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地方财政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刘滨[1](2021)在《约束性放权:地方政府剩余权激励与问责调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韩美琳[2](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指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许菲[3](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指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闫坤,鲍曙光[4](2021)在《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困境摆脱》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面临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政府债务风险凸显、人口老龄化威胁财政支出可持续等问题,亟须进一步深化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改革。现阶段,适应我国国情的中期财政规划框架初步形成,但仍存在财政收支预测和形势研判能力不足,与年度预算、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有待加强,缺乏制度层面与之匹配的预算决策方式和预算程序,缺乏实质约束力等问题。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要以是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标准,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由"形式"向"实质"转变;强化中央与地方联动,自上而下推动改革;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明确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改革重点。具体而言,要合理协调预算权力和规划权力;提高经济、财政收支预测准确性,强化中期财政规划与年度预算、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完善预算决策模式,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和预算公开;夯实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基础,完善配套机制;完善财政体制,增强制度的确定性。
吴超[5](2021)在《地方政府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的分离机制研究 ——基于项目目标偏差视角》文中指出处于深度改革开放的当下中国,越来越需要利用系统思维来解决多级政府体制中存在的复杂公共行政问题。公共政策和政府预算是国内外公共行政领域非常受关注的两个研究面向,但现有研究鲜有将二者置于同一分析层次加以系统集成。而在现实中,政策与预算之间的协同能够助力于各级政府间良好公共行政能力的实现。因此,本研究尝试运用系统分析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将政策与预算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中。基于上述,构建出一个围绕“组织环境-权力结构-资源分配”三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分离机制的框架,进而通过实证分析来探究该现象之所以发生的前因,以及其实际分离机理。首先,从组织绩效的角度出发,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的分离可以视为一种政府组织中的绩效衰减现象。本研究从目标实现程度来测度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的分离程度,重点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部门的项目,并以项目目标偏差作为因变量。其次,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对2017年至2019年浙江省体育彩票公益金转移支付给市县的2815个项目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发现,在组织环境因素方面,县域的体育彩票公益金预算变化率对因变量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在权力结构因素方面,拥有决策权力的政府层级和拥有执行权力的政府层级两个自变量都能显着正向影响因变量的变化。在资源分配过程方面,项目自由裁量权和体育产业类项目类型能正向影响因变量的变化。接着,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地方政府间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分离的具体机理。系统分析理论下我国地方政府中存在显着的“强政策弱预算”整体环境,政策主导的项目过程常常以一种折中式的政策目标考核与预算目标考核作为结束,这便是组织环境方面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分离的基本机理。地方分权理论下,项目过程中呈现出的“决策向上-执行向下”趋势使得权力结构发生了“纵向拉扯”,这也极大地导致了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的不断分离。在省市县三级委托代理关系中,各级委托方和代理方因为项目运行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代理成本,代理者在遇到利益冲突时采取的避免高代理成本项目的策略,以及在面对信息不对称时选择低代理成本项目形式的策略,是现实中项目目标出现漂移或者项目绩效衰减的重要原因,这些都会加剧地方政府间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的进一步分离。最后,本研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进行了未来展望。第一,在改善“强政策弱预算”组织环境方面,一是通过集成以财政部门为核心预算机构的项目运行体制,以加强政策导向预算支出项目的刚性约束。二是以项目目标为核心统一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降低出现目标漂移、目标异化等现象出现。第二,在加强“决策-执行”多级政府权力协调方面,一是要改变项目任务决策方式,多种形式拓宽市县政府层级向上参与决策的渠道。二是通过综合协调项目决策与执行的政府层级,进一步加强具体事务的决策下移。第三,在限制资源分配过程的代理成本转嫁方面,一是要为高代理成本项目引入市场机制,避免目标出现漂移。二是堵住低代理成本项目形式的可能性,通过规划融合等手段来发挥项目综合效应。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之处,未来可基于当前基础进一步拓展研究。
朱冠平[6](2021)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文中提出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衍生物和附属品,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有效解决,不仅事关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而且还关系到能否从根本上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因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内涵、特征、规模和影响机制不了解,导致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形成和扩张,这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过高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会扩大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恶化政府的信用环境和影响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时更是会导致大规模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引发社会动荡和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为有效化解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风险,我国先后出台了多个政府债务管控政策文件。如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文件,要求严格限制地方政府举债程序,并对地方政府规模实行限额管理,地方政府举债不得突破限额标准。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问责办法》文件的出台,更是标志着我国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从被动应对变为主动防范,有效推进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频繁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政策文件出台,传递了中央在“遏制债务风险、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心。因此,开展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研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只有准确理解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我国才能从源头上根本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首先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梳理与分析,接着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内涵分类、规模测度、影响因素和管控对策四个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以便明确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关键点和创新点。然后,立足于当前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数据可得性、重要性以及实质重于形式等原则,对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地方不良贷款和地方养老缺口导致的四类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进行测算。最后,基于扎根、代理和道德风险等理论,本文又分别从内部体制、政府动机和外部机制三个角度探讨了其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经过研究后,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由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地方不良贷款和地方养老缺口四类形成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在2010年后呈现逐年升高的态势,在2019年更是达到了 19.95万亿元,是201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9倍,约占全国GDP的20%,表明我国为了偿还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需要近两年的地方财政收入才能偿还地方政府所引发的或有债务,或需要近20%的国民收入才能抵消地方政府引发的或有债务。(2)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内部体制因素方面,本文以2006-2018年282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分权越高和给予的金融分权越高,则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越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冲动在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中介作用,而政治激励则在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正向调节效应。(3)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政府动机因素方面,本文研究发现“为增长而竞争”的增长型政府会加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而“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发展型政府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增长型政府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在地方领导性别上表现出明显差异性影响,但在地方领导年龄层面未检验出差异性影响,而发展型政府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倒U型关系,不仅在地方领导任期表现出差异性影响,而且在地方领导学历层面也表现出差异性影响。(4)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外部机制因素方面,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具有抑制功能,而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扩张和投资支出在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中介效应,而资源错配则在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中介效应。从以上的研究结论可知,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增长型政府和政府审计不足会加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而发展型政府和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又从财政金融、政府动机和外部机制三个角度分别提出防范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管控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现有文献,而且也能够为国家在“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追求高质量发展”等经济政策方面提供重要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支撑。
杨发柽[7](2021)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实践及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杨秀英[8](2021)在《地方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研究 ——以S大学选调生政策执行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大学生数量逐年增多,面对有限的就业资源,就业市场中的竞争越来越大,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愈加严峻。除此以外,大部分大学生偏好在城市就业,对基层进行自我设定,不愿到基层工作,基层发展面临人才瓶颈。对此,各级政府从2003年开始,陆续出台了系列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并力图以就业工作为抓手,同时解决好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和大学生就业这两个问题。各大地方高校作为人才输出的源头,对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做好地方基层人才推送工作,落实好基层就业政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实际工作中,各地方高校的公职就业过热和基层就业过冷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表明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的实施并未达到理想的政策目标。对此,本研究试图从地方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的执行方面寻找答案,期望能为地方高校执行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的相关人员提供有益参考。本文主要采用访谈法和文献研究法,在对各大基层就业政策内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S大学选调生政策的执行为例,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环境这三个维度关注选调生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S大学执行人员和目标群体的访谈调查发现,在选调生政策执行中,执行主体方面存在对政策的象征性执行、组织机构的权责交叉重叠、执行人员对于政策缺乏充分认知、执行人员价值认知与价值选择的矛盾、工作缺乏主动性这五个方面的问题,目标群体方面存在对政策的感知度偏低、选择动机趋于功利性、政策认同感偏低、自身素质难以匹配基层工作需要四个方面的问题,政策环境中的社会宏观环境和高校微观环境层面也存在相应问题。以S大学选调生政策执行的实际状况为依据,借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分别从政策自身、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方面分析地方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进而提出了优化基层就业政策设计、增强政策执行主体效能、加强对目标群体的引导,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四个方面的政策执行建议,期望能为政策执行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唐德红[9](2021)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的主要模式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容轻视。城镇化建设、应对金融危机等,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这一骨干力量。在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需要大量资金用于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地方政府需要大量资金增加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受分税制改革的影响,财权事权的不匹配使得大多数地方政府收不抵支。于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平台公司等渠道举债融资来弥补赤字,这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开始不断扩张,不断积累的债务甚至引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见,地方政府债务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中共十九大明确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议,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曾多次被国家重要会议所提及。其中,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重点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018年12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严格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有效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本文按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度量、传导及影响-债务风险化解的主要模式:基本特征与实施困境-债务风险化解模式困境的破解-债务风险化解的路径”的设计思路展开研究。首先,通过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运用基础统计数据分析和风险度量模型KMV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度量,研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传导及影响,明确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相关基本情况。其次,基于各地方政府探索出的多种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模式,通过对其中主流的八种模式的基本特征与实施困境进行分析,在综合既有研究以及实践情况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各种模式实施困境的成因,并提出了破解各种困境的主要方法与具体措施。最后,归纳总结各地方政府运用各种模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思路,分析可取之处,并结合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实际状况,探索化解债务风险的具体操作路径。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2015-2019年,全国政府基于自身综合财力对债务风险的控制已经处于失控的边缘;2019年,部分地方政府依靠当地经济发展综合实力或当地的综合财力已经无法有效控制其债务风险;未来三年(2020-2022年),除上海、浙江、广东、宁夏四个省份外,其余省份利用可支配综合财力来偿还地方债及城投债的违约风险较高。而且,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不可持续性。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模式有八种,不同模式的特征存在某种异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应按照债务清理、控增量、去存量、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以及债务绩效评价的路径操作。
许鹏[10](2021)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研究 ——国际经验借鉴》文中指出债券信用评级是对某一发行人所面临的信用风险总体程度或某一特定债券按期还本付息的可靠程度进行评估,并按一定标准分类标示高低等级的经济活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随着地方债券发行应运而生,为市场相关方评估地方政府债务偿付能力和信用风险状况提供信息服务,并成为推动地方债券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券的研究多集中于债券运行机制或发行定价等方面,少有基于国际经验,从信用评级层面展开讨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尚较薄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本文的研究价值。本文认为,首先,信用评级是地方债券发行的必备要件,是对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和总体信誉度的综合评估,贯穿于债券注册、发行及存续期间的各个环节,对债券定价、市场交易、风险管理等方面起到制度保障作用。其次,当前中国地方债务存在管理不规范、过度举债以及隐性负债风险聚集等问题。信用评级可以详细、全面地揭示地方财政收支和债务管理状况,对发挥市场化约束机制,规范地方举债行为,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均有重要推动作用。第三,国外成熟市场的地方债券信用评级发展时间较长,在评级方法、配套制度和监管环境等方面上积累了大量先进做法,中国可以取长避短,充分借鉴有益的国际经验,推动自身地方债券信用评级体系建设。第四,未来随着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断分化,地方债券信用利差势必进一步走阔,从而放大市场投资人面临的信用风险。信用评级是对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最直观、专业的综合评价,可以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影响,减少信息获取成本,为投资人提供决策依据。第五,加强中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关系到本土评级机构发展和评级行业质量整体提升,有助于增强中国在评级领域的权威性和话语权,抵制国际评级霸权主义,维护中国政府和企业的信用安全和经济利益。本文指出,地方政府债券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上发展最快的品种之一,其既是一种创新型财政政策工具,又是规范地方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重要抓手。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过程中存在信用评级失效,市场定价失真,信息披露不足,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等问题。本文从发挥债券信用评级作用、改进债券监管制度、建立债券保险制度和设立地方债务数据库和风险预警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初登历史舞台之时,国外市场发展已相对成熟,如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开展市政债券评级业务已近百年历史,评级体系完备,评级框架、方法和理念成为国际公认标准,评级质量在充分的历史数据中得到验证;日本本土评级机构在行业政策扶持下发展迅速,在与国际评级公司的市场竞争不落下风,占据国内地方债券评级业务的半壁江山;澳大利亚州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的国际化和市场化水平高,为本国债券市场吸引到大量外国资本;印度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在市政债券评级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尝试。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充分论述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信用评级在运行机制、制度设计、监管政策和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各自特点和发展经验,对其中优缺点加以深入分析,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四方面借鉴之处,一是充分认识地方债券和信用评级的重要作用;二是优化国内信用评级制度环境;三是培育本土评级机构,抵制国际评级机构的垄断行为;四是推动信用评级国际化进程。在实践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方面,本文阐述了国际评级机构关于市政债券信用评级的模式、流程和应用,并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评级指标选取和结构设计方面做出针对性安排,构建了多层次的地方债券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并以2015至2018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券相关样本数据为基础,运用熵值法测算出各层级评级指标的权重,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可以说,本文开展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的独立性更强,评级结果的区分度和准确度更高,评级信息更加公开与透明。最后,对改进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提出政策建议,包括打破市场对中央财政隐性担保的预期;着力解决隐性债务问题;改进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露制度;建立“政府+市场”的双信用评级制度;削弱监管制度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建立跨市场的评级监管协调机制;增强市场评级机构独立性;扩大评级市场对外开放,增强中国信用评级话语权等方面。总体上,本文从历史脉络出发,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券运行和信用评级的演化历程和发展趋势,方法应用和制度安排进行全面总结梳理,论述了其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从国际视角出发,对国内外地方债券特征和信用评级机制加以多方位对比分析,总结其中的优缺点,并汲取有益经验,提出对中国的借鉴之处;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出发,创新性地设计并运用更贴近中国国情且更具有效性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可以说,本文对进一步完善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发挥信用评级在规范地方债务管理,提升债券市场化水平,增强市场各方信息获取能力等方面均有积极意义。
二、当前地方财政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前地方财政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2)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2.1.1 高质量发展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2.2.1 方向动力 |
2.2.2 政策导向 |
2.2.3 模式选择 |
2.2.4 可行路径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4.1 问题表现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4.2 症因探析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一)主要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小结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小结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小结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小结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4)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困境摆脱(论文提纲范文)
一、相关文献综述 |
二、完善中期财政规划管理面临的基本形势 |
(一)财政收支矛盾越来越突出 |
(二)政府债务风险逐步凸显 |
(三)人口老龄化威胁财政支出可持续 |
(四)土地财政面临不可持续风险 |
三、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实施中的难点和问题 |
(一)财政收支预测和形势研判能力不足,预测准确性和科学性有待提升 |
(二)中期财政规划与年度预算、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有待加强 |
(三)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缺乏制度层面与之匹配的预算决策方式和预算程序 |
(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缺乏实质约束力,预算权和规划权呈碎片化状态 |
(五)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制度缺少配套机制建设 |
(六)制度环境及宏观环境缺乏稳定性,与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要求不匹配 |
四、进一步完善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基本路径 |
(一)以是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标准,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由“形式”向“实质”转变 |
(二)强化中央与地方联动,自上而下推动改革 |
(三)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明确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改革的重点 |
五、进一步完善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政策建议 |
(一)合理协调预算权力和规划权力,保障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 |
(二)提高经济、财政收支预测准确性,强化中期财政规划与年度预算、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 |
(三)完善预算决策模式,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和预算公开 |
(四)夯实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基础,完善配套机制 |
(五)完善财政体制,增强制度的确定性 |
(5)地方政府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的分离机制研究 ——基于项目目标偏差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系统协同要求下的体制机制 |
1.1.2 分级管理体制下的地方政府 |
1.1.3 向政策导向过渡的预算体系 |
1.2 问题的提出 |
1.2.1 拟解决的问题 |
1.2.2 整体组织环境中的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 |
1.2.3 多级权力结构下的地方政府部门 |
1.2.4 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1.2.5 小结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技术路线 |
1.5 基本结构安排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2 文献回顾 |
2.1 政策与预算之间的关联 |
2.1.1 政策与预算的基本辨别:公共行政学视角 |
2.1.2 政策与预算协调一致的重要性 |
2.1.3 组织绩效产生于二者的“协同” |
2.1.4 小结:二者整合的重要性 |
2.2 政策与预算相分离的类型 |
2.2.1 政策与预算分离的一些表现 |
2.2.2 政策不能引导预算 |
2.2.3 预算不能约束政策 |
2.2.4 小结:基本类型与相关现象 |
2.3 政策与预算相分离的成因 |
2.3.1 不同国别与发展阶段 |
2.3.2 组织环境因素 |
2.3.3 权力结构因素 |
2.3.4 资源分配过程 |
2.3.5 小结:主要影响因素 |
3 分析框架:系统分析理论下的过程机制 |
3.1 政策、预算与政治系统 |
3.1.1 一种新的局部政治系统 |
3.1.2 政策与预算分离是政府运行过程中的冲突 |
3.1.3 本研究的定位:中观层面的“过程”机制 |
3.2 基本框架:一个过程机制的提出 |
3.2.1 五种理论模型的比较 |
3.2.2 一个简化的政策与预算过程 |
3.2.3 二者分离的可能过程机制 |
3.3 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分离的测度——项目目标偏差 |
3.3.1 地方政府的组织绩效 |
3.3.2 目标偏差视角下政策与预算的分离 |
3.3.3 分析单元:地方政府的部门项目 |
3.3.4 具体测量:以项目目标偏差作为因变量 |
3.4 研究假设 |
3.4.1 组织环境因素 |
3.4.2 权力结构因素 |
3.4.3 资源分配过程 |
4 研究设计:数据、方法与模型 |
4.1 数据来源 |
4.2 分析方法 |
4.3 变量解释 |
4.3.1 因变量:项目目标偏差 |
4.3.2 自变量 |
4.3.3 主要变量说明 |
4.4 基本模型 |
4.5 统计量描述 |
4.5.1 相关系数 |
4.5.2 描述性统计 |
5 实证分析:导致地方政府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分离的主要原因 |
5.1 OLS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 |
5.1.1 总体回归模型的显着性检验 |
5.1.2 回归系数的显着性检验 |
5.1.3 拟合优度检验 |
5.2 OLS回归模型的假设检验 |
5.2.1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检验 |
5.2.2 自相关性问题的检验 |
5.2.3 异方差性问题的检验 |
5.2.4 模型优化的处理方法 |
5.3 逐步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 |
5.3.1 模型的显着性检验 |
5.3.2 系数的显着性检验 |
5.3.3 拟合优度检验 |
5.4 WLS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 |
5.4.1 模型的显着性检验 |
5.4.2 系数的显着性检验 |
5.4.3 拟合优度检验 |
5.5 三个模型的比较与选择 |
5.6 主要研究发现 |
5.6.1 研究假设与检验结果 |
5.6.2 组织环境因素 |
5.6.3 权力结构因素 |
5.6.4 资源配置过程 |
5.6.5 小结 |
6 理论解释:地方政府间政策与预算相分离的过程 |
6.1 系统观念下地方政府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的交互 |
6.1.1 现实佐证:强政策弱预算 |
6.1.2 分离机理:一种折中的“输出失败” |
6.2 财政分权之多层级政府行政过程中的决策与执行 |
6.2.1 现实佐证:决策向上-执行向下 |
6.2.2 分离机理:多层级权力的“纵向拉扯” |
6.3 多重委托代理中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与信息不一致 |
6.3.1 现实佐证:目标漂移与绩效衰减 |
6.3.2 分离机理:代理成本的存在 |
7 总结讨论:整合地方政府间的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改善“强政策弱预算”组织环境 |
7.2.2 加强“决策-执行”权力结构协调 |
7.2.3 限制资源分配过程的代理成本转嫁 |
7.3 未来展望 |
7.3.1 一些局限之处 |
7.3.2 可进一步拓展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附录 |
(6)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 |
1.2.1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2 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相关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内涵分类的相关研究 |
2.2.2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测算的相关研究 |
2.2.3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2.2.4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管控对策的相关研究 |
2.2.5 文献述评 |
2.3 本章小结 |
3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测算 |
3.1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概念界定 |
3.2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估算思路 |
3.3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估算方法 |
3.3.1 地方融资平台或有债务 |
3.3.2 地方国有企业或有债务 |
3.3.3 地方不良贷款或有债务 |
3.3.4 地方养老缺口或有债务 |
3.4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分类测算结果 |
3.4.1 地方融资平台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3.4.2 地方国有企业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3.4.3 地方不良贷款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3.4.4 地方养老缺口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3.5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总测算结果 |
3.6 本章小结 |
4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内部体制因素 |
4.1 内部体制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4.1.1 直接影响 |
4.1.2 间接影响 |
4.2 内部体制因素的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
4.2.1 数据选取 |
4.2.2 模型设计 |
4.3 内部体制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4.3.1 描述性统计 |
4.3.2 相关性分析 |
4.3.3 主回归结果 |
4.3.4 稳健性检验 |
4.4 内部体制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4.4.1 财政分权、投资冲动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4.4.2 金融分权、投资冲动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4.4.3 财政分权、政治激励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4.4.4 金融分权、政治激励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4.5 本章小结 |
5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政府动机因素 |
5.1 政府动机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5.1.1 直接影响 |
5.1.2 情景分析 |
5.2 政府动机因素的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
5.2.1 数据选取 |
5.2.2 模型设计 |
5.3 政府动机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5.3.1 描述性统计 |
5.3.2 相关性分析 |
5.3.3 主回归结果 |
5.3.4 稳健性检验 |
5.4 政府动机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5.4.1 增长型政府、地方领导性别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5.4.2 增长型政府、地方领导年龄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5.4.3 发展型政府、地方领导任期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5.4.4 发展型政府、地方领导学历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5.5 本章小结 |
6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外部机制因素 |
6.1 外部机制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6.1.1 直接影响 |
6.1.2 间接影响 |
6.2 外部机制因素的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
6.2.1 数据选取 |
6.2.2 模型设计 |
6.3 外部机制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6.3.1 描述性统计 |
6.3.2 相关性分析 |
6.3.3 主回归结果 |
6.3.4 稳健性检验 |
6.4 外部机制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6.4.1 政府审计、信贷扩张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6.4.2 政府审计、投资支出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6.4.3 媒体关注度、资源错配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6.5 本章小结 |
7 管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政策建议 |
7.1 从财政金融角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进行管控 |
7.1.1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理清政府间财事关系 |
7.1.2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风险财政化 |
7.2 从政府行为角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进行管控 |
7.2.1 转变政府职能观念,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7.2.2 弱化经济考核指标,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
7.3 从外部机制角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进行管控 |
7.3.1 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保证公权力不被滥用 |
7.3.2 建立问责长效机制,防范问责效果被弱化 |
7.3.3 改进预算编制制度,提高地方预算透明度 |
8 本文的研究结论、局限和展望 |
8.1 本文的研究结论 |
8.2 本文的研究局限 |
8.3 本文的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研究成果 |
(8)地方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研究 ——以S大学选调生政策执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缘由 |
1.1.1 大学生就业压力大和基层建设人才匮乏的问题 |
1.1.2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效果不理想 |
1.1.3 地方高校做好基层人才培养和推送工作是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已有研究述评 |
1.3 研究意义及创新点 |
1.3.1 研究意义 |
1.3.2 创新点 |
1.4 研究设计 |
1.4.1 研究思路及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资料整理与分析 |
1.5 核心概念界定 |
1.5.1 地方高校 |
1.5.2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 |
1.5.3 政策执行 |
1.6 理论基础 |
2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概述 |
2.1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类别 |
2.1.1 西部计划 |
2.1.2 三支一扶计划 |
2.1.3 大学生村官计划 |
2.1.4 特岗教师计划 |
2.1.5 选调生计划 |
2.2 大学生基层就业优惠政策内容 |
2.3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出台背景 |
2.3.1 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 |
2.3.2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 |
2.3.3 我国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
2.3.4 行业困难和就业市场的缩水 |
2.4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的基本特征及重要意义 |
2.4.1 政策的基本特征 |
2.4.2 政策的重要意义 |
2.5 本研究的出发点 |
3 S大学选调生政策执行主体状况 |
3.1 访谈对象的选择 |
3.2 对执行主体的调查结果 |
3.2.1 选调生政策执行组织机构和流程 |
3.2.2 执行人员的政策认知 |
3.2.3 执行人员的心理因素 |
3.2.4 执行主体的工作方式与传统 |
3.3 对执行主体调查结果的分析 |
3.3.1 对于选调生政策的象征性执行 |
3.3.2 政策执行组织机构的权责交叉重叠 |
3.3.3 执行人员对于政策缺乏充分认知 |
3.3.4 执行人员价值认知与价值选择的矛盾 |
3.3.5 执行人员工作缺乏主动性 |
3.3.6 政策执行成效难以明确 |
4 S大学选调生政策目标群体状况 |
4.1 访谈对象的选择 |
4.2 对于目标群体的调查结果 |
4.2.1 目标群体的政策感知 |
4.2.2 目标群体的选择动机 |
4.2.3 目标群体的政策认同 |
4.2.4 目标群体的自身素质 |
4.3 对目标群体调查结果的分析 |
4.3.1 大学生对政策的感知度偏低 |
4.3.2 大学生的选择动机趋于功利性 |
4.3.3 大学生对选调生政策认同感偏低 |
4.3.4 大学生自身素质难以匹配基层工作需要 |
5 S大学选调生政策执行环境状况 |
5.1 宏观环境 |
5.1.1 政策执行中传统的行政运作 |
5.1.2 政策执行中传统的社会心理 |
5.1.3 社会中的偶发事件 |
5.2 微观环境 |
5.2.1 政策执行的人力资源不足 |
5.2.2 政策执行的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 |
5.2.3 政策执行中的信息沟通机制缺乏 |
6 地方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应对策略 |
6.1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问题的原因分析 |
6.1.1 政策自身因素 |
6.1.2 执行主体因素 |
6.1.3 目标群体因素 |
6.1.4 政策环境因素 |
6.2 改进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的策略 |
6.2.1 优化基层就业政策设计 |
6.2.2 增强政策执行主体效能 |
6.2.3 加强对目标群体的引导 |
6.2.4 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 |
7 结语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致谢 |
(9)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的主要模式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1.2.1 研究思路 |
1.2.2 论文结构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创新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 |
2.1.1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相关定义 |
2.1.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 |
2.1.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度量 |
2.1.4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 |
2.2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的研究 |
2.2.1 从风险成因出发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2.2.2 从具体方法出发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2.3 文献述评 |
第3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概述 |
3.1 地方政府债务及其分类 |
3.1.1 地方政府债务概念与内涵 |
3.1.2 地方政府债务分类及其内部结构 |
3.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因 |
3.2.1 财政体制成因 |
3.2.2 政治体制成因 |
3.2.3 宏观政策成因 |
3.2.4 金融体制成因 |
3.2.5 地方政府债务资金运用的低效率 |
3.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度量 |
3.3.1 基于基础统计数据观察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度量 |
3.3.2 基于KMV模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度量 |
3.4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传导 |
3.4.1 金融交易传导路径 |
3.4.2 财政传导路径 |
3.4.3 实体经济传导路径 |
3.4.4 资本市场传导路径 |
3.5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 |
3.5.1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传导对区域金融市场的影响 |
3.5.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传导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
3.5.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传导对地方经济社会稳定的影响 |
3.5.4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传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3.5.5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传导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第4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的主要模式:基本特征与实施困境分析 |
4.1 出租出售资产模式 |
4.2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模式 |
4.3 售股还债模式 |
4.4 债转股模式 |
4.5 混改模式 |
4.6 资产证券化模式 |
4.7 PPP模式 |
4.8 并购上市溢价套现模式 |
第5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模式困境的破解 |
5.1 出租出售资产模式困境的破解 |
5.2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模式困境的破解 |
5.3 售股还债模式困境的破解 |
5.4 债转股模式困境的破解 |
5.5 混改模式困境的破解 |
5.6 资产证券化模式困境的破解 |
5.7 PPP模式困境的破解 |
5.8 并购上市溢价套现模式困境的破解 |
第6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的路径研究 |
6.1 债务清理 |
6.2 控制增量 |
6.3 去存量债务 |
6.4 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 |
6.5 债务绩效评价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科研情况 |
(10)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研究 ——国际经验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与评析 |
1.2.1 地方政府债券融资 |
1.2.2 地方政府偿债能力 |
1.2.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1.2.4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 |
1.2.5 信用评级模型构建 |
1.2.6 国际信用评级的垄断与霸权 |
1.2.7 对相关研究的评析 |
1.3 研究方法、框架与主要内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框架 |
1.3.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地方政府债券涵义与相关理论 |
2.1 涵义界定与辨析 |
2.1.1 地方政府债务 |
2.1.2 地方政府债券 |
2.1.3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 |
2.1.4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 |
2.2 相关理论及评述 |
2.2.1 财政分权理论 |
2.2.2 发行债券风险理论 |
2.2.3 政府债务风险理论 |
2.2.4 信用风险理论 |
2.2.5 信用评级理论 |
2.2.6 相关理论评述 |
第3章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历程分析 |
3.1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和成因 |
3.1.1 地方债务现状 |
3.1.2 地方债务演化进程和成因分析 |
3.2 地方政府债券发展历程及发行情况 |
3.2.1 地方政府债券发展历程 |
3.2.2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
3.3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总结 |
3.3.1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
3.3.2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第4章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发展演进过程 |
4.1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模式 |
4.1.1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基本原则 |
4.1.2 两种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模式对比分析 |
4.1.3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的必要性 |
4.2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流程与现状 |
4.2.1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流程 |
4.2.2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发展历程 |
4.2.3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现状 |
4.3 当前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的市场吻合度分析 |
4.3.1 地方债务的软预算约束导致评级结果同质化 |
4.3.2 评级信息披露不充分使评级缺乏可信度 |
4.3.3 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制约了评级业务发展 |
4.3.4 评级行业监管机制尚未健全 |
第5章 地方政府债券运行及信用评级的国际经验 |
5.1 美国市政债券运行经验 |
5.1.1 市政债券特征 |
5.1.2 市政债券监管制度 |
5.1.3 市政债券信用评级 |
5.1.4 信用评级优缺点分析 |
5.2 日本地方政府债券运行经验 |
5.2.1 债券特征 |
5.2.2 债券监管制度 |
5.2.3 债券信用评级 |
5.2.4 信用评级优缺点分析 |
5.3 澳大利亚州政府债券运行经验 |
5.3.1 债券特征 |
5.3.2 债券监管制度 |
5.3.3 债券信用评级 |
5.3.4 信用评级优缺点分析 |
5.4 印度市政债券运行经验 |
5.4.1 市政债券特征 |
5.4.2 信用评级优缺点分析 |
5.5 国际评级机构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分析 |
5.5.1 标准普尔公司评级方法 |
5.5.2 穆迪公司评级方法 |
5.6 国际经验总结和借鉴 |
5.6.1 充分认识地方债券和信用评级的重要作用 |
5.6.2 优化国内信用评级制度环境 |
5.6.3 培育本土评级机构,抵制国际评级机构的垄断行为 |
5.6.4 推动信用评级国际化进程 |
第6章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设计与应用 |
6.1 信用评级指标体系构建 |
6.1.1 基本原则和评估步骤 |
6.1.2 评级指标选取与样本描述 |
6.1.3 评级指标权重确认 |
6.2 评级指标得分和评级结果测算 |
6.2.1 评级指标得分处理过程 |
6.2.2 评级结果分布状况 |
6.3 信用评级结果的区域性分析 |
6.4 本章信用评级方法评价 |
6.4.1 本章信用评级方法对国际经验的借鉴与创新 |
6.4.2 本章信用评级方法有效性分析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打破市场对中央财政隐性担保的预期 |
7.2.2 着力解决隐性债务问题 |
7.2.3 改进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露制度 |
7.2.4 建立“政府+市场”的双信用评级制度 |
7.2.5 削弱监管制度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 |
7.2.6 建立跨市场的评级监管协调机制 |
7.2.7 增强市场评级机构独立性 |
7.2.8 扩大评级市场对外开放,增强中国信用评级话语权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当前地方财政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约束性放权:地方政府剩余权激励与问责调适[D]. 刘滨. 吉林大学, 2021
- [2]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3]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困境摆脱[J]. 闫坤,鲍曙光. 改革, 2021(08)
- [5]地方政府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的分离机制研究 ——基于项目目标偏差视角[D]. 吴超. 浙江大学, 2021(01)
- [6]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D]. 朱冠平.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7]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实践及问题研究[D]. 杨发柽. 四川大学, 2021
- [8]地方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研究 ——以S大学选调生政策执行为例[D]. 杨秀英.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9]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的主要模式与路径研究[D]. 唐德红.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10]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研究 ——国际经验借鉴[D]. 许鹏. 吉林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