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洋务派与维新派“求强”思想的差异（论文文献综述）
刘后德[1]（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李祺[2]（2020）在《张之洞新学思想研究 ——以《劝学篇》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时期,帝国主义侵略加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趋解体,封建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张之洞由此从“清流”转向“洋务”,开始以“致用”为目的采用西学,筹办洋务为其新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甲午战后社会思潮涌动,中学与西学的对立从思想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为了调和新旧之争、挽救民族危机,张之洞作《劝学篇》,在权衡新旧中强调中西会通,将西政、西艺引入到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体系中,形成了以“中西体用”为特征的新学思想。本文结合张之洞新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辩证分析法,对张之洞新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逻辑进行阐释,并进一步分析了该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张之洞《劝学篇》以“保种”“保国”“保教”立论,在政治层面维护封建统治、极力反对维新派的民权学说;在思想文化层面调和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汉学与宋学之争,强调尊崇儒学道统的权威;在教育层面主张以西方教育体制改章科举;在经济层面劝工兴商,主张发展农工商学及路矿实业;在军事层面力主学习西方军制,练兵强军。张之洞新学思想蕴含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西补中、中西融合以化解民族危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张之洞主张发挥儒学的经世功能,批判维新派以公羊三世说为学理支撑的变法主张,强调以儒学道统为思想之体,以封建专制为政治之体。另一方面,他反对守旧派排斥西学的保守思想,主张援西入中,积极学习西艺、西政、西史,将西学致用因素融入中学中,对中学进行改造,形成中西一元的新学,以巩固儒学道统、维护封建专制。张之洞的新学思想并含“开新”与“卫道”的双重指向,是“新学中的旧学、旧学中的新学”。张之洞将学习西方制度与技术融入至新学思想中,超越了洋务派仅学习西方技术的主张,对推动清末社会变革具有一定影响。但其思想是建立在“三纲五常”“儒学道统”“君权专制”基础上的,以“抑西隆中”“先中后西”为特征,未能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具有封建性、保守性和盲目性。
吴京蔚[3]（2020）在《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郭嵩焘是晚清洋务大臣兼外交使臣,是中外闻名的思想家、外交家、军事家,有“近代孤独的先行者”之称。他在目睹了国家遭外敌入侵之后,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力图改革中国。作为近代中国首位驻外公使,在外期间,他深受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之启迪,结合中国当时社会的现状,致力于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成为清王朝封建阶层中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郭嵩焘的现代化思想涉及广泛,内涵丰富。在政治现代化领域,他建议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运用于中国,达到君与民交相维系目的;主张重视法制建设,德法兼治,相得益彰以稳固国家政权;针对晚清吏治腐败的官场习气,他主张治理从严、抚民以宽。在经济现代化领域,他主张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反对重农抑商政策,强调以行商治国为本;主张整顿钱法税制,规范市场秩序,并且积极地与外国进行贸易往来,促进经济发展;在教育现代化领域,他倡导在学生的教育课程中加入实学内容,以此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他力推学生出国留学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后归国做贡献,重视人才的选拔和教育,提倡建立国家充实选拔人才的体系;在外交现代化领域,他通过考察侨民在国外的现实情况,提出设立领事基地保护在外侨民的利益;他强烈反对针对朝廷内的传统狂妄排外的虚骄士气,认为应该立足国家实际制定对外政策,主张尽量避免战争损伤国家人力物力,并且崇尚刚柔相宜的和平外交政策。郭嵩焘的现代化思想显示出以“立足传统”为核心、以“本末统一”为主线的特点。他的现代化思想对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发展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使得其后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改革中国的有志之士;强烈冲击了长时期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中心论”观念,突破了传统的华夷秩序观念的束缚,为向西方学习提供了思想前提。但是,他作为深受儒学文化浸染的封建官僚,其现代化思想尚未清醒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实质,过于盲目崇拜西方先进文化,并且尚存个人思想与实践相脱臼之缺陷。
黄秋硕[4]（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指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董清文[5]（2019）在《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过程的文化学审视》文中认为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与逻辑分析法梳理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的过程,将其置于场域之中结合文化学视角透视其演进逻辑,从文化解构与建构的角度发掘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主体间的互动。本研究主要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概念与内涵进行阐释;第二部分,以文化结构理论与文化传播的客观规律为统领梳理中近代体育本土化演进过程以及具体细节,通过文化心理的转变阐释各时期本土化过程的表征,进而将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过程分为三期——练兵自强御侮时期以洋务派为主导的器物本土化,政经变革西化时期以维新派为主导的制度本土化,价值转变文化启蒙时期以新文化人为主导的心理意识本土化,最后追问解释本土化异化问题——本土民族传统体育边缘化的由来;第三部分,以文化解构的理论反思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的演进过程,阐释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防卫机制的产生,并从文化学角度追寻本土化何以能的问题,最终总结为中国文化内在的生命活力机制是本土化的动力来源,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以及天下危亡的外环境紧张是本土化的现实条件;第四部分,总结讨论中国近现代体育本土化的逻辑与联系,追问中西文化现代交流能否超越本土化。
刘晓峰[6]（2017）在《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汉译本《富国策》翻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80年京师同文馆出版的汉译本《富国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译着,译者为汪凤藻和丁韪良。目前对《富国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思想史和翻译史的宏观层面,且在翻译模式、翻译赞助、译本影响等方面的观点有分歧,在翻译文本研究上仍是空白。本选题基于文本进行研究,有翻译史学价值。本文以《富国策》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社会翻译学为视角,提出四个研究问题:《富国策》的翻译场域有什么样的特点?《富国策》文本形式和译介的经济学内容特征有哪些?译者采取哪些翻译策略?促使译者选择这些翻译策略的原因是什么?研究结合文章学、篇章语言学、翻译策略、翻译规范等理论,运用平行语料库和史料梳理印证等方法加以展开。研究发现,《富国策》的翻译场域中,赞助层次复杂,官方、机构和个人交叉,发起人兼做翻译策略制定者和译者,翻译形式是师生合译,两位译者皆谙熟并推崇晚清文章规范;在文本形式和其承载的经济学内容上都有大量改写,底本有42章,译文26章,宏观经济学内容翻译较为简略,微观经济学内容翻译较为详细;策略上,译文采用文言体,结合儒家思想概念体系,遵循晚清文章学规范,主要翻译策略为合儒、格义、连类、深度翻译、异体并置、会通和换例等,总的翻译策略目标是“理明词达”;促使译者选择这些策略的翻译规范主要有“经世致用”、“赞助人意图”、“预设读者期待”、“文章学衡文标准”、“文本性”、“专业规范”等,这些翻译规范之间有矛盾和冲突,受译者惯习的调节,并最终为《富国策》的文本所表征。在译者惯习的策略选择机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文化意志中洋务派的“一体多用”观,且译者惯习内化的“一体多用观”是调解各种规范之间的矛盾、进行翻译策略选择的根本动因。本研究在《富国策》的衍生文本《重译富国策》、经济学术语、译本美化殖民统治和基督教传教行为等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发现。
刘星[7]（2016）在《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文中提出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经学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作为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终其一生都对东传之西方科学保持着开放、吸纳的态度,并矢志不移地将东传科学兼容、整合到他所建构的今文经学体系之中。从他一生的学术进路来看,康有为早年泛观博览,钟情西学,兼采汉宋、调停今古,略有古文学的倾向,但是与廖平“羊城之会”之后遂确立今文经学之立场,并成为其一生思想之基调。深受恩师粤中大儒朱次琦的影响,康有为经学思想自产生之初便有着极强的“通经致用”特征：侧重经世、重视《周礼》、民功；转向今文经学之后,更加突出了“经世致用”的倾向,关注的焦点从“民功”、“物用”层面提高到经学理论、政治制度层面。他以学术为本,后逐步落实到政治之上,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以期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康有为从早年崇尚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到今文经学立场的转向,从“托古改制”到维新变法,从“三世”进化到“大同”理想,从“物质”与“道德”的并重到以“儒学为宗”并将其奉为圭臬的“普世价值”,其学术思想随着时代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推进、转移和深化。概言之,康有为一以贯之的立场在于：“通经致用”的入世精神；尊儒、尊孔的坚定立场；整合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中西会通的学术方向,都离不开西方自然科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窠臼。清末民初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本论文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为视角,着重考察东传科学对于康有为经学立场的转变,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重建与嬗变过程中科学与儒学相容性问题,以及东传科学影响下儒学对于当代社会以科学为先导的大科学时代背景下儒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探讨。康有为基于东传科学对今文经学的建构,当以《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和《物质救国论》为主,以及对于《中庸注》、《论语注》、《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诸经典的注解贯穿其间,至《大同书》达到其理论思想的臻美境界。具体内容亦延续至变法的具体措施、大同理想的设想以及物质救国的工业化道路等方面。而这些天才的构想是对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中国寻求出路极有价值的思考。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开启了清末民初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是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对于这个时期急剧变化的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文化运动一源开三流,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就新儒家而言,它的启示在于：现代新儒家和晚年的康有为一样,在道德价值和科学理性之间力求平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蔚为大观；而康有为儒教问题研究也成为中国儒学研究的热点。新儒家以心性之学为基本取向,向内凸显出儒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来安顿人们的心灵和生命,向外则主张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出科学、民主为内容的新外王,以此来实现儒家的现代化,所有这些方面都与康有为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新康有为主义”在大陆兴起,一批学者主张回到康有为,突出儒学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内容,继续康有为孔教运动的思路,面向社会,建设宗教团体和社会建制以发挥效用,接续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和孔教思想来回应现代性问题,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都导源于康有为倡导的以儒学为“普世价值”的努力。因此,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既是老生常谈又是历久弥新的课题。本论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重在阐述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概况。主要论述康有为的生平和时代背景、清末民初东传科学的范围、康有为接受东传科学的内容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第二章旨在揭示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的科学根基等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东传科学过程中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西方“星云”假说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透过几何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升华形成的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及深受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维新变法思想,而对这些东传科学知识的发挥皆来源于“春秋公羊学”的思想之精髓。第三章、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试就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问题展开论述：康有为对待科学与儒学的态度经历了“援西入儒”（1880-1895）、“以西化儒”（1895-1902）、“儒西并尊”（1902-1913）、“以儒化西”（1913-1927）四个思想阶段。并分别就这四个阶段的思想历程并结合他对东传科学的理解展开详细阐述。第五章是对前四个章节的总结与升华。试论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价值与时代命运。这一章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康有为的主观愿望在于利用东传科学改造今文经学体系成为儒者的改革家,成为维新变法的操盘手。第二,康有为的实践践履表明他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对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整合的尝试,以会通中西。第三,从东传科学的影响性质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思想、东传科学贯穿康有为一生之始终及其一生“尊儒”的特质。第四,从科学规范、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的理论局限性。第五,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式微。第六,本论文研究的结论。通过康有为对于科学与儒学的会通与融合洞开了儒学的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与新儒家的滥觞。本论文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站在科学的视角探究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揭示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第二、针对科学与儒学相容、相斥、抑或其它的争论的问题①,揭示科学与儒学具有广泛地相容性,具有热情拥抱,亲密接触的一面,科学与儒学具有相互亲和的基因。第三、对康有为一生的四个时期：“援西入儒”、“以西化儒”、“儒西并尊”、“以儒化西”进行重新划定时间节点。并针对不同时期思想的特点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进行梳理、归纳并得出结论：1880年之后,康有为“尊儒”、积极吸纳东传科学知识贯穿康有为生命的始终。第四、站在科学“求真”、“求是”的视角探讨康有为“六经注我”、以“微言大义”随意阐发儒学是对科学基本精神的背离。康有为为达到一己之目的、一任主观的解经方式是造成今文经学式微最致命的动因。康有为解经方式为未来儒学与科学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教训：不管是研究儒学还是研究科学,都必须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躬行实践、与时俱进。第五、揭示康有为“尊儒”以及对儒学成为“普世价值”预设的重要性。儒家文化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困境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传统文化面临严重流失,对重拾国民信心,构造国民信仰具有积极意义。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近代中国,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向的拐点,是试图处理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极具价值的思想体系。通过此一问题的研究对我们如何面对当前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们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亦有重要启示。探寻康有为今文经学关系问题,对于新儒家缘起、孔教运动的成败以及儒学是否可以成为新世纪“普世价值”等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马蕊[8]（2014）在《晚清报刊民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近代史中，西方传教士报刊带来新的传播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文明，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及西方先进政治体制也是这一时期传入到中国的。报刊对民主思想的传播情况如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报刊民主传播内容是否发生了异化？这都促成了本文的形成。本研究以晚清时期的报刊为研究对象，以1840年至1911年为主要研究区间，对这一时期主要报刊中有关民主思想的内容进行梳理。晚清时期，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大量涌现，特别是1895年以后，由于政治改革运动的带动，报刊杂志数量激增，新型报刊杂志的主持人多出身士绅阶层，言论受到社会尊重，影响容易扩散，这种新型报刊通过介绍新思想，对政治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刺激的作用，以此类精英报刊为本研究的主要对象，能够反映出民主在晚清报刊中的流变，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对民主的看法，影响着这一概念的发展。本文通过全面梳理晚清报刊对民主思想传播与发展的过程，厘清报刊对“民主”概念在中国的引入与早期的发展传播情况。基于此，本文分六章对晚清时期报刊民主思想的传播与流变进行了梳理。绪论部分讨论了媒体与民主关系研究的背景、晚清报刊对民主传播与发展的研究现状，为本文奠定了研究基础；第一章研究早期传教士及其报刊对民主思想的引介，在中国近代史中，报刊的出现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西方的传教士报刊带来新的传播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文明，在中国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报刊之前，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报刊对“民主”概念的引入，是作为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指称出现的，这个时候的民主一词并没有带有其他衍生的意义，且此时由于国人闭关锁国的排外心理，传教士报刊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仅仅为先进官绅阶级与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开眼看世界的契机；第二章研究传教士报刊对中国民主思想的推动作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是百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第一个段落，是外力入侵、新思想酝酿的时代，也是以民主政治为主体的西方政治文化初步传入中国并为国人接触和认识的起步阶段，这种认识与起步，是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分不开的，尽管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刊的主要目的是将其作为“文字布道”的工具，但其报刊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介绍在客观上却对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萌生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传入的西方知识，特别是西方先进民主政治理念，对当时迫切需要寻找救国途径的国人来说，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士大夫阶级，资本主义买办产生了一些的影响，且这些影响是与中国的时局密切相关着的；第三章研究早期国内报刊对民主的刻板译介及阐述，在鸦片战争后的时代要求中，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与洋务派报刊将作为零星传入中国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加以发挥，在内心深处开始对西方的“先进民主”产生了朦胧的向往，但是反映在国人报刊中的对“民主”的态度确是抵触的，而报刊之中大力提倡“民本”、“民权”，实际上便是对西方“先进民主”的中国式的解说，而对“民本”、“民权”的追求实质上也是对西方民主的朦胧向往与渴望，是在中国封建君主社会中希望得到政治参与权的一种异化；第四章阐述了维新派报刊中民主民权观的理性与激进对抗，这一时期，维新派报刊中出现了大量的民主政治话语，有强烈鼓吹自由、民主、富强的，关注人权与民主，也有希望通过探索“西洋诸国勃兴之本源”以言政敷政，要求“明定国是”、“开设议院”，要“开民智、兴民权”，宣传内容强度虽有差异，但是却将变法这一思想传播开来，深深地印在人们的思想之中，为后来分流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五章研究戊戌政变之后立宪派报刊的传播内容，他们开始趋于理性与保守，希望通过主持清议、开发民智，走渐进式改良式的民主道路，通过报刊发动请愿运动呼吁政治改革；第六章对20世纪初报刊民主传播的分流进行了对比分析，甲午战败之后，除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积极倡导变法维新之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认为改良维新并不能救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试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与改良派进行论战，两股政治势力在清末民初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革命”与“君主立宪”的争论，一度成为五四运动以前的主流思想，而作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在这一时期对民主思想的系统引入与传播之声虽然被埋没，但是也是中国报刊民主思想传播的一支分流，在20世纪初期报刊中流淌着。晚清时期报刊民主观念的传播是碎片化的，零散的，是功利性的。在晚清这个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在这个不断发生着改变急需新的思想与理论养分的干涸环境中，西方的民主观念被直接拿来便用，国人并未注意到西方民主观念背后的深层次的发展与流变，仅仅看到了作为一种表象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先进性，西方强大的原因被国人简单地认为是先进政治制度所带来的，因此作为表象的西方先进议会制度、民主共和制度便被国人不加消化地拿来便用，即便是早期披上的传统外衣，还是后来直接地进行民主革命的呼唤，晚清报刊民主思想的传播都是为了“救亡图存”这一终极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一目的服务，因而带有碎片化、表面化、功利性的。而不可否认的是，晚清报刊对民主思想观念的传播，对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郑云波[9]（2012）在《言官与光绪朝政研究》文中提出言官是晚清统治集团中的重要官僚群体。他们出身于科甲正途，饱受儒学熏陶，有强烈的卫道意识，而其职司纠举弹劾，又与卫道意识产生强烈互动，从而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光绪朝是晚清政治演化最为激烈时期，洋务、维新、新政、立宪乃至革命，或次第发生，或并驾齐驱，在近代史上，堪称典型的转型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集团表现各有不同，言官则以其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参与到每一个重大的事件当中。本文通过对光绪朝言官思想的载体——奏折进行分析，揭示言官在历次重大事件中的表现，从而深入展现这一群体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影响与作用，同时也说明巨大的社会变迁又是怎样影响社会的精英群体。光绪入承大统之时，洋务运动已经进行十年，但是，以传统卫道士自居的言官多数站在洋务派的对立面，对洋务新政进行指责、批评，甚至否定。只有少数言官对洋务新政的新兴建设项目进行赞美和支持，打破了传统印象中言官顽固、守旧的形象，标志着经过中国近代化浪潮的洗礼之后，言官群体也开始出现了裂痕。甲午战败，变法兴起，针对变法，言官群体开始分化。其中，热情支持变法者，就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表意见，力陈变法维新之道；顽固反对变法者，不惜落井下石，罗织罪名，对维新派人物及其主张进行非议和攻击。双方的论争与新旧两党的交锋相始终。庚子事变后的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迫使统治集团发起了一场自救运动，即清末新政，在新政中，言官表现差异巨大，前期相对沉寂，后期趋于活跃，在对新政中各项举措的认识上，虽然也存在着守旧和激进两派争论，但此时的言官已绝少顽固到底、对新政全然否定，而是在宏观上认同新政，却对具体的方案提出各种责难和批评。这种矛盾反映着在浩荡的变革潮流面前言官的犹豫、踟蹰与彷徨。伴随着洋务新政、戊戌新政以及清末新政的进行，晚清的政治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无论是言官附和清流弹劾南派政治势力，还是站在帝党一边攻击后党集团，亦或是丁未政潮中与庆、袁的斗争，言官皆以其纠举弹劾，驳正伪失的使命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虽然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但是又毫无例外地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工具。总之，言官在光绪朝的种种表现，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光绪朝政的发展变化，又使言官本身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整体性特征而言，整个言官队伍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之下缓慢的转变着自身，由守旧向开明、消极监督向积极建言、由仅仅做君主的耳目向敢于驳斥皇皇上谕发展，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的封驳职能；就个体性特征而言，一些言官在政治参与中实现了某种质的变化，成为新社会政治力量的代言人、拥护者。
芦满园[10]（2012）在《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功利主义,作为近代政治思想的核心体系之一,它不仅影响了西方的近代化历程,而且也深深的影响到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而这种影响作用的具体体现,就是通过对其整个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来完成的。在中国近代,由于特殊的历史时局,导致中国传统功利主义思维方式重新崛起。另外,西方列强在加强侵略的同时,也促进了西学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也正是在这西学的广泛传播中,成熟于19世纪的英国西方功利主义政治思想也随之进入了中国。这样,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家们在继承本国传统功利主义思维方式的同时,又对西方近代功利主义政治思想进行了大胆地批判吸收,从而致使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具有了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想的特点。本文主要从三部分介绍了中国近代功利主义。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国近代功利主义形成的原因,包括什么是功利,什么是功利主义,中西功利主义的研究发展；第二部分主要写了中国近代功利主义的主要内容与历史价值,包括了人性论,道器观,自由民主观。第三部分,主要写了中西功利主义之异同,通过对比,总结了中国近代功利主义的特点及历史局限性。本文从这三部分介绍了功利主义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及发展,从而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
二、试论洋务派与维新派“求强”思想的差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洋务派与维新派“求强”思想的差异（论文提纲范文）
（1）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张之洞新学思想研究 ——以《劝学篇》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思考与评析 |
| 1.3 核心概念阐释 |
| 1.3.1 近代新学 |
| 1.3.2 张之洞新学思想 |
| 1.3.3 张之洞《劝学篇》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2 张之洞新学思想的形成历程 |
| 2.1 从早掇魏科到清流议政:主张通经致用 |
| 2.1.1 科举入仕与张之洞早年学习经历 |
| 2.1.2 跻身清流与张之洞经世思想产生 |
| 2.2 从退党清流到参办洋务:提倡西学为用 |
| 2.2.1 西学东渐与张之洞的西学体认 |
| 2.2.2 洋务运动与张之洞的西学实践 |
| 2.3 从洋务破产到变法维新:强调中西会通 |
| 2.3.1 戊戌维新与张之洞新学思想的生成际遇 |
| 2.3.2 《劝学篇》问世与张之洞新学思想的形成 |
| 3 张之洞新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维护封建统治与驳斥民权学说 |
| 3.1.1 保国:教忠明纲 |
| 3.1.2 正权:反对“设议院”与“兴民权” |
| 3.2 扞卫儒学道统与“约取”儒学要义 |
| 3.2.1 宗经:扞卫儒学道统 |
| 3.2.2 守约:约取致用之学 |
| 3.3 增长国人智识与变革科举制度 |
| 3.3.1 激蒙:益智求学 |
| 3.3.2 开新:教育变革 |
| 3.4 完善经济体系与振兴实业 |
| 3.4.1 效西法:发展农工商学 |
| 3.4.2 求富强:创办路矿实业 |
| 3.5 构建军事体系与培养军事人才 |
| 3.5.1 整军:改革军制 |
| 3.5.2 经武:练兵强军 |
| 4 张之洞新学思想的内在逻辑 |
| 4.1 中学为体:维护封建专制 |
| 4.1.1 理乱寻源:儒家思想为文化之体 |
| 4.1.2 保国为本:君主专制为政权之体 |
| 4.2 西学为用:谋求国家富强 |
| 4.2.1 中学式微:难以应对救急时务 |
| 4.2.2 西学务实:经世致用谋续国运 |
| 4.3 援西入中:弥合中西矛盾 |
| 4.3.1 中西循序:固牢中学根柢 |
| 4.3.2 中西会通:构建新学体系 |
| 5 张之洞新学思想评析 |
| 5.1 张之洞新学思想的进步性 |
| 5.1.1 从方法论层面丰富了“中体西用”的内涵 |
| 5.1.2 从学风流变层面拓宽了近代新学发展路径 |
| 5.1.3 从社会变革层面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
| 5.2 张之洞新学思想的局限性 |
| 5.2.1 维护清朝统治的封建性 |
| 5.2.2 “变道”不彻底的保守性 |
| 5.2.3 脱离现实社会的盲目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来源及研究的意义 |
| 1.1.1 课题研究的来源 |
| 1.1.2 课题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产生的条件 |
| 2.1 客观条件 |
| 2.1.1 外来挑战的冲击 |
| 2.1.2 家庭环境的熏陶 |
| 2.1.3 良师益友的启迪 |
| 2.2 主观条件 |
| 2.2.1 驻外公使经历的影响 |
| 2.2.2 办理洋务实践的触动 |
| 2.2.3 爱国忧患意识的激发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内容 |
| 3.1 郭嵩焘的政治现代化思想 |
| 3.1.1 君与民的交相维系 |
| 3.1.2 倡法治以德法兼治 |
| 3.1.3 严官吏以安抚民心 |
| 3.2 郭嵩焘的经济现代化思想 |
| 3.2.1 工商立国为本 |
| 3.2.2 整顿钱法税制 |
| 3.2.3 发展对外贸易 |
| 3.3 郭嵩焘的教育现代化思想 |
| 3.3.1 推崇实学以丰富课程内容 |
| 3.3.2 选拔人才以推动国家振兴 |
| 3.3.3 鼓励留学以改进教育方式 |
| 3.4 郭嵩焘的外交现代化思想 |
| 3.4.1 立足实际以摒弃虚娇士气 |
| 3.4.2 讲求刚柔相宜的和平外交 |
| 3.4.3 设立领事以保护本国侨民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评析 |
| 4.1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特点 |
| 4.1.1 以立足传统为核心 |
| 4.1.2 以本末统一为主线 |
| 4.2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意义 |
| 4.2.1 孕育了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萌芽 |
| 4.2.2 突破了传统华夷外交观念的束缚 |
| 4.3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局限性 |
| 4.3.1 未能理性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 |
| 4.3.2 尚存个人思想与实践相脱臼之瑕玷 |
| 4.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5）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过程的文化学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依据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2 相关概念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中国近代体育 |
| 2.1.2 本土化 |
| 2.1.3 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 |
| 2.1.4 文化学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我国本土化研究综述 |
| 2.2.2 关于本土化与体育学科的研究 |
| 3 研究对象、思路及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思路 |
| 3.3 研究方法 |
| 4 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建构 |
| 4.1 文化结构: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过程的三期论 |
| 4.1.1 练兵自强御侮时期:器物本土化(文化表层)——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体育本土化指导思想带来了中国体育发展的转折与界限 |
| 4.1.2 政经变革西化时期:制度本土化(文化中层)——学校体育与竞赛体育的本土化制度确立带来了中国近代体育普及与递进 |
| 4.1.3 价值转变文化启蒙时期:心理意识本土化(文化里层)——国人主体性的全面觉醒促使着近代体育本土化迈向关注于人全面发展的道路 |
| 4.2 文化解构:反思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 |
| 4.2.1 宇宙观转型下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实践的防卫机制产生 |
| 4.2.2 中国文化独特的内在生命活力机制是近代体育本土化发生的来源 |
| 4.2.3 西方近代文化的强势冲击与天下危亡的外环境紧张是近代体育本土化实践的现实条件 |
| 5 启示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汉译本《富国策》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对象、目的和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社会翻译学 |
| 1.4 研究价值 |
| 1.5 文章结构 |
| 第2章 《富国策》翻译研究现状 |
| 2.1 经济学思想(史)为主题的研究 |
| 2.2 翻译(学/史)视角的研究 |
| 第3章 《富国策》的翻译场域 |
| 3.1 《富国策》翻译场域权力关系及主要行动者 |
| 3.1.1 赞助人 |
| 3.1.2 发起人和出版者 |
| 3.1.3 译者 |
| 3.1.4 预设读者 |
| 3.2 晚清诗学规范 |
| 3.2.1 桐城派文章学 |
| 3.2.2 八股文 |
| 第4章 《富国策》译文的形式特点 |
| 4.1 中译本《富国策》和其底本MPE的整体对比 |
| 4.1.1 MPE和《富国策》的副文本对比 |
| 4.1.2 《富国策》各章节段落存留度变化情况 |
| 4.2 文本微观语言特点以及“道、理”概念和儒家文化负载语 |
| 4.2.1 单音节词使用 |
| 4.2.2 文言虚词的使用 |
| 4.2.3 “理”和“道”概念的使用 |
| 4.2.4 儒家文化负载词 |
| 4.3 句法特征 |
| 4.3.1 文言程式句 |
| 4.3.2 四字格、排比对句的使用以及句子的词组化 |
| 4.3.3 《富国策》的句长 |
| 4.4 MPE与《富国策》的文本性对比 |
| 4.4.1 篇章文本性标准 |
| 4.4.2 MPE与《富国策》的宏观文本性对比 |
| 4.4.3 衔接和连贯微观描述 |
| 第5章 《富国策》经济思想的译介和接受 |
| 5.1 经济学术语译介考察 |
| 5.1.1 卷一“论生财”经济学术语的个案考察 |
| 5.1.2 “日原”经济学术语质疑 |
| 5.2 《富国策》对MPE经济学思想的译介和删节 |
| 5.3 经济思想的传播和影响 |
| 5.3.1 出版及用途 |
| 5.3.2 衍生文本 |
| 5.3.3 评论和影响 |
| 第6章 《富国策》翻译策略、翻译规范和译者惯习 |
| 6.1 基于功能的翻译策略再范畴化 |
| 6.2 《富国策》的翻译策略 |
| 6.3 《富国策》翻译规范、翻译策略和其译者惯习的关系 |
| 6.4 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思想根源 |
| 6.4.1 晚清政治思想中的“体用”观 |
| 6.4.2 《富国策》译者惯习选择翻译策略的机制模型 |
| 第7章 结论 |
| 7.1 研究发现 |
| 7.2 研究创新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引文献 |
| 附录1: 《富国策》的序、凡例和年表 |
| 附录2: 儒家文化和汉文化负载词例举 |
| 附录3: 《富国策》第一卷“论生财”经济学术语 |
| 附录4: 《富国策》卷一第一章平行文本及相关情况 |
（7）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选题意义 |
| 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第一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
| 第一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 |
| 一、儒家传统价值指向的转变 |
| 二、“礼”的秩序向“力”的秩序的转变 |
| 三、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思想历程的转向 |
| 第二节 东传科学的发展及其对康有为的影响 |
| 一、西学东渐与东传科学的概况 |
| 二、康有为接受东传科学的内容 |
| 第三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
| 一、清代今文经学的肇端 |
| 二、今文经学的崛起与东传科学的发展 |
| 三、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
| 第四节 康有为“通经致用”为宗的核心思想 |
| 一、“通经致用”思想的产生背景 |
| 二、“通经致用”思想的理论依据 |
| 三、“通经致用”思想的主要内容 |
| 四、“通经致用”思想的努力与突破 第二章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东传)科学根基 |
| 第一节 康有为的进化论思想 |
| 一、清末民初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传播 |
| 二、自成体系的康有为进化论理论 |
| 三、康有为进化论的特点及归宿 |
| 第二节 “星云假说”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 |
| 一、对元气论的发展和继承 |
| 二、对无限宇宙论的拓展 |
| 三、对西方“星云假说”的继承和发展 |
| 四、“以元统天论”思想的形成 |
| 五、对朱熹“理在气先”论的反动 |
| 第三节 康有为科学方法论思想 |
| 一、东传科学影响下的康有为的实证方法研究 |
| 二、康有为实证方法的应用 |
| 三、东传科学影响下的康有为逻辑方法 |
| 四、几何推演方法的应用 第三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上) |
| 第一节 康有为“援西入儒”思想(1880-1894) |
| 第二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1894-1902) |
| 第三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的立场与内容 |
| 一、以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注释群经 |
| 二、《论语注》——“以西化儒”经典之作 |
| 第四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阶段的科学内容 |
| 一、自然科学知识的阐发 |
| 二、广开民智,提倡科学教育 |
| 三、对科学技术应用的重视 |
| 四、发展物质、商业、财经之学 |
| 第五节 “实理公法”为宗的科学思想 |
| 一、理性思辨与科学的求是思想 |
| 二、数学知识在《实理公法全书》中的应用 |
| 三、《教学通义》蕴含的科学思想 第四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下) |
| 第一节 康有为“儒西并尊”思想(1902-1913) |
| 一、“儒西并尊”思想格局的形成 |
| 二、“儒西并尊”思想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大同书》的人类理想 |
| 一、康有为“大同”理想的形成背景 |
| 二、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儒家色彩乌托邦的建构 |
| 三、“几何公理”推演“人类公理”的努力 |
| 第三节 《物质救国论》体现的物用科学观 |
| 一、康有为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认识 |
| 二、通往工业社会之路的发轫 |
| 第四节 康有为“以儒化西”思想(1913-1927) |
| 第五节 康有为儒学宗教化的努力 |
| 一、以儒学为宗教的开端 |
| 二、“援西入儒”、“纳教入儒”的努力 |
| 三、康有为儒教思想探微 |
| 四、《诸天讲》的旨归 第五章 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氏今文经学的局限与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主观愿望：援东传科学重构今文经学为理论支撑的改革家 |
| 一、作为儒者的康有为 |
| 二、东传科学影响下的改革家 |
| 第二节 实践践履：对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的整合与会通 |
| 一、东传科学视阈下康有为建构今文经学的使命 |
| 二、援西方自然科学重构今文经学的努力 |
| 三、借助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构建今文经学体系 |
| 四、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实质 |
| 第三节 理论特点：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特质 |
| 一、东传科学贯穿今文经学的始终 |
| 二、“尊儒”是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主线 |
| 三、对康有为“貌孔心夷”的客观定位 |
| 第四节 历史局限：从科学精神的视角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局限性 |
| 一、对默顿科学规范之普遍怀疑态度的背离 |
| 二、对科学高度尊重事实客观性的违背 |
| 三、对科学具有严密逻辑思维原则及创新原则的背弃 |
| 四、对追求精确、严谨的科研作风的反动 |
| 第五节 客观结果：东传科学作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式微 |
| 一、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保守性 |
| 二、康有为今文经学淡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 |
| 三、传统经学的时代命运 |
| 第六节 价值指向：儒学的现代转型与新儒家的滥觞 |
| 一、康有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东传科学背景下的儒学变革和现代性指向 |
| 三、叩响新时代的大门 |
| 四、传统思想的现代性转型 |
| 五、现代新儒家的肇端 结语与展望 |
| 一、康有为开启了儒学现代化的肇端 |
| 二、今文经学的式微与“求真”、“求是”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
| 三、以儒学为本的“中西会通”优于以科学为宗的“西学西理” |
| 四、儒学的核心价值对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有纠偏之功 |
| 五、本论文主要结论 |
| 六、论文不足之处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致谢 在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晚清报刊民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媒体与民主关系研究之背景 |
| 1.西方民主概念在晚清时期的流变 |
| 2.媒体对民主的传播与建构 |
| （二） 晚清报刊对民主传播与发展的研究现状 |
| 1.媒体与民主关系研究 |
| 2.晚清社会思潮研究 |
| 3.晚清时期民主思想研究 |
| 一、 早期传教士及其报刊对民主思想的引介 |
| （一） 16-18 世纪初天主教传教士艰难的宗教传播过程 |
| （二） 民主在西方的发轫及在中国早期的译介 |
| 1.现代民主在西方的发轫 |
| 2.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自由”、“民主”的译介 |
| （三） 早期传教士报刊对“民主”一词的引入 |
| 1.早期传教士报刊办报以“文字布道” |
| 2.传教士报刊由单纯“文字布道”向涉及政治内容转变 |
| （四） 早期报刊对民主思想的引介仅激起轻微的涟漪 |
| 二、 传教士报刊对中国民主思想的推动 |
| （一）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报刊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传播 |
| 1.传教士报刊论调变化：由单纯介绍英美民主制度到宣扬主权在民 |
| 2.复刊后的《万国公报》：鼓吹变法革新 |
| （二） 天主教报刊：倡导“西学救国” |
| （三） 早期外人商业报刊与其多变之论调 |
| 1. 早期《申报》民主论调多变 |
| 2. 《字林沪报》与设立议院说 |
| （四） 传教士报刊民主思想传播的方式与内容差异明显 |
| 三、 早期国内报刊对民主的刻板译介及阐述 |
| （一） 国人从译报到办报，由单纯译介到有感而发 |
| 1. 早期的译报对西方政治体制的介绍 |
| 2. 洋务派《西国近事汇编》对议会内容的译介 |
| （二） 早期知识分子报刊传播“对西方政制择善而从之” |
| 1. 《循环日报》以政论鼓吹“君民共主” |
| 2. 《申报》等报刊文章内容提倡“设议院” |
| （三） 早期知识分子报刊内容倡“民权”而反“民主” |
| 1.我国早期的民本思想与清末民初的“新民本”思想 |
| 2.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美好向往 |
| （四） 报刊对民主观念的传播与经世致用思潮的交融嬗变 |
| 四、 维新派报刊中民主民权观的理性与激进对抗 |
| （一） 《直报》与《国闻报》：由激进到理性的民主思想演进 |
| 1. 《直报》：鼓吹自由、民主、富强之理 |
| 2.天津《国闻报》与《国闻汇编》：对维新变法的支持 |
| 3.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变革观 |
| 4.引介西方自由、民主的“西学第一者” |
| （二） 维新派报刊提倡开民智以兴民权 |
| 1. 开维新舆论之先气的早期维新报刊 |
| 2. 《时务报》：“开民智、兴民权” |
| 3.《镜海丛报》到《知新报》：澳门报刊的声援与记录 |
| （三） 维新派左翼报刊鼓吹激烈的民权民主思想 |
| 1. 《湘学新报》：对民主民权的宣传 |
| 2. 《湘报》：鼓吹的民权平等思想 |
| （四） 维新报刊催生国人不可磨灭的变法思想 |
| 五、 戊戌政变后立宪报刊开启民主启蒙之路 |
| （一） 《清议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 |
| 1.“尊皇”、“讨贼”与“预备立宪” |
| 2.开民智，伸张民权 |
| 3.鼓吹革命 |
| 4.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 |
| （二） 《新民丛报》：渐进式的民主观 |
| 1.引介“新学”以“新民” |
| 2.宣传民主与自由思想 |
| 3.支持渐进式的改良政治 |
| （三） 国内立宪报刊开启民智，鼓吹立宪政治 |
| 1.立宪报刊合力要求政治改革 |
| 2.以报刊舆论发动国会请愿活动 |
| （四） 立宪报刊对社会的宪政思想启蒙 |
| 六、 20 世纪初报刊民主传播的分流 |
| （一） 20 世纪初报刊民主传播分流的背景 |
| （二） 20 世纪初报刊中民主革命观的弥漫与传播 |
| 1.《中国日报》效法美国鼓吹流血之民主革命 |
| 2.留日学生报刊由开民智到鼓吹革命 |
| 3.国内革命报刊对民主革命的大声疾呼 |
| （三） 革命派与立宪派报刊中民主实现路径及方式之争 |
| 1.君主立宪派报刊中审慎的民主观 |
| 2.革命派革命报刊中的浪漫主义民主观 |
| （四） 20 世纪初报刊对严复系统民主观念的转载与传播 |
| 1. 严复译介《法意》引入“天赋人权”观 |
| 2. 报刊连载严复讲稿传播“立宪” |
| （五） 20 世纪初报刊民主传播的目的性与现实性 |
| 结论：民主思想在晚清报刊中传播的异化与流变 |
| （一） 晚清报刊中的“民主”与西方民主概念具有差异 |
| （二） 早期报刊有提倡“民权”反对“民主”之倾向 |
| （三） 言论空间松动,晚清报刊民主思想传播力量日益增大 |
| （四） 知识分子报刊以传播民主思想作为参政途径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 |
| 致谢 |
（9）言官与光绪朝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学术史回顾 |
| （一）民国时期 |
| （二）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 |
| （三）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
| 二、 本选题的学术意义 |
| 三、 本文的基本框架及内容 |
| 四、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五、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代言官制度之沿革 |
| 第一节 清代言官制度之源流 |
| 第二节 清代言官的选任考核与升转 |
| 一、 言官的选任 |
| 二、 言官的考核与升转 |
| 第三节 清代言官的职权 |
| 一、 参议政事权 |
| 二、 监察行政权 |
| 三、 驳正违失权 |
| 四、 弹劾官吏权 |
| 五、 考核官吏权 |
| 六、 侍班纠仪权 |
| 七、 会谳重案权 |
| 八、 辨明冤枉权 |
| 九、 财政审计权 |
| 十、 监察科举权 |
| 第四节 晚清言官制度的变化 |
| 一、 言官机构存废的论争 |
| 二、 晚清言官制度的改革 |
| 三、 对清末言官制度改革的评价 |
| 第二章 言官与洋务新政 |
| 第一节 言官对洋务新政的态度 |
| 一、 言官对洋务新政的冷漠 |
| 二、 言官对洋务新政的批评 |
| 三、 言官的治国之术 |
| 第二节 言官与修建铁路的论争 |
| 一、 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修建铁路的争论 |
| 二、 言官对建造铁路的态度 |
| 三、 对言官在铁路问题论争中表现的评价 |
| 第三节 言官与其它洋务新政 |
| 一、 筹办海防、各业并举 |
| 二、 整顿同文馆，选拔经世人才 |
| 三、 振兴商务以保利权 |
| 四、 兴办矿务以开财源 |
| 第三章 言官奏议与戊戌新政 |
| 第一节 言官倡导的政治变革主张 |
| 一、 诏定国是以正趋向 |
| 二、 改革体制以推行新政 |
| 三、 操权柄、明赏罚、斥顽臣，以行实政 |
| 第二节 言官的经济变法主张 |
| 一、 振兴农工商务以杜外洋之漏卮 |
| 二、 筹办铁路矿务以杜各国觊觎 |
| 三、 裁厘加税以裕国恤商 |
| 四、 借洋款以办实业 |
| 第三节 言官的文化教育变法主张 |
| 一、 改革科举制度 |
| 二、 建立新式学堂 |
| 三、 言官的其它文教主张 |
| 第四节 言官的反变法主张 |
| 一、 攻击维新团体 |
| 二、 攻击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 |
| 三、 攻击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 |
| 四、 重惩维新党人 |
| 第四章 言官与清末新政 |
| 第一节 言官与清末新政的施行 |
| 一、 言官与清末新政的发动 |
| 二、 言官与教育改革 |
| 三、 言官与内政改革 |
| 四、 言官与经济改革 |
| 第二节 预备立宪的缘起与言官的态度 |
| 一、 日俄战争的结局催生了立宪思潮 |
| 二、 考政大臣对清末预备立宪的推动 |
| 三、 言官对君主立宪的态度 |
| 第三节 言官与官制改革 |
| 一、 对官制改革的态度 |
| 二、 对责任内阁的态度 |
| 三、 对于化除满汉畛域的陈言 |
| 四、 关于设立议院的建议 |
| 第五章 言官与光绪朝政争 |
| 第一节 言官与光绪初年的政争 |
| 一、 同、光之交的政局与清流派的产生 |
| 二、 言官与清流 |
| 三、 云南报销案与南北党争 |
| 四、 言官与慈禧、奕之争 |
| 第二节 初期帝后党争中的言官 |
| 一、 言官与李鸿章靠近后党之始 |
| 二、 言官与慈禧太后复出 |
| 三、 言官与帝后两党的对立 |
| 第三节 言官与丁未政潮 |
| 一、 丁未政潮的缘起 |
| 二、 言官在政潮推波助澜 |
| 三、 丁未政潮的余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 创新与不足 |
| 一、中国近代功利主义形成的原因分析 |
| (一) 功利主义的基本概念 |
| 1.功利 |
| 2.功利主义 |
| (二) 中国近代功利主义的形成发展 |
| 1.西方功利主义的理论发展 |
| 2.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的理论发展 |
| 3.功利主义在中国近代的形成与发展 |
| 二、中国近代功利主义的主要内容及历史价值 |
| (一) 功利主义与中国近代人性论 |
| 1.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于人性问题的功利主义反思 |
| 2.中国近代对人性问题功利性反思的价值意义 |
| (二) 功利主义与中国近代道器观 |
| 1.中国近代的体用之辩 |
| 2.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于体用问题的功利性认识 |
| 3.中国近代体用观的现代反省 |
| (三) 功利主义与中国近代自由、民主观的价值取向 |
| 1.中国近代自由观的价值内涵 |
| 2.中国近代民主观的价值内涵 |
| 三、中西近代功利主义之异同 |
| (一) 中西方功利主义的相同之处 |
| 1.人性论——中西方功利主义政治思想的逻辑起点 |
| 2.利、幸福、快乐——中西方功利主义政治思想的共同价值原则 |
| 3.法律——功利原则的外在彰显 |
| (二) 中西方功利主义政治思想的不同之处 |
| 1.利己与利他——中西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差异 |
| 2.专制与自由——中西方功利主义政治思想外在趋向的差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试论洋务派与维新派“求强”思想的差异（论文参考文献）
- [1]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2]张之洞新学思想研究 ——以《劝学篇》为中心的考察[D]. 李祺.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6)
- [3]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研究[D]. 吴京蔚.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过程的文化学审视[D]. 董清文. 南京体育学院, 2019(02)
- [6]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汉译本《富国策》翻译研究[D]. 刘晓峰.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
- [7]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D]. 刘星. 山东大学, 2016(10)
- [8]晚清报刊民主思想研究[D]. 马蕊. 上海大学, 2014(07)
- [9]言官与光绪朝政研究[D]. 郑云波. 吉林大学, 2012(03)
- [10]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研究[D]. 芦满园. 内蒙古大学, 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