |
| 二、从案件审判流程来论述 |
| 三、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公法与私法的交叉学科研究 |
| 二、策略博弈分析法 |
| 三、法律实证研究 |
| 第五节 可能的贡献 |
| 第六节 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1: 不予受理企业改制案件 |
| 二、材料2:能动司法受理涉外案件 |
| 三、材料3:能动司法服务国企改革 |
| 第二节 受理还是不受理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三节 能动还是克制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四节 为什么拒绝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实事求是? |
| 第五节 为什么能动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利益均沾? |
| 第六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 |
| 一、司法服从国家治理需要 |
| 二、司法完成改革任务分工 |
| 三、司法确定并发展自主性 |
| 四、小结与反思:进退应矩? |
| 第七节 反思与展望:走向自主型司法 |
| 一、司法与政治:调整权力边界 |
| 二、司法与党政:区分发展方式 |
| 三、司法与改革:确证成果合法 |
| 第二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术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4:不良债权系列案件 |
| 二、材料5: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金融债权案件 |
| 五、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保护理念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专项资金支持 |
| 二、减免缓诉讼费 |
| 三、开通绿色通道 |
| 四、组建专业团队 |
| 五、出台指导意见 |
| 六、统一协调机制 |
| 七、效果导向:“生病企业”的医院 |
| 八、小结与反思:戴着镣铐跳舞?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审理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螺旋式上升?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 |
| 一、司法治理落实国家治理 |
| 二、司法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
| 三、司法形塑独立社会功能 |
| 四、司法巧用调判结合方式 |
| 五、小结与反思:过渡性策略?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法律多元主义 |
| 一、法官弥补司法制度不足 |
| 二、司法弥补公共政策不足 |
| 三、建设多元一体法治国家 |
| 第三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的执行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6:债权执行系列案 |
| 二、材料7:基本解决执行难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五、涉及产权保护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平等保护势在必行?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区别对待执行 |
| 二、案件报告制度 |
| 三、地方保护主义 |
| 四、执行联动机制 |
| 五、执行和解机制 |
| 六、业务指导机制 |
| 七、小结与反思:政策转型导致制度变迁?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执行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司法政治化?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 |
| 一、司法提升执行治理水平 |
| 二、司法增强制约行政能力 |
| 三、司法规范执行自主建设 |
| 四、小结与反思:执行的春天到了?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迈向平等保护 |
| 一、司法理念:平等保护 |
| 二、司法行动:平等制裁 |
| 三、路径安排:党与司法 |
| 第四章 作为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法院 |
| 第一节 “立法”情况 |
| 一、总体概况 |
| 二、具体情况 |
| 第二节 “立法”特点 |
| 一、回避政治问题 |
| 二、防止资产流失 |
| 三、维护社会稳定 |
| 四、迈向平等保护 |
| 五、夯实司法权力 |
| 第三节 为什么是法院“立法” |
| 一、党的策略 |
| 二、人大的策略 |
| 三、国务院的策略 |
| 四、国企的策略 |
| 五、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六、法院的策略 |
| 七、小结与反思:司法法治国? |
| 第四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 |
| 一、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平衡 |
| 二、司法确认公共沟通成果 |
| 三、司法治理推进国企治理 |
| 四、小结与反思:合二为一? |
| 第五节 反思与展望:司法治理现代化 |
| 一、服务:“不换思想就换人” |
| 二、维护:“司法公正阶段论” |
| 三、建构:“主体性司法道路” |
| 第五章 司法治理与法治道路 |
| 第一节 司法双轨制 |
| 一、社会的胜利 |
| 二、国家的胜利 |
| 第二节 为什么博弈 |
| 一、国企治理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 |
| 二、国企治理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 |
| 三、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分工配合 |
| 第三节 目的:提升合法性与现代性 |
| 一、运动治理与司法治理 |
| 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
| 三、法律移植与实践资源 |
| 四、小结与反思:什么是法院的贡献 |
| 第四节 总结与展望:司法自信与法治道路 |
| 一、外部视角:“以中国为中心” |
| 二、内部视角:“以中国为方法” |
| 三、司法治理:“阶段论” |
| 四、展望未来:“变化态” |
| 第五节 反思与检讨:解释限度 |
| 结语 |
| 附件: 论文相关司法解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感恩奋斗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2）提高透明度的货币政策操作与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起源、涵义及发展 |
| 2.1 货币政策透明度研究的演变 |
| 2.1.1 货币政策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 |
| 2.1.2 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和可信度问题 |
| 2.1.3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兴起 |
| 2.2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涵义 |
| 2.2.1 透明度的狭义观：信息披露的数量和准确度 |
| 2.2.2 透明度的广义观：中央银行与公众进行沟通的动态过程 |
| 2.2.3 透明度与货币政策战略 |
| 2.2.4 信息的清晰性、诚实性和共同理解 |
| 2.3 货币政策透明度研究的新视角:中央银行信息沟通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信息沟通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
| 3.1 货币传导机制理论 |
| 3.1.1 货币传导机制中的利率渠道 |
| 3.1.2 货币传导机制中的预期渠道 |
| 3.2 利率期限结构理论 |
| 3.3 理性预期理论 |
| 3.3.1 理性预期的多重均衡 |
| 3.3.2 市场结果通过学习过程收敛到均衡点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央行信息沟通货币政策操作与效果 |
| 4.1 美联储的信息沟通货币政策操作 |
| 4.1.1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 |
| 4.1.2 美联储的信息沟通战略 |
| 4.2 欧洲央行的信息沟通货币政策操作 |
| 4.2.1 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 |
| 4.2.2 欧洲央行的信息沟通战略 |
| 4.3 英国央行的信息沟通货币政策操作 |
| 4.3.1 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 |
| 4.3.2 英国央行的信息沟通战略 |
| 4.4 三个央行信息沟通货币政策效果 |
| 4.4.1 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 |
| 4.4.2 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信息沟通效果的比较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息沟通货币政策框架 |
| 5.1 信息沟通货币政策框架的信息源 |
| 5.1.1 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类型 |
| 5.1.2 货币政策委员会与透明度 |
| 5.2 信息沟通货币政策框架的信息内容 |
| 5.2.1 信息沟通的内容 |
| 5.2.2 信息内容的特点 |
| 5.2.3 信息内容影响市场预期的运作机制 |
| 5.2.3.1 公布目标利率 |
| 5.2.3.2 公布货币政策声明 |
| 5.3 信息沟通货币政策框架的沟通渠道 |
| 5.4 信息沟通货币政策框架的目标群体 |
| 5.5 信息沟通货币政策框架的信息反馈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适度论 |
| 6.1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争论 |
| 6.1.1 公布货币政策目标函数 |
| 6.1.2 公开威胁金融稳定的信息 |
| 6.1.3 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内部讨论 |
| 6.2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新领域：政策利率路径的信息沟通 |
| 6.2.1 政策路径的构建和沟通 |
| 6.2.2 沟通政策路径的各国实践 |
| 6.2.3 制约央行沟通政策路径的原因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和信息沟通框架 |
| 7.1 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回顾 |
| 7.1.1 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的初期阶段（1984--1992 年） |
| 7.1.2 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阶段（1993—1996 年） |
| 7.1.3 反通货紧缩的稳健货币政策阶段（1997—2002 年） |
| 7.1.4 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货币政策阶段（2003 年至今） |
| 7.2 我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思路的调整 |
| 7.3 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度量 |
| 7.3.1 基于透明度指标体系衡量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 |
| 7.3.2 基于时间序列法衡量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 |
| 7.4 我国中央银行信息沟通的经济效应分析 |
| 7.4.1 信息沟通的选美竞赛博弈模型 |
| 7.4.2 影响中国人民银行信息沟通效果的因素 |
| 7.5 完善我国信息沟通货币政策操作的建议 |
| 7.5.1 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
| 7.5.2 增强货币政策可信度 |
| 7.5.3 培育规范的中央银行信息披露制度 |
| 7.5.4 建立完善的信息沟通协调机制 |
| 第八章 总结 |
| 8.1 全文总结 |
| 8.2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索引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参与的科研课题 |
| 后记 |
（3）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依据 |
| 1.1.3 研究目的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综合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所用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逻辑框架 |
| 1.3.4 主要创新点 |
| 2 旅游化与城镇化基础理论 |
| 2.1 旅游化的内涵解析 |
| 2.1.1 旅游化的内涵 |
| 2.1.2 旅游化与城镇化 |
| 2.1.3 旅游化与工业化 |
| 2.1.4 旅游化与信息化 |
| 2.1.5 旅游化与农业现代化 |
| 2.2 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2.2.1 城市化与城镇化 |
| 2.2.2 我国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2.3 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理论依据 |
| 2.3.1 城镇化动力机制理论 |
| 2.3.2 消费结构演变理论 |
| 2.3.3 精神与心理需求理论 |
| 2.3.4 协调发展理论 |
| 3 旅游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机理 |
| 3.1 影响旅游化与城镇化形成发展的共同因素 |
| 3.1.1 国家政策 |
| 3.1.2 区位条件 |
| 3.1.3 经济基础 |
| 3.1.4 社会基础 |
| 3.1.5 历史基础 |
| 3.1.6 文化基础 |
| 3.1.7 全球化与区域化 |
| 3.2 旅游化对城镇化的作用 |
| 3.2.1 旅游产业规模与城镇化 |
| 3.2.2 旅游产业的经济功能与城镇化 |
| 3.2.3 旅游产业的社会功能与城镇化 |
| 3.2.4 旅游产业的文化功能与城镇化 |
| 3.2.5 旅游产业的教育功能与城镇化 |
| 3.2.6 旅游产业的生态功能与城镇化 |
| 3.2.7 旅游产业的组织功能与城镇化 |
| 3.3 城镇化对旅游化的作用 |
| 3.3.1 人口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2 经济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3 社会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4 空间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5 生态环境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6 生活方式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7 城乡一体化与旅游化 |
| 3.3.8 城镇创新研发能力与旅游化 |
| 3.4 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的类型 |
| 3.4.1 旅游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型 |
| 3.4.2 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型 |
| 3.4.3 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萌芽型 |
| 4 城镇化的界定与测度 |
| 4.1 城镇化评价指标及方法 |
| 4.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数据来源 |
| 4.1.3 指标权重及各省市综合得分的确定 |
| 4.2 城镇化发展水平关联度分析 |
| 4.2.1 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方法 |
| 4.2.2 城镇化发展水平与评价指标 |
| 4.2.3 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各子系统 |
| 4.3 城镇化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 |
| 4.3.1 全国城镇化构成要素 |
| 4.3.2 31 省市城镇化构成要素 |
| 4.4 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 |
| 4.4.1 全国城镇化发展水平 |
| 4.4.2 31 省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间变化 |
| 4.4.3 31 省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变化 |
| 5.旅游化的界定与测度 |
| 5.1 旅游化评价指标与方法 |
| 5.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指标权重及各省市综合得分的确定 |
| 5.2 旅游化发展水平关联度分析 |
| 5.2.1 旅游化发展水平与评价指标 |
| 5.2.3 旅游化发展水平与各子系统 |
| 5.2.4 旅游化发展水平与其他指标 |
| 5.3 旅游化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 |
| 5.3.1 全国旅游化构成要素 |
| 5.3.2 31 省市旅游化构成要素 |
| 5.4 旅游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 |
| 5.4.1 全国旅游化发展水平 |
| 5.4.2 31 省市旅游化发展水平的时间变化 |
| 5.4.3 31 省市旅游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变化 |
| 6 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动力机制与协调发展关系 |
| 6.1 旅游化与城镇化的关联度分析 |
| 6.1.1 旅游化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发展水平 |
| 6.1.2 旅游化各子系统与城镇化各子系统 |
| 6.2 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与定量模型 |
| 6.2.1 面板数据检验 |
| 6.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6.2.3 模型选择 |
| 6.2.4 结果分析 |
| 6.3 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模型的构建 |
| 6.3.1 耦合度模型 |
| 6.3.2 协调发展模型与等级划分 |
| 6.4 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协调发展度的时空变化 |
| 6.4.1 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 |
| 6.4.2 协调发展度的时间变化 |
| 6.4.3 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变化 |
| 7 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类型与发展方向 |
| 7.1 旅游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型 |
| 7.1.1 发展方向与理念 |
| 7.1.2 运行条件 |
| 7.1.3 运行效果预测与检验 |
| 7.2 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初步协调型 |
| 7.2.1 以旅游化为主动力模式 |
| 7.2.2 以城镇化为主动力模式 |
| 7.4 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萌芽低度协调型 |
| 7.4.1 发展方向与理念 |
| 7.4.2 运行条件 |
| 7.4.3 模式细分 |
| 8 结语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不足之处与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法律制度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 本文研究的意义及目的 |
| 二、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研究现状综述 |
| （二） 现有研究的特点及不足 |
| 三、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架构 |
| （一）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二） 本文的逻辑架构 |
| 四、 关于本文的几点说明 第一章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与确立 |
| 一、 土地改革时期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
| （一） 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农民家庭经营的延续和转变 |
| （二） 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的萌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步兴起 |
| 二、 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
| （一） 农业合作化：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纵深发展 |
| （二）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集体统一经营的确立——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
| （三） 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经营体制下农民家庭经营的式微 |
| 三、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
| （一） 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 |
| （二） 人民公社体制的整顿与调整——从单一公社所有制到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 |
| （三） 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家庭经营的进一步式微 |
| 四、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 |
| （一）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兴起与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 |
| （二）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 第二章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确立后的制度变迁及现存法律问题 |
| 一、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确立后的制度变迁 |
| （一）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内涵表述的演变 |
| （二）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变迁 |
| （三） 农村统一经营制度的变迁 |
| 二、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现存法律问题 |
| （一）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表述所存在的问题 |
| （二）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法律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
| （三） 农村统一经营法律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总体分析 |
| 一、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内涵的重新认知与界定 |
| （一） 关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内涵解读 |
| （二） 关于农村统一经营的内涵拓展 |
| （三）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界定 |
| 二、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准则 |
| （一） 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协调农民权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
| （二） 在坚持市场化导向改革的基础上协调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 |
| （三） 在重视法治的保障作用的基础上协调法治保障与政策导向的关系 |
| 三、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法律运行机制的总体完善思路 |
| （一） 关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思路 |
| （二） 关于农村统一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思路 第四章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一、 关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一） 农村土地承包期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二） 农村承包地调整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三）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二、 关于拓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的法律制度的健全 |
| （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许可及其适当限制 |
| （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限制的适当放宽 |
| 三、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一）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的基本立法 |
| （二） 统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机构 |
| （三） 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登记的法律效力 |
| （四）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程序 |
| （五） 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制度 第五章 农村统一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一） 适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专门和基本法律 |
| （二） 重新认识和清晰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
| （三） 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法人）地位 |
| 二、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 |
| （一） 拓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态法定化立法 |
| （二） 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 |
| 三、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与农业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一） 合理引导和规范龙头企业参与农业经营的形式和范围 |
| （二） 建立健全龙头企业扶持政策的法制化实施机制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资料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计划生育思想 |
| 一、 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 |
| 二、 提高人口质量的思想 |
| 三、 重视人口统计的思想 |
| 第二节 近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思想 |
| 一、 晚清至五四的人口思想 |
| 二、 欧美节育之风与桑格夫人访华 |
| 三、 五四以后的节育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1949-1961年) |
| 第一节 现实与要求:计划生育提出的起点(1949-1953) |
|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计划生育的缺失 |
| 二、 计划生育呼之欲出 |
| 第二节 政策与宣传:计划生育起步的双翼(1954-1957) |
| 一、 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 |
| 二、 计划生育的初步开展 |
| 第三节 论争与批判:计划生育发展的歧路(1958-1961) |
| 一、 计划生育指导思想的反复 |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艰难行进 |
| 第三章 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1962-1970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的再度兴起(1962-1965) |
| 一、 计划生育工作环境的重启 |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举步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陷于停顿(1966-1970) |
| 一、 口头上:“要注意计划生育” |
| 二、 实际上:计划生育陷于停顿 |
| 第四章 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1971-1978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体制初成 |
| 一、 生育政策的基本形成 |
| 二、 组织机构的恢复和成立 |
| 三、 计生药具的生产和管理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在城乡的全面推行 |
| 一、 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 |
| 二、 人口科学研究的复苏 |
| 第五章 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1979-1991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开始成为基本国策(1979-1984) |
| 一、 生育政策的导向与调适 |
| 二、 组织机构的日趋健全 |
| 三、 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1985-1991) |
| 一、 计划生育体制走向完备 |
| 二、 制度化运作下计生工作的开展 |
| 第六章 计划生育的新形势与新探索(1992年至今)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育政策与体制建设 |
| 一、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
| 二、 计生体制的进一步规范化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探索 |
| 一、 工作新内容:优质服务 |
| 二、 农村:村级自治 |
| 三、 城市:社区计划生育 |
| 四、 发展道路:综合治理 |
| 第七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地方差异与法制化道路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上的差异 |
| 一、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
| 二、 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工作 |
| 三、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
| 四、 计划生育的其他差别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 |
| 一、 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及相关法律 |
| 二、 计划生育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 |
| 三、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出台 |
| 第八章 计划生育与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与家庭 |
| 一、 计划生育与妇女 |
| 二、 计划生育与儿童 |
| 三、 计划生育与老人 |
| 四、 计划生育与家庭发展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与可持续发展 |
| 一、 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 |
| 二、 计划生育与生态环境 |
| 三、 计划生育与人口发展 |
| 第三节 计划生育与社会心态 |
| 一、 城镇生育观念的变迁和新型生育文化的初成 |
| 二、 农村生育观念中传统与现代的并存与消长 |
| 第九章 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 |
| 第一节 各国生育政策及生育现状比较 |
| 一、 生育政策比较 |
| 二、 生育现状比较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中外交往与合作 |
| 一、 与国际组织的交往合作 |
| 二、 双边及多边国际交往与合作 |
| 三、 参与其它国际人口活动 |
| 第三节 中国计划生育的国际评价 |
| 一、 国际舆论 |
| 二、 国际人口奖 |
| 结语 |
| 第一节 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得失分析 |
| 一、 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 |
| 二、 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 |
| 三、 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战略性前瞻与预测:路在何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49-2002年全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增率、总和生育率、总人口一览表 |
| 附录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
| 后记 |
（7）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
| 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研究 |
| 三、次区域合作的理论研究 |
| 四、现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次区域合作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次区域合作的相关概念 |
| 一、次区域 |
| 二、次区域经济合作 |
| 三、次区域经济一体化 |
| 四、次区域合作 |
| 第二节 次区域合作演进发展的理论解释 |
| 一、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解释 |
| 二、国际政治学的理论解释 |
| 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解释 |
| 第三节 次区域合作机制间的比较分析 |
| 一、次区域合作机制间的纵向比较 |
| 二、次区域合作机制间的横向比较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困境 |
| 第一节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 |
| 一、历史背景 |
| 二、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成果 |
| 一、推动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 |
| 二、增进次区域和平红利的分享 |
| 三、促进地区合作机制的完善 |
| 第三节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困境 |
| 一、经济合作难以深化和提升 |
| 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 |
| 三、缺乏合理和有效的合作主导权 |
| 小结 |
| 第三章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突破与发展 |
| 第一节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建立 |
| 一、时代背景 |
| 二、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主要成果 |
| 一、澜湄合作机制建设稳步推进 |
| 二、澜湄合作在多个领域取得显着成果 |
| 三、澜湄文化逐步形成 |
| 第三节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合作领域有待深化 |
| 二、机制建设尚未完善 |
| 三、合作主导权有待提升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比较 |
| 第一节 GMS与LMC的比较 |
| 一、GMS与LMC的纵向比较 |
| 二、GMS与LMC的横向比较 |
| 第二节 正确认识和协调处理GMS与LMC的关系 |
| 一、GMS为LMC奠定坚实基础 |
| 二、LMC是GMS深化发展的必然 |
| 三、GMS与LMC可以实现协调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GMS与LMC比较研究对我国参与次区域合作的启示 |
| 第一节 推动次区域合作由“低阶”向“高阶”跨越 |
| 一、“高阶”次区域合作的特征 |
| 二、次区域合作由“低阶”向“高阶”演进的主要条件 |
| 第二节 协调处理既有机制与创设机制的关系 |
| 一、正确认识既有机制与创设机制的关系 |
| 二、处理既有机制与创设机制关系的策略选择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国际边境水域委员会与美墨边境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及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从边界联合调查小组到国际边境水域委员会 |
| (一)“边界联合调查小组”与美墨边界的初步勘定 |
| (二)国际边界委员会的建立 |
| (三)国际边境水域委员会的建立 |
| (四)国际边境水域委员会的基本职责 |
| 二、国际边境水域委员会与领土争端的化解 |
| (一)班克斯问题与“1905 年条约” |
| (二)查米萨尔争端与“查米萨尔条约” |
| (三)边境领土争端最终解决机制与“1970 年条约” |
| 三、国际边境水域委员会与边境水资源治理 |
| (一)边境水资源的分配 |
| (二)边境水利工程的兴建 |
| (三)边境水域生态环境保护 |
| 四、国际边境水域委员会的治理经验及发展前景 |
| (一)国际边境水域委员会的相对独特性 |
| (二)国际边境水域委员会的跨境治理经验 |
| (三)国际边境水域委员会的发展前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研究大国关系的重要性与研究中俄关系的特别重要性 |
| 第一章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
| 一、 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过渡（1989.12—1992初） |
| 二、 从“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的伙伴关系”（1992初—1994.9） |
| 三、 从“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4.9—1997.7） |
| 四、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步发展（1997.7—1999.12） |
| 五、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新时期（2000——） |
| 第二节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的国际背景 |
| 一、 战略伙伴关系与当今时代 |
| 二、 对当今世界局势的总体判断 |
| 三、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国家利益 |
| 第三节 中俄两国发展战略比较 |
| 一、 发展：中俄两国的第一要务 |
| 二、 中俄因素在彼此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 |
| 三、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中俄两国的对外战略 |
| 第三节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原则、宗旨、特点和意义 |
| 一、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宗旨 |
| 二、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特点 |
| 三、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
| 第二章 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 |
| 第一节 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借鉴 |
| 一、 平等：中俄（苏）关系经验与教训之一 |
| 二、 超越意识形态：中俄（苏）关系经验与教训之二 |
| 第二节 中俄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广泛协作 |
| 一、 国际范围内的互相借重与协调 |
| 二、 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
| 三、 反对恐怖主义立场与行动的协调 |
| 第三节 地缘政治与中俄国家安全 |
| 一、 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分析 |
| 二、 俄罗斯国家安全环境分析 |
| 三、 中俄两国在安全方面的信任与合作 |
| 第四节 中俄关系发展的法律基础与保障机制 |
| 一、 法律与制度建设 |
| 二、 中俄关系的法律基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
| 三、 中俄两国政治关系的保障机制 |
| 第三章 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 |
| 第一节 中俄经贸合作的基础 |
| 一、 中俄经贸合作的意义 |
| 二、 中俄经济发展水平 |
| 三、 中俄经济的差异和互补 |
| 第二节 中俄经贸合作的基本特点和存在问题 |
| 一、 中俄经贸合作的基本特点和评价 |
| 二、 中俄经贸合作的现实问题和潜在问题 |
| 第三节 新条件下推进中俄经贸合作的新思路 |
| 一、 统一认识，重新认识和定位中俄经贸合作 |
| 二、 研究俄罗斯市场，改变对俄罗斯市场的传统观念 |
| 三、 必须加大政府的宏观协调作用 |
| 四、 扩大直接投资，提高合作水平 |
| 五、 着力研究与认真落实省州合作 |
| 六、 充分发挥地方与边境贸易的作用 |
| 七、 寻觅中俄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 |
| 八、 加大国际广告宣传力度 |
| 九、 必须有应对风险的准备 |
| 第四节 中俄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和主要方向选择 |
| 一、 重中之重的油气开发合作 |
| 二、 木材采伐与加工的合作 |
| 三、 农业生产领域的合作 |
| 四、 劳务合作 |
| 五、 轻工产品领域生产的合作 |
| 六、 中俄经贸合作的桥头堡——西伯利亚和远东 |
| 第四章 中俄两国科技、文化教育、军事技术的合作与交流 |
| 第一节 中俄科技方面、合作与交流 |
| 一、 中俄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基础和意义 |
| 二、 中俄科技合作的阶段与内容 |
| 三、 中俄科技进一步合作的有关问题及对策 |
| 第二节 中俄文化教育合作与交流 |
| 一、 中俄文化教育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意义 |
| 二、 中俄文化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基本内容 |
| 三、 进一步加强两国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
| 第三节 中俄军事技术的合作 |
| 一、 中俄军事技术领域合作的意义 |
| 二、 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基础和领域 |
| 三、 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形式和前景 |
| 第五章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周边大国（地区）关系 |
| 第一节 中、俄、美“新三角” |
| 一、 “老三角”与“新三角” |
| 二、 “新三角”关系中的美中关系 |
| 三、 “新三角”关系中的美俄关系 |
| 四、 合作、矛盾、协商中的“新三角”关系 |
| 第二节 中、俄、印三方关系 |
| 一、 中印关系的历史演变 |
| 二、 俄印关系的历史演变 |
| 三、 中、俄、印三方关系分析 |
| 四、 印度——俄罗斯——中国“三角”关系的发展潜力与问题 |
| 第三节 亚太地区的中、俄、美、日“四角”关系 |
| 一、 中俄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与战略目标 |
| 二、 亚太地区的中美、美日、美俄、日俄、中俄关系 |
| 三、 亚太地区中美俄日“四角”关系发展前景 |
| 第四节 中、俄、美、中亚关系 |
| 一、 中亚国家与中、美、俄 |
| 二、 中俄美三国在中亚的合作与矛盾 |
| 三、 中国与中亚关系发展战略 |
| 第六章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与问题 |
| 第一节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现实评估和发展前景 |
| 一、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现实评估 |
| 二、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前景的基本判断 |
| 第二节 影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现实和潜在问题 |
| 一、 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
| 二、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移民”问题 |
| 三、 俄罗斯民族性和外交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
| 四、 俄罗斯国内政治中的消极因素 |
| 五、 国际因素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两方面影响 |
| 第三节 关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若干思路 |
| 一、 保持政治关系与经贸关系的平衡发展 |
| 二、 增强中俄关系的社会基础 |
| 三、 加大政府主导力度 |
| 四、 消除“中国移民”影响 |
| 五、 与时俱进，不断充实 |
| 参考书目与相关资料 |
| 后记 |
（10）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背景分析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溢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 |
| 2.1.3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
| 2.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2.1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
| 2.2.2 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 |
| 2.2.3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
| 2.3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定义、地位测度及升级机制 |
| 2.3.1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定义 |
| 2.3.2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测度 |
| 2.3.3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机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
| 3.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3.1.1 试点试验阶段：1978-1992年 |
| 3.1.2 全面发展阶段：1992-2000年 |
| 3.1.3 调整重构阶段：2000-2008年 |
| 3.1.4 创新突围阶段：2008 年至今 |
| 3.2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机遇 |
| 3.2.1 制造业产业产品分类 |
| 3.2.2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
| 3.2.3 中国制造业与外商直接投资 |
| 3.3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
| 3.3.1 中国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及现状 |
| 3.3.2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FDI技术溢出的效应分析 |
| 4.1 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 |
| 4.1.1 市场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1.2 效率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1.3 资源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1.4 创造资产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2 基于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3 面板数据模型 |
| 4.2.4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
| 5.1 FDI技术溢出推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研究假设 |
| 5.1.1 FDI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5.1.2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 |
| 5.1.3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5.2 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3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DI推动制造业升级的福利分析 |
| 6.1 模型设定 |
| 6.2 理论基础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国际贸易与FDI模型 |
| 6.2.3 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引力系统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变量和数据 |
| 6.3.2 结果和解释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制造业产品分类表 |
| 附录B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制造业产业技术密集度划分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2000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与预测会议纪要（论文参考文献）
- [1]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D]. 谢锐勤.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2]提高透明度的货币政策操作与效果研究[D]. 陆蓓. 上海交通大学, 2008(12)
- [3]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研究[D]. 王新越. 中国海洋大学, 2014(12)
- [4]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5]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法律制度完善研究[D]. 谭贵华. 西南政法大学, 2012(07)
- [6]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D]. 杨发祥. 浙江大学, 2004(03)
- [7]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比较研究[D]. 金珍. 云南大学, 2018(04)
- [8]国际边境水域委员会与美墨边境治理[D]. 田文芝.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9]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D]. 崔宪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03(03)
- [10]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D]. 王园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标签：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经济研究; 经济; 治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