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马克斯·韦伯及其官僚集权理论（论文文献综述）
毛皓强[1]（2021）在《都铎时期英国法院的现代性转向研究》文中提出都铎时期的英格兰是其迈向国家近代化的转折点。与传统史学将角度集中于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层面不同,本文将以1485年至1603年国王和议会颁布的法令为主线,围绕着特权法院和专门法院的设立及其意义进行讨论。基于现代性要素的影响,英格兰社会治理模式——从司法向行政的过渡再回归到司法——的演变历程在国家宪制层面具有保守性和稳定性,是不同于欧陆国家治理模式的英伦特色,但并不能因此而对现代性要素本身在英格兰的积累和爆发提出质疑。在国王和议会的立法权主导下,社会治理层面的行政机制逐渐完备并最终转化为多元化和常态化的司法组织系统,其过程便是英格兰国家在治理方式上完成现代性转型的最好体现。导论部分主要阐述文章的论证前提并列出了参考文献及文章结构。将现代性范畴从社会学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以便对中古时期以及近代国家的社会治理进行分析时可以将其工具化。在表达了自古典时代以降的中央集权和政治自由主义对立的趋势后,试图将这种趋势本身与作为工具的现代性要素建立联系,在此基础上分析欧洲国家近代以前的中央集权及其对抗。将相对的现代性概念引入对英格兰政制层面的分析,提出现代性要素自诺曼征服后对英格兰社会基层治理和国家宏观控制的积极作用,从而在都铎时期完成了国家宪制层面的转型。第一章主要回溯了自亨利二世至伊丽莎白一世以来对英格兰进行司法治理的过程,提出了中央集权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博弈在现代性视角下具有相似性的可能。金雀花王朝确立普通法治理体系后,英格兰内部的政治格局主要面临着传统贵族、教会势力与欧陆封建君主国的三重掣肘。亨利七世采取的政治联姻和社会宣传手段扭转了传统贵族的敌视态度、亨利八世支持的英格兰宗教改革厘清了本土教会势力的权限、伊丽莎白一世对西班牙自卫反击的胜利打击了欧陆国家的经济封锁,随着两次《至尊法令》的颁布,都铎王朝的君主们在英格兰的历史上达到了中央集权的新高度。第二章以都铎时期法院系统改革的触发因素和历史条件为主线,分别对王位继承权的法理基础和改革者克伦威尔不为人知的一面进行了考查。试图论述欧陆发起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思想上对这些处于绝对主义王权之下的文官的影响。从个人经历和身份背景上看,马基雅维利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观和路德、加尔文对传统天主教的改造对沃尔西和克伦威尔开展英格兰本土的宗教和行政改革具有思想上的引领作用,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情怀又给莫尔反对激进改革的宗教策略和抵制“王大于法”的政治态度提供了思想土壤。克兰默对新教的坚守以及奥德利的中间路线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都铎时期思想上和政制上的变革。第三章的重点是对都铎时期英格兰多元的司法图景进行描述,着重论述了宗教改革前后特权法庭的演变趋势。面对现代性要素对传统社会的冲击,领主法院和教会法院的社会治理职能逐渐被取代,由星室法庭和权利请求法庭组成的特权法庭体系是对普通法司法体系的有益补充,从组成人员和诉讼程序上看它们应当属于特殊的衡平法院。第四章的论述重心在都铎时期建立和发展的具有行政属性的专门法庭。财政署法庭和森林法院是金雀花王朝重塑英格兰以后形成的财政类法庭,在都铎时期它们同增收法庭、监护和继承法庭一起形成了宗教改革后英格兰特有的财政管理系统。再加上古老的普通法法院体系、特区法院体系的延续和边区议事类法庭的设立,近代英格兰社会多元司法治理的政治格局已然形成。这种格局也面临着两种疑问,即多元司法造成的韦伯文本中实质理性法的出现能否解释为现代性对英格兰社会的积极影响,以及用国王领导下的枢密院、议会行使主权职能的政治状态是否是对传统英格兰“王之和平”和“司法治国”模式的否定。结语部分再次强调现代性作为研究国家政制和法律状态的辅助性作用,以此为基础对都铎时期英格兰社会治理模式进行考查的结论。中古时代发端于英格兰国王的行政和司法治理权历经现代性要素的不断积累后,在都铎君主中央集权的主观努力下演变为兼具多元化和稳定性的现代司法模式。
陈涛[2]（2020）在《法治国、警察国家与领袖民主制:西欧现代国家构建的三条线索》文中研究说明虽然韦伯在生前未能完成《经济与社会》"支配"一章中"现代国家的发展"一节,但是,基于他现有的着述,我们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从等级制会议中发展而来的议会制,与从绝对君主领导下的警察国家中发展而来的现代官僚制,基于权力划分原则进行的重组,构成了19世纪以后法治国中最重要的两项制度。不过,无论是从家产官僚制向现代官僚制的转变,还是现代官僚制的日常经营,都有领袖民主制的参与。因此,等级制国家、家产官僚制和领袖民主制各自为现代国家这架"机器"贡献了某一零部件。当这些从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发展脉络而来的要素共同汇聚到现代国家中时,它们之间的共存也充满了紧张。
王晓曼[3]（2020）在《官僚制视角下的公共治理任务传导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在公共治理任务的传导机制中,中央决定的政策任务经过中间各个层级间的传导予以落地。各层级政府间的加码加压所形成的公共治理任务传导的反漏斗效应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中央各项工作任务的开展,但也会导致基层负重难行、苦不堪言。那么,理性官僚制与公共治理的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是什么?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形式?影响基层负载的因素中,反漏斗效应形成的可能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以高度理性为特征的官僚制理论在中国走了样?支撑科层运作最为重要的组织制度基础——官僚制究竟怎么了?如何设计为基层减负的系统性举措?本文以公共治理任务传导机制为研究对象,对比理性官僚制下的任务分配规则,从公共治理的现实情况出发,探讨中国政府间的任务分配规则,解释了官僚制在中国建构时形成反漏斗效应的可能原因,以及如何在超越与回归官僚制之间进行权衡选择。研究发现,理性官僚制下的公共治理任务分配基于规则和分工建构起严谨、高效的运行秩序,专业化的分工、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遵循程序办事的运作机制等任务分配规则能够实现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激励和约束,进而保障实现中央政策目标和提升地方治理绩效。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中国政府间的任务分配规则并不符合理性官僚制的规则,公共治理任务传导在中国的实践中发生了严重走样,形成了公共治理任务传导的反漏斗效应从而给基层带来身心上的不可承受之重。落实为基层减负降压需要从制度性根源即实践中的历史官僚制层面,对基层负担过重的形成原因进行解释。事实上,中国并未建构起理性官僚制,历史官僚制存在并一直影响着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过程,科层制并没有发挥出其真正的优势,公共治理任务的科层传递受制于规则科学性、人际互动方式、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形成了公共治理任务传导的反漏斗效应。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理性官僚制的本质,结合现实情况深入探讨回归抑或超越官僚制的可能性,以期找到落实为基层减负的最好出路。
莫太齐[4]（2019）在《家产官僚制与帝国治理逻辑——以《儒教与道教》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儒教与道教》是探索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经典,也是一部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典范。本文试图梳理出韦伯理解中国社会构造的核心线索,并重点分析了家产官僚制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韦伯呈现的中国图像是以家产官僚制为核心的帝国体制。该体制由于高度重视行政安全,在制度设计上的分权制衡不当而衍生出一系列非预期后果。它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面临"有限集权与粗放行政"的悖论;其科举制诱导并强化了士人阶层的现实利益,进而降低了士人的道德自律;家产官僚制的膨胀而导致组织资源的单一,也特别有利于家产帝国扩大支配的社会基础。此外,宗族组织中的自然伦理关系以异化形式扩展到社会生活,从而束缚了个人的自由突破。基于此,家产官僚制有助于我们深入帝国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路径依赖。
宋清员[5]（2019）在《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韩诗外传》一书,为西汉初年诗经博士韩婴所编着,大致属今文学一类。《外传》引《诗》,多属象征层面的“诗教”运用,与《诗》之本义关联不甚密切。因之,《外传》一书所反映出的是,韩婴本人立处秦汉鼎革之际,承接汉初百家余绪的“杂家”学术立场,经世致用的旨趣十分明晰。如此,则为我们透过《外传》,以观察汉初政治思想的逻辑演绎理路,提供了坚实基础。汉承秦制与儒法争鸣是韩婴及其《外传》,所处的政治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背景。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制度规模。秦汉之际,关涉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思想争鸣,共有三次,但均以郡县制的最终确立而完成。郡县制的实然确立标志着,单一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形塑。加之,定都关中和叔孙通“起朝仪”这两项举措的实施,使得汉制对秦制的因袭基本完成。然而,强秦任用苛法二世而亡的亲身经历,使得汉初儒生士人不得不吸取秦亡教训,以维系汉家长治久安。这是汉初儒生士人的共同问题意识。因之,求治、求一、求变,成为汉初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整合层面言之,秦亡故事,反映出三晋秦法家思想在整合政治文化、塑造主流政治价值层面的乏力感。在这一政治情境下,转向儒生和儒家政治思想的助益,实属自然。儒家政治思想在攻取天下之时发挥功用有限,而在既定政治秩序建构完成后的治国理政方面,则显现出立处君主政治立场下的中庸权变特点。景帝时期儒生辕固与道家黄生的廷争,即显现出儒家政治思想重视权变调节之优长。儒法争鸣的最终结果,形塑为法家霸政取天下和儒家王道守天下的汉家制度。因之,以改朝换代的更迭时刻为界,称制之前倚赖重典刑罚的法家进取之术,称制以后依赖仁义礼制的儒家守成之道。这一权变战略,有为汉以后的王朝立“法”的典范意义,循为常道。故而,儒、法两家互补,以代法家独大,是秦汉之际的第一个“变”。从政治学视角言之,这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的抉择转向。延继儒、法互补的国家策略转向,以礼代法、以礼实法、礼法同治,是为儒、法互补从国家层面向社会层面的纵深转向。这是秦汉之际的第二个“变”。通过这一转变策略,促使政治权力统治基础下移,得以伸向社会层面。礼的礼制、礼仪、礼节等丰富意蕴基本涵括国家、社会、人心等各级层面,改变了秦法单一刻板的刻薄形象。这一进程的推进,最终通过君子人格得以改造。以礼制明尊卑,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以威胁中央,确立明确的中央地方关系。以礼仪化风俗,将尊卑等级观念渗透于社会层面,完成政治社会化进程。同时在心理层面确立以礼节文的内部规范,沿袭了孔子讲礼内化于仁的内在向度。总之,礼治主义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层面的主要手段,其与国家层面的“法制”一道,共同形塑了传统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建构了“国家-社会”基本格局。假若礼法合治在乎国朝一隅,则移孝作忠,是为礼治思想在社会层面的积极转向。移孝作忠,部分反映出礼治尊卑向家族伦理层面的继续渗透。与法家对家族伦理的忽视不同,儒家向来重视家族伦理,并通过移孝作忠以之为统治基础。政治权力深入到“家”,将家族伦理改造为政治伦理,使得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加强。同时通过移孝作忠,防止家族的宗族化倾向。总之,政治斗争的场域由上层国家层面,转向家族层面。对利益的即时性要求化解为亲情化的孝慈,处理利益的方式由利益争夺变为情感维系下的礼让,隔绝了国家社会难以交流带来的猜忌。基于政治争夺的利益分配,转化为家族伦理,政治伦理化了。从礼法合治角度言之,则移孝作忠亦可看作礼治对法制的改造和变通,是为国家层面对社会层面的政治吸纳。除却礼治法制在朝堂层面的争胜、忠孝在家族领域的互嵌外,在学校领域有所谓道统与政统的抗争。然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君子士人,终究没能在政治实践领域,完成政治思想对政治权力的规训与制约。君子固穷的政治人格及对道义的学术追循,终使得君子士人成为维系王权的社会力量。刑不上大夫乃君臣共治之基,使得君尊臣卑的君臣一体成为可能。君主政治扩大治理基础,臣属成为缓和君、民矛盾的中间层。臣子士人在国家政治和社会民生之间,既需承担来自前者的权力压制,又需在社会层面完成人生价值。位处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势与道义之间,颇为踌躇。但就是在这一动态拉锯过程中,化解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防止秦法家严厉吏治带来的激变。值得注意的是,君臣共治是对礼法同治治理结构和移孝作忠政治伦理的逻辑演绎,君、臣、民需在既有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腾挪转移,找寻适宜自我的政治角色。顺沿王有天下的政治资源占有、礼法同治的政治治理手段、移孝作忠的政治伦理规范和君臣一体的政治角色肯认这一逻辑,则在学术思想领域自然逼出天人合一政治思维。天人合一致思逻辑在政治合法性层面,论证了传统政治结构中王有天下、礼法同治、忠孝互济和君臣一体等,并与这四者形成封闭循环,相互佐证,进而使得这一政治系统更具稳固性。至此,一个围绕王权政治的政治系统形成,这一系统涵摄核心价值、规范制度、社会伦理、政治角色和思维模式等五层面,构筑一副传统政治结构的有机图景。最终,经由董仲舒对“春秋大一统”的理论申述,完成“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的学术转向。汉初百家余绪的学术时代至此完结,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亦于此终止。通过以礼实法、移孝作忠、以臣实君和天人合一等四方面的思想申述,汉代对秦朝的强化型调节完成,儒法互补的政治格局形塑。王权主义借助“阴阳组合结构”的力量,使得自身具有更为强劲的适宜性。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这一目标,得以达成。
田仁湛[6]（2017）在《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人之解放是马尔库塞思想的主题。他通过批判现代性来观照人之命运和存在,从个体角度阐释人类解放,力图另谋解放路径。其人类解放思想的主旨是,揭示现代文明何以导致个体生存的新困境,解决“人的本真存在和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在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中,个体既不是孤立的人,又非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独立的激进的历史性主体;解放是从人的内在性出发,通过人的本能、意识、观念,谋求爱欲解放、审美救赎。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发轫于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性相遇。在其早期经历中,为了救治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马尔库塞不断尝试从其他理论寻找出路。卢卡奇学说影响了他,但由于卢卡奇的辩证法缺乏历史性维度,所以,马尔库塞扬弃了它,求助于现象学。经由对接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力图从海德格尔之“此在”和黑格尔之“自我意识”中,寻找激进的历史性个体和解放要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后,马尔库塞转向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深度探究。通过对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及其扬弃等思想的激进阐释,马尔库塞剖析了个体压抑的根源、个体解放的路径。马尔库塞爱欲解放论建构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改造。这一理论标志着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的确立。弗洛伊德悲观地认为,文明压制本能是人类进步的代价。马尔库塞洞穿了弗洛伊德文明辩证法的消极性,将之改造为解放的辩证法。通过对负罪感和俄耳浦斯-那喀索斯形象的分析,马尔库塞回溯了文明的起源和个体生存原型,并试图以席勒美学型塑现代文明,摒弃额外压抑,消除文明与本能之间的冲突,实现政治救赎。此外,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本能理论与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勾连起来,谋划性欲与劳动的双重爱欲化,以解决本能内部对立,释放力比多,通达本能解放。通过重塑弗洛伊德人格理论,马尔库塞提出以超越操作原则来实现爱欲解放,从社会现实和个体意识两方面,分别寻求非压抑性文明的物质前提和生物基础,重建非压抑性个体。马尔库塞解放思想付诸于批判现代性的实践。通过鞭挞苏联的现实原则,马尔库塞批评苏联背离马克思主义,使之教条化,其官僚权力压制个体权利,阻隔人的解放。在抨击美国意识形态时,马尔库塞提出了“单向度”理论,经由技术理性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钳制人的新形式和现代性的陷阱。技术在满足个人虚假需求中,操纵人的物质诉求和精神世界,解构生活方式。个人分享制度好处后被同化,在单向度思维泛滥中与制度一体化,丧失否定性、批判性及超越性向度。因此,拯救否定性意识是个体解放的前提,关键是建构批判理性,塑造超越单向度的新人,以“大拒绝”实现解放大变动,构建新技术、新社会。“大拒绝”方案失效后,马尔库塞从爱欲解放转向艺术解放。他认为,既然人已完全异化,人的思想和社会单向度化,那么,必须再次审视解放的主客观条件。社会难以提供解放的物质前提,激发爱欲解放的动力,唯有艺术形式才能还原人的本真存在,赢得解放之意识基础。为此,马尔库塞力图通过新感性培育、艺术自律和审美解放,重建艺术的革命性维度,以审美之维的艺术革命克服异化境遇,塑造人的新的心理-观念结构,让理性与感性重返和谐,获取个体解放。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的主要价值及限度凸显如下:它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高扬了人的主体向度,发展了辩证法,是辩证的想象,而且其中浓郁的现代性反叛和解构意蕴,内含解构主义的哲学话语,开启了后现代转向的先河。同样,它对现代文明的透视和批判,启迪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对虚假需求、异化消费等违背人性的生存方式及其困境的洞察,明示了当代人的解困之路。但是,马尔库塞过度张扬主体性,倚重意识、本能和审美等人的内在性,无视经济、交往和文化传统等客观因素,导致其解放观的先验性和内在对立。这种原则性限度使它疏离现实的个人和感性活动,尚未深入历史的那一度去,虽有思想深度,但历史唯物主义之原则高度付诸阙如。
陈霞[7]（2016）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 ——基于改革开放前后比较视角的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发展奇迹”。从政治学的视角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角色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国家自主性理论为理解和考察现代国家建构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回归国家学派充分挖掘国家自主性用于分析政治、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论价值,确立了国家在社会政治分析中的核心性位置,发展形成了以国家自主性为基础分析概念的国家理论。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家自主性理论广泛运用到不同领域和诸多现象的分析之中。论文以国家自主性理论为分析视角,以国家自主性为基本分析概念,探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国家建设问题。论文在比较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国家自主性演变的基础上,具体探讨国家自主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以及国家自主性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最终尝试性地提出未来中国国家自主性构建的基本目标及重塑路径。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安排如下:绪论部分首先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背景入手,引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这一研究主题,并阐明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次,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进行综述和评析。再次,阐述论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最后,归纳论文可能的贡献和不足之处。论文第一章内容的核心在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梳理和国家自主性概念的阐释。主要目标在于对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思想来源、发展脉络以及概念界定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和认知。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自主性思想和韦伯国家思想。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是国家自主性研究范式的开启者,其核心代表人物波朗查斯和密里本德各自发展出了结构主义国家理论和工具主义国家理论。回归国家学派在批判、继承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相对国家自主性思想的基础上,把国际因素、国家结构和社会因素相结合来解释国家自主性,逐渐确立了以“国家自主性”概念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论文第二章内容的核心在于分析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中国适用性。论文从中国国家自主性生成的历史条件和适用性语境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中国适用性。一方面,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官僚体制的发展、执政党的危机意识与高层精英战略领导、平均主义带来的平等社会结构以及遵从国家权威的文化传统等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使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发展就具有自主性特征和能力。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转型对国家引导的需求、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自主性的挑战、社会转型对国家自主性优势的销蚀以及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对国家能力的挑战四个方面构成了国家自主性的中国适用性语境。论文第三章内容的核心是用比较的视角考察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以国家自主性为分析基础,具体比较历史环境的变化、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并分析国家自主性形态的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性。首先,分析改革开放前后国内外的历史环境。国内环境方面,以国家指令为特征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陷入发展困境。国际环境方面,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自主性带来多方面的挑战。其次,比较考察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国家自主性演变。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点,执政危机意识驱动中国国家形态从绝对自主转向有限自主,追寻基于经济绩效的执政合法性。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改革开放前形成的是以行政权力和国家单位为中心的总体性社会和国家社会同构局面。改革开放后的有限国家自主实现了以家庭/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单元转换。国家有限自主催生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实现了国家社会关系从同构到分离,分权化改革释放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活力和创新力。最后,比较考察中央地方关系视角下的国家自主性演变。地方自主性是理解和判断央地关系的基本变量。对比改革开放前后的分权化改革,地方自主性形态体现出封闭性自主向约束性自主的转变特征。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引入打破了地方政府的封闭性自主状态。经济剩余分享者和政治权力竞争者的双重身份构成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内在驱动力。政治绩效激励传统和中央集权结构特征的官僚组织体系,再加上市场机制的竞争性,塑造了以创新和发展为特征的地方自主性。受市场引导和双重激励驱动的地方政府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并没有将所有注意力仅仅放在分权与经济发展之上,而是同时一直寻求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平衡性。中央通过财政收权和人事制度控制两个途径实现了在央地博弈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维系。论文第四章内容的核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自主性面临的失衡困境和经济发展附带的社会代价。改革开放进程中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面临一个困境,即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脱节,中国呈现出发展与断裂并存的景象。发展失衡与社会不公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自主性面临的巨大挑战。发展失衡与社会不公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源于经济发展理念的失衡。另一方面源于国家自主性失衡的困境,即国家专断性权力的过度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不足。专断性权力的过度往往与掠夺型政府相关联,而基础性权力的不足往往与俘获型政府相关联。在中国的深化改革进程中,要警惕种种由于国家自主性失衡困境而导致的政府行为异化问题。二是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国家自主性定位。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定位是形成新的增长共识。新的增长共识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背景,以经济发展质量为导向,兼顾生态效益、质量效益、民生效益。以社会公平为导向,更具有保护性、补偿性、发展性、平衡性和包容性。新时期国家自主性重塑的基本目标是限制国家专断性权力、发展国家基础性权力,从而实现两者的平衡性。三是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重塑路径。无论是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治理困境及其挑战,还是重塑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关键因素均取决于政治体制的调适和重塑,而调适和重塑的实现包括理念（价值观念的引导和变迁）和实践（制度结构的重塑和完善）两个部分。分解来说,应当从转变国家治理理念、提升社会自主性、重塑地方自主性、完善制度化约束体系和增强国家能力建设等几个方面入手。（1）在价值理念引导层面,转变国家治理理念,调整国家权能定位。国家治理理念的调整立足于建构一个由国家、社会和市场协同发挥作用的多中心治理体系。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联结点,规范国家权力运行,提高国家治理效能。（2）在国家社会关系层面,提升社会自主性。从社会治理结构层面而言,需要通过提升不同治理主体的自主性以增强社会自治能力。从国家角色层面而言,需要国家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培育路径等不同途径嵌入社会以改造原来的国家社会关系,以提升社会的自主性。（3）在中央地方关系层面,重塑地方自主性。通过上层改变地方政府激励组合和变革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以制度为依托,遵循“权、责、利”三者的相统一原则,规范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和职能分工。（4）在国家权力制约层面,完善制度化约束体系。要解决中国政治发展中存在的与国家权力相关的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国家内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性创新。从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而言,有效制约和引导政府行为、规范国家权力运行必须依托于合理的制度框架,以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为基本方略建构现代化制度约束体系。（5）在国家能力建构方面,增强国家能力建设。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制度建设”都是发展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关键。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和政府体制改革更多的与国家制度建设和制度自律逻辑的形成相关。因此,国家能力建设需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社会公正为价值导向,围绕构建服务型政府为目标,不断增强国家再分配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史静[8]（2016）在《王亚南的官僚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官僚政治伴随着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走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一道政治风景线。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的本质是特权政治,官僚政治有技术层面和社会制度层面两方面内容,前者可以改进,后者则不能,原因是这种官僚政治与封建地主经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儒家思想、传统社会水乳交融,两千多年来一直以其独特的包容性、贯彻性、延续性存在于中国历史舞台,它的存在起初是适应地主经济与集权专制的发展。然而,随着社会与官僚系统的发展,官僚政治的弊端日益显现,不管是体制性的官僚政治还是技术性的官僚政治越来越影响社会的继续发展,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停滞发展。当然,这种停滞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从经济生活的改进速度与改进程度上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什么太大或实质性的进步,这就导致原本是一个文化发展较早的国家到近代时却落后于西方的一些国家,惨遭凌辱欺负。究其原因,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是“罪魁祸首”,官僚政治是“帮凶”。然而,研究王亚南的官僚政治思想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官僚政治的认识。本文首先,尽可能查阅并阅读关于官僚政治的相关论文及王亚南在各大报刊上所发表的有关官僚政治思想的时政论文专着,明晰官僚政治的内涵及王亚南官僚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次,着重对涉及王亚南官僚政治思想的原始资料作系统的梳理分析,形成论文的写作提纲；然后,着重阐述其官僚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试图对中国官僚政治有一个准确深入认识的同时,达到对中国政治的历史与现实更好地理解和对未来更好地展望。本文除导论与结语外分成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王亚南的生平活动,了解成长历程对其写作官僚政治思想的影响；第二部分熟知王亚南官僚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渊源,从历史背景和理论来源中去寻找王亚南写作官僚政治思想的目的与动机；第三部分着重从中国官僚政治的定义、形成基础、历史发展轨迹、特征、影响五方面入手系统阐述其官僚政治思想,力求对中国官僚政治有一个准确深入地认识；第四部分依据前面的分析论述,对其官僚政治思想进行评析。
周军[9]（2014）在《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社会环境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望,对既有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战。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西方国家经历了 30多年的改革,却仍没有走出“治理失灵”的局面。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改革并没有实现政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而只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中国则在探索政府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将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关怀的缺乏和理论准备的不足,导致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都十分零碎,并因而遭到多方面的质疑。为此,面向未来社会治理实践,我们要将政府模式变革放置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去考察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政府模式变革首先应放置在全球化这个坐标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正确定位全球化这场全新的历史运动,而将之视作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延续。因而,在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上仍然采用同一化的观点去处理问题。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正是世界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的过程。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承担起解构这一结构的全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的活动将不再以民族国家为框架,而是以流动性为尺度。因而,人类社会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建构起来的正义理论遭到了质疑,并提出了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建构全球正义的要求。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只有通过这一政府模式去积极建构合作的话语体系,开展合作的行动,我们才能通过全球合作去实现全球正义,才能引领人类走出全球风险社会,并平稳过渡到作为合作社会的后工业社会。全球化进程和后工业化进程是一体两面的,因而,政府模式变革更需要放置在后工业化这个坐标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中,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然而,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贝尔基于产业视角的定义出发去延展这个概念的,因而忽视了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的变革。对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建构来说,西方学者对社会治理的后工业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批判价值。在社会治理上,贝尔曾基于不平等的社会而提出公正的能者统治的改进方案。然而,这并不能满足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新需求和新期望。因而,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则指向了合作关系的建构,而这只有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对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因社会的自然演进而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因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既有的支持竞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解构官僚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力量之间的通力合作。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历史地看,农业社会是一个简单、确定的社会。在等级身份镶嵌的社会结构中,人们追求确定性的愿望则是通过对身份标识的认知而得到实现的。而工业社会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业化进程建构起来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它将一切具体标识进行了抽象化而为之寻求同一性。在制度层面上,它通过人们对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的熟知而建构起了确定性。在组织层面上,它则通过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形式化框架追求确定性。其实,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并没有消除或化解不确定性,而是将之积攒了下来,并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管理型政府的治理失灵和改革失灵,人类社会陷入到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到全球风险社会。既然管理型政府及其改革方案并不能带领人类走出风险社会,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是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走出风险社会,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人的这种创造性反映在了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创造性科学技术上。在这个意义上,复杂性社会条件与创造性科学技术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复杂性社会条件是创造性科学技术兴起的现实背景,而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因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工业化进程在人们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迫使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的道路,同时又在工厂里建构起了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控制体系。当这种科学精神和控制体系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时,政府就被嵌入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共享之上的人类创造智慧（知识一智慧体系）推动了以网络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以及网络化生产体系的生成。创造性科学超出了工业社会分析的科学体系和摹仿的科学范式,它预示着综合的科学体系和创造性科学范式的兴起,预示着人类摹仿时代的结束和创造时代的到来。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却成了我们聚合创造性科学技术来提高人类各项能力的制度性障碍。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就是要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帮助人类社会应对和解决创造性科学技术引发的难题,并引导和促进创造性科学技术朝向全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更推动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打破工业社会等级结构、变革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历史运动。因而,在“网络化—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领域边界的消融、空间特性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去中心化指引着政府模式变革也要打破线性思维的禁锢而走向网络化思维模式,去建构一种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过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现实的符号化不仅建构了距离消失的进程,而且还使现实在没有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治理运行的规则,管理型政府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等级结构的同时,又具有对虚拟世界运行逻辑的适应性。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社会现实中变革政府模式,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在“个性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追求个性化的“新人类”将重拾人的个性,展现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创造性,实现从碎片化的人向总体性的人的转变。人的总体性的获得同时意味着社会的多元化。而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形成的自己动手做和个性化定制正在促成社会走向成熟自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引导社会的成熟自治。总之,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政府模式将实现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变。
白敏珍[10]（2014）在《对马克斯·韦伯政治家思想的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一位极具重大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在关怀着政治事务和政治事件。他的有关政治合法性类型、官僚制、价值中立等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家这一理论的研究与阐释,所表达的迥异于其他人的独创性见解更是令人叹服。政治家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掌舵人,其存在的意义及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学术界对有关“政治家”这一思想的研究与探析,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在所有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分别是古希腊着名的政治家柏拉图、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美国着名的政治家罗尔斯以及本论文研究的德国政治家马克斯·韦伯。相较而言,在这些研究者中,当属马克斯·韦伯对政治家这一思想的研究视角最为独特、新颖,涉及的范围最为广泛,研究的力度最为透彻。基于此,研究马克斯·韦伯政治家思想的内涵、特征及现实价值,对我国建成一支德才兼备的政府工作人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时对我国建设清明政治、责任政府也具有现实借鉴意义。本论文拟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马克斯·韦伯的生平及其政治家思想的形成背景,着重从考察他的生活轨迹及学术影响等方面来展开论述；第二部分主要论述马克斯·韦伯政治家思想的内容,分别从其对国家、政治等含义的界定、政治家及其类型、政治家的素养及应恪守的伦理准则、政治家与官僚的区别等方面展开详尽的阐述；第三部分对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家思想进行评析,指出其思想的价值所在与存在的局限性；第四部分通过对马克斯·韦伯政治家思想的一系列研究,结合目前中国的政治现状来探析其对培养当代中国政治家的启示。
二、论马克斯·韦伯及其官僚集权理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马克斯·韦伯及其官僚集权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1）都铎时期英国法院的现代性转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都铎时期英国法院现代性转向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欧洲诸国中央集权的多种形式 |
| 一、战争与贸易 |
| 二、“司法—立法”模式的英格兰观察 |
| 三、欧陆视角下的“立法—行政”模式 |
| 第二节 现代性在英格兰的萌芽和发展 |
| 一、约翰王与亨利八世的相似性 |
| 二、王室司法权的扩张之路 |
| 三、基层治理的展开与民族国家的确立 |
| 四、都铎君主与帝国雏形 |
| 第二章 都铎法院现代性转向的内部条件 |
| 第一节 王道旁落、百年战争——都铎集权的客观要素 |
| 一、继承权的法理依据缺位 |
| 二、“百年战争”的消极影响 |
| 第二节 克伦威尔的人文主义情怀 |
| 一、家庭因素对克伦威尔的影响 |
| 二、成为职业官僚的克伦威尔 |
| 第三章 都铎时期英国特权法庭的现代性转向 |
| 第一节 星室法庭的常态化及其政治后果 |
| 一、起源 |
| 二、职权范围 |
| 三、诉讼程序 |
| 四、评价 |
| 第二节 权利请求法庭的兴衰及其与普通法法院的博弈 |
| 一、起源 |
| 二、组成人员 |
| 三、职能范围 |
| 四、评价及历史定位 |
| 第三节 现代性视域下特权法庭的历史定位 |
| 第四章 都铎时期英国专门法庭现代性转向 |
| 第一节 财政类法院体系的设立 |
| 一、财政署及财政署法庭 |
| 二、森林法院体系 |
| 第二节 都铎王朝的财政类法庭 |
| 一、宗教改革的“副产品” |
| 二、对世俗的重新规制 |
| 三、对新设财政类法庭的历史评价 |
| 第三节 传统法院、特区法院的延续以及议事类法院的设立 |
| 一、渐趋衰落的古老法院体系 |
| 二、普通法法院体系的调整 |
| 三、特区法庭体系的变革 |
| 四、尴尬的议事类法院体系 |
| 代结语:司法治理的精细化 |
| 一、古典时代的帝国化道路及对抗 |
| 二、中古时期及近代的自由主义传统 |
| 三、中央集权与现代性的微妙联系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法治国、警察国家与领袖民主制:西欧现代国家构建的三条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一、韦伯社会学中的现代国家构建问题 |
| 二、从等级制国家到议会民主制 |
| （一）采邑封建制和等级制国家的分权结构 |
| （二）等级制国家作为法治国的先驱：代议制和权力划分原则 |
| 三、从家产官僚制到现代官僚制 |
| （一）家父长权力与警察国家的兴起 |
| （二）职务分派和行政管理上的切事化趋势 |
| 四、领袖民主制的历史起源和政治功能 |
| （一）领袖民主制与议会民主制的冲突和并存 |
| （二）领袖民主制作为一种卡里斯玛支配 |
| 五、余论：现代市民阶层的精神 |
（3）官僚制视角下的公共治理任务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一)官僚制 |
| (二)公共治理任务传导 |
| (三)反漏斗效应 |
| 三、文献述评 |
| (一)文献回顾 |
| (二)文献简评 |
| (三)本文的研究空间 |
| 四、研究方法、思路及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结构安排 |
| 五、创新点 |
| 第一章 理性官僚制下的公共治理任务分配规则 |
| 第一节 理性官僚制的缘起 |
| 一、理性官僚制产生的背景 |
| 二、维系社会稳定的权威 |
| 第二节 理性官僚制下的任务分配 |
| 一、专业化的分工 |
| 二、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 |
| 三、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 |
| 第二章 反漏斗效应:公共治理任务传导的中国实践 |
| 第一节 反漏斗效应的表现 |
| 一、层层推进到层层加码 |
| 二、层层传导压力到层层下卸压力 |
| 三、层层追查责任到层层责任叠加下移 |
| 第二节 反漏斗效应存在的现实合理性 |
| 一、“中国特色”的现实所需 |
| 二、被动式加码与主动式加码共存 |
| 三、压力向动力的转化 |
| 第三节 反漏斗效应的负面影响 |
| 一、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
| 二、政策有效执行难以保障 |
| 三、基层干部身心俱疲 |
| 第三章 历史官僚制:对反漏斗效应成因的解释 |
| 第一节 官本位与信息不对称 |
| 一、官本位的历史传统 |
| 二、信息不对称下的政策变通执行 |
| 第二节 规则的科学性 |
| 一、程序和法理约束不足的考核机制 |
| 二、缺乏科学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
| 三、职责同构下的权责不匹配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的人际互动 |
| 一、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 |
| 二、农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章 为基层减负何以可能:回归抑或超越官僚制 |
| 第一节 回归官僚制的可能性 |
| 一、官僚制机构的永续性 |
| 二、官僚制在中国建构的条件 |
| 第二节 超越官僚制的可能性 |
| 一、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对官僚制的冲击 |
| 二、信息技术为超越官僚制提供崭新道路 |
| 第三节 基层减负的未来之路 |
| 一、立足当下:回归官僚制 |
| 二、放眼未来:超越官僚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家产官僚制与帝国治理逻辑——以《儒教与道教》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和平化帝国的政治合法性 |
| 三 封建制到家产官僚制之变 |
| (一)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 |
| (二)封建到郡县之变 |
| (1)推进官吏层的“民主化”。 |
| (2)削弱读书人阶层的身份教养。 |
| 四 家产官僚制及其制度安排 |
| (一)大一统体制与理性行政的困境 |
| (二)理性行政与主导阶层利益固化的对张 |
| 五 家国之间:关于组织资源的三重维度 |
| (一)国家权力与民众的关系 |
| (二)宗族(94)组织的自治与束缚 |
| (三)中西城市形态之殊异 |
| 结 论 |
（5）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及研究问题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有关《外传》与诗之关联的研究 |
| 二、有关《外传》思想内涵的研究 |
| 三、《外传》与《孟子》《荀子》及道家法家思想的关联 |
| 四、有关《外传》政治思想史地位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政治学的方法论转向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秦汉鼎革儒法争鸣视域下的《韩诗外传》 |
| 第一节 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与革秦之弊的文化变革 |
| 一、汉制对秦制的因袭 |
| 二、汉初士人群体对秦之政治形象的型塑 |
| 三、革秦之弊的政治文化变革 |
| 第二节 汉初士人的问题意识及其对策 |
| 一、汉代秦的政治合法性析论 |
| 二、汉初政治思想中的求治、求一、求变特点 |
| 三、韩婴及其《韩诗外传》 |
| 第二章 礼法同治 |
| 第一节 《外传》礼治思想 |
| 一、基于等级分化的一统秩序 |
| 二、欲望的节制:治身心以礼 |
| 三、君子人格的教化功用 |
| 第二节 礼法合治的治理结构 |
| 一、礼法关联 |
| 二、国法与家礼的治理结构 |
| 第三节 先秦秦汉时期礼之“义”的演绎理路 |
| 一、道、德、仁、义、礼、法的演变 |
| 二、《仪礼》到《礼记》的内在演绎理路 |
| 三、礼通国家、社会、人心 |
| 四、孔子之仁到礼之义 |
| 第三章 忠孝矛盾与道君张力 |
| 第一节 忠君与孝亲间的结构性张力 |
| 一、立处忠孝之间的《外传》 |
| 二、忠孝矛盾的历史演进 |
| 三、移孝作忠的政治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尊道学与尊君间的张力 |
| 一、士尊道义而不与富强 |
| 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士人 |
| 第四章 君臣一体 |
| 第一节 君道思想 |
| 一、政治价值的核心 |
| 二、政治决策的主体 |
| 第二节 臣体思想 |
| 一、任贤与纳谏 |
| 二、政治体系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
| 第三节 民本思想 |
| 一、政治系统的从属者 |
| 二、社会资源的供给者 |
| 第五章 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模式 |
| 第一节 《外传》中的天人关系 |
| 一、天人二分思想 |
| 二、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二节 “天人合一”比类逻辑析论 |
| 一、天人相类与比类逻辑 |
| 二、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消解人的主体性建构 |
| 三、基于方法论反思的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三节 重建天人关系与“春秋大一统” |
| 一、先秦时期的天人观 |
| 二、向“春秋大一统”的过渡 |
| 结语: 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背景与研究思路 |
| 0.2 选题的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1 国外研究现状 |
| 0.3.2 国内研究现状 |
| 0.4 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
| 1 寻找激进的历史性个体 |
| 1.1 个体与个体压抑 |
| 1.1.1 马尔库塞个体范畴的哲学释义 |
| 1.1.2 观念论与感性压抑 |
| 1.1.3 单向度哲学与意识操控 |
| 1.1.4 总体主义国家观与个体贬损 |
| 1.2 个体解放思想的萌芽 |
| 1.2.1 政治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
| 1.2.2 卢卡奇思想的影响与扬弃 |
| 1.2.3 《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与个体解放思想的萌动 |
| 1.3 从理论资源到理论自觉 |
| 1.3.1 在海德格尔本体论中寻觅历史性个体 |
| 1.3.2 从黑格尔现象学发掘激进的自我意识 |
| 1.4 从现象学到马克思主义 |
| 1.4.1 历史性与历史: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接 |
| 1.4.2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个体解放思想的逻辑起点 |
| 1.4.3 异化劳动:个体压抑的根源 |
| 1.4.4 异化扬弃:个体解放的路径 |
| 2 重建非压抑性的个体 |
| 2.1 对弗洛伊德文明论的改造 |
| 2.1.1 负罪感:文明的起源及其辩证法 |
| 2.1.2 个体存在的原像:俄耳浦斯与那喀索斯形象 |
| 2.1.3 现代文明的改造:席勒美学与政治救赎 |
| 2.1.4 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由额外压抑到基本压抑 |
| 2.2 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批判继承 |
| 2.2.1 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存在逻辑 |
| 2.2.2 性欲和劳动的双重爱欲化 |
| 2.2.3 力比多释放与本能革命 |
| 2.3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重构 |
| 2.3.1 本我、自我与超我的辩证发展 |
| 2.3.2 快乐原则、现实原则与操作原则 |
| 2.3.3 超越现存现实原则与爱欲解放 |
| 2.4 个体解放思想的理论品质 |
| 2.4.1 威权反叛与个体倚重 |
| 2.4.2 理性与感性的兼容 |
| 2.4.3 历史性与主体性的契合 |
| 3 拯救否定性的意识 |
| 3.1 苏联批判与政治解放 |
| 3.1.1 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化 |
| 3.1.2 国家权力对个体权利的拒斥 |
| 3.2 现代性批判与替代性方案 |
| 3.2.1 虚假意识与生活方式解构 |
| 3.2.2 技术理性批判与批判理性建构 |
| 3.2.3 单向度的思想与文化革命 |
| 3.2.4 大拒绝与新社会谋划 |
| 3.3 艺术改造与乌托邦构想 |
| 3.3.1 现实存在的困境与真实存在的美学还原 |
| 3.3.2 新感性培育与感性解放 |
| 3.3.3 艺术自律与审美解放 |
| 4 个体解放思想的生命力及其边界 |
| 4.1. 个体解放思想的理论贡献 |
| 4.1.1.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与丰富 |
| 4.1.2. 个体解放思想与辩证的想象 |
| 4.1.3. 个体解放思想与解构主义的对话 |
| 4.2 个体解放思想的当代意义 |
| 4.2.1 个体解放思想与我国现代化建设 |
| 4.2.2 当代人的存在与解困之路 |
| 4.3 个体解放思想的限度 |
| 4.3.1 个体解放思想的先验性 |
| 4.3.2 个体解放思想的内在对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7）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 ——基于改革开放前后比较视角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主题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主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架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架构 |
| 四、可能的贡献及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思想来源、发展图景与概念阐释 |
| 一、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思想来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自主性思想 |
| （二）韦伯国家思想 |
| 二、国家的回归：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图景 |
| （一）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 |
| （二）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 |
| （三）国家镶嵌自主性理论 |
| 三、国家自主性的概念阐释 |
| （一）国家自主性的概念要素 |
| （二）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延展 |
| （三）国家自主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章 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中国适用性分析 |
| 一、中国国家自主性生成的历史条件 |
| （一）历史革命红利与官僚组织发展 |
| （二）上层精英与高层战略领导 |
| （三）平均主义理念与平等社会结构 |
| （四）传统文化与中央集权历史观 |
| 二、国家自主性的中国适用性语境 |
| （一）经济发展转型对国家引导的需求 |
| （二）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自主性的挑战 |
| （三）社会转型销蚀国家自主性优势 |
| （四）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挑战国家能力 |
| 第三章 比较视野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考察 |
| 一、改革开放前后国内外历史环境分析 |
| （一）国内环境：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困境 |
| （二）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 |
| 二、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国家自主性考察比较 |
| （一）经济绩效与执政合法性：国家自主性形态转变的内在动力 |
| （二）绝对自主到有限自主：改革开放前后国家自主性形态的转变 |
| （三）有限自主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 |
| 三、央地关系视角下国家自主性考察比较 |
| （一）地方自主性: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一个视角 |
| （二）封闭性自主到约束性自主：改革开放前后地方自主性形态的转变 |
| （三）央地博弈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维系 |
| （四）地方自主性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失衡困境与重塑路径 |
| 一、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困境 |
| （一）发展与断裂：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景象 |
| （二）过度与不足：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困境 |
| （三）地方自主性膨胀：国家自主性的稀释困境 |
| 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国家自主性定位 |
| （一）新共识：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定位 |
| （二）平衡性：新时期国家自主性重塑的基本目标 |
| 三、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重塑路径 |
| （一）转变国家治理理念，调整国家权能定位 |
| （二）国家社会关系层面：提升社会自主性 |
| （三）中央地方关系层面：重塑地方自主性 |
| （四）国家权力制约层面：完善制度化约束体系 |
| （五）国家能力建构方面：增强国家能力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8）王亚南的官僚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1、选题缘由 |
| 2、研究价值 |
| (二) 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3、简要评述 |
| (三) 论文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概念 |
| 1、主要内容 |
| 2、基本概念 |
| (四)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历史研究法 |
| 3、比较研究法 |
| (五) 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1、创新点 |
| 2、难点 |
| 一、王亚南的生平活动简介 |
| (一) 求学历程 |
| (二) 革命探索 |
| (三) 从教岁月 |
| (四) 创办刊物 |
| (五) 学术研究 |
| 二、王亚南官僚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来源 |
| (一) 历史背景 |
| 1、政治上四分五裂 |
| 2、经济上混乱不堪 |
| 3、文化上异常活跃 |
| 4、“李约瑟难题”的驱动 |
| (二) 理论来源 |
| 1、历史唯物主义 |
| 2、政治经济学 |
| 三、王亚南官僚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 官僚政治的基本内涵 |
| 1、官僚政治的含义 |
| 2、官僚政治与官僚主义 |
| 3、官僚政治与官僚制 |
| (二) 官僚政治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
| 1、以封建地主经济为经济基础 |
| 2、以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体制为政治基础 |
| 3、以儒家思想学说为思想基础 |
| 4、以家族组织为社会基础 |
| (三) 官僚政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
| 1、官僚政治的萌芽与初建 |
| 2、官僚政治的发展 |
| 3、官僚政治的未来命运 |
| (四) 官僚政治的特征 |
| 1、官僚政治的特殊表现 |
| 2、两税制支撑官僚政治的高度发展 |
| 3、科举制在官僚政治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
| (五) 官僚政治对中国的影响 |
| 1、积极影响 |
| 2、消极影响 |
| 四、王亚南官僚政治思想的评析 |
| (一) 王亚南官僚政治思想的影响 |
| (二) 王亚南官僚政治思想的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现有研究水平 |
| 1.2.2 存在问题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基本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变革的时空坐标 |
| 2.1 政府模式变革中的时代精神与现实关怀 |
| 2.1.1 行政改革:西方改革的时代意涵 |
| 2.1.2 时代课题:政府模式变革的方向 |
| 2.1.3 理论建构:政府变革的现实关怀 |
| 2.2 面向社会现实的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 |
| 2.2.1 西方对未来治理模式的探索 |
| 2.2.2 中国改革对服务型政府的探索 |
| 2.2.3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实践面向 |
| 2.3 在时代背景中寻找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
| 2.3.1 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坐标 |
| 2.3.2 新的时空坐标系的生成 |
| 2.3.3 定位政府模式及其坐标 |
| 第3章 空间坐标:政府模式变革的全球化视野 |
| 3.1 正确定位全球化 |
| 3.1.1 地域化、世界化与全球化 |
| 3.1.2 作为一场历史运动的全球化 |
| 3.1.3 全球化视野中的制度创新 |
| 3.2 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及其解构 |
| 3.2.1 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 |
| 3.2.2 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 |
| 3.2.3 全球化运动中的去中心化 |
| 3.3 全球正义诉求中的政府变革 |
| 3.3.1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 |
| 3.3.2 正义遭受质疑及其重建之路 |
| 3.3.3 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全球正义 |
| 3.4 在全球合作中实现政府转型 |
| 3.4.1 人类社会携手合作的动力 |
| 3.4.2 在去中心化中谋求合作 |
| 3.4.3 建构支持全球合作的政府 |
| 第4章 时间坐标:政府模式变革的后工业化取向 |
| 4.1 考察“后工业社会”概念的多种理解 |
| 4.1.1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 |
| 4.1.2 后工业社会概念外延的扩展 |
| 4.2 社会治理后工业分析的多元语境 |
| 4.2.1 后工业行政中的服务要素 |
| 4.2.2 把信息技术应用于组织设计 |
| 4.2.3 后工业经济的质量增长方式 |
| 4.2.4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构想 |
| 4.3 后工业化进程中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 |
| 4.3.1 人类社会中的差异性和不平等 |
| 4.3.2 能者统治的社会及其改进方案 |
| 4.3.3 治理责任承担合作路径的建构 |
| 4.4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 |
| 4.4.1 从竞争走向合作的尝试 |
| 4.4.2 破解组织中心—边缘结构 |
| 4.4.3 建构支持合作的政府模式 |
| 第5章 复杂性: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特征 |
| 5.1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 |
| 5.1.1 在简单的环境中寻求确定性 |
| 5.1.2 在复杂环境中开展社会治理 |
| 5.1.3 社会高度复杂性提出的挑战 |
| 5.2 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失灵与变革 |
| 5.2.1 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 |
| 5.2.2 复杂性增长中的控制失灵 |
| 5.2.3 建构任务型组织的逻辑 |
| 5.3 政府模式变革的复杂性理论视角 |
| 5.3.1 还原论、系统论和复杂性理论 |
| 5.3.2 用复杂性理论看后工业化的现实 |
| 5.3.3 复杂性增长中的政府模式建构 |
| 5.4 风险社会中的政府模式变革 |
| 5.4.1 风险社会提出的变革要求 |
| 5.4.2 政府模式变革的内在逻辑 |
| 5.4.3 德制框架下的服务型政府 |
| 第6章 创造性:复杂性社会条件下的人类创造智慧 |
| 6.1 知识—智慧体系中的政府变革逻辑 |
| 6.1.1 增长: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与扩散 |
| 6.1.2 管理:建构封闭性的知识应用体系 |
| 6.1.3 服务:促进知识共享之上的创造智慧 |
| 6.2 生产体系变革中的政府模式转向 |
| 6.2.1 工厂体系映射下的社会治理逻辑 |
| 6.2.2 分工—协作体系中控制导向的政府 |
| 6.2.3 网络化生产体系中的服务型政府 |
| 6.3 科学范式转换中的政府变革要求 |
| 6.3.1 从分析到综合的科学体系 |
| 6.3.2 从摹仿到创造的人类启蒙 |
| 6.3.3 创造性科学兴起中的政府 |
| 6.4 创造性技术涌现中的政府模式选择 |
| 6.4.1 变革时代的创造性技术 |
| 6.4.2 技术聚合中的政府创新 |
| 6.4.3 创造性社会的治理变革 |
| 第7章 网络结构:创造性技术兴起中的社会变迁 |
| 7.1 网络化—去中心化:建构作为行动者的政府 |
| 7.1.1 在边界消融中生成的合作关系 |
| 7.1.2 空间特性变革中的网络化思维 |
| 7.1.3 社会去中心化中的行动者建构 |
| 7.2 符号化—虚拟化:引发政府思维方式的革命 |
| 7.2.1 现实的符号化所建构的现实 |
| 7.2.2 虚拟世界中的虚拟思维范式 |
| 7.2.3 时空约束衰落中的政府变革 |
| 7.3 个性化—多元化:促进社会走向成熟自治 |
| 7.3.1 个性化的“新人类”及其性格 |
| 7.3.2 从人的总体性到社会的多元化 |
| 7.3.3 成熟自治社会中的政府变革 |
| 7.4 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变革政府模式 |
| 7.4.1 技术应用:掀起治理变革的浪潮 |
| 7.4.2 社会结构:从等级制到网络结构 |
| 7.4.3 政府模式: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对马克斯·韦伯政治家思想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的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1、国内外有关“政治家”的研究 |
| 2、国内外有关马克斯·韦伯的研究 |
| (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 研究方法与难点 |
| 一、马克斯·韦伯政治家思想的形成背景 |
| (一) 马克斯·韦伯的生平经历 |
| (二) 马克斯·韦伯政治家思想形成的背景因素 |
| 1、家庭环境因素 |
| 2、前辈思想的影响 |
| 3、时代背景因素 |
| 二、马克斯·韦伯政治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 国家、政治的内涵 |
| 1、国家 |
| 2、政治 |
| (二) 政治统治合法性类型 |
| 1、传统型 |
| 2、卡理斯玛型 |
| 3、法理型 |
| (三) 政治家及其类型 |
| 1、“依赖”政治而活 |
| 2、“为了”政治而活 |
| (四) 政治家的素养 |
| 1、对政治家具有决定意义的三种素质 |
| 2、虚荣是从政者的大敌 |
| (五) 政治家应恪守的伦理准则 |
| (六) 政治家与官僚的区分 |
| 三、对马克斯·韦伯政治家思想的评析 |
| (一) 马克斯·韦伯政治家思想的价值所在 |
| 1、资产对于政治家的重要性 |
| 2、政治家素养的重要性 |
| 3、对政治家与官僚的经典区分 |
| (二) 马克斯·韦伯政治家思想的局限性 |
| 四、马克斯·韦伯政治家思想对当代中国培养政治家的启示 |
| (一) 培养正确的权力意识观念 |
| (二) 加强激情、责任感及判断力的培养 |
| (三) 树立正确的信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论马克斯·韦伯及其官僚集权理论（论文参考文献）
- [1]都铎时期英国法院的现代性转向研究[D]. 毛皓强.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2]法治国、警察国家与领袖民主制:西欧现代国家构建的三条线索[J]. 陈涛. 社会, 2020(06)
- [3]官僚制视角下的公共治理任务传导机制研究[D]. 王晓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4]家产官僚制与帝国治理逻辑——以《儒教与道教》为例[J]. 莫太齐. 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 2019(02)
- [5]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D]. 宋清员. 山东大学, 2019(02)
- [6]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研究[D]. 田仁湛. 武汉大学, 2017(06)
- [7]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 ——基于改革开放前后比较视角的研究[D]. 陈霞. 吉林大学, 2016(08)
- [8]王亚南的官僚政治思想研究[D]. 史静. 云南大学, 2016(02)
- [9]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D]. 周军. 南京大学, 2014(05)
- [10]对马克斯·韦伯政治家思想的研究[D]. 白敏珍. 云南大学,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