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敦煌古藏文本《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论文文献综述)
徐世康[1](2018)在《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文化圈”,或称“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通常出现在研究当前世界如朝鲜、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国家的论著中,但从历史上看,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研究现在看来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之中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政权。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量,以契丹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儒家“天下秩序”观念以及丧葬制度四个方面,探讨中华文化在契丹这一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所发挥的影响。本文第一章是关于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介绍了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通过文献学以及考古学、人类学的证据,对契丹族族出鲜卑的结论予以了肯定。接着就契丹族语言、文字与突厥语、鲜卑语、汉语、女真语、室韦语等之间的联系展开论述,并就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对女真族文字的影响作了讨论。第二节分析了契丹王朝宫廷(宫帐)、祭祀、军事、外交、丧葬与其余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基本确定汉语、汉字是契丹王朝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同时契丹本族的语言与文字在某些场合如军事、祭祀活动中占有主要地位。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时期的“双语者”,即同时通晓汉语与契丹语两种语言的人员情况,从实际看,在整个契丹王朝存在的约两百年中,契丹王朝方面的“双语者”人数要远远多于中原政权中的“双语者”。本文第二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各方面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概要性地通过分析儒家典籍在契丹的传播来介绍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可以确认在契丹政权成立前,儒家思想虽然已传播至契丹人中,但影响很小,且主要限制在上层人物与一些“归化”的契丹人中。而在契丹政权成立后,契丹人得以大量接触儒家思想,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也得以广泛流行于契丹王朝境内,但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则因不同原因而各不相同。第二节具体介绍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政治思想方面的任贤、行仁、敬天等观念都被契丹统治者接受并宣扬,而经济方面的重农思想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契丹统治者甚至在一些不太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区推广农业,以彰显其“重农”的态度。第三节介绍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与政治、经济思想类似,儒家社会思想中关于孝道、忠诚等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持政局稳定的内容也都得到了契丹朝廷的有力支持,而宗教思想方面,因契丹王朝崇尚佛教,故除其中涉及禁止左道邪术传播的内容外,对于儒家宗教思想并未有过多关注。本文第三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与通常的认识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契丹人的这两种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反复的过程,而二者之间的发展也并不同步。第二节介绍宋与契丹对峙时期双方的外交博弈,双方之间的整体关系经历了由“战”到“和”的变化,而在外交领域这一“软实力”的较量中,并没有任何一方完全处于劣势。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的朝贡体系,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契丹王朝成立,契丹人实现了由朝贡者向被朝贡者的转变。在契丹人的朝贡国中,高丽与西夏二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中原王朝往往通过“虚爵制”来实现理想化的“天下秩序”不同的是,作为北族王朝的契丹王朝更多考虑实用性,通过不同而非一些固化的“模式”来控制不同的属国、属部。本文第四章是关于中华丧葬制度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人丧葬方式的转变。早期的契丹人死后并没有土葬的习俗,此后约至唐代,逐步在下葬时使用石室或利用棺木下葬,而在辽帝国建立后,开始大量吸收汉人的丧葬制度。第二节介绍中古丧葬礼仪对于契丹帝后及贵族的影响。就契丹帝后丧葬方面,其葬礼在圣宗以后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唐代帝王去世后所经历的诸多环节在契丹人的帝后丧葬中也基本可见,只是经过了一定的简化。而就契丹贵族方面,同时期汉人丧葬中的卜葬观念以及停殡待葬时间较长等情况在其墓志中也有体现。第三节介绍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唐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墓志铭“十三事”在各个时期的辽墓中同样有反映。契丹人还根据自身游牧部族出身的传统,对其中诸如“乡邑”等项进行了变通。同时,契丹墓志铭继续发扬光大了自唐代开始兴起的、对于志主的各种细致描写。第五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角巴才让(JoPa TsheRing)[2](2019)在《敦煌藏文中的西域地名考 ——以P.t.1283-2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为中心》文中认为公元七世纪初,吐蕃逐渐成为青藏高原的统治者,积极向四处开拓自己的疆域,此时,吐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与各邻国的外交对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七世纪中叶至八世纪,吐蕃开始接触并己入居西域。在此期间,西域作为多种民族集聚与交流之地,其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地名吸收与记录在藏文文献内,本文将敦煌藏文文献P.t.1283-2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为选为论文题目,梳理、分析《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中记载的西域地名。本文首先是吐蕃与西域各民族间的外交策略研究,从七世纪初叶至吐蕃王国灭亡时,以军事联盟、婚姻关系、宗教文化、经济贸易为主要外交策略,吐蕃与西域各国间建立了亲密的互动关系。其次,敦煌藏文文献P.t.1283-2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的可靠性与文献价值做了简要介绍,然后依据古代藏汉史籍,中亚历史文集以及近代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探讨分析P.t.1283-2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所记载的高丽、奚、契丹、等以及敦煌古藏文文献和藏族古典史籍里常见的西域地名库先、于阗、牛角山等为例,主要依据新疆地区发现的吐蕃时期的简牍、卷子、考古等运用最新研究方法研究。这些地名的名字由来以及考察地理位置,并与吐蕃的历史渊源。总之,本论文主要探讨了吐蕃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的外交关系和藏文文献P.t.1283-2号的历史重要性,并阐释了西域的各种地名使我们深刻的了解到藏族古代历史与文化、以及邻国历史情况的认识起到很大作用。
杨富学[3](2002)在《20世纪国内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研究述要》文中指出敦煌发现的古代文献与吐蕃关系密切者相当多,不管是藏文的还是汉文的,都对唐代吐蕃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敦煌学乃至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我国学者对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的关注为时甚早,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取得相应的成果。自1978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敦煌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历史、文献、考古、艺术、科技、藏医、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等方面都涌现出大批的研究成果,成为敦煌学研究中成就较大的学科之一,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为21世纪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
冯立君[4](2016)在《高句丽与柔然的交通与联系——以大统十二年阳原王遣使之记载为中心》文中提出在6世纪中叶的欧亚世界东部,柔然在南面分别与互相对峙的西魏、东魏接壤,东面与高句丽等相邻。《周书》记载的高句丽阳原王跨境遣使西魏事件真实可信,而《三国史记》因编纂失误造成了对此事件的阙载。阳原王遣使的动因,可以归结为在其执政伊始,高句丽既需要与柔然维持固有联系,又欲遣使朝贡东魏、西魏和南朝梁寻求承认,以增强国内政治权威,并与百济、新罗进行军事对抗和外交竞争。汉文史料揭示出高句丽、柔然至晚在472年有密切联系甚至军事合作迹象;非汉文史料,诸如梵文译名Mukuri、拜占庭史家所谓Mukri、敦煌藏文文书中的Muglig和Keuli、突厥文碑铭中的Bkli等,皆指高句丽,这些史料反映出高句丽与内亚草原持久的交往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阳原王遣使西魏的关键的外在条件。高句丽使节经行路线并非传统朝贡交通道,而是一条"草原之路",从平壤经辽东,穿过契丹或地豆于到达柔然,再折向西魏。
王尧,陈践[5](1981)在《敦煌古藏文本《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文中提出(一)绪说敦煌遗书中的藏文卷子,为数相当可观。一九六一年,法国拉露女士(M·Lalou一八九○——一九六七)出齐了她编的三卷本《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古藏文卷子目录》(前两卷分别出版于一九三九和一九五○年);次年,比利时人瓦累·普散(LouiS de la-Valle poussin一八六九——一九三八)编的《(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卷目录》。正式刊行;据此我们得知,被斯坦因、伯希和先后劫往英国和法国的敦煌古藏文卷子共约五千卷。这里要介绍的,是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份藏文卷子,编号p、一二八三,它是伯希和在一九○八年从敦煌劫往巴黎的。藏文原题是《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原文现存一○九行。从字体、正字法、语法结构和行文风格等方面看,它跟其它敦煌古藏文文书(如编号P、一二八七的古藏文历史文书)是同一时期的作品,约在公元八至九世纪之间。
刘铁程[6](2012)在《多思麦历史地理研究 ——以中古前的藏缅语地名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公元七世纪前,汉文史料将华夏西部的藏缅语族群称为“羌”、“戎”、“氐”等,述及这一地区时多中明其古为羌戎地。地名的立名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汉文史料中保存有大量的藏缅语源地名。本文所设定的研究区域,在藏文化地理中称为多思麦(mdo smad)。在汉文史料中,称为雍州、凉州、河湟、河陇等等。本地区历史地名的所属语言,以藏缅语为底层,汉语、阿尔泰语、印欧语也有深厚的沉淀。本文以《禹贡》、《水经注》、正史涉羌材料等为主要史料,参以藏文文献,利用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历史语言学等方法,释读、考订中古前以藏缅语为中心的汉字译音地名语料。在《禹贡》雍州部分,弱水、朱圉山、鸟鼠山、渠搜、昆仑等华夏古史及传说中的重要地理名词都有其藏缅语源。多思麦(mdo smad)地区的祁连山、阿尼玛卿山、青海湖,以及黄河上游的大部分支流,在汉文史料中也有源远流长的汉字译音地名记录。同时,藏缅语与汉语、阿尔泰语、印欧语的语言接触现象,也在地名释名中得以揭示。系统梳理以藏缅语为中心的历史地名,可以进一步提高汉文史料的使用价值,为藏缅语族群(羌戎等)研究提供新的史料素材,进而探讨早期华夏与羌戎等族群的文化交流。经过考释的汉字译音藏缅语词汇也可以为汉语上古音和原始藏缅语研究提供新的语料素材。
花走多杰[7](2020)在《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3《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考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3是吐蕃王朝时期了解北方情况的重要文献。本文介绍纸卷的内容和国内外的研究形势,及有关藏汉历史文献来探讨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考证。
赵天英,杨富学[8](2009)在《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文中认为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这些文献主要是佛教典籍,既有佛教经典,又有僧人行记,还有各类释门杂文,真实地反映了前弘期吐蕃佛教的兴盛状况。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此外,还有其他多种古代文献,如法律文书、占卜类文书、伦理文书、文学作品等,不管是藏文或汉文,都是弥足珍贵历史资料。
祁进玉[9](2014)在《名从主人:20世纪50年代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使得中国土族经历了一次极为重要的群体身份蜕变,即从"土人"到"土族"的民族身份的合法性获得与转换。本文基于文献及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口述史资料,对于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过程加以尝试性分析,试图还原土族被识别的历史真相。
张健波[10](2017)在《于阗佛教艺术研究 ——以绘画雕塑为中心》文中指出于阗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佛教在于阗的兴盛发展有近千年的历史。作为古代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于阗佛教艺术深远地影响了中原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是西藏佛教艺术造型样式的参照系。佛教艺术在于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汉时期是于阗佛教艺术的初始阶段,魏晋时期是于阗佛教艺术的发展阶段,唐朝时期是于阗佛教艺术的成熟阶段。在于阗佛教艺术的形成过程中,贵霜王朝时期的犍陀罗和秣菟罗造像样式对于阗佛教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佛教艺术沿丝绸之路向外传播,两汉时期于阗佛教题材的木雕、陶雕、壁画与早期犍陀罗艺术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简朴粗犷的造型手法反映出于阗早期的艺术面貌,形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和田艺术模式”。汉至魏晋时期欧亚大陆(Eumsia)的北部文化板块从小亚细亚、中亚及黑海地区延伸至漠北草原地带(Eurasian steppes),形成为装饰性与程式化的草原艺术;从阿富汗、巴基斯坦与中亚两河地区延伸至塔里木盆地的艺术类型是佛教文化影响下的绘画和雕塑,这种佛教艺术经过围绕塔里木盆地的两条绿洲链即丝绸之路南道与北道,融合了希腊、印度和波斯等地的艺术样式形成为独特的面貌。尼雅“丰收女神”(堤喀,Tyche)棉布佛画图案中体现的图像程序与造型手法,反映出这一时期丝路南道早期佛教艺术的特点,米兰壁画所具有的独特绘画形式和造型手法与于阗佛教艺术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对其整体风格的形成与文脉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热瓦克(Rawak)佛寺的立佛塑像与秣菟罗造像在风格源流上有着一脉相通之处,其列龛立像的形式则是来源于大夏艺术,这种在壁面上以壁画或贴壁浮雕绘塑列佛像的做法也是于阗佛教艺术的一大特色。唐朝时期是于阗佛教美术发展的成熟阶段,佛教对这一时期于阗的建筑、绘画、雕塑等领域产生了全面的影响。6世纪左右,泥坯塑像在中亚两河地区的佛教造像中开始出现,至7世纪这种泥塑佛像从犍陀罗样式逐渐转变为西域地方类型并传播至塔里木盆地。达玛沟遗址的唐代雕塑壁画从题材内容、塑造手法和绘画样式等方面均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该时期的于阗壁画加强了二维平面和装饰化的造型风格,同时强化了具有本土艺术元素的画面特征。于阗绘画在吸取外来艺术元素的基础上将“铁线描”和“凹凸法”的造型技法融为一体,形成了风格独特的“于阗画派”。于阗画派流行于唐代画坛,也深刻影响了日本奈良时期的佛教造像风格,它与敦煌、中原及藏传佛教造型艺术体系的营构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二、敦煌古藏文本《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敦煌古藏文本《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论文提纲范文)
(1)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与学术史回顾 |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对象的选择 |
概念说明、研究范围与研究内容 |
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一、关于契丹王朝“汉化”方面的研究著作 |
二、关于汉语、汉字以及其他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使用方面的研究著作 |
三、关于儒家思想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著作 |
四、关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著作 |
五、关于中国中古丧葬制度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著作 |
六、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
第一章 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一节 契丹王朝时期的民族、语言、文字大背景 |
(一) 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 |
(二) 契丹族与奚族的语言、文字 |
第二节 契丹王朝时期各种场合下语言、文字的使用 |
(一) 宫廷(宫账) 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二) 祭祀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三) 军事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四) 外交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五) 丧葬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六) 其他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第三节 契丹王朝时期的通事群体与双语者 |
(一) 五代、宋与契丹对峙时期的通事群体 |
(二) 契丹语与汉语的双语群体 |
第二章 中华儒家文化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上) ——儒家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一节 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典籍的传播 |
(一) 契丹王朝成立前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 |
(二) 契丹王朝时期儒家经典的传播 |
第二节 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一) 儒家政治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二) 儒家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三节 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一) 儒家社会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二) 儒家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三章 中华儒家文化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下) ——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一节 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 |
(一) 契丹王朝的“中国观” |
(二) 契丹王朝的“正统观” |
第二节 “复数”天下——宋王朝与契丹王朝间的外交博弈 |
(一) 从“澶渊之盟”到“划地交涉” |
(二) 宋、契丹王朝双方基于“盟誓”内容的博弈 |
(三) 宋、契丹王朝双方基于“盟誓”礼仪的博弈 |
第三节 契丹王朝朝贡体系的构建 |
(一) 属国、属部的朝贡义务 |
(二) 属国、属部的助军义务与其它义务 |
(三) 契丹王朝对于属国、属部的册封 |
第四章 中华中古丧葬制度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一节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一) 契丹族丧葬形式的转变 |
(二)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帝后的影响 |
(三)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贵族的影响 |
第二节 中国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一) 契丹王朝时期墓志铭“十三事”分析 |
(二) 契丹王朝时期墓志铭写人进程分析 |
第五章 总结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参考文献 |
一、古籍资料 |
二、考古资料(包含考释文献) |
(一) 著作 |
(二) 论文 |
三、今人著作 |
(一) 著作 |
(二) 硕士、博士论文 |
四、今人论文 |
后记 |
(2)敦煌藏文中的西域地名考 ——以P.t.1283-2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正文 |
参考文献 |
附录 |
(6)多思麦历史地理研究 ——以中古前的藏缅语地名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汉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地域、族群与学术史 |
第一节 地域与族群:研究范围的拟定 |
一、研究范围概说 |
二、族群与语言地理 |
第二节 学术史与研究方法的讨论 |
一、语料与史料 |
二、历史地理研究 |
三、历史语音学与地名对音 |
四、地名学 |
五、田野考察工作的说明 |
第三节 多思麦(mdo smad)、安多(A mdo)释名 |
一、藏文文献中的“康”(khams)属地名辨析 |
二、mdo smad、A mdo |
第二章 弱水 |
第一节 释弱水 |
一、《禹贡》之弱水 |
二、弱水的释名 |
三、以汭水之“汭”为旁证 |
第二节 卢水胡、卢水 |
第三节 合黎山、合黎水 |
第四节 亦集乃、额济纳 |
第五节 雍州弱水、黑水与梁州黑水 |
第六节 附说穷石山 |
一、汉文史料中的穷石山 |
二、“石”的对音 |
三、“穷”的对音 |
四、穷水塞 |
第三章 朱圉山 |
第一节 《禹贡》之朱圉与冀戎 |
第二节 有关朱圉山释名的观点 |
第三节 朱圉的异文材料与释名 |
第四章 鸟鼠同穴 |
第一节 《禹贡》中的鸟鼠与鸟鼠同穴 |
第二节 鸟鼠同穴的科学观察记录 |
一、顾颉刚先生对“鸟鼠同穴”现象的关注 |
二、鸟鼠同穴的科学观察记录 |
三、史料中关于鸟鼠同穴的记载 |
第三节 辨“鸟鼠同穴” |
一、新石器时代渭水上游的气候与植被 |
二、历史时期陇西、渭水流域的林木状况 |
三、鸟鼠与同穴 |
四、关于青雀山和土百灵 |
第四节 飞鼠(鼯鼠)说 |
一、藏文中的飞鼠(bya ma byi’u) |
二、郭璞释“鸟鼠”之误与汉文鼯鼠诸名的羌戎语源 |
第五章 渠搜 |
第一节 《禹贡》中的渠搜 |
第二节 渠搜的异文材料及其地望的讨论 |
一、渠搜的一般异文材料 |
二、有关渠搜地望的讨论 |
第三节 渠搜与赤雪(khri shog) |
一、渠搜与“西方”、“西海”的关系 |
二、渠搜与赤雪 |
三、再说“蓐收” |
第四节 汉文文献中“赤雪”(khri shog)的记录 |
一、鲜水海、鲜水 |
二、卑禾羌海 |
三、先零、西零与西零海 |
四、僊海 |
第五节 藏文文献和传说中的“赤雪”(khri shog) |
一、藏文史料中的赤雪 |
二、有关青海湖来源的民间传说 |
三、湖神 |
第六节 释“渠搜” |
一、各种“叟”名 |
二、“叟”(搜)的藏缅语源 |
第六章 昆仑与祁连 |
第一节 祁连与天山 |
第二节 天山与时罗漫山 |
第三节 “祁连”的释名及其与昆仑的关系 |
一、祁连释名 |
二、今祁连山名称的实定 |
三、今祁连山与昆仑的名称 |
第四节 “昆仑”的语源及释名 |
一、“昆”音的藏语对应词推测 |
二、藏语中有关“天”的词汇讨论 |
三、藏语dgung、gnam的语源 |
四、释昆仑 |
第七章 黄河上游及其支流的古史地名 |
第一节 汉文史料中的“玛卿邦热” |
一、阿尼玛卿的藏文名称 |
二、由清至唐“邦热”(born ra)地名的记录 |
三、白兰山 |
四、逢留大河 |
第二节 浇河与廓州 |
第三节 洮水的释名与西羌的“鲁神”(klu)观念 |
一、早期汉文史料中有关洮河的一般情况 |
二、洮河的藏语名—碌曲 |
三、“洮”的上古音讨论及与“klu”的谐声问题 |
四、西羌的鲁神观念及新石器时代的蛙纹 |
第四节 湟水、浩门水 |
一、羌汉之间sho mang类药用植物交流 |
二、浩门水 |
三、湟水 |
四、产地的佐证与类比说明 |
五、余论 |
第五节 祖厉河 |
第六节 黄河上游的藏式伸臂桥 |
一、河厉桥 |
二、大母桥、骆驼桥 |
第八章 多思麦沙漠的古史地名 |
第一节 莫何川与沙州 |
第二节 大非川 |
一、大非川的地理位置 |
二、辨藏语bye的古音 |
第三节 吐谷浑沙州地名 |
一、清水川与阿曲、伏罗川 |
二、屈真川 |
三、破逻真谷 |
四、汉哭山 |
五、七乌海 |
第四节 敦煌之莫高窟与三危山 |
一、莫高窟 |
二、敦煌之三危 |
三、结语 |
第九章 汉文史料中的藏缅语地名常用词释名 |
第一节 藏文mdo |
一、藏语地名学中的“都”(mdo) |
二、泽索谷 |
三、苏董谷、苏董戍 |
四、大斗拔谷 |
五、三都谷、三府谷 |
六、扁都峡 |
第二节 藏文lung |
一、允谷、允川 |
二、允吾县 |
附录:藏文拉丁转写对照表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7)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3《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考略(论文提纲范文)
一、介绍内容 |
二、研究形势 |
三、史料产生的历史背景 |
(8)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一、概说 |
二 、敦煌文献与唐代藏族史研究 |
三、吐蕃政治经济制度在敦煌文献中的反映 |
四、敦煌文献所见前弘期的吐蕃佛教 |
(10)于阗佛教艺术研究 ——以绘画雕塑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范围、目的与意义 |
二、研究方法 |
三、于阗佛教遗址概况 |
四、研究状况 |
第二章 于阗原初居民与佛教传入于阗的年代、路线 |
第一节 于阗的原初居民 |
第二节 佛教传入于阗的年代、路线 |
一、于阗建国的传说及史实 |
二、佛教传入于阗的年代 |
三、佛教传入于阗的三条路线 |
第三节 中亚贵霜佛教文化艺术的影响与传播 |
一、大夏、大月氏及贵霜文化源流诠索 |
二、佛 像初创时期的美术流派及其造像样式 |
1. 大夏 — — 巴克特里亚美术流派 |
2. 犍陀罗造像样式 |
第三章 两汉时期的于阗佛教艺术 |
第一节 于阗木雕 |
一、古代和田艺术模式 |
二、佛塔陶雕、佛像壁画与木雕天人像 |
第二节“丰收女神”(Tyche) 棉布佛画 |
一、“丰收女神”形象考释 |
二、棉布佛画的题材特征 |
三、棉布佛画的图像程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魏晋至唐朝时期的于阗佛教艺术 |
第一节 热瓦克佛寺 |
一、热瓦克佛寺的建筑形制 |
二、热瓦克佛寺的雕塑 |
(一) 列龛立像形式 |
(二) 图像特征 |
1、通肩右皱样式和U字 形样式 |
2、秣菟罗造像因素与磨光式发髻造型 |
3、年代及风格问题 |
第二节 达玛沟托普鲁克墩佛寺 |
一、佛寺的建筑形态及营造法式 |
二、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出土主尊雕塑的年代及风格考析 |
1. 托普鲁克墩1号佛塔正殿的主尊塑像 |
2. 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遗址的泥塑佛像 |
3. 托普鲁克墩佛寺雕塑的本土化造型样式 |
第三节 达玛沟晋代佛教壁画 |
一、达玛沟晋代佛教壁画的题材与内容 |
二、达玛沟晋代佛教壁画的画面形式与风格特征 |
1. 人物的发式造型及交脚坐姿 |
2. 佛典语境下的色彩因素 |
3. 壁画风格中的异域特点 |
第四节 达玛沟唐代佛教壁画 |
一、托普鲁克墩1号遗址壁画的题材内容与风格样式 |
二、托普鲁克墩2号遗址壁画的题材内容与风格样式 |
三、托普鲁克墩3号遗址壁画的题材内容与风格样式 |
四、壁画的文化因素与画面色调 |
1. 吐蕃文化因素 |
2. 突厥文化因素 |
3.三十二相的壁画图式 |
4.石绿、白色与红色相间的暖基调 |
第五节“于阗画派”艺术手法在达玛沟佛教壁画中的体现 |
一、“于阗画派”渊源考释 |
二、达玛沟壁画中“于阗画派”的风格样式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著作类 |
(二)外文类 |
(三)期刊类 |
致谢 |
四、敦煌古藏文本《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D]. 徐世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2]敦煌藏文中的西域地名考 ——以P.t.1283-2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为中心[D]. 角巴才让(JoPa TsheRing).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
- [3]20世纪国内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研究述要[J]. 杨富学. 中国藏学, 2002(03)
- [4]高句丽与柔然的交通与联系——以大统十二年阳原王遣使之记载为中心[J]. 冯立君. 社会科学战线, 2016(08)
- [5]敦煌古藏文本《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J]. 王尧,陈践. 敦煌学辑刊, 1981(00)
- [6]多思麦历史地理研究 ——以中古前的藏缅语地名为中心[D]. 刘铁程. 兰州大学, 2012(09)
- [7]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3《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考略[J]. 花走多杰. 长江丛刊, 2020(05)
- [8]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J]. 赵天英,杨富学. 史学史研究, 2009(01)
- [9]名从主人:20世纪50年代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研究[J]. 祁进玉. 西北民族研究, 2014(04)
- [10]于阗佛教艺术研究 ——以绘画雕塑为中心[D]. 张健波. 西安美术学院,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