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所谓研究历史的客观态度、科学方法的说法的批判（论文文献综述）
刘丹霓[1]（2014）在《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以19世纪音乐史研究为例》文中提出德国音乐学家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1928-1989）是公认的20世纪下半叶西方音乐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现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音乐史学学术范型转变过程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论文旨在对其音乐史学研究进行综合性考察,立足史学元理论思考与研究写作实践两个层面,以达尔豪斯的最主要研究领域之一——19世纪音乐史为焦点,力求在理论与实践的比照与互动中,展开对其音乐史学方法论的探索,以实现对其史学研究较为全面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历史地位进行相对公允的评价,获得对于当下音乐史学研究的启示。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的核心要旨是审美与历史的关系,其音乐历史哲学以此为根本问题,其音乐史学研究写作实践以此为中心目标,其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则是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认为,达尔豪斯并未真正提出一套立场鲜明、体系完整的音乐史学理论,而是在普通历史哲学的基本框架下,对音乐史学各个维度（涉及历史事实、历史主体、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叙事、价值判断等）的基本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既有理论进行反思和论证,意在凸显音乐历史自身的特殊性,这在学理反思相当贫乏的音乐史学界不啻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然而,对于达尔豪斯这样一位笔耕不辍的著述者而言,具体音乐史课题的研究和历史写作或许比理论反思有着更为关键和切实的意义,其理论思考更多不是支配实践的决定性原则,而是为实践探索可行之路,提供有效的指引和建议。其视野宽广、视角多元、态度开放、卷帙浩繁的研究著述最大程度地展现出其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和敏锐深邃的音乐洞见。达尔豪斯独特的史学方法论是其整体音乐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本文总结了其方法论中最为突出、最具个性的三个方面：“结构性思维”、多元方法的折衷主义、作品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其中又以“结构性思维”占据主导,它普遍贯穿于达尔豪斯史学探索的各个层面,直接影响到其学术风格的成型。根据达尔豪斯的史学成就,基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并放眼当下的音乐学术生态,本文认为,达尔豪斯以其深刻的音乐史学原理反思、独特的音乐史学方法论、对诸多音乐历史问题的敏锐洞见以及规模庞大的著述成果,从传统音乐史学内部发动了意义深远的革新,成为引领音乐史学学术转向的主要先驱之一,在近四十年中先后对德语学界、英美学界和中国学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学术思想总体而言具有相当程度的包容性、开放性、批判性和务实性,同时也不乏矛盾性,在个别问题上由于特定的文化情境和意识形态制约而略显保守。其结构性思维、多元方法论以及个性化的历史诠释和写作方式对于当下中国的西方音乐史乃至中国音乐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本文主体内容由七章构成,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理论篇”包括第一章,主要围绕达尔豪斯对音乐历史哲学的反思,结合普通史学和艺术史学中的相关理论和倾向,分别审视其对各个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同时呈现了新旧史学思潮在其中的碰撞,力图表明达尔豪斯史学思想的折衷姿态、批判意识和务实态度。中篇“实践篇”包括第二章至第五章,从思想观念、艺术问题、社会建制三个方面来审视达尔豪斯对19世纪音乐史的研究。第二章涉及达尔豪斯对19世纪音乐史的总体看法。第三章论述了他对影响19世纪音乐的三种主要思想观念的深入研究,即绝对音乐观念、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第四章审视了其关于19世纪音乐中各种艺术问题的考察,主要触及这一时期音乐语言的普遍问题以及交响曲和歌剧两个领域中的创作问题。第五章聚焦于达尔豪斯对19世纪音乐的社会性研究,包括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以及相关的主要音乐建制。经过以上两篇对“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考察,下篇“审思篇”致力于探索达尔豪斯的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并对其学术成就做一评价。此篇包含两章。第六章集中提炼和讨论了达尔豪斯史学方法论最具特点和借鉴意义的三个方面。第七章在对达尔豪斯既有接受状况加以概括和分析的基础上,从历史定位与当代启示两个视角对其史学成就予以评价。结论部分梳理和总结了本论文所解决的五个主要问题以及所得出的最终答案,并对作为“学者研究”的本论文的原创性做一说明。
刘素娟[2]（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提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霍贺[3]（2014）在《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胡秋原是一位具有相当影响和极具研究价值的人物。他少年时期受新文化运动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观的影响,奠定了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底色。进而钟情于五四后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激进革命学说,视其为救国救民之道,并一度投身于革命风潮之中。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自由理念的痴迷,又让他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现实面前,陷入迷惘与困顿。为此,作为文化人的他,从文艺和史学理论方面的路径入手,对自己思想上的迷惘作一厘清。他首先参与“文艺自由论辩”,成为“人道主义文艺观”的主要提倡者;继而以《读书杂志》为阵地,组织开展了在民国思想史、学术史上颇具影响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抗战爆发后又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在此期间,他从比较中西文化的视角探索抗战建国之道,提出了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走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主张。因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抱有深刻的疑虑和不信任,1949年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此后多年致力于文化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但仍不忘情政治,并以其特有的家国情怀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不懈的思索,也是台湾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大陆改革开放后,他也是最早来大陆探访的文化名人之一。可以说,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上,胡秋原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理应据有其一席之地。然而,尽管他在思想文化界颇为活跃,也有一定影响,但却是个不得志的“失败者”。他毕生对“超越之路”理想的求索,希望调和两个极端、谋求“中间道路”的愿景,一直处在不断碰壁之中。不过,也正因为这样,胡秋原的命运和遭遇,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那个时代很多像他那样抱此理想的一代知识人命运的写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像胡秋原这样立场暖昧不明的“中间人士”,一个政治上的失意人和失败者,以往学界关注和研究都相当薄弱,对他们历史所起的作用和价值也缺少公正客观的评说,笔者主要为弥补此缺陷而作。对胡秋原及其思想的研究既是本文的重点,也是考察的基本视角。本文对胡秋原思想的研究,以系统梳理其思想形成和发展演进的脉络为基线展开,重点考察他从“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演变过程,展现其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和探索。他的历史哲学或探索中国出路的哲学视角:大体以1932年出版的《唯物史观艺术论》、1935年自立思想后撰写的《历史哲学概论》、1953年完成的《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为标志;经历了“先超越期”、“超越前期”、“超越后期”三个阶段;分别呈现出“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史观”和“理论历史学和超越前进论”三种观念形态,其思想演进轨迹由折衷调和,逐渐转向“自立体系”。在“先超越期”,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胡秋原,崇尚自由民主,不满现状,与当时大多数具有挽救民族危亡情怀的热血青年一样,对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创的社会主义充满憧憬,被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引,成为社会主义的追随者,进而投身革命运动的洪流,以期实现救国理想。然而,大革命的种种挫折,让胡秋原对其一度追随的“主义”产生怀疑,他开始独立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他认为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试图对当时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思潮——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折衷调和,提出了“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相结合,以求重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他以“自由人”相标榜,指出“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引发了“文艺自由论辩”。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他企图修正唯物史观,提出了从秦至清的中国是“专制主义”社会的观点。在“超越前期”,胡秋原的研究兴趣由文艺史转向社会史。1934—1937年间,通过对欧美和苏俄的四年考察,他认为无论是西方对外侵略的帝国主义,还是苏俄的武力革命和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模式,都不是中国立国的前途。基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并自立文化史观,以构建其历史哲学。他从文化层面探索新中国建设的理论依据,痛感百年来的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在立国问题上的各执一端,提出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既不是“旧文明的复活”,也不是“全盘西化或苏维埃的文明”,而是“由中国创造,为中国进步,表现中国特点的现代文明”。中国应当建立的是独立自由、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的现代宪政国家。抗战胜利后,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堕入现实主义的倾向,胡秋原认为急需一种精神革命加以纠正,这也促使他在思想上再次转向。在综合前两期思想的基础上,他对新自由主义文化史观进行修正,构建“超越后期”的历史哲学,他称之为“普遍的历史哲学或理论历史学”。至此,胡秋原的思想基本成熟和定型。此后他又将该理论应用于考察中外历史,分析历史因革损益和兴衰成败,探求国家与社会出路,进而得出所谓文化上的“超越前进论”,即中国需要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而前进,这是他学术思想的归宿。胡秋原的历史哲学与文化思想,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但他立足民族文化,会通中西,发扬自尊精神,探索建设民主宪政国家的努力,则是后人应当重视的。
陆阳[4]（2019）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五四时期总司令、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与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成就了陈独秀。整个五四时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的哲学思想深刻触发了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觉悟,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是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是他思考和实践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展开分析,剖析其主要内容、社会影响、价值意义以及历史局限,进而通过陈独秀这一五四核心人物的哲学思想,探寻五四时代具有鲜明时代特点,而又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五四精神。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概念界定、研究现状、创新点、重难点以及存在不足。第二章纵论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内忧外患形势严峻,陈独秀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他的一生经历了几重身份的转变,从秀才到乱党,从报人到五四运动总司令,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到托派领袖,最后回归成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尽管身份角色不断转换,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如何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危局,是他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他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站在中国革命的风口浪尖,提出了一系列变革中国的主张,影响培养了一代青年,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第三章探讨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阶段陈独秀哲学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范畴,是西方近代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潮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场境中交汇交融的产物,具有鲜明的进化论色彩,总体上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陈独秀围绕唯物论、发展观、历史观、文化观、人生观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他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法则,要在中国实现救亡存续,必须适应社会进化发展的需要,提倡新文化、新文学、新伦理、新道德,抨击守旧复古复辟思潮。陈独秀指出,欲让中国不被世界历史淘汰,必须实现“伦理觉悟”,进行思想文化革命。他将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看成是决然对立的事物,反对调和论,认为要在中国拥立“民主”与“科学”,必须提倡个人独立自主、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批判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陈独秀认为,自周汉以来中国文化崇尚虚文,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在批判佛教文化时,他阐述了对世界物质性的认识,认为原子种性不灭则世界无尽。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靠新青年创造,必须树立新的人生观,实现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他倡导“治本的爱国主义”,强调不能因为爱国而模糊了对袁世凯统治下北洋军阀政府反动性的认识,真正的爱国是“为国家惜名誉、弭乱源、增实力”。第四章探讨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一阶段陈独秀完成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国际局势的变动、陈独秀的个人经历、社会思潮的影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标志着他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陈独秀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大力宣扬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学说,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在上海领导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中共成立后,他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前后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陈独秀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讨论、无政府主义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观点,就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在论争中传播宣扬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有独到的理解,强调“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认识到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第五章探讨了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哲学、科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革新性,是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反映。受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虽然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内容比较简单粗浅,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有着强烈的革命性和现实性,其中所包含着的“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则是超越时代的。五四已逝,精神永存。
马艳秋[5]（2020）在《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是对印度底层研究的代表理论家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后殖民理论进行的系统研究。作为底层研究这一领域中享有盛誉的学者,帕沙·查特吉始终致力于在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研究印度当代的政治及文化体制,他的观点架构隐含批判的对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经济侵入,抵制这一侵入并建构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他理论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最终目标。查特吉十分注重对后殖民国家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去殖民化”,将现代政治的研究深入地扎根于第三世界后殖民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庶民研究的批评策略对当代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批评和解构,其理论具有明显的文化政治批判性。诚如菲利普·霍尔登所说:“查特吉为我们阐明了,理论如何能够动摇并且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框架。如果我们乐意去挑战一些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假设,那么这种理论恰恰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日益复杂化和各民族国家对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强化是民族主义研究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在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研究中,民族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正是在深入研究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查特吉将其后殖民理论的批判锋芒指向了西方的文化本质论,通过分析殖民地精英民族主义话语与启蒙理性的复杂纠葛,他意识到了本土精英对殖民意识的承袭和内化。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查特吉认为,只有将底层对两种精英主义——殖民主义精英主义和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的反抗纳入到去殖民化的历史向度中,才有可能实现印度的去殖民化和后殖民时代的自由发展。论文的写作主要沿着两条主线进行:一条是精英民族主义话语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抵制,另一条是底层实践对殖民话语和精英话语的双重拆解。在历史层面上,查特吉深刻揭示了印度民族历史中充斥着的各种精英话语及其对底层群体革命力量的歪曲和压制,继而对精英民族主义历史中有问题的底层声音进行了重新书写。在现实层面上,查特吉充分肯定了底层的反抗力量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对保有民族特性的印度发展;对冲破新式殖民主义的封锁所做出的努力和建树。
浦晗[6]（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提出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著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裴世东[7]（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黄广友[8]（2010）在《刘大年史学研究》文中认为1949年新旧政权完成更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此之前经历一段“在野”期后,终于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并获得空前发展。一批在三、四十年代业已星光闪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此时更是光芒四射,这一群体大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人们只将赞佩的目光注意他们或为他们的高言阔论所吸引之时,在他们身边却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群体则是以刘大年、胡绳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代史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命运与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紧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新中国五十年作为一个学术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分明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文革”后他们相继去世,以刘大年、胡绳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过“掌门”,坚守唯物史观史学阵地,薪火相传。比较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历程,第一代史家体验的是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的艰辛和喜悦,第二代史家除分享了唯物史观史学统领史坛的快乐外,还经历了唯物史观史学学术势力逐渐下沉的无奈。因此,后者的学术生态和学者的心境更加复杂,他们学术取向的变与不变,更具有迷人的魅力,更值得后人去探讨,因为它不仅仅属于已经逝去的时代,而且昭示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因此,研究以刘大年为代表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对身处21世纪的史学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刘大年史学作为一个学术史对象研究,有助于求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的学术生态。英国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因此,对于刘大年这样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缅怀表彰式追忆上是不够的,而应该把刘大年史学作为学术史对象置入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框架中进行综合研究。任何史学家的史学成长都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我们首先从时代、史学与史家三者互动中分析与刘大年史学密切相关的生平、著述与学术交往。刘大年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战士,早年革命战士的生活经历直接决定了他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品格的定位。刘大年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中国历史学界领导地位,亦学亦官,这使他在多次运动中往往处在一线。刘大年一生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并认为史学应为政治服务,因此,其著述往往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与政治意识形态挂得比较紧。刘大年又是一个有广泛学术交往的史学家。分析他与毛泽东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他终生都在诠释毛泽东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是毛泽东近代史理论的忠实捍卫者；刘大年与史学“五老”学术交往都比较密切,而与郭沫若、范文澜学术交往和工作生活交往尤多,郭老和范老对刘大年的学术影响更深；刘大年与胡绳也有广泛的学术交往,他们二者的学术交往属于同辈学人的互相促进。刘大年与国外学者交往也比较多,尤其是与日本井上清的交往甚深、交情甚笃,这是缘于他们共同的学术偏好；与齐赫文斯基交往特别曲折,由互相为敌到成为朋友,他们学术上的论战反映的是中苏那段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论战对历史学术、对历史学家造成的影响。史学家的史学建树或史学成就是当代人或后代人研究其史学的主要载体,也是衡量其史学地位的主要凭依。刘大年史学成就巨大,撮其要归纳之：第一,刘大年在研究美国侵华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紧随刘著《美国侵华简史》之后,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中国历史的课题迅速展开,论著和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刘大年作为一名战士学者的为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学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此书奠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刘大年一生专注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编撰中国近代通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主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扩编为的《中国近代史稿》全三册,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此著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贯穿全书,对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自己见解渗透其中。在近代史解释体系上完善了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全面反映了刘大年在近代通史编撰方面的重要成就。第三,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果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更专注研究的方面,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专题。他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孙中山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四,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刘大年晚年开拓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做出了突出业绩。由于刘大年的奋力开拓,及胡乔木、胡绳的共同努力,抗日战争史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取丰硕研究成果。第五,近代经学方面的研究。刘大年前后历经十年著《评近代经学》长文。这是刘大年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时间里,面对“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活,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学做出的再认识,它凝聚了一个战士型学者对传统经学的理解。此文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革命,极富创见。任何有成就的史学家在自己的著述中都体现着一定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有学者说,从1949年开始,几十年间,毛泽东的历史观点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学习、宣传、阐释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指导着、规范着、覆盖着中国史学界。可以肯定的是,刘大年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观点是刘大年史学理论最突出表现。刘大年始终坚信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或者说,将这一观念具体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认为要把社会关系及其运动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私有制社会,就是把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毛泽东历史观的指导下,刘大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旧史书上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被颠倒了,事实上,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是刘大年始终坚信不疑的观念并贯穿于其史学著述之中。与史家的史学理论一样,有成就的史家也往往都有自己研究历史的套路和认识历史的方法论。一般地说,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是表里如一的。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下,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中体现着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路径或者说是史学方法论特色,这就是从革命时期开始构筑的革命史范式。这一范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酝酿,中经40、50年代到60年代最后完善。刘大年对完善这一解释体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文革”结束前,革命史范式一直统领史坛,它把“革命”看作历史的最高价值,其突出的外在表现是把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文革”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现代化范式迅速崛起,传统的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和挑战。如何回应挑战成为刘大年在新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两种范式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论辩,刘大年反对以资本主义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强调研究近代史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被刘大年引为同道的胡绳除仍坚持阶级斗争主线论外,同时也赞成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在“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问题上,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应该先行,然后才能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胡绳在这一点上赞同刘大年的观点；两种范式另一个分歧点是如何认识近代革命与改良问题,刘大年认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脊梁和主旋律,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当承认,两种范式都是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模式,但由于方法论的局限,都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历史的某些侧面,只有多种范式互补方可有益于史学的发展。综观之,刘大年史学是那种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意识形态倾向比较突出的那一种史学。其史学革命意识形态是他学术与政治高度绾合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交织在一起必定损害学术。从刘大年一生学术实践来看,其实未必,如果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建设有不可低估的正面价值,当然,如果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控制史学,产生的负面作用会非常之大。刘大年学术一生取得了巨大史学成就,从学术史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历了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如同我们国家在这五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家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在这五十年里,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主题完成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因应社会主题的转换做出了相应调整并有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各个史学家认识不一,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其史学又表现了个体差异,有时认识甚至并不正确。因此,唯怀有不卑不亢之心,既不虚高,又不妄贬,客观探讨主要史家们的史学,才能准确了解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生态,进而从整体上正确衡估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这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孝迁,胡昌智[9]（2021）在《兰克在新中国史学界的境遇》文中认为马克思受德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曾对兰克作了否定性的评价,后经苏联学者的进一步发挥,兰克被定格为反动派。马克思的兰克评语早在1945年即已通过苏联学者的论文译介到中国,但最初似无影响,至1960年代初借助各种译著的传布,始被中国史家所熟知,深刻影响了他们对兰克的认知。1958年开始中国史学界推行"兴无灭资"的史学革命,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为了更好批判中外资产阶级史学,1960年代初大陆史学界密集译介兰克的资料,有些史家积极批判兰克,但所凭借的文献多为二手著作,很少有人直接阅读兰克作品。进入"文革"时代,兰克话题已然进入禁区。
王秋[10]（2010）在《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空间 ——20世纪朱子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通过20世纪的朱子学研究透视现代朱子学发展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冯友兰和罗光为例,旨在分析二人在朱子学资源的现代承接和扭转中,如何创造新理学和生命哲学,由此展示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体系建构的内在关联。第二部分,以牟宗三和刘述先为例,旨在分析二人立足于心学立场将朱熹判定为别子为宗,从而为其发扬心学的现代价值奠定基础,由此展示朱子学解读中现代性诠释的特点。第三部分,以钱穆、陈荣捷、余英时为例,旨在分析史学进路,以朱述朱方式对朱子学的还原和维护,由此侧重展示朱子学现代研究中的知识学积累的重要。第四部分,以赵纪彬、侯外庐、任继愈、张立文、陈来为例,旨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哲学进路的朱子学批判性研究的价值和贡献,由此展示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进路的朱子学研究的继承性、发展性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第五部分,对20世纪朱子学研究方法、研究旨趣的多元性进行总结,对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形成、发展的关系进行揭示,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二、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所谓研究历史的客观态度、科学方法的说法的批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所谓研究历史的客观态度、科学方法的说法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1）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以19世纪音乐史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状况 |
| (二) 国内研究状况 |
| (三) 研究现状的不足 |
| 三、本论文的写作内容 |
| 引论 背景透视 |
| 一、达尔豪斯的生平及其时代 |
| 二、达尔豪斯的学术背景和思想渊源 |
| (一) 结构主义史学与法国年鉴学派 |
| (二) 法兰克福学派 |
| (三) 诠释学 |
| (四) 接受理论 |
| (五)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 |
| 三、达尔豪斯音乐学术研究总体概况和特点 |
| 结语 |
| 上篇?理论篇达尔豪斯的音乐史学元理论反思 |
| 第一章 达尔豪斯的音乐历史哲学思考 |
| 第一节 音乐史的根本问题——审美与历史的关系 |
| 一、音乐史的困境：审美与历史的矛盾 |
| 二、音乐史的理想：审美与历史的调解 |
| 第二节 对象与事实 |
| 一、历史的事实、音乐的事实与音乐历史的事实 |
| 二、音乐史的中心范畴：作品 |
| 第三节 判断、理解与诠释 |
| 一、历史研究中的主观与客观 |
| 二、历史认识与价值判断 |
| 三、历史理解与历史诠释 |
| 第四节 连续性与聚合性 |
| 一、连续性与历史主体 |
| 二、组织方式与解释模式 |
| (一) 叙事链条与结构网络 |
| (二) 内部解释与外部解释 |
| 第五节 往昔与现在 |
| 第六节 新旧史学的碰撞：反思的反思 |
| 一、为作品与审美自律性正名 |
| 二、对作品经典和伟大人物的拯救 |
| 三、结构与叙事的调和 |
| 结语 |
| 中篇?实践篇 达尔豪斯的音乐史研究实践——19世纪音乐史 |
| 第二章 音乐史中的19世纪 |
| 第一节 音乐中19世纪的端点与分期 |
| 第二节 音乐在19世纪中的生存状况 |
| 第三节 对音乐浪漫主义的认识 |
| 第三章 音乐史的精神——思想观念 |
| 第一节 绝对音乐观念 |
| 一、绝对音乐观念的形成与审美范型的转变 |
| 二、绝对音乐观念与音乐的理解和接受 |
| 三、绝对音乐观念与标题音乐实践 |
| 第二节 现实主义 |
| 一、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与音乐 |
| 二、19世纪歌剧中的现实主义 |
| 三、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与民间风格 |
| 第三节 民族主义 |
| 一、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 |
| 二、音乐民族主义与民族音乐风格 |
| 三、历史功能视角下的音乐民族主义 |
| 四、音乐中民族主义的审美表现 |
| 结语 |
| 第四章 音乐史的命脉——艺术问题 |
| 第一节 19世纪音乐语言和思维的普遍问题 |
| 一、主题与乐思 |
| 二、句法与结构 |
| 三、调性与和声 |
| 第二节 交响曲的问题 |
| 一、贝多芬之后交响曲的发展格局——“环极”状态 |
| 二、19世纪上半叶的交响曲创作 |
| 三、交响曲理想在交响诗中的延续与转型 |
| 四、19世纪下半叶交响曲的“第二时代” |
| 第三节 歌剧的问题 |
| 一、音乐与戏剧的关系问题 |
| 二、文本与实现的关系问题 |
| 三、后瓦格纳时代歌剧的问题 |
| 结语 |
| 第五章 音乐史的生态——社会建制 |
| 第一节 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 |
| 一、“资产阶级”相关概念界说 |
| 二、19世纪音乐文化中的资产阶级 |
| 三、资产阶级文化中的“Bildung”理念 |
| 第二节 资产阶级的音乐建制及其社会功能 |
| 一、比德迈时期的音乐建制 |
| 二、合唱团活动 |
| 三、音乐批评 |
| 结语 |
| 下篇?审思篇 达尔豪斯音乐史研究的方法与启示 |
| 第六章 达尔豪斯的音乐史学方法论和历史编纂学 |
| 第一节 结构性思维 |
| 一、作为研究工具的“理念型” |
| (一) 马克斯·韦伯的“理念型”理论 |
| (二) 达尔豪斯对“理念型”的运用 |
| 二、取代时代精神的问题导向 |
| 三、出自多维视角的散点透视 |
| 四、作为历史编纂方式的结构史 |
| (一) 音乐结构史的“结构” |
| (二) 音乐结构史的组织与叙述 |
| (三) 音乐结构史的方法论意义 |
| 第二节 多元方法的折衷主义 |
| 一、生平与作品——对传记研究方法的反思与运用 |
| 二、效果与影响——对接受史方法的反思与运用 |
| (一) 达尔豪斯对接受史的理论反思 |
| (二) 达尔豪斯对接受史方法的运用 |
| 三、风格与语境——对风格史和社会史的反思与运用 |
| (一) 风格史的问题 |
| (二) 社会史的考察 |
| 第三节 历史中的作品与作品中的历史 |
| 一、音乐作品与诸种“语境”的联系 |
| 二、音乐作品的“问题情境” |
| 三、历史叙述中的作品 |
| 结语 |
| 第七章 对达尔豪斯音乐史学思想的接受与评价 |
| 第一节 达尔豪斯音乐史学思想的接受状况 |
| 第二节 对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理论与实践的评价 |
| 一、历史定位 |
| (一) 达尔豪斯的革新性 |
| (二) 达尔豪斯的局限性 |
| 二、当代启示 |
| 结语 |
| 结论 |
| 一、论文的主要问题与最终结论 |
| 二、论文的原创性总结 |
| 三、论文的遗留问题与后续展望 |
| 附录一 达尔豪斯著述一览表 |
| 附录二 西方音乐史学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
| 引用文献目录 |
| 致谢 |
（2）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与分析 |
| 一、大陆地区 |
| 二、港台地区 |
| 第三节 当前的不足与本文的创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青年时代的问学与求索 |
| 第一节 少年志向 |
| 一、家世与家学 |
| 二、明道救世 |
| 三、科学报国 |
| 第二节 追溯与调适:青年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 |
| 一、初识马克思主义 |
| 二、普列汉诺夫的信徒 |
| 第三节 “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和阐述 |
| 一、“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背景 |
| 二、“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自由人”的文艺思想 |
| 第一节 “人性论”与“阶级论”之间:胡秋原与“普罗文学运动” |
| 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艺自由论辩”的背景 |
| 二、“文艺自由论”的先声:“革命文学运动”中人道主义的诉求 |
| 第二节 错位的文学对抗:“自由人”与“文艺自由论辩” |
| 一、艺术正确与历史困境:“自由人”的文艺观 |
| 二、话语夹缝中的思与辩:“自由人”与“左联”的“战争与和平” |
| 小结 |
| 第三章 超越左右的尝试及其理论探讨——以“读书杂志派”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读书杂志》的创办、宗旨与社会影响 |
| 一、《读书杂志》的筹办和发行 |
| 二、“读书杂志派”及其思想倾向分析 |
| 三、道不同不相为谋——“读书杂志派”与“左联”的分歧 |
| 第二节 超越左右的理论探讨——“读书杂志派”与“中国社会史论战” |
| 一、“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 |
| 二、“读书杂志派”的社会史观 |
| 第三节 书生问政——“读书杂志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
| 一、“读书杂志派”与“闽变” |
| 二、和而不同——“读书杂志派”与“第三党”在“闽变”中的思想分歧 |
| 三、对中国出路的初步思考 |
| 小结 |
| 第四章 比较中西文化——自创“文化史观” |
| 第一节 比较中西文化思考中国出路 |
| 一、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辨析西方文化的价值 |
| 二、对苏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批判 |
| 三、对中国近代文化危机的思考 |
| 第二节 对“新自由主义”的诠释和“文化史观”的构建 |
| 一、为何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 |
| 二、“文化史观”的构建 |
| 第三节 践行书生问政 |
| 一、全民抗日的主张 |
| 二、抗战建国的诉求 |
| 小结 |
| 第五章 “超越前进论”——思想的归宿 |
| 第一节 观望与选择 |
| 一、武汉观望与离开大陆的心态 |
| 二、婉拒中共邀请北上的原因 |
| 三、栖身香港对中国前途的再思考 |
|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文化史观的再诠释 |
| 一、思想核心:理论历史学 |
| 二、思想归宿:超越前进论 |
| 小结 |
| 结论: 独立人格与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再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 |
| 一、秀才·乱党·报人 |
|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
| 三、领导幼年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 |
| 四、“孤桑好勇独撑风” |
| 第三章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进化论的唯物论 |
| 一、进化论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 |
| 二、“崇现实”、“薄虚文”的唯物论 |
| 三、科学之信仰,人类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 |
| 第二节 进化论的发展观 |
| 一、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原则 |
| 二、进化与否以抵抗力强弱为标准 |
| 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
| 第三节 进化论的历史观 |
| 一、“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 |
| 二、解放时代: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
| 三、民主主义世界之潮流 |
| 四、革命是“开发文明之利器” |
| 五、群众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
| 第四节 进化论的文化观 |
| 一、“道与世更” |
| 二、“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 |
| 三、倡导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 |
| 四、批判传统但非全盘反传统 |
| 第五节 进化论的人生观 |
| 一、伦理觉悟:“吾人最后觉悟” |
| 二、新青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
| 三、“治本的爱国主义” |
| 小结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 第四章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
| 一、最初态度:“社会主义,中国似可缓于欧洲” |
| 二、转变的主客观因素 |
| 三、转变的主要标志 |
| 第二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宣传 |
| 一、唯物史观两大要旨 |
| 二、马克思之“实际研究的精神”与“实际活动的精神” |
| 三、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
| 第三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
| 一、为幼年中国共产党铸牢思想基础 |
| 二、剖析中国社会性质 |
| 三、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如车之两轮 |
| 第四节 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
| 一、前奏:“勿再迷信化石的东方文化” |
| 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发起与陈独秀的介入 |
| 三、坚持唯物史观,驳斥唯心谬误 |
| 小结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 第五章 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 |
| 一、爱国精神 |
| 二、民主精神 |
| 三、科学精神 |
| 四、创造精神 |
| 五、奋斗精神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本论文的研究思路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殖民地民族主义思想的突围 |
| 一、众声喧哗:以民族主义思想为例 |
| (一)知识界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发展 |
| (二)在政治发展史上重新解码民族主义 |
| (三)民族与民族主义:殖民与后殖民国家的在场 |
| 二、重述民族主义:从精英到底层 |
| (一)“消极革命”与精英阶层对自身统治特权的再确认 |
| (二)查特吉的底层叙事及其对多元民主诉求的再演绎 |
| (三)去殖民化与现代的印度历史 |
| 第二章 精英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 |
| 一、精英民族主义话语的构建 |
| (一)精英阶层的权力意识与文化自省 |
| (二)甘地主义及其对农民革命力量的收编 |
| (三)平稳的过渡与西方现代化的印度式发展 |
| 二、精英民族主义对底层历史的书写 |
| (一)农民:反抗者?亦或边缘的愚众? |
| (二)妇女问题的象征性解决 |
| (三)少数族裔的边缘与分裂 |
| 第三章 底层的政治社会及其对西方政治话语的拆解 |
| 一、政治社会:查特吉对后殖民政治现实的理论构想 |
| (一)以市民社会为“镜像”的政治设想 |
| (二)对东方社群文化现代意义的重构 |
| (三)后殖民国家底层的民主政治实践 |
| 二、庶民政治思想对西方民主制的反拨 |
| (一)从资本的时间到异质化的民族现实 |
| (二)后殖民国家现代政治的真实景观 |
| (三)庶民政治主体性的重构与政治解殖民化的开始 |
| 第四章 殖民与后殖民时期大众文化的多面向辨析 |
| 一、殖民地时期的大众文化发展与反殖民的政治斗争 |
| (一)足球与反殖民斗争的集体认同 |
| (二)戏剧艺术与反殖民政治意识的传播 |
| 二、后殖民时期的大众文化发展及其政治指向性 |
| (一)文化研究面对后殖民文化实践的“失语状” |
| (二)印度后殖民时期文艺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反抗 |
| 三、遇见查特吉后殖民理论的审美之维 |
| (一)大众文化对审美政治化的表征 |
| (二)艺术在“颠覆”之处重生 |
| (三)尊重和肯定大众的审美趣味 |
| 第五章 查特吉后殖民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多元超越 |
| 一、思考现代性发展的东方视角与实践 |
| (一)从泰戈尔访华看东方文明的现代性问题 |
| (二)社群与西方现代的民族国家 |
| (三)泰戈尔对西方技术理性的美学批判 |
| 二、民族主义: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点 |
| (一)后民族时代?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治对西方现代性的反叛 |
| (二)全球化时代殖民话语的消解、重述与帝国霸权主义的新实践 |
| (三)帕沙·查特吉:重塑他者的自由之界 |
| 结语 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与中国问题的相关性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著中的南戏书写 |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 一 宋杂剧说 |
| 二 诸宫调说 |
| 三 傀儡戏说 |
| 四 民间剧曲说 |
| 五 宗教仪式说 |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 后记 |
（7）《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刘大年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理由与价值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预期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时代、史学与刘大年 |
| 第一节 作为"战士与学者"的一生 |
| 第二节 著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
| 第三节 学术交往 |
| 第二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建树 |
| 第一节 创榛辟莽,开"美国侵华史研究"之先河——以《美国侵华简史》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二节 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编撰中国近代通史——以《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 |
| 第四节 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 |
| 第五节 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主题——以《评近代经学》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理论:阶级斗争观点 |
| 第一节 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把"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及其体系的运动"作为对象 |
| 第二节 反抗动力论: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普遍命题 |
| 第四章 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 |
| 第一节 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构筑 |
| 第二节 推动中国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 |
| 第三节 回应"现代化范式"的挑战——刘大年关于"革命史范式"在新时期历史命运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兰克在新中国史学界的境遇（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10）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空间 ——20世纪朱子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国现代思想为何不能回避朱子学 |
| 二、朱子学的现代存在境遇及其文化学术体制 |
| 三、研究方法及其进路 |
| 四、研究文本的选择与相关研究述论 |
| 第一部分 朱子新诠与哲学建构 |
| 第一章 冯友兰的朱子学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时期的朱子学 |
| 一、以西洋哲学为模版哲学内容和哲学史料的选择 |
| 二、对朱子哲学内容的阐释和哲学系统的勾勒 |
| 三、《中国哲学史》下册朱子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第二节 《新理学》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 |
| 一、《新理学》中对朱子学自然观的继承与发展 |
| 二、《新理学》的人学观和社会观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 |
| 三、《新理学》对朱子学继承和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卷时期的朱子学 |
| 一、宋明道学的哲学问题与朱熹哲学综论 |
| 二、《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论朱熹哲学的具体展开 |
| 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朱子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罗光的朱子学研究 |
| 第一节 罗光论朱熹的宇宙论 |
| 一、中西宇宙论差异及朱子宇宙论的特点 |
| 二、对朱熹天地起源观的析论 |
| 第二节 罗光论朱熹的本体论 |
| 一、对朱熹天地以前的理和气思想的考察 |
| 二、对朱熹"形上"、"形下"区分以及"本体"含义的考察 |
| 三、对朱熹的理和太极思想的析论 |
| 四、对朱熹动静之理思想的分析 |
| 五、对朱熹生生之理为仁思想的探究 |
| 六、对朱熹气的思想的分析 |
| 第三节 罗光对朱熹关于人的思想的述论 |
| 一、对朱熹人性论的分析 |
| 二、对朱熹心的学说的详细分析 |
| 三、对朱熹才与命思想的分析 |
| 第四节 罗光对朱熹精神生活思想的述论 |
| 一、对朱熹致知格物论的分析 |
| 二、对朱熹实行思想的分析 |
| 三、对朱熹五常之德的分析 |
| 四、对朱熹圣人观的分析 |
| 第五节 朱子学与生命哲学关系:罗光对朱子学的现代转化 |
| 一、作为中国生命哲学代表的朱子学 |
| 二、生命哲学对朱子学单体成因难题的解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部分 别子为宗与儒脉疏释 |
| 第三章 牟宗三的朱子学研究 |
| 第一节 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标准的疏解与反思 |
| 一、判定朱熹别子为宗的本体标准:存有与活动 |
| 二、判定朱熹别子为宗的功夫标准:逆觉与顺取 |
| 三、意义与限制 |
| 第二节 二程与三系的分别:牟氏朱子学的理论前提 |
| 一、二程的简别 |
| 二、作为新儒学的宋明理学 |
| 三、宋明理学的分系 |
| 第三节 中和学说与仁学:牟宗三朱子学的关键 |
| 一、中和旧说的分析:牟宗三判定朱熹思想转变的关节点 |
| 二、中和新说的分析: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的关键 |
| 三、中和新说后关于仁的分析与发展 |
| 第四节 从哲学比较看牟宗三别子为宗理论的证成 |
| 一、牟宗三对朱熹与孟子的对勘 |
| 二、牟宗三对朱熹对周敦颐的对勘 |
| 三、牟宗三对朱熹与张载的对勘 |
| 四、牟宗三对朱熹与程颢的对勘 |
| 第五节 牟宗三别子为宗理论判析 |
| 一、可超过而不可绕过:别子为宗理论的基本定位 |
| 二、思想史真实与现代性诠释的辨证:别子为宗理论的衡论 |
| 第四章 刘述先的朱子学研究 |
| 第一节 刘述先论朱熹哲学的发展 |
| 一、对朱熹早年教育与其哲学发展关系的考察 |
| 二、对朱熹"尽废所学"含义的考察 |
| 三、对朱熹从学李侗的经过的述论 |
| 四、对朱熹参悟中和问题的探究 |
| 五、对朱熹《仁说》成说的过程的考察 |
| 第二节 刘述先论朱子思想的成熟 |
| 一、对朱熹的心性情三分的架局的分析 |
| 二、对朱熹的理气二元不离不杂的形上学及其理论效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刘述先对朱子的地位以及其思想的现代意义的衡定 |
| 一、对朱熹思想史地位的衡定 |
| 二、对朱熹思想的现代意义的考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理学视域与史学进路 |
| 第五章 钱穆的朱子学研究 |
| 第一节 《朱子新学案》之新在何处 |
| 一、立足原著,破除门户 |
| 二、梳理脉络,侧重转进 |
| 三、合理分部,取舍有当 |
| 四、《朱子新学案》与《宋元学案》之比较 |
| 第二节 钱穆对朱子地位的衡定:集儒学之大成 |
| 一、朱子之集理学之大成 |
| 二、朱子之集宋学之大成 |
| 三、朱子之集汉唐儒之大成 |
| 第三节 理气一体的本体论:钱穆对朱熹理气观的述论 |
| 一、一体两分:钱穆对朱熹理气关系总纲的确定 |
| 二、理气关系的展开:钱穆关于朱熹的理气复杂关系的述论 |
| 三、对朱熹理气观的溯源与辩驳 |
| 四、对朱熹无极太极观的述论 |
| 五、对朱熹阴阳观的述论 |
| 六、对朱熹鬼神观的述论 |
| 第四节 钱穆对朱子论性的考察 |
| 一、对朱熹的本体之仁的述论 |
| 二、对朱熹的天人观的述论 |
| 三、对朱熹的圣贤观的述论 |
| 四、对朱熹的善恶观的述论 |
| 五、对朱熹的天理人欲观的述论 |
| 六、对朱熹性的含义的分疏 |
| 七、对朱熹命的学说的述论 |
| 第五节 钱穆对朱子心学的述论与创发 |
| 一、对朱熹关于心与理、性情关系的析论 |
| 二、对朱熹心之仁的学说的述论 |
| 三、对朱熹关于心的工夫修养的系统述论 |
| 四、对朱熹的格物论的述论 |
| 第六节 钱穆对朱熹早年学思经历渊源的述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陈荣捷的朱子学研究 |
| 第一节 陈荣捷对朱熹思想材料译介的的意义和价值 |
| 一、从汉译英到英译汉:《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出版情况简述 |
| 二、《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对朱子思想的选材与述论 |
| 三、《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对朱子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四、陈荣捷的《近思录》英译及详注集评的意义和价值 |
| 第二节 朱子学的新探索 |
| 一、对历代悬案的解决 |
| 二、对朱子批判的驳正 |
| 三、对朱与陆王释道共同点的阐述 |
| 第三节 朱子门人的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余英时的朱子学研究 |
| 第一节 思想、历史与身份:余英时朱子学的三重维度 |
| 一、政治和文化:朱熹思想世界的两大方面 |
| 二、建立、定型与转型:朱熹历史世界的政治文化分期 |
| 三、观察者与参与者:朱熹的双重身份 |
| 第二节 朱熹理学系统的政治解读:余英时对朱子学的审视 |
| 一、理气起源的政治文化考察 |
| 二、得君行道与朱陆异同的一个透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部分 :由历史批判到视域融合 |
| 第八章 赵纪彬的朱子学研究 |
| 第一节 赵纪彬对朱熹的时代背景及其阶级性的分析 |
| 一、朱熹的时代特征 |
| 二、作为商工业者的朱熹:赵纪彬对朱熹的阶级性勘定 |
| 第二节 朱熹理气二元论及其根本的缺陷:对唯心论的屈服 |
| 第三节 对朱、陆对立的社会根据及其哲学意义的考察 |
| 第四节 赵纪彬对王阳明与朱子异同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侯外庐的朱子学研究 |
| 第一节 朱熹的思辨结构与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 |
| 一、朱熹思想的学术渊源与政治属性 |
| 二、思辨结构与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党性 |
| 第二节 朱熹的自然观、社会秩序论及其品类存在说 |
| 一、对朱熹在自然观、社会秩序论上的唯心主义性质的揭露 |
| 二、对朱熹在自然观、社会秩序论上的品级结构论的揭露 |
| 第三节 对朱熹的人性论的述论与批判 |
| 第四节 对朱熹的唯心主义的"格物致知"说的述论与批判 |
| 一、侯外庐对朱熹所讲的"物"的涵义进行分析 |
| 二、侯外庐对朱熹的"致知"的含义的考察 |
| 三、对"格物致知论"的实际目的的最终揭示 |
| 第五节 朱陆之争的内容与性质 |
| 第六节 对陈亮与朱熹论争的阶级性质的考察 |
| 一、王霸义利之辩中有关基本的理论根据的对立 |
| 二、王霸义利之辩中有关历史观点和人道观念的分歧 |
| 三、王霸义利之辩中有关政治理论的分歧 |
| 第十章 任继愈的朱子学研究 |
| 第一节 朱熹思想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的定位 |
| 第二节 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任继愈对朱子学的定性 |
| 一、对政治立场与阶级属性的认定 |
| 二、理气观分析与客观唯心主义性质的界定 |
| 三、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和知先行后的知行学说 |
| 四、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区分的人性论 |
| 五、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对立的伦理学说 |
| 六、唯心主义的天理史观 |
| 七、朱熹哲学的历史地位 |
| 第十一章 张立文的朱子学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张立文的朱熹经济、政治、教育思想研究述要 |
| 第二节 对朱子哲学的逻辑结构论的析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十二章 陈来的朱子学研究 |
| 第一节 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对朱子学研究的奠基性作用 |
| 第二节 对朱子哲学发展演变的考察 |
| 第三节 对朱陆之辩的新透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部分 现代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空间 |
| 第十三章 现代哲学与朱子学解读方法、旨趣的多元性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现代朱子学的诠释空间 |
| 一、实在论与抽象继承:冯友兰朱子学的诠释方法 |
| 二、哲学的发展法则与哲学史建构方法:赵纪彬的朱子学方法 |
| 三、历史主义方法及其社会学奠基:侯外庐朱子学研究方法 |
| 四、阶级分析、实事求是、辩证法、历史主义:任继愈研究朱子学的四种方法 |
| 五、康德学与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朱子学的诠释方法 |
| 六、考据与义理并重:钱穆朱子学的诠释方法 |
| 七、材料的翻译与新发现:陈荣捷的朱子学研究方法 |
| 八、解释学的融合:刘述先的朱子学诠释方法 |
| 九、士林哲学的比较:罗光的朱子学诠释方法 |
| 十、史学方法的综合:余英时的朱子学诠释方法 |
| 十一、马克思主义进路与逻辑结构方法:张立文朱子学的研究方法 |
| 十二、书信编年考订与哲学透视:陈来朱子学的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研究旨趣的多维性:现代朱子学的理论旨趣 |
| 一、现代形上学到人生境界说:冯友兰新理学的旨趣 |
| 二、唯物辩证论的历史奠基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证明:赵纪彬朱子学研究的旨趣 |
|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有效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奠基:侯外庐朱子学研究的旨趣 |
| 四、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必然性:任继愈朱子学研究的目的 |
| 五、朱子学批判与新王学的建立:牟宗三朱子学研究的旨趣 |
| 六、朱子学的现代复兴的奠基与中西文化困境中的突围:钱穆朱子学的旨趣 |
| 七、朱子学传统的延续与国际化发展:陈荣捷朱子学的旨趣 |
| 八、朱子学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刘述先朱子学的旨趣 |
| 九、朱子学与生命哲学的建设:罗光朱子学的旨趣 |
| 十、士大夫与政治文化的历史还原:余英时朱子学的旨趣 |
| 十一、朱子学的全面把握与哲学逻辑结构的发掘:张立文朱子学的旨趣 |
| 十二、朱熹哲学思想演进的探索:陈来朱子学的旨趣 |
| 本章小结 |
| 第十四章 20世纪朱子学转变及其对中国现代哲学问题的回应 |
| 第一节 扬弃与深化并行:传统朱子学的式微与深化同步 |
| 第二节 20世纪朱子学主题及其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 |
| 一、朱陆异同的深化与重新审视对现代哲学的折射 |
| 二、朱子以及朱子学的政治属性与现代哲学的政治诉求 |
| 三、理气观的多重审视与其现代价值 |
| 四、心性论的道德、宗教价值对现代社会精神问题的对治 |
| 五、格物论的多元解读与现代科学与道德问题的回应 |
| 六、以朱子思想为要素的现代哲学建构 |
| 第十五章 现代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反思 |
| 第一节 现代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形成与发展的三重维度 |
| 第二节 现代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形成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致谢 |
| 详细摘要 |
四、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所谓研究历史的客观态度、科学方法的说法的批判（论文参考文献）
- [1]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以19世纪音乐史研究为例[D]. 刘丹霓. 上海音乐学院, 2014(12)
- [2]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3]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D]. 霍贺. 南京大学, 2014(05)
- [4]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D]. 陆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D]. 马艳秋.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6]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7]《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8]刘大年史学研究[D]. 黄广友. 山东大学, 2010(09)
- [9]兰克在新中国史学界的境遇[J]. 李孝迁,胡昌智. 史学史研究, 2021(01)
- [10]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空间 ——20世纪朱子学研究[D]. 王秋. 黑龙江大学, 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