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梁”固“本”理应当（论文文献综述）
吴甿[1]（2012）在《目的论与朱子“体用也定”“理先气后”义之衡定——一个反思判断的诠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目的论与中国哲学2000年12月,台北东方人文学会与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合办"纪念朱子逝世八百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本人提交的论文题为《从道家玄学看朱子理学与儒家目的论的重建》①。文长两万多字,上半篇主要论说宋明理学诸子思想言说中的道家玄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深微而显着,释氏佛教不与焉;下半篇则论朱子理学之体用,依其"体是所以然者"（《朱子语类》卷三十六）等语,判其体用之体有六义,为:本体（形而上）义,客观义（所义）,静态义,先在义,总说义,然之所以然义。概言之,是
倪交[2]（2019）在《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钱穆（1895-1990）,字宾四,被誉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通学之儒”。他坚持弘扬中华传统,为中国人及其文化寻根招魂。钱穆认为“天人合一”思想是整个传统文化的归宿,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钱穆的“天人合一”说可以归纳为一百多种命题。探讨这些命题的生成机制、关系原理以及对其进行综合性把握和结构性理解可以得到一把打开这一思想大门的锁钥。除此之外,“性善”、“不朽”和“中庸之道”是钱穆“天人合一”思想大厦的三大主体,它们分别起着地基、天窗和阶梯的作用。因此,这篇论文就按照基本原理、逻辑起点、终极目标和实践方法来展开对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认识。第一章以钱穆一百多种“天人合一”具体论述为基础,归纳了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原理。第一节概述了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学术旨归。钱穆认为“天人合一”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大群社会,无论对于中国文化还是世界文化而言都是最高价值,同时也是实现这一价值的根本方法。他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学术旨归是要引导人们认识与运用这一方法,最后实现这一终极理想。第二节阐释了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两行之理——“天人分二”与“天人合一”的关系原理,也即自然之思与人文之思从“分”到“合”的运动变化原理。这个过程是个体之人因为渴望超越其“天人分二”的认识局限,从而对“物己”和“生死”进行统一的过程。人因固化认识结构——时间与空间——而产生的“先后”问题与“内外”问题,一方面构成了“天人二分”的起点,一方面又奠定了“天人合一”的基础。钱穆“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具有十余义项和五个特征,是“天人合一”的终极根据;其中的“人”主要指以“人心”为本源的“道德”、“性情”与“行为”,是“天人合一”的主动力量。“人心”是动态的认识主体,也是“天”与“人”能够“二分”与“合一”的原因,具有六重结构和三对特征。从“以人合天”到“天人合一”的修行过程还要遵循五个方面的修行原则。第三节总结出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类命题。钱穆的所有“天人合一”命题可以分成层级不同的三类:一是“元命题”,它们根源于人固化的认识结构,是所有“天人合一”命题产生的内在逻辑基础,即时间维度上的“先后合一”与空间维度上的“内外合一”;二是“子命题”,它们是“元命题”在不同领域中发展引申而来;三是“综合命题”,它们是由“元命题”及众多“子命题”在共同关切的主题下生成的,分别是“宇宙与人生合一”、“群体与人生合一”、“个体与人生合一”。第四节分析理论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三个层面。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三大综合命题对应了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三个层面:一是宇宙浑然一体存在的“人”,试图超越个体存在之人的种种局限,以宇宙天地自然运行背后具有统一性的最高真理为体贴对象的认识过程,属于“天与理一”层面;二是群体存在的“人”,以最高真理为方法依据和价值来源,以群体大道为载体创造历史文化的演进过程,属于“性与道一”层面;三是个体存在的“人”,以最高真理与群体大道为文化认同与配合前提,以实现人生价值为目标的自觉自发、人为主导的修行过程,属于“心与性一”层面。其中包括宗教信仰层面的“天人合一之理”,政治社会层面的“天人合一之道”,以及个体存在之人为发明“天人合一之理”而实践“天人合一之道”的“天人合一之学”。最后,钱穆晚年对“天人合一”的澈悟也证明了他的这一思想具有三个层面。晚年澈悟是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层面化的最终定型,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每个层面都有一个典型命题。宇宙天地自然层面是“天文与人文合一”、社会历史人文层面是“天下与民族合一”、德性行为修养层面是“天命与人生合一”。第二章论述了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逻辑起点:性善。性善是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石,其基本运行之理是从“天性善”下贯“人性善”,从“人性善”推及“群性善”,再从“群性善”复归“天性善”,从而贯通“天人合一”的整个过程。第一、二节分别阐述了性善之理的两个方面——人性善和群性善。钱穆认为人性之善是在群性之善中得以生成的,而群性之善是联结人道与天道的枢纽,通过完成群性之善,就可以实现人性之善与天性之善的和合会通。钱穆认为性善要在“群”中方能显现,看待“善”与“恶”也要采用人文的立场而非自然的立场。在发挥群性善的过程中,要遵循“择群善”、“动群情”和“尽群性”的原则,既要承认“善恶同根”,又要做到“择善去恶”。第三节详细说明了“性善”与“天人合一”的关系原理。一方面,“性善”是“天人合一”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性善”又在“天人合一”中得以最终完成,具体体现在“仁礼合一”、“性学合一”、“德性合一”、“人神合一”、“心天合一”及“天道与人道合一”等方面。第三章论述了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终极关怀:不朽。“不朽”既包括“天之不朽”,又包括“人之不朽”。钱穆“天人合一”思想基于对人的终极关怀,提供了一条从有限人生走向无限人生的不朽之道。第一节主要介绍了“神性不朽”、“德性不朽”以及“心性不朽”。“神性不朽”又分为天道的“鬼神不朽”和人道的“人神不朽”。第二节简要说明了“不朽”与“世袭”、“复活”的关系及其意义。一方面,世袭是生者对亡者的合理寄托。爵禄世袭与血统世袭作为一种普通意义上私己层面的家世不朽,对普罗大众也有一种不朽的安慰;而更高意义上的“三不朽”,则体现了仁人志士精神层面的公道不朽。另一方面,复活是一种神性、德性、与心性的复活,是生者对死者的精神共鸣。鬼神之道是人道的精神之源,鬼神之不朽是人心之复活的关键。招魂之礼使得鬼神之德活现于人心之间,因此并非迷信行为,而是充满教育意义的人文活动,它给人类提供了一个严肃而神圣的途径来与鬼神之德相接通。第三节主要说明了“不朽之道”与“天人合一”的关系原理。钱穆认为,修行“天人合一”是实现“人之不朽”的根本途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修行“德性合一”、“人神合一”和“死生合一”。因为“天人合一”是“以人合天”,所以“德性合一”是“尽性成德”、“人神合一”是“以人主神”、“死生合一”是“以生统死”。因此,只有通过对“德性合一”、“人神合一”、“死生合一”的信仰与实践,才能够摆脱虚无的历史观、文化观与人生观。第四章论述了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践方法: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既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也是“天人合一”的价值形式。具体而言,在思维方法方面,钱穆的中庸之道含有一种“分二合一的变动之中”;在价值形式方面,钱穆的中庸之道含有一种“下学上达的主宰之中”。“分二合一的变动之中”,说明了“天人合一”的运动动力是对立的“两端”之间的张力;“下学上达的主宰之中”说明了“天人合一”的运动方向是“人”对“天”初始意义上的延续以及更高意义上的复归。因此,本章前两节主要说明“变动之中”与“主宰之中”的主要内涵,第三节展开说明“中庸之道”对于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意义与功能。总之,钱穆揭示了“天人合一”是人类及其文化发展的理想方案——天道与人道的相通之道。融入这样的大道,个人可以最大可能地完成天赋,大群能够最高程度地实现价值。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给予我们很多启示:第一,“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还是一种价值形式;第二,“天人合一”不仅强调天赋的重要性,还强调学习的重要性;第三,“天人合一”虽然不偏“天”也不偏“人”,但在“合”的过程中是有方向的。最能体现“天人合一”这一运行机制的是钱穆的中庸之道。性善支撑起了“天人合一”的逻辑起点,不朽诠释了“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中庸之道从思维方式与价值形式两方面说明了“天人合一”的实践法门。这三大支柱都是在“天”“人”之间的张力中形成的,“分有”了“天人合一”的思维与价值,同时也与“天人合一”形成紧密的嵌套关系,彼此交织成一张思想之网。
蔡雨彤[3]（2019）在《先秦仪式文学纂辑与研究》文中指出在自觉的文学意识尚未完全觉醒之前,仪式文学是最主要的文学形式。所谓仪式文学,也就是产生於仪式的文学作品,是专门爲某一仪式而创作的文字。本文旨在辑录散见於先秦文献中的仪式文学作品,并详细考证它产生於何种仪式的何种仪节。论文共八章。第一章爲吉礼与文学。吉礼之一爲宗庙祭祖,祭祖仪式产生了行礼乐歌与祝嘏辞。周人的宗庙祭祖乐歌主要存於《周颂》,祝辞则多见於铜器铭文,以颂扬先祖之德、以己之成功告於神明爲主要内容。嘏辞内容以赐福於子孙爲主。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祭祖祝辞呈逐渐韵文化的趋势已初具一定文学性。吉礼之二爲祭天典礼,产生了行礼乐歌及祝辞。包括祭祀上帝的乐歌,以及以后稷、先王配祭上帝的乐歌。周王巡狩时祭祀山川,所用乐歌爲《时迈》《般》。此外,周王的农业典礼及民间的农神祭祀都有文学作品产生。第二章爲嘉礼与文学。嘉礼之一爲燕飨之礼,燕飨乐歌多存於《诗经》大小雅,除《仪礼·燕礼》所载的燕飨通用乐歌之外,本文论证了《湛露》《彤弓》等多首诗歌爲燕飨乐歌。礼射需以乐歌爲节,其中诸侯所用的《狸首》已佚,本文考证《狸首》即《周南·鹊巢》。嘉礼之二爲周王登基典礼,产生了行礼乐歌及策祝之文。周王登基典礼的乐歌以自儆爲主要内容,部分诗歌是大臣儆戒天子之辞。落成礼亦属嘉礼,《斯干》《无羊》都是落成礼所用乐歌。新钟落成则有颂祷之辞,这些文辞散见於钟铭,与诗体相近。封建册命也是嘉礼的重要内容。封建命书的数量庞大,现今所见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周王册命大臣的命书多见於铜器铭文。第三章爲军礼与文学。军礼包括誓师、献俘、饮至等仪式。产生了大量誓师辞,献俘时的告献之辞、燎祭告庙之辞、史官读书之辞以及饮至乐歌。第四章爲朝觐会同仪式与文学。周王视朝听政时有臣子献诗,献诗是一种具有较强仪式性的活动,产生了大量的讽諌诗。周王和诸侯的外朝与内朝皆有文辞产生。聘觐之礼亦有礼辞,礼辞并不固定,但必须符合聘礼谦逊和悦的礼义。第五章爲祝盟仪式与文学。祝祷仪式包括祷疾、祷灾、祷旱、祷兵、祷梦以及祖道仪式。秦简中保留了大量的祝祷辞。盟誓则必有盟书,盟书散见於《左传》《国语》等文献,以及出土的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法律仪式产生的文辞与盟书性质相似,都带有强制约束性。在双方诉讼的过程中,有被告者的盟誓之辞,有双方的陈述之辞。这些诉讼文辞多存於西周的铜器铭文以及楚简《疋狱》、秦简《封诊式》。第六章爲占卜仪式与文学。占卜仪式产生了命龟、命筮之辞,以及卦辞、繇辞及解説词。第七章爲楚地祭祀与《九歌》,主要论证了《九歌》篇章具体的祭祀对象,以及祭祀乐歌的表演形式。第八章爲丧礼与文学。在正式的丧礼之前,有顾命辞与招魂辞,在正式的丧礼仪程中则有挽歌、諌辞、讣辞、吊辞、虞祭祝辞等。
唐志远[4]（2011）在《六朝史学与文学》文中研究指明六朝时期虽然南北对峙,朝代更迭,战乱频仍,却是古代学术发展兴盛的重要时期,其中文学和史学各自走向独立和自觉,二者之间往往呈现出交互影响、难分彼此的状态。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六朝史学和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先从目录学出发,调查六朝史籍之存佚情况,充分利用现存史籍和辑佚材料,建立起比较坚实的文献基础。然后择取六朝时期最有特色的一些史学门类及其代表性着作,联系时代背景,就其与六朝文学之关系进行细致和深入的辨析。全文共七章：第一章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为例,考察六朝史学批评与文学之关系。分别从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与文学、《三国志注》的文学取向两大方面进行论述,指出：要求史书富有文采,是六朝人的普遍观念,若史书没有文采,则会遭到时人的批评。在理论批评上,为后文的展开作一个铺垫。第二章以沈约《宋书》为例,探讨六朝正史与六朝文学之关系。分别从《宋书》之本文、《宋书》之征引以及《宋书》所涉及之文学批评和文学活动等四大方面展开讨论,认为《宋书》在上述方面都受到了六朝文学的影响和渗透。第三章更换角度,探讨魏晋史学对于左思《三都赋》的影响。认为左思之所以提出征实的辞赋观,并且将之贯彻到《三都赋》的写作中去,取得巨大的成功,跟汉末魏晋以来史学的发展关系密切。本章所附《论晋代史学的简约之风》一文,认为晋代史学之所以出现追求简约的风气,除了受经学简化之连带影响外,更受到魏晋玄学特别是玄学中的言意之辨的影响。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可划分为一组,对六朝时期最富特色的地志、杂传着作进行考察。《荆湘地记》一章在考察六朝荆湘地记之存佚的文献基础上,对荆湘地记与文学之关系进行了详尽的探讨,认为以荆湘地记为代表的六朝地志既有美丽的山水风光,又有动人的小说故事,氤氲着浓厚的人文气息,无疑受到了六朝文学的极大影响。《异物志》一章同样考察了六朝“异物志”的存佚情况,认为“异物志”之源头至少包括《山海经》及类似着作、正史之异域传两大方面；就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异物志”的出现为六朝文学特别是咏物赋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拓宽了畛域,而六朝文学之影响于“异物志”的写作,则主要表现在使其文学性得到加强。第六章分别从慧皎《高僧传》之本文、《高僧传》之征引以及《高僧传》中所透露的慧皎对于文采之重视等三大方面,论证此书与六朝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七章通过对六朝《高士传》的接受史研究,考察六朝史着对于士人心态的影响,并辨析由此带来的文学风格的差异。全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调查六朝各家《高士传》的存佚情况；第二部分认为儒家在思想资源、隐逸典范和叙事模式上对“高士传”的形成和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理应与道家一样,被看作六朝“高士传”的思想渊源；第三部分从“为我”与“兼爱”两个角度论述六朝“高士传”的创作动机；最后一部分以嵇康、阮籍和陶渊明为例,细读文本,深入探讨了“高士传”与六朝文学之关系。论文最后得出结论：六朝文学主要在形式上影响到六朝史着,使其表现出富有藻采、以情动人、行文骈俪化、叙事小说化等鲜明的文学特征；六朝史学则主要在题材和内容上给与六朝文学最大的支持,为六朝文学的创作提供了素材,拓宽了领域；至于《高士传》等深有寄托的史着,则更成为六朝文学创作的思想资源和典故渊薮。总的来说,二者之间关系密切,六朝文学对六朝史学的影响更为明显,也更加突出。
李碧妍[5]（2011）在《危机与重构 ——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文中认为本文旨在探讨唐帝国在安史之乱这场危机爆发后,于内地普设藩镇这种行为背后的政治动因,并尝试着去揭示处在一个藩镇时代的唐帝国,是如何通过重构藩镇的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来应对由藩镇所带来的紧张危机并重新树立其统治力的。文章首先将对安史之乱这场改变帝国政治走势的重大事件及相关事件进行一次较为细致的梳理。其次将对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与帝国的新政治对抗,以及帝国在此过程中所进行的艰辛而又成功的政治努力进行一番探究。再次,我们将对帝国在成功化解了朝藩矛盾后的控制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并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对唐帝国地缘结构与社会结构发展的总体趋势提供一些看法。研究以为,唐帝国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就是由原边境藩镇带来的大军团危机,而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构这些藩镇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过程。安史之乱的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这一危机最明显的体现,也提供给了帝国一个化解这一危机的契机。到宪宗元和末年,随着唐廷对关中、江淮、河南藩镇旧有势力的清除,藩镇危机基本宣告结束。但是在旧有势力清除的同时,藩镇内部的新兴地方势力却在迅速崛起,并将在此后成为主导藩镇走势的决定力量。而藩镇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见证了帝国从区域本位向中央本位的转变,也见证了帝国社会阶层的重要变化。
何鑫[6]（2020）在《北宋汴京城市水系营建研究》文中指出北宋汴京人口百万之多,交通辅辏八方,商业空前繁荣,无疑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其背后纵横交错的水系网络系统,对于北宋汴京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北宋是水系营建的高潮期,也是水系管理发展的最为主要的时期。北宋汴京城水网密布,有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四河穿城而过,并且护龙河与城内沟渠、池沼相互连接。四河与城外的黄河、洛河、御河、泗水和淮河相互连通,汴京放射状的水系网络系统沟通四面八方。本文以北宋汴京水系营建为研究对象,探讨北宋汴京城市水系营建背后的优秀管理智慧。论文首先通过对相关史料和考古资料的挖掘,梳理北宋汴京水系的形成背景。挖掘隋朝修建的大兴城和开凿通济渠、引汴入泗和开邗沟等水系营建工程;唐代对汴州城水系的继续完善,更是营建了五丈河;后周世宗扩建汴州城,遣大将周景营建汴口,对河道疏浚和连通更是不竭余力。三代对汴州水系的不断营建,使汴州城成为四会五达之地,为北宋汴京水系网络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整理北宋一朝的水系营建相关内容,对城外河流黄河、洛水、御河作出探究,发现黄河、洛水和御河的整治和疏浚也是伴随着北宋一朝,对于北宋汴京漕运和交通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北宋朝廷最为需要的;整理城内河流五丈河、金水河、汴河、蔡河和护龙河的营建工程,发现了水系连通的关系,总结出北宋汴京水系系统是一个放射状的有序的水系网络系统。其次,将汴京水系网络系统的各个水系进行功能分类,总结出汴京城市水系分别所承担的七大功能:交通漕运的功能、生活用水的功能、排水防涝的功能、生产灌溉的功能、防火灭火的功能、滨水景观和军事防御的功能。最后,从水系管理机构、水系法规制度、巡查监管制度、水系重大管理措施和水系管理特点对北宋汴京水系的管理作出相应的研究。首先,对系统的层次的水系管理机构和水运管理管理机构作出梳理,分析机构与分机构之间的附属关系,总结北宋拥有完善的自上而下的水系管理机构,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管理机构模式;其次,对严厉的水系法规制度和严格的巡查监管制度作出总结;其次,对水系管理中六次比较重大的措施进行论述,分析背后的科学认识和科学技术。最后对水系管理特点进行研究,总结背后优秀的管理智慧。
古戴[7]（2018）在《论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之变迁 ——以《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为分析文本》文中研究指明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法制文明的重要标志之—。当代中国依然处在司法改革与法治建设的道路之上。以史为鉴方能知兴替,回顾历史,清末民初适逢国家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在彼时的转变中,时人通过一系列的变法修律等改革,西方权利、民主、法治等观念进入中国。在中西方的文化融合与碰撞下,私有财产权领域的变迁主要通过四个侧面进行呈现:其一,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观念层面上,呈现出从传统的伦理之私向理性个体之私之转变。其二,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层面上,传统社会是民事法律规范寓于刑事法律条文之中;清末民初以降逐渐形成了独立完备的民事法律体系。其三,国家政府在进行私有财产权保护时,司法体制上也发生了变革。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离与否在不同层级有着不同的样态,另一方面限于涉及私有财产权纠纷的婚田细故案件性质,故而,在私有财产保护的司法体制上传统社会主要呈现出审判权与行政权混同的样态。清末民初以降,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审判庭制度逐渐明晰,不论是清末民初的四级三审制抑或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三级三审制,都逐步将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剥离出来,进一步加强了司法对私权的保护,进而限制了公权对私权的干涉,进而逐步走向以审判独立为核心的司法独立之道路。其四,由于大理院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即政体骤变,法典未备的社会现实,大理院的推事们在审判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民事判例制度创造性的以法官造法的方式行使着司法兼营立法的功能,并且使这些推事们得以将代表传统思想的旧学理念与代表西方观念的法学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刻地融合。通过判决例的方式将近代法学观念推广到基层,进而触及社会最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交往之中。透过对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变迁的四个侧面地分析,史实屡屡告诉我们,私有财产权保护无论古今中西都具有同样的时代特征——必然性和民族性。中国传统社会各统治阶级对私有财产权的重视程度和传统国家的分合状态走向趋于一致。一个统一的时代对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总是于一统江山之初较为重视,随着统治阶级的固化与腐朽、剥削意识的增长和民本思想的淡化,总会逐渐通过增加赋税徭役等方式直接或间接的侵害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在长久剥削压迫下,出于对私有财产权的本能保护就会使得人民走向抗争,一统时代就会走向分裂。此即私有财产权保护之必然性,换言之,对私有财产权的合理保障是现阶段历史时期内任何国家政权都不可回避的议题。国家统一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是要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另一方面,私有财产权具有民族性,表现为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场域,私有财产权具有不同的内涵。不能用单一的、机械的概念理论来解构历史事实。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在于如何更好的认识真实的世界。以概念、理论为代表的普适主义与以特殊经验、应用研究为代表的特殊主义在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变迁的研究中有重要意义。分析大理院之具体案例可以发现,虽然个体权利以及男女平等思想从以宗法伦理为基础的家庭观念中的解放;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公私义利观念、儒家仁和理念影响的特殊性,于商会、典权、佃权以及婚姻家庭财产关系等问题中,个人主义、绝对的产权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接力型家庭观念与中国的历史时空不能融合。在保障私有财产权这一时代发展进程中,为寻找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在时代性与民族性中探索平衡点,大理院推事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清末民初,“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观念涌入中国,大理院被赋予了国家最高司法审判的职能。彼时体制初立,国家待兴,无论是政治环境、社会境况抑或是立法技术,都无法建立统一的民事法律体系,形成完备的民法典。然而,法典虽未完备,社会生活并未停滞。立法机关尚未完成的立法任务,顺而行至司法部门。大理院作为当时社会最高的司法审判部门,其作出的判例及其要旨,虽然由于我国成文法传统及至民初的一贯延续,导致判例及其要旨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既判力,但却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被下级法院予以援用。产生了“司法兼营立法”的实际功能。在社会治理权力制衡的发展趋势中,民初大理院“司法兼营立法”的这种权力合并的模式有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然而,在私有财产权相关案件的判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从实践抽象出理论和概念,进而适用于实践中的模式,在法律实施层面更能达到“以资折服”的效果;在法律制度的创设层面,更能够将私有财产权的基本精神和原理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需求合理调和;较大程度地减少制度、概念、理论与特殊的社会生活实践间的冲突,尽可能的降低法律实施的成本,不致法律脱离实践而流于形式。因此,民初大理院在特殊历史时期探索出的这种“司法兼营立法”的模式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是我国法治文明建设进程中的具有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瑰宝。
徐芳芳[8]（2014）在《《樊粹庭文集》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樊粹庭，生于1906年2月24日，河南遂平人。192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为该校的首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该校文学教育系第一位文科硕士。他自觉担负起改革河南梆子的重任，历经波折与艰辛，以毕生的心血和智慧投身于河南梆子的编导和传播之中。他是河南梆子步入现代化进程的领军人物、名副其实的“现代豫剧之父”。樊粹庭从事戏剧活动四十年间，呕心沥血，创作改编了八十余部剧本，执导上演了数百部传统与现代豫剧，堪称豫剧兴起三百年来第一位也是迄今最优秀的剧作家和导演。他自觉以“重大担负者”自任，毫不懈怠地下“埋头工夫”，全力投入编剧、导演、教育等系统化艺术创造工程，使豫剧薪火相传并逐步发展为国内受众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在对材料不断发掘与充分占有基础上，笔者对樊粹庭剧作与戏剧改革理论有了相对清晰准确的把握。本文是以六卷本《樊粹庭文集》为基础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同时也是对《樊粹庭文集》整理过程的回放。尤其是对《樊粹庭文集》整理过程中所遇到的版本与校勘问题进行了甄别和归纳，并对整体编纂方案予以详细的梳理。这次集中的整理编纂的方法与途径，即使在《樊粹庭文集》出版以后，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长远的文化价值。它不仅为种类众多的河南地方戏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文本保护与传承路径，也将为其他地方戏剧目的整理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与依据。在《樊粹庭文集》收录剧目时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樊戏”①的定义界定。只有敲定了樊戏的定义，才能最终确定哪些剧目可以收录。笔者在吸收前辈学者见仁见智的看法后，从两个层面上对樊戏进行定义：在理论范畴上，不论是改编、创作、还是导演，均体现了樊粹庭的戏剧才能。因此，樊戏包括经过樊粹庭改编、创作或导演的所有剧作；从实际上，樊粹庭导演的剧目数百种，数目之多、统计之难显而易见。出于谨慎的态度与对着作权的尊重，也为了确保研究的质量，笔者还是较为保守地将樊粹庭创作、改编且导演的剧目归于樊戏之列。参照樊戏的定义与掌握的现有资料做不完全统计，樊粹庭创作剧本51个，改编剧本36个，另外还有一些剧作有待考证。粗略统计，目前樊粹庭创作改编的剧本当在87个上下。作者在充分占有史料对《樊粹庭文集》整理编纂的过程中，发现樊粹庭的出生年月相互抵牾。对于这位豫剧的开山祖师，有必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出生年月进行严格考证。这是对樊粹庭本人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负责。经过笔者对各位学术前辈提供的文字材料进行比对与分析，也就此专门咨询樊粹庭之子樊琦先生，最后确认了樊粹庭准确的出生年月，即1906年2月24日。此外，关于樊粹庭的戏剧改革缘由，戏曲界也是众说纷纭。多数人强调樊粹庭本人投身戏剧的献身精神，在某种程度上笔者也认可这种说法。实际上，经过对樊粹庭生存的时代背景与河南梆子发展衍变历史进行追溯后，发现樊粹庭从事戏剧改革的动力来源为：以康、梁为代表的戏剧改良思潮的影响、以川剧、评剧、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改革的带动、河南梆子生存发展的本质诉求、樊粹庭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与将戏剧视为宇宙事业的戏剧观念。实际上，樊粹庭从事戏剧改革的动力还来源于社会舆论、事业发展、家庭因素与个人情感。应该说，樊粹庭从事戏剧改革的原因相当复杂。这不仅是民族危机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河南梆子亟需改革的内在需求，也是樊粹庭酷爱戏剧与戏剧救国理念支配下的自觉自愿。故此，他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戏剧改革与改良社会的双重责任。樊粹庭是中国戏曲文化史上罕见的集编剧、导演、行业经营、戏曲教育、文化传播于一身的全能艺术家、实业家和卓越的戏曲教育家。无论是其轰轰烈烈的戏剧改革，还是数量众多、造诣颇高、反响强烈的经典剧作，均显示出其对河南梆子发展所发挥的舵手作用与指导意义。樊粹庭将河南梆子引领到戏剧现代化进程之上，三十年间将主要精力投注在戏剧创作和演出改革之中，尚没有功夫停下来对其戏剧理论进行总结却不幸驾鹤西去。因此，他没有齐如山那样有系统的戏剧理论与大量的学术着作传世。因此，其散落在梆剧改革实践之中的戏剧理论就更需要后人的发掘和提炼。其鲜明的戏剧观念与编剧原则、创作技巧犹如熠熠闪光的珍珠一样散存于剧作中。笔者有义务有责任为樊粹庭也为河南梆子找回这些弥足珍贵的珍珠并将其串成珍贵的项链。为了更好地服务当下的戏剧改革，笔者从理论层面上，对樊粹庭的戏剧观念与编剧原则进行学理性分析与提炼总结。本人经过仔细研读完整存世的67个剧目，试图寻绎樊粹庭编剧的金科玉律，体悟其贴近民众生活、尊重历史原貌、追求艺术真实、注重舞台效果等编剧原则，进一步揭开樊粹庭成功编剧的奥妙真谛。同时，笔者还发现其珍视豫剧与艺人的民本意识、启迪民智的戏剧观念、开放通达的理论架构、雅俗共赏的普世艺术观是其戏剧观念的核心。无论是其戏剧观念，还是编剧原则，均在樊粹庭戏剧创作过程中发挥了潜在的指导规约作用，也必将为当下的戏剧改革提供切实可靠的引领和垂范作用。本文专门探讨了樊粹庭的创作思想与剧作风格之间的变化与关联，并对时代强加在其身上的外力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追踪式定位分析。应该说，剧作家不可能摆脱外部环境与时代对其产生的干扰。樊粹庭的创作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部环境与时代的双重影响，反映了外因对个体的影响与个体对时代的能动作用。在时代背景、社会政治环境、作家境遇、思想觉悟等主客观因素对戏剧创作的多重影响下，樊粹庭不同时期的创作也呈现明显的差异。由此，笔者将樊粹庭的创作分期大致分为：发展期、成熟期、转型期、升华期。实际上，樊粹庭自1934年接管豫声剧院正式从事戏剧事业，有两件对其影响深刻的重大事件。首先，由于樊粹庭与陈素真之间的密切关系，1942年陈素真这个台柱子的离开使得樊粹庭陷入情感与事业的双重困境之中。毫无疑问，对其创作以及风格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收敛了前期爱国情感的闪耀锋芒，进而对人性及个体情感进行再度审视，创作改编了大量神话剧，将人类现实中所不能实现的情感借助外力抑或是超现实力量得以实现。其次，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使得樊粹庭一度恓惶的内心开始有了新的寄托，对新中国充满了期待。剧作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与对新生活的期望欢欣鼓舞地投身于新政府所倡导的戏剧改革活动中。他能更加冷静地思索戏剧的本质规律，进一步来探索戏剧现代化乃至当代化的改革问题。他本人的创作重心也从创作思想的变革转向了对创作手法现代化的探讨和实践。樊戏题材较好地体现出鲜明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樊粹庭剧作，笔者大致依据主要戏剧冲突的性质及内容，将其剧作题材分为五部分：历史剧、社会剧、婚恋剧、神话剧、时事剧。在历史剧中，剧作家呈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淑世精神，试图通过创作来实现文学报国的愿景，其剧作表现出对国家时局的强烈关注与对英雄主义的诚挚呼唤。他的剧作英雄爱美人更爱江山的大爱模式，超越了“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小爱局限。他像街头鼓手一样，通过惊心动魄的剧作来增加民族自信，激励民众抗日，不愧为“爱国剧作家”。在动荡战乱的社会背景下，樊粹庭怀着惩创人心、疗治社会顽疾、拯救黎民百姓的急切心理，饱含感情地创作了具有明确悲剧意识的社会剧。在婚恋剧中，出现了众多超越门第、历经艰难佳偶天成的理想婚姻范式。其塑造的女性对爱情大胆追求的程度远远超越其所处的时代，甚至具有现代社会爱情的某些特征。樊粹庭笔下的女性，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女性意识，传达出女性在社会转型变革中所具有的决绝与刚烈个性。樊粹庭将目光聚焦到当下社会，关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神话传说，对凝聚着民族文化与民众情感的神话母体再度创作，其神话剧体现出执着于现实的写作精神。可以说，樊粹庭的剧作如时代晴雨表一样全方位地折射着时代的特征，堪称“中国近现代豫剧演进发展史的生动史诗”。樊戏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具有宽广宏富的题材来源。樊粹庭不动声色地融入现代思想与时代内涵。同时，在传统题材中独辟蹊径，创造性地采用了超前的创作方法与独特技巧。其剧本结构在遵循传统的情节发展时，往往能跳出既定思维，设计出不落窠臼的情节。外敌入侵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更加关注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多重外部冲突，也善于在故事情节发展中培植戏剧人物不断变化的性格，并通过变化的性格来推动情节发展。剧中往往出现人物与情节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相互扭结而相得益彰。他还对戏剧本质特点掌握娴熟，具有超强的语言驾驭能力。经樊粹庭化俗为雅、驱雅入俗的精雕细琢，河南梆子的语言已经由粗俗鄙俚转向了雅俗共赏，体现出近现代语言变革的踪迹，由过去艰涩难懂的文言模式，变为通俗浅显、文野相济的大众化话语风格。这都为后来戏剧创作提供了可圈可点的范本。着名剧作家吴祖光在樊粹庭逝世二十周年追悼会上亲笔为其题词：“词章悬日月，名迹满江湖”。可见，樊粹庭的戏剧创作与戏剧改革均得到了后世与剧界鸿儒的充分认可。在地方戏改革四大才子评剧成兆才、川剧黄吉安、秦腔范紫东、豫剧樊粹庭之中，樊粹庭虽然出现时间稍晚，其对地方戏的贡献绝不亚于其他三位。也正是樊粹庭从事戏改稍晚，他才能够吸收其他三位戏剧家的经验与教训。同时，樊粹庭作为中州大学第一位硕士，具有超前的眼光与高超的戏剧理论水平。这也远非成兆才、黄吉安、范紫东诸位先生所比。范紫东、黄吉安出身于中下层知识分子，成兆才本身就是艺人，其三位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剧本创作。而樊粹庭结束了豫剧向无剧本的历史，重塑了豫剧的舞台形态，建立了河南梆子第一座现代化舞台、豫剧第一个现代教育机构、中国第一个正规豫剧剧团，奠定豫剧的人才培养模式，确立豫剧编导理念。可以说，樊粹庭是河南梆子的开山祖师，豫剧现代化进程的奠基者与引导者，他集剧作家、戏剧教育家、导演于一身，在戏剧创作、舞台实践、声腔提炼、表演技艺、剧团管理、人才培养、理论建构等方方面面具有脱胎换骨的改造。因此，樊粹庭不愧为近代以来地方戏改革的集大成者。戏剧理论家、教育家张庚先生盛赞“樊粹庭同志是豫剧的革新家和教育家”。
高俊[9]（2019）在《陈天祥《四书辨疑·孟子辨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天祥是元初“尊朱”学术背景下“正朱”的少数学者之一。他生活的时代,理学北传,南北学术交汇,理学官学化,朱子学被定为科举程式。在新的学术洪流冲击下,他秉持北方固有的传统学术态度,坚持以训诂考据的传统汉学为主体,吸收宋学以心性义理为主的哲学建构,两者有机融合,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特点。他的着作现仅存《四书辨疑》,其中的《孟子辨疑》对了解元代孟学有重大价值。但是,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陈天祥《四书辨疑·孟子辨疑》进行深入、细致、全面的研究,因此,本文尝试对其进行较为全面而客观的分析和研究,为孟学研究、元代学术研究贡献绵薄之力。本文从考据、义理两个方面入手,对陈天祥《四书辨疑·孟子辨疑》进行研究。肯定其价值,指出其不足。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缘由、意义及其研究现状、思路和方法,揭示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所在。第一章,元代儒学与孟学综述。主要介绍元代南北方大的学术背景,以及代表学者在南北统一後学术倾向的转变;梳理元代孟学着作,绘制作者师承图,为研究陈天祥的学术流派及承传关系打下基础。第二章,《四书辨疑》作者考辨。因为《四书辨疑》的作者存在争议,故对作者进行考证,并详细介绍作者的仕宦经历和学术情况。通过考证认为《四书辨疑》作者是陈天祥。第三章,《四书辨疑》版本与《四书辨疑·孟子辨疑》的注释内容。介绍《四书辨疑》的版本流传情况,并对焚稿问题进行考证。通过《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与《四书辨疑·孟子辨疑》的比较研究,考察出陈天祥《四书辨疑·孟子辨疑》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的继承与改变。第四章,《四书辨疑·孟子辨疑》对《孟子》的考据研究。本章从辨字词之义、辨典制之疑和辨文本之疑三个方面加以介绍和分析,总结其特点,指出其不足。第五章,《四书辨疑·孟子辨疑》对《孟子》思想的阐释。本章从心性、王道两个方面介绍陈天祥对《孟子》思想的阐释,并对他的阐释进行评价。概而言之,陈天祥的《四书辨疑·孟子辨疑》涉及义理、考据两个方面,在辩驳朱熹注释、阐释《孟子》经文的过程中,能大胆跳出朱学藩篱,自出机杼,闇说新意,但由於知识结构不同、理解角度有异等原因,也存在一些疏漏之处。研究陈天祥的《四书辨疑·孟子辨疑》,对於我们研究陈天祥本人以及元代的《孟子》学都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刘明辉[10]（2010）在《魏晋士人政治心态类型研究》文中认为从东汉末年开始儒学、经学逐渐衰落,到魏晋之际兴起了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学界通常称之为“玄学”或“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基本特征是融合儒道,反映在士人身上则是徘徊于儒道之间。近二十年来,魏晋玄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既有对玄学命题的深入分析,也有对玄学人物的专门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也存在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玄学并不足以概括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在玄学之外还有非玄学思想；第二,玄学思想本身也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在不同的玄学家身上,儒道两家思想要素所占的比重不同,其政治立场和学术观念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的宗旨是,从宏观上和总体上对魏晋思想作鸟瞰式的概括和描述,并勾勒出魏晋士人的不同类型。根据我们的研究,魏晋士人的政治心态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传统儒家型。此种类型以傅玄、袁准为代表。传统儒家型士人乃因革儒学、救时补弊的通变之儒,他们积极借用其他学派的思想改铸儒学以适应社会现实的突变,儒学由此获得革新并得以延续。傅、袁二人思想的主流是传统儒家,然而,受社会思潮影响,他们还带有三国时期名法思潮余波之意味,也沾染了一些玄学色彩。傅玄诗文中便透露出玄学思想的印迹,袁准本人与玄学名士阮籍私交甚笃且亲自参与才性之辩的大讨论。第二种类型,以道反儒型。此种类型以阮籍为代表。阮籍乃徘徊儒道、外达内忧的玄学名士,其放达任诞之行为多与儒学和名教相悖,完全是一副以道反儒的派头。然而,阮籍放达的表象之下掩藏着深重的忧惧,其放诞既蕴含着自污以自保的意味,又借此表达对时政的强烈愤慨,由此可见阮籍思想之根基仍然是儒家。阮籍对个体生命和现实社会都抱有强烈的关怀,这种双向度的价值取向是其思想矛盾、精神痛苦的根本原因。第三种类型,儒道调和型。此种类型以山涛、魏舒、羊祜、张华、王戎、王衍等人为代表。这些士人并不逃避政治,他们为官或尽职尽责或仕不事事,生命关怀与社会关怀能够在他们身上得到和洽的统一。此类士人虽无玄学理论着述传世,但是其兼得入世与心达的实际表现说明他们“受用”了玄学。魏晋之际许多世家大族属于儒道调和型,他们主动成为玄学思潮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玄学化是其融入上流社会阶层、保持家族兴旺的必由之途。第四种类型,隐而不仕型。此种类型以陶潜为代表。魏晋时期出现规模较大的隐士群体,陶潜便是以隐逸田园而着称的士人。魏晋隐士群体从愤政抗争而隐逐渐转变为顺性保真而隐,陶潜本人屡仕而终隐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便是魏晋隐逸发展史的缩影。陶潜原本将人生价值寄寓儒家政治理想的实现之中,无奈处处碰壁的窘境迫使他从社会关怀转入生命关怀,隐而不仕遂成为官场失意者普遍选择的生活方式。以上四种类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就对儒家学说的态度看,从第一种类型到第四种类型之间显示出逐渐疏离儒家思想的倾向。傅玄、袁准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改革者,其坚守儒学的立场和观点自不待言；阮籍“以道反儒”亦可视为用道家之“自然”矫儒学与名教之偏,徘徊于儒道之间的阮氏有悖儒之名而无远儒之实；山涛等庙堂之士将儒道二家思想调和于己身,他们不像阮籍那样执着于儒家政治理想和价值理念,也就比阮籍更加离儒而向道；陶潜身上的儒道因素不构成明显而尖锐的矛盾,陶氏只是保持儒家伦理底色而已,他将生命关怀置于社会关怀之上,儒家政治理想在其心中大幅消解而道家全性保真意识颇为增强。与此同时,上述思想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时间关系,即从第一种类型向第四种类型演变的倾向,而不是相反。虽然在特定历史横切面上来看,以上四大类型共时性存在,但是,从长时段发展来看,他们有着历时性的演进关系。士人身上儒道要素的构成比重和相互关系不同,由此外化而产生的社会关怀和生命关怀的向度和力度也就不同,因而便产生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士人政治心态。
二、正“梁”固“本”理应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正“梁”固“本”理应当（论文提纲范文）
（2）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现状分析 |
| 二、选题意义及其价值 |
| 三、研究目的及其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原理 |
| 一、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学术旨归 |
| 二、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两行之理 |
| (一)从“天人分二”到“天人合一” |
| (二)“天”的基本含义与特征 |
| (三)“人”的基本含义与特征 |
| (四)从“以人合天”到“天人合一” |
| 三、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类命题 |
| 四、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三个层面 |
| 小结 |
| 第二章 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逻辑起点:性善 |
| 一、人性善 |
| (一)从可欲之善到可继之善 |
| (二)从天道之善到人道之善 |
| 二、群性善 |
| (一)从群性可善到人道向善 |
| (二)从善恶同根到择善去恶 |
| 三、性善与天人合一 |
| (一)天人合一始于性善 |
| (二)性善成于天人合一 |
| 小结 |
| 第三章 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终极关怀:不朽 |
| 一、天之不朽与人之不朽 |
| (一)神性不朽 |
| (二)德性不朽 |
| (三)心性不朽 |
| 二、世袭、复活及其不朽 |
| (一)世袭与不朽 |
| (二)复活与不朽 |
| 三、不朽之道与天人合一 |
| (一)尽性达德与德性合一 |
| (二)以人主神与人神合一 |
| (三)以生统死与死生合一 |
| 小结 |
| 第四章 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践方法:中庸之道 |
| 一、分二合一的变动之中 |
| 二、下学上达的主宰之中 |
| (一)成德之道 |
| (二)容众之道 |
| (三)中和之道 |
| (四)忠恕之道 |
| 三、中庸之道与天人合一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论文期刊类 |
| 三、学位论文类 |
| 附录 :钱穆“天人合一”命题具体论述简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后记 |
（3）先秦仪式文学纂辑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吉礼与文学 |
| 第一节 宗庙祭祖所用乐歌与文辞 |
| 一、殷商族的祭祖乐歌 |
| 二、周王朝的祭祖乐歌 |
| 三、鲁国的宗庙祭祀乐歌 |
| 四、烝祭所用乐歌 |
| 五、祭祖仪式与祝嘏辞 |
| 六、高禖祭祀与诗歌 |
| 第二节 祭天典礼所用诗文 |
| 一、南郊祭天所用诗文 |
| 二、明堂祭文王以配上帝 |
| 第三节 天子巡守祭山川所用乐歌 |
| 第四节 农事典礼所用诗文 |
| 一、周王祈、报社稷所用乐歌 |
| 二、蜡祭所用乐歌 |
| 三、先农祭祀及祝辞 |
| 第二章 嘉礼与文学 |
| 第一节 燕飨仪式与诗歌 |
| 一、燕礼、飨礼所用乐歌 |
| 二、无算乐与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 |
| 第二节 天子登基典礼所用诗文 |
| 一、武王登基典礼所用诗文 |
| 二、周公摄政称王的仪式 |
| 三、成王登基典礼所用乐歌 |
| 四、康王登基典礼所用文辞 |
| 第三节 昏冠之礼所用文辞 |
| 一、冠礼所用文辞 |
| 二、昏礼所用文辞 |
| 第四节 射礼所用诗文 |
| 一、射礼等级与所用乐歌 |
| 二、投壶所用诗文 |
| 三、逸诗《狸首》考证 |
| 第五节 落成仪式及其所用诗文 |
| 一、落成礼的仪式仪节 |
| 二、落成礼所用诗文 |
| 第六节 封建册命之礼与命书 |
| 一、封建诸侯与命书 |
| 二、册命大臣与命书 |
| 第三章 军礼与文学 |
| 第一节 誓师仪式与散文 |
| 一、西周前的誓师之辞及其真伪: |
| 二、西周誓师仪式与散文 |
| 三、春秋时期的誓师之辞 |
| 四、军令 |
| 第二节 献俘礼所用文辞 |
| 第三节 饮至礼与诗歌 |
| 一、天子饮至礼与清华简《耆夜》 |
| 二、诸侯饮至礼与《鲁颂·泮水》 |
| 三、天子飨有军功将帅与所用诗歌 |
| 第四节 田猎仪式与诗文 |
| 一、大田礼所用乐歌 |
| 二、马神祭祀与马禖祝辞 |
| 三、田猎祝辞 |
| 第四章 朝觐会同仪式与诰誓 |
| 第一节 聘觐之礼与礼辞 |
| 一、聘礼礼辞 |
| 二、觐礼礼辞 |
| 第二节 西周前的诰誓号令 |
| 第三节 周代朝觐会同之礼与文辞 |
| 一、朝觐会同的仪式 |
| 二、周王的诰誓号令 |
| 第四节 三朝制度与文学 |
| 一、周王的治朝与诗歌、诰令 |
| 二、诸侯国的外朝与内朝 |
| 第五章 祝盟与文学 |
| 第一节 祝祷仪式与文辞 |
| 一、祷旱仪式与祝祷辞 |
| 二、祷灾仪式与祝辞 |
| 三、祷疾仪式与祝辞 |
| 四、祷兵仪式与祝辞 |
| 五、祷梦仪式与祝辞 |
| 六、祖道仪式与诗文 |
| 第二节 盟誓仪式与文辞 |
| 一、盟誓仪式 |
| 二、西周的盟誓之辞 |
| 三、春秋时期的盟誓之辞 |
| 四、战国时期的盟誓之辞 |
| 五、私誓 |
| 第三节 法律仪式与狱讼文辞 |
| 一、诉讼仪式与誓辞 |
| 二、听狱与诉讼辞 |
| 第六章 占卜仪式与文辞 |
| 第一节 卜筮仪节 |
| 第二节 命龟、命筮之辞 |
| 一、甲骨卜辞中的命龟辞 |
| 二、两周时期的命龟、命筮之辞 |
| 第三节 占卜仪式中的繇辞、兆辞和解说辞 |
| 一、《周易》中的繇辞及解说辞 |
| 二、《周易》之外的繇辞与占辞 |
| 第七章 楚地祭祀仪式与《九歌》 |
| 第一节 天神祭祀与乐歌 |
| 一、祭祀上帝的乐歌《东皇太一》 |
| 二、日神祭祀与《东君》 |
| 三、雨神祭祀与《云中君》 |
| 四、司命神的祭祀乐歌 |
| 第二节 地只祭祀与乐歌 |
| 一、湘水神的祭祀乐歌 |
| 二、山神的祭祀乐歌 |
| 三、河神的祭祀乐歌 |
| 第三节 人鬼祭祀与送神曲 |
| 一、祭兵死者与《国殇》 |
| 二、送神曲《礼魂》 |
| 第八章 丧礼与诗文 |
| 第一节 临终顾命之仪与文辞 |
| 第二节 招魂仪式与诗歌 |
| 第三节 丧礼所用诗文 |
| 一、诗歌 |
| 二、诔文 |
| 三、讣辞、吊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先秦仪式文学作品集 |
| 作者简历 |
（4）六朝史学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六朝史学批评与文学 |
| 第一节 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与文学 |
| 第二节 《三国志注》的文学取向 |
| 第三节 六朝其他史学批评 |
| 第二章 沈约《宋书》与六朝文学 |
| 第一节 《宋书》之本文 |
| 第二节 《宋书》之征引 |
| 第三节 《宋书》与文学批评 |
| 第四节 《宋书》与文学活动 |
| 第三章 左思《三都赋》与魏晋史学 |
| 第一节 征实之理论 |
| 第二节 征实之表现 |
| 第三节 征实与史学 |
| (一) 史学观念的影响 |
| (二) 史学着作的支持 |
| 馀论 |
| 附录：论晋代史学的简约之风 |
| 一.晋代史学的简约之风 |
| 二.晋代史家的玄学背景 |
| 三.言意之辨与简约之风 |
| 第四章 六朝荆湘地记与文学 |
| 第一节 六朝荆湘地记叙录 |
| 第二节 荆湘地记与文学 |
| 第三节 馀论 |
| 第五章 六朝异物志与文学 |
| 第一节 六朝《异物志》叙录 |
| 第二节 六朝《异物志》探源 |
| 第三节 《异物志》与文学 |
| 第六章 六朝高僧传与文学 |
| 第一节 《高僧传》之本文 |
| 第二节 《高僧传》之征引 |
| 第三节 慧皎之文学观念 |
| 小结 |
| 第七章 六朝高士传与文学 |
| 第一节 六朝高士传叙录 |
| 第二节 高士传之思想渊源 |
| 第三节 高士传之创作动机 |
| 第四节 高士传与六朝文学 |
| (一) 嵇康与高士传 |
| (二) 阮籍与高士传 |
| (三) 陶渊明与高士传 |
| 馀论 |
| 结论 |
| 附录一：隋志着录六朝纪传体史书存目 |
| 附录二：隋志着录六朝编年体史书存目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危机与重构 ——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与思路的反省 |
| 第一章 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 |
| 第一节 河南节度使与张巡 |
| 第二节 元帅的时代 |
| 第三节 永平军的成长与蜕变 |
| 第四节 平卢系藩镇的解体 |
| 小结 |
| 第二章 关中:有关空间的命题 |
| 第一节 异族威胁与空间的重构 |
| 第二节 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 |
| 第三节 东大门的空间塑造 |
| 第四节 神策军镇的空间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 |
| 第一节 安禄山叛乱与河北 |
| 第二节 后安禄山时代的叛军 |
| 第三节 河朔三镇性格的差异 |
| 第四节 帝国的东北地区 |
| 小结 |
| 第四章 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 |
| 第一节 永王东行的图景 |
| 第二节 刘展之乱的真相 |
| 第三节 韩混与镇海军时代的来临 |
| 第四节 李锜叛乱与动乱期的终结 |
| 小结 |
| 代结语 藩镇时代的意义 |
| 一、何谓“危机”与“重构”? |
| 二、从"关中本位"到"中央本位" |
| 三、"中央集权"与地方基层势力的崛起 |
| 四、作为"唐宋变革期"的藩镇时代 |
| 附录 李怀让之死 |
| 图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北宋汴京城市水系营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历史背景 |
| 1.1.2 课题背景 |
| 1.1.3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学术价值 |
| 1.2.3 研究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概念界定 |
| 1.5.1 时间的界定 |
| 1.5.2 汴京的界定 |
| 1.5.3 水系的界定 |
| 1.6 研究现状 |
| 1.6.1 国外研究现状 |
| 1.6.2 国内研究现状 |
| 1.7 研究框架 |
| 2 北宋汴京城市水系形成背景 |
| 2.1 隋汴州水系初步建设 |
| 2.2 唐汴州水系逐步完善 |
| 2.3 五代东京水系奠定基础 |
| 2.4 本章小结 |
| 3 北宋汴京城市水系网络建设研究 |
| 3.1 城外河流 |
| 3.1.1 黄河 |
| 3.1.2 洛水 |
| 3.1.3 御河 |
| 3.2 城内河流 |
| 3.2.1 五丈河(广济河) |
| 3.2.2 金水河(天源河) |
| 3.2.3 汴河 |
| 3.2.4 蔡河(惠民河) |
| 3.2.5 护龙河 |
| 3.3 城市池沼 |
| 3.3.1 金明池 |
| 3.3.2 其他池沼 |
| 3.4 城市水井 |
| 3.4.1 汴京城厢坊 |
| 3.4.2 汴京城水井 |
| 3.5 汴京水系网络的连通关系 |
| 3.6 本章小结 |
| 4 汴京城市水系功能研究 |
| 4.1 水系与交通漕运 |
| 4.2 水系与生活用水 |
| 4.3 水系与排水系统 |
| 4.4 水系与生产灌溉 |
| 4.5 水系与防火灭火 |
| 4.6 水系与滨水景观 |
| 4.7 水系与军事防御 |
| 4.8 本章小结 |
| 5 北宋汴京水系管理研究 |
| 5.1 水系管理政策 |
| 5.1.1 水系管理机构 |
| 5.1.2 水运管理机构 |
| 5.1.3 水系法规制度制定 |
| 5.1.4 巡查监管制度 |
| 5.2 水系工程管理措施 |
| 5.2.1 汴口管理措施 |
| 5.2.2 狭河工程措施 |
| 5.2.3 导洛通汴工程 |
| 5.2.4 植树护堤措施 |
| 5.2.5 侵河建筑拆迁措施 |
| 5.2.6 水利工程设施的建立 |
| 5.3 水系管理特点 |
| 5.3.1 水系管理阶段 |
| 5.3.2 水系管理方法 |
| 5.3.3 水系管理体系 |
| 5.3.4 水系管理原则 |
| 5.3.5 水系管理思想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 图录 |
| 附录Ⅱ 表录 |
| 附录Ⅲ 相关史料 |
（7）论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之变迁 ——以《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为分析文本（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相关概念辨析 |
| 五、文献运用与方法 |
| 第一章 私有财产权保护观念之变迁:个体从家庭中分离 |
| 第一节 传统中国的私有财产权观念:家庭伦理之私 |
| 一、传统中国私有财产权的历史沿革 |
| 二、家庭伦理之私 |
| 三、特殊主体的私有财产权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观念:私权与公权的博弈 |
| 一、清末民初个体权利观念的引进 |
| 二、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观念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私有财产权观念:私权社会化 |
|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私有财产权观念的社会本位特征 |
| 二、个体权利保障的阶段性成果:南京国民政府民法典 |
| 小结 |
| 第二章 私有财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之变迁:民刑分立 |
| 第一节 传统中国:民刑合体、契约为辅 |
| 一、成文法典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
| 二、契约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法律体系的建构:民刑有分 |
| 一、《大清民律草案》的提出及其局限性 |
| 二、《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及其大理院对之适用 |
| 三、习惯及其适用 |
| 四、条理的适用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法独立 |
| 一、民国民法典的立法过程 |
| 二、民国民法典之立法精神 |
| 小结 |
| 第三章 私有财产权保护司法体制之变迁:审判权独立 |
| 第一节 传统中国:州县官审判权行政权不分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司法行政分立 |
| 一、司法独立——大理院设立缘由 |
| 二、“寺”、“院”承续:司法独立之局限性 |
| 三、“院”、“院”裂变:司法体系优化、审行分离深化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独立审判 |
| 一、依法独立审判的原则 |
| 二、民事审判机构的变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承前启后:民初司法实践之断面解析 |
| 第一节 债权——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原则的体现 |
| 一、择以买卖、雇佣契约两种判例之概述 |
| 二、所涉及之案例 |
| 三、案例之分析 |
| 第二节 物权——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的拉锯 |
| 一、概述 |
| 二、涉及之案例 |
| 三、总结分析 |
| 第三节 亲属、承继——伦理纲常与平等自由的博弈 |
| 一、概述 |
| 二、涉及之案件 |
| 三、总结分析 |
| 结论 |
| 一、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变迁之四个面向 |
| 二、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时代特征——必然性和民族性 |
| 三、大理院司法兼营立法的历史及时代意义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樊粹庭文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樊粹庭生平与戏剧改革动因考论 |
| 第一节 樊粹庭“以戏为命”的人生轨迹 |
| 第二节 出生年月辨正 |
| 一、 生年考订 |
| 二、 生月考订 |
| 第三节 豫剧戏剧改革缘由考论 |
| 一、 戏剧改良运动的激励与鞭策 |
| 二、 地方戏改革思潮的带动与影响 |
| 三、 河南梆子生存发展的必然诉求 |
| 四、 “埋头做宇宙事业”的担当意识 |
| 第二章 《樊粹庭文集》编选校勘与樊戏价值评骘 |
| 第一节 版本概况与编纂原则 |
| 一、 版本来源 |
| 二、 校对原则 |
| 三、 编纂方案 |
| 第二节 樊戏的内涵及价值评议 |
| 一、 “樊戏”称谓的出现及“武器的批判” |
| 二、 争论与反拨 |
| 第三节 樊戏剧目考辨 |
| 第三章 樊粹庭的戏剧观念 |
| 第一节 珍视豫剧与尊重艺人的民本意识 |
| 第二节 启迪民智与规正人心的价值衡定 |
| 第三节 开放通达与兼收并蓄的理论架构 |
| 第四节 化俗为雅与雅俗共赏的普世艺术观 |
| 小结 |
| 第四章 樊粹庭的编剧原则 |
| 第一节 贴近民众生活 |
| 第二节 发掘历史蕴藏 |
| 第三节 追求艺术真实 |
| 第四节 注重舞台效果 |
| 小结 |
| 第五章 樊粹庭创作思想分期及风格嬗变 |
| 第一节 发展期（1915-1934） |
| 第二节 成熟期（1934-1942） |
| 第三节 转型期（1942-1949） |
| 第四节 升华期（1949-1962） |
| 小结 |
| 第六章 樊戏的题材类型与精神内涵 |
| 第一节 历史剧：对百折不回克敌制胜民族豪情的呼唤张扬 |
| 一、 《涤耻血》：民族危急时的悲壮呼声与泣血呐喊 |
| 二、 《巾帼侠》：可歌可泣的救世之举与激昂高亢的时代旋律 |
| 三、 《无敌楼》：对英雄的礼赞与正义的呼唤 |
| 四、 《王佐断臂》：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与对民族正气的弘扬 |
| 小结 |
| 第二节 社会剧：抨击邪恶、激浊扬清与伸张正义、维护人伦的道德祈愿 |
| 一、 《邵巧云》：秋扇见捐与发奸擿伏的不屈抗争 |
| 二、 《花媚娘》：守望爱情与忍辱尽孝的血泪青春 |
| 三、 《义烈风》：与狼为伴的惊醒、羞愤与决斗抗争 |
| 四、 《李慧娘》《松树坪》等：善恶对峙与弱者的韧性反抗 |
| 第三节 婚恋剧：生存困境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高涨 |
| 一、 《凌云志》等：择偶理念与婚恋模式的悄然变革 |
| 二、 《女贞花》：崇高人格与坚贞爱情的讴歌礼赞 |
| 三、 《三拂袖》：追求幸福与成全他人的两难选择 |
| 四、 《齿痕记》：佛门净土中的爱情守护神 |
| 小结 |
| 第四节 神话剧：弱势群体追求正义与幸福的浪漫和智慧 |
| 一、 《红珠女》：对强权的反叛与正义良知的扞卫 |
| 二、 《泗州城》：对爱情的向往与坚韧追寻 |
| 三、 《月宫玉兔》：对信义仁孝美德的恪守与弘扬 |
| 小结 |
| 第七章 樊戏的卓越艺术成就 |
| 第一节 穿越古今的宏阔视野 |
| 一、 驱遣历史风云变幻 |
| 二、 演绎人神悲欢离合 |
| 三、 点化朝野经史稗官 |
| 第二节 开阖自如的剧本结构 |
| 一、 张弛有节的戏剧冲突 |
| 二、 不落窠臼的情节设置 |
| 三、 标新立异的结局处理 |
| 第三节 面目各异、绚丽多姿的女性形象 |
| 一、 刚柔相济的独立性格 |
| 二、 倔强不屈的主体意识 |
| 三、 磨难砥砺的反叛气质 |
| 第四节 文野相济本色当行的语言风格 |
| 一、 风趣幽默与雅俗共赏 |
| 二、 情感充沛与可歌可唱 |
| 三、 方言俚语与乡土气息 |
| 小结 |
| 第八章 樊粹庭在豫剧及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
| 第一节 结束豫剧向无剧本的历史 |
| 第二节 重塑河南梆子的舞台形态 |
| 一、 河南土梆戏之粗鄙简陋形制 |
| 二、 戏改后豫剧之全新风貌 |
| 第三节 豫剧人才培养制度与教育体系的创立和完善 |
| 一、 科学严格之新式戏剧教学范式的探索 |
| 二、 因人设戏之名角培养模式的创立 |
| 三、 具有战略眼光的名师选聘理念 |
| 第四节 豫剧编导体制的建立 |
| 一、 自主宏阔的导演意识 |
| 二、 大戏小做的导演谋略 |
| 三、 编导演互动的编导体系 |
| 第五节 地方戏改革的集大成者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陈天祥《四书辨疑·孟子辨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结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1章 元代儒学与孟学综述 |
| 1.1 元代北方学术发展特点 |
| 1.2 元代南方学术发展特点 |
| 1.3 元代孟学总论 |
| 1.3.1 元代孟学着作者统计表 |
| 1.3.2 元代孟学着作者师承图 |
| 第2章 《四书辨疑》作者考辨 |
| 2.1 《四书辨疑》作者考证 |
| 2.2 陈天祥的仕宦经历 |
| 2.3 陈天祥为学经历与学术师承 |
| 第3章 版本与内容述析 |
| 3.1 版本介绍 |
| 3.2 关於焚稿问题 |
| 3.3 注释内容 |
| 3.3.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注释内容及方法 |
| 3.3.2 陈天祥《四书辨疑·孟子辨疑》注释内容及方法 |
| 3.3.3 朱、陈二书注释异同比较 |
| 第4章 《四书辨疑·孟子辨疑》对《孟子》的考据研究 |
| 4.1 辨字词之义 |
| 4.2 辨典制之疑 |
| 4.3 辨文本之疑 |
| 第5章 《四书辨疑·孟子辨疑》对《孟子》思想的阐释 |
| 5.1 心性论 |
| 5.2 王道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魏晋士人政治心态类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士人政治心态类型研究的学术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本文研究主旨与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因革儒学、救时补弊的通变之儒 |
| 第一节 傅玄、袁准儒家政治理念析论 |
| 1.1.1 一脉相承的儒学家风 |
| 1.1.2 "人性如水说"与礼乐教化 |
| 1.1.3 "仁信义公"理念 |
| 第二节 "君臣民"政治角色内涵与相关政治操作 |
| 1.2.1 君主正心拒佞之道 |
| 1.2.2 君主臣辅的治国之道 |
| 1.2.3 治民安民之道 |
| 第三节 傅玄以儒杂玄的政治心态 |
| 1.3.1 傅玄政治思想渊源概论 |
| 1.3.2 傅玄参与谈玄的人生经历 |
| 1.3.3 傅玄生命忧患心态析微 |
| 第二章 以道反儒、徘徊儒道的玄学名士 |
| 第一节 以儒学为根柢的政治理想 |
| 2.1.1 胸怀济世之志 |
| 2.1.2 推崇圣王之治与礼乐教化 |
| 第二节 政治批判与内忧外达 |
| 2.2.1 批评时政与鞭挞佞人 |
| 2.2.2 处境险恶与精神忧惧 |
| 2.2.3 慎放相间的名士之风 |
| 第三节 生命关怀与道家思想倾向 |
| 2.3.1 忧生之嗟与精神隐逸 |
| 2.3.2 "大人先生"人格析论 |
| 2.3.3 阮籍思想发展历程 |
| 第三章 顺时知变、调和儒道的庙堂之士 |
| 第一节 儒家世族的玄学化转向 |
| 3.1.1 以陈郡扶乐袁氏为例 |
| 3.1.2 以陈郡阳夏何氏为例 |
| 3.1.3 以太原晋阳王氏为例 |
| 3.1.4 以琅邪临沂王氏为例 |
| 第二节 儒道融通的"中庸"处世风格 |
| 3.2.1 出仕以济世之胸怀 |
| 3.2.2 慕老庄与亦勤政 |
| 3.2.3 谙道家而善保身 |
| 第四章 能出能入、性好自然的田园隐者 |
| 第一节 陶渊明由仕而隐的思想动因 |
| 4.1.1 两晋隐逸发展态势析论 |
| 4.1.2 陶渊明隐逸动因考察 |
| 第二节 "桃花源"寓意及其实现途径 |
| 4.2.1 "桃花源"政治意义及其影响 |
| 4.2.2 "桃花源"思想形成之背景 |
| 4.2.3 "真"的内涵与践行 |
| 第三节 生命关怀与主体意识 |
| 4.3.1 矛盾的生死观 |
| 4.3.2 生命忧患的根源 |
| 4.3.3 生命忧患的排遣 |
| 第四节 陶渊明与嵇康政治心态比较 |
| 4.4.1 拒仕与仕隐 |
| 4.4.2 任自然与返自然 |
| 4.4.3 贵生与顺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术成果 |
四、正“梁”固“本”理应当（论文参考文献）
- [1]目的论与朱子“体用也定”“理先气后”义之衡定——一个反思判断的诠释[J]. 吴甿. 中国儒学, 2012(00)
- [2]钱穆“天人合一”思想研究[D]. 倪交.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2)
- [3]先秦仪式文学纂辑与研究[D]. 蔡雨彤. 浙江大学, 2019(01)
- [4]六朝史学与文学[D]. 唐志远. 南京大学, 2011(08)
- [5]危机与重构 ——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D]. 李碧妍. 复旦大学, 2011(12)
- [6]北宋汴京城市水系营建研究[D]. 何鑫.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7]论清末民初私有财产权之变迁 ——以《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为分析文本[D]. 古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8]《樊粹庭文集》整理与研究[D]. 徐芳芳. 河南大学, 2014(02)
- [9]陈天祥《四书辨疑·孟子辨疑》研究[D]. 高俊.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10]魏晋士人政治心态类型研究[D]. 刘明辉. 南开大学, 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