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语简洁表达方式举隅（论文文献综述）
刘晓峰[1]（2017）在《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汉译本《富国策》翻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880年京师同文馆出版的汉译本《富国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译着,译者为汪凤藻和丁韪良。目前对《富国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思想史和翻译史的宏观层面,且在翻译模式、翻译赞助、译本影响等方面的观点有分歧,在翻译文本研究上仍是空白。本选题基于文本进行研究,有翻译史学价值。本文以《富国策》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社会翻译学为视角,提出四个研究问题:《富国策》的翻译场域有什么样的特点?《富国策》文本形式和译介的经济学内容特征有哪些?译者采取哪些翻译策略?促使译者选择这些翻译策略的原因是什么?研究结合文章学、篇章语言学、翻译策略、翻译规范等理论,运用平行语料库和史料梳理印证等方法加以展开。研究发现,《富国策》的翻译场域中,赞助层次复杂,官方、机构和个人交叉,发起人兼做翻译策略制定者和译者,翻译形式是师生合译,两位译者皆谙熟并推崇晚清文章规范;在文本形式和其承载的经济学内容上都有大量改写,底本有42章,译文26章,宏观经济学内容翻译较为简略,微观经济学内容翻译较为详细;策略上,译文采用文言体,结合儒家思想概念体系,遵循晚清文章学规范,主要翻译策略为合儒、格义、连类、深度翻译、异体并置、会通和换例等,总的翻译策略目标是“理明词达”;促使译者选择这些策略的翻译规范主要有“经世致用”、“赞助人意图”、“预设读者期待”、“文章学衡文标准”、“文本性”、“专业规范”等,这些翻译规范之间有矛盾和冲突,受译者惯习的调节,并最终为《富国策》的文本所表征。在译者惯习的策略选择机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文化意志中洋务派的“一体多用”观,且译者惯习内化的“一体多用观”是调解各种规范之间的矛盾、进行翻译策略选择的根本动因。本研究在《富国策》的衍生文本《重译富国策》、经济学术语、译本美化殖民统治和基督教传教行为等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发现。
朱义华[2]（2013）在《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基于哲学视野的反思》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显着增强，大国政治威望的稳步提升，外国政府与民众对中国的关注兴趣与热情也与日俱增，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作为我国目前外宣工作中必不可缺的载体与主要实现形式，外宣翻译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成功与否和国家形象的建构，其重要性亦不言而喻。从本质上来说，外宣翻译具有翻译与传播的双重属性，指的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地域的信息共享与思想交流活动，一种意识形态的国际旅行与传播实践，一种国家形象在国际生态环境中的适应性选择与自我建构方式。而外宣翻译研究则相应具备了跨学科、多维度、宽进路的特征，对其之探讨就必须具有相当的包容性、系统性与综合性。这也是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哲学探索进路的主要缘由。本研究从学科培育的角度出发，以哲学话语体系为理论依据，借鉴前人对译学研究的哲学探讨，基于信息传播的七大要素（即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场合与传播效果），按照“三贴近”原则的要求，主要采用定性的描写性研究方法对外宣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并尝试建构出了包括外宣翻译研究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在内的外宣翻译研究理论体系，从而为全面、系统地从事外宣翻译研究架构了颇为科学合理的探索平台。在该体系中，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这是因为：一方面对外宣翻译本质属性、研究对象、特点规律与学科归属的明确与认识是开展外宣翻译研究的基础，也是进而确立外宣翻译研究独立分支学科地位的前提，而这些恰恰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需要解答的问题；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外宣翻译作为对外宣传的主要载体与实现形式，最终是为了实现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中国的外宣目标与效果，如何来实现？这就需要方法论提供相应的研究方法与实践技巧加以解决。诚然，在外宣翻译研究理论话语体系的搭建中，还需要运用外宣翻译的实际语料来进行分析论证，从而确保了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对外宣翻译工作实践的具体开展也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与价值。本研究由九大章节组成，其中第三到第八章为本研究的主体部分，分别围绕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两条主线来展开建构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讨论。本研究各章节既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与自含性，又彼此联系、相互依存，共同组成了本研究从绪论与文献综述到主体再到结论的完整研究框架。第一章为本研究的绪论，主要分析了本研究围绕外宣翻译而展开的背景与动因，本研究拟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本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研究的方法与目标以及本研究的框架结构与主要内容。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回顾了国内外外宣翻译研究的现状与不足，可能之探索进路，并以哲学理论体系为理论依托，建构了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从而为本研究主体部分的展开创造了条件。第三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本体论，主要探讨了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的的本质属性或曰本体论解读，涵盖了外宣翻译研究中所涉的主要概念与术语，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本质，并从翻译学与传播学视角分析了外宣翻译研究的双重学科属性。第四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认识论，首先从术语概念、表现形态、研究对象、特点要求、原则标准等角度介绍了对外宣翻译的全面认识，接着从语言、文化、政治等宏观维度来解读如何认识外宣翻译及其研究，分别考察了语言符号、文化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影响。第五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目的论，既探讨了我国对外宣传翻译工作的宏观目标或曰终极目的，又从外宣翻译三大价值主体出发逐一分析了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价值追求与具体目的。第六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方法论，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外宣翻译研究之理论切入视角与外宣翻译实践之具体应对策略与变通技巧。第七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价值论，首先探讨了外宣翻译之整体价值追求,然后基于外宣翻译在信息传播、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外宣翻译研究对学科建设与外宣人才培养上的可能作用回答了两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外宣翻译的作用何在？其研究的意义又何在？第八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批评观，基于翻译批评的基本概念、必要性与重要性，以外宣翻译具体实例分析为手段，着重探讨了外宣翻译批评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原则与评判标准。第九章为本研究的结论，首先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论点、学术价值与创新之处，同时也指出了其缺陷与不足，提出了有待深入探讨之论题，并就外宣翻译研究的未来趋势进行了展望。可以说，外宣翻译研究体系的建构探索是朝改观外宣翻译研究有“实”无“名”的学科现状，大力推进外宣人才的培养，切实提升外宣翻译的成效这一方向而所迈出的基础性一步。本研究的最大贡献与创新之处在于站在学科发展的角度，借鉴哲学话语体系来探索建构涵盖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在内的外宣翻译研究理论体系。与此同时，本研究也竭力实现在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内部有所创新与突破。比如，在本体论探讨中创新地从词源学角度对“外宣”与“翻译”以及它们在词源上的本质联系进行了探索；在认识论上将隐藏在外宣翻译及其研究背后诸如语言差异、文化习俗、政治意识形态等的隐形推手进行了一一发掘；在目的论上将国家外宣的整体目标与行业与地方外宣的具体目标以及传播主体的特殊目标相结合来讨论；在方法论上既照顾了传统上微观翻译技巧的探讨，也创新地将理论探索进路纳入方法论体系之中；在价值论中创新地探索了外宣翻译研究的学科贡献与对人才培养的实用价值，而不仅仅局限于外宣翻译的直接效用与经济价值；而在批评观中本研究则尝试搭建了以评价原则为主体的外宣翻译批评话语体系。如此等等，进一步拓展了外宣翻译的研究思路，从而对现有的外宣翻译研究起到了充实、补充的作用。诚然，本研究对外宣翻译研究体系的建构探索仅仅是从学科培育与哲学理论视角出发来回顾、反思、总结外宣翻译研究方方面面的一次尝试与努力，抑或是对笔者多年的外宣翻译理论学习和翻译实战经验的一次全面总结与整体检阅。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引起学界研究外宣翻译的广泛关注与兴趣，为开展外宣翻译研究与指导外宣翻译实践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模型与方法论指导体系，从而为外宣翻译学科大厦的建设增砖添瓦。
孙广平[3]（2013）在《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文中指出目前的学术界,尤其是在教育史研究领域中,兴起了一股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热潮。在这些研究中,更多的是对清末民初教科书进行宏观性、整体性的研究,很少有针对某一学科的深入研究,并且,由于晚清教科书文本的难以收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初时期。本文作者从英美、日本、港台,以及国内各大知名图书馆多方收集到晚清时期所出版的七十余本原版英语教科书,以真实文本为基础,力图对晚清时期的英语教科书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研究。按晚清英语教科书的发展演变历程,本论文划分为三个阶段共六章。第一阶段为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的萌芽期（1807—-1840年）。在这个阶段,中国英语教科书的编写还处于无意识阶段。由中国人编写的供英语学习的材料,基于上都是洋泾浜英语文本。与此同时,以马礼逊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为中国入学习英语编写了专门的教科书,标志着中国人接受正规英语语言教育的开始。英华书院在英语教学中所使用的教科书,无疑是中国人学习正规英语的最早文本,在中国英语教科书编写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是由于英语教科书的使用范围所限,这些最早期的英语教科书对中国的传统教育的影响可说是微乎其微。第二阶段为晚清英语教科书的发展时期（18401895）,本阶段分两章来阐述。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为前段时期。值此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首次打开,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英语在中国的渐进传播。清政府首次真正认识到英语学习对提高国家实力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晚清英语教科书获得了初步的发展。由中国人自编的英语教科书,最初主要将英语视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工具,后来,随着晚清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以及外语学习风潮的不断兴起,中国人开始将英语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进行学习,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的门类也渐渐增多,出现了英语语法、英语口语和英语翻译教科书。中国人开始参与到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英语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这表现了中国人对英语语言、对西方文化从鄙夷到渐趋接受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他们通过引入原版欧美英语教科书、编写适合中国人使用的英语教科书等各种手段,丰富了晚清中国人的英语学习资源,也间接地提高了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的质量。第三阶段为晚清英语教科书的成熟时期（1895—1911）。甲午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唤醒了民众救亡图存的使命感。随着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以及《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在中国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教育者都把英语学习作为一门必修的主课,英语教科书也在当时强大的社会需求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一阶段的英语教科书之发展,呈现了与以往时期完全不同的特点。其一是中国英语教科书的来源更加多元化：既有从西方直接引入的原版教科书,又有受到日本明治改革的影响而大量引入的日本英语教科书；还有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专为中国人学习英语所使用的教科书；其二是英语教科书的门类细化：既有以往学习英语所特别重视的语法类教科书、商务英语类学习读本,也有英语口语类教科书等。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出现了由中国人编写的专为适合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中小学分年级英语教学而使用的系列课本,这在此前的英语教科书编写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三是英语教科书的编写有意识地体现了当时的教育理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受日本教育理论的影响非常深远。通过分析此阶段的英语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中国所盛行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以及代表先进教育法的古安系列教学法,并可以使我们了解教育改革与英语教科书的发展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对晚清时期所出现的英语教科书进行文本收集、整理、分析,结合历史学、英语语言教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对晚清英语教科书做深入的、跨学科的分析与研究,力求表现中英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在语言接触层面中所表现出的碰撞与交融,从而再现当时的历史原貌。晚清英语教科书,作为当时民众接受西方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以及文化交流的领域。透过研究晚清英语教科书中关于中西文化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为我们了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情形提供了真实的参照。
袁耀辉[4]（2019）在《《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通俗常言疏证》是近代一部收集资料丰富的民俗语言珍惜文献,按内容分为四十卷,包括重复记录共计5978条,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目前,以《通俗常言疏证》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缺乏具体细致的描写和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词汇学和民俗语言学的视角对该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通俗常言疏证》主要通过列书证的方式以考证当时的“通俗常言”,为我们进行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等熟语以及俗语词研究留下了珍稀的文本。书中还辑录了在我们今天看来熟语性程度不强的结构成分。论文在行文中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分类的方法以及列疏证的研究方法,力图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通俗常言”进行直观具体地解读。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是指导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同时参考词汇学、民俗学、词典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介绍。正文部分共计七章。第二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进行概述。第一节主要对该书作者孙锦标生平及学术成就进行介绍。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编纂体例进行介绍。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训释方式进行介绍。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进行分析。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进行阐述。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概貌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从来源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二节主要从内容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三节主要从音节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四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词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俗语词的概念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词义类聚进行分析。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构词法进行分析。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进行考释。第五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熟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成语进行研究。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谚语进行研究。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惯用语进行研究。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进行研究。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歇后语进行研究。第七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格言进行研究。第六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的结构类型进行分析。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特殊词语的语义进行分析。第七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新词新义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新词进行研究。第二节主要对新义进行研究。第八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价值进行分析。分两节。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语言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文化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九章为结语,主要对论文研究的内容、创新之处、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阐述。
许磊[5]（2014）在《英语世界中的苏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英语世界中的苏轼研究为研究对象，梳理归纳出其大致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并从总体上把握其研究特征；分析最具代表性的苏轼译本，从译介学角度对比不同译本，探寻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创造性叛逆、文化误读的基本状况；对英语世界苏轼研究领域的代表性着作进行深入分析，探寻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国内学界苏轼研究的重要启示意义。序言部分梳理了目前学术界对英语世界苏轼研究的关注情况，指出其不足之处，点明此论题的独特价值。第一章首先探讨英语世界苏轼研究的缘起，主要从域内、域外两个层面进行阐述；再从生平研究、作品译介、作品研究、综合性研究四个层面梳理英语世界苏轼研究的总体状况。第二章分析了苏轼作品的代表性译本——伯顿·沃森译本的内容、体例、特色，再将伯顿·沃森、林语堂、杨宪益、戴乃迭、徐忠杰等人译本中的苏轼作品译文进行对比，探讨译文的翻译策略、文化意象传递过程中的变形、扭曲、失落等状况，并探寻其原因，提出解决策略。最后一章分别探讨了刘若愚的《北宋六大词家》、林顺夫的《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孙康宜的《词与文类研究》、艾朗诺的《苏轼人生中的语言、意象、事迹》这四部专着，揭示英语世界苏轼研究的重点、视角和方法。结语部分总结了英语世界苏轼研究的特征，从“他者”的研究中反观自我并获得启示。
魏家海[6]（2017）在《宇文所安唐诗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国内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汉学研究成果的反思性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包括唐诗翻译）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扩大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不断受到我国古代文学界的重视,但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研究获得的关注还不够,有待拓展和深化。本研究立足于实实在在的翻译文本,对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的轨迹进行了梳理,丰富了翻译史研究和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思想内涵,为中国文化的翻译研究引入了新的资源。通过总结他的翻译方法、翻译思想、传播和接受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典籍的翻译发展提供借鉴,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寻找代言人,为培养更多紧缺的高层次的汉译英翻译人才,为我国制定适当的图书对外推广政策和计划,推动中国文化的外译、出版、发行和海外传播,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扩大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核心价值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为促进美国社会对中美文学与文化关系的了解,提供有价值的参照。此外,本研究也有助于重新认识海外唐诗研究的价值,为我国的唐诗研究提供反思。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着作和中国文学选集中的唐诗翻译的文本出发,不仅总结了宇文所安在不同学术研究阶段中的唐诗翻译特征的异同,而且挖掘了翻译背后的中西诗学思想、文化思潮和哲学观念的影响,具有翻译文化史意义。本研究在中西诗学、修辞学、语言学、接受美学和传播学理论指导下,主要运用理论与文本阅读相结合的方法,围绕宇文所安的唐诗英译的学术性和文学性相互交融这条主线,对着作中的主体文化和文学语境进行宏观描写和分析,对译文文本和原诗文本的语言和文体风格进行微观比较和解释,并把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同其他汉学家的唐诗翻译进行比较,旨在探讨译文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传播价值、翻译思想和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借鉴意义。主要内容如下:宇文所安的着作《韩愈和孟郊的诗》中的诗歌翻译的实验性,契合了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宇文所安的早期翻译的实验性,通过孟郊和韩愈诗歌翻译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他的翻译注重“可读性”,但努力追求忠实性。译文受到一些西方汉学家的高度评价,但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特别是研究资料不足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翻译的僵化、讹误和过度阐释现象。这些翻译误读背后既有译者自己的局限性,也有翻译目的使然,还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总体而言,宇文所安《韩愈和孟郊的诗》中的翻译实践透视了学术研究初期阶段翻译理念的特征。《初唐诗》是宇文所安从唐诗个案研究向系统研究的转折点,开启了系统化翻译的新阶段。随着从耶鲁大学博士生到耶鲁大学职业汉学家的身份转换,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宇文所安受到各种理论思潮,特别是耶鲁大学学者们的理论的影响,其次,还有中国传统的哲学和诗学的影响。这些理论不仅是唐诗研究的理论资源,而且也是唐诗翻译研究的隐形理论支柱。翻译的差异性阅读和翻译的修辞性构成这个阶段的两个基本特征。他的唐诗翻译阐释中渗透着浓厚的人文主义的传统。译文虽有某些不准确和松散之处,但地道性和可接受性占主导地位。宇文所安在《盛唐》的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比较法、训诂法、阐释法等多种方法,对翻译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翻译诗学的“正典”既有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诗言志”、“诗缘情”的文论思想,又有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的影子。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中的审美自主性、审美陌生性和审美非大众性在宇文所安的翻译中有所体现。不过,宇文所安并非仅仅是理论的消费者,他的“非虚构”诗学理论对翻译中意义的非隐喻化和显化都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中西诗歌创作中的方法论不仅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借入翻译研究过程之中,苦吟的诗学、隐秘的诗学,还有西方极简主义的诗学等都是创作经验的提炼,可用以观察、评价和阐释宇文所安晚唐诗翻译中的文学文化价值。宇文所安的晚唐诗翻译反映了“苦吟”诗学的本质特征。宇文所安在唐诗翻译中,也受到极简主义诗学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翻译中对唐诗中某些复杂的意象和高难度词语的淡化处理,就是极简主义在唐诗翻译中的具体运用。“追忆”本是宇文所安的文学研究方法论,但可以解释宇文所安对晚唐诗中的文学文化的翻译。《中国文学选集》是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经典化的标志,作为中国文学课程的通识教材,对美国大学生了解中国文学（包括唐诗）的意蕴和风貌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同其他汉学家的唐诗翻译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宇文所安的唐诗文本的选择标准、倾向、内容和体例,以及对唐诗传播版图的重构意图,在语言形式选择中,尽管他不把韵律效果作为翻译主要的考量标准,但通过补偿手段也能翻译部分音乐效果。宇文所安对意象的翻译以再现为主,变通为辅。副文本也是宇文所安唐诗翻译的特色,对译文的正文本的语境进行了补充和延伸,这对教材的阅读很有帮助。研究发现,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翻译选集在西方有广泛的传播力,深受评论家和读者的高度关注和评价。宇文所安的翻译思想散见于译例言、导言、诗学研究着作、论文和访谈之中。他对文学翻译功能的认识,对翻译中的“中国性”和“世界性”的“中和”式把握,契合了中国哲学中的“中和”思想。他的归化和异化相融合的理念,中国诗歌史的重构和民族文化可译性的观点,对译者角色的理解,对不同语域中的翻译策略的解释,以及翻译作为文化代言人的思想,构成了翻译思想的基本因子,藉此可对中国文化的翻译规模、方法、赞助和效果等进行反思。宇文所安的翻译模式,包括名人译者模式,翻译策略模式,翻译传播模式,翻译“代言人”模式,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且并对国内的中国诗歌评论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主要是“学术翻译”,同时又有“文学翻译”的特性,他的唐诗研究或诗学研究类着作中的唐诗翻译以配合学术研究为目的,翻译的忠实度很高,通过大量的副文本中的训诂和文化典籍的语境补充,使翻译体现了学术性,并且兼顾文学性和可读性。
胡叶[7]（2015）在《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研究 ——基于术语库的系统考察》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中国术语翻译实践史,从古代佛经翻译到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从清末民初西学翻译再到现当代术语翻译实践全面展开,术语翻译活动如涓涓细流从未停止,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也对汉语词汇生成与历时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今互联网时代,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术语的跨语应用与传播已成为常态,术语翻译进入大众化实践阶段。伴随着大量术语翻译实践的展开,相关问题也随之出现,尤其是术语翻译的不规范、术语污染等问题引人深思。面对术语跨语传播的现实需求与实际问题,学界同仁积极探讨术语翻译策略与方法以及术语翻译标准等重要问题。然而,一直以来,相关研究多偏重于术语翻译个案分析,对术语翻译的系统复杂性认识不足,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术语学本体理论研究成果以及基于术语库的系统研究方法未充分借鉴,缺乏对术语翻译整体系统性特征的考察与分析等）,导致相关研究结论往往不具有普适性意义,难以对术语翻译整体质量提升给予有效帮助。鉴于上述研究现状,如何从新的理论视角、借助新的研究手段对术语翻译展开新的探索很有必要。然而,术语翻译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研究课题,仅从涉及的学科领域而言,既包含自然科学的各专业领域,也包含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专业领域。其中,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术语因其文化负载丰富而更具研究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研究空间也更为广阔。本研究选择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学学科术语为切入点,主要出于以下考虑:其一,基于中国知网的文献研究数据统计,在人文社会科学术语翻译研究领域中,语言学术语的翻译问题探讨得较多,且语言学术语翻译标准的确立已形成“论战”之势;其二,《语言学名词》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术语定名的第一个学科成果,其中的汉语语言学术语及其英译对应词可以作为汉英语言学术语数据库建设中的规范性数据资源。此外,这部分语料可以作为重新审视语言学术语翻译标准问题的系统研究数据。本研究基于自建的描写性汉英语言学术语数据库,立足术语学的本体理论,针对术语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展开了新的跨学科思考,并在此基础上着重探究了三大重要的实践问题:（1）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系统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2）影响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复杂系统因素有哪些?（3）如何厘定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系统评价标准?在理论分析框架的建构上,本研究综合运用哲学研究、术语学研究和翻译学研究相关成果,尝试从四个维度对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实践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在本体论维度上,语言学术语英译研究需要依据类型术语学相关知识,以揭示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构成类型及其特征。在认识论维度上,语言学术语英译研究需要借鉴系统复杂性理论,着重从系统结构、系统环境以及系统功能三个方面来分析影响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系统复杂性因素,从而深化对汉语语言学术语翻译复杂性的系统认识。在价值论维度上,语言学术语英译研究需要从系统层面来综合考量汉语语言学术语翻译研究的知识价值和文化价值。知识价值主要表现为汉、英两种语言学知识体系之间的交流融通,而文化价值则是在汉英语言学术语跨语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交互影响。在方法论维度上,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研究需要从系统层面来深化对于语言学术语翻译本质的认识,即借鉴对比术语学相关知识展开汉英语言学术语词汇系统的跨语对比、汉英语言学术语知识系统的跨语对比以及汉英语言学术语交际语境的跨语对比。本研究的具体思考与初步发现如下:（1）在汉语语言学术语的英译现状描述方面,本研究首先借助类型术语学理论的分析框架,以汉英语言学术语数据库的语料为分析对象,从语言形式、语义内涵、历史构成及功能特点四个方面划分出不同类型的汉语语言学术语,并探讨了其相关特征。然后,在汉语语言学术语的英译上,本研究发现,不同于外来术语翻译成汉语术语时普遍采用“民族化”策略（即“归化”为主）,中国传统语言学术语在寻找英译对应词时难度更大,需要兼顾语言形式、语义内涵和知识传播等三个方面的要素,不可一味地偏向“国际化”或者“民族化”。在具体翻译方法层面,本研究归纳出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音译法、释译法、意译法、直译法和音意结合法等五种方法。通过系统梳理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语料,本研究也厘清了目前汉语语言学术语翻译存在的三大系统性问题:其一是有些术语译名过于冗长,影响整个术语翻译系统的语言经济性;其二是术语一词多译的现象普遍存在,影响整个术语翻译系统的概念关联性;其三是一部分术语译名缺乏理据,尤其是中国本土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理据性较差,这影响到整个术语翻译系统的文化生态均衡性。（2）在分析影响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复杂系统因素方面,基于术语数据库的真实语料,本研究发现,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系统复杂性主要与汉语语言学术语的系统结构、系统环境以及系统功能相关。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系统结构复杂性主要源于汉语语言学术语系统组分之多样性、系统知识结构之差异性以及概念系统之层级性;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系统环境复杂性主要源于汉语语言学术语系统环境之开放性、动态性以及能动性;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系统功能复杂性主要源于汉语语言学术语系统功能之间的互动性与相互适应性。因此,本研究认为,术语翻译的系统复杂性主要受到源语术语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影响,同时也受到术语跨语应用的语言文化复杂性制约。（3）基于以上汉语语言学术语翻译的系统研究,本文作者最后探讨了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系统评价标准问题。本研究认为,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评价,除现有的个体评价标准外,还需要引入系统评价标准。这种系统评价标准,其实质是一种复合标准,它由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概念系统关联律、语言系统经济律以及文化系统生态律构成。具体而言,汉英语言学术语翻译的结果应符合术语概念系统的逻辑关联要求,符合术语语言系统的经济律要求,同时也要符合术语文化系统的生态平衡要求。如果能同时满足这三方面的复合要求,则术语翻译的系统质量较为理想,而且这对术语翻译的个体质量也会有积极影响。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系统复合标准”的确立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对语言学术语翻译系统本质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用来系统评估术语翻译的整体质量。该系统评价标准与以往个体评价标准互为补充,各有侧重。本论文对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展开的系统研究具有理论、实践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的启示意义。就理论价值而言,本研究对语言学术语翻译复杂性的分析以及复合标准的提出,对推进语言学术语翻译的系统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丰富术语翻译理论建构的内涵。此外,本研究结合汉语语言学术语实际特征对术语学本体理论的修正与补充,也有助于深化类型术语学的理论研究。就实践价值而言,系统复合标准的提出对于指导今后语言学术语翻译实践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也为系统评判学科术语翻译的优劣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评价标准。在方法论层面,本研究基于术语数据库的实证分析与描述研究可以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专业领域学科术语的翻译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余承法[8]（2013）在《全译求化机制论》文中研究说明全译求化机制论,以考察全译及其属性为起点,以解读钱钟书的“化（境）”为切入点,以小句中枢说和小句中枢全译说为理论基点,以汉英对比为参照点,以几个大型语料库和自建的全译语料库中为支撑点,尝试建立完整、客观、可操作、能验证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全文遵循“三个充分”（观察充分、描述充分、解释充分）的研究要求,按照两个三角（“表—里—值”小三角和“语—思—文”大三角）的研究思路,通过论证全译的本质——化,揭示全译的核心——求化,探究全译求化的关键——求化机制,着重阐述7种单一机制的内涵、外延、理据、类型及其组合能力和概率,挖掘57种组合机制在实际运用中的倾向性规律。全译求化机制体系的建立,将丰富钱钟书的“化境”翻译思想,推动全译理论的深入研究,深化翻译共性问题的探讨,指导译学方法论建设,为全译实践、全译教学（包括外语专业的汉外互译教学和对外汉语专业的翻译教学）、译文评估、机器翻译提供理论帮助和语料支撑。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至四章为正文,第二章为第三、四章作铺垫,第三章为全文的核心,第四章为次重点,第五章为结论。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研究的选题缘由,对国内“化（境）”研究、国内外全译转换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指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意义,并对整个研究框架作出说明。第二章阐述全译的本质及核心。先从全译的定义入手,在阐明全译活动的主体、客体、工具、目的和属性之后,指出全译求似律决定全译行为必须遵循的三大原则,即：语用价值第一、语里意义第二、语表形式第三。然后考察全译微观活动的三个阶段,即：原语理解、语际转化、译语表达,提出全译活动操作于以小句为中轴,语素、词、短语、复句、句群和语篇为脉络的全译单位体系。通过“化”的文字学原解、哲学通解、美学专解和钱钟书自解,赋予译学新解,详论“化”体现为全译本质的五大特征,进而指出全译的核心是求化,求化的关键是建立求化机制体系。第三章考察全译求化7种单一机制。全译求化单一机制的建立和运用必须遵循全译的三大原则,以完整再现原文的语用价值和准确传达其语里意义为目的,力图改变或保留原文的语表形式。全章七节在逐一考察7种求化单一机制的内涵、外延、理据之后,以语料库中的全译事实为依据,着重阐述每种机制及其次类的操作过程和方式。等化机制的运用理据主要是：原语和译语具有极强的文化互文性和兼容性,原语和译语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思维方式,原语和译语的表达顺序与思维顺序同构,符合语言表达中的像似性规律。其操作原则是对形等义同值,多操作于小句及以下语言单位,主要包括五种类型：词等化、短语等化、小句等化、复句等化和句群等化。繁化机制的理据在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汉英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异,后者又体现在：运用语言形式的差异,传达语里意义的差异,反映语用价值的差异。等化机制的操作原则是繁形不添义不增值,主要操作手段是增添,倾向多用于汉译英,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和小句繁化。简化机制的理据跟繁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方式相反,其操作原则是简形不损义不贬值,主要操作手段是删减,倾向多用于英译汉,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语素简化、词简化、短语简化和小句简化。移化机制是因译语结构和表达规范之需而对原语单位进行位置移动,其操作原则是移形不易意不变值,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原形移化即零翻译,主要是指原语中词和缩略语的移化；有形移化即移位,其理据是中西不同的思维认知方式导致两种语言在语序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包括语素移位、词移位、成分移位、复句的分句移位四个次类；无形移化即引中,运用理据在于：人类思维的相通,人类语言的共性,原语和译语的词语处于相同或近似的语言环境,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规范,包括四个次类：专业化引申、普通化引申、具体化引申和抽象化引中。换化机制是应语值再现和语里传达之需而进行的双语语表形式的互相交换,操作原则是换形不改意不动值,按照双语单位互换的不同角度和层面,可分为六种类型：词类换化、成分换化、句类换化、动静换化、正反换化和主被换化。每种换化类型的内涵、外延和理据不同,在次级类型上有所不同,有时存在交叉或重叠,如词类换化和成分换化、动静换化和主被换化。分化机制的理据在于：汉英两种语言类型的差异及其体现在句法结构上的区别、汉民族与英美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逻辑思维转换的规律,其操作原则是分形不断义不损值,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和拆分的策略,倾向多用于英译汉,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词分化、短语分化、小句分化和复句分化。合化机制的理据与分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手段相反,原则是合形不漏义不变值,采取化零为整的手段和融合的策略,倾向多用于汉译英,主要包括四种类型：短语合化、小句合化、复句合化和句群合化。第四章考察全译求化组合机制。采用个案研究的形式,通过对四篇公共演讲稿口译实例的调查和统计,逐一阐述57种组合机制的具体操作。通过统计与分析发现：1)五类组合机制按照类型数量依次排序为：三合机制（20种）>二合机制=四合机制（15种）>五合机制（6种）>六合机制（1种）,按照运用频率依次排序为：三合机制（148例）>四合机制（122例）>二合机制（73例）>五合机制（53例）>六合机制（18例）。可见,机制组合的数量越多,要求越高,难度越大,频率就低；2)由于每种单一机制的运用频率和组合能力不同,相互之间的组合关系有别,各种组合机制在相应类别中的运用频率呈现不平衡性。第五章为结论,总结全文的五个基本观点,指出现存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
岳岚[9]（2015）在《晚清时期西方人所编汉语教材研究》文中提出晚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随着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形成了历史上西方人汉语学习的第二次高潮。以传教士、商人、外交人员为主的西方人为了各自的目的学习汉语,编写了类型多样、卷帙浩繁的汉语教材。本文以这些汉语教材为研究对象,在占有较为完备的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从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史学的角度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梳理其发展脉络,考察这一时期西方人汉语教学的内容和模式,总结他们汉语教学和学习的经验与特征,为当今的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借鉴。第一章为晚清时期西方人所编汉语教材概况。在这一百多年中,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西方人编写的汉语教材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800-1840年,初步探索期。教材数量少,编写水平有限,主要在翻译法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编写,语法教材以印欧语法为框架,对汉语特征认识存在不足,学习者以传教士为主。第二阶段,1841-1860年,快速发展期。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西方人的活动范围扩大,方言教材增加。除了传教士之外,商人、外交人员等学习者大量出现,相应地也出现了为不同学习者准备的教材。第三阶段,1861-1890年,日渐成熟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门进一步打开,方言教材进一步增多,北京官话的学习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书面语教材应需而生。西方人有意识地采用安、奥林多夫教学法等进行教材编写,教材编写和汉语教学都走向成熟。第四阶段,1891-1911年,全面繁荣期。中西交流空前活跃,汉语教材类型更丰富,教材编写数量更多,结构体例更加成熟,各个语言要素结合更加自然,语法教材退出舞台。第二章为晚清时期西方人的语音教学。西方人在汉语学习过程中,采用罗马注音的方式辅助汉语语音学习,这一时期西方人开始采用英语语音进行标记,创制了多个拼音系统,但是无论哪个系统都不能完全正确地表示汉语语音,真正的汉语语音只能从老师那里学到。声调和送气音在西方语言中并不存在,也形成了西方人语音学习的难点,不过他们在实践中总结出有效的声调和送气音的教学与学习方法。第三章为晚清时期西方人的语法教学。西方人一方面在印欧语法的框架下进行汉语语法的分析,对汉语进行八大词类的划分：同时努力寻找和西方语法对应的汉语语法形式。另一方面,他们关注汉语的特性,对汉语语法中的独特特征进行追寻,对中西语言共性中的个性语法现象也进行了分析与介绍。西方人偏重教学语法,多采用翻译法、例证法、功能概念法和比较对照等方法进行语法教学,在语法学习中提倡多观察,还对语法学习中的难点给予特别关注。第四章为晚清时期西方人的汉字和词汇教学。汉字是表意文字,完全不同于字母文字,形成西方人汉语学习中的一大难题。在汉字教学中,他们注重汉字部首及部件的学习,强调书写汉字的笔画、笔顺及练习方法。受到西方语言学的影响,西方人同样对汉语,特别是方言进行了搜集、整理,编写了双语对照词汇书和字典：语法教材侧重从构词法的角度对汉语词语进行分析：其他教材中词汇教学逐渐成为重要板块。另外,西方人注重具有汉语特色的四字词语、谚语、俗语等的学习。本文对晚清时期西方人编写的汉语教材进行了四个时期的纵向梳理,并从语音、语法、汉字、词汇等方面进行横向考察,使得我们对晚清时期西方人的汉语学习有了比较清晰和全面的认识。晚清时期的汉语教材实用性、针对性较强,教学重点和难点突出,编写体例日趋成熟,多采用中外合作的编写模式,并能结合自身学习中的弱点和难点对汉语各要素进行有的放矢的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都值得现今的对外汉语教学借鉴。晚清时期西方人编写的汉语教材是中西语言接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汉语语言学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还保存了鲜活的近代汉语语料,为汉语本体研究提供了发展空间。晚清时期西方人编写的汉语教材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
李会[10]（2014）在《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英国着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据中国传统蒙书《三字经》编译的《San Tzu Ching三字经：Elementary Chinese》。其目的是为外国人学习汉语之用,全书以汉字教学、文化阐释为主,内容丰富,形式简洁,浅显易懂。汉字教学音、形、意结合,文化阐释丰富细致,并纠正前人译本讹误,堪称当时最为完善的《三字经》译本。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绪论,概述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介绍采用的理论、方法和语料来源,概述翟理斯其人其书。第二章论述翟理斯对《三字经》的学习与编译,通过与以往《三字经》译本的比较,探讨此版编译本在体例上的改进与创新,得出其在内容上具有两大特色,即汉字分析和文化阐释,并重点分析译文中文化内容的丰富性。第三章分析和阐述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汉字教学。通过对文本进行挖掘,分析其汉字教学特点,重点探讨了其汉字教学法——部件教学法,最后透过这本典型的以汉字教学为重点的教材,探讨总结翟理斯的汉字教学观。第四章梳理分析翟理斯的汉语教材,探讨其汉语教学观的发展演变,最终形成“汉语教学以句为教学单位,词为组句成分,汉字学习为基础”的教学观。对《三字经》的编译是其教学观演变的重要体现。第五章为基本评价,肯定《三字经》编译本的体例创新,归纳其汉字教学特点及文化教学特点,评价其汉语教学观。
二、英语简洁表达方式举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英语简洁表达方式举隅（论文提纲范文）
（1）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汉译本《富国策》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对象、目的和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社会翻译学 |
| 1.4 研究价值 |
| 1.5 文章结构 |
| 第2章 《富国策》翻译研究现状 |
| 2.1 经济学思想(史)为主题的研究 |
| 2.2 翻译(学/史)视角的研究 |
| 第3章 《富国策》的翻译场域 |
| 3.1 《富国策》翻译场域权力关系及主要行动者 |
| 3.1.1 赞助人 |
| 3.1.2 发起人和出版者 |
| 3.1.3 译者 |
| 3.1.4 预设读者 |
| 3.2 晚清诗学规范 |
| 3.2.1 桐城派文章学 |
| 3.2.2 八股文 |
| 第4章 《富国策》译文的形式特点 |
| 4.1 中译本《富国策》和其底本MPE的整体对比 |
| 4.1.1 MPE和《富国策》的副文本对比 |
| 4.1.2 《富国策》各章节段落存留度变化情况 |
| 4.2 文本微观语言特点以及“道、理”概念和儒家文化负载语 |
| 4.2.1 单音节词使用 |
| 4.2.2 文言虚词的使用 |
| 4.2.3 “理”和“道”概念的使用 |
| 4.2.4 儒家文化负载词 |
| 4.3 句法特征 |
| 4.3.1 文言程式句 |
| 4.3.2 四字格、排比对句的使用以及句子的词组化 |
| 4.3.3 《富国策》的句长 |
| 4.4 MPE与《富国策》的文本性对比 |
| 4.4.1 篇章文本性标准 |
| 4.4.2 MPE与《富国策》的宏观文本性对比 |
| 4.4.3 衔接和连贯微观描述 |
| 第5章 《富国策》经济思想的译介和接受 |
| 5.1 经济学术语译介考察 |
| 5.1.1 卷一“论生财”经济学术语的个案考察 |
| 5.1.2 “日原”经济学术语质疑 |
| 5.2 《富国策》对MPE经济学思想的译介和删节 |
| 5.3 经济思想的传播和影响 |
| 5.3.1 出版及用途 |
| 5.3.2 衍生文本 |
| 5.3.3 评论和影响 |
| 第6章 《富国策》翻译策略、翻译规范和译者惯习 |
| 6.1 基于功能的翻译策略再范畴化 |
| 6.2 《富国策》的翻译策略 |
| 6.3 《富国策》翻译规范、翻译策略和其译者惯习的关系 |
| 6.4 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思想根源 |
| 6.4.1 晚清政治思想中的“体用”观 |
| 6.4.2 《富国策》译者惯习选择翻译策略的机制模型 |
| 第7章 结论 |
| 7.1 研究发现 |
| 7.2 研究创新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引文献 |
| 附录1: 《富国策》的序、凡例和年表 |
| 附录2: 儒家文化和汉文化负载词例举 |
| 附录3: 《富国策》第一卷“论生财”经济学术语 |
| 附录4: 《富国策》卷一第一章平行文本及相关情况 |
（2）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基于哲学视野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动因 |
| 1.2 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
| 1.3 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
| 1.4 研究的方法与目标 |
| 1.5 研究的结构与内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宣翻译研究之现状与不足 |
| 2.1.1 国内外宣翻译之研究现状 |
| 2.1.2 国外外宣翻译之研究现状 |
| 2.1.3 现有外宣翻译研究之不足 |
| 2.1.4 外宣翻译研究之可能进路 |
| 2.2 外宣翻译研究之理论架构 |
| 2.2.1 翻译研究之哲学探索进路 |
| 2.2.2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哲学架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本体论 |
| 3.1 外宣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 3.1.1 宣传与翻译之词源学关联 |
| 3.1.1.1 宣传的词源学解读 |
| 3.1.1.2 翻译的词源学解读 |
| 3.1.1.3 宣传与翻译之词源学关联 |
| 3.1.2 对外宣传及其本质属性 |
| 3.1.2.1 宣传及其本质属性 |
| 3.1.2.2 对外宣传及其本质属性 |
| 3.1.2.3 外宣与内宣之别 |
| 3.1.3 外宣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 3.1.3.1 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 3.1.3.2 外宣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 3.2 外宣翻译研究及其学科属性 |
| 3.2.1 外宣翻译研究之本体论思考 |
| 3.2.2 外宣翻译研究的学科属性 |
| 3.2.2.1 外宣翻译研究的翻译学属性 |
| 3.2.2.2 外宣翻译研究的传播学属性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认识论 |
| 4.1 外宣翻译术语之辨 |
| 4.1.1 外宣翻译与对外宣传 |
| 4.1.2 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 |
| 4.1.3 对外宣传与对外报道 |
| 4.1.4 对外宣传与国际传播 |
| 4.1.5 对外宣传与国际新闻 |
| 4.1.6 对外宣传与中译外 |
| 4.2 外宣翻译形态之辨 |
| 4.3 外宣翻译之研究对象 |
| 4.3.1 外宣翻译之主体 |
| 4.3.1.1 外宣翻译之政府主体 |
| 4.3.1.2 外宣翻译之译者主体 |
| 4.3.1.3 外宣翻译之审稿主体 |
| 4.3.1.4 外宣翻译之传媒主体 |
| 4.3.1.5 外宣翻译之其他主体 |
| 4.3.2 外宣翻译之目的 |
| 4.3.3 外宣翻译之客体 |
| 4.3.3.1 外宣翻译客体之政治文献 |
| 4.3.3.2 外宣翻译客体之新闻语篇 |
| 4.3.3.3 外宣翻译客体之公示语 |
| 4.3.3.4 外宣翻译客体之专业文献 |
| 4.3.3.5 外宣翻译客体之文化典籍 |
| 4.3.3.6 外宣翻译客体之多模态演艺作品 |
| 4.3.4 外宣翻译之媒介 |
| 4.3.5 外宣翻译之受众 |
| 4.3.6 外宣翻译之情境 |
| 4.3.7 外宣翻译之效果 |
| 4.4 外宣翻译之特点与要求 |
| 4.4.1 外宣翻译之特点 |
| 4.4.1.1 政治敏感性与严肃性 |
| 4.4.1.2 文体正式性与庄重性 |
| 4.4.1.3 内容准确性与灵活性 |
| 4.4.1.4 基调积极性与正面性 |
| 4.4.1.5 中国民族性与特色性 |
| 4.4.2 外宣翻译之要求 |
| 4.5 外宣翻译之原则与标准 |
| 4.5.1 外宣翻译之原则 |
| 4.5.1.1 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树立科学态度 |
| 4.5.1.2 以正确立场为方向，维护国家利益 |
| 4.5.1.3 以服务受众为宗旨，注意内外有别 |
| 4.5.1.4 以交流互动为契机，输出文化资本 |
| 4.5.2 外宣翻译之标准 |
| 4.6 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之认识维度 |
| 4.6.1 语言维 |
| 4.6.2 文化维 |
| 4.6.3 政治维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目的论 |
| 5.1 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之整体目标 |
| 5.1.1 整体目标之历史阐述 |
| 5.1.2 整体目标之今日表达 |
| 5.1.3 整体目标之内部关系 |
| 5.2 外宣翻译之目的 |
| 5.2.1 外宣翻译主体之目的 |
| 5.2.2 外宣译者之目的 |
| 5.2.2.1 外宣译者之“知之”目的 |
| 5.2.2.2 外宣译者之“告之”目的 |
| 5.2.2.3 外宣译者之“好之”目的 |
| 5.2.2.4 外宣译者之“乐之”目的 |
| 5.2.3 外宣受众之目的 |
| 5.3 外宣翻译研究之目的 |
| 5.3.1 外宣翻译研究之理论型目的 |
| 5.3.2 外宣翻译研究之实用型目的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方法论 |
| 6.1 外宣翻译之理论研究方法 |
| 6.1.1 传播学视野 |
| 6.1.2 功能论（目的论）视野 |
| 6.1.3 关联理论视野 |
| 6.1.4 其他研究视野 |
| 6.1.4.1 修辞认同视野 |
| 6.1.4.2 建构主义视野 |
| 6.1.4.3 生态译学观视野 |
| 6.2 外宣翻译之实践操作方法 |
| 6.2.1 外宣翻译之宏观翻译策略 |
| 6.2.1.1 归化与异化策略 |
| 6.2.1.2 变通策略 |
| 6.2.2 外宣翻译之具体应对技巧 |
| 6.2.2.1 增译 |
| 6.2.2.2 减译 |
| 6.2.2.3 编译 |
| 6.2.2.4 其他译法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价值论 |
| 7.1 外宣翻译之整体价值追求 |
| 7.2 外宣翻译之价值 |
| 7.2.1 外宣翻译之信息价值 |
| 7.2.2 外宣翻译之政治价值 |
| 7.2.3 外宣翻译之经济价值 |
| 7.2.4 外宣翻译之社会文化价值 |
| 7.3 外宣翻译研究之价值 |
| 7.3.1 翻译质量提升价值 |
| 7.3.2 学科建设价值 |
| 7.3.3 人才培养价值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批评观 |
| 8.1 翻译批评概说 |
| 8.1.1 翻译批评的定义 |
| 8.1.2 翻译批评的作用 |
| 8.1.3 翻译批评的原则 |
| 8.2 外宣翻译批评 |
| 8.2.1 外宣翻译批评的特殊性 |
| 8.2.2 外宣翻译批评的原则 |
| 8.2.2.1 传播效果原则 |
| 8.2.2.2 政治准确性原则 |
| 8.2.2.3 文化传真原则 |
| 8.2.2.4 跨文化交流原则 |
| 8.3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 |
| 9.1 本研究总结 |
| 9.2 本研究的价值与创新 |
| 9.3 本研究之缺陷与不足 |
| 9.4 外宣翻译研究之前景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萌芽篇 |
| 第一章 鸦片战争(1840)前英语学习读物在中国的出现 |
| 第一节 早期《红毛番话》类英语读本 |
| 第二节 马礼逊与《英国文语凡例传》 |
| 发展篇 |
| 第二章 甲午战争前(1840—1895)西人所编英语教科书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前教会学校英语教学 |
| 第二节 甲午战争前教会学校英语教科书 |
| 第三节 罗存德与《英话文法小引》 |
| 第四节 罗伯聃与《华英通用杂话》 |
| 第三章 甲午战争前(1840—1895)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 |
| 第一节 洋务学堂的建立 |
| 第二节 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概述 |
| 第三节 国人自编主要的英语词语类教科书分析 |
| 成熟篇 |
| 第四章 甲午战争后西方英语教科书在中国的流传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后中国英语教科书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英美原版教科书的引入与编译 |
| 第五章 甲午战争后从日本引进的英语教科书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发展之比较 |
| 第二节 甲午战争后日本教育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
| 第三节 英语教科书引自日本 |
| 第六章 甲午战争后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 |
| 第一节 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之发展 |
| 第二节 国人自编的主要英语语法教科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介 |
（4）《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现状 |
| 1.2 选题缘起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相关说明 |
| 第二章 《通俗常言疏证》概述 |
| 2.1 孙锦标生平与学术成就 |
| 2.2 《通俗常言疏证》编纂体例 |
| 2.3 《通俗常言疏证》训释方式 |
| 2.4 《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 |
| 2.5 《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 |
| 2.6 《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 |
| 2.7 小结 |
| 第三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概貌 |
| 3.1 从来源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2 从内容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3 从音节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上)——俗语词 |
| 4.1 俗语词概述 |
| 4.2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义类聚 |
| 4.3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构词法 |
| 4.4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考释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中)——熟语 |
| 5.1 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 |
| 5.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研究 |
| 5.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研究 |
| 5.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研究 |
| 5.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研究 |
| 5.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研究 |
| 5.7 《通俗常言疏证》格言研究 |
| 5.8 小结 |
| 第六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下)——特殊词语 |
| 6.1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结构类型 |
| 6.2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语义分析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通俗常言疏证》新词新义 |
| 7.1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词 |
| 7.2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义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通俗常言疏证》研究价值 |
| 8.1 语言学价值 |
| 8.2 文化学价值 |
| 8.3 小结 |
| 第九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通俗常言疏证》引用文献表 |
| 附录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表 |
| 附录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表表 |
| 附录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表 |
| 附录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表 |
| 附录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表 |
| 附录7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英语世界中的苏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第一章 异域的态势英语世界苏轼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概况 |
| 第二章 他者的眼光苏轼英译本探微 |
| 第一节 伯顿·沃森译本内容、体例、特色 |
| 第二节 不同英译本的创造性叛逆与误读 |
| 第三章 别样的洞见英语世界苏轼研究举隅 |
| 第一节 语言与境界、梦意象、词类特质研究 |
| 第二节 苏轼诗词、艺术成就、贬谪文学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宇文所安唐诗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宇文所安其人及其主要着作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实际应用价值 |
| 三、国际政治价值 |
|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述评 |
| 一、近年国内外唐诗英译研究现状 |
| 二、宇文所安的诗学思想研究和唐诗研究的述评 |
| 三、宇文所安唐诗翻译研究述评 |
| 第一章 《韩愈与孟郊的诗》中的唐诗翻译的实验性 |
| 第一节 翻译镜像的实验性 |
| 一、“想象界”的镜像 |
| 二、作为“他者”的镜像 |
| (一) 句法顺序结构的翻译模仿 |
| (二) 以古语措辞译古语措辞 |
| 三、原诗在译诗镜像中的凝视与被凝视 |
| (一) 译者的主题选材的选择性凝视 |
| (二) 译诗的认同与再现凝视 |
| 第二节 翻译的实验性的总体识度 |
| 一、意象翻译的可读性 |
| 二、语言修辞翻译的可读性 |
| (一) 语言翻译的简洁性 |
| (二) 修辞翻译的简明性 |
| 三、文化翻译的可读性 |
| (一) 神名和圣贤名的翻译 |
| (二) 传说中的人物和风物的翻译 |
| (三) 精灵鬼怪形象的翻译 |
| 第三节 翻译的实验性的局部识度 |
| 一、意象翻译中的弱化与误译 |
| 二、词语的误读与误译 |
| (一) 词语的误译 |
| (二) 表达方式的误译 |
| (三) 翻译中过度阐释与误译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初唐诗》中的唐诗翻译的学术传统 |
| 第一节 文本意义解构翻译中的修辞学传统 |
| 一、道法自然与翻译修辞的“存在之真” |
| 二、修辞的翻译与翻译的修辞 |
| 三、差异性修辞阅读中的翻译的修辞性 |
| (一) 翻译的隐喻性 |
| (二) 翻译的转喻性 |
| (三) 翻译的双重转喻性 |
| 四、“俄狄浦斯情结”与翻译修辞的超越性 |
| (一) 对语言同一性的超越 |
| (二) 释义对译诗文本修辞的超越 |
| 第二节 文本翻译中的结构主义诗学传统 |
| 一、“语言”相对固化中的“言语”翻译的调整 |
| (一) 专有名词翻译的微调 |
| (二) 特殊词语修辞翻译的微调 |
| 二、句子结构的翻译重组 |
| 第三节 翻译阐释中的人文主义传统 |
| 一、作为创造者的译者主体性与中国人文传统的植入 |
| 二、作为解释者的译者与中国人文传统的解释 |
| (一) 解释译文中的语言意义 |
| (二) 补充译文中的文化蕴涵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盛唐诗》中翻译的中西正典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诗学“道”“志”“情”的影响 |
| 一、“文以载道”与正统之“道”在译诗中的还原 |
| (一) 德之“道”与译之“德” |
| (二) 理之“道”与译之“理” |
| (三) 事之“道”与译“事”之“道” |
| 二、“诗言志”与译诗中的世界关系的塑造 |
| (一) 言“政”与译“政” |
| (二) 伦理之“志”与译诗的伦理定位 |
| (三) 作诗言“志”与翻译心理 |
| 三、“诗缘情”与译诗中的情感跨越 |
| (一) 山水幽情 |
| (二) 边塞豪情 |
| (三) 友人别情 |
| (四) 狂幻纵情 |
| 第二节 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的影响 |
| 一、审美自主性与译者的审美自觉 |
| (一) 情美 |
| (二) 气美 |
| (三) 画美 |
| 二、审美陌生性与译者的审美创新 |
| (一) 意象的陌生化翻译 |
| (二) 修辞形式的陌生化翻译 |
| 三、审美非大众性与译者对审美传统的坚守 |
| (一) 浪漫情怀的审美价值 |
| (二) 诗的“诗性”审美价值 |
| 第三节 非虚构诗学的影响 |
| 一、意义翻译的非隐喻化 |
| (一) 生活经历的真实化在翻译中的实现 |
| (二) 事件的真实化在翻译中的反映 |
| 二、潜在意义翻译的显化 |
| (一) 诗歌意义中的宇宙结构的感知模式的自然显化 |
| (二) 诗歌的意义和模式由隐变显 |
| 三、翻译中联想方式“类”义的跨界 |
| (一) 译者对心理感觉“类”义的跨越 |
| (二) 译者对视觉联想“类”义的跨越 |
| (三) 译者对听觉联想“类”义的跨越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晚唐》中的唐诗翻译的文学文化的辐射 |
| 第一节 诗歌创作方法论在翻译中的辐射 |
| 一、苦吟的诗学与诗歌翻译的文学文化价值 |
| (一) “苦吟”与翻译的节奏 |
| (二) “苦吟”与声律和意象翻译的玩味 |
| 二、隐秘的诗学与文学文化价值翻译的等化 |
| 三、极简主义诗学与文学文化的淡化 |
| (一) 联想意义的淡化 |
| (二) 复义的单义化 |
| 第二节 译者声音的辐射 |
| 一、译者“声音”的翻译选材 |
| 二、译者“声音”中的译文语言特征 |
| (一) 文化词语 |
| (二) 修辞与叙事 |
| (三) 语篇 |
| 第三节 追忆在翻译中的辐射 |
| 一、翻译中的诗性审美追忆 |
| (一) 审美追忆中的翻译追忆的本质 |
| (二) 对诗人审美认知和表达的追忆 |
| 二、注释中的文化追忆 |
| (一) 译注追忆中的文化传承 |
| (二) 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文学选读》中翻译的经典重构与阅读 |
| 第一节 文本选择论 |
| 一、汉学家的唐诗文本选择对比 |
| 二、唐诗译介选择的社会文化考量的分析 |
| 第二节 语言选择论 |
| 一、音韵节奏翻译的差异与补偿 |
| 二、句法形式的移植与变异 |
| (一) 诗句结构的节奏转换 |
| (二) 对仗句的转换 |
| 第三节 意象选择论 |
| 一、心理意象 |
| 二、生理意象 |
| 三、物理意象 |
| 四、史典意象 |
| (一) 文学语典意象 |
| (二) 文化典故意象 |
| 第四节 副文本补偿论 |
| 一、题解的时间维度对诗人形象的重构 |
| 二、注释的空间维度对唐诗中的文化形象的重构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 有关宇文所安译作的国际译评 |
| (二) 有关沃森译作的国际译评 |
| (三) 关于西顿的译作的国际译评 |
| 第六章 宇文所安的文学翻译思想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文学翻译思想 |
| 一、文学翻译的功能 |
| (一) 翻译是中国古典诗歌成为“世界诗歌”的前提 |
| (二) 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思想中的融合与中和 |
| (三) 文学翻译对文学经典的重构 |
| 二、文学和文化的可译性 |
| 三、译者的角色 |
| 四、文学翻译的效果 |
| (一) 文学翻译语域和风格的多样性 |
| (二) 文学翻译的透明性和本土性 |
| 第二节 宇文所安的翻译模式对中国文学翻译的启示 |
| 一、名人译者模式 |
| 二、翻译策略模式 |
| 四、翻译“代言人”模式 |
|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7）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研究 ——基于术语库的系统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目标 |
| 1.5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核心术语界定 |
| 2.1.1 术语 |
| 2.1.2 语言学术语 |
| 2.1.3 术语翻译 |
| 2.1.4 术语数据库 |
| 2.2 术语翻译研究述评 |
| 2.2.1 国外术语翻译研究 |
| 2.2.2 国内术语翻译研究 |
| 2.3 英汉语言学术语翻译研究述评 |
| 2.3.1 英语语言学术语的汉译 |
| 2.3.2 汉语语言学术语的英译 |
| 2.4 基于术语数据库的相关研究述评 |
| 2.4.1 术语数据库的实践探索 |
| 2.4.2 基于术语数据库的理论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探讨 |
| 3.1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系统研究的本体论基础 |
| 3.1.1 术语系统的类型学思考 |
| 3.1.2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系统研究的类型学理据 |
| 3.2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系统研究的认识论基础 |
| 3.2.1 系统复杂性理论概述 |
| 3.2.2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系统复杂性特征 |
| 3.3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系统研究的价值论基础 |
| 3.3.1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系统研究的知识价值 |
| 3.3.2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系统研究的文化价值 |
| 3.4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系统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
| 3.4.1 对比术语学概述 |
| 3.4.2 汉英语言学术语词汇系统的跨语对比 |
| 3.4.3 汉英语言学术语知识系统的跨语对比 |
| 3.4.4 汉英语言学术语交际语境的跨语对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问题 |
| 4.2 数据搜集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数据获取 |
| 4.2.3 数据存储 |
| 4.3 数据分析 |
| 4.3.1 术语翻译语料分析——以《语言学名词》为例 |
| 4.3.2 基于汉英语言学术语数据库的术语翻译语料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汉语语言学术语的系统特征及其英译现状 |
| 5.1 汉语语言学术语系统的构成类型与特征 |
| 5.1.1 汉语语言学术语的语言形式分类 |
| 5.1.2 汉语语言学术语的语义内涵分类 |
| 5.1.3 汉语语言学术语的历史构成分类 |
| 5.1.4 汉语语言学术语的功能特点分类 |
| 5.2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类型特征 |
| 5.3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策略与方法 |
| 5.3.1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策略的系统考察 |
| 5.3.2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方法的系统分析 |
| 5.4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系统性问题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复杂系统因素 |
| 6.1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系统结构复杂性 |
| 6.1.1 汉语语言学术语系统组分之多样性 |
| 6.1.2 汉语语言学术语系统知识结构之差异性 |
| 6.1.3 汉语语言学术语系统组分与概念之层级性 |
| 6.2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系统环境复杂性 |
| 6.2.1 汉语语言学术语系统环境之开放性 |
| 6.2.2 汉语语言学术语系统环境之动态性 |
| 6.2.3 汉语语言学术语系统环境之能动性 |
| 6.3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系统功能复杂性 |
| 6.3.1 汉语语言学术语系统功能之互动性 |
| 6.3.2 汉语语言学术语系统功能之适应性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系统复合标准 |
| 7.1 语言学术语翻译系统评价标准的思考 |
| 7.2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概念系统关联律 |
| 7.3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语言系统经济律 |
| 7.4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文化系统生态律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
| 8.1.1 汉语语言学术语的系统特征及其英译现状 |
| 8.1.2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复杂系统因素 |
| 8.1.3 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的系统评价标准 |
| 8.2 本研究的主要启示 |
| 8.2.1 本研究的理论启示 |
| 8.2.2 本研究的实践价值 |
| 8.2.3 本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
| 8.3 本研究的不足 |
| 8.4 对后续研究的建议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已发表与待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全译求化机制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一、主要内容 |
| 二、重点难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价值 |
| 第五节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全译本质“化”论 |
| 第一节 全译的概述 |
| 一、全译定义 |
| 二、全译原则 |
| 三、全译过程 |
| 四、全译单位 |
| 第二节 全译的本质 |
| 一、“化”之文字学原解 |
| 二、“化”之哲学通解 |
| 三、“化”之美学专解 |
| 四、“化”之钱钟书自解 |
| 五、“化”之译学新解 |
| 第三节 全译的核心 |
| 一、全译核心之“化” |
| 二、求化关键之机制体系 |
| 第三章 全译求化单一机制论 |
| 第一节 等化机制 |
| 一、等化机制的界定 |
| 二、等化机制的理据 |
| 三、等化机制的限制 |
| 四、等化机制的类型 |
| 五、等化机制的价值 |
| 第二节 繁化机制 |
| 一、繁化机制的界定 |
| 二、繁化机制的理据 |
| 三、繁化机制的类型 |
| 第三节 简化机制 |
| 一、简化机制的界定 |
| 二、简化机制的理据 |
| 三、简化机制的类型 |
| 第四节 移化机制 |
| 一、移化机制的界定 |
| 二、移化机制的理据 |
| 三、移化机制的类型 |
| 第五节 换化机制 |
| 一、换化机制的界定 |
| 二、换化机制的理据 |
| 三、换化机制的类型 |
| 第六节 分化机制 |
| 一、分化机制的界定 |
| 二、分化机制的理据 |
| 三、分化机制的类型 |
| 第七节 合化机制 |
| 一、合化机制的界定 |
| 二、合化机制的理据 |
| 三、合化机制的类型 |
| 第四章 全译求化组合机制论 |
| 第一节 机制的间性关系 |
| 一、两种机制之间的关系 |
| 二、多种机制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二合机制 |
| 一、繁化与其他机制的二合 |
| 二、简化与其他机制的二合 |
| 三、移化与其他机制的二合 |
| 四、换化与其他机制的二合 |
| 五、分化与其他机制的二合 |
| 第三节 多合机制 |
| 一、三合机制 |
| 二、四合机制 |
| 三、五合机制 |
| 四、六合机制 |
| 第五章 结论与前瞻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全译的本质是化 |
| 二、全译的核心问题是建立求化机制 |
| 三、单一机制的运用具有倾向性 |
| 四、组合机制的运用存在失衡性 |
| 五、全译求化机制是一个完整体系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一、研究领域有待开拓 |
| 二、研究方法仍需创新 |
| 三、研究对象还可细化 |
| 四、研究语料仍可扩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晚清时期西方人所编汉语教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时段及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内容的选取和研究方法 |
| 三. 选题意义 |
| 四. 文献综述 |
| 五.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晚清时期西方人所编汉语教材的历史分期 |
| 第一节 第一阶段：初步探索期(1800-1840年) |
| 一. 临时借用各种材料 |
| 二. 教材编写的初步尝试 |
| 第二节 第二阶段：快速发展期(1841-1860年) |
| 一. 方言教材的迅速发展 |
| 二. 成熟语法教材的出现 |
| 三. 教材类型的多样化 |
| 第三节 第三阶段：日渐成熟期(1861-1890年) |
| 一. 方言教材进一步增长 |
| 二. 官话教材的快速发展 |
| 三. 新型教材的出现 |
| 第四节 第四阶段：全面繁荣期(1891-1911年) |
| 一. 官话教材的旺盛需求 |
| 二. 方言教材范围持续扩大 |
| 三. 专项技能教材的深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时期西方人的语音教学与学习 |
| 第一节 对汉语语音的总体认识和学习 |
| 一. 罗马化拼音系统与汉语语音 |
| 二. 汉语音节 |
| 三. 汉语语音的学习 |
| 第二节 汉语拼音系统 |
| 一. 马礼逊拼音系统 |
| 二. 卫三畏拼音系统等 |
| 三. 艾约瑟拼音系统 |
| 四. 威妥玛拼音系统 |
| 五. 内地会拼音系统 |
| 六. 狄考文拼音系统 |
| 七. 联合拼音系统 |
| 第三节 对声调的认识及教与学 |
| 一. 对声调的认识 |
| 二. 声调的讲授 |
| 三. 声调的学习 |
| 第四节 对送气音的认识以及教与学 |
| 一. 对送气音的认识 |
| 二. 送气音的教与学 |
| 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时期英语世界汉语教材中的语法教学 |
| 第一节 印欧语言框架下的汉语语法分析 |
| 一. 总体构成 |
| 二. 词类划分 |
| 第二节 汉语中的形态标记 |
| 一. 名词的数性格 |
| 二. 动词的时态 |
| 三. 形容词的比较级与最高级 |
| 四. 被动形式的标记 |
| 第三节 对汉语特性的探讨 |
| 一. 量词 |
| 二. 语气词 |
| 三. 处置式 |
| 第四节 关注共有语法现象中的汉语特色 |
| 一. 数词 |
| 二. 代词 |
| 三. 对其他特色语法现象的关注 |
| 第五节 汉语语法的教与学 |
| 一. 理论语法与教学语法的区分 |
| 二. 语法教学方法 |
| 三. 汉语语法学习与习得 |
| 四. 对汉语语法习得难点的把握 |
| 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时期西方人的字词教学与学习 |
| 第一节 西方人对汉字的总体认识 |
| 第二节 汉字教学 |
| 第三节 汉字学习 |
| 第四节 晚清时期西方人的词汇教学 |
| 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 晚清时期(1800-1911年)西方人所编汉语教材目录 |
| 附录Ⅱ. 卫三畏语音系统表 |
| 附录Ⅲ. 禧在明语音系统对照表 |
| 附录Ⅳ. 《汉语官话口语语法》中的声调练习 |
| 附录Ⅴ. 文璧《中国北方口语语法》中动词时态和语态——以“拴”为例 |
| 附录Ⅵ. 各教材对量词的讲解 |
| 附录Ⅶ. REV.J.A.SILSBY的部首歌谣 |
| 附录Ⅷ. J.A.SILSBY的《部首押韵诗》 |
| 附录Ⅸ. 博士在读期间学术成果及学术活动 |
（10）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 |
| 1.1.1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1.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2 理论、方法和文献来源 |
| 1.2.1 理论与方法 |
| 1.2.2 文献来源 |
| 1.3 翟理斯其人其书 |
| 1.3.1 翟理斯生平概述 |
| 1.3.2 翟理斯的汉学成就 |
| 第二章 翟理斯对《三字经》的学习与编译 |
| 2.1 翟理斯与《三字经》 |
| 2.1.1 《三字经》及其各种译本 |
| 2.1.2 翟理斯对《三字经》的学习与研究 |
| 2.1.3 翟理斯对《三字经》的翻译与编译 |
| 2.2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体例创新 |
| 2.2.1 以往不同译本的编排方式 |
| 2.2.2 翟理斯编译本的改进与创新 |
| 2.3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文化色彩 |
| 2.3.1 以往英译本在文化内容上的取舍 |
| 2.3.2 翟理斯英译本的文化阐释及其意义 |
| 第三章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汉字教学 |
| 3.1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汉字教学分析 |
| 3.1.1 一字一词一释，分析讲解详细 |
| 3.1.2 音、形、义相结合 |
| 3.1.3 字量少，复现率高 |
| 3.1.4 汉字具有简单常用性 |
| 3.2 汉字部件教学法 |
| 3.2.1 形义结合，汉字与部件同步教学 |
| 3.2.2 偏旁与部首相结合，指出标识常见偏旁部首 |
| 3.2.3 对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汉字部件的统计与分析 |
| 3.3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中的汉字教学观 |
| 3.3.1 形、音、义并重，兼顾偏旁与部首 |
| 3.3.2 注重字义、部件义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识记 |
| 3.3.3 注重常用字教学，在不断重现的基础上达到牢记 |
| 第四章 翟理斯的初级汉语教学观 |
| 4.1 《汉言无师自明》的教学观 |
| 4.1.1 《汉言无师自明》概述 |
| 4.1.2 以句为教学单位的速成口语教学 |
| 4.2 从《字学举隅》到《三字经》的教学观 |
| 4.2.1 《字学举隅》概述 |
| 4.2.2 《三字经》编译本对《字学举隅》的改进 |
| 4.2.3 以汉字为教学单位的基础教学 |
| 4.3 《百个最好的汉字》的教学观 |
| 4.3.1 《百个最好的汉字》介绍 |
| 4.3.2 以汉字为基础组词造句的初级汉语教学观 |
| 第五章 基本结论 |
| 5.1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体例创新 |
| 5.2 翟理斯《三字经》的教学特点 |
| 5.3 翟理斯的初级汉语教学观 |
| 5.4 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英语简洁表达方式举隅（论文参考文献）
- [1]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汉译本《富国策》翻译研究[D]. 刘晓峰.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
- [2]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基于哲学视野的反思[D]. 朱义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
- [3]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D]. 孙广平. 浙江大学, 2013(04)
- [4]《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D]. 袁耀辉. 吉林大学, 2019(02)
- [5]英语世界中的苏轼研究[D]. 许磊. 苏州大学, 2014(01)
- [6]宇文所安唐诗翻译研究[D]. 魏家海.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7]汉语语言学术语英译研究 ——基于术语库的系统考察[D]. 胡叶. 南京大学, 2015(01)
- [8]全译求化机制论[D]. 余承法.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9]晚清时期西方人所编汉语教材研究[D]. 岳岚.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07)
- [10]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三字经》编译本研究[D]. 李会. 上海师范大学, 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