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刊一九七七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王鹏[1]（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研究表明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余英[2]（2020）在《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文中认为《外交评论》是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紧密联系并受其影响,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杂志创刊于1932年6月20日,至1937年7月15日终刊,共出版发行9卷共55期,其创刊旨在宣传政府外交方针政策、引导社会舆论的同时,对政府外交展开评论和建言,它记录着20世纪30年代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内政外交的一段真实历史。本文主要通过对主体史料《外交评论》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以其刊载的外交报道及评论为中心,考察政府外交政策及社会舆论反映,并借此展现1930年代中国外交复杂多变的艰难历程,进而丰富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介绍《外交评论》的基本情况,从杂志创刊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入手,分析刊物的办刊宗旨、作者群体和基本特点;二是对杂志刊载的评论、论着、译述、专载、外交文件、外交时论选、书报介绍与批评、通讯等各栏目内容中所呈现的外交观念、批评与建言等作归纳性研究;三是研究《外交评论》作为与外交部密切相关的政论性刊物所独有的主要特征,以及在宣传政府外交政策、提高民众外交智识和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四是作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象,《外交评论》对外交观念近代化和中国外交提供的启示和经验教训。论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选题动因、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之处。正文共八章,第一章从杂志创办的背景、宗旨、编辑发行和作者群体等方面考察杂志的概况,为后文的展开提供一个认知基础;第二章主要归纳杂志诸多评论文章中呈现出来的主动外交的积极态度、扞卫国家民族安全的基本原则和以利害关系为考量的政策取向,综合论述《外交评论》努力维护国权的外交观;第三章重点考察《外交评论》基于国民政府外交力量不足所提出的增强国家实力、整理外交机能和重视文化外交等推进外交建设的主张;第四章主要梳理《外交评论》对风行于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的介述和解析,考察当时社会舆论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国家的认知与评价,阐述知识分子群体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法西斯集权政治的基本认同;第五、六章主要探析《外交评论》对国际格局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评价,撰稿人群体对“攘外必先安内”“国联外交”等外交政策的舆论回应和对国际盟友的分析判断,呈现出杂志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呼应态度;中日交涉是当时的外交重点和难点问题,《外交评论》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日方针政策的考察与建言,一方面,撰稿人与外交部在原则上同声共气,另一方面,在批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措置欠当”的同时,提出多种外交建议供政府参考;第七章主要探讨《外交评论》提出的修废不平等条约主张,展示外交界和学术界在废约低潮时期对不平等条约的关注,以及提出的较为理性的修废约方式和手段;第八章将《外交评论》与《国民外交杂志》这两份创刊时间相同、名称相近的杂志作基本比较,对《外交评论》的刊物性质与思想内容特点、作用影响和局限不足等方面进行分析。结语部分是总结性评价:《外交评论》是政府外交政策的“宣传员”、集权统治的“维护人”、近代国际观念和外交知识的“传播者”、社会政治变化的“映射镜”,归纳其在局部抗战时期所特有的地位和在外交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李豪[3]（2015）在《《唐大诏令集》研究》文中提出《唐大诏令集》一书由北宋宋绶辑录、其子宋敏求编纂而成。此书分门别类收录有唐一代诏令,是研治唐史的一部重要典籍。但至今,学界对此书却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有基於此,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唐大诏令集》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第一,《唐大诏令集》之编撰研究。论文在制诏总集编撰传统的视野下,结合宋氏父子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对《唐大诏令集》成书的原因、过程及意义作了合理的阐释。同时,论文又对《唐大诏令集》悬而未决的史源问题作了合理的分析,认为唐《实录》、唐人别集、唐代官文书及《唐年补录》是《唐大诏令集》的主要史源。第二,《唐大诏令集》之版本研究。论文对明清以来《唐大诏令集》诸藏本之流变作了详细的梳理,同时又对其现存主要版本之源流关系作了可靠的分析。第三,《唐大诏令集》之辑佚研究。通过参考宋代类书（《文苑英华》、《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徵引之文字,论文对《唐大诏令集》之佚篇进行了辑补;在此基础上,又对其类目作了补正。第四,《唐大诏令集》之价值研究。论文从史料价值及校勘价值两方面对《唐大诏令集》的价值作了探讨。《唐大诏令集》的史料价值有两个重要特征:一、唯一性,《诏令》中完整地保存了六百余篇他书不载或仅节录之诏令。二、原始性,《诏令》中所载诏令之史源均要早於《旧唐书》。论文又结合个案研究对《诏令》之史料价值作了具体而微的分析,并利用《唐大诏令集》对《旧唐书》徵引之诏令作了校订。第五,《唐大诏令集》之传播研究。论文探讨了《唐大诏令集》的散佚时间,论述了《唐大诏令集》在传播过程中性质的变化以及其对目录学的影响。第六,《唐大诏令集》之校勘研究。论文在评议清代以来学者们校勘《唐大诏令集》之成果的基础上,广泛地采用《旧唐书》、《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文献对此书重新加以校勘,撰写校记千余条,并厘正《唐大诏令集》繋年数百处。论文以文献学研究为主,同时结合学术史、文化史之研究,对《唐大诏令集》进行了动态、系统的考察,可为今後《唐大诏令集》之整理以及唐史之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王丹[4]（2012）在《20世纪40年代的华南文学 ——以《文艺生活》（1941.9~1950.7）为个案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艺生活》月刊（1941.91950.7）是由司马文森主编、在华南地区（桂林、广州、香港）出版发行的一份立足华南、面向全国的大型文艺刊物。其曲折的生命历程贯穿了整个战火连绵的20世纪40年代，其有力的足迹遍及20世纪40年代华南文学地图的主线。作为一份行走40年代华南地区的文学期刊，由于《文艺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因而期刊本身和期刊所承载的文学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时代文学的表征。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以《文艺生活》为个案，来对20世纪40年代的华南文学进行“管窥”。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以及附表四个部分。绪论部分梳理了关于40年代文学期刊的研究现状，指出现有40年代文学期刊研究只能体现出部分“40年代性”——大部分都是对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的研究，而不能反映整个40年代文学的特点。而40年代文学由于处于战争环境而显示出地域化和流动性的特点，因此以一个流动的刊物来研究某一地域的文学，对于丰富整个40年代文学研究是有帮助的。《文艺生活》由于其行走华南、贯穿40年代的存在实质以及文本内容涵量的丰厚使得其具备作为个案来研究40年代华南文学的可行性。绪论部分并包含有对《文艺生活》研究状况的梳理以及本文的研究目标、思路及意义。正文部分由四章构成。第一章介绍《文艺生活》概况。主要讲司马文森创办《文艺生活》的初始、过程和结束以及司马文森对香港时期《文艺生活》所采取的独特的编辑策略。意在概括描述《文艺生活》的曲折生命历程及其刊物主编在这一历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第二章对《文艺生活》诸版进行比较并指出其所具有的华南指向。包括介绍桂林、广州、香港这三个华南文化重镇在整个40年代作为文化中心的一般情况，对《文艺生活》各版内容进行比较以突出其鲜明的时代性以及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文艺生活》所具有的明晰的华南指向进行分析。第三、四两章是本文的重点。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文艺生活》的文学文本。包括对战时国统区知识分子在绝望与希望之间的战争人生心灵体验的展示，对战时国统区诸病象的暴露与讽刺，对战争挤榨下小人物的命运书写，对战时知识女性成长命题的关注以及对战后香港文学的新中国文学性质和华南色彩的分析。第四章则对《文艺生活》的理论文本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时间重点是在战后，即40年代后期。具体包括三个理论问题：人民文艺思想在华南的阐扬和批评实践，战后香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有限合法性。结语部分指出现代文学期刊研究所应包含的两个指向：其一是对刊物上的文学文本、理论文本进行细读，旨在呈现时代文学的变幻面貌和时代人群的精神心理；其二是对刊物上的其他文本（如发刊词、复刊词、编后记、文艺新闻、书刊介绍等）以及围绕刊物的一些事物进行分析，意在把握刊物所处时代的文化生态环境。后者是作为呈现前者的一个途径而存在着的。而本文正是秉着这两个指向而成文的。结语部分并对20世纪40年代的华南文学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作为40年代区域文学的重要组成之一，在40年代复杂的历史时期，40年代华南文学既追随了历史变幻的潮流，又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地域色彩。其中，战后香港的特殊地位使得发生在战后香港的文学创作和论争在具有华南地方化因素的同时，又成为50年代后新中国文学的预演。40年代的华南文学因而较之其他区域（延安地区除外）的文学距离当代文学更近。附表部分对《文艺生活》所载文章、主要撰稿人、所得出版基金情况以及出版发行情况进行了整理，共有四类10份表格。
宋泉[5]（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提出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郜元宝[6]（2016）在《贾平凹文学年谱(上)》文中研究说明一九五二-一九七一,一至十九岁。贾平凹,陕西东南丹凤县棣花村人,因为哥哥出生不久即夭折,"阴阳先生说,我想那面土炕是不宜孩子成活的",故贾母怀胎十月,借住平凹父贾彦春教书的金盆乡一偏远李姓人家,于旧历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生下平凹。为纪念儿子出生顺利,感谢这户李姓人
郭震旦[7]（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指出“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裴世东[8]（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提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沈贞玉[9]（2016）在《韩国《论》《孟》研究典籍解题》文中研究表明中韩两国一衣带水,睦邻相处,有长期的友好往来和频繁的交流。渊源流长的中华文化给韩国文化的影响,使得中韩两国拥有相类似的文化背景。《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共有六本,每本六百多页。这是一套目录书籍。其中经学目录占20%。由于这样庞大的经学资料的流入,韩国儒教文化氛围浓厚。韩国20世纪后期完成了比较完整的经学资料汇集,这就是《韩国经学资料集成》。《韩国经学资料集成》的资料分布是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的资料占90%。大多数是以朱子为中心的经典注释和与朱子相对的经典注释。以朱子为中心解释经典的学者主要是岭南退溪学派和栗谷学派的学者。朱子相对主义来解释经典的学者大多是实学派学者。朱子主义学派-岭南退溪学派和栗谷学派的经典解释的特征是比起经典的原文更加注重分析了对朱子学派的心性论中心的注疏。大体继承了师说。后者-实学派经学家是比起朱子的注疏把经文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不倾向于心性论,努力找到经世的理论根据。有这样的特征的《韩国经学资料集成》是韩国经学史上开先河的经学目录着作。本文是对《韩国经学资料集成》中的第二集《论语》和第三集《孟子》的解题。文章共分4章,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论语篇解题,第三章是孟子篇解题,第四章是资料特征,第五章是结语。主要介绍了韩国的古代经学家李滉、李珥、金长生、朴世堂、宋时烈、柳长源、丁若镛、崔左海、朴文镐等人对《论语》和《孟子》的研究成果。
何建国[10]（2011）在《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文中研究指明孙中山在致力于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博览群书、笔耕不辍。他长期对中西新旧之学的汲取成为其革命思想的源头,并逐渐沉淀、物化为文本,形成丰厚的着述,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因其是乱党的首领、讨伐的对象,他的着作涉嫌“邪说”、“赤化”及妨碍治安等只能秘密出版。孙中山逝世后,他所创立的中国国民党逐步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他本人也由往日被通缉的要犯而成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同时,中国国民党通过一系列的决议使孙中山的思想逐渐由个体而群体进而被确立为一个时代的思想——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国民党为了实现建构意识形态这一目标,把孙中山的着作奉为“圣经”,对其大量编辑,并且逐步建立了集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较为完善的推广体系。不仅把孙中山的原着改编成多种形式出版,而且还编印出版对其原着的阐述性着作。此外,还将孙中山着作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对孙中山着作的编辑、出版与推广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一项施政内容。抗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宣传部、三青团以“摊派”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征印《总理遗教》、征印《三民主义》百万册的运动。在政府的倡导下,孙中山着作成为图书市场中一个醒目的、具有巨大号召力的符号。因此在官方之外,民间机构顺势而为,迎合政府的意图,也大量出版孙中山的着作。官民交互之下的孙中山着作出版经历了从秘密到公开,从民间主导到官方主导,从拒绝承印到主动承印再到被动捐印的过程。孙中山着作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出版所呈现的基本特点是出版机构多,持续时间长,版本种类繁、形式内容异。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充分施展国家权力,借助国家力量,通过编印书刊、散发传单、演讲宣传、艺术宣传、社会教育、读书运动、张贴标语、呼喊口号及现代媒介等各种渠道来宣传孙中山的学说。特别是在教育界、学术界开展一系列对孙中山学说的植入与推广活动。它们或者以中性的和暗示性的语言,欲使其等同于普遍真理；或者向全社会导读孙中山的着作,提供当局所认可的“有用之学”,试图“说服”全体国民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它不仅在“加工”知识,而且也在“加工”人。在政治家、教育家、出版家及名流学者等社会各个阶层的合力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所推广的意识形态逐步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日常生活与政治有机交叠,成为普通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许多值得关注并令人深思的问题。首先,孙中山生前精心修订的《三民主义》,竟然在日后的出版过程中错误百出,乃至鱼目混珠。国民党中宣部对孙中山着作的发行,也逐步由全部承担出版费用过渡到部分承担,最后发展为不承担费用。其次,国民党内部对孙中山着作众说纷纭的解读,不断赋予其“新”的意义。同时,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逐渐从个体走向了集体,从自主性转变为强制性,从主动演变为被动,从积极发展为消极。再者,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经费、组织、宣传技能以及具体宣传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孙中山的着作在历史的时空中,被不断地扭曲和利用,简约为一种象征、一种仪式、一种符号等一系列的“他者”。南京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在使主义学术化的同时,也在使主义符号化、工具化、商品化。更为关键的是,孙中山的宏伟蓝图在现实的具体实践中没有落实到位,这种背驰使得中国国民党试图通过宣传孙中山的学说来“启蒙”大众,实现信仰三民主义的愿望,在实际的施政中却是在消解着这一构想。人们在对学说认知、期待实现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反启蒙”的立场。孙中山着作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张力,导致以统一思想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态宣传,事与愿违地收获了思想混乱,言论庞杂,以致于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思想,最终使国民党所宣传的三民主义变成了一个抽象名词。孙中山着作所背书的政府信用在文本与实践的巨大反差中丧失殆尽,使广大民众丧失了对三民主义的信仰。纵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它有组织、有计划地指向特定的政治目标,是官方话语对大众话语的精神改造。它既是中国国民党再造知识权威的过程,也是建构意识形态的过程,同时还是解构意识形态的过程。
二、本刊一九七七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本刊一九七七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2）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因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应时而生的《外交评论》 |
| 第一节 创办背景 |
| 第二节 办刊宗旨 |
| 第三节 编辑发行 |
| 第四节 办刊栏目和作者群体 |
| 第二章 努力维护国权的外交观 |
| 第一节 主动外交的积极态度 |
| 第二节 扞卫国家民族安全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以利害关系为考量的政策取向 |
| 第三章 推进外交建设的主张 |
| 第一节 增强国家实力 |
| 第二节 整理外交机能 |
| 第三节 重视文化外交 |
| 第四章 介述与解析法西斯主义 |
| 第一节 何为法西斯主义 |
| 第二节 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评价 |
| 第三节 独裁统治是法西斯主义之实质 |
| 第四节 引发战争是独裁统治之趋势 |
| 第五章 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呼应 |
| 第一节 应和“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 |
| 第二节 争取国际盟友 |
| 第三节 积极推介国联 |
| 第四节 对国联外交从“希望到失望”的无奈应答 |
| 第六章 对日方针政策的考察与建言 |
| 第一节 揭露日本外交野心 |
| 第二节 批评对日外交“措置欠当” |
| 第三节 建议对日外交的几种方案 |
| 第四节 “敌乎?友乎?”传递中日外交新宣示 |
| 第七章 修废不平等条约主张 |
| 第一节 废约进程的戛然变奏 |
| 第二节 条约特权的重点关注 |
| 第三节 修废方式的理性思考 |
| 第四节 修废主张的特点、影响及局限 |
| 第八章 对《外交评论》的基本评价 |
| 第一节 刊物性质与思想内容的特点 |
| 第二节 作用与影响 |
| 第三节 局限与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1932-1937 年《外交评论》目录列表 |
| 后记 |
（3）《唐大诏令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上编 《唐大诏令集》考论 |
| 第一章 《唐大诏令集》之编撰 |
| 第一节 《唐大诏令集》成书考 |
| 第二节 《唐大诏令集》史源考 |
| 第二章 《唐大诏令集》之版本 |
| 第一节 《唐大诏令集》藏本流变考 |
| 第二节 《唐大诏令集》傅本源流考 |
| 第三章 《唐大诏令集》之辑佚 |
| 第一节 《唐大诏令集》佚篇辑补 |
| 第二节 《唐大诏令集》目录补正 |
| 第四章 《唐大诏令集》价值略论 |
| 第一节 《唐大诏令集》的史料价值 |
| 第二节 《唐大诏令集》的校勘价值 |
| 第五章 《唐大诏令集》传播研究 |
| 第六章 《唐大诏令集》校勘述评 |
| 下编 《唐大诏令集》校订 |
| 第七章《唐大诏令集》繋年辨正 |
| 第八章 《唐大诏令集》校勘拾遗(一) |
| 第九章 《唐大诏令集》校勘拾遗(二) |
| 第十章 《唐大诏令集》校勘拾遗(三) |
| 结语 |
| 附录一:《唐大诏令集》中着录作者之诏令篇名对照表 |
| 附录二:《唐大诏令集》各版本文字比勘表 |
| 附录三:《唐大诏令集》独载之诏令 |
| 附录四:《唐大诏令集》与《全唐文》补订 |
| 参考文献 |
（4）20世纪40年代的华南文学 ——以《文艺生活》（1941.9~1950.7）为个案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 40年代文学的特点和40年代文学期刊研究现状 |
| 二 以《文艺生活》为个案来研究40年代华南文学的可行性 |
| 三 《文艺生活》月刊的研究现状 |
| 四 本文的研究目标、思路及意义 |
| 第一章 “命运多乖而又大难不死”——《文艺生活》概况 |
| 第一节 司马文森与《文艺生活》 |
| 一“亦书亦剑”的司马文森 |
| 二 司马文森与《文艺生活》 |
| 第二节 司马文森在香港的编辑策略 |
| 一 文人主导下的群体性办刊模式 |
| 二 引领性文学平台的构建 |
| 第二章 行走华南的期刊和文学——《文艺生活》诸版比较和华南指向 |
| 第一节 40年代华南文学地图的主线 |
| 一 “向前跑”的文坛：40年代多元文化中心的形成 |
| 二 桂林、广州、香港：40年代华南文学地图的主线 |
| 第二节 行走华南的《文艺生活》 |
| 一 行走的期刊和文学：《文艺生活》诸版比较 |
| 二 从主观到客观：《文艺生活》的华南指向 |
| 第三章 “南方现代文学”的“代表”——《文艺生活》之文学文本分析 |
| 第一节 战时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战争人生心灵体验 |
| 一 绝望与希望之间：抗战中期知识分子的心灵演变 |
| 二 困苦与焦灼：“呵，你告诉我，芝，我将怎样自处 |
| 三 低沉与感奋：“到处是风雨泥泞，/人间是一场大大的忧伤 |
| 四 流亡与前行：“到处都是异乡，/我们是真正的异乡人 |
| 五 坚忍与承担：“希望的顶点是含笑的坟/……我的诗是我的碑 |
| 第二节 战时国统区文学样貌的多元化呈现 |
| 一 文学多元化：抗战文学路向调整的总体效果 |
| 二 暴露与讽刺：对战时国统区诸病象的全景扫描 |
| 三 “轭下”的困境：对战争挤榨下小人物的命运书写 |
| 四 “家鸽”的成长：对战时知识女性成长命题的关注 |
| 第三节 战后香港文学的新中国文学性质和华南色彩 |
| 一 战后香港文学：整体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而带地方色彩的部分 |
| 二 浓厚的政治性：战后香港文学的新中国文学性质 |
| 三 鲜明的华南色彩：战后香港文学的地方特色 |
| 第四章 40年代的华南新文艺运动 ——《文艺生活》之理论文本分析 |
| 第一节 人民文艺思想在华南的阐扬和批评实践 |
| 一 第一次文代会：“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确立 |
| 二 “一段绵延的历史”：被不断阐释的人民文艺 |
| 三 文艺批评的原则：以“和人民结合”为绳准 |
| 第二节 战后香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
| 一 游走于“人民”内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尴尬地位 |
| 二 湖面之下的漩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预示 |
| 三 转折的1948：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和创作的紧急反省 |
| 四 “众口同声”中的微弱异声 |
| 第三节 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有限合法性 |
| 一 戛然而止：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热闹与冷寂 |
| 二 合法性之一：作为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层面 |
| 三 合法性之二：知识分子作家改造自我、皈依大众的努力之姿态 |
| 四 合法性之三：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精神传统的承继 |
| 五 合法性之限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的符合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表1-1：《文艺生活》桂林版所载文章一览表（1941.9.15~1943.7.15） |
| 表1-2：《文艺生活》光复版所载文章一览表（1946.1.1~1948.1） |
| 表1-3：《文艺生活》海外版所载文章一览表（1948.2~1949.12.25） |
| 表1-4：《文艺生活》穗新版所载文章一览表（1950.2.1~1950.7） |
| 表2：《文艺生活》主要撰稿人及撰稿情况一览表 |
| 表3：《文艺生活》所得出版基金情况一览表 |
| 表4-1：《文艺生活》桂林版出版发行情况一览表 |
| 表4-2：《文艺生活》光复版出版发行情况一览表 |
| 表4-3：《文艺生活》海外版出版发行情况一览表 |
| 表4-4：《文艺生活》穗新版出版发行情况一览表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5）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7）“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韩国《论》《孟》研究典籍解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2.论语篇 |
| 2.1 论语一 |
| 2.1.1 论语释义(四书释义) |
| 2.1.2 论语释义(四书释义) |
| 2.1.3 论语质疑 |
| 2.1.4 经书辨疑-论语(经书辨疑) |
| 2.1.5 论语剳録(九峰集) |
| 2.1.6 杂着-论语(愚伏集) |
| 2.1.7 筵中启事-论语(月沙集) |
| 2.1.8 剳録-论语(潜冶集) |
| 2.1.9 杂着-论语(浦集) |
| 2.1.10 四书答问-论语(四书答问) |
| 2.1.11 杂着-读论语(活齐集) |
| 2.1.12 杂録-论语(松峰遗稿) |
| 2.1.13 思辨录-论语(思辨録) |
| 2.2 第二册、第三册 |
| 2.2.1 论语或问经义通考(论孟或问经义通考) |
| 2.3 第四册 目录 |
| 2.3.1 经史记疑-论语(遁翁集) |
| 2.3.2 论语问目(养窝集) |
| 2.3.3 论语劄録(沧溪集) |
| 2.3.4 论语说(霞谷集) |
| 2.3.5 杂着-论语说(郑庵集) |
| 2.3.6 论语讲说(屏溪集) |
| 2.3.7 论语疾书(星湖疾书) |
| 2.3.8 泉上讲说-论语(泉上讲说) |
| 2.4 第五册 目录 |
| 2.4.1 论语详说(上同) |
| 2.5 第六册 目录 |
| 2.5.1 论语小注劄録(南唐集) |
| 2.5.2 经说-论语(邵南集) |
| 2.5.3 论语禀目附:语道一贯辨、论语一贯说(贞山杂着) |
| 2.5.4 论语讲说(白水集) |
| 2.5.5 剳録-论语(戒惧庵集) |
| 2.5.6 论语讲义(寿齐遗稿) |
| 2.5.7 渼上经义-论语(渼上经义) |
| 2.5.8 论语疑义(间静堂集) |
| 2.5.9 经义问辨附:论语剳疑(果庵集) |
| 2.5.10 经义-论语(鹿门集) |
| 2.5.11 经书疑义(顺庵集) |
| 2.5.12 论语剳疑(庸齐集) |
| 2.5.13 四书通理-论语(九龙齐集) |
| 2.5.14 劄録-论语(本庵集) |
| 2.6 第七册 目录 |
| 2.6.1 四书篆注增补-论语附: 小注考疑-论语(四书篆注增补) |
| 2.7 第八册 目录 |
| 2.7.1 读书剳疑-论语(存齐集) |
| 2.7.2 经筵论语讲义(芹窝集) |
| 2.7.3 四书问辨-论语问疑(湛轩集) |
| 2.7.4 经义-论语(萝山集) |
| 2.7.5 御制经义问对-论语(归乐窝集) |
| 2.7.6 论语剳略(近齐集) |
| 2.7.7 论语说(弄丸堂集) |
| 2.7.8 杂着-论语(濯溪集) |
| 2.7.9 论语劄録(经书劄録) |
| 2.8 第九册 目录 |
| 2.8.1 御制经义条对-论语(谦齐集) |
| 2.8.2 御制经书疑义条对-论语(水村集) |
| 2.8.3 经义条对-论语附: 论语小注记疑(龟巌集) |
| 2.8.4 杂识-论语(自然窝集) |
| 2.8.5 经义-论语(明臯集) |
| 2.8.6 钟鸣録-论语(儿庵集) |
| 2.8.7 经史讲义-论语(弘齐全书) |
| 2.8.8 论语说(谦窝集) |
| 2.8.9 论语讲义(惕齐集) |
| 2.8.10 讲说-论语(山木轩集) |
| 2.8.11 薪湖随笔-论语(硕齐别稿) |
| 2.9 第十册 目录 |
| 2.9.1 论语古今注(舆犹堂全书) |
| 2.10 第十一册 目录 |
| 2.10.1 论语手剳(上同) |
| 2.10.2 讲说-论语(日谷稿) |
| 2.10.3 杂着-论语(老洲集) |
| 2.10.4 时习録-论语(海隐遗稿) |
| 2.10.5 讲义-论语(重庵稿) |
| 2.10.6 东儒四书解集评-论语(东儒四书解集评) |
| 2.10.7 鲁论夏笺(弘齐全集) |
| 2.11 第十二册 目录 |
| 2.11.1 论语剳疑略(敬庵集) |
| 2.11.2 论语四勿(畏窝集) |
| 2.11.3 四书问-论语(性庵集) |
| 2.11.4 随得録-论语(晚悟集) |
| 2.11.5 四书辨疑-论语附: 经书八图第三论语图(凤村集) |
| 2.11.6 杂着-论语(华西集) |
| 2.11.7 答问类编-论语(卢莎集) |
| 2.11.8 论语演义(养蒙齐集) |
| 2.11.9 论语原思(立轩集) |
| 2.11.10 读论语劄録(泉齐集) |
| 2.11.11 经旨蒙解-论语(松坞遗稿) |
| 2.11.12 读书私记-论语(圭齐遗稿) |
| 2.11.13 论语笔程(峿堂集) |
| 2.11.14 论语学而篇总论(希庵集) |
| 2.11.15 经义-论语附:问目(云庵集) |
| 2.11.16 死书攻略-论语(克齐集) |
| 2.11.17 论语剳疑(西山集) |
| 2.11.18 论孟经义问对-论语(石南居士续藁) |
| 2.11.19 论语说-论语讲义发问(省齐集) |
| 2.12 第十三册 目录 |
| 2.12.1 论语记疑(晦堂集) |
| 2.12.2 经说-论语(梅堂集) |
| 2.12.3 李寒洲论语剳疑辨(舫山集) |
| 2.12.4 读论语(艮齐私稿) |
| 2.12.5 经义问对-论语(桂阳遗稿) |
| 2.12.6 经传讲义-论语(毅庵集) |
| 2.12.7 论语剳记(旸谷集) |
| 2.12.8 论孟讲録-论语(纲庵遗稿) |
| 2.12.9 茶田经义答问-论语(茶田经义答问) |
| 2.12.10 论语杂録(槐园集) |
| 2.13 第十四册 目录 |
| 2.13.1 论语集注、集注详说附: 论语或问(壶山集) |
| 2.14 第十五册 目录 |
| 2.14.1 杂着-论语(竹逸集) |
| 2.14.2 杂着-论语(思庵集) |
| 2.14.3 论语剳疑(醒齐遗稿) |
| 2.14.4 论语讲义(逊庵集) |
| 2.14.5 论语劄録(老柏轩集) |
| 2.14.6 讲义-论语(存稿) |
| 2.14.7 经义问答(云溪集) |
| 2.14.8 答问篇-论语(月波集) |
| 2.14.9 论语(上同) |
| 2.15 第十六册 目录 |
| 2.15.1 五书古今注疏讲义合篆-论语(五书古今注疏讲义合篆) |
| 2.16 第十七册 目录 |
| 2.16.1 五书古今注疏讲义合篆-论语(五书古今注疏讲义合篆) |
| 3 孟子篇 |
| 3.1 第一册 目录 |
| 3.1.1 孟子释义(四书释义) |
| 3.1.2 孟子释义(四书释义) |
| 3.1.3 孟子质疑(艮齐续集) |
| 3.1.4 经书辨疑-孟子(经书辨疑) |
| 3.1.5 莚中讲义-孟子(月沙文集) |
| 3.1.6 僭疑-孟子(晚悔集) |
| 3.1.7 孟子浅说(孟子浅说) |
| 3.1.8 疑-孟子(四友堂集) |
| 3.1.9 书筵讲义-讲孟子伐燕章(炭翁集) |
| 3.2 第二册 目录 |
| 3.2.1 四书笞问-孟子(四书笞问) |
| 3.2.2 孟子或问精义通考(论孟或问精义通考) |
| 3.2.3 杂录-孟子(松峰遗稿) |
| 3.2.4 读书剳记-孟子(木齐集) |
| 3.2.5 疑-孟子(晚隐稿) |
| 3.3 第三册 目录 |
| 3.3.1 荷华编-孟子(松月齐集) |
| 3.3.2 思辨録-孟子(思辨录) |
| 3.3.3 剳记-孟子(厚齐集) |
| 3.3.4 读书劄録-孟子(沧溪集) |
| 3.4 第四册 目录 |
| 3.4.1 孟子解·孟子说(霞谷集) |
| 3.4.2 瓶窝讲义-孟子(瓶窝全集) |
| 3.4.3 杂着-浩然章问笞(逊齐集) |
| 3.4.4 杂着-孟子(巍庵遗稿) |
| 3.4.5 杂着-孟子说(正庵集) |
| 3.4.6 讲义-孟子(陶庵集) |
| 3.4.7 孟子讲说(孟子讲说) |
| 3.5 第五册 目录 |
| 3.5.1 孟子疾书(星湖疾书) |
| 3.5.2 朱子言论同异考-孟子(朱子言论同异考) |
| 3.5.3 理气性情图说-孟子(经义记闻録) |
| 3.5.4 杂着-孟子(南塘集) |
| 3.5.5 辨-孟子附:讲-孟子(立齐文集) |
| 3.5.6 经说-孟子(邵南文集) |
| 3.5.7 孟子讲说(白水文集) |
| 3.5.8 渼上经义-孟子(渼上经义) |
| 3.5.9 恩课録-孟子讲义(寿齐遗稿) |
| 3.5.10 说-孟子不动心章说(鹿门集) |
| 3.5.11 杂着-孟子剳疑(庸齐集) |
| 3.5.12 孟子疑问(覆瓿稿) |
| 3.5.13 经书疑义-孟子(顺庵集) |
| 3.6 第六册 目录 |
| 3.6.1 劄録-孟子(本庵集) |
| 3.6.2 四书篆注增补-孟子(四书篆注增补) |
| 3.7 第七册 目录 |
| 3.7.1 四书通理-孟子(九龙齐集) |
| 3.7.2 读书剳义-孟子(存齐集) |
| 3.7.3 杂着-孟子问疑(湛轩集) |
| 3.7.4 经义-孟子(萝山集) |
| 3.7.5 杂着-孟子剳略(近齐集) |
| 3.7.6 经义-孟子(濯溪集) |
| 3.7.7 经书劄録(孟子(经书劄録) |
| 3.7.8 御制经义条对-孟子(谦齐集) |
| 3.7.9 经书疑义条对-孟子(水村集) |
| 3.7.10 经义条对-孟子(龟严集) |
| 3.7.11 杂识-孟子(自然窝遗稿) |
| 3.8 第八册 目录 |
| 3.8.1 孟子窃意(五书诸注窃意) |
| 3.9 第九册 目录 |
| 3.9.1 经史讲义-孟子(弘齐全书) |
| 3.9.2 孟子要义(舆犹堂全书) |
| 3.10 第十册 目录 |
| 3.10.1 讲义-孟子(明臯集) |
| 3.10.2 杂着-孟子讲义(疾庵文集) |
| 3.10.3 说-孟子说(谦窝集) |
| 3.10.4 讲说-孟子(山木轩集) |
| 3.10.5 薪湖随笔-孟子(硕齐别稿) |
| 3.10.6 读书随记-孟子(老洲集) |
| 3.10.7 杂着-时习録:孟子(海隐遗稿) |
| 3.10.8 东儒四书解集评-孟子(东儒四书解集评 |
| 3.10.9 邵书春记(弘齐全书) |
| 3.10.10 论性纂要-孟子附: 四书问-孟子(性庵集) |
| 3.10.11 四书辨疑-孟子附: 杂着-第四孟子图(凤村集) |
| 3.11 第十一册 目录 |
| 3.11.1 读孟庭训(读孟庭训) |
| 3.12 第十二册 目录 |
| 3.12.1 杂着-孟子(华西文集) |
| 3.12.2 经筵讲义-孟子(性齐集) |
| 3.12.3 散録-孟子演义附: 图-孟子不动心图(养蒙齐文集) |
| 3.12.4 答问类编-孟子(答问类编) |
| 3.12.5 杂着-孟子(槐园集) |
| 3.12.6 经旨蒙解-孟子(松坞遗稿) |
| 3.12.7 杂着-孟子笔程(峿堂集) |
| 3.12.8 孟子劄义(求志録) |
| 3.12.9 经义-孟子附: 问目-孟子(云庵集) |
| 3.12.10 杂着-四书考略:孟子(克齐集) |
| 3.12.11 讲说杂稿-孟子(省齐集) |
| 3.12.12 论孟经义问对-孟子附: 经义问对-孟子(石南私稿) |
| 3.12.13 经义问答-孟子(丹邱遗稿) |
| 3.12.14 孟子讲义(云圃集) |
| 3.12.15 杂着-孟子(艮齐私稿) |
| 3.12.16 经义问对-孟子附:经义-孟子(桂阳遗稿) |
| 3.12.17 孟子集注·孟子或问附: 性学辑考-孟子、孟子补传、孟子随笔(壶山集) |
| 3.12.18 读书漫録-孟子(秀山文集) |
| 3.13 第十三册 目录 |
| 3.13.1 孟子集注详说(孟子集注详说) |
| 3.14 第十四册 目录 |
| 3.14.1 茶田经义答问-孟子(茶田经义答问) |
| 3.14.2 杂着-孟子(明美堂集) |
| 3.14.3 四书问答-孟子(竹逸集) |
| 3.14.4 杂着-孟子劄疑(醒齐遗稿) |
| 3.14.5 经说-孟子章句(丛琐録) |
| 3.14.6 讲义-孟子(存稿) |
| 3.14.7 杂着-孟子(性轩文集) |
| 3.14.8 经义问答-孟子(云溪集) |
| 3.14.9 杂着-孟子问答(钦齐集) |
| 3.14.10 杂着-孟子劄疑(遁溪文集) |
| 3.14.11 杂着-孟子类集(中山全集) |
| 4.资料特征 |
| 5.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一、关于研究对象的说明 |
| 二、几个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范围的说明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文的框架及资料 |
| 一、本文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资料与方法 |
| 第一章 读书与着述:孙中山着作的形成 |
| 第一节 孙中山的阅读世界 |
| 一、学生时代的读书生活 |
| 二、在英国伦敦的读书生活 |
| 三、在日本旅居的读书生活 |
| 四、晚年的读书生活 |
| 五、孙中山的读书习惯与特点 |
| 六、孙中山的藏书 |
| 第二节 《建国方略》的成书 |
| 一、《孙文学说》成书考 |
| 二、《实业计划》成书考 |
| 三、《民权初步》的成书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的成书 |
| 一、三民主义的名称由来 |
| 二、《三民主义》的成书 |
| 第四节 孙中山的其他着作 |
| 一、《总理遗嘱》与《建国大纲》 |
| 二、其他着作的成书 |
| 第二章 邪说与圣经:孙中山着作走向神圣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孙中山地位与形象的演变 |
| 一、"逆首"、"孙汶"与"孙大炮" |
| 二、"中山"与"国父" |
| 第二节 孙中山着作走向神圣 |
| 一、恭诵总理遗嘱 |
| 二、胡适与孙中山着作 |
| 第三节 孙中山思想由个人到群体到时代 |
| 一、孙中山思想由个人到群体的确立 |
| 二、孙中山思想由群体到时代的确立 |
| 第三章 编辑与发行:中国国民党官方对孙中山着作的出版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出版 |
| 一、孙中山着作的编译 |
| 二、孙中山着作的印刷与出版 |
| 三、孙中山着作的发行 |
| 第二节 征印总理遗教 |
| 一、征印总理遗教的缘起 |
| 二、征印工作的开展 |
| 三、征印工作的余波 |
| 第四章 形式与摊派:《三民主义》百万册运动 |
| 第一节 征印运动的缘起 |
| 一、抗战时期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
| 二、征印运动的发起 |
| 第二节 征印的过程与结果 |
| 一、征印运动的组织与宣传动员 |
| 二、版本的选择 |
| 三、各地的征印情况 |
| 四、收复区的征印情况 |
| 五、印刷与发行 |
| 六、征印结果 |
| 第三节 征印成果探析 |
| 一、三青团组织的松懈 |
| 二、征印与摊派 |
| 第五章 特色与差异:不同场域中的孙中山着作出版 |
| 第一节 官方视域下的孙中山着作 |
| 一、《三民主义》版本摭议 |
| 二、《总理全集》的编纂 |
| 第二节 文化市场中的孙中山着作 |
| 一、孙中山着作的秘密出版 |
| 二、孙中山与消费市场 |
| 三、民间机构对孙中山着作全集本的出版 |
| 四、主义商品化 |
| 第六章 学术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孙中山着作研究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党义研究会 |
| 一、党义研究会的成立 |
| 二、党义研究会的成果 |
| 第二节 学术团体的建立与研究工作的开展 |
| 一、国民党对研究孙中山着作的重视 |
| 二、学术团体的建立 |
| 第三节 孙中山着作的研究成果 |
| 一、主义学术化 |
| 二、主义学术化成果探析 |
| 第七章 型塑与建构:孙中山着作与三民主义教育 |
| 第一节 从党化教育到三民主义教育 |
| 一、党化教育的缘起 |
| 二、党化教育在广东 |
| 三、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确立 |
| 第二节 课程的设置与教科书的编纂及审查 |
| 一、课程设置 |
| 二、教科书的编纂 |
| 三、教科书的审查 |
| 第三节 课堂教学的开展与效果 |
| 一、课堂教学的实施 |
| 二、课堂教学的效果探析 |
| 第八章 推广与宣传:孙中山着作的传播 |
| 第一节 孙中山着作的传播者 |
| 一、孙中山本人对其学说的宣传 |
| 二、国民党政要对孙中山学说的宣传 |
| 三、基层国民党党员对孙中山学说的宣传 |
| 四、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宣传 |
| 五、国际友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 |
| 第二节 孙中山着作的推广与宣传 |
| 一、建立宣传机构,培养宣传人才 |
| 二、宣传书刊的编印 |
| 三、传单的散发 |
| 四、宣传品的审查 |
| 五、演讲宣传 |
| 六、社会教育宣传 |
| 七、叛变人员现身说法 |
| 八、艺术宣传 |
| 九、读书运动 |
| 第三节 宣传工作的缺陷与弊端 |
| 一、经费的短缺 |
| 二、宣传工作执行的缺陷 |
| 三、宣传技能的低劣 |
| 四、渠道的阻塞与宣传的变异 |
| 第九章 阅读与信仰:孙中山着作的符号化 |
| 第一节 孙中山着作的阅读群体 |
| 一、青年、学者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 |
| 二、国民党政要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 |
| 三、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及党员的阅读 |
| 四、孙中山着作的阅读态度 |
| 第二节 孙中山学说的信仰状况 |
| 一、社会各界对孙中山学说的了解程度 |
| 二、社会各界对孙中山学说的信仰 |
| 第三节 孙中山着作的符号化 |
| 一、孙中山着作的工具化 |
| 二、孙中山着作的标语化与口号化 |
| 结语 |
| 附录 |
| 孙中山着作出版大事记 |
| 总理遗教、总裁言论认印薄及缴费收据印制使用办法 |
| 中央宣传部奖励翻印总理遗教办法 |
| 中国国民党历任宣传部部长一览表 |
| 南京国民政府历任教育部部长一览表 |
| 各级党部中山室筹设办法 |
| 改善专科以上学校三民主义课程办法 |
| 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推行"三民主义一万册运动"实施办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本刊一九七七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2]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D]. 余英.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3]《唐大诏令集》研究[D]. 李豪. 南京大学, 2015(01)
- [4]20世纪40年代的华南文学 ——以《文艺生活》（1941.9~1950.7）为个案的研究[D]. 王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5]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6]贾平凹文学年谱(上)[J]. 郜元宝. 东吴学术, 2016(03)
- [7]“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8]《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9]韩国《论》《孟》研究典籍解题[D]. 沈贞玉. 曲阜师范大学, 2016(01)
- [10]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D]. 何建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