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干部教育（论文文献综述）
张广厦[1]（2013）在《执政初期中共在广东南方大学的干部教育研究（1949～1952）》文中提出干部教育是执政党为适应社会需要，培养、训练干部，提高干部政治、文化、业务水平的一种社会教育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是党的干部工作与党的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干部工作和教育工作紧密结合的有机统一体。广东作为全国解放较晚，且被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地区，干部人数匮乏和思想政治觉悟低下的问题凸显，直接影响到建国初广东的团结稳定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南方大学是伴随着广州解放而成立的一所新型的干部教育学校，它在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干部教育工作，在党的干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所培养的近两万名革命干部和专业人才，成为建国初期广东地区的发展和建设的中坚力量，为广东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组织与干部基础。透过对南方大学的研究，既可探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在广东地区干部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亦可折射出干部教育学校在和平年代偏重文化业务教育，而在战争年代偏重政治理论教育的时代特点，同时还可管窥成为执政党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干部教育方面的成败得失，进而对当今干部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借鉴。
吴家虎[2]（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尹传政[3]（2013）在《当代中国的优抚制度研究》文中提出纵览建国以来优抚制度的发展历史，主要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确立时期、发展时期、停滞时期、完善时期。抗美援朝时期是当代中国优抚制度的确立时期。在总结革命战争实施的优抚制度基础上，1950年12月，内务部制定了《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等。自此，确立了国家的优抚法律体系，奠定了国家优抚制度的基础。当时，根据保家卫国的需要和实际的经济状况，国家对伤残军人、烈军属等采取了诸多优抚措施。在优待政策方面，国家在农村主要推行了以社会负担为主体的代耕制度，在城市主要实施了优待就业政策，同时还对烈军属在医疗费用、子女上学费用等方面予以优待。在抚恤方面，针对伤残军人的抚恤要求，国家提高了抚恤标准，完善了评残办法。在褒扬方面，国家给烈士追功授予，并举行各种悼念扫祭活动及修建烈士纪念建筑物等。此间的拥军优属活动丰富多样，包括节日间下发通知慰问、召开会议、座谈会及文艺汇演等；平日则经常动员有关人员给烈军属做家务、给志愿军写慰问信等。从抗美援朝到文革发生是优抚制度的发展时期。和平的建设环境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推动优抚制度进行了一些改变。在优待制度方面，代耕制度逐渐为优待劳动日所替代，而且实物补助作为一种优待辅助手段被推行。抚恤制度方面，国家再一次提高了伤残抚恤标准，同时为解决以前战争遗留的伤残问题，国家再次对伤残军人实施医疗费用的减免。褒扬政策方面，除了继续推行原来的做法之外，国家加强了烈士纪念建筑修建的监督管理，严禁乱建。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的声浪冲击了整个优抚工作，其主要表现为：优抚机构被撤销；优抚政策被废止；抚恤标准难以提高；优抚对象受到迫害等。但是一些做法仍被坚持了下来，比如，优待劳动日、定量补助等；拥军优属活动也一直开展，形式还比较多样。改革开放以后，优抚制度逐渐恢复，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新的优抚法规诞生。比如，国家先后颁布了《革命烈士褒扬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由此，原来的优抚政策更加制度化、法规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又先后颁布了《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保护办法》、《伤残抚恤管理暂行办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烈士褒扬条例》等。由此，优抚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优待制度方面，农村的优待劳动日被优待金所取代；定期定量补助最终以定期抚恤的形式确定下来。抚恤制度方面，国家先后十三次提高伤残抚恤标准，进一步完善了评残条件。褒扬制度方面，国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完善了烈士评定条件，扩大了参评范围；其指导思想是既注重精神奖励又重视物质奖励。拥军优属方面，积极开展双拥活动，特别是设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和奖励制度。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的优抚制度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到抗美援朝时期发展到一个高峰。从某个角度看，它成为促使军人形象改变的一种背后的重要支撑，传统的观念是“好男不当兵”，而在中共的领导下则变为社会中“最可爱的人”，人人争而为之。显然，它使中共在赢得人民支持和战争胜利方面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和平时期，优抚制度则担当着支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它逐渐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军报》社[4]（1967）在《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干部教育》文中提出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近号召我们,要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于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这是毛主席对全军、全国干部和红卫兵革命小将的最大关怀和爱护,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新形势下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战略措施。我军全体干部必须坚决响应,坚决照办,认真领会,认真执行。革命的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干部的思想教育,十分重视教育和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赵胜忠[5]（2012）在《数字与权力 ——统计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国家成长》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种兼具政治性与技术性的权力工具,统计始终处于政治系统这一外部环境之中,并直接受其影响与规训。为了增强汲取能力、渗透能力以及政治合法化等国家能力,提高统治和治理的绩效,处于建设与成长过程中的现代国家开始对数目字管理的统计技术提出新的需求,并以其不断增强的科化，理性化提高了对统计的供给能力。现代国家所所导致的统计供需关系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前现代时期统计与权力的松散关系,改变了统计与其他行政行为混溶在一起的未分化、低技术的状态,开启了统计现代转型的发展之路。为了达致政治效益最大化的追求,现代国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对统计不断地进行着规训和塑造,为统计制定了不同的角色模式和职能定位：有时突出统计在资源汲取以及科学决策中的信息功能,有时则转而强调政治动员以及提供政治合法化辩护的政治功能。与此同时,现代国家还对统计的组织机构、活动范围和运行规则另外三个变量进行了规训,使之能够与政治设定的职能界定相适应。总体而言,统计职能、机构人员、活动范围、运行规则随现代国家建设与成长过程的不断调整就构成了统计现代转型的基本面相。然而,统计的现代转型并不是直线式的发展,统计现代化的四个主要变量的发展也并不是同步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现代国家,不仅面临着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而且承担着不同的国家职能与发展使命,因此,它对统计的需求方式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统计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政治需求出现了“技术导向”和“政治导向”两种不同的路径。当技术导向占据主导地位时,统计的技术理性显示出竞争性优势；当政治导向占据主导地位时,政治价值的需求就会压倒统计的技术理性,统计的自主性就受到很大的压制。由于两种发展路径的相互竞争,统计的现代发展之旅先后呈现出技术范式、意识形态范式和治理范式三种不同的范式。从晚清经北洋政府至南京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统计体现了“技术导向”的发展方向,制度变迁的共同轨迹是以西方为参照系进行了制度创新：自上而下地推进统计机构建设、统计范围急速扩大、引进现代的统计方法。不管统计制度调整带如何变化,这一时期统计工作的职能始终是作为政府履行“积极行政”的信息工具,统计工作虽然也出现过政治化的偶然现象,但更多的是作为技术工具在发挥着作用,没有脱离“技术导向”的发展轨道。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高度强调统计的政治价值,在重视统计的技术特征的同时,特别突出政治动员、合法化证明等政治功能。为了发挥政治动员的作用,全能主义国家不仅按照灵活简便的原则改造了科层制的统计机构,按照又红又专的标准选配统计人员,要求统计范围跟随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时调整,按照政治正确性的原则塑造统计运行规则。这一时期,统计的技术性受到政治的压制与批判。1978年后,国家执政理念的变化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使统计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统计迅速实现了“去政治化”,并开启了从为国家管理服务的权力工具向为国家与社会共同服务的公共产品转变的新转型。事实上,统计与权力的关系并不止“政治规训统计”这一单向过程,还有“统计反作用权力”的另一个过程。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统计技术通过其理性化、可计算的手段提高了国家能力,改变了国家的治理空间,提高了国家政权的理性化程度,增强了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塑造了现代公民和现代社会,从而推进了现代国家的构建和成长。然而,由于权力对统计的误用或者过度使用,不仅影响了统计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对国家治理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统计理应与与其处于其中的政治系统保持一定的契合性。但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现代国家必须充分尊重其专业特征,适当剥离统计数字所承载的利益功能,尤其是要引入社会监督。只有合理界定了统计技术的功能边界,实现了统计技术的政治性与技术性的平衡,才能实现统计与权力良性互动的目标,既有利于统计技术的发展,也有利于现代国家的建设与成长。
张曙[6]（2001）在《不对称的社会实验——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文中研究表明“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中外学者对这场运动相当关注、并逐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对该事件的研究，无论从量上还是在质上都还很不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该课题进行探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个人的见解和论述： 第一章，对有关研究成果与研究状况进行述评。略述该专题的研究成果，包括已发表的论文，出版的着作，整理和公布的资料，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等；在概述研究状况时，着重说明学术界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动因、历史进程及其评价、知青“返城风”及上山下乡运动终止原因等问题上的研究进展及其争鸣；还列举了研究中的一些薄弱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探讨68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的起因。本文认为，68年上山下乡之所以出现高潮，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包括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以培养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以实现向理想社会的过渡等“左”的指导理论；结束红卫兵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局面，解决“老三届”学生的就业出路问题等现实考虑；此外，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劳动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矛盾，人口激增造成的城市就业压力，使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空前尖锐，也是导致这场运动出现高潮的重要因素。 第三章，说明“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特点。指出这场运动既不同于“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又与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相区别，除了“左”的指导思想外，其特点有三：一是青年学生对上山下乡所表现出的巨大狂热；二是这场运动采取了强制的动员方式；三是其规模之大，涉及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举世罕见。 第四章，剖析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诸多矛盾。这些矛盾包括：“再教育”理论本身的矛盾；知青的生存和发展等实际问题；社会风气、传统观念方面的冲突；知青与农民由于种种原因引起的冲突等。上述几个方面的矛盾，是上山下乡运动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五章，探讨上山下乡运动能够持续十几年但又曲折发展的原因。着重考察了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这是上山下乡得以坚持的主要原因；知青机构及其职能的演变，这是该运动得以开展的组织保证；国家采取的一些化解矛盾的措施等，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缀解运动的矛盾，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由于极左派介入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在反“走后门”、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事件上大做文章，使知青上山下乡出现了不少曲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增加了在此问题上拨乱反正的难度。 第六章，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得失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本文认为，对上山下乡运动不应该全盘否定，而应作具体分析。其积极方面，在于广大知育 声的社会实践，对农垦事业、农村文化教育和农业科技、移风易俗等方面有所贡献；上山下乡的特殊人生经历锻炼了一代知青，使他们成为有较强独立辨别是非能力的一代，加深了对国情的认识，培养了对人民的感情，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品格，使他们的生存能力有较大增强等：这场运动客观上还促进了城乡的交流和融合。上山下乡运动的消极方面，在于动员社会各方面十几年的巨大投人，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效果，绝大多数知青并没有在农村安家落户，他们也没有成为诀策者所希望的“接班人”；国家现代化事业因此而出现人才断层。就社会发展而言，上山下乡是造成当时及其后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社会风气的败坏甚至彤响到今天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改变了一代知青的人生轨迹。总之，上山下乡所收获的，较之它所投入的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根本不成比例。它是一场失大于得的逆历史潮流的社会实验。应当深刻总结其经验教训。
赖正维[7]（2002）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文中研究说明“文革”期间，福建也与全国各地一样，各种群众组织林立，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遍布全省各地所谓老区农民组织。福建老区农民运动的兴起时期极短，来势异常迅猛，波澜壮阔，遍及全省，两起两落，结局悲壮。农民参加“文革”在全国并不罕见，但公开打着老区农运旗号却唯有福建，并且老区组织中又集结了大量原地下党及游击队等老区干部，因而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文革”中老区问题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这个建国以来长期未解决的历史问题在“文革”特定背景下以大规模农民运动形式爆发，然而矛盾并未解决，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个长期困扰我党的历史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现象的科学方法为指导，依据已收集的丰富历史档案资料，拟对这一过程作较为深入的探讨。
张东明[8]（2005）在《“三支两军”述论》文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场浩劫,它的教训异常深刻。深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总结历史教训也就格外重要。“三支两军”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件大事,是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式,给军队和地方造成很大影响。“三支两军”包含的内容复杂,发展曲折,极大地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利于加深对“三支两军”了解和认识,有利于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理清“文革”时期党政、军民的关系;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人民军队的历史定位问题。本文在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和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三支两军”进行了全景式梳理和历史考察,详细阐述了每一项具体任务的进程,在肯定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了“三支两军”对“文革”时期党政、军民关系的重大影响,并试图从历史和政策渊源上寻找“三支两军”的依据,以期理清“三支两军”的发展脉络和渊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狂热的群众运动围攻、破坏下,全国党政机关普遍陷于瘫痪状态,生产、生活秩序混乱,社会动荡不安。“全面夺权”则引发了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此时,人民军队保持了基本稳定,这得益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措施,也是人民军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前提。“三支两军”是“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总称,从1967初开始,到1972年全部结束。“三支两军”的核心是“支左”,即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夺权,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支左”以1967年7-9月毛泽东巡视南方和1968年9月全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为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共中央发出“支左”的决定到1967年7-9月毛泽东巡视南方。这一时期的“支左”,基本上是支一派,压一派,加上“中央文革”的不断挑动,必然激化群众组织之间以及群众组织和“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不仅没有按照毛泽东预想的那样实现革命组织的顺利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而且不少地方武斗成风,局面难以控制。第二个阶段,从1967年9月毛泽东巡视南方后到1968年9月。这一时期改变了前期的“支左”政策,贯彻“支左不支派”的要求,促进了“大联合”,推动了“革命委员会”的建立。第三个阶段,从1968年9月到1972年“三支两军”结束。各地“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支左”工作主体已经结束。这一时期的“支左” 任务的人员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主要是“革命委员会”中的军队代表。这一时期的“支左”主要是协助地方进行巩固“革命委员会”的“斗、<WP=4>批、改”工作,是“支左”工作的尾声。“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总体上是为了遏制全国动乱的势头,保证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运转,保障“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所必须的社会秩序和条件,是服从、服务于“支左”的,但又不同于“支左”。 不失时机地支援工农业生产,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文化大革命”中,“支农”、“支工”的意义和作用显得更为重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人民解放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军事管制是在“文化大革命”极端混乱、领导干部被打倒、机关瘫痪等严重局势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它对于保护国家财产,维护国家稳定,保证国家的重点建设、社会生活必需的正常运转等,起了重要作用。“军管”的职责是双重的,它保证了受“军管”各单位的正常工作,同时又理所当然地为“文革”一整套错误的方针和政策服务。“军训”即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事训练。“军训”工作使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的教学工作开始恢复,对稳定学校的秩序,防止更大的混乱起到一定作用。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普遍建立,标志着作为“三支两军”核心的“支左”主体任务已经完成,全国局势日渐稳定,军队继续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必要性已经淡化。九大以后,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迅速提上日程。地方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在核心领导地位上的矛盾日渐突出,结束“三支两军”的时机也逐渐成熟。 “三支两军”在当时的混乱的情况下是必要的,它的必要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三支两军”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但是,作为贯彻“文化大革命”极“左”方针的重要步骤,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文革”的顺利进行,在总体上不可能不执行“左”的一套东西。因此,“三支两军”的消极影响再所难免。“三支两军”执行“左”的错误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军政军民关系,也破坏了军队建设。“三支两军”继承了人民军队作为“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传统,“支左”、“军管”、“军训”执行了工作队的职能,“支工”、“支农”则是生产队职能的延续。但是,“三支两军”又远远超出“三大任务”的范畴。在“三支两军”中,军队全面介入党政各主要部门,发展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这就背离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定位,超出了军队的职能范畴,使军队无法胜任,这也是“三支两军”造成消极影响的一个根源。如果说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是“三支两军”的历史渊?
张志明[9]（1995）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由局部夺权发展到“全面夺权”，直至全局失控的严峻情势下，历尽磨难后才靠军队“支左”与多种力量的平衡而建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地方国家权力机构。 革命委员会经历了由鼎盛、平复和衰亡的历史嬗变过程。在鼎盛时期，它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类似于军事管制的机构；在平复和衰亡时期，它逐渐演变为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地方政权机构。最终为地方人民政府所取代。 打破“文革”前政治体制后新建的革命委员会，不仅没有克服原体制中的弊端，而且将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革命委员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适应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需要，同时它也承担了管理其他社会事务的一些基本职能。 革命委员会的产生除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外，还与“文革”前业已形成的体制、政治文化和思想理论中的弊端和错误有着深层的社会历史联系。 反思革命委员会的历史教训而知，唯有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深刻变革，才能逐渐实现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超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发育、完善和确立，无疑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昭示了光明而广阔的发展前景。
叶青[10]（2002）在《“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织研究》文中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沉重的代价换来了宝贵的教训。对文革史的研究有着以史为鉴的重要意义。“文革”作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有着丰富的社会基层与区域方面的内容。群众组织是群众运动的细胞、成分与结构。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互为因果。千百万群众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也因此催生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多视角、多层次探究了福建文革群众组织产生、发展、演化整个发展脉络及其变动轨迹，并力图分析福建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产生、对立演化的原因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没有秩序、没有纪律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都必须给予科学的批判。
二、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干部教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干部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1）执政初期中共在广东南方大学的干部教育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 选题旨趣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概念界定 |
| 四、 文献及研究方法 |
| 五、 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执政初期中共干部教育的转型 |
| 第一节 执政前中共重视干部教育工作 |
| 一、 执政前中共的干部教育工作 |
| 二、 执政前中共干部教育的特点 |
| 第二节 执政初期中共干部教育的转型 |
| 一、 执政初期中共历史地位的转变与国内外形势 |
| 二、 中共干部教育的发展趋势 |
| 第二章 南方大学的办学历程 |
| 第一节 执政初期广东地区的干部情况 |
| 一、 解放初期广东地区的社会现状 |
| 二、 广东地区干部队伍状况 |
| 第二节 叶剑英与南方大学的创办 |
| 一、 广州校本部的办学经过及建设 |
| 二、 海南分校的开办及其过程 |
| 第三节 院系调整与南方大学历史使命的转变 |
| 一、 院系调整中的南方大学 |
| 二、 南方大学历史使命的转变 |
| 第三章 南方大学的招生与培养 |
| 第一节 南方大学的招生 |
| 一、 招生规模 |
| 二、 生源结构 |
| 第二节 课程设置 |
| 一、 理论课程与实用课程并重 |
| 二、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 |
| 三、 文化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 |
| 四、 注重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第四节 教学实施 |
| 一、 授课形式 |
| 二、 教学方法 |
| 三、 师资来源 |
| 第五节 教学目的与教学效果 |
| 一、 思想改造的教学效果 |
| 二、 军事训练的教学效果 |
| 第四章 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在南方大学的实践 |
| 第一节 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概述 |
| 一、 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 |
| 二、 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 |
| 三、 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贡献 |
| 第二节 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在南方大学的实践 |
| 一、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办学理念 |
| 二、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 |
| 三、 坚持在课程设置中体现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 |
| 四、 坚持阶级斗争的干部教育思想 |
| 第五章 执政初期南方大学干部教育的特点和贡献 |
| 第一节 南方大学干部教育的特点 |
| 一、 特色鲜明的时代性 |
| 二、 灵活丰富的多样性 |
| 三、 因时制宜的实用性 |
| 第二节 南方大学的历史贡献 |
| 一、 培养干部队伍推动中心工作的开展 |
| 二、 初步建构了广东干部教育的新模式 |
| 三、 促进了建国初广东高校师资队伍的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南方大学第一期学员课程安排 |
| 附表2：南方大学第二期学员课程安排 |
| 附表3：南方大学第三期学员课程安排 |
| 附表4：南方大学第四期学员课程安排 |
| 附表5：南方大学第一期学员讲座安排 |
| 附表6：南方大学第二期学员讲座安排 |
| 附表7：南方大学第三期学员讲座安排 |
| 附表8：南方大学第四期学员讲座安排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清单 |
| 后记 |
（2）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阐释 |
|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 四、学术史综述 |
| 五、文献资料与调查访谈 |
| 六、主要创新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下孔村及其研究价值 |
| 第二章 共产党印象 |
| 第一节 “共党来了铲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
| 第二节 “羊群走路靠头羊，群众看的是共产党”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运动与革命文化的输入 |
| 第一节 锣鼓喧天进公社 |
| 第二节 整党整风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革命文化：话语·仪式·象征·记忆 |
|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 |
| 第二节 仪式与象征 |
| 第三节 革命的记忆 |
| 小结 |
| 第五章 被改造的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一 |
| 第一节 冬学民校与政治夜校 |
| 第二节 学雷锋 |
| 第三节 学大寨 |
| 第四节 破四旧、立四新 |
| 第五节 思想检讨与重做新人 |
| 小结 |
| 第六章 学毛着：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二 |
| 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学习制度 |
| 第三节 学习内容 |
| 第四节 学习方法 |
| 第五节 记忆与认识 |
| 第六节 典型个案 |
| 小结 |
| 结论 革命与教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农村调查及访谈资料 |
| 附录 A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3）当代中国的优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关于选题的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的难点、重点和创新点 |
| 四 研究的范围和思路 |
| 五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优抚制度的确立（1950—1953 年） |
| 第一节 国家和社会的优待 |
| 一 农村代耕与城市就业 |
| 二 “提高烈、军属社会地位” |
| 三 全方位的物质优待 |
| 第二节 助伤抚亡 |
| 一 抚恤体系建立 |
| 二 救助伤残 |
| 三 安抚亡灵 |
| 第三节 褒扬英烈 |
| 一 条例与政策 |
| 二 各种活动 |
| 第四节 拥军优属运动 |
| 一 全民参与 |
| 二 “帮助军属解决困难” |
| 三 赴朝前线慰问 |
| 四 保障与实施 |
| 第二章 优抚制度的巩固与发展（1954 年—196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优待的变化 |
| 一 政策和机构的调整 |
| 二 优待劳动日和就业 |
| 三 国家补助办法 |
| 第二节 关爱伤亡 |
| 一 抚恤政策 |
| 二 伤残待遇 |
| 三 抚恤金的不同标准 |
| 第三节 铭记先烈 |
| 一 纪念活动 |
| 二 纪念建筑物的修建与保护 |
| 三 追认授誉 |
| 第四节 社会动员 |
| 一 节日慰问 |
| 二 评选模范 |
| 三 组建机构和团体 |
| 第三章 优抚制度的破坏与维持（1966 年—1976 年） |
| 第一节 动荡中的停滞 |
| 一 优抚机构受到全面冲击 |
| 二 优待、抚恤和褒扬的倒退 |
| 第二节 困境中的坚持 |
| 一 优待的实施 |
| 二 抚恤、褒恤的做法 |
| 第三节 “向解放军学习” |
| 一 节日动员 |
| 二 日常宣传 |
| 第四章 优抚制度的恢复与革新（1977 年—1995 年） |
| 第一节 重建优待体系 |
| 一 优待工作的规范 |
| 二 优待金发放 |
| 三 定期定量补助 |
| 四 优待形式的多样化 |
| 第二节 尊重生命 |
| 一 伤残评定及相关待遇 |
| 二 牺牲和病故的全面褒恤 |
| 第三节 褒扬立法 |
| 一 永久纪念 |
| 二 法规条例 |
| 三 烈士评定工作的发展 |
| 第四节 给军与属送温暖 |
| 一 节日与日常 |
| 二 保障与规范 |
| 第五章 优抚制度完善与发展 |
| 第一节 优待工作的大幅改善 |
| 一 优待金的筹集与变化 |
| 二 定期定量补助的提高 |
| 三 物质优待的丰富 |
| 第二节 抚恤的全面提高 |
| 一 伤残人的生活 |
| 二 死亡者的补偿 |
| 第三节 褒扬的新趋向 |
| 一 内容与形式 |
| 二 褒扬金制度 |
| 第四节 双拥活动 |
| 一 与时俱进 |
| 二 双拥建设 |
| 结语 |
| 一 社会影响 |
| 二 基本经验 |
| 三 问题与解决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数字与权力 ——统计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国家成长（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 统计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转型 |
| (二) 统计技术与国家能力的提高 |
| (三) 统计信息与权力结构 |
| (四) 统计的质量及运行规则 |
| 三、研究主旨与写作框架 |
| (一) 统计范式 |
| (二) 核心观点 |
| (三) 写作框架 |
| 四、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
| (一) 制度主义 |
| (二) 长时段的历史比较方法 |
| 第一章 统计现代转型的动力与内涵 |
| 第一节 统计信息及其与权力的结盟 |
| 一、统计信息的特征 |
| 二、统计与权力的结盟：一项政治技术的形成及成长 |
| 第二节 供需关系的变化：统计现代转型的动力分析 |
| 一、供需不足与前现代时期统计制度的锁定状态 |
| 二、现代国家建设与统计供需关系的变化 |
| 第三节 统计现代转型的路径与内涵 |
| 一、保护带的调整：统计制度的边际性调整, |
| 二、范式转型：统计制度的整体性变迁 |
| 第二章 混溶范式：前现代中国的统计 |
| 第一节 统计职能：为简约治理统计 |
| 一、对统计的混沌性认识 |
| 二、为简约治理而统计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尚未分化的混溶状态 |
| 一、未分化的统计组织 |
| 二、非专业化的统计人员 |
| 第三节 活动范围：以土地和人口为主的有限统计 |
| 一、有限的统计对象 |
| 二、从“民数”到“地数”：统计范围变迁的规律 |
| 第四节 运行规则 |
| 一、正式制度：以皇权为后盾的制度规定 |
| 二、非正式制度：寻租自利的行为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技术范式：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统计 |
| 第一节 统计职能：以西方为参照系的功能设定 |
| 一、科学与理性：西方数理统计的引入 |
| 二、统计职能：理想化的设计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倒金字塔型的结构 |
| 一、统计组织：制度化的上层与简拙的基层的落差 |
| 二、统计人员：上层精英化与下层非专业化的反差 |
| 第三节 活动范围：现代统计体系的形成 |
| 一、统计范围的急速拓展 |
| 二、统计范围变化的逻辑 |
| 第四节 运行规则 |
| 一、正式制度：超前的理想设计 |
| 二、非正式制度：低控制水平下的自主空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意识形态范式：1949—1978年间的统计 |
| 第一节 统计职能：灵活的政治工具 |
| 一、统计性质的界定：具有阶级性和党性的社会科学 |
| 二、职能界定：革命逻辑设立的新功能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动员式的统计体制 |
| 一、组织机构：以动员为目的的设计 |
| 二、统计人员：又红又专的标准 |
| 第三节 活动范围 |
| 一、全能主义国家的统计范围 |
| 二、统计范围变化的规律 |
| 第四节 运行规则 |
| 一、正式规则：政治主导的制度规定 |
| 二、非正式制度：政治控制下的机会主义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治理范式：1978年以来的统计 |
| 第一节 统计职能：公共产品型的信息服务 |
| 一、统计的重新定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 |
| 二、统计职能的界定：为国家和社会共同服务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科层化与专业化 |
| 一、统计组织：国家主导下的多元统计 |
| 二、统计人员：德才兼备、以才为重 |
| 第三节 活动范围：统计对象的转向 |
| 一、统计对象：国家职能调整带来的变化 |
| 二、统计范围变化的逻辑 |
| 第四节 运行规则：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塑造 |
| 一、正式制度：法制进程中的依法治统 |
| 二、非正式制度：压力型体制下的策略主义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代结语：数字与权力 |
| 第一节 统计与国家治理 |
| 一、统计与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 |
| 二、统计对国家治理的负面影响 |
| 第二节 统计与合法性 |
| 一、统计合法性建构 |
| 二、信息操纵对合法性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技术与政治 |
| 一、统计的效用及其社会蔓延 |
| 二、统计的政治化使用及后果 |
| 三、政治技术的衡平：政治技术的合理边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不对称的社会实验——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有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状况述评 |
| 第一节 成果述略 |
| 第二节 进展及争鸣 |
| 第三节 困难与不足 |
| 第二章 68年上山下乡高潮的起因 |
| 第一节 指导理论 |
| 第二节 直接起因 |
| 第三节 其它因素 |
| 第三章 运动的特点 |
| 第一节 特定氛围下的革命狂热 |
| 第二节 特殊的社会强制 |
| 第三节 规模宏大，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 |
| 第四章 运动中的诸多矛盾 |
| 第一节 指导思想上的矛盾：“再教育”理论剖析 |
| 第二节 知青遇到了生存和发展的诸多实际问题 |
| 第三节 社会风气、传统观念方面的冲突 |
| 第四节 知青与农民的种种矛盾 |
| 第五章 坚持和曲折 |
| 第一节 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 |
| 第二节 专业机构的演变与职能 |
| 第三节 化解矛盾的措施 |
| 第四节 极“左”势力对知青工作的影响 |
| 第六章 在历史的天平上 |
| 第一节 积极影响 |
| 第二节 消极后果 |
| 结束语 一场失大于得的逆历史潮流的社会实验 |
| 参考文献 |
| 后 记 |
（7）“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一、 学术研究回顾及本文选题之缘由 |
| 二、 本文的理论依据 |
| 三、 本文的写作思路及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老区问题之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辉煌的历史与特殊的贡献 |
| 一、 卓着的功勋 |
| 二、 巨大的代价与牺牲 |
| 第二节 经济文化的发展与“造血功能”的严重不足 |
| 一、 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 |
| 二、 “造血功能”的严重不足及其原因 |
| 第三节 政治上的“多灾多难” |
| 一、 关于“反地方主义”问题 |
| 二、 “七千人大会”及1962年留有“尾巴”的平反工作 |
| 三、 “四清”运动 |
| 四、 1966年省委的工作总结及目标 |
| 第二章 “文革”中老区问题产生之背景 |
| 第一节 动乱升级对广大农才寸的冲击 |
| 第二节 红卫兵组织及大串连影响 |
| 一、 各种红卫兵组织及其它“造反组织”的建立 |
| 二、 大串连活动对农村的影响 |
| 第三节 所谓“一月夺权”的推动 |
| 第四节 原老区干部自上而下的推波助澜 |
| 第三章 老区农民运动形成、发展与首次高潮（66年底至67年2月） |
| 第一节 福州郊县农民首先参加“文革” |
| —、 “贫下中农赤卫队”的成立与“九·一”大字报风波 |
| 二、 全省第一个农民造反组织及第一张农民大字报 |
| 第二节 各地老区农民活动的兴起及“一月夺权” |
| 一、 第一次农民开进福州 |
| 二、 第二次农民开进福州 |
| 三、 “一月夺权”风暴 |
| 第三节 老区组织的建立及其特点分析 |
| 一、 连江的老区组织 |
| 二、 罗源的老区组织 |
| 三、 晋江专区的老区组织 |
| 四、 老区组织的特点分析 |
| 第四章 老区农民运动第一次受挫（1967年2-4月） |
| 第一节 “一·二六事件”及《福建前线部队公告》颁布 |
| 一、 “一·二六事件” |
| 二、 《福建前线部队公告》的颁布 |
| 第二节 “二·四”、“二·五”事件及老区农民第三次进福州 |
| 一、 “二·四”、“二·五”事件 |
| 二、 “二·七”事件及农民第三次开进福州 |
| 三、 批判“经济主义”及“揪高级政治扒手” |
| 第三节 省军区对老区等“造反派”组织的遏制措施 |
| 一、 省军区对前革造会势力的打击 |
| 二、 省军区对老区组织实行的遏制措施 |
| 第四节 “前革委会”的夭折及其委员中拟用的老区干部 |
| 一、 “前革委会”的筹建 |
| 二、 “前革委会”省委委员中拟用的老区干部 |
| 第五章 老区农民运动的平反与再次高潮（1967年4—8月） |
| 第一节 中央关于福建问题一系列指示及军管会对老区平反措施 |
| 一、 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指示及省军管会的成立 |
| 二、 省军管会对老区问题的平反措施 |
| 第二节 老区组织的恢复及其活动 |
| 一、 老区组织重振旗鼓 |
| 二、 全省各专、县部分老区组织 |
| 三、 经费问题 |
| 第三节 全省各地区农民进城情况及“八·一三”事件 |
| 一、 全省各地区农民进城情况 |
| 二、 “八·一三”事件—农民第四次开进福州 |
| 三、 中央为禁止武斗及农民进城所做的种种努力 |
| 第六章 老区农民运动二次受挫及易帜后争斗（67年9月—68年12月） |
| 第一节 老区组织的改旗易帜 |
| 一、 中央及军管会稳定福建局势的措施 |
| 二、 老区组织与省农总司的合并 |
| 第二节 “七二三”协议的签订及省市革委会的成立 |
| 一、 北京学习班及“七二三”协议的签订 |
| 二、 省市革委会的成立 |
| 三、 两届革委会委员中对老区干部之任用及其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悲壮的结局 |
| 一、 对所谓“范黄地下黑司令部”与“八月提纲”的批判 |
| 二、 革委会成立后老区活动的逐渐平息 |
| 第七章 拔乱反正 老区问题之最终解决 |
| 第一节 政治上的扬眉吐气 |
| 一、 老区问题之初步解决（1976—1978年） |
| 二、 老区问题之较彻底解决（1978年—1985年） |
| 第二节 经济上的致富与文化上的繁荣 |
| 一、 不遗余力的扶贫开发 |
| 二、 老区建设的巨大成就 |
| 第八章 与老区组织及活动有关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中央、军管会及其他“造反派”组织与老区组织的关系 |
| 一、 中央“文革”小组与老区组织 |
| 二、 省军区、军管会与老区组织 |
| 三、 “八·二九”与老区组织 |
| 四、 革造会与老区组织 |
| 第二节 “文革”期间的韩先楚 |
| 总结 老区问题带来的思考 |
| 第一节 老区组织的建立及活动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后果 |
| 第二节 福建地方干部队伍之分析 |
| 第三节 老区问题的经验教训 |
| 附一： 福建“文革”前期大事记（1966.5.16—1969.12） |
| 1966年5月16日前福建部分与“文革”有关大事 |
| 1966年 |
| 1967年 |
| 1968年 |
| 1969年 |
| 附二： “文革”时期福建省各群众组织所出版的报刊一览： |
| 附三： 文革期间与老区组织有关的部分资料选编 |
| 一、 “洪乐急电” |
| 二、 1966年1月28日《福建日报》发表社论《独有英雄驱虎豹——赞福州市郊九九野战兵团》 |
| 三、 1967年3月7日福州军区转发闽侯军分区告《告闽侯地区贫下中农书》 |
| 四、 1967年3月7日凌尚武所做的检查 |
| 五、 1967年3月14日《福建日报》关于“本省召开革命根据地工作座谈会”的报道 |
| 六、 1967年2月拟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材料 |
| 七、 1967年6月3日韩先楚在福州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关于老区问题的讲话 |
| 八、 省军管会关于老区组织平反的系列公告 |
| 九、 有关“八·一三”农民进城的资料 |
| 十、 1967年8月17日福建两大“造反派”组织在京达成的四个协议 |
| 十一、 1967年10月福州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错误的检查 |
| 十二、 1967年11月省革造会发言人就派代表上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事发表谈话 |
| 十三、 关于各群众组织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两份协议 |
| 十四、 有关1968年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资料 |
| 十五、 有关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自动撤消”的资料 |
| 十六、 1968年10月8日韩先楚在福建省革发会核心小组和常委会议上关于各地农总、农革总、农司三结合问题及生产队是否成立革委会问题的讲话 |
| 附四： 论文主要参考文献资料一览 |
| 档案资料 |
| 出版着作、报刊： |
| 中文摘要 |
（8）“三支两军”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第1章 “三支两军”的兴起 |
| 1.1 稳定军队的努力 |
| 1.2 “不介入”、“介入”间的徘徊 |
| 1.3 中央关于“三支两军”的决定 |
| 第2章 “三支两军”的基本状况 |
| 2.1 “支左” |
| 2.2 “支农”与“支工” |
| 2.3 “军管” |
| 2.4 “军训” |
| 第3章 “三支两军”的结束及影响 |
| 3.1 地方各级党组织的普遍恢复和“三支两军”的结束 |
| 3.2 正确认识“三支两军”是非功过 |
| 第4章 “三支两军”的历史与政策渊源 |
| 4.1 “三支两军”是“三大任务”的延续 |
| 4.2 “三支两军”是“五.七指示”的具体实践 |
| 参考文献 |
（9）“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引言 |
| 第一章 革命委员会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不破不立“：毛泽东笃信只有通过“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初朝的改组和夺权 |
| 第三节 批判“资反路线”导致全国“全面夺权” |
| 第二章 从“上海人民公社”到“全国一片红” |
| 第一节 “一月革命”和“上海人民公社”的出现 |
| 第二节 毛泽东对夺取后新生政权名称的慎思和“上海人民公社”名称的改变 |
| 第三节 全局失控、进退维谷：毛泽东号令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
| 第四节 “全国一片红”的曲折历程 |
| 第三章 革命委员会的历史嬗变 |
|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的鼎盛时期(1967年1月—1969年4月) |
| 第二节 革命委员会的平复时期(1969年4月—1972年8月) |
| 第三节 革命委员会的衰亡时期(1972年8月—1979年9月) |
| 第四章 革命委员会的结构及功能 |
|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概念考 |
| 第二节 革命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
| 第三节 革命委员会的社会功能及实际运作 |
| 第五章 革命委员会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产生的体制条件 |
| 第二节 革命委员会产生的政治思想条件 |
| 第三节 革命委员会产生的理论条件 |
| 第六章 反思与超越：对革命委员会的历史评述 |
| 第一节 毛泽东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 |
| 第二节 毛泽东理想与现实的悖论之源 |
| 第三节 政权机构与经济体制的辩证法 |
| 结语 |
|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
| 谢辞 |
（10）“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一、 研究的缘起及其意义 |
| 二、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 |
| 三、 本文研究内容与结构 |
| 四、 作者的基本观点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运动、群众组织 |
| 一、 中国古代、近代的群众运动 |
| 二、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和毛泽东领导下的群众运动、群众组织 |
| 三、 从新中国建立至文革前的群众运动、群众组织 |
| 四、 中共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群众组织 |
| 第二章 福建群众组织的产生 |
| 一、 文革的发动与群众组织的产生 |
| 二、 福建红卫兵组织的产生 |
| 三、 东海前线红卫兵 |
| 四、 红卫兵组织的“破四旧” |
| 第三章 福建群众严重对立的出现与群众组织的发展 |
| 一、“八·二九事件”──群众组织对立的肇始 |
| 二、 福建群众组织“革”与“保”的对立 |
| 三、 福州工人赤卫队 |
| 四、 福州农民赤卫队 |
| 五、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革命委员会 |
| 第四章 红卫兵的“大串连”与福建群众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
| 一、 红卫兵组织的大串连 |
| 二、 福建群众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
| 三、 福州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
| 四、 福建老区人民反帝反修野战军联络总站 |
| 第五章 “一月风暴”与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 |
| 一、 “一月风暴”和“反经济主义之风”在福建 |
| 二、 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
| 第六章 “文革”的深入与福建群众组织“拥军”与“反军”对立 |
| 一、 部队支左与省军管会成立 |
| 二、 “1·26事件”----“拥军”与“反军”的界标 |
| 三、 福建“拥军派”组织的壮大 |
| 四、 福建省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
| 五、 福建省机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
|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与福建群众组织演变的加速 |
| 一、 “二月逆流”后“反军派”的再起 |
| 二、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 |
| 三、 武汉“七·二○事件”后“反军派”组织的扩展 |
| 四、 毛泽东改变战略部署与福建群众组织新分化 |
| 五、 四·二○革造会 |
| 六、 革造会内部的分化 |
| 第八章 “革命大联合”前后群众组织重新整合 |
| 一、 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
| 二、 “革命大联合” |
| 三、 福建群众组织重新整合 |
| 第九章 “福建省革委会”的产生与群众组织的消亡 |
| 一、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
| 二、 福建文革群众组织的消亡 |
| 第十章 福建群众组织特征及对立演变的分析 |
| 一、 福建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特征 |
| 二、 对立演变原因的分析 |
| 结语：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研究的若干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福建省“破四旧”中参加运动的单位、人数统计表 |
| △福建省“破四旧”中查抄物品统计表 |
| △“一·二六事件”后福建群众组织分离的网络图 |
| △毛泽东思想人民反修战斗团连江总部革委会 |
| △福建老区人民反帝反修野战军联络总站 |
| △全省各专、县“老区”组织概况一览表 |
| △八·二九榕司下属分部组织结构表 |
| △福建省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福州市及各市县网络图 |
| △福建省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所属系统一览表 |
| △福建省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第二轻工业系统组织分布图 |
| △福建省各县市主要群众组织概况一览表 |
| △1968年1·18北京来电后福州主要群众组织对时局态度一览表 |
| △福建省各专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一览表 |
|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一览表 |
| 群众组织成立宣言、时局声明等目录 |
| △东海前线红卫兵总部宣言 |
| △福州市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告全市革命职工书 |
| △毛泽东思想思想红卫兵福建革命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 |
| △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宣言 |
| △“福建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的实况 |
| △“2·11”大会会议的实况 |
| △福建省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福州工人2.11革命造反司成立宣言 |
| △福建省直党群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成立宣言 |
|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宣言 |
|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的实况 |
| △福州军区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宣言 |
| △热烈欢呼干到底公社新生 |
| △四·二○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公告 |
| △四·二○革造会红卫兵警备区政治部、司令部成立公告 |
|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州部队支左联络站成立公告 |
| △福建省革造会福州市工联总12.5革命行动委员会公告 |
| △“新飞虎”队《造反公告》 |
|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时局声明 |
| △福建前线工农赤卫军联合总部原子总部关于支持联合总部退出省革造会声明 |
| △革造会《向北京》朝阳联络站成立公告 |
| △“二·二”协议签字的福建省群众组织名单 |
| △福州工人群众组织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
| △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全部成立庆祝大会 |
| △福建省各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大力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的签字组织名单 |
| 附录 |
| 福建省档案馆、福州市档案馆馆藏福建省群众组织资料 |
| （一） 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 |
| 1、 福建省大专院校群众组织 |
| 2、 福建省中等专业学校 |
| 3、 福州中学群众组织 |
| 4、 外地来榕学生组织 |
| （二） 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 |
| （三） 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组织 |
| （四） 以机关干部为主体的群众组织 |
四、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干部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 [1]执政初期中共在广东南方大学的干部教育研究（1949～1952）[D]. 张广厦. 暨南大学, 2013(01)
- [2]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3]当代中国的优抚制度研究[D]. 尹传政.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4]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干部教育[J]. 《解放军报》社. 国外电工仪表, 1967(06)
- [5]数字与权力 ——统计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国家成长[D]. 赵胜忠. 南京大学, 2012(07)
- [6]不对称的社会实验——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D]. 张曙. 中共中央党校, 2001(01)
- [7]“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D]. 赖正维. 福建师范大学, 2002(02)
- [8]“三支两军”述论[D]. 张东明. 中国人民大学, 2005(03)
- [9]“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研究[D]. 张志明. 中共中央党校, 1995(12)
- [10]“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织研究[D]. 叶青. 福建师范大学, 20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