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版科研要紧密联系出版工作实际──在第十届全国出版科学研讨会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赵开开[1]（2020）在《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篇章,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习近平在不同时期,尤其是党的十八以来,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发展的同时,不断总结经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阐明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看法,深化了对其本质内涵、价值功能、主体建设、方法路径的认识,把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成为当下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指导和理论遵循。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凭借着过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及经验,依据相关科学理论而作出的。首先,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结合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依据本国历史环境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观点,列宁关于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反对俄国经验神圣化的观点,毛泽东关于使马列主义在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特性、坚持调查研究掌握中国国情、推动中国革命经验理论化的观点,邓小平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在改革开放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江泽民关于坚持和扞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的观点,胡锦涛关于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党的理论武装紧跟理论创新的观点等,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其次,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实践是其重要的实践基础。在近百年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不同时期先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赢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立和不断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坚持和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长期历史实践,习近平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经验总结,成为了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的实践基础。最后,习近平自身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突出的改革创新精神等,则构成了其主体条件。围绕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目标指向、理论动因、发展主体、成果形态、价值意义和主体建设以及原则方法等,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基本内涵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问题,总结中国的独特经验,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目标指向上,习近平以宏观、大历史观的视角,阐述了指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新局面,为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等目标。在理论动因上,习近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从根本上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在成果形态上,既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也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道路成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制度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重大,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并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救国、建国、兴国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如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主体建设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主体的实践活动,相关主体的能动性实践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走向,因而要不断加强主体建设。其一,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要着力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力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支撑和保障;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保持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先进性;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守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其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要培育提升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推动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以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于研究、教学、宣传全过程。其三,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得以丰富和不断发展,要调动发挥人民群众的实践推动力量: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人民群众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中国梦”奋斗目标,动员人民群众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总结和提升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在原则方法上,习近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科学阐述了新时代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要求和方法路径。在原则要求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坚持改革开放。在方法路径上,第一,要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学习马列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刻理解和掌握贯穿其中的基本原理,做到真学、常学、真懂、真用。第二,分析和研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既要客观分析和准确掌握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还要科学把握国际形势、世界局势的演变。第三,在实践中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实践是理论之源,要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关注和回答时代重大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第四,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总结和提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第五,坚持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环节之中,要重视、坚持和运用好这一方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特点鲜明,具有政治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重奏演、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与深刻隽永的理论内容等特点。在理论创新上,既是对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深化和创新,同时其本身还是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在实践价值上,有利于指导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的理论成果和新的实践成果。不仅如此,还能够为社会主义国家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提供有益借鉴,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中国经验,彰显出世界意义。
于永湛[2]（1996）在《出版科研要紧密联系出版工作实际──在第十届全国出版科学研讨会上的讲话》文中研究说明出版科研要紧密联系出版工作实际──在第十届全国出版科学研讨会上的讲话于永湛这次会开得不错，很有特点，也富有成果。参加这次会的代表具有相当的广泛性。既有理论工作者，也有出版专业人员；既有领导干部，也有专家学者。同志们对新闻出版工作抓改革和促繁荣都充满着...
宋泉[3]（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认为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孟庆麟[4]（2019）在《我国新闻出版的热点关键词分析与发展对策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党对意识形态及传媒领域的重视程度、举措密度和网络治理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从而营造了团结、鼓劲、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十九大召开以后,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及新闻出版工作,新时代要求新闻出版领域能够实现舆论引导、传承文明、凝聚共识、提高公众素质、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领域的基础性、战略性价值,在积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强产业发展后劲、推进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等方面做出积极有效的探索。本文对我国新闻出版的热点关键词进行分析挖掘,并且对新闻出版的发展路径及对策做了深入研究。首先,运用CiteSpace方法对我国新闻出版研究状况做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探讨我国新闻出版研究的网络、热点、内容聚类和发展趋势等,发现了研究热点集中在新闻出版业、新闻出版强国、小康社会以及文化产业等方面;也发现了新闻出版研究的内容形成了法制与道德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与时代背景、战略目标与发展规划和政府职能五大聚类中心这些研究特征。特别是通过对热点关键词的趋势分析,发现了媒体融合与数据新闻是近年来关注的两大热点问题。这些研究内容是后面几个专题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其次,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我国新时代背景下媒体融合发展特征、数据新闻发展特征以及国家出版基金对新闻出版的支持特征这三个专题做深度分析,特别是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方法挖掘了数据新闻、媒体融合研究的关注热点和关键内容。对传媒产业融合发展特征的分析包括媒体产业多模式发展特征、新媒体融合的战略目标和定位、新闻媒体的需求融合与市场融合等;对数据新闻发展特征的分析包括数据新闻的发展历史、国外数据新闻的热点、人工智能对数字新闻的影响及数据新闻发展趋势分析等;对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特征的分析包括国家出版基金发展概况、国家出版基金与国家发展战略关联、国家出版基金与社会经济发展关联、文化产业投入与文化产业发展关联分析等。再次,探讨了当前我国新闻出版发展路径与对策,包括我国新闻出版业数据新闻发展路径与对策、新媒体融合多模式发展路径与对策以及新闻出版业大数据发展路径与对策等。最后,探讨我国新闻出版发展路径与对策实施中的保障机制,包括媒体组织绩效评估机制、新闻出版健康发展的导向机制、复合型创新性人才保障机制、现代数字技术保障机制、促进媒体融合的激励机制以及新闻出版监管机制等。
陈晶莹[5]（2018）在《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步入新时代,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化建设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但是相较于经济的飞跃式发展,文化的发展仍相对缓慢。从世界的文化格局来看,依然是西强我弱,文化霸权主义仍然存在。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围绕文化强国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思想。通过对习近平成长历程的回溯,可以发现喜爱读书的好习惯,浓厚的文化情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背景,让习近平具备了形成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思想的扎实的理论功力。知青岁月的磨砺,让习近平对人民群众有了深切的了解,促就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理念。融入血脉的革命基因,让习近平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极具改革与创新意识。习式家风的熏陶,是习近平精神成长的重要源头。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探其渊薮,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理论资源。它深入汲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建设思想的精髓,吸收、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革命文化中的红色基因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此外,在任总书记之前,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的文化探索与实践,也为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思想从历史中凝聚而来,在新时代里开疆拓土。它的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本文在追本溯源的基础上,从战略原则、战略布局、战略举措三个方面建构了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思想的理论体系,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以创新为动力,以开放为取向,以人才为根本”是习近平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六大战略原则;“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构成了习近平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主要战略布局;“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着力培养担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是习近平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中坚定执行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科学指南与行动纲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为世界文化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强月新,熊燃[6]（2011）在《变革 扶持 普及 承担——2010年中国媒体发展盘点》文中研究指明2010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国民经济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国内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传媒业发展稳中有进。在国家大力扶持下,传媒业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阴霾,开始全面回暖,稳重有进。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新媒体发展日益迅猛,传统媒体急须谋求一条变通之路,而新媒体在技术的日趋成熟下,盈利模式日渐明朗。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信息产业发展以及加强从业人员管理仍是媒介规制的主题。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突发事件,传统媒体应对更加从容、自信,而网络媒体的参与也越发积极。
黄家周[7]（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蔡姗[8]（2014）在《林穗芳编辑专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兴起了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热潮,三十年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研究者,出版了大批论文和专着,积累了丰硕成果。从“编辑无学”到进入科学殿堂,出版界众多研究者不断探索和创新,为编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林穗芳正是其中最活跃、最重要的一个典范。他退休前后努力从事编辑学理论和编辑实务研究,发表了数以百万字计的文章,出版了《列宁和编辑出版工作》《中外编辑出版研究》《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等多部着作和译着。他为编辑学理论的构建做了许多奠基性研究,为中外编辑出版做了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编辑学理论体系建设设计了一种基本框架。他的研究集中反映了三十年编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林穗芳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不仅在编辑方面,在出版和翻译方面同样贡献很大。本文以三十年编辑学研究为主线,着重论述他在编辑领域的研究,分若干专题分析他的观点和成就。在论述他的编辑专题研究时,注意从三十年编辑学研究热潮兴起和深入的背景进行全面考察,既充分反映林穗芳的研究成果,又体现三十年编辑学研究的基本历程；注意联系各个专题研究进行系统考察,既描述林穗芳在某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又显现他的整体成果：注意从“学”和“术”的结合上进行具体考察,既展现林穗芳在“学”方面的造诣,又反映他在“术”方面的功底。本文主要内容由关于林穗芳的编辑研究之理论、实务、规范和标点符号共四个方面的专题研究构成。林穗芳的编辑理论研究。本专题论述了林穗芳在编辑概念和相关概念（如出版、图书、书籍、着作等）、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以及编辑史研究方面的观点。重点阐述了林穗芳的“两种编辑”观和“两个第一”原则。林穗芳的编辑实务研究。本专题系统阐述了林穗芳的编辑实务研究,包括编辑策划、编辑审稿、编辑加工、编辑后期工作几方面的主要见解：选题策划是责任编辑的主要职责,审稿是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加工是不可替代的独立环节,发稿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环节。这些不是一般性的工作要求,而是林穗芳数十年编辑工作经验的结晶。另外,还论述了林穗芳关于翻译读物编辑工作和电子编辑和电子出版的相关见解。林穗芳的编辑规范研究。本专题论述了林穗芳在语言文字规范、数字和计量单位规范、汉语拼音规范、英语文字规范方面的主要见解。林穗芳的标点符号研究。林穗芳对标点符号的研究有着自己独创性的观点,这些使得对林穗芳的标点符号研究具有特殊意义。本专题着重分析了林穗芳标点符号研究的特点,分两部分论述了他的标点符号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结语部分归纳了林穗芳的治学特点和主要贡献。附录编制了一篇《林穗芳着作年表（1979-2009）》,从中可以窥见林穗芳的工作和研究历程。
赵小平[9]（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李婧[10]（2015）在《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史研究》文中提出建筑遗产测绘是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中国建筑遗产测绘事业已经过80年发展历程,由于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存在诸如管理机制不完善、标准要求缺失、专业人才匮乏等大量瓶颈性问题,严重制约着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的良性发展。本文通过广泛查阅建筑遗产测绘领域主要学术团体、科研机构的测绘成果及相关历史文献、访问专家学者与技术人员,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和信息。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自中国营造学社开创性引入西方测量方法调查古建筑以来,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实践与理念发展的历史进程,全面考察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实践成果、理论与技术发展,尽可能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遗产测绘的发展变化脉络,对于解决测绘领域的发展瓶颈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本文按照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历史的时间顺序为主线进行论述。首先回顾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中国进行的建筑调查测绘实践,分析了中国营造学社系统开展建筑遗产测绘的背景和条件,进而对民国时期中国营造学社、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等机构的建筑遗产测绘活动进行考察,分析了上述活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建筑遗产测绘对于古建筑维修向文物保护工程转化的作用。其次,将1949年以后文物建筑测绘的历程以198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对文物测绘的实践历程、管理体制、技术理念、人才培养等相关问题展开论述。然后,对天津大学古建筑测绘历史进行个案研究,作为共和国建立之后高等院校从事建筑测绘遗产活动的缩影。最后,就建筑遗产测绘领域中存在误区、争议或长期忽视的重要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试图审视因果,以史为鉴,在已有的宏观建筑史学研究领域中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方向,推动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和建筑遗产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出版科研要紧密联系出版工作实际──在第十届全国出版科学研讨会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出版科研要紧密联系出版工作实际──在第十届全国出版科学研讨会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学界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形成的基础条件 |
| 一、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基础 |
| (一) 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 |
| (二)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领导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 |
| 二、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形成的实践基础 |
| (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 |
| (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 |
| (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 |
| (四)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 |
| 三、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形成的主体条件 |
| (一) 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
| (二) 强烈的问题意识 |
| (三) 突出的改革创新精神 |
| 第二章 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价值论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 |
| (一) 指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
| (二)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新局面 |
| (三) 为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动因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
| (一) 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 |
| (二)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
| (三) 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得以丰富和不断发展 |
|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成果 |
|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成果 |
|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意义 |
| (一) 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 |
|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救国、建国、兴国的正确道路 |
| (三) 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 |
| 第三章 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建设论 |
| 一、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力量 |
| (一)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 深入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强大保障 |
| (三) 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保持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先进性 |
| (四)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守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
| 二、培育提升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推动力量 |
| (一)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双为”方向、“双百”方针 |
| (二) 以研究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 |
| (三) 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于研究、教学、宣传全过程 |
| 三、调动发挥人民群众的实践推动力量 |
| (一) 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群众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
| (二) 以“中国梦”奋斗目标,动员人民群众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 |
| (三) 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总结提升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 |
| 第四章 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方法论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
| (一) 坚持实事求是 |
| (二) 坚持问题导向 |
| (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
| (四) 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
| (五) 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 |
| (六) 坚持改革开放 |
| 二、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 |
| (一) 学习马列主义及贯穿其中的基本原理 |
| (二) 掌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三) 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 |
| (四) 做到真学、常学、真懂、真用 |
| 三、分析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 |
| (一) 客观分析和准确掌握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 |
| (二) 科学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 |
| 四、在实践探索中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 |
| (一) 实践是理论之源,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
| (二) 在关注和回答时代重大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 |
| (三)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 |
| 五、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 |
| (一) 经验的理论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
| (二) 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 |
| 六、坚持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 |
| (一) 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
| (二) 调查研究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环节之中 |
| (三) 重视、坚持和运用好调查研究这一根本方法 |
| 第五章 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的特点与价值意蕴 |
| 一、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的理论特点 |
| (一) 政治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结合 |
| (二)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重凸显 |
| (三) 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与深刻隽永的理论内容 |
| 二、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 |
| (一) 对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二) 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深化和创新 |
| (三) 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 |
| 三、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 |
| (一) 指导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的理论成果 |
| (二) 指导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的实践成果 |
| 四、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的世界意义 |
| (一) 为社会主义国家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提供有益借鉴 |
| (二) 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中国经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3）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4）我国新闻出版的热点关键词分析与发展对策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新闻出版改革创新意义的讨论 |
| 1.2.2 关于新闻出版与传播模式方面的研究 |
| 1.2.3 关于新闻行政监管创新方面的研究 |
| 1.2.4 关于新闻出版业投融资体系及模式的研究 |
| 1.2.5 关于新媒体融合与演化的研究 |
| 1.2.6 关于数据新闻和数字出版的研究 |
| 1.2.7 关于媒体组织绩效评估的研究 |
| 1.2.8 其他方面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 |
| 2.1 相关概念及界定 |
| 2.1.1 新闻出版 |
| 2.1.2 新媒体 |
| 2.1.3 数据新闻 |
| 2.2 科学知识图谱CiteSpace |
| 2.3 数据拟合模型与理论 |
| 2.3.1 线性趋势拟合模型 |
| 2.3.2 二次曲线趋势拟合模型 |
| 2.3.3 指数趋势模型 |
| 2.4 回归分析模型 |
| 2.5 定性预测方法 |
| 2.6 评价与评价指标体系 |
| 2.7 文献研究法 |
| 2.8 本章小结 |
| 3 我国新闻出版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
| 3.1 文本处理过程中重要参数的选取 |
| 3.2 新闻出版的共现现象分析 |
| 3.2.1 共现分析的一般过程 |
| 3.2.2 共现网络的聚类分析 |
| 3.3 新闻出版研究特征的分析视角 |
| 3.4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 3.4.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4.2 研究工具 |
| 3.5 新闻出版研究演化过程 |
| 3.5.1 新闻出版研究的基础数据分析 |
| 3.5.2 新闻出版领域研究学者关系图谱 |
| 3.5.3 新闻出版研究的历时热点议题演变 |
| 3.6 新闻出版研究趋势 |
| 3.7 新闻出版研究特征 |
| 3.8 本章小结 |
| 4 媒体融合发展热点分析与特征挖掘 |
| 4.1 媒体融合概念与模式 |
| 4.1.1 媒体技术融合 |
| 4.1.2 媒体经营方式融合 |
| 4.2 我国媒体融合研究的发展历程 |
| 4.3 媒体融合发展的特征分析 |
| 4.3.1 媒体融合研究热点可视化整体分析 |
| 4.3.2 媒体融合研究热点领域内容分析 |
| 4.3.3 媒体融合研究知识聚类 |
| 4.3.4 我国媒体融合研究前沿的核心知识群 |
| 4.3.5 我国媒体融合研究前沿的次级知识群 |
| 4.3.6 我国媒体融合研究前沿的边缘知识群 |
| 4.3.7 媒体融合研究前沿可视化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数据新闻热点分析与发展特征挖掘 |
| 5.1 数据新闻的功能与特征 |
| 5.1.1 数据新闻的理念 |
| 5.1.2 数据新闻的功能 |
| 5.1.3 数据新闻模式的特征 |
| 5.2 我国数据新闻研究基本状况 |
| 5.3 数据新闻研究的知识图谱 |
| 5.3.1 数据新闻研究热点可视化整体分析 |
| 5.3.2 数据新闻研究热点领域内容分析 |
| 5.3.3 数据新闻研究知识聚类 |
| 5.3.4 我国数据新闻研究前沿的核心知识群 |
| 5.3.5 我国数据新闻研究前沿的次级知识群 |
| 5.3.6 我国数据新闻研究前沿的边缘知识群 |
| 5.3.7 数据新闻研究前沿可视化分析 |
| 5.4 数据新闻的发展特点 |
| 5.4.1 新闻报道的动态化 |
| 5.4.2 数据新闻的定制化 |
| 5.4.3 数据新闻可视化 |
| 5.4.4 数据新闻预测服务 |
| 5.5 2018年全球数据新闻奖获奖分析 |
| 5.5.1 全球数据新闻奖历史 |
| 5.5.2 数据新闻获奖案例创新分析 |
| 5.6 数据新闻的发展态势 |
| 5.6.1 数据新闻的内容多样化 |
| 5.6.2 数据新闻的形式多样化 |
| 5.6.3 数据新闻的功能多样化 |
| 5.7 数据新闻发展的反思 |
| 5.7.1 扩大数据来源及深度数据挖掘 |
| 5.7.2 急需设立我国数据新闻专业规范 |
| 5.7.3 监管与提升需要并重 |
| 5.7.4 需要扩展新型的新闻法律法规 |
| 5.7.5 设计人工智能新闻伦理标准 |
| 5.8 本章小结 |
| 6 国家出版基金对新闻出版的支持特征分析 |
| 6.1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发展概况 |
| 6.2 国家出版基金与国家发展战略关联分析 |
| 6.3 国家出版基金与社会经济发展关联分析 |
| 6.4 文化产业投入与文化产业发展关联分析 |
| 6.5 国家出版基金对新闻出版的支持特征 |
| 6.6 本章小结 |
| 7 我国新闻出版发展路径与对策 |
| 7.1 数据新闻发展路径与对策 |
| 7.1.1 数据新闻的本土化对策 |
| 7.1.2 数据新闻的可视化对策 |
| 7.1.3 数据新闻的新技术对策 |
| 7.1.4 数据新闻的专业化管理对策 |
| 7.2 媒体融合多模式发展路径与对策 |
| 7.2.1 媒体融合是新时代新闻出版的必然趋势 |
| 7.2.2 新闻媒体融合转型的关键:需求融合和市场融合 |
| 7.2.3 新媒体融合的战略目标和定位 |
| 7.2.4 新媒体融合的战略方案 |
| 7.3 新闻出版业大数据发展路径与对策 |
| 7.3.1 大数据对我国出版行业的影响 |
| 7.3.2 我国出版业发展大数据的应用环境分析 |
| 7.3.3 我国出版业大数据应用的战略分析 |
| 7.3.4 大数据出版业应该重视个人数据隐私、企业数据安全 |
| 7.4 本章小结 |
| 8 我国新闻出版发展策略的保障措施 |
| 8.1 建立适合我国新闻出版特征的绩效评估机制 |
| 8.1.1 媒体组织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
| 8.1.2 绩效评估的综合评价方法 |
| 8.1.3 评估模型量化计算的进一步思考 |
| 8.1.4 绩效评估的可拓优度评价方法 |
| 8.2 建立新闻出版健康发展的导向机制 |
| 8.3 复合型创新性人才保障机制 |
| 8.4 现代数字技术保障机制 |
| 8.5 打造促进媒体融合的激励机制 |
| 8.6 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新闻出版监管机制 |
| 8.7 本章小结 |
| 9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的缘起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简要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概念分析法 |
| 1.3.2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3 文献研究和理论分析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学科交叉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 |
| 1.4.1 具体思路概述 |
| 1.4.2 具体思路图示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
| 1.5.1 研究的重点及难点 |
| 1.5.2 研究的创新点 |
| 2 何谓文化及文化何以强国 |
| 2.1 文化的内涵指向 |
| 2.1.1 中国语境中的文化意涵 |
| 2.1.2 西方语境中的文化内涵 |
| 2.2 文化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2.2.1 文化与文明的概念辨析 |
| 2.2.2 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概念辨析 |
| 2.3 文化何以强国 |
| 2.3.1 为个人和民族提供精神滋养 |
| 2.3.2 启迪治国理政的智慧 |
| 2.3.3 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渗透交融 |
| 2.3.4 缓和国际关系的“润滑剂” |
| 3 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的重要思想资源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建设思想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 |
| 3.1.2 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 |
| 3.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 |
| 3.2.1 民本思想 |
| 3.2.2 尚贤思想 |
| 3.2.3 非攻思想 |
| 3.3 革命文化中的红色基因 |
| 3.3.1 爱国主义 |
| 3.3.2 忠诚为民 |
| 3.3.3 艰苦奋斗 |
| 3.3.4 敢闯新路 |
| 3.3.5 信念坚定 |
| 3.3.6 甘于奉献 |
| 3.4 十八大之前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建设思想 |
| 3.4.1 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 |
| 3.4.2 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 |
| 3.4.3 江泽民文化建设思想 |
| 3.4.4 胡锦涛文化建设思想 |
| 4 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 |
| 4.1 主体条件 |
| 4.1.1 知识积淀 |
| 4.1.2 文化情怀 |
| 4.1.3 专业背景 |
| 4.1.4 知青岁月 |
| 4.2 家庭因素 |
| 4.2.1 革命的基因 |
| 4.2.2 优良的家风 |
| 4.3 环境因素 |
| 4.3.1 时代环境 |
| 4.3.2 媒介环境 |
| 4.3.3 国际环境 |
| 4.3.4 国内环境 |
| 5 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思想的发展脉络 |
| 5.1 习近平在福建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
| 5.1.1 闽东文化建设 |
| 5.1.2 福州文化建设 |
| 5.2 习近平在浙江文化建设的实践与理论思考 |
| 5.2.1 在浙江文化建设的实践 |
| 5.2.2 在浙江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 |
| 6 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
| 6.1 战略原则 |
| 6.1.1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6.1.2 以人民为中心 |
| 6.1.3 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 |
| 6.1.4 以创新为动力 |
| 6.1.5 以开放为取向 |
| 6.1.6 以人才为根本 |
| 6.2 战略布局 |
| 6.2.1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文化强国之基 |
| 6.2.2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就文化强国之魂 |
| 6.2.3 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掌好文化强国之舵 |
| 6.2.4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筑牢文化强国之柱 |
| 6.2.5 坚持文化自信,彰显文化强国之态 |
| 6.2.6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文化强国之音 |
| 6.3 战略举措 |
| 6.3.1 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统领文化强国建设 |
| 6.3.2 着力培养时代新人,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注入新时代的充沛活力 |
| 6.3.3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凝聚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
| 6.3.4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
| 6.3.5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切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
| 7 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思想的指导意义 |
| 7.1 政策导向和战略高度协奏共鸣的文化建设新地位 |
| 7.1.1 制度护航文化强国建设 |
| 7.1.2 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建设文化强国 |
| 7.2 不忘本来与开辟未来比肩而立的文化建设新理念 |
| 7.2.1 不忘本来传承民族的文化命脉 |
| 7.2.2 开辟未来在创新中激发活力 |
| 7.3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比翼齐飞的文化建设新维度 |
| 7.3.1 以文化自觉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逻辑起点 |
| 7.3.2 以文化自信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逻辑动力 |
| 7.4 立足中国和放眼世界交流互鉴的文化建设新视角 |
| 7.4.1 立足中国扞卫文化的民族性 |
| 7.4.2 放眼世界实现文化的双向开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 5.3.1 物质保障 |
| 5.3.2 组织保障 |
| 5.3.3 人力保障 |
| 5.3.4 制度保障 |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 5.4.1 多样化态势 |
| 5.4.2 综合化态势 |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 6.1.1 主要问题 |
| 6.1.2 制约因素 |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8）林穗芳编辑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引言 |
| 0.1 研究背景 |
| 0.1.1 出版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 |
| 0.1.2 提高编辑工作质量和编辑素质的新要求 |
| 0.1.3 深化编辑理论和实务研究的新期待 |
| 0.2 研究意义 |
| 0.2.1 理论意义 |
| 0.2.2 现实意义 |
| 0.3 研究现状 |
| 0.3.1 研究进展 |
| 0.3.2 研究不足 |
| 0.4 研究内容 |
| 0.4.1 主要内容 |
| 0.4.2 研究方法 |
| 0.4.3 创新之处 |
| 1 林穗芳生平与编辑研究发展概述 |
| 1.1 林穗芳为编辑的一生 |
| 1.1.1 一份简历 |
| 1.1.2 青少年时代 |
| 1.1.3 编辑情缘 |
| 1.1.4 学习楷模 |
| 1.2 编辑学研究热潮与林穗芳的编辑研究贡献 |
| 1.2.1 编辑学研究热潮的兴起 |
| 1.2.2 编辑学研究热潮的持续和深入 |
| 1.2.3 林穗芳编辑研究的主要成果与贡献 |
| 2 林穗芳的编辑理论研究 |
| 2.1 对编辑学基本概念的研究 |
| 2.1.1 编辑概念 |
| 2.1.2 相关概念 |
| 2.2 对编辑学基本范畴的研究 |
| 2.2.1 编辑模式 |
| 2.2.2 编辑过程 |
| 2.3 对编辑基本规律的研究 |
| 2.3.1 编辑规律的层次 |
| 2.3.2 编辑基本规律 |
| 2.4 对编辑史的研究 |
| 2.4.1 编辑史是编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
| 2.4.2 我国编辑活动的产生和古代编辑活动的特点 |
| 2.4.3 编辑学和编辑史中的“编辑”概念应当保持一致 |
| 2.5 对林穗芳编辑理论研究的评析 |
| 2.5.1 研究内容的全面性 |
| 2.5.2 研究方法的严谨性 |
| 2.5.3 研究态度的包容性 |
| 2.5.4 研究视野的开阔性 |
| 2.5.5 研究论点的创新性 |
| 3 林穗芳的编辑实务研究 |
| 3.1 编辑策划研究 |
| 3.1.1 选题策划是责任编辑的主要职责 |
| 3.1.2 创新性是编辑策划的最高要求 |
| 3.1.3 选择性是编辑策划的基本特征 |
| 3.1.4 倾向性是编辑策划的重要原则 |
| 3.1.5 编辑策划个案——《关于编纂历时性汉语新词典的设想》 |
| 3.2 编辑审稿研究 |
| 3.2.1 审稿是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 |
| 3.2.2 审稿的主要任务是对稿件作出准确全面评价,决定取舍 |
| 3.2.3 审稿要用制度约束 |
| 3.2.4 审稿的步骤和方法 |
| 3.2.5 审稿个案——对《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译稿的复审 |
| 3.3 编辑加工研究 |
| 3.3.1 编辑加工是不可替代的独立环节 |
| 3.3.2 编辑加工需要处理好的重要关系 |
| 3.3.3 编辑加工的基本方法 |
| 3.3.4 编辑加工实例 |
| 3.4 编辑后期工作研究 |
| 3.4.1 发稿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环节 |
| 3.4.2 编辑、作者、校对三结合校对缺一不可 |
| 3.4.3 成书样品检查是一次重要把关 |
| 3.5 翻译读物编辑工作研究 |
| 3.5.1 林穗芳的翻译读物编辑工作实践 |
| 3.5.2 翻译读物编辑工作的特性 |
| 3.5.3 翻译读物编辑人员的修养 |
| 3.6 电子编辑和电子出版研究 |
| 3.6.1 电子编辑、电子出版和电子出版物的概念 |
| 3.6.2 电子出版的编辑、复制和发行 |
| 3.6.3 加强电子编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
| 3.6.4 培养电子学术编辑人才 |
| 3.7 对林穗芳编辑实务研究的评析 |
| 3.7.1 对编辑过程各环节进行理论定位 |
| 3.7.2 揭示编辑过程的整体性 |
| 3.7.3 对编辑过程进行规范 |
| 4 林穗芳的编辑规范研究 |
| 4.1 语言文字规范 |
| 4.1.1 使用规范汉字,不使用不规范汉字 |
| 4.1.2 认真消灭错别字 |
| 4.1.3 注意掌握词义 |
| 4.1.4 学懂语法、逻辑、修辞 |
| 4.2 数字和计量单位规范 |
| 4.2.1 熟悉数字规范 |
| 4.2.2 了解计量单位规范 |
| 4.3 汉语拼音规范 |
| 4.3.1 重视汉语拼音规范 |
| 4.3.2 规范汉语拼音字符体式 |
| 4.4 英语文字规范 |
| 4.4.1 区分大小写字母的使用 |
| 4.4.2 正确使用斜体字 |
| 4.4.3 掌握英语文献着录的格式 |
| 4.4.4 注意拆分移行 |
| 4.5 对林穗芳编辑规范研究的评析 |
| 4.5.1 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
| 4.5.2 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
| 4.5.3 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 |
| 4.5.4 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
| 5 林穗芳的标点符号研究 |
| 5.1 标点符号的理论研究 |
| 5.1.1 标点学是“自成一类的独立学科” |
| 5.1.2 标点学的基本范畴 |
| 5.1.3 标点的词源和历史演变 |
| 5.2 标点符号的应用研究 |
| 5.2.1 林穗芳增设的标点符号 |
| 5.2.2 《标点符号用法》应用的难点 |
| 5.3 对林穗芳标点符号研究的评析 |
| 5.3.1 联系编辑工作实际,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
| 5.3.2 贯通古今中外,具有系统的理论性 |
| 5.3.3 坚持国家标准,处理好规范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
| 6 结语：林穗芳的治学特点及主要贡献 |
| 6.1 林穗芳的治学特点 |
| 6.1.1 勤奋好学,探索新知 |
| 6.1.2 锲而不舍,刻苦钻研 |
| 6.1.3 严谨务实,周密论证 |
| 6.1.4 重视规范,锐意创新 |
| 6.2 林穗芳的主要贡献 |
| 6.2.1 提出并论证编辑学科体系的一种基本框架 |
| 6.2.2 对编辑实务进行理论描述 |
| 6.2.3 深入阐述“学”、“术”与“规范”的辩证关系 |
| 6.2.4 研究和论述许多新见解 |
| 6.3 林穗芳研究的不足 |
| 6.3.1 缺乏对新兴媒体的研究 |
| 6.3.2 翻译读物编辑工作研究薄弱 |
| 6.3.3 有些观点还有待实践检验 |
| 附录：林穗芳着作年表(1979—2009)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9）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科技法制 |
| (二) 科技文化 |
| (三) 法治科技观 |
| 三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 |
| 1.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科技观与法治观 |
| 1.1.1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
| 1.1.2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 1.2 根据地科技法制建设 |
| 1.2.1 宪法性文件对科技的规定 |
| 1.2.2 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法令 |
| 1.2.3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的规章 |
| 1.2.4 发展农林牧业的规章 |
| 1.3 根据地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 |
| 1.3.1 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
| 1.3.2 组建科研机构和科学社团 |
| 1.3.3 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 |
| 2.1 法治科技观的初步确立 |
| 2.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2.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2.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2.1.4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
| 2.2 科技法制的初创 |
| 2.2.1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
| 2.2.2 科研机构与社团的规章 |
| 2.2.3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 |
| 2.2.4 科技奖励的法规规章 |
| 2.2.5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2.2.6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2.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2.3.1 科技建制规章的彰显：中国科学院的组建 |
| 2.3.2 科技强国的召唤：留学生归国潮 |
| 2.3.3 科技奖励规章的凸显：技术革新运动 |
| 2.3.4 国际科技合作的先河：“156项工程”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 |
| 3.1 重人治、轻法治的科技观 |
| 3.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3.1.2 未经法律程序的“科技宪法” |
| 3.2 科技法制的曲折发展 |
| 3.2.1 科研开发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2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3 科技成果的法规规章 |
| 3.2.4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3.2.5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3.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3.3.1 阶级性科技观的初显：科技界的“反右”运动 |
| 3.3.2 科学精神的缺失：科技大跃进 |
| 3.3.3 科学精神的回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
| 4.1 “人治+群治”的科技观 |
| 4.1.1 《五·七指示》：开门办科研 |
| 4.1.2 《七·二一指示》：从工农中选拔科技人才 |
| 4.2 几近空白的科技法制建设 |
| 4.2.1 《七五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科研自由权 |
| 4.2.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 4.2.3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4.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4.3.1 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对相对论的批判 |
| 4.3.2 批判洋奴哲学：蜗牛事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 |
| 5.1 科技观的法治化 |
| 5.1.1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5.1.2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5.1.3 科技体制改革走上了法治化路径 |
| 5.2 科技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
| 5.2.1 科技基本法 |
| 5.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5.2.3 科技成果法 |
| 5.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5.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5.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5.3.1 人治科技观的余毒：陈梦猇事件 |
| 5.3.2 法治化科技观的初步觉醒：韩琨事件 |
| 5.3.3 法治化科技观的再次觉醒：曹时中事件 |
| 5.3.4 南极事务决策权的取得：南极科学考察站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 |
| 6.1 法治科技观的确立 |
| 6.1.1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6.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6.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6.2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
| 6.2.1 科技基本法 |
| 6.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6.2.3 科技成果法 |
| 6.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6.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6.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6.3.1 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科普文章官司 |
| 6.3.2 科研诚信的缺失：“汉芯”事件 |
| 6.3.3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意义 |
| 二、已有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范围 |
| 四、论文结构 |
| 五、创新点与未尽事宜 |
| 第一章 中国建筑遗产测绘活动的先导 |
| 第一节 域外学者对中国建筑的考察测绘活动 |
| 一、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考察测绘 |
| 二、日本学者对中国建筑的考察测绘 |
| 第二节 近代学术与技术的发展 |
| 一、近代学术思潮 |
| 二、测绘技术的近代化 |
| 第三节 实物测绘方法的确立 |
| 一、朱启钤创立中国营造学社 |
| 二、中国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考察 |
| 三、实物测绘方法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筑遗产调查测绘 |
| 第一节 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筑遗产调查测绘历程 |
| 一、初肇——以清代官式建筑研究为“前理解” |
| 二、发兴——实物调查测绘的初步展开 |
| 三、拓展——紧凑密集的大规模调查测绘 |
| 四、尾声——战时的考察与总结 |
| 第二节 中国营造学社测绘的学术思想 |
| 一、实物调查测绘的方法论来源 |
| 二、田野调查测绘的研究思路 |
| 三、明清官式建筑测绘的研究思路 |
| 第三节 中国营造学社测绘的技术路线 |
| 一、调查测绘程序 |
| 二、调查测绘等级划分 |
| 三、田野考察调查测绘方法 |
| 四、明清官式建筑测绘方法 |
| 五、修缮勘察测绘方法 |
| 六、评析与启示 |
| 第四节 中国营造学社测绘研究的成就及影响 |
| 一、奠基中国建筑史学治学方法 |
| 二、奠立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基础 |
| 三、解读宋《营造法式》 |
| 四、辅助图解古代建筑典籍 |
| 五、推动建筑遗产保护实践 |
| 六、促进建筑创作 |
| 七、培养专门人才 |
| 八、古建筑测绘研究的社会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他机构的建筑遗产测绘 |
| 第一节 文整会成立与明长陵测绘 |
| 一、清末民初的文物保护思想与实践 |
| 二、文整会成立与明长陵修缮工程 |
| 第二节 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实施事务处的建筑遗产保护测绘 |
| 一、文整会与文整工程沿革 |
| 二、文整工程中测绘的作用和意义 |
| 三、文整会技术力量的发展与保护职能的完善 |
| 第三节 1941-1945年北京中轴线建筑测绘 |
| 一、北京中轴线建筑测绘缘起与概况 |
| 二、北京中轴线建筑测绘的详细情形 |
| 三、测绘工具和成果 |
| 四、测绘方法和要求 |
| 五、中轴线建筑测绘成功的条件 |
| 六、中轴线建筑测绘的意义和影响 |
| 第四节 其他机构的建筑遗产调查测绘活动 |
| 一、国立北平研究院对北平寺庙的调查测绘 |
| 二、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对西北建筑的调查测绘 |
| 三、西北史地考察团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莫高窟的测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建筑遗产调查测绘的扩展（1949年-1980年代） |
| 第一节 建筑遗产调查测绘步入正轨 |
| 一、文物保护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二、共和国初期以专家为主力的古建筑调查测绘 |
| 三、文物保护单位制度与全国文物普查 |
| 四、古建筑测绘人才培养 |
| 第二节 建筑遗产调查测绘的全面深入 |
| 一、文整会的勘察测绘 |
| 二、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的古建筑调查研究 |
| 三、其他机构的古建筑调查测绘研究 |
| 第三节 古建筑测绘技术方法的总结 |
| 一、《勘查山西古建筑的工作方法》（1954年） |
| 二、《建筑纪念物的测量方法》（1955年） |
| 三、古建筑测绘培训教材（1976年） |
| 第四节 文物保护工程中的测绘 |
| 一、文物保护工程的发展概况 |
| 二、文物保护工程的图纸要求和具体程序 |
| 三、测绘与文物保护工程各环节的关系 |
| 四、这一时期文物保护工程及测绘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建筑遗产测绘的全面发展（1980年代至今） |
| 第一节 高等院校古建筑测绘融入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
| 一、人才培养的促进与合作 |
| 二、条块分割式管理体制的突破 |
| 三、国家文物局文物建筑测绘研究重点科研基地的建立 |
| 四、高校古建筑测绘的发展 |
| 第二节 建筑遗产测绘技术管理体系的发展完善 |
| 一、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档案的深化 |
| 二、文物保护工程测绘记录的法制化建设 |
| 第三节 建筑遗产测绘技术的发展及应用 |
| 一、建筑遗产测绘的数字化发展 |
| 二、建筑遗产测绘的信息化发展 |
| 三、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建筑遗产测绘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
| 第四节 建筑遗产测绘规范化建设 |
| 一、文物保护标准化建设 |
| 二、文物建筑测绘规范化研究 |
| 三、《文物建筑测绘技术规程》的编写 |
| 第五节 建筑遗产测绘对建筑史学研究的影响 |
| 一、实物测绘与学术研究的相互促进 |
| 二、古代建筑尺度规律研究 |
| 第六节 文物保护工程测绘记录的发展与问题 |
| 一、个案分析——独乐寺观音阁维修工程 |
| 二、文物保护工程测绘记录的发展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个案研究——天津大学古建筑测绘历程 |
| 第一节 发轫（1953-1964年） |
| 一、古建筑测绘实习开设的背景 |
| 二、古建筑测绘实习历程 |
| 三、古建筑测绘实习的管理与教学 |
| 四、古建筑测绘与建筑教育思想 |
| 五、古建筑测绘与建筑历史研究 |
| 第二节 继承（1976-1989年） |
| 一、回顾传统 |
| 二、重要测绘项目 |
| 三、古建筑测绘实习危机 |
| 四、古建筑测绘教学思路 |
| 五、古建筑测绘的收获与对外交流 |
| 第三节 突破（1985-1997年） |
| 一、重要测绘项目 |
| 二、古建筑测绘教学与改革 |
| 三、古建筑测绘成果转化 |
| 四、培养综合素质 |
| 第四节 拓展（2004-2014年） |
| 一、古建筑测绘直接融入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
| 二、古建筑测绘的全面发展 |
| 三、重要测绘项目 |
| 四、对外交流与合作 |
| 五、影响与荣誉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建筑遗产测绘发展历程综述 |
| 二、相关问题探讨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四、出版科研要紧密联系出版工作实际──在第十届全国出版科学研讨会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研究[D]. 赵开开.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1)
- [2]出版科研要紧密联系出版工作实际──在第十届全国出版科学研讨会上的讲话[J]. 于永湛. 出版发行研究, 1996(01)
- [3]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4]我国新闻出版的热点关键词分析与发展对策究研究[D]. 孟庆麟.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
- [5]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思想研究[D]. 陈晶莹. 浙江大学, 2018(04)
- [6]变革 扶持 普及 承担——2010年中国媒体发展盘点[J]. 强月新,熊燃. 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 2011(00)
- [7]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8]林穗芳编辑专题研究[D]. 蔡姗. 武汉大学, 2014(06)
- [9]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
- [10]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史研究[D]. 李婧. 天津大学, 2015(08)
标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广西民族; 炎黄文化; 科学; 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