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怎样写作经济论文》(论文文献综述)
李国华[1](2021)在《现代心灵及身体与言及文之关系——鲁迅《野草》的一个剖面》文中研究指明鲁迅留日时期对于20世纪文明的根本性理解都与"内部之生活"有关,其所谓"内部之生活"发生在"本有心灵之域",通过"客观之物质世界""自然""观念世界"等外部关联的参照确立边界。(1)鲁迅以此提出了现代心灵的问题,并试图通过文艺工作叩问和解决它,从而写作《摩罗诗力说》和翻译域外小说。
倪晓明[2](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朱文宇[3](2021)在《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文中认为官箴书即为官之箴言,是中国古代阐释为官道德与从政经验的特殊着作形式。近年来,官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尚有深入空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成果相对侧重于文本内在信息的梳理,而疏于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或政治生态等角度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明宣宗御制《官箴》作为极罕见的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却少有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兼顾官箴文化和政治文化两个维度对明宣宗御制《官箴》加以全面解读,是对学界现有成果的一次有益补充。本文以明宣宗御制《官箴》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而动态地考察了该文献的出台背景、写作主体、阅读客体、基本内容、写作手法、流传方式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出其两个维度的文献地位和文献价值:一是,官箴文化维度。其一,较之主流官箴文献,明宣宗御制《官箴》具有以下内在特性:从写作主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由各级官吏所作,而此箴的作者是皇帝本人,这也导致它在语气态度、箴规力度、逻辑起点等方面,衍生出与主流官箴书的多重差异;从阅读客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为面向全体官吏或特定层级(类别)官吏所作,而此箴逐一针对三十五个(类)国家机构的主官加以训谕,既有全面性,又有针对性;从中心内容角度看,主流官箴书有“为官之道”与“从政经验”两大取向,而此箴既有道德性,又有针对各岗位官员的现实性;从写作手法角度看,主流官箴书以概论体和语录笔记体居多,行文风格相对自由,而此箴采用了较为罕见的“百官箴体”,且通篇四言,无一句例外。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促使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箴无论是在强化“官箴”文体,还是深化官箴文化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历史性的推进作用:从作品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作品数量骤增、篇幅扩大、体裁创新、内容多元化;从作者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创作的主体意识强化,不仅作者数量骤增,作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圈层也迅速扩大。二是,政治文化维度。其一,明宣宗御制《官箴》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其中关于诸司官员职责和道德的说法已经不是主流官箴书的温和劝勉之语,而是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和要求,其精神要旨也不再是主流官箴书基于官僚群体内部利益的功利性诉求,而是皇权对诸司官员服务帝制国家的相关期待。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皇帝对内外诸司的政治定位、对各机构主官政治角色的理解,实际上还具有类似行政法典与道德法典的文献属性,并代表了皇帝总结过去、治理当下、寄望未来的现实政治意图。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应对王朝统治策略上的“宽严”之辨,整顿官僚队伍,营造一个和谐、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态。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殊性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典章制度史书的分析价值,这一点与宣宗的深层用意有关。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将各主要政府机构的职能、运作方式、地位和重要性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对帝国政治结构作出体制和机制上的统筹、布局和规划。其三,明宣宗御制《官箴》清晰地表达了明宣宗朱瞻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秩序及其治国理念。宏观来看,此箴的根本政治诉求是巩固明朝统治秩序,确保国家政治体系、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政治过程的有序运行。具体来看,要全面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国家机关层面的总体设计,二是官僚队伍层面的道德规范。其四,明宣宗御制《官箴》既是明宣宗朱瞻基构建理想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是宣德朝政治实践的缩影和成果,同时也是串联起明代政治生态演变的一条线索,并构成了明代乃至整个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一种象征:一方面,此箴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契合性。从权力互动角度看,此箴是皇权对官僚权力的一次正面界定,它不仅表达了皇帝对于官僚士大夫政治角色的理解和要求,实际上它也是皇权对于宋代以来逐渐活跃的士大夫政治所作出的一次积极回应;从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角度看,此箴更高度契合了儒家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明代后来的历史中,此箴逐渐凝结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典范和“祖制”依据,它不仅在官僚士大夫中间广为传颂,甚至直接构成了其对抗现实政治的有力武器。明代中后期舆论场高度活跃,以激扬道德、鼓励政治批评为基本精神,此箴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推演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此箴也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分歧性。从君主专制政体的精神内核角度看,此箴本质上是明初皇权政治发展演变的产物,遵循的是一套相对独立于士大夫政治的运行逻辑。它既是明初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同时又反映了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从思想渊源角度看,此箴也透露出与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的重要差别。根据此箴提及孔子的两次表述,其侧重点主要在于“周”所代表的帝王治统,而非儒家士大夫所尊崇的“孔孟”道统。而在帝制时代,治统与道统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性,从根本上说,是秩序观与民本观、“私”与“公”的分歧。
房玉玺[4](2021)在《融合媒介素养于中学语文写作中的教学策略研究》文中指出
高原[5](2021)在《罗伯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羞感书写 ——《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1878-1956)是一位曾被长期忽略和低估的瑞士现代主义作家。在瓦尔泽的作家生涯中,尤其是在伯尔尼时期(1921-1933),他遭遇了出版危机、生存危机、言说/叙述危机和手写危机等一系列的危机。这一时期他的创作题材、语言风格、叙述方式、手写习惯等较此前均有明显转变。在他留存的“密码卷帙”中,他的文学书写越来越指向自我,文本中的主人公常常以失败作家的形象出现,试图以隐晦的自我辩解重构作家身份。诸如此类的应对策略和他迂回的叙述方式均与以掩饰为主要特征的“羞”的诗学手段相关。本研究从“羞”这一文化人类学现象出发阐释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书写方式,并选取《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瓦尔泽文学书写中的“羞”及作品主人公遮掩“羞”的诗学策略问题,讨论瓦尔泽如何以“羞”的叙述方式作为化解叙述困境的诗学手段,以及瓦尔泽为何采用“密码卷帙”这种以隐匿文字符号为目的的手写形式。本研究第一章介绍了论题缘起、瓦尔泽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对“羞”这一概念做出差异性理论梳理,分析“羞”在不同语境下生成的前提、诱因、反应机制和典型的处理方式。第三章讨论文化人类学及社会伦理语境下“羞”的作用机制,重点剖析了《强盗》小说主人公面对各种危机和羞辱时通过藏匿自我身份以消解“羞”的策略。此外,由失败作家而引发的“羞”还体现在“强盗”与叙述主体之间疏离/紧密的共生关系上。第四章诠释了掩饰“羞”的情感面具和诗学面具。《强盗》主人公通过夸张的情感和行为方式来转移“羞”,以故作顺从对权力关系进行颠覆和反讽,还以故作无耻的态度忽略并否认“羞”的在场。瓦尔泽用自己的一幅肖像画编织“强盗”的外形着装,将本人掩盖在这个失败作家的形象之中。而瓦尔泽的手稿本身也是一种遮掩,本研究结合瓦尔泽的书信和文本解读了“密码卷帙”的独特手写形式,这种掩饰性极强的手写方式也是瓦尔泽化解手写危机的诗学策略。第五章从《〈日记〉逸稿》出发阐明了小说中叙述主体“我”通过日记体文学书写,对既定的文学规约表示反讽和质疑的意图,小说呈现的元叙述、自我反思、悖论对话性等特征均为掩饰叙述危机的文学手段,而小说中主题的偏离与推延、意义的消解以及内容指涉义的变换也都是瓦尔泽用来掩饰并克服言说失败的诗学手段。第六章对掩饰“羞”的诗学策略和瓦尔泽的“羞感”诗学实践进行了总结。总而言之,瓦尔泽的“密码卷帙”从文本层面展示了“羞”的情感诱发机制和文学个体对“羞”的处理方式。瓦尔泽用独特的叙述方式建构文本是为了掩饰作为失败作家的“羞”,他的微型铅笔手稿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抗手写危机的文化技术,也是一种遮掩和消解“羞”的诗学策略。从文本层面的回避到叙事层面的遮掩、再到书写行为中的隐藏,瓦尔泽在内容、叙述和语言符号的三重掩饰中,将“羞”作为一种创作理念融入他的文学书写。本研究发现,瓦尔泽作品中“羞”的美学价值就蕴含在掩饰性的本质之中,他对“羞”的表现和处理方式可以视为一种掩饰性的诗学手法。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是从“羞”现象出发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两部小说及其文学叙述和文学书写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发现瓦尔泽无论在叙述层面上的遮掩,还是独特的手写形态,其中所藏匿的都是“羞”的应对策略以及“羞感”诗学实践。对“羞”的文学应对策略既是瓦尔泽对作家身份认同的核心,也是他书写方式的诗学本质。本研究将“羞”这一文化人类学现象拓展为瓦尔泽的特殊诗学手段,他的这种极具掩饰倾向、又在掩饰中展露深层意图的独特书写可以被视为是一次对“羞感”诗学的书写实践。
金子彤[6](2021)在《周记在初中作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李明浩[7](2021)在《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濊貊是古代从中原东部与北部迁徙到东北中南部及朝鲜半岛地区生活的民族,与东胡系民族、肃慎系民族及汉民族共同构成古代东北的四大族系。在古代文献中,濊貊时常被合并称谓,但实际上在秦汉之前的“濊”与“貊”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并且存在较大的生计方式上的差异。通过文献整理,可以清晰地发现濊与貊两个民族的迁徙、融合过程,以此可以洞悉整个东北民族、历史的发展变化。本论文以古代文献中出现的“濊”(追、薉、秽、獩)与“貊”(貉、发、亳、狢、貈、狛)的多种文字书写和事件记述为研究内容,系统考证了古代东北民族“濊貊”的迁徙、发展、融合等情况。本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与第二章,首先是分别对古代历史文献中“濊”与“貊”的多种文本记载进行辨析,明确文献中出现的“濊”与“貊”如何从单独使用发展到混合为“濊貊”使用的演进过程。其次以《诗经·韩奕》等古代文献为研究主体,辨析在一些文献中二者单独及混合出现和使用时各自代表的民族主体情况。最后分别考证“濊”与“貊”在未融合之前,各自的居地所在以及早期迁徙情况。第三章,是以《逸周书·王会解》为研究重点,辨析“成周大会”时前来中原朝贡的“东夷”“东北夷”诸族分别同“濊”“貊”二族之间的关联情况,考证了文献中因何会将此时的东夷、东北夷诸族与后来的濊貊民族混同。尤其是箕氏朝鲜(古朝鲜)为何没有出现在《王会解》记载的中成周大会内,以及濊人、貊人与古朝鲜人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山海经》中的“貊国”“濊国”的考证。首先,考证了貊国的方位、其与古朝鲜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其次,通过出土的与濊有关的印章、封泥考证了汉设置苍海郡情况以及濊人在朝鲜半岛乐浪郡的生存情况。第六章,是通过东北濊貊分支民族共同语言区的形成、农业生产方式的建立,以此考证貊人的东迁过程以及与濊人的融合情况。证明了汉代对以濊貊为代表的东北民族的有效管理,濊貊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东北边疆管理机构紧密的政治联系。第七章,是对域外汉籍高丽文献《三国史记》中出现的“靺鞨”记载的考证,证明了朝鲜半岛文献中很早便出现的“靺鞨”,大多数情况实质上是对“濊貊”民族的错误标记。并且随着高句丽、渤海的崛起,加速了对濊貊民族的融合,尽管有少量濊貊一直存续到了辽代,但因为自身体量上的微弱,最终消亡在生女真的南下之中。
陈思源[8](2021)在《高考作文变革下的思辨性写作教学研究》文中认为
姜晔[9](2021)在《小论文写作与历史解释素养的培养研究》文中指出
练斐[10](2021)在《德语词汇长度的共时特征与历时演化》文中指出语言是一个由多种单位构成的复杂系统,语音、词汇、句法等子系统各司其职。语言同时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协同系统,各种语言属性互相影响。语言本身及其属性都会受语内及语外因素影响而逐步发生演化。在语言系统中,词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在听觉层面还是视觉层面,长度都是词汇最基础也最显着的属性之一。词汇长度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语言单位的复杂性,呈现文本的整体特征,词长的变化还会引起其他语言属性发生改变,进而带来语言的整体演化。词长因其特殊性,得到了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交际学、信息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关注。特别是计量语言学,将词长视为研究语言整体特性的关键切入点,相关研究层见叠出。计量语言学研究主张以大规模真实语言材料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定量方法,以揭示人类语言的普遍特性、自适应机制、演化规律及其动因。现有词长计量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就研究工具而言,大部分研究对词汇定义的探讨有限,在选择词长测量单位时一般基于前人研究或个人经验,故存在测量方法不统一的情况,尚无研究对比不同测量方法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其次,在语料特征方面,目前考察的文本类型较为单一,以文学、书信为主,多数研究选用的语料规模较小,缺少系统的跨文体分析;再者,从研究维度上看,现有研究多从共时角度出发,且文章大多重数据而轻分析,鲜有基于统一、大量、真实语料的多维度历时考察。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聚焦17-19世纪德语词汇长度的共时跨文体特征及历时演化趋势,采用计量方法从平均词汇长度、词长分布特征、文本内部词长走势、词长与其他语言属性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系统研究分析,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在共时层面,不同文体的德语词汇长度具有哪些共性与差异?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跨文体特征?2)在历时层面,1600年至1899年间,不同文体的德语词汇长度分别呈现怎样的演化趋势?其演化动因是什么?本研究语料选自德语文本历时语料库(Deutsches Textarchiv,简称DTA),涵盖四个文体类型,总词次约2000万。在开展主体实证研究之前,本文充分探讨词汇定义,据此设计实验方案,并利用DTA语料库中的“报刊”文体语料展开前测。结果表明,音节是最适合书面德语的词长测量单位。鉴于德语屈折变化丰富,词汇的形符、类符、词形、词目拥有各异的语言学意义,在具体研究时应根据研究目的选择适当的词汇形态作为测算对象。本研究在对DTA语料库“文学”“应用文”“学术”三类文体300年间的360篇语料进行跨文体、跨时段、多维度分析后,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在共时层面上,不同文体的词汇长度特征既有个性,又显共性。语料的差异性集中体现于整体的词长特征:无论是全文平均词长,还是各词类的平均长度,抑或多音节词的占比,同时期语料均呈现出“学术>应用文>文学”的特点。造成跨文体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各文体不同的写作目的和语言使用偏好。三类文体语料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各文本的词汇长度分布特征非常相似,基于词形形符得到的分布数据可用统一数学模型(单位移超泊松分布)描述。第二,词汇长度与词汇使用频率存在相关性,“词长越短使用频率越高”的特点符合幂律函数=。上述两点均为“省力原则”在德语中的体现。第三,在一篇文本内部,词汇长度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这与写作策略及篇章信息结构相关,受到人类认知特点影响。2)从历时维度看,德语词汇长度在17-19世纪间整体呈增长趋势。具体而言,“学术”语料的词长历时增速最快,“应用文”次之,而“文学”语言的演化速率较为平缓。这主要是因为学术文本和应用文对语言表达的精准度要求更高,且为了满足新的表达需求常使用复合、派生等构词法创造新词,而这往往会令词汇长度增加。其次,不同词类的演化特征不尽相同。名词、形容词、动词的增速最快,说明上述词类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此外,词长分布模型的参数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体的历时演化特征。整体而言,语言是一个自适应动态系统,词汇长度的演化过程受到社会、文化、认知、交际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本研究首次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系统考察了德语词汇长度的跨文体特征与演化规律,在思路方法、研究语料、研究视角等方面均有创新。在思路方法层面,本文重视“词”的概念探讨,以理论指导实践,基于先导研究结果优化主体研究设计,并找到了最适合书面德语的词长测量单位,有助于改变目前词长测量单位不统一、结果难对比的研究现状。从研究语料上看,本文突破目前时间维度、文体类型单一的局限性,在选择语料时兼顾同质性与异质性,系统考察边界条件对结果的影响。不仅验证了计量语言学的定律与假设,还佐证并拓展了文体学、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的相关观点。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构建起多维的词长研究范式,以共时研究为横轴、历时研究为纵轴,结合语法、认知、社会、文化因素展开多维分析,并与现有研究充分对话,展开跨语言比较。既深化了对德语词汇文体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了解,也为人类语言共性探究提供了实证基础。
二、《怎样写作经济论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怎样写作经济论文》(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心灵及身体与言及文之关系——鲁迅《野草》的一个剖面(论文提纲范文)
一、何以“自言自语”? |
二 、现代心灵问题的模进 |
三、身心分裂与言文分离 |
四、“内部之生活”的表达边界和限度 |
(2)《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综述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四、本文的研究意义 |
第一章 “论”体意识与博通之学 |
第一节 自然与自觉: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一、关于“文体意识” |
二、自然:王充文体意识的整体面貌 |
三、自觉:王充“论”体意识的明确 |
四、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第二节 王充“论”体意识的文学史意义 |
第三节 “论”体与王充的博通学风 |
一、王充与“论”体的交融 |
二、博通与越文化 |
三、博通与书肆 |
四、博通与班氏家族 |
第二章 士大夫身份与《论衡》征引文书的意义 |
第一节 文本素材与身份重估 |
一、以叙述代议论:从《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谈起 |
二、偏重主旨:《验符》篇研究史略 |
三、以文书为素材:《验符》篇素材来源剖析 |
四、士大夫:王充身份重估 |
第二节 史料与宣汉:《论衡》征引文书的双重意义 |
一、史料价值:对东汉史书记载的补充 |
二、政治意味:文书与宣汉 |
第三章 《论衡》颂汉的文化意味 |
第一节 《春秋》与颂汉:王充颂汉动因析论 |
一、历史意识的缺失:王充颂汉动因研究史略 |
二、采善贬恶:王充对《春秋》的接受及其颂汉学术基础的确立 |
第二节 依违五经:王充颂美汉帝王的独特理路 |
一、 “五、三”与王充颂美汉帝王的背景 |
二、高汉于周:王充对汉代圣王图谱的勾勒 |
三、依违与依附:王充与东汉文士颂汉的差异 |
第三节 颂汉视野与王充对东汉文章的推崇 |
一、知行合一:王充对兰台文士颂汉理念的认同与实践 |
二、颂汉无罪:王充赋论观平议 |
第四章 《论衡》接受发微 |
第一节 历代《论衡》接受举隅 |
一、六朝:对书与人的全面肯定 |
二、唐代:肯定《论衡》与贬低王充 |
三、宋代:“非圣无法”与“以人废言” |
四、清代:官学打压与私学赞扬 |
第二节 文脉不绝:黄晖及其《论衡校释》平议 |
一、黄晖与《论衡校释》成书始末 |
二、“会校”:校勘的方法与理念 |
三、“通释”:归纳与分类方法的结合 |
第三节 通人通学:《论衡》对张舜徽先生治学理路的影响 |
一、弃专尚通:博通的治学路径 |
二、不拘师法:学术为天下公器 |
三、体用结合:考辨体例与撰述实践 |
四、古为今用:知今之学最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3)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研究综述与回顾 |
三、研究思路 |
四、概念界定 |
第一章 官箴文化的发展与宣宗御制《官箴》的出台 |
第一节 明初以前官箴文化的发展历程 |
一、发轫期 |
二、成长期 |
三、成熟期 |
第二节 仁宣时期的官制与官员 |
一、近侍机构 |
二、中央行政系统 |
三、地方行政系统 |
四、军事管理系统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历史背景 |
一、由严入宽: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政治环境 |
二、官风颓弛: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直接原因 |
第二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与特点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 |
一、宣宗圣谕 |
二、箴言三十五篇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特点 |
一、以皇帝本人为制箴主体 |
二、以内外诸司为阅读客体 |
三、以道德训诫为中心内容 |
四、以四言韵文为体式风格 |
第三章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时代政治生态的构建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期许 |
一、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构想 |
二、宣宗御制《官箴》的官德要求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朝行政治理 |
一、肃纲纪 |
二、汰冗官 |
三、简贤才 |
第三节 蒸然之象:宣德朝政治生态的转变 |
一、大醇小疵的官场风气 |
二、宣宗的帝风与宣德时代的君臣关系 |
第四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及对后世的影响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 |
一、文本形态《官箴》的流传 |
二、特殊形态《官箴》的流传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箴书的影响 |
一、官箴作品的繁荣发展 |
二、官箴作者的广泛参与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场与官风的影响 |
一、正己:官德的培养 |
二、谏君:圣德的培养 |
第五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在精神脉络与明初政治文化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君主专制 |
一、御制与官箴: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 |
二、共生与合作: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士大夫政治 |
一、得君与行道:官僚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
二、周孔与孔孟: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必然冲突 |
结论 |
一、明宣宗御制《官箴》的官箴文化定位 |
二、明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文化定位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后记 |
(5)罗伯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羞感书写 ——《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语表 |
1 引言 |
1.1 论题缘起 |
1.2 研究综述 |
1.3 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
2 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羞”的探究 |
2.1 羞的前提:自我意识 |
2.2 羞的诱因:他者目光 |
2.3 羞的反应机制:隐藏回避 |
2.4 羞的处理方式:面具 |
2.5 小结 |
3 “羞”与身份的遮掩——《强盗》小说中的生存危机 |
3.1 “强盗”的身份藏匿 |
3.1.1 作家?强盗?——社会身份与美学身份的反叛 |
3.1.2 孤立与孤例——社会隔离与主体救赎 |
3.1.3 无名与命名——隐而不表的模糊化身份 |
3.2 “强盗”的身份伪装 |
3.2.1 教化与规训——对规约的应对 |
3.2.2 性别演绎——女性化倾向的掩饰与文学 |
3.2.3 孩童的天性和任性——身份逃避与文学活力 |
3.3 “我”和“强盗”——理想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分裂与弥合 |
3.4 小结 |
4 “羞”的隐匿面具——“强盗”的藏与“密码卷帙”的隐 |
4.1 以情感掩饰“羞”感 |
4.1.1 目光的审视——闪躲或对峙 |
4.1.2 伪装的顺从——权力关系的颠覆 |
4.1.3 对嘲讽者的嘲讽——对“羞”的忽略与否认 |
4.2 文学形态面具 |
4.2.1 衣饰与掩饰——现实与虚构身份的文学编织 |
4.2.2 在手稿中逃遁——“密码卷帙”中的手写危机 |
4.3 小结 |
5 “羞”与叙述的掩饰——《1926 年〈日记〉逸稿》中的言说危机 |
5.1 叙述主体的自我审视 |
5.1.1 日记的写作练习——对“展示的危机”的展示 |
5.1.2 元叙述与自白——对书写过程的观照和自省 |
5.1.3 想象的对话者——面对审视和评判的自辩 |
5.2 叙述内容的消解 |
5.2.1 主题的推延——欲盖弥彰的遮掩 |
5.2.2 “谈”情“说”爱——语义的偏移 |
5.3 小结 |
6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7)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内容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
四、研究目标 |
第一章 历史文献中的“濊” |
第一节 文献中“濊”与“貊”的混用与差别 |
第二节 濊人的居地 |
第三节 濊人的东迁 |
第二章 历史文献中的“貊” |
第一节 《诗经·韩奕》中对“貊”的记载 |
第二节 貊人的居地 |
第三节 文献中的“胡貊”考 |
第三章 《逸周书·王会解》中“东夷”“东北夷”与濊、貊的关系 |
第一节 《王会解》中的“东夷”与濊的关系 |
第二节 《王会解》中的“东北夷”与貊的关系 |
第三节 《王会解》中未列“朝鲜”考 |
第四章 貊国及其社会状况 |
第一节 貊国位置考 |
第二节 貊与古朝鲜的关系 |
第三节 貊国的经济 |
第五章 濊人及其社会状况 |
第一节 “夫租薉君”与濊族情况 |
第二节 “夫租长印”与乐浪郡岭东七县的设置变化 |
第三节 出土濊族官印与其他民族首领授印的比较 |
第六章 “貊”人东迁及其与“濊”人的融合 |
第一节 濊貊民族共同语言区及农业区的形成 |
第二节 史家对濊貊民族认识的发展变化 |
第三节 貊人的东迁及其影响 |
第七章 高丽文献《三国史记》中的“濊貊”及其消亡 |
第一节 对《三国史记》中“靺鞨”记载的辨析 |
第二节 《三国史记》记载中“靺鞨”与“濊貊”的混记 |
第三节 《三国史记》中“靺鞨”记载的实指 |
第四节 濊貊的最终消亡 |
结论 |
附录: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主要参考资料 |
致谢 |
(10)德语词汇长度的共时特征与历时演化(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摘要 |
1 绪论 |
1.1 词长研究述评 |
1.1.1 多学科词长研究 |
1.1.2 词长计量研究 |
1.1.3 德语词长计量研究 |
1.1.4 现有研究评述 |
1.2 研究目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1.3 论文结构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2.1 理论基础 |
2.1.1 词的界定 |
2.1.2 词长分布定律 |
2.1.3 词长-词频协同定律 |
2.1.4 门策拉-阿尔特曼定律 |
2.2 研究语料 |
2.2.1 德语简史 |
2.2.2 语料来源及预处理说明 |
2.2.3 语料的同质性与异质性 |
2.3 计量指标与统计方法 |
2.3.1 词长测量单位 |
2.3.2 词长类型 |
2.3.3 软件与程序 |
3 德语词长测量方式的差异性分析 |
3.1 测量单位对词长测量结果的影响 |
3.1.1 基于字母数的词长测量结果 |
3.1.2 基于字位数的词长测量结果 |
3.1.3 基于音节数的词长测量结果 |
3.1.4 结果对比及相关性探究 |
3.2 词形变化对词汇长度的影响 |
3.2.1 基于词形形符和词目形符的测量结果 |
3.2.2 基于词形类符和词目类符的测量结果 |
3.2.3 结果对比与成因探究 |
3.3 小结与讨论 |
4 德语词长特征的跨文体共时考察 |
4.1 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4.2 词类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4.3 词长分布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4.3.1 动态词长分布 |
4.3.2 静态词长分布 |
4.4 词长与词频关系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4.5 文本内部词长特征的跨文体对比 |
4.6 小结与讨论 |
5 德语词长演化的跨文体历时考察 |
5.1 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历时对比 |
5.2 词类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历时对比 |
5.3 词长分布的跨文体历时对比 |
5.4 小结与讨论 |
6 结语 |
6.1 研究概述 |
6.2 研究结果 |
6.3 创新、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主要术语德汉对照表 |
附录2 超长词列表(选) |
作者简历 |
四、《怎样写作经济论文》(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心灵及身体与言及文之关系——鲁迅《野草》的一个剖面[J]. 李国华. 文艺争鸣, 2021(11)
- [2]《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D]. 朱文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4]融合媒介素养于中学语文写作中的教学策略研究[D]. 房玉玺. 宁夏大学, 2021
- [5]罗伯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羞感书写 ——《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研究[D]. 高原. 浙江大学, 2021(08)
- [6]周记在初中作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 金子彤. 宁夏大学, 2021
- [7]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D]. 李明浩.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8]高考作文变革下的思辨性写作教学研究[D]. 陈思源.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9]小论文写作与历史解释素养的培养研究[D]. 姜晔.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10]德语词汇长度的共时特征与历时演化[D]. 练斐. 浙江大学, 2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