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国临时政府上海旧址的由来（论文文献综述）
刘霞[1]（2020）在《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申圭植（1880-1922）是韩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独立运动家。他于1911年流亡到中国上海,1922年在上海辞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开展了丰富的救亡运动和复国运动,展现出杰出政治外交家和独立运动家的面貌。但在奔走革命的同时,他也留下了诸多文学文本,特别是在长达十一年的中国流亡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跨国体验,包含中国革命体验、韩国独立运动体验、人际交流体验和离散生活体验等,这些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申圭植的文学体现出优秀的汉文水平和高超的文学造诣,书写着多样的跨国体验,更包含着丰富的情绪、思想和意识世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学界历来的研究,大都仅将申圭植视作一个独立志士,并未对其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迄今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文学和思想层面入手,综合使用“跨界”、“离散”、“身份认同”等后殖民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申圭植有着丰富的思想,并富于实践精神。他的思想指导着实践,并在实践的反作用下不断升华。在中国体验的影响下,国内时期便萌芽的民族意识发展成明确的抗日路线;对自由、民权朦胧的憧憬发展成为明确的近代国家意识;尚武意识和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升华为外交武力融合的执政理念;对中国的关注、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及民族大同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中韩联合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国际联合意识。在这些思想意识的指导下,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以中韩联合和世界联合为策略,以民主共和制为复国政治理念,以大同思想为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局势、民族自决思潮和舆论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韩国独立运动,构建了中韩革命联合的平台,培养了大批韩国爱国青年,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创建及获取孙中山护法政府的承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上海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拓者和中韩革命联合的奠基人。可以说,中国体验使其由一个普通的民族独立斗士成长为反殖民的时代先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思想表现出过分依赖中国革命派及国际援助、未能重视和发动群众、因没有明确的革命指导思想而未能制止韩人内部各派间的斗争等局限性。申圭植丰富的中国体验促成了其文学中的书写和想象,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申圭植广泛结交中国革命党人、加入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并创办了中文周报《震坛》,为中韩交流创造了阵地,这些跨界交流体验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先驱和进步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种文学交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话题,促进了中韩两国抗日话语和民族话语的构建,从而有力推动了共同话语和相互认知的发展;第二,申圭植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和反日意识是双方交流的发展机制,从而实现了生成性对话模式;第三,双方都通过对对方的书写来进行自我观照,从而对本国的国家命运和革命前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第四,双向跨界叙事推动了各自文学的发展。其次,申圭植在跨界空间里经历的政治体验和革命体验对其中国认识和文学书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视作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前途,认为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卖国,由此产生了近代国家意识,并产生了中韩联合乃至国际联合意识以及世界和平认识。在其中国书写和文学想象中,他鼓吹辛亥革命,塑造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志士的形象,批判封建专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腐败无能及卖国行为。此外,他积极论述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中韩合作的必要性、韩国独立之于中国、日本、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意义,使其文学也呈现出强烈的政论性,体现出政治外交家的独特面貌。但这种中国想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点。再次,申圭植的跨界是伴随着流亡开始的,离散生活体验是其跨界体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散生活体验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乡愁和亡国之恨,这些苦闷促使他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及韩国的亡国原因等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并形成了明确的民族主体意识。此外,离散体验使得他有了更深刻的民族文化认知,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也有了新的思索。他在文学中表达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诉说着亡国苦痛,尖锐地揭露并批判日本侵略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呼吁民族主体一一“大韩之魂”即民族精神,刻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和独立斗士的伟大形象。同时,他积极宣传民族历史和文化,强调民族历史的再书写,并通过对大淙教等民族精神象征的书写和宣扬来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可以说,申圭植的跨国体验对其文学创作存在着明确的影响关系。交流体验促成了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志士的书写,并进而促成了中韩近代文人的生成性互动和相互认知;政治外交和革命体验,促使他形成了对中国、东亚及近代文明的认识和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离散体验和民族体验使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作品中不仅表现出离散带来的愁和恨,更显示出对民族精神的赞扬和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统观申圭植的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跨界性,即抗日的跨界性、民族想象的跨界性和语言的跨界性;第二,主体性,即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这些主体意识均是殖民语境和流亡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表现;第三,文化身份认同的混融性。申圭植在离散体验中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面对焦虑,他一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宣扬来坚守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以中韩联合的策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去,对中国文化和革命产生了认同,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了一定的重构,体现出混融性特征;第四,政论性。申圭植的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准,但其文学的基调是坚定的抗日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因此其文学中充满着革命、抗日、救亡、中韩联合等富于时代感的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体现出政治美学功能,展现出革命文人的独特面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位申圭植及其文学。第一,申圭植文学是韩国抗日文学、韩国近代汉文学、韩国域外离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韩国文学之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第二,在中韩交流历史转型和价值重建的新时期,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先驱广泛交流,构建中韩革命联合的开端,开创了中韩人文交流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十世纪中韩关系的奠基者。第三,申圭植凭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国际意识,在近代东亚复杂的时局中,把握住了时代要求,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意识,看到中韩合作是二十世纪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选择,他的抗日意识、中国认识、东亚认识乃至世界和平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在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申圭植的中国体验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对于全面客观地还原申圭植这一历史人物的综合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韩国汉文学研究、韩国抗日文学研究乃至中韩近代人文交流研究也都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促进当下中韩交流与对话以及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刘鑫[2]（2020）在《在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抗日历史遗迹梳理》文中研究表明中韩两国互为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近代以来,中韩两国都曾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在合作抗日方面留下了许多共同的回忆。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半岛,自此朝鲜半岛民族并没有屈服于日本的殖民统治,而是为争取民族解放独立开展了持续不断的抗日斗争。由于中国方面的大力援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自1919年在中国上海成立至1945年日本战败,前后在华持续了长达27年之久。梳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华期间的抗日历史遗迹,不仅有助于促进中韩两国发展友好关系,而且对于我们了解中韩合作抗日的史实、中国扶助周边弱小国家共同抗日的历史以及突出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定位等方面都有着积极意义。
贝民强[3]（1998）在《韩国临时政府上海旧址的由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作为韩国独立运动的旗帜和领导中心,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坚持反日复国斗争近13年,其中在白莱尼蒙马浪路普庆里4号（今马当路306弄4号）有6年多时间。1993年4月,这幢近代石库门建筑挂名"上海韩国临时政府旧址"（以下简称"上海旧址"）正式对外开放。几年来,近20万韩国人参观了"上海旧址",留下
周琳[4]（2016）在《革命与艺术之间—民国艺术家韩乐然研究》文中提出韩乐然,民国时期的革命家、政治活动家、画家、考古艺术家。一生经历了政治与文化两个领域的活动,在两个领域中皆具历史价值。活动范围涉及政治活动、文化社团、报刊传媒、艺术教育、艺术考古等多个门类的经历,在艺术家之中极具特殊性。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韩乐然辗转中国十几个省份和欧洲十个国家从事无产阶级革命,限定与促成了韩乐然身兼多职且热衷于艺术创作与文化活动的经历。革命视域中的艺术活动,不仅与革命活动相辅相成,也凝结了浓重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倾向。从“青年画会”的建立到“奉天美术专科学校”再到“克孜尔艺术考古”,其艺术活动逐步加深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联,艺术活动起到了多重社会性的功能。宏观社会革命的理想与目标主导下,韩乐然的艺术创作致力于反叛动荡的社会现实,超越社会与时代乃至学术的限制;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反映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需求与审美,在意识上传递积极向上的战斗精神。以此形成独立于他所在的“表现主义”、欧洲“现代主义”与抗战美术“革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艺术风格,艺术追求超越学术局限表现社会理想,探索“大众美术”与现代绘画结合的实践方式,表现出融合性的民俗美术风格特征。本文结合历史背景,运用社会学、文献学、分类学与图形学结合的方法,经研究得出观点:1.韩乐然是最早确立无产阶级文艺观并进行“大众美术实践”的艺术家;2.艺术活动同时作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途径,使他成为最早的“左翼美术家”,建立了第一个“左翼美术社团”,建立东北最早的私立美术学校同时也是沈阳最早的共产党组织的根据地。3.韩乐然的艺术创作在形式与内容上受到革命活动与艺术观念的限制,其研究价值并非在艺术创新与学术层面的代表性,而是作为艺术家兼有革命贡献与历史价值以及特殊艺术家的典型意义。本研究认为探究个案的特殊经历涉及多个门类艺术活动及其具有多领域的开创性意义是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所在。
贝民强[5]（1998）在《韩国临时政府上海旧址的由来》文中研究表明 作为韩国独立运动的旗帜和领导中心,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坚持反日复国斗争近13年,其中在白莱尼蒙马浪路普庆里4号（今马当路306弄4号）有6年多时间。1993年4月,这幢近代石库门建筑挂名"上海韩国临时政府旧址"（以下简称"上海旧址"）正式对外开放。几年来,近20万韩国人参观了"上海旧址",留下
崔凤春[6]（2019）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沪杭活动旧址考述——兼述韩国独立党杭州活动旧址》文中研究指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法租界留下的办公处旧址多达十余处。这些旧址内有的至今仍留有当年临时政府艰苦卓绝的反日复国斗争历史痕迹,诉说着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浙江境内韩国独立运动旧址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杭州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办公处和韩国独立党办公室、嘉兴的韩国临时政府要员避难处。本文依据有关史料对这些旧址做了较详细的考述。
张玉红[7]（2010）在《中国国民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后至1948年间中国国民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关系为研究课题,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1919-1948年间中国国民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历史,并对中国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支持和援助的特点、效果以及韩国临时政府对中国抗战的贡献给予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本文分为绪论、本论、结论和文献资料四个部分。绪论由研究动机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的主要问题与创新点等内容组成。本论共分五章。第一章论述韩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与广州护法政府关系的缘起。其中包括20世纪初的东北亚政治格局与韩国临时政府的成立；韩国临时政府初期的内政建设与内部矛盾；中韩两国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护法政府的援韩活动；孙中山援韩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原因分析等。第二章论述韩国临时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的新转机。主要包括“九一八事变”后中韩联合抗敌御侮的新起点；韩国临时政府前期的活动及其困境；1932年4月“虹口事件”对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影响；朝鲜义烈团与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关系；韩国临时政府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关系等。第三章论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鼎力支持。包括抗战爆发后中韩两国面临的新形势；蒋介石援韩的思想理论基础与动机；中国共产党与韩国革命者联合抗日对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影响；韩国临时政府在战火中的辗转流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中派系矛盾的调处和影响等。第四章论述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对韩政策。主要包括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对光复军的不同定位；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经济援助；国民政府大力争取国际社会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未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原因分析；韩国临时政府及其武装力量对中国抗战的贡献等。第五章论述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的后续援助。包括韩国临时政府的解体及国民政府协助临时政府成员以个人身份返国；韩国驻华代表团的成立与国民政府的后续援助；国民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的原因；中韩携手处理韩侨问题；李承晚访问中国及其影响；韩国驻华代表团的解体等。结论部分着重分析总结了1919-1948年间中国国民政府援韩的主要成效,对其给予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中国国民政府援韩过程中的问题做以深层反思。本论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意：一是在理论上阐明中国国民政府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援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动因和思想基础；二是在中国国民政府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双方的相互影响方面有所创新,尤其是对韩国临时政府对中国抗战的贡献给予公允的评价；三是在充分肯定中国国民政府支持、援助韩国临时政府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对其援韩过程中既支持又控制的两面方针问题做出深刻剖析,以期借鉴历史,裨益现实。
王明飞[8]（2010）在《“虹口事件”与中韩关系》文中研究说明中韩两国,辅车相倚,唇齿相依,两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进入近代,中韩两国又同样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大批韩国爱国志士亡命海外,继续开展反日独立运动。1919年3月1日,以韩国前国王高宗李熙去世为契机,韩国爆发了全国性的反日独立示威运动——“三·一运动”,面对汹涌的韩国独立运动浪潮,日本殖民当局采取野蛮的屠杀政策,残酷地镇压了韩国人民的反抗运动。“三·一运动”后,韩国独立志士意识到需要有一个坚定的领导核心领导国内外的反日独立运动。应韩国独立运动的发展要求,1919年韩国独立志士在中国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韩国反日独立运动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努力发展与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虽几经努力,但除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偏于一隅的广州护法军政府建立了短暂的外交关系外,与北京政府以及后来的国民政府均没有建立友好的关系。这种局面直到“虹口事件”发生后才得以改观。“虹口事件”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下属组织韩人爱国团策划实施的,对日本军政要员的一次暗杀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中日矛盾激化,中国各地掀起了反日救国浪潮。为迫使国民政府承认其对中国东三省的占领,也为转移国际视线,减轻国际压力,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了对上海的侵略战争,“一·二八事变”就此爆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驻上海的国民革命第十九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就此拉开。由于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最终,中日签订了有损中国利益的《上海停战协定》。虽然,中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但矛盾却在急剧上升,无论中国民间,还是中国政府高层,都对日本的侵略极端愤恨。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以金九为团长的韩人爱国团策划实施了震惊中外的“虹口事件”,炸死、炸伤多名日本军政要员,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侵略气焰以极大打击,彰显了韩人无所畏惧的反日斗争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开始考虑改变以往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漠不关心的态度。经过深思熟虑,中国国民政府决定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进行积极援助。自此,中韩联合抗日的局面开始形成。“虹口事件”在近代中韩关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中韩关系转折的关键性事件,是中韩两大民族联合御侮、团结抗日的新起点。这一事件也使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摆脱了长期以来所处的困境,使韩国独立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本文拟就“虹口事件”发生前后的中韩关系进行深入的阐述,以展现此时期中韩关系变化的全貌,并探索其发生变化的原因、意义。以便大家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两国在患难时期的这段珍贵历史,以期促进当今中韩关系的和谐发展。
夏雪[9]（2014）在《抗战大后方——韩国临时政府西迁重庆之生活略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在中国坚持长达27年反日复国独立运动的流亡政府。1910年8月29日,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强行吞并朝鲜,从此在朝鲜半岛开始了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日本人在半岛内高压推行奴化教育和奴制政策,1919年1月,据传李氏王朝高宗皇帝被日本人毒杀,这一事件
王明飞[10]（2008）在《“虹口事件”对中韩关系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2年4月29日,发生于上海的"虹口事件"对东北亚国际关系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中韩日三国关系的影响最为直接。此事件的发生促使中国国民政府当局迅速改变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态度,开始积极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韩国反日独立运动进行援助,开启了中韩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二、韩国临时政府上海旧址的由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韩国临时政府上海旧址的由来（论文提纲范文）
（1）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申圭植资料整理及研究现状 |
| 一、申圭植资料整理出版现状 |
| 二、国内外申圭植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申圭植的生平与思想 |
| 第一节 启蒙救国——国内启蒙运动时期(1880-1910) |
| 一、家庭背景与求学经历 |
| 二、思想启蒙活动 |
| 三、经济救国活动 |
| 第二节 中韩联合——来华流亡初期(1911-1918) |
| 一、中国革命体验 |
| 二、中韩联合下的独立运动实践 |
| 第三节 民族自决——流亡政府时期(1919-1922) |
| 一、在流亡政府创建中的活动 |
| 二、在流亡政府中的政治外交活动 |
| 第三章 申圭植的在华文坛活动与文学交流 |
| 第一节 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党人的文学交流 |
| 一、申圭植的中国革命党人书写 |
| 二、中国革命党人的申圭植认识 |
| 第二节 申圭植与南社 |
| 一、申圭植在南社中的活动 |
| 二、申圭植与南社社员的交流及相互认知 |
| 第三节 《震坛》——中韩交流之阵地 |
| 一、《震坛》的创刊与申圭植 |
| 二、《震坛》的办刊宗旨、流布与影响 |
| 三、中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 四、韩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 第四章 申圭植的中国认识与文学想象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认识与近代国家意识 |
| 一、对辛亥革命的肯定 |
| 二、近代国家意识 |
| 第二节 军阀社会认识与批判意识 |
| 一、对袁世凯政府的认识及批判 |
| 二、对军阀割据的认识及批判 |
| 第三节 中韩合作意识与世界和平认识 |
| 一、中韩关系认识与中韩合作意识 |
| 二、韩国独立与世界和平之关系 |
| 第五章 申桂植的离散体验与文学想象 |
| 第一节 离散生活认识与苦闷的书写 |
| 一、离散者的乡愁 |
| 二、亡国奴的愤恨 |
| 第二节 日本侵略认识与主体性 |
| 一、日本认识与抗日路线 |
| 二、民族主体意识 |
| 第三节 民族历史认识与民族身份的坚守 |
| 一、民族历史意识 |
| 二、民族身份的坚守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在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抗日历史遗迹梳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上海时期旧址 |
| （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旧址 |
| （二）梅园 |
| 二、“长征时期”旧址 |
| （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 |
| （二）嘉兴金九避难处 |
| （三）海盐金九避难处纪念馆———载青别墅 |
| （四）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镇江史料陈列馆 |
| （五）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长沙活动旧址 |
| （六）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柳州抗日斗争活动陈列馆 |
| 三、重庆时期旧址 |
| 四、结语 |
（4）革命与艺术之间—民国艺术家韩乐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三、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文章结构与相关概念 |
| 第一章 韩乐然的革命活动 |
| 第一节 早期成长经历 |
| 第二节 民族主义革命活动（1919—1923） |
| 一、参与民族独立运动 |
| 二、在境外的革命活动 |
| 三、与共产国际代表访华相关的活动 |
| 四、参加高丽共产党和韩国临时政府活动 |
| 第三节 共产主义革命活动（1924-1937） |
| 一、建立沈阳第一个党支部 |
| 二、推进哈尔滨北满党建工作 |
| 三、组织进步社团、创办报刊杂志 |
| 四、领导政治运动 |
| 五、组织国共合作活动 |
| 六、共产国际情报工作 |
| 第四节 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8-1947） |
| 一、在“东北救亡总会”的抗战活动 |
| 二、去抗战前线视察联络 |
| 三、协调国共两军战事关系 |
| 四、和平解放新疆西藏的筹备工作 |
| 小结 |
| 一、繁重与多变动的革命活动 |
| 二、广泛的个人才能 |
| 第二章 韩乐然的艺术生涯 |
| 第一节 萌芽时期的绘画自修 |
| 第二节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习 |
| 一、上海美专的“新学”教育 |
| 二、“表现主义”的学习环境 |
| 三、艺术师从 |
| 第三节 去法国巴黎的艺术深造 |
| 一、流离转徙的欧洲经历 |
| 二、进入卢浮宫美术学院学习 |
|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宣传与创作 |
| 一、组织“东总”抗战宣传活动 |
| 二、从事抗战美术宣传 |
| 第五节 西北时期的创作活动 |
| 一、深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
| 二、创作民众题材作品 |
| 小结 |
| 一、认同后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 |
| 二、对巴黎区域性绘画思潮的思考 |
| 三、对超现实主义艺术的推介 |
| 四、提倡抗战美术与民族化美术 |
| 第三章 韩乐然艺术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自然题材作品 |
| 一、20年代作品 |
| 二、30年代作品 |
| 三、40年代作品 |
| 第二节“大众美术”题材作品 |
| 一、劳动者为题材的写生创作 |
| 二、民俗题材创作 |
| 三、人物肖像创作 |
| 第三节 抗战题材作品 |
| 一、抗战宣传画 |
| 二、参与绘制《全民抗战》 |
| 三、木版封面画 |
| 第四节 民族与民俗题材作品 |
| 一、民族题材创作 |
| 二、洞窟壁画临摹 |
| 第五节 实用美术作品 |
| 一、革命宣传的新春贺卡 |
| 二、建筑类设计 |
| 小结 |
| 一、创作方式——“写生即是创作” |
| 二、表现形式——速写入画 |
| 三、造型特征——符号性的造型元素 |
| 四、构图特征——形式感与程式化 |
| 五、关注点——强调光线的作用与效果 |
| 六、绘画风格——象征性与表现性融合 |
| 第四章 韩乐然的艺术活动 |
| 第一节 美术教育活动 |
| 一、东北早期美术教育环境 |
| 二、沈阳美术专科学校的开创 |
| 三、美术执教 |
| 四、对黄胄的艺术启蒙 |
| 第二节 艺术展览 |
| 一、东北时期的美展 |
| 二、欧洲时期的画展 |
| 三、抗战时期的展览 |
| 四、西北时期的展览 |
| 第三节 艺术社团组织 |
| 一、组织“青年画会” |
| 二、开办“奉天美术研究院” |
| 三、组织“中国留法艺术学会” |
| 第四节 艺术考古 |
| 一、新疆考古的动因 |
| 二、克孜尔艺术考古发现 |
| 小结 |
| 一、多元活动中的内在关联 |
| 二、艺术活动的社会性特征 |
| 第五章 韩乐然的艺术观念 |
| 第一节 艺术本质论的表述 |
| 一、艺术来源：积极的生命观 |
| 二、艺术表现宗旨：源于自然超越自然 |
| 三、艺术功能：“潜势力”的社会作用 |
| 第二节 艺术表现形式的认知 |
| 一、提倡求“真”的表现性 |
| 二、提倡艺术“超越时空限制” |
| 三、倡导非功利性的艺术创作 |
| 四、倡导面向大众的艺术方向 |
| 第三节 艺术观念的阶级视角 |
| 一、强调艺术的阶级性 |
| 二、倡导艺术家承担社会责任 |
| 第四节 从“进化”视角看待艺术流派 |
| 一、主张艺术反抗传统的束缚 |
| 二、批判古典主义绘画 |
| 三、对西方现代绘画流派的辨析 |
| 四、提倡艺术家形成自己的风格 |
| 小结 |
| 一、以情感与观念为衡量艺术的基础 |
| 二、以社会作用为艺术价值的评判标准 |
| 第六章 革命限定中的艺术特质 |
| 一、限定中的艺术经历 |
| 二、艺术观念中的革命视角 |
| 三、艺术创作的政治意图与功用 |
| 四、艺术活动服务于政治 |
| 五、艺术家身份的政治作用 |
| 结论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 |
| 附录六 |
| 附录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韩国临时政府上海旧址的由来（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上海旧址”的由来 |
| 第一,办公时间长,在韩国临时政府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 第二,房屋保存完整,四周环境仍保持二三十年代的风貌。 |
| 二韩国参观者对“上海旧址”历史地位的评价 |
| 三韩国参观者对“上海旧址”现实意义的评价 |
| 四结束语 |
（6）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沪杭活动旧址考述——兼述韩国独立党杭州活动旧址（论文提纲范文）
| 一 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
| (一) 临时政府成立初期的旧址 |
| 1.上海法租界 |
| 2.宝昌路329号 |
| 3.长安里267号 |
| 4.宝昌路429号 |
| 5.蒲石路14号、23号和24号 |
| 6.霞飞路321号 |
| (二) 临时政府危难时期的旧址 |
| 二 杭州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
| (一) 临时政府杭州办公处旧址 |
| 1.清泰第二旅社32号室 |
| 2.杭州长生路湖边村23号 |
| (二) 韩国独立党杭州活动旧址 |
| 1.韩国独立党机关杂志《震光》 |
| 2.上海神社炸弹事件 |
| 3.韩国独立党重建派 |
| (三) 韩国独立运动者长眠杭州 |
| 1.金用焕 |
| 2.金文世 (1894～1926) |
| 3.金澈 (1886.10.19～1934.6.29) |
| 4.金思潗 (1886.6.13～1936.2.15) |
| 三 结束语 |
（7）中国国民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的动机和意义 |
| 2. 研究的现状 |
| 3.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韩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与广州护法政府关系的缘起 |
| 1.1 20世纪初的东亚政治格局与韩国临时政府的成立 |
| 1.1.1 20世纪初期中韩两国面临的形势 |
| 1.1.2 韩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内政建设 |
| 1.1.3 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初期的内部矛盾和处境 |
| 1.2 韩国临时政府与广州护法政府关系的发端 |
| 1.2.1 中韩爱国志士的早期交往和联系 |
| 1.2.2 广州护法政府的援韩活动 |
| 1.2.3 孙中山援韩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原因分析 |
|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关系的新转机 |
| 2.1 中韩联合抗敌御侮的新起点 |
| 2.1.1 韩国临时政府前期内外交困的处境 |
| 2.1.2 "九一八"事变与"虹口事件"对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影响 |
| 2.2 朝鲜义烈团与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关系 |
| 2.2.1 金若山与黄埔军校的渊源 |
| 2.2.2 力行社援助朝鲜义烈团的举措和原因 |
| 2.3 韩国临时政府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 |
| 2.3.1 金九与国民党中组部的渊源 |
| 2.3.2 国民党组织部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援助 |
| 第三章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鼎力支持 |
| 3.1 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与公开援韩的开始 |
| 3.1.1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韩两国面临的新形势 |
| 3.1.2 蒋介石的援韩的思想理论基础与动机 |
| 3.2 中国共产党与韩国革命者联合抗日对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影响 |
| 3.2.1 中国共产党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和协助 |
| 3.2.2 中共与韩国革命者联合抗日对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影响 |
| 3.3 韩国临时政府在战火中的辗转流离 |
| 3.3.1 避走杭州 |
| 3.3.2 小憩镇江 |
| 3.3.3 徘徊南京 |
| 3.3.4 暂避长沙 |
| 3.3.5 漂泊广州 |
| 3.3.6 栖息柳州 |
| 3.3.7 屯驻綦江 |
| 3.3.8 落户重庆 |
| 3.4 国民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派系矛盾的调处和影响 |
| 3.4.1 国民政府对韩政策的主基调 |
| 3.4.2 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检讨与反思 |
| 第四章 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对韩政策 |
| 4.1 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军事援助 |
| 4.1.1 国民政府援助韩国独立运动方针的确立 |
| 4.1.2 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对光复军的不同定位 |
| 4.1.3 国民政府对韩武装力量既支持又控制的两面方针 |
| 4.2 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经济援助 |
| 4.3 国民政府大力争取国际社会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 |
| 4.3.1 韩国临时政府谋求国际社会承认的努力及其对建国前途的构想 |
| 4.3.2 国民政府对承认临时政府的态度及在开罗会议上的仗义执言 |
| 4.3.3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关于战后韩国实行国际共管的主张 |
| 4.3.4 国民政府为谋求抗战后韩国独立而进行的对外交涉 |
| 4.4 韩国临时政府未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原因分析 |
| 4.4.1 韩国临时政府执政力的薄弱与内部纷争 |
| 4.4.2 中国国民政府外交上受制于人 |
| 4.4.3 韩国临时政府迷惘在与大国的盟友关系中 |
| 4.5 韩国临时政府及其武装力量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
| 4.5.1 极大地唤起了中韩民众的抗日情绪 |
| 4.5.2 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
| 4.5.3 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的后续援助 |
| 5.1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解体 |
| 5.1.1 战后韩国临时政府面临的挑战 |
| 5.1.2 国民政府协助临时政府成员以个人身份悲壮返韩 |
| 5.2 韩国驻华代表团的成立及其与国民政府的后续合作 |
| 5.2.1 韩国驻华代表团的成立 |
| 5.2.2 国民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的原因 |
| 5.2.3 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的后续合作 |
| 5.3 中韩携手处理韩侨问题 |
| 5.3.1 关内地区韩侨的集中与遣返 |
| 5.3.2 东北地区韩侨问题的交涉 |
| 5.3.3 国民政府遣返韩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
| 5.4 韩国驻华代表团解体 |
| 5.4.1 李承晚访问中国及其影响 |
| 5.4.2 韩国驻华代表团的解体 |
| 结语 |
| 主要文献及参考资料 |
| 致谢 |
| 附录A |
（8）“虹口事件”与中韩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动态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虹口事件"前的中韩关系 |
| 2.1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 |
| 2.1.1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背景 |
| 2.1.2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过程 |
| 2.2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初期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
| 2.2.1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护法军政府的关系 |
| 2.2.2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北洋政府的关系 |
| 2.2.3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国民政府初期的关系 |
| 第三章 "虹口事件"的发生 |
| 3.1 "虹口事件"发生的背景 |
| 3.1.1 中日关系恶化 |
| 3.1.2 义烈斗争 |
| 3.2 "虹口事件"发生过程 |
| 3.3 "虹口事件"的影响 |
| 3.3.1 中外报纸对"虹口事件"的报道及各国态度 |
| 3.3.2 "虹口事件"对日韩中三国的影响 |
| 第四章 "虹口事件"后的中韩关系 |
| 4.1 中国国民政府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态度的转变 |
| 4.1.1 "金蒋会见"确立援助韩国独立运动 |
| 4.1.2 国民政府援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原因 |
| 4.1.3 国民政府援助韩国独立运动的措施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
四、韩国临时政府上海旧址的由来（论文参考文献）
- [1]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刘霞. 山东大学, 2020(10)
- [2]在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抗日历史遗迹梳理[J]. 刘鑫.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
- [3]韩国临时政府上海旧址的由来[J]. 贝民强. 韩国研究论丛, 1998(S1)
- [4]革命与艺术之间—民国艺术家韩乐然研究[D]. 周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08)
- [5]韩国临时政府上海旧址的由来[J]. 贝民强. 韩国研究论丛, 1998(S1)
- [6]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沪杭活动旧址考述——兼述韩国独立党杭州活动旧址[J]. 崔凤春. 当代韩国, 2019(02)
- [7]中国国民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关系研究[D]. 张玉红. 延边大学, 2010(09)
- [8]“虹口事件”与中韩关系[D]. 王明飞. 延边大学, 2010(10)
- [9]抗战大后方——韩国临时政府西迁重庆之生活略探[A]. 夏雪. 第十五届中国韩国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历史卷（韩国研究丛书之五十八）, 2014
- [10]“虹口事件”对中韩关系的影响[A]. 王明飞. 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会刊,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