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做好这一涉及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大事——全国企业政治工作专业职务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答记者问

一、把关系政工队伍建设的这件大事继续抓好——全国企业政工专业职务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答本刊记者问（论文文献综述）

王献玲^[1]（2005）在《中国民办教师始末研究》文中提出民办教师在新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长达半个世纪中,民办教师安贫乐教,艰辛奉献,是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扫盲教育的主要承担者。研究中国民办教师历史,一为传承其风范精神,二为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激励、鉴戒当今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本文秉此总纲,言三十万,由绪论、正文八章、结语共十部分构成。 绪论:界定了民办教师的概念,阐述了选题的缘起、意义及研究现状,简单介绍了基本文献资料,交待了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创新。 第一章:论述中国民办教师的历史渊源。从清末到民国,因经费困难,师资匮乏,国家推行义务教育步履维艰,有名无实;而稍后的中国共产党在红色区域实行群众路线,走群众办学的道路,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些教训和经验对新中国建立后“穷国如何办大教育”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第二章:阐述中国民办教师的产生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快速发展教育事业与国家财力不足的矛盾,号召群众办学,实行“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于是,民办教师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壮大。从1949年到1951年是民办教师的出现阶段;1952年到1956年是初步整顿阶段;1957年到1966年是跌宕发展阶段;1967年至1977年是急速膨胀阶段。 第三章:讲述民办教师队伍的治理整顿。“文革”结束后,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从1978年到1993年这15年,对民办教师队伍进行了规范建设。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减少民办教师的比例,健全民办教师管理制度,提高民办教师素质,改善民办教师待遇,民办教师长期存在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第四章:讲述民办教师的光辉业绩。在半个世纪中,民办教师撑起了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半边天,担负着农村扫盲教育的主要工作,同时在农村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第五章:讲述民办教师队伍的艰难生存。民办教师的奉献与他们应得到的社会回报存在着极大的反差。民办教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如耕教矛盾,待遇低,与公办教师同工不同酬,生活极端穷困,社会地位低下,受人歧视等。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民办教师队伍的建设,影响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六章:讲述民办教师问题的最终解决。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时国民经济已有很大的发展,已有能力增加教育投入,于是,从1994年到2000年,党和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共同努力,积极采取措施,基本上解决了民办教师问题。 第七章:主要阐述贫困地区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经验及启示。不少经济落后地区由于领导重视教育,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把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落到实处,民办教师问题解决得很好,这说明教师队伍的建设、教育事业的发展,领导重视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八章:主要阐述代课教师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吸收新的民办教师的门关死之后,代课教师开始出现,并逐步壮大。代课教师主要分布在“老、少、边、山、穷”的农村穷困地区,承担着这里的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他们对中国教育如同当年的民办教师一样,作出了同样的贡献,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不同的是,代课教师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本部分提出了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若干思考。 结语部分:主要阐述民办教师问题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教育事业的反思。长期以来民办教师队伍生存的艰难,管理上的紊乱,农村办学条件的极端简陋,严重制约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吸取这些教训,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基础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中之重战略地位,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建设好农村基础教育的师资队伍,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繁荣。

刘光^[2]（2011）在《北京情报站》文中研究说明情报站是情报局在对象国开展谍报活动的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秘密情报局、法国对外安全总局、德国联邦情报局等着名谍报机构,都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首都建有情报站,如北京站、莫斯科站、河内站、哈瓦那站、日内瓦站……——《美国特工组织手册》

刘业伟^[3]（2015）在《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鲁迅文学院为研究对象,以历史研究的严谨态度,打通文学和历史研究的界限,借鉴创意写作的研究思路,运用文化领导权、文学生产等理论方法,从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设计、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不同办学时期新人培养的情况、新人培养的方法和途径、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成效与影响等六个方面系统考察了鲁迅文学院六十年来的办学情况,阐释了其作为文艺界的“黄埔军校”的重要意义和“文艺党校”的历史局限。以此,一方面可以厘清新中国新人培养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能多多少少地管窥到创意写作在中国的文学实践。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950年10月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至今已经走过了64年的历程。文研所的创办,既立足本土传统——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又借鉴于友邦——苏联的办学模式,体现了当时文艺界对新老解放区的传统以及苏联模式取舍整合的尝试与实践。它的创办,充分体现出新政权对文学新人培养的重视。文学学校的建立不仅仅是文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央文学研究所时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时期和鲁迅文学院时期。从考察可以得知,这三个时期的培养情况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方式方法上有所区别。同样,鲁院在不同办学时期对文学新人的培养方式和途径也有所区别,比如八十年代以办进修班为主,辅之以与高校联合办学;九十年代延续八十年代的思路,以举办进修班和文学创作专业班为主;到了新世纪则创造性地开办了高研班,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鲁院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新中国的文坛淬炼输送了一大批共和国作家。从1950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到现在,鲁迅文学院已经举办了近百期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班。半个多世纪来,鲁迅文学院对于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产生了显着而又直接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奖项的获奖者中,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的学员也占有显着的比重。鲁院办学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各地对鲁院办学模式的模仿与复制,纷纷建立了作协文学院。在此基础上,鲁院牵头成立了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并在鲁院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联席会秘书处,这可以看作是鲁院对全国文学院的一个整合,以此为标志,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鲁院”格局已经形成。就鲁院初期的办学模式而言,很大程度上毫无疑问是苏联模式的拷贝。但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鲁院已经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种新的文学新人培养机制已经形成。鲁院新人培养的未来趋势必将吸收包括创意写作理论在内的各种理论方法,努力拓展学历教育渠道,引入包括创意写作工坊在内的各种作家训练方法。

张红侠^[4]（2014）在《人民调解变迁研究 ——以权威类型转变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纠纷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因而定分止争就成了人类的必修课。调解成本低、效率高、偏重实体正义、利于人们和谐相处。在域外,调解已经突破传统模式,呈现出新趋势即调解与法治相融合、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相衔接。中国则具有悠久的调解传统文化,传统民间调解尤为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政权组织在批判继承我国传统民间调解的基础上创造出人民调解。直至今日,人民调解在纠纷解决和社会治理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再加上构建和谐社会、倡导调解的官方引导,目前学界对人民调解的研究较多,但是系统、深入地专门研究人民调解变迁的文章还不多见。鉴于此,笔者以权威类型转变为视角,运用描述性的法史学和解释性的法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法社会学方法等描述和解读人民调解的变迁史。总体而言,人民调解经历了兴起、兴盛、衰落和“复兴”的历史变迁过程。人民调解的历史变迁始终与人民调解权威类型及其权威强弱变化紧密相关。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政权组织基于落后的自然经济状况的法权要求,吸取我国传统民间调解的经验教训以及缓解抗日根据地司法困境的需要,制定和颁布一系列人民调解法令、政策。人民调解组织化、制度化的雏形出现。与此相适应,抗日根据地、解放区蓬勃开展人民调解实践活动并取得了明显成效。由此,在这一时期人民调解开始兴起。人民调解兴起与人民调解组织权威初步形成是密不可分的,而人民调解组织权威初步形成归因于以下几点: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政权组织权威的树立;人民调解组织依附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政府;“大众司法”形成及其推广;传统地方精英被清扫、新式地方精英被塑造。建国初期,国家汲取人民调解的历史经验,在继承和发展“大众司法”的背景下,在全国开展人民调解的组织化、制度化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调解遭到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逐步恢复与发展。在此情况下,人民调解法律、法规得以重新公布并进一步完善。与此相对应,人民调解实践也展现出繁荣景象。人民调解繁荣则与人民调解组织权威高涨紧密相连,后者为人民调解繁荣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人民调解组织权威高涨则依赖于以下因素:国家政权组织享有高度权威;人民调解组织紧密依附于各级人民政府;人民司法全面确立与实施;多数人民调解员具有较高政治地位和思想道德素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2年,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国家加大了人民调解组织化、制度化建设力度,并开始对人民调解进行法制化建设。然而,实践中人民调解却出现了衰落景象。人民调解衰落与人民调解组织权威弱化、法理型权威较弱不无关系。人民调解组织权威弱化则是由乡镇政府、村委会权威弱化,人民调解组织对各级人民政府的依附性减弱,人民司法式微与司法现代化建设以及部分人民调解员的政治地位和思想道德素质下降所造成的。人民调解法理型权威较弱主要体现在:法律权威不高;人民调解的程序正当化不足;多数人民调解员无法适应调解法制化的要求。2002年以来,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法院面临双重压力以及人们对法治、诉讼和调解理解加深,共同敦促人民调解组织化、制度化、法制化和专业化水平提高。人民调解实践也呈现出新景象。从实践效果上看,人民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回升;人民调解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作用提升。由此,人民调解逐渐走向“复兴”,而人民调解组织权威回升和法理型权威提升为人民调解走向“复兴”提供了有力地支撑。人民调解组织权威之所以回升,在于以下几点:乡镇政府、村委会权威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遏制;压力型“维稳”机制形成;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优势政治地位;人民调解组织对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行政机关的依附性加强;“司法为民”、“能动司法”提出与实施。人民调解法理型权威提升是国家回应民众对人民调解的法理型权威需求以及域外现代调解运动影响的结果。人民调解的未来之路将是从组织权威走向法理型权威。2002年以来人民调解组织权威回升强劲地推动着人民调解“复兴”。然而,当前人民调解组织权威回升的模式与人民调解向社会自治型调解方向发展相悖,也不利于我国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令人欣慰的是,2010年《人民调解法》并没有延续组织权威模式。随着《人民调解法》贯彻和完善,社区自治发展以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真正形成,人民调解的组织权威将会下降即政府对人民调解指导、管理将进一步规范;乡镇（街道）调解委员会、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将被纯化为行政调解组织。尽管当前人民调解法理型权威促使着人民调解“复兴”,但是人民调解法理型权威现状与我国公民社会成长和“法治中国”建设的趋势存在张力。随着我国公民社会成长和法治进程加快,人民调解法理型权威将会进一步提升,其具体体现为:法律作为解纷依据的认同度提高;人民调解的程序正当化水平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专业威望提高。然而,由于受各种社会条件制约,人民调解组织权威下降不是轻而易举的,人民调解法理型权威进一步提升也无法一蹴而就。这就需要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人民调解法理型权威早日完全实现。文章可能的创新点在于视角和研究方法的使用。人民调解权威类型转变视角的运用使人们看到人民调解变迁现象的内在理路。法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使人们看到丰满的、“活”的人民调解变迁史。当然,文章还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

唐国战^[5]（2016）在《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历史考察》文中指出文风,即文章所反映出的一种态度或风格。中国共产党的文风,即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改革、建设过程中,为实现自身目标和理想,通过文章、讲话或会议等方式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执政风格和特点。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就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为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在宣传、鼓动和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和办法。所谓文风建设的历史考察,即从“文风建设”这个视角,对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在文风建设方面所采取的主要举措与方法进行系统总结,以期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更多借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过无数艰难挫折,最终在1949年取得执政地位。在这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文风一直倍受重视,虽然早期并未直接以该词界定,但也提出了许多与此相关的举措与要求。总体来说,文风在推进中国共产党奋斗、探索、建设和发展的历程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当然,由于经验、方法和认识等方面的不足,文风也出现过较大起伏,直接和间接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造成了较大影响。鉴于文风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曾在1942年首先对此进行了彻底整顿。但由于引起文风问题的因素很多,文风整治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后的数十年来,文风整顿一直未曾中断,只是在不同时段时有松紧罢了。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的文风建设历史,依据党史的发展线索,可分为四个大的阶段:一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情况;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及曲折发展时期的文风建设情况;三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文风建设情况;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文风建设情况。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文风思想。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实际,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振奋民族精神、激发民族活力、凝聚民族力量,形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指导思想上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指导性;内容上要体现党的领导目标和宗旨意识;形式上要简洁通俗;风格上要准确、鲜明和生动等。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主要举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优良文风思想和理论来教育全党;通过整顿党风来促进文风;通过不同时期党的领导人结合中国实际所创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文风理论和思想进行宣传和指导;加强党对党报党刊等新闻媒体的领导和指导;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来规范和推进文风的科学化发展等。文风建设的好坏,主要与党在不同时期思想路线制定的正确与否有关,也与党在推进该时期思想路线的方式方法等因素有关。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文风建设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特点是:不同时代的主题决定着不同时代的文风风貌;人民群众是不同时期文风建设的不竭动力;“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不同时期文风建设的重要目标;主要领导人的文风思想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文风建设呈现出渐进复发性。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启示是:弘扬优良文风,必须坚持求真务实;唱响主旋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持文风活力,必须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文风治理,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展示中国风貌,必须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吴玉荣^[6]（2004）在《互联网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文中认为互联网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迅猛发展，不仅使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还同时开辟了人类社会的第二生存空间。互联网在开启人类社会生活新时代、新空间的同时，也开辟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时代、新空间。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深入研究“互联网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这一课题，对于我们抓住机遇，开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从而增强党和政府及整个中华民族凝聚力、感召力；对于我们迎接挑战，沉着应对互联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冲击，从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各种意识形态的激荡争夺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我们与时俱进，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文从分析互联网是人类信息与思想交流的新形式入手，紧密结合各网络主体尤其是广大网民的具体行为，着重分析了互联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正负影响，探讨了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特点、原则和方法，提出了在网络空间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四大方略。全文包括导论、正文四章和结束语： 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的依据和意义，介绍、评析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阐明了全文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并说明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概述了互联网的功能、本质、双重特征及我国互联网的发展现状和主体。其重点有三：一是分析了互联网的本质，指出从技术上看，互联网是一整套信息技术设施和相关技术规则的集合体，同时，互联网又是人类信息与思想交流的新形式，是人类第二生存空间。二是从学理上首次探讨了互联网的五大双重特征，提出从结构上看，互联网是技术上的分布性与现实中的集中性的统一；从内容上看，互联网是信息无限与知识有限的统一；同时提出，网络传播是自由与控制的统一，网络空间是虚拟与现实的结合，网络交往是“天涯若比邻”与“比邻若天涯”的统一。三是介绍了我国互联网发展的现状，特别是对我国互联网的主体及其行为进行了分析。 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互联网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的新机遇和形成的新挑战。本章首先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三个概念的含义进行了界定；接着深入分析了互联网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的五大机遇，即：网络传播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网络精神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增加新内容或新体现，网络交往将扩大、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网络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将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与发展，网络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将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最后探讨了互联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的四大挑战，即：互联网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课题，互联网将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念——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将使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方式功效降低，互联网上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将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第三章重点分析了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特点、原则和方法。文中首先分析了互联网上意识形态的特点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要求，指出互联网上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全球性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向世界，意识形态存在形式的渗透性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善于向其它领域渗透，意识形态载体的高科技性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善于与科技结合，意识形态争夺的直接性与复杂性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敢于应战、善于应战。根据上述特点和要求，提出网络时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掌握主动性、与时俱进、包容性和认同性等四项原则，并提出了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四种方法，这四种方法是:虚事实做，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充分尊重和满足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就是党、群、团、队组织要加强虚拟空间的组织建设，消解各色网络虚拟组织对网民思想意识的不良冲击:寓教于乐，就是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渗透于优秀的精神产品和健康有益的文体娱乐活动，特别是寓之于各种网络游戏当中;灌输与引导相结合，就是一方面要大力探索符合网络精神的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方法、形式和手段，一方面要加强对网上各种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的引导: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网络文明创建活动，就是要充分运用互联网的各种功能，以群众关注的热点作为切入点，通过举办各种健康有益、生动活泼的群众性网络活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第四章在简要分析我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建设的现状、成就及问题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四大方略:第一，要从主观重视、信息源建设、形式创新、理论网站的建设与推广、人才与资金的保障等方面，大力加强互联网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建设:第二，要坚持网上舆论的软性引导与硬性引导结合，并由硬到软，以主流媒体网站和BBS中舆论的软性引导为重点，牢牢把握住互联网上的舆论导向:第三，要从增强网上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创造性入手，努力提高互联网上思想

彭建^[7]（2013）在《基于IS模型的现代汉语连动词构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连动词（如：扮演，抄送）由两个施事相同的动词语素V1V2构成，两动作先后发生，且V1在V2发生时终止，两者之间除必备的时间逻辑上先后顺序关系外，还可能同时具有结果、方式、目的中的某一种伴随关系。本文主要穷尽性筛选出《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及其它部分词典中的连动词共358个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且在CCL语料库检索系统中检索出3000余条例句作为封闭语料。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引出主题，第二、三、四为文章的论述主体，第五章为结语。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学界有关连动词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并大体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主体内容，语料来源和选取方法，说明了本课题研究的缘起及研究的意义，最后说明研究方法。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介绍了连动词的各种特征、研究状况以及对它们的评价。第三章为理论框架，将认知语言学里的象似性和凸显观整合成一个IS新模型作为研究连动词的理论基奠，这也是本文的一个理论创新之处。第四章为语料分析，首先基于IS语料分析了连动词的语法、语义以及语用特征并辅以详细的语料。第五章为结语。本章总结了全文的研究情况，我们的研究目的是：第一是弥补长期以来连动词研究不系统、不深入、不全面的缺陷，努力丰富连动词的理论知识。第二是在了解前人对连动词研究情况的基础之上首次提出了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的IS模型对连动词的研究赋予新的视角。不足之处：由于语料的有限性，可能分析的全面性不是那么的足够，另外本文的提出的理论模型难免带有一定局限性，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两点:第一，首次提出了IS认知模型来解释现代汉语中连动词的潜在认知机制。第二，首次建立了一个由358个连动词、3000多CCL中句子组成的封闭语料库

张永峰^[8]（2011）在《中国电视剧的生产体制与人格形象（1979-1993）》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生产体制与人格形象两个方面研究1979—1993年的中国电视剧,同时讨论到电视剧对文学作品的改编。这期间,随着改革的进程,革命理想主义在国家政治中迅速退场,现代化理想很快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变化对电视职能、电视剧生产体制、电视剧改编、电视剧中的人格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电视职能来说,电视在宣传工具身份之外,经济工具身份日益明朗,这使得电视的娱乐工具一面越来越为经济工具一面服务,这种变化影响到电视剧的生产体制。电视剧生产体制是国家政治与支配电视剧生产的其它因素冲突及冲突克服的结果。这些因素中重要的是电视台的经济利益和现代化思潮（经从业人员、观众发挥作用）,这两者与变化中的国家政治的关系决定了电视剧生产体制几个方面——题材规划、制作流通体制、审查制度、评奖制度——的结构形态和运行后果。就题材规划制度来说,最终稳定下来的基本结构形态是把电视剧题材规划分为“主旋律”与“多样化”两种规划类型,“主旋律”题材电视剧承担国家政治宣传和建构政治认同的职责,“多样化”题材电视剧（通俗剧、娱乐剧）进入商品市场为生产方单位和播出单位带来经济效益。就制作流通体制来说,最终是室内剧制作模式与市场化流通体制相配合。就审查制度来说,国家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博弈促成审查制度法规化。评奖制度提供了制造明星身份的“地盘”,为电视剧领域成为“名利场”充当助产士。电视剧生产体制总的运行后果是为电视剧利润角逐开辟了道路。电视剧改编给“文学插上翅膀”的同时,在电视剧生产体制运行当中对文学原料进行加工。文中选取了代表不同阶段的四个案例来观测国家政治与现代化思潮制约下的电视剧生产。电视剧人格形象是按“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的规则进行编码,人格形象在从“问题青年到理想重建”、“从改革家到资本家”的变迁中为“资本化人格”的形成开辟道路。

潘正祥^[9]（1998）在《从结盟到对抗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同前苏联的关系，是20世纪50、60年代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和全球战略的最重要的外交关系，而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关系又是其中的核心。两党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悲欢离合，是研究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 本文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把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分为结成同盟、全面发展、分歧渐多、急剧恶化、公开沦战、彻底破裂和激烈对抗7个阶段，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三个方面人手，对这一时期发生的重要事件进行了比较系统地考察和梳理，着重研究了中苏结盟的历史理由和中苏从结盟到对抗、由盟友变敌人的基本原因，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 作者认为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方针上出现的分歧与矛盾，是导致中苏关系由好变坏的三大主要原因。而在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并非绝对没有缓和或采取另一种处理方式的可能性。由于主观决策的失当，错过了机遇，终于使矛盾一发不可收拾，发展到彻底破裂、激烈对抗。其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上述分歧与矛盾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中苏双方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没有自始至终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党与党的关系上没有言行一致地贯彻平等原则，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没有自觉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矛盾激化时，没有积极地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这些教训确实是相当深刻的，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地借鉴和汲取。

二、把关系政工队伍建设的这件大事继续抓好——全国企业政工专业职务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答本刊记者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把关系政工队伍建设的这件大事继续抓好——全国企业政工专业职务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答本刊记者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民办教师始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论文提纲范文）

（4）人民调解变迁研究 ——以权威类型转变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6）互联网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IS模型的现代汉语连动词构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电视剧的生产体制与人格形象（1979-1993）（论文提纲范文）

（9）从结盟到对抗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四、把关系政工队伍建设的这件大事继续抓好——全国企业政工专业职务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答本刊记者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民办教师始末研究[D]. 王献玲. 浙江大学, 2005(07)
• [2]北京情报站[J]. 刘光. 长篇小说选刊, 2011(04)
• [3]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D]. 刘业伟. 上海大学, 2015(02)
• [4]人民调解变迁研究 ——以权威类型转变为视角[D]. 张红侠. 南京大学, 2014(01)
• [5]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历史考察[D]. 唐国战.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8)
• [6]互联网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吴玉荣. 中共中央党校, 2004(03)
• [7]基于IS模型的现代汉语连动词构式研究[D]. 彭建.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3(S1)
• [8]中国电视剧的生产体制与人格形象（1979-1993）[D]. 张永峰. 上海大学, 2011(11)
• [9]从结盟到对抗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D]. 潘正祥. 中共中央党校, 19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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