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金泽荣（论文文献综述）
柴琳[1]（2021）在《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认为赵素昂（1887-1958）是韩国近代杰出的独立运动家与外交家,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在留学日本与流亡中国的四十余年时间中,他在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奔走的同时,还创作了诸多的文学作品。赵素昂的文学书写是伴随跨界产生的,这些文学叙事中,既有面向自己的日记,又有寄托情感的汉诗,还有彰显义烈精神的传记,既是作者人生体验的真实展现,也是韩国爱国志士革命精神的记录,弘扬了韩国人民追求独立与自由的民族精神。他的文学书写不仅拓宽了韩国文学的创作领域,展现出被殖民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也为今日研究中韩文学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文学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尚未对赵素昂的文学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作品也未能得到深入研究。本文从跨界、跨文化的视角入手,综合运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互文性等理论,结合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赵素昂经历了留学、殖民、流亡生活,跨界体验已经内化为其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他的文学书写与思想体认也始终带着跨界的标识,这也成就了他独特的文学书写。日本留学体验对赵素昂产生重大影响,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留学生活,并在不断的书写过程中反省自我、认识自我,也促进了自我的成长与改变,而我们也通过日记看到了赵素昂内心真实情绪的变化及其民族身份认同确立的过程。流亡中国后,赵素昂为韩国独立运动与临时政府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他的文学书写也始终带着“抗日”的烙印,他在中国的文坛活动及与中国文人的交流对中韩两国共同话语与相互认知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赵素昂的跨界体验影响着他的文体选择,一方面他的作品体裁多样,政论、散文等体裁贯穿其整个跨界体验的全程。日记作为面向个人的写作,是赵素昂记录留学生活的选择,而传记作品一是为了纪念,表示对义烈志士行动的赞扬与认可,二是为了宣传,向中国人民展现韩民族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其汉诗的创作则与赵素昂本身的心理变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赵素昂文章中使用了中文、韩文、日文、英文等多种语言。日本留学时期,赵素昂私人写作均用文言文,文言文是用以表达友情、骨肉之情、忧国之思的“情之文字”,公共书写则选择了韩汉文混用体,是政体的文体,而日文自始至终只是用于学习的工具。流亡中国后,除部分公函、书信等用英语或韩汉文混用体写作外,赵素昂的文章基本上都使用中文写作,使用中文是希望赋予中文一种互动与认知的媒介功能,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关注、支援韩国民族独立运动,中韩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1904年赴日始,直至1912年7月自明治大学毕业,赵素昂在日八年,从接受儒家教育的读书人成长为具备国际眼光的近代知识分子,日本留学生活对他的影响伴随他一生,他的日记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最直接的记录,折射出时代的光谱。赵素昂在日留学期间,正值东亚局势突变的时期,他表现出的不仅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更有对国家危机的忧患意识,其国家观念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期间他见证了日本一步步吞并韩国的过程,本以为的文明国度变成了侵略的“恶魔”,同处边缘的中国却在民众奋起反抗后为韩国爱国志士提供了斗争空间,最终他选择了流亡中国。赵素昂少年时期便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即便日后赴日留学接受近代新式教育,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并未消磨其对汉诗的兴致,汉诗反而成为其留学与流亡生活中的情感寄托所在。赵素昂汉诗创作的高峰期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是日本留学时期,二是全面抗战爆发后随临时政府辗转赴渝时期。他的汉诗在继承传统诗歌创作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语境的特殊体验,在不失审美的前提下,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身处异乡导致的精神苦闷深深体现在赵素昂的汉诗创作中,但他并没有陷入自我的悲情体验,而是在此之上的一种对于自我与现实的抵抗,在留学与流亡过程中,国家想象与民族认同始终是赵素昂汉诗创作的根本指向。赵素昂的义烈传记作品《金相玉传》《遗芳集》等以生动的笔触再现了韩国义烈志士为民族独立与解放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场景,历史现场未能完整表达的内容在文学书写中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得以抒发,通过义烈形象弘扬了民族精神与英雄主义,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争精神。《金相玉传》与《遗芳集》的出版与发行得到了中国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这说明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霸权之时,中韩两国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通力合作,共同对敌,中韩有识之士形成共同话语与相互认知,而这些作品也体现了互为主体、共生共存、中韩合作抗日的东亚精神价值。1930年代,赵素昂编写出版了大量韩国历史文化相关作品,在殖民地“失语”情境下,他致力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播与坚守,《韩国文苑》的编纂在荟聚韩国历代名文秀句外,也展现了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友好互助的兄弟情谊。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现”使得赵素昂意识到韩人轻易丢掉了对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与发展,而在韩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赵素昂对于“国民性”所秉持的态度一贯是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再进行改造。在编纂写作的过程中,赵素昂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说明、阐释国族历史文化,对其身份认同的建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赵素昂的跨界体验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留学体验促进其民族身份认同的确立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也促成其最终选择流亡中国开展反日独立运动。中国流亡体验则进一步增强了其抗日意识,也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人士的相互书写与生成性互动。赵素昂对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认识则表现了其对国民性继承且批判的态度,也巩固了文化身份认同。赵素昂的文学书写,具有鲜明的抵抗意识与时代认识,与申圭植、朴殷植等来华流亡志士一起,构成韩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文学创作生动地展现了近代韩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他的抗日意识、东亚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是东亚思想史上的财富,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余小活[2]（2021）在《韩国朝鲜时期文人对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李白以其卓着的诗才不仅在中国诗歌史上获得了不朽的地位,也在东邻韩国的汉诗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至迟十一世纪,李白诗歌就已传入韩半岛。朝鲜王朝时期,李白诗歌在韩国的接受度进一步提升。《浔阳紫极宫感秋作》是这一时期接受度最高的李白诗歌。通过对现存韩国汉籍最为丰富的《韩国文集丛刊》《韩国文集丛刊续》《历代文集丛刊》三部丛刊的检索,梳理出了为数不少的唱和诗作。其中,朝鲜时期文人所作与《浔阳紫极宫感秋作》有关的唱和诗多达90题160首。这些文人对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接受,既是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缩影,也是李白诗歌影响广泛的明证。从异域的角度研究和探讨朝鲜时期文人对《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接受,无疑有助于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李白诗歌,丰富现有的李白研究成果。本论文以韩国朝鲜时期（1392年—1910年）文人唱和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相关诗作为研究对象,探究韩国朝鲜时期文人对《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接受概况。一方面探讨了朝鲜时期文人对《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接受情况,主要针对次韵和化用两种接受方式展开论述,同时,围绕朝鲜时期文人对《浔阳紫极宫感秋作》不同的内容接受类型,展开分类讨论。另一方面则主要探究朝鲜时期文人接受《浔阳紫极宫感秋作》所受中国诗人的影响,以及中、韩文人接受《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差异。再一方面则对朝鲜时期文人唱和《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原因加以探究。朝鲜时期文人接受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群体原因,即家族传承、交游唱和、名家影响,这些都是朝鲜时期文人唱和《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群体原因;其二是文化原因,朝鲜时期文人对《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唱和既受到性理之学的影响,也受到朝鲜中后期“诗回盛唐”的文学思潮的影响。通过三个方面的探究可以得出,朝鲜时期文人唱和《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诗歌作品,既脱胎于李白原诗,也受到苏轼、黄庭坚等中国文人的影响,以及朝鲜名家如李滉、周世鹏等性理学者的影响。
金柄珉,柴琳[3]（2020）在《流亡与书写:赵素昂着《遗芳集》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化》文中研究指明在20世纪东亚各国文学中,以韩国人的义烈斗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并已成为20世纪东亚文学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来华流亡文人赵素昂的汉文传记作品《遗芳集》是最具代表性的义烈叙事作品集,其中共收录81名义烈人物传记。作者通过传主形象还原历史现场,激活历史记忆,呼唤民族觉醒和反帝爱国斗争精神。《遗芳集》的出版得到了中国有志之士的鼎力相助,在中国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有60多位中国有志之士通过书写序言、后记、诗歌及题词等形式,高度评价了《遗芳集》,进而对中国现代文学中韩国文学题材作品的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遗芳集》可以发现,中韩两国现代有志之士共同构建20世纪东亚精神的光辉历史,将对激活历史记忆、重估东亚价值、共享东亚未来产生有益的启示。
江悦,陶一昕[4]（2020）在《从金泽荣流亡经历中探究近代中国文化的向心力》文中研究说明金泽荣一生经历特殊,虽然生在韩国,但久居中国,并且与江苏有着不解之缘。从他的信件以及诗文中可以看出,他与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名人,如实业家张謇、翻译家严复、思想家梁启超、史学家屠寄、吕思勉等,都有过广泛的交往。因此,研究金泽荣将有助于完整地理解文化转型时期的学者思想,亦利于深刻地认识金泽荣在近代中韩文化交流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黄文镐（Hawong Moon Ho）[5]（2020）在《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及建筑交流与影响探（10世纪之前）》文中指出本论文关注佛教初传到十世纪之间,中国对朝鲜半岛佛教与建筑文化的影响,研究的素材包括寺院遗址、宗教文物和历史典籍,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论文通过考据、计量、比较等历史研究方法,共分六个章节展开详细的讨论。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韩国佛教史和佛教建筑史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使用的历史观念和方法。第二章通过坟墓壁画及考古遗址介绍了初传时期朝鲜半岛本土的建筑风貌及形式特征,并阐明了佛教初传与当时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三章系统盘点了朝鲜古三国在用佛教强化王权的前提下所营建的寺院和佛塔。第四章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梳理了朝鲜半岛对中国佛教建筑文化的学习和挪用。第五章讨论了统一新罗时期典型三层塔和双塔伽蓝模式的起源。第六章顺着宗派和宗谱的线索,探明了留学僧的求学轨迹,并纠正了韩国佛教界对八角塔起源的固有认识。论文得出如下重要结论:1、佛教最初传播到朝鲜半岛并非文化的自发流动,而是出于国际政治局势的结盟需要。2、佛教传播到朝鲜半岛的路径除了经由中国大陆外,也经由中亚和蒙古高原。3、古三国时期营建的所有佛教寺院和佛教理论都是王室和贵族强化统治的手段。4、芬皇寺模砖石塔及慈恩寺塔源自天竺佛陀伽耶精舍大塔。5、古三国时期的“三堂一塔”源自北朝盛行的三尊立佛上设塔的青州形制。6、新罗曾模拟长安城+终南山的“长安模式”改造自己的王京和南山。7、华严学的兴盛催生出新罗独特的三层石塔和双塔伽蓝布局。8、新罗留学僧求禅轨迹依次为湘赣西堂·马祖和福建雪峰。9、韩国八角僧塔不是朝鲜半岛的特有形制,它的原型来自于中国南宗,江西杨岐寺的乘广禅师塔为实证。
石惠[6]（2020）在《试论张謇与朝鲜及其对朝认识》文中研究说明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和朝鲜面对列强地侵略,被迫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走向近代化的同时,也走向了对外侵略的道路,逐渐成为中、朝的最大威胁。在复杂多变的东北亚局势中,中朝、中日、朝日之间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面临这样巨大的危机与挑战,中国和朝鲜的有识之士们都在救国的道路上积极摸索,为此他们提出了各种建议和主张,试图挽救危机。张謇是中国近代着名的立宪派代表人物,是中国近代士绅阶层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謇通过自己的朝鲜之行,形成了对朝鲜一定的认识。1882年,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7月张謇随吴长庆赴朝平叛,在平叛期间内张謇为吴长庆办理过许多朝鲜事务,并多次建言献策,对平定“壬午兵变”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张謇驻朝一年多,在朝鲜广交文人好友,诗歌唱酬。这一过程中张謇关注朝鲜事务,针对朝鲜危机形成认识,撰成了《朝鲜善后六策》等许多文稿。《朝鲜善后六策》是张謇针对“壬午兵变”后朝鲜百废待兴的情况提出的朝鲜改革建议,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分别阐述其主张:政治上要广纳人才以通人心,整顿吏治以汰冗官冗员;经济上招募流民以垦荒地,以此增国库而减民苛;军事上改革兵制以练精兵,强海防以备御敌。甲午年日本出兵朝鲜后,并借这一事件引发危及中国时,张謇又撰成《代某公陈朝鲜事宜疏》,向清政府提出了对策建议。主要有四方面:一、布告各国,定藩服之名;二启用宿将、简调海军;三、别选奇兵、严守南洋、增兵北洋;四、无恤小挫、无轻许和,尤其清政府在对战过程中一定要坚定战心,不轻易许和。随着时局的变化,张謇的朝鲜认识呈现出日益深化的特征,特别是从中朝关系现实的内在联系和变化中认识朝鲜事务,提出的建议也越来越具有将中国和朝鲜紧密连带起来的特征。张謇的对朝认识有着紧紧切合时局变化的、极强的现实合理性和针对性,也有各种因素制约下的局限性。归根结底,代表性的展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爱国士绅对于周边局势,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相关危机的担忧和解决之方的探讨。
汤振[7]（2020）在《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朴殷植（1859-1925）,韩国近代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爱国启蒙思想家、独立运动家以及政治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朴殷植于韩国国内开展爱国启蒙运动,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以揭露批判日本的殖民侵略和宣扬爱国启蒙意识。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韩国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继续开展抗日独立运动、挽救民族危亡,1911年,朴殷植流亡中国。流亡中国期间,他先后辗转东北、北京、香港和上海等地区,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与此同时,他还与中国维新派人士及革命派人士围绕韩国独立运动及中韩联合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交流,促进了近代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朴殷植的文学翻译、散文创作及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体现了强烈民族意识、近代意识和抗日意识,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朴殷植文学作为一种反帝反殖民的后殖民书写,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相关影响、借鉴和促进,因此,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本文旨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综合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后殖民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文学社会学及政治美学批评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具体考察朴殷植的文坛活动,并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述朴殷植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及其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韩国国内爱国启蒙运动时期,朴殷植通过《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西北学会月报》及《西友》等报刊杂志积极开展独立言论和文本翻译活动,并撰写着作。流亡中国时期,朴殷植进行了积极的报刊舆论和文学着述活动,他先后担任《香江杂志》、《新韩青年》、《四民报》、《道路月刊》及《五九》等中韩报刊杂志的撰述人或主编,并在以上报刊杂志发表散文文章,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言论活动。不仅如此,在中国东北地区时,创作《梦拜金太祖》、《渤海太祖建国志》、《泉盖苏文传》等历史传记小说。在北京、上海等地创作出版了《安重根传》、《李舜臣传》、《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等着作,宣扬韩国志士的抗日壮举,揭露和批判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朴殷植积极寻求中国人士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与援助。他审时度势,以中韩联合为导向,跨越党派差异,不仅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展开交流,更与景梅九、汪精卫、黄介民等革命派人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联络。朴殷植与中国人士围绕抗日救国的时代课题所进行的交流活动,促进了中韩知识分子共同的身份认同,推动了中韩联合,并为中韩两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朴殷植也因此实现了作为流亡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的文学翻译包括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和对清末散文作品的翻译。因作者政治思想的差异,中韩两国的政治形势以及两国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同一时期,在翻译内容上区别甚微的两版《瑞士建国志》在中韩两国被作出了不同的解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朴殷植版本的《瑞士建国志》更为符合本国国情,以瑞士建国的历史给予韩民众以鼓舞和激励,以此宣扬民族意识,增强民众的爱国心。此外,朴殷植还对梁启超散文及清末来华美国传教士所作散文进行了译述和刊登。通过将译述作品和原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朴殷植文本翻译的特点,包括语言、句式的改变及对原内容的删减和改写等。朴殷植对清末散文译述的背后是当时中韩两国所共同面临的民众爱国心缺失问题和教育问题。通过翻译清末散文作品,吸收借鉴和宣传了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改革思想以及西方教育思想,促进了韩国爱国思想的传播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朴殷植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及对清末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体现了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韩两国在知识和思想上的交流与共享。朴殷植的散文创作体现了他独特的时代认识,包含中国认识、日本认识、中韩关系认识、东亚认识及世界认识等。韩国国内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聚焦于清政府制度改革、韩国自强以及东亚三国联合等层面。此阶段,对于中国及东亚的认识面较为狭窄,且某些认识存在偏颇。朴殷植的中国流亡体验,包括在华革命实践和人文交流活动等,大大地丰富和拓宽了朴殷植的时代认识,促进了其时代认识的发展。朴殷植的中国认识变得更为多角度、辩证和全面客观,如对革命派的肯定和批判以及对袁世凯的双重认知等。对中韩关系及世界形势也有了更为准确、客观的认识。其散文文本呈现着强烈的抗日意识、中韩联合意识和东亚和平意识,体现了其从周边走向中心的政治和文化的自觉。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积极建构本国的历史英雄人物叙事,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以此宣扬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和抗敌精神,鼓舞和激励国民学习英雄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同时,期待国民中涌现新的英雄,拯救民众和国家于危难之中,恢复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在进行英雄想象的同时,着力于国民话语和抗日话语的建构,揭露小中华意识或慕华事大思想所导致的国民奴隶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爱国精神丧失以及民族团结意识缺失等问题,批判愚昧、冷漠、旁观、涣散等根深蒂固的旧国民性;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育改革方案,尤其强调精神教育的重要性,着力于改造旧国民性和培养新国民。与此同时,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扬了抗日意识和中韩联合意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弘扬了民族精神,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爱国热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朴殷植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汲取营养,丰富了自身的文学世界,并完善了自身的文学体系。与此同时,它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和抗日戏剧的丰富和发展。在影响与接受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韩两国的社会形势和国际局势以及读者的阅读需求。这展现了中韩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体现了中韩近现代文学密切交流的一面。表明了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朴殷植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颠覆强权的被殖民者的知识生产活动,再加上其个人具有深刻的殖民地体验和跨文化体验。因此,朴殷植文学具有后殖民性与离散性。从文化意义上看,他的文学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鲜明地展现了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面貌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体现了其作为来华韩国流亡文人的文化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朴殷植文学在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相当的建设性和前瞻性。研究朴殷植文学有利于透过作品了解日帝殖民统治的时代背景下,中韩两国的社会状况及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当今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探讨朴殷植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及其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所做的贡献,有助于深入发掘以“互为主体”、“和谐共存”为核心的20世纪东亚精神和文化自觉,为促进当今中韩关系的发展乃至构建东亚和谐共存体系提供借鉴。
张莉[8]（2020）在《韩国抗日诗歌研究 ——以中国近现代报刊刊载诗歌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上半期,朝鲜半岛受到日本侵略,沦为日本殖民地,很多韩国文人志士流亡到中国,在中国从事抗日独立运动。期间,他们通过创办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等方式,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宣传抗日独立运动。由于韩国文人自幼学习汉文,可直接使用汉字创作古体汉诗。所以,古体汉诗成为来华韩国文人文学创作的重要体裁之一。随着在华居住时间的增加,他们又逐渐掌握了现代汉语,很多文人能够使用白话文撰写文章、创作文学作品。于是,出现了一批用现代汉语写作的诗歌。本论文系统整理了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境内报纸和期刊以及相关文献所载的韩国抗日诗歌,在此基础之上,综合运用“诗言志”、新历史主义文史互证等理论,对韩国抗日诗歌的主题意识进行了具体分析,从意象选择与抒情手法等角度分析诗歌的艺术特色,并从文学史层面阐明其价值和意义。论文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目的及意义、相关研究现状、以及明确研究视角与方法。第二章主要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语境,结合日本殖民侵略的时代背景以及韩国汉字书写的历史传统,分析韩国国内的抗日诗歌以及海外（主要指中国）独立运动时的抗日诗歌创作状况。日本殖民侵略时期,迫于日本推行的一系列殖民高压政策,韩国国内难以发出鲜明的抗日呼声。而流亡海外,尤其是在中国或寓居或进行独立运动的韩国爱国志士,他们不仅身体力行地为实现祖国的光复而奔走,而且也通过手中之笔,将内心的感时伤世之悲与期盼光复之切汇聚为洋溢着深厚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第三章深入探讨韩国抗日诗歌的主题。根据作者身份和诗歌的性质,韩国抗日诗歌主要分为爱国志士的绝命诗、流亡文人的忧国诗以及义勇将士的抗战诗三类。自杀殉国的志士主要表达的是不耻为亡国奴的悲愤与刚烈,舍身行刺的志士表达的则是誓死杀敌、慷慨就义的悲壮之情;流亡文人既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行径,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与忍辱去国的愤懑,他们的诗歌在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以及同胞的同情之外,更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重新审视自我与战争,寻求精神困顿与现实困境的突破之法;义勇将士身处战争前线,他们的诗歌直观展现战场,讴歌战斗精神,并热切呼吁中韩联合抗战。第四章主要从意象丰富、用典灵活、抒情多样等三个方面分析诗歌的艺术特色。韩国抗日诗歌中包含多种意象,在沿用意象的传统象征意义的同时,注重结合时代语境丰富意象的内涵;综合运用中韩传统典故,使得诗歌表达深沉而含蓄;直抒胸臆与借景、借事抒情的表达丰富了诗歌的感情色彩,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第五章主要在前文的分析基础之上,从抗日文学建构、诗史互证、文学史料价值等方面出发,阐明韩国抗日诗歌的文学史意义。第六章结论部分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韩国抗日诗歌的产生发展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强调文学既书写历史并作为思想力量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的重要意义。
刘霞[9]（2020）在《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申圭植（1880-1922）是韩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独立运动家。他于1911年流亡到中国上海,1922年在上海辞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开展了丰富的救亡运动和复国运动,展现出杰出政治外交家和独立运动家的面貌。但在奔走革命的同时,他也留下了诸多文学文本,特别是在长达十一年的中国流亡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跨国体验,包含中国革命体验、韩国独立运动体验、人际交流体验和离散生活体验等,这些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申圭植的文学体现出优秀的汉文水平和高超的文学造诣,书写着多样的跨国体验,更包含着丰富的情绪、思想和意识世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学界历来的研究,大都仅将申圭植视作一个独立志士,并未对其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迄今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文学和思想层面入手,综合使用“跨界”、“离散”、“身份认同”等后殖民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申圭植有着丰富的思想,并富于实践精神。他的思想指导着实践,并在实践的反作用下不断升华。在中国体验的影响下,国内时期便萌芽的民族意识发展成明确的抗日路线;对自由、民权朦胧的憧憬发展成为明确的近代国家意识;尚武意识和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升华为外交武力融合的执政理念;对中国的关注、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及民族大同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中韩联合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国际联合意识。在这些思想意识的指导下,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以中韩联合和世界联合为策略,以民主共和制为复国政治理念,以大同思想为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局势、民族自决思潮和舆论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韩国独立运动,构建了中韩革命联合的平台,培养了大批韩国爱国青年,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创建及获取孙中山护法政府的承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上海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拓者和中韩革命联合的奠基人。可以说,中国体验使其由一个普通的民族独立斗士成长为反殖民的时代先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思想表现出过分依赖中国革命派及国际援助、未能重视和发动群众、因没有明确的革命指导思想而未能制止韩人内部各派间的斗争等局限性。申圭植丰富的中国体验促成了其文学中的书写和想象,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申圭植广泛结交中国革命党人、加入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并创办了中文周报《震坛》,为中韩交流创造了阵地,这些跨界交流体验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先驱和进步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种文学交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话题,促进了中韩两国抗日话语和民族话语的构建,从而有力推动了共同话语和相互认知的发展;第二,申圭植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和反日意识是双方交流的发展机制,从而实现了生成性对话模式;第三,双方都通过对对方的书写来进行自我观照,从而对本国的国家命运和革命前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第四,双向跨界叙事推动了各自文学的发展。其次,申圭植在跨界空间里经历的政治体验和革命体验对其中国认识和文学书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视作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前途,认为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卖国,由此产生了近代国家意识,并产生了中韩联合乃至国际联合意识以及世界和平认识。在其中国书写和文学想象中,他鼓吹辛亥革命,塑造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志士的形象,批判封建专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腐败无能及卖国行为。此外,他积极论述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中韩合作的必要性、韩国独立之于中国、日本、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意义,使其文学也呈现出强烈的政论性,体现出政治外交家的独特面貌。但这种中国想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点。再次,申圭植的跨界是伴随着流亡开始的,离散生活体验是其跨界体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散生活体验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乡愁和亡国之恨,这些苦闷促使他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及韩国的亡国原因等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并形成了明确的民族主体意识。此外,离散体验使得他有了更深刻的民族文化认知,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也有了新的思索。他在文学中表达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诉说着亡国苦痛,尖锐地揭露并批判日本侵略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呼吁民族主体一一“大韩之魂”即民族精神,刻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和独立斗士的伟大形象。同时,他积极宣传民族历史和文化,强调民族历史的再书写,并通过对大淙教等民族精神象征的书写和宣扬来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可以说,申圭植的跨国体验对其文学创作存在着明确的影响关系。交流体验促成了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志士的书写,并进而促成了中韩近代文人的生成性互动和相互认知;政治外交和革命体验,促使他形成了对中国、东亚及近代文明的认识和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离散体验和民族体验使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作品中不仅表现出离散带来的愁和恨,更显示出对民族精神的赞扬和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统观申圭植的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跨界性,即抗日的跨界性、民族想象的跨界性和语言的跨界性;第二,主体性,即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这些主体意识均是殖民语境和流亡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表现;第三,文化身份认同的混融性。申圭植在离散体验中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面对焦虑,他一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宣扬来坚守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以中韩联合的策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去,对中国文化和革命产生了认同,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了一定的重构,体现出混融性特征;第四,政论性。申圭植的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准,但其文学的基调是坚定的抗日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因此其文学中充满着革命、抗日、救亡、中韩联合等富于时代感的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体现出政治美学功能,展现出革命文人的独特面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位申圭植及其文学。第一,申圭植文学是韩国抗日文学、韩国近代汉文学、韩国域外离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韩国文学之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第二,在中韩交流历史转型和价值重建的新时期,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先驱广泛交流,构建中韩革命联合的开端,开创了中韩人文交流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十世纪中韩关系的奠基者。第三,申圭植凭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国际意识,在近代东亚复杂的时局中,把握住了时代要求,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意识,看到中韩合作是二十世纪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选择,他的抗日意识、中国认识、东亚认识乃至世界和平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在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申圭植的中国体验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对于全面客观地还原申圭植这一历史人物的综合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韩国汉文学研究、韩国抗日文学研究乃至中韩近代人文交流研究也都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促进当下中韩交流与对话以及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金柄珉[10]（2020）在《中国与周边: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的历史转型与价值重建——兼论韩国近现代文学的主体性与现代性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历经重新审视与相互认知、交叉互动与多样化发展、共同话语与深度合作等三个不同发展阶段,通过跨界对话与深度交流,实现了历史转型与价值重建,并不断完善主体性与现代性建构。其相互译介实践,在主体与文学需求、译介路径与形式、译介倾向与影响等方面,体现了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的过渡性样态,其为共享文学理念和资源、互鉴现代性价值、推进共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中韩近现代文学的跨界书写,包括同一主题共同书写和以跨界体验为主的相互书写,充分表现了跨越边界和超越文化的现代意识,已经成为中韩乃至东亚近现代文学交流中的一道风景线,尤其是以抗日为主题的中韩跨界书写,体现了中韩共同反对强权、超克帝国、实现人类和平的20世纪上半期的东亚精神,并对还原历史现场、激活历史记忆、重估东亚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近代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金泽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近代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金泽荣（论文提纲范文）
（1）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跨界体验与文学书写 |
| 第一节 日本体验与自我书写 |
| 第二节 中国体验与抗日书写 |
| 第三节 跨界体验与文体选择 |
| 第三章 日记书写与家国情怀 |
| 第一节 晓雁他乡:客愁与国愁 |
| 一、思乡之情 |
| 二、亡国之恨 |
| 第二节 东亚变局:体验与认知 |
| 一、日本:从文明国到侵略国 |
| 二、中国:从传统帝国到抗争空间 |
| 第四章 汉诗创作与情感寄托 |
| 第一节 苦闷与抵抗 |
| 一、望乡哀思 |
| 二、交友深情 |
| 三、抗日呐喊 |
| 第二节 用典与理趣 |
| 一、化典入诗 |
| 二、借景抒情 |
| 三、托物言志 |
| 第五章 义烈叙事与东亚精神 |
| 第一节 文学与历史的互文 |
| 一、历史现场与文学改写 |
| 二、叙事策略与审美效果 |
| 第二节 国家意识与民族精神 |
| 一、民主共和:国家意识的凸显 |
| 二、舍身为国:民族精神的渲染 |
| 第三节 共同话语与相互认知 |
| 一、共同书写:中韩知识分子的互动 |
| 二、中韩联合:帝国强权的超克 |
| 第六章 文本重构与民族认同 |
| 第一节 鱼与筌:文亡国乃真亡 |
| 一、聚文苑英华 |
| 二、昭同文之谊 |
| 第二节 国民性话语与身份认同 |
| 一、陶铸国魂:国民性话语的思考 |
| 二、民族想象:身份认同的建构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韩国朝鲜时期文人对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朝鲜文人对《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接受情况 |
| 第一节 接受的主要方式 |
| 第二节 对主旨的接受 |
| 第三节 接受的时代特征 |
| 第二章 中国文人与朝鲜文人对《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接受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文人对朝鲜文人接受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文人与朝鲜文人接受的差异 |
| 第三节 中、韩诗家对《浔阳紫极宫感秋作》及相关唱和诗作的评价 |
| 第三章 朝鲜文人唱和《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原因 |
| 第一节 群体原因 |
| 第二节 文化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流亡与书写:赵素昂着《遗芳集》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一、遗芳百世：《遗芳集》的出版经纬 |
| 二、义烈书写：《遗芳集》的意识世界 |
| 三、共同话语：《遗芳集》与中国现代社会之关联 |
| 四、结论 |
（4）从金泽荣流亡经历中探究近代中国文化的向心力（论文提纲范文）
| 一、前人研究概述 |
| 二、近代中国文化向心力的佐证 |
| 三、中华落笔下的跌宕人生 |
| 1、早期：金泽荣在韩国时期的作品中反映出对中国文化的认可与向往。 |
| 2、中期：金泽荣流亡中国时期（1905年以后）的创作以及与中国文人交往中反映出的思想感情。 |
| 3、晚期：金泽荣加入中国国籍后(1912年加入中国国籍)作品中体现的归属认同感。 |
| 四、结语 |
（5）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及建筑交流与影响探（10世纪之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佛教艺术之建筑 |
| 1.1.1 “艺术”、“美”之考 |
| 1.1.2 样式、tectonic、以及物质文化 |
| 1.2 再考韩国佛教史文献 |
| 1.2.1 《三国史记》考 |
| 1.2.2 《三国遗史》考 |
| 1.3 韩国佛教史学与佛教建筑史学的历程、以及时代区分 |
| 1.3.1 韩国佛教史的时代区分 |
| 1.3.2 韩国佛教建筑史 |
| 1.4 关于宗派以及来华求法僧的先行研究小考 |
| 1.4.1 宗派 |
| 1.4.2 求法僧人的研究 |
| 1.5 佛教复兴时期的历史观-从Benjamin的《Theses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中学习 |
| 1.6 金堂考 |
| 1.6.1 现代韩国建筑史界的常用词 |
| 1.6.2 韩日古文献中金堂以及起源 |
| 1.6.3 关于金堂之初步结论: |
| 1.7 着手前言 |
| 1.7.1 佛教建筑史研究的难点 |
| 1.7.2 Bilingualism |
| 第2章 初传时期朝鲜半岛的建筑文化 |
| 2.1 原始建筑至乐浪建筑 |
| 2.1.1 原始建筑 |
| 2.1.2 乐浪文化及建筑的影响 |
| 2.2 高句丽坟墓壁画与考古遗址 |
| 2.2.1 高句丽古坟及壁画中的建筑 |
| 2.2.2 内外层双槽平面 |
| 2.3 初传与各国公认( 4、5 世纪) |
| 2.3.1 高句丽 |
| 2.3.2 百济 |
| 2.3.3 新罗 |
| 第3章 古三国的王权强化及佛教圣王思想的普及 |
| 3.1 转轮王小考 |
| 3.1.1 韩国古三国“全轮圣王”之概念的流通与实现 |
| 3.2 高句丽七宝行事图与八角佛塔 |
| 3.2.1 5 世纪高句丽古坟壁画与七宝行事图 |
| 3.2.2 高句丽八角塔与北凉石塔 |
| 3.3 百济大通寺、王兴寺及弥勒寺 |
| 3.3.1 早期百济佛教思想及建筑 |
| 3.3.2 大通寺考 |
| 3.3.3 王兴寺 |
| 3.3.4 弥勒寺 |
| 3.4 新罗芬皇寺和皇龙寺 |
| 3.4.1 古新罗中期出现的佛教式王名 |
| 3.4.2 善德女王和慈藏 |
| 3.4.3 芬皇寺及皇龙寺塔 |
| 第4章 法水东流—大乘佛教物质文化的东渐 |
| 4.1 关于佛教信仰空间的诞生 |
| 4.1.1 大月氏·贵霜起立的佛教造型 |
| 4.1.2 寺与伽蓝 |
| 4.1.3 塔与窣堵波 |
| 4.2 伽蓝配置 |
| 4.2.1 东亚佛寺遗址中所见的伽蓝布局的变化 |
| 4.2.2 品字形塔堂配置的背景考 |
| 4.3 立刹及九层佛塔 |
| 4.3.1 舍利信仰与造塔 |
| 4.3.2 方形塔 |
| 4.3.3 7 世纪在海东流行的九层木塔 |
| 4.3.4 高层砖塔的出现-芬皇寺石塔 |
| 4.4 以瓦解释 |
| 4.4.1 在朝鲜半岛屋瓦的出现与普及 |
| 4.4.2 中国南朝“瓦作”的受容及传播-大通寺式瓦 |
| 4.4.3 南朝梁之影响 |
| 4.5 佛国时期的理想城市“长安” |
| 4.5.1 新罗人的“长安” |
| 4.5.2 室罗伐-佛教传入及王京的变化 |
| 4.5.3 6-8 世纪“长安模式”的东亚都城 |
| 第5章 莲花满开—统一新罗时期的佛教艺术 |
| 5.1 留学僧与教学发展 |
| 5.1.1 7、8 世纪“华严Avata?saka”的流行及影响 |
| 5.1.2 元晓和新罗华严学的成熟 |
| 5.1.3 法华在新罗 |
| 5.1.4 华严十刹考以及初期华严寺院 |
| 5.2 石塔之国 |
| 5.2.1 木塔转变石塔 |
| 5.2.2 百济定林寺石塔 |
| 5.2.3 统一新罗石塔的典型化 |
| 5.2.4 三层塔的造塔依所经考 |
| 5.3 双塔形制 |
| 5.3.1 对于双塔式伽蓝的先行研究 |
| 5.3.2 新罗双塔式伽蓝遗址的现况与分布 |
| 5.3.3 7、8 世纪在东亚流行的双塔形制及新罗的特点 |
| 5.3.4 统一新罗双塔形制起源说考 |
| 5.4 佛国寺与石佛寺 |
| 5.4.1 关于佛国寺与石窟寺的先学研究成就 |
| 5.4.2 统一新罗时期的佛国寺 |
| 5.4.3 由朝鲜时期至今的佛国寺 |
| 5.4.4 解读佛国寺设计概念 |
| 5.4.5 石窟寺石室设计 |
| 5.5 释迦塔及多宝塔 |
| 5.5.1 韩国庆州多宝塔形象起源小考 |
| 5.5.2 西石塔及无垢净光塔 |
| 第6章 “禅宗”的诞生及传灯 |
| 6.1 宗派化的禅宗历史与其物质文化 |
| 6.1.1 派别 |
| 6.1.2 宗谱与“立塔树碑”僧塔的出现 |
| 6.2 在唐僧塔形制的演变 |
| 6.2.1 长安地区的早期僧塔 |
| 6.2.2 中国式葬礼传统与单层禅宗墓塔 |
| 6.2.3 神会以后-湘赣地区的僧塔 |
| 6.3 .罗末丽初八角亭形僧塔史的再考 |
| 6.3.1 来华求禅灯的新罗僧侣 |
| 6.3.2 迦智山宝林寺-正统禅灯在朝鲜半岛 |
| 6.3.3 八角亭式僧塔的形制与分布 |
| 6.3.4 乘广禅师塔及塔碑 |
| 6.3.5 考辨草堂寺鸠摩罗什舍利塔 |
| 6.4 新教理的新式佛寺 |
| 6.4.1 古佛与露柱 |
| 6.4.2 新罗末禅寺与湘赣禅寺 |
| 6.5 五代传灯中心雪峰山 |
| 6.5.1 唐末五代时期东亚佛教中心—雪峰山门 |
| 6.5.2 《祖堂集》和南宗禅雪峰系 |
| 6.5.3 高丽国初期法眼宗的兴起及其寺址 |
| 6.5.4 雪峰寺之古貌 |
| 6.6 中国南方建筑文化对韩国古建筑的影响 |
| 6.6.1 韩国古建筑中可见的中国南方建筑因素 |
| 6.6.2 航海时代的中韩文化交流线 |
| 6.7 小结:传灯的物质证据 |
| 第7章 结论 |
| 7.1 韩国佛教史及金堂 |
| 7.2 初传时期朝鲜半岛建筑 |
| 7.3 佛教圣王思想的普及 |
| 7.4 法水东流 |
| 7.5 莲花满开 |
| 7.6 “禅宗”的诞生及传灯 |
| 7.7 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1.绪论 |
| 2.初传时期朝鲜半岛的建筑文化 |
| 3.古三国的王权强化及佛教圣王思想的普及 |
| 4.法水东流 |
| 5.莲花满开 |
| 6.“禅宗”的诞生及传灯 |
| 图片目录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附录 D |
| 附录 E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试论张謇与朝鲜及其对朝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动态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二章 壬午兵变前朝鲜面临的侵略危机 |
| 2.1 两次“洋扰”下逼近的开国危机 |
| 2.2 日本“征韩论”与江华岛条约的签订 |
| 第三章 壬午兵变的爆发与张謇 |
| 3.1 壬午兵变的爆发与清军入朝 |
| 3.1.1 壬午兵变的爆发 |
| 3.1.2 清军赴朝平叛 |
| 3.2 张謇在壬午兵变中的作为及其驻朝活动 |
| 3.2.1 张謇在壬午兵变中的作为 |
| 3.2.2 张謇随军驻朝及其活动 |
| 第四章 张謇的朝鲜认识及建议 |
| 4.1 平定壬午兵变后的朝鲜善后之策 |
| 4.1.1 政治方面 |
| 4.1.2 经济方面 |
| 4.1.3 军事方面 |
| 4.2 甲午年日本出兵朝鲜后的援朝之策 |
| 4.2.1 布告各国,定藩服之名 |
| 4.2.2 起用宿将、简调海军 |
| 4.2.3 别选奇兵、严守南洋、增兵北洋 |
| 4.2.4 无恤小挫,无轻许和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7）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动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范围及研究对象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朴殷植的文坛活动 |
| 第一节 韩国国内时期的文坛活动 |
| 一、报刊言论、着述出版及翻译活动 |
| 二、功利主义文学观 |
| 第二节 流亡中国时期的报刊言论及着述出版活动 |
| 一、报刊言论 |
| 二、着述出版 |
| 第三节 中韩联合视角下的朴殷植与中国人士的交流 |
| 一、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的交流 |
| 二、与革命派人士的交流 |
| 第三章 朴殷植的文学翻译 |
| 第一节 政治小说《瑞士建国志》的翻译 |
| 一、席勒戏剧《威廉·退尔》在东亚三国的文本传播 |
| 二、中韩版本的比较考察 |
| 三、翻译的文化政治: 排满革命与国族想象 |
| 第二节 清末散文作品的翻译 |
| 一、梁启超散文作品译述 |
| 二、清末来华美国传教士散文作品译述 |
| 第四章 朴殷植的散文创作与时代认识 |
| 第一节 韩国国内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 |
| 一、中国认识 |
| 二、韩国自强认识 |
| 三、东亚认识 |
| 第二节 流亡中国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 |
| 一、中国认识 |
| 二、中韩联合意识 |
| 三、世界认识 |
| 第五章 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创作 |
| 第一节 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概观及版本界定 |
| 一、历史传记小说概观 |
| 二、版本界定 |
| 第二节 建国、辅国与抗日英雄 |
| 一、朴殷植的英雄观 |
| 二、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 |
| 第三节 国民话语与抗日话语 |
| 一、国民性批判与培养新国民 |
| 二、抗日意识与中韩联合意识 |
| 第四节 创作特征 |
| 第六章 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互动与交流 |
| 第一节 朴殷植《兴学说》与林乐知《文学兴国策》 |
| 一、Education in Japan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 |
| 二、《文学兴国策》在韩国的传播 |
| 三、参考与改写:《兴学说》 |
| 第二节 朴殷植《安重根传》与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 |
| 一、朴殷植《安重根传》的创作特征 |
| 二、朴殷植《安重根传》与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作品 |
| 三、影响与接受的背后动因 |
| 第三节 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与中国近现代抗日戏剧 |
| 一、《山河泪》对《血史》的接受与改编 |
| 二、对《山河泪》的参考与改作:《亡国恨》 |
| 三、影响与接受的动因、意义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韩国抗日诗歌研究 ——以中国近现代报刊刊载诗歌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韩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视角与方法 |
| 第2章 韩国抗日诗歌的创作 |
| 2.1 韩国国内的抗日诗歌创作 |
| 2.2 海外独立运动与抗日诗歌创作 |
| 第3章 韩国抗日诗歌的主题 |
| 3.1 壮士悲歌:爱国志士的绝命诗 |
| 3.2 亡国哀叹:流亡文人的忧国诗 |
| 3.3 抗日呐喊:义勇将士的抗战诗 |
| 第4章 韩国抗日诗歌的艺术特色 |
| 4.1 善用意象 |
| 4.2 活用典故 |
| 4.3 多样抒情 |
| 第5章 韩国抗日诗歌的文学史意义 |
| 5.1 抗日文学话语的建构 |
| 5.2 诗史互证 |
| 5.3 韩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拓展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申圭植资料整理及研究现状 |
| 一、申圭植资料整理出版现状 |
| 二、国内外申圭植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申圭植的生平与思想 |
| 第一节 启蒙救国——国内启蒙运动时期(1880-1910) |
| 一、家庭背景与求学经历 |
| 二、思想启蒙活动 |
| 三、经济救国活动 |
| 第二节 中韩联合——来华流亡初期(1911-1918) |
| 一、中国革命体验 |
| 二、中韩联合下的独立运动实践 |
| 第三节 民族自决——流亡政府时期(1919-1922) |
| 一、在流亡政府创建中的活动 |
| 二、在流亡政府中的政治外交活动 |
| 第三章 申圭植的在华文坛活动与文学交流 |
| 第一节 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党人的文学交流 |
| 一、申圭植的中国革命党人书写 |
| 二、中国革命党人的申圭植认识 |
| 第二节 申圭植与南社 |
| 一、申圭植在南社中的活动 |
| 二、申圭植与南社社员的交流及相互认知 |
| 第三节 《震坛》——中韩交流之阵地 |
| 一、《震坛》的创刊与申圭植 |
| 二、《震坛》的办刊宗旨、流布与影响 |
| 三、中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 四、韩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 第四章 申圭植的中国认识与文学想象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认识与近代国家意识 |
| 一、对辛亥革命的肯定 |
| 二、近代国家意识 |
| 第二节 军阀社会认识与批判意识 |
| 一、对袁世凯政府的认识及批判 |
| 二、对军阀割据的认识及批判 |
| 第三节 中韩合作意识与世界和平认识 |
| 一、中韩关系认识与中韩合作意识 |
| 二、韩国独立与世界和平之关系 |
| 第五章 申桂植的离散体验与文学想象 |
| 第一节 离散生活认识与苦闷的书写 |
| 一、离散者的乡愁 |
| 二、亡国奴的愤恨 |
| 第二节 日本侵略认识与主体性 |
| 一、日本认识与抗日路线 |
| 二、民族主体意识 |
| 第三节 民族历史认识与民族身份的坚守 |
| 一、民族历史意识 |
| 二、民族身份的坚守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中国与周边: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的历史转型与价值重建——兼论韩国近现代文学的主体性与现代性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对话与建构: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及其主体性 |
| 二、传播与影响:文本的相互译介 |
| 三、互动认知与跨界书写 |
| 结语 |
四、近代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金泽荣（论文参考文献）
- [1]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柴琳. 山东大学, 2021(10)
- [2]韩国朝鲜时期文人对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接受研究[D]. 余小活.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流亡与书写:赵素昂着《遗芳集》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化[J]. 金柄珉,柴琳. 东疆学刊, 2020(04)
- [4]从金泽荣流亡经历中探究近代中国文化的向心力[A]. 江悦,陶一昕. 2020年课堂教学教育改革专题研讨会论文集, 2020
- [5]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及建筑交流与影响探（10世纪之前）[D]. 黄文镐（Hawong Moon Ho）. 清华大学, 2020(01)
- [6]试论张謇与朝鲜及其对朝认识[D]. 石惠. 延边大学, 2020(05)
- [7]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D]. 汤振. 山东大学, 2020(12)
- [8]韩国抗日诗歌研究 ——以中国近现代报刊刊载诗歌为中心[D]. 张莉. 山东大学, 2020(12)
- [9]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刘霞. 山东大学, 2020(10)
- [10]中国与周边: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的历史转型与价值重建——兼论韩国近现代文学的主体性与现代性建构[J]. 金柄珉. 中国比较文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