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人评说二十一世纪的亚洲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胡水君[1]（2021）在《亚洲世纪与中国的南亚战略：文本分析和文化观察》文中认为亚洲世纪正在到来。这不仅需要中国复兴,也需要亚洲国家特别是南亚国家均衡兴起。基于政治文本比较来看,毛泽东更多地从政治角度考量南亚,即使涉及历史文化交往,也主要将南亚放在全世界的集团或阵营中予以权衡;邓小平在政治思考之外,明显增强了经济因素,倾向于从亚洲崛兴和人类发展高度对南亚作总体战略审视;而习近平在政治和经济考虑之外,看上去还加重了亚洲文明和南亚文化的视角。亚洲世纪的到来,不仅具有国际政治变革和亚洲经济强盛意义,也具有亚洲文明复兴和东方智慧崛起意味。亚洲文明振兴和东方文化复兴,应成为亚洲世纪到来的基本量度。迎接亚洲世纪的到来,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需要自觉担负起亚洲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
沈思芹[2]（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路静[3]（2020）在《国际关系文本中长难句的翻译 ——《财富专制：澳大利亚的亚洲命运》（第9-10章）英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指出本报告是关于《财富专制:澳大利亚的亚洲命运》第九章和第十章的翻译实践,这本书的作者是李瑞智和黎华伦。澳大利亚与中国、亚洲的关系既有双方都迫切需要发展合作的愿望和行动,但又由于价值观的差异,时而跌宕起伏,而本书就是来探讨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症结所在,两位作者又是资深外交家,熟谙东西方文化,因此,其所讨论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该书出版已有将近二十年,但是其“远见卓识”至今历久弥新。作者在第九章将西方后启蒙世界和儒家世界进行对比,对澳大利亚重新进行定位,揭示了澳大利亚存在的问题和困境。第十章主要讲述地球村中的澳大利亚和亚洲,深度剖析了亚洲崛起的原因和优势,也表达了澳大利需要转变的迫切性。本报告第一章介绍了本次翻译实践的背景和目的意义;第二章从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分析了本次翻译实践的文本;第三章梳理了翻译实践的过程,包括译前所用参考文献和工具,翻译实践安排和任务安排,以及译后事项;第四章中根据本次翻译实践特点,译者参考李长栓（2014）在《联合国文件翻译教程》中提出的“理解、表达、取舍”,对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类分析;在第五章中译者对此次翻译实践进行了总结,思考了译者的不足之处。本书的体裁属于国际关系类文本,此类文本具有语言精确、用词严谨、逻辑清晰的特点,此文本包含很多长句,这也是翻译此文本最大的难点,也是本翻译实践报告的重点。译者通过此次翻译实践总结出了国际关系文本中长难句的特点和翻译方法,并积累了很多国际关系文本中的术语,对国际形势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翻译国际关系文本中的长难句时,译者首先从整体上把握作者所表达的意思,然后对句子的层次进行分析,判断长难句句子成分的逻辑关系,对句子的意群进行划分,明确句子中出现的术语的意思,最后根据中文的表达习惯,将句子清晰地表达出来,保证译文的连贯性和准确性。译者希望此翻译实践报告可以对进行国际关系文本翻译的译者提供帮助和参考,并且将作者新颖的观点呈现给读者。
闫娟[4]（2020）在《《财富专制：澳大利亚的亚洲命运》（第3-4章）英译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指出随着亚太地区崛起,东亚经济体不断壮大,该地区的国际关系与合作已成为研究热点,因此翻译关于中澳关系的文本很有必要。本次翻译实践选取李瑞智和黎华伦合着的《财富专制:澳大利亚的亚洲命运》作为翻译文本。该书介绍了澳大利亚与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关系,并从传统思维和文化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以及经济、贸易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译者节选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进行英汉翻译实践。本实践报告主要由五部分构成:第一章介绍本次翻译实践的背景以及翻译目的,译者希望通过本次翻译实践提高自身翻译能力并为相关研究提供材料;第二章对所选取的两章内容进行介绍,本书的长难句较多,而且涉及一些历史文化信息,因此目标语读者的首要阅读要求便是文意清晰及表述流畅;第三章讲述译者的具体翻译过程,这一部分包含译前准备、译中遇到的难点及修改过程、以及译后的反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利用了词典、网络等工具,遇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具有历史背景的词句的翻译以及表达等方面;第四章从理解、表达及变通三个方面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具体词、句进行案例分析,列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因缺乏相关背景知识及忽略上下文而造成的误译、因对英汉语言的特点把握不到位而造成的机械翻译以及因忽视国际关系政论文本的严谨性而造成的不当表达,并详细说明纠正过程及翻译策略;第五章对本次翻译实践进行总结,阐述此次翻译实践报告的收获、局限并提出进一步建议。本次翻译实践报告旨在陈述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理解、表达以及变通等方面的各种难题,提出解决方法,并对整个翻译任务进行反思以期为日后相关文本的翻译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胡超[5]（2020）在《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文中提出本文以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新加坡从殖民地独立建国之后,博物馆体系从规划、建设到展览等各个层面,如何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新加坡对国民身份的表述。新加坡博物馆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兴建的新博物馆都反映出当时对国民身份的侧重点。第一个阶段是从1965年到1993年,源自于殖民地官办莱佛士博物馆的国家博物馆,不断探索如何成为真正的“国家”博物馆,并以1985年国家博物馆“新加坡历史”展览为标志,参与建构“新加坡人身份”;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到2015年,这期间亚洲文明博物馆建成开幕,体现了“亚洲价值观”主导下的文化政策,反映出新加坡的“亚洲身份”;第三个阶段从2015年国家美术馆落成至今,作为建设“世界都市”的文化机构,国家美术馆反映了新加坡的“世界身份”。本文由此提出,新加坡这些身份的“想象”,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殖民历史相关。在这种框架下,虽然有“新加坡人”身份、“亚洲身份”、“世界身份”这三种不同身份,但它们互相关联,本质上都反映着殖民帝国体系发展而来、并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对博物馆和国民身份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通常聚焦在单个博物馆或收藏。本文则首次将一个国家跨越50年的博物馆发展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梳理出不同阶段的博物馆建设,对应着不同时代建构国民身份的侧重。另外,目前对亚洲价值观和世界都市等新加坡国策的讨论,往往强调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原因,本文通过对国民身份在博物馆里的体现,首次论述这些国家政策的提出,也是新加坡国民身份建设的需要,反映着国民身份认同建设对国家政策的驱动。本文这两个创新点,以及整体上对博物馆和国民身份建设关系的讨论,或许可以丰富博物馆学的研究。在全球化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对如何发挥博物馆（美术馆）的作用,促使人们理解不同的身份,增进文化互信,也可能具有现实意义。
谭晓玲[6]（2020）在《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研究（1949-1963）》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西方阵营尖锐对峙,新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封锁”政策,新中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亟需通过民间外交这一特殊的对外交往方式打破封锁。冀朝鼎是中国留美学生中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是中国着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民间外交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冀朝鼎的早期教育和经历,使他在很多方面的信念与许多同时代人有所区别,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民间外交实践活动的开展。冀朝鼎早年就读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英语和口才极好,初显好斗情绪,留美期间系统学习了国际贸易和金融相关课程,并积极参与反帝爱国运动,1927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常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机构和民间人士交往的过程中,冀朝鼎逐渐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联系并逐步营造出了便于自身开展工作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西方国家在国家发展方面的经验并希望新中国能够从中加以借鉴。冀朝鼎的民间外交实践主要包括以民促官、打破西方封锁和促进新中国接轨国际两个方面,并为此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冀朝鼎个人独特的教育及经历,使得冀朝鼎的民间外交实践呈现出了其独有的特点,表现为自是终生勤护国、斗争灵活依原则、建国重则始存心、广交朋友促外交。冀朝鼎的民间外交实践对于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贸封锁,积极探索新中国对外经贸的新体制,推动新中国逐渐走向世界,同时加深世界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新时代中国外交事业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同时冀朝鼎全面的个人素养和丰富的精神价值对于促进新时代个人成长成才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王向远[7]（2019）在《近年来西方学界对西方中心史观的逆写与“重归东方”论》文中指出20世纪后半期,"西方中心"论史观出现了新版本,就是在"东方一西方"的比较中阐述"西方兴起"或"欧洲奇迹"。拉赫、奥斯特哈默等人则改变"从西方到东方"的叙述方式,反转为"从东方到西方",从东方如何影响西方、如何施与西方的角度,对东西方关系史加以"逆写";伯克特、马丁·贝尔纳、约翰·霍布斯等人更将"逆写"上溯到古代史,发现了古希腊的"东方化革命"乃至各个历史阶段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伊恩·莫里斯将世界历史描述为东方与西方相互竞争赶超的历史,弗兰克·贡德从宏观经济史的角度将东方视为现代西方兴起的契机与根源,他们的"逆写"所得出的最终结论也都与"西方兴起"论相反,都预断西方主宰行将结束。这些逆写都从不同侧面对西方中心主义有所矫正,都体现了"反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但这本身也是一种鲜明的"西方"立场。
林一斋[8]（2019）在《自我构念差异条件下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研究 ——基于独立我与“关系”我的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今天,国际关系现实正在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一个是中国实力的加强对全球价值观的冲击。伴随国家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将不断流动到国际层面,而中国价值的国际秩序治理观会进一步影响全球各个国家。另一个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对现有体系观念结构的解构和再建构。随着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非西方的国际秩序治理观进而可能对目前的体系观念结构实现多维多层的重塑。在此背景下,来自非西方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声音也比之以往更加重要。由于全球价值观多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相互理解变得十分必要。早在建构主义理论的讨论中,就通过引入“身份”的概念来阐释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认知。身份确定了国家间的相互认知,进而确定一国对与它国关系和利益的确定,最终确定一国对它国的政策行为。基于上述基本逻辑,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都共享类似的身份类型框架,并拥有一致的身份激活机制。然而,历史经验显示,持有不同自我构念的国家可能在身份类型框架和激活机制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主流身份分类理论更适于解释西方国家的身份类型。其中以结构建构主义的身份分类最为经典。亚历山大·温特所划分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分别对应于敌人、对手和朋友角色,很好地勾勒出持有独立性自我构念的国家基于相互的利益关系所具有的身份类型结构。在现代国际关系秩序中,温特的无政府文化及角色身份结构的解释力非常充分。甚至在对罗马体系的解释中,温特的身份分类理论都能保持强大的理论生命力。然而,在解释东方国际体系下的国家身份时,温特的身份类型框架就稍显欠缺。与罗马体系形成明显对比,古代东亚的国际体系文化呈现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特征。从历史的演进来看,东亚各国间身份及其相应的行为预期与“朋友—对手—敌人”的身份框架大相径庭。甚至在现代国际体系下,作为持有“关系”型自我构念的中国也表现过与西方身份类型框架不相符的角色行为。主流的国家身份激活理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西方中心倾向。主流的建构主义理论基于个体理性的价值取向,重视个体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倾向于提出跨情境一致、跨文化一致的身份激活机制。在特定的国际体系中,体系观念结构会建构一国的身份,从而使一国在任何互动情境中都会倾向于激活先前高显着性的身份。基于跨文化一致性的前提假设,东西方文化及相应的国家自我差异一开始就没有被主流的身份激活理论所重视。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理论中,一国在体系中始终首先倾向于激活体系所建构形成的主要角色身份。然而,在东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一国身份激活具有情境性。具体的互动情境及一国自身与它国的具体关系才是身份激活的核心条件。一国则根据自身与它国的具体关系及自身在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来激活身份。出于身份框架与激活的差异,持有不同自我构念的国家间在同一互动情境中关注的焦点和思考的方式都存在显着的不同,由此,各国对身份包含的预期也有所不一,身份框架与激活的差异进而可能增加国家间误判的几率。主流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理论部分失效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理论构建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国家自我构念的差异,进而基于西方国际体系的经验形成了主要适用于持有独立我构念的国家的身份类型及激活机制。因此,主流的身份分类理论与激活理论最有效的分析对象是秉持独立我构念的西方国家。目前,过程建构主义的中国学派主张对主流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本体论批判,从“过程和关系”出发反思“个体和结构”的建构主义理论,并基于中国本土文化提出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建构主义理论。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借鉴,中国学派从“关系”身份出发,提出具有关系性的身份理论。但过程建构主义目前主要致力于与结构建构主义进行本体论对话,因而,关系身份大类下的多种子身份的研究相关不多。对于各个子身份的类型区分、身份特性及内在联系,以及相应的身份激活机制都存在进一步丰富的可能。因此,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借鉴,在“自我构念”的视角下,以“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着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可以通过对建构主义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机制的反思,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中进行思考借鉴,进一步修正相关的理论框架,深入思考体系文化差异下一国身份分类与激活的规律,进而丰富国家的“身份理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通过在文化差异下对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进行比较,不仅可以在相关理论研究中表达中国声音,还能为东西方国家相互理解提供借鉴。本文在反思现有国家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社会身份理论、自我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重点区分了独立我构念国家与“关系”我构念国家的身份类型框架差异,进而比较持有两种自我构念的国家在激活身份上的不同。基于此,以冷战期间美国作为独立我国家的代表、以唐代中国作为“关系”我国家的代表,比较它们在身份类型框架和激活机制上的差异。
毕小龙[9]（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研究 ——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国的稳步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弱导致21世纪的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河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90年代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21世纪初以《中国震撼》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在改革开放后更以空前的热情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并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他们对中西关系的看法虽然是中国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因此,基于社会思潮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西观的核心问题、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演变特点,兼顾一般规律和时代特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分析工具,辅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本文选择《河殇》《中国可以说不》《中国震撼》作为对应的三个时间段中主要社会思潮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这三本书中的中西观及其引发的争议,还原由知识分子推动的中国社会思潮在这三个时间段中所反映的中西观全貌。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演绎法和归纳法。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关系的认识主要包括对中西战略关系、中西发展现状、中西发展趋势的判断。中西观的形成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不同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对中西关系现状和趋势进行认识的过程。中西力量对比与组合是自变量,中国民众的利益诉求是中介变量,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是因变量。时代主题的转换和文明主导权的转移都会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演变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从弱国心态到强国心态、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存。因为无法全面掌握准确的信息或者无法正确解读掌握的信息,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经常出现偏差。党和政府需要通过多种途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导更多的知识分子树立正确的中西观。
陈素君[10]（2019）在《中西和谐精神的异同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价值研究》文中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辩证的。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加强全球经济合作,巩固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还要关注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体认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十九大有关“新时代”的判断及其推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重要矛盾,各国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异见甚至冲突可能是危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现实更迫切的学术问题。本文所关切的,正在于通过挖掘各种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中的“和谐”成分来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文化建设的价值及其路径。在中西文化发展长河中,和谐问题都是一个源远流长而又历久弥新的话题,早在古代中国和古希腊,中西先哲们就已经开始讨论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主要是通过“和”的理念进行阐发,并在“天人合一”命题下实现了儒道主流文化对和谐思想的交汇,共同形成了带有中国自身特点的和谐文化。并在艺术、政治等多个领域产生影响,使得中国文化和艺术史上,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生动地体现了“和”的精神。至于政治治理上的和谐体现,则一直持续到近代孙中山等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中;在古希腊,对和谐的早期论述主要来自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自然哲学,在对自然宇宙对象的探索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和谐理论。后来经过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的进一步发展,使和谐思想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神学统治之后,借助“人”的崛起,西方和谐思想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在全面弘扬人的理性的道路上继续谱写了西方和谐文化的新篇章。因此,从中西和谐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中西方都有着对和谐的共同追求。除此之外,中西对和谐自身的概念理解上,也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两者都认为,和谐是多样性之间的平衡与统一,以及和谐代表着秩序。因此,和谐的前提是有差异的事物,使和谐的过程就需要各构成物遵循一定的次序,固守相应的位置。然而,在这些相似性的背后,不能忽视对两者差异性的考察。最为显着的一点差异就是,中国古代和谐思想与政治之间一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对“和”的阐述总是以政治为最终指向,“天人合一”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构建符合封建等级秩序的礼制宗法社会。和谐的最终实现需要通过不断地践行道德,进而由内圣开外王,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谐,走的是一条转向人自身的修身成圣之路;而西方传统和谐思想在一开始就非常强调对数学比例的符合,认为和谐的产生依赖于精准严格的比例关系,这在西方的绘画以及雕塑中体现地尤其明显,艺术中的和谐美就是以符合比例为前提。可见,西方和谐文化走的是一条转向人之外的探索求真之路。中西和谐文化的这一差异,其实就是道德与科学的差异,中国和谐思想注重道德的“求善”性,西方和谐思想注重科学的“求真”性。道德与科学的差异,从本质上讲,体现的又是中西方在主客关系上的不同认知。中西方都追求主客之间的和谐一致,但是中国强调以人去适应天,西方则强调人去征服自然。中西对主客认知的不同,一方面是由于中西方的社会现实基础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中西方受宗教神话等的影响不同。通过对中西和谐文化共性与差异的考察,可以从正反两方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文化角度的启示。首先,中西方对和谐精神的共同追求,使其成为命运共同体在各国得以顺利施行的文化纽带;其次,从中西方和谐文化的差异可知,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对主体过分压抑,而西方则对理性过度高扬,这两种情形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都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极力避免,在确保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同时,也需兼顾个体的幸福,两者并行不悖。与此同时,理性的弘扬不能脱离相应的束缚,需要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开展各文化间平等的交流与沟通,努力消除理性思维模式下主体对客体强烈的征服欲,维护文化多样性,共建和谐命运共同体。
二、西方人评说二十一世纪的亚洲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方人评说二十一世纪的亚洲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亚洲世纪与中国的南亚战略：文本分析和文化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毛泽东论中国与南亚的关系 |
| (一)冷战背景：中国与世界 |
| (二)东西阵营：东方与西方 |
| (三)印太视角：东亚与南亚 |
| 二、邓小平论中国与南亚的关系 |
| (一)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 |
| (二)世界格局：南北与南南 |
| (三)人类视角：中国与亚洲 |
| 三、习近平论中国与南亚的关系 |
| (一)亚洲世纪：亚洲与世界 |
| (二)区域合作：中国与南亚 |
| (三)文明视角：太极与瑜伽 |
| 四、结语：亚洲世纪与文明崛兴 |
（2）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 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国际关系文本中长难句的翻译 ——《财富专制：澳大利亚的亚洲命运》（第9-10章）英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
| 1.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
| 1.2 Objective and Significance |
| Chapter Two Analysis of the Source Text |
| 2.1 Content of the Source Text |
| 2.2 Features of the Source Text |
| 2.2.1 Lexical Features |
| 2.2.2 Syntactic Features |
| 2.3 Requirements of the Target Readers |
| Chapter Three Translation Process Description |
| 3.1 Preparations before the Translation |
| 3.2 Efforts during the Translaiton |
| 3.3 Proofreading after the Translation |
| Chapter Four Case Analysis |
| 4.1 Understanding |
| 4.1.1 Word Understanding |
| 4.1.2 Sentence Structure Understanding |
| 4.2 Expressing |
| 4.2.1 Europeanized Expression |
| 4.2.2 Incoherent Expression |
| 4.3 Revision |
| 4.3.1 Reinventing Sentence Structures |
| 4.3.2 Splitting Sentence and Adding Translaiton |
| Chapter Five Conclusion |
| 5.1 Summary |
| 5.2 Limitiation |
| 5.3 Suggestions |
| Bibliography |
| Acknowledgements |
| Appendix I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yranny of Fortune:Australia's AsianDestiny |
| Appendix II Terms |
| Main Research Achievements During Postgraduate Study |
（4）《财富专制：澳大利亚的亚洲命运》（第3-4章）英译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
| 1.1 Project Background |
| 1.2 Objective and Significance |
| Chapter Two Analysis of the Source Text |
| 2.1 Content of the Source Text |
| 2.2 Features of the Source Text |
| 2.2.1 Lexical Features |
| 2.2.2 Syntactic Features |
| 2.3 Requirements of the Target Readers |
| Chapter Three Translation Process Description |
| 3.1 Preparations before the Translation |
| 3.2 Efforts during the Translation |
| 3.3 Feedback after the Translation |
| Chapter Four Case Analysis |
| 4.1 Understanding |
| 4.1.1 Lack of Related Background Knowledge |
| 4.1.2 Neglect of the Context |
| 4.2 Expressing |
| 4.2.1 The Choice of Words |
| 4.2.2 The Fluency of Sentences |
| 4.3 Revision |
| 4.3.1 Conversion |
| 4.3.2 The Adjustment of Sentences |
| 4.3.3 Amplification |
| Chapter Five Conclusion |
| 5.1 Summary |
| 5.2 Limitation |
| 5.3 Suggestions |
| Bibliography |
| Acknowledgments |
| Appendix Ⅰ Part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yranny of Fortune:Australia's Asian Destiny |
| Appendix Ⅱ Terms |
| Main Research Achievements During Postgraduate Study |
（5）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缘起、内容和意义 |
| 1.2. 现有研究梳理 |
| 1.3. 研究方法、概念和范围的界定 |
| 第二章 新加坡博物馆的“前史”:1887-1965 |
| 2.1. 国家博物馆前身-–莱佛士博物馆(1887-1965) |
| 2.2. 莱佛士博物馆的身份信息:“殖民地臣民(colonial subject)” |
| 2.3. 殖民地身份的影响和讨论 |
| 第三章“新加坡人”身份:1965-1993 |
| 3.1. 建国初期国家博物馆的定位探索 |
| 3.2. “新加坡历史”展览:新身份的视觉呈现 |
| 3.3. 开幕系列展中的“新加坡人”身份 |
| 3.4. “海峡华人”展厅:新加坡人身份vs.华人身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亚洲身份(1993–2015) |
| 4.1. “亚洲价值观”背后的“亚洲身份” |
| 4.2. 博物馆体系的开创与亚洲身份 |
| 4.3. 亚洲文明博物馆:相隔15年的两个开幕展 |
| 4.4. 土生文化馆馆址的符号意义:道南学校 |
| 4.5. 土生文化馆的身份象征:种族和文化的“混杂”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世界都市(Global City)”身份(2015--) |
| 5.1. “世界都市(Global City)”叙事和身份建构 |
| 5.1.1. “世界都市”的国家定位和文化政策 |
| 5.1.2. “世界都市”的身份意识 |
| 5.2. 国家美术馆的外在身份:建筑、历史和规划 |
| 5.3. 国家美术馆开幕系列大展:三重身份的世界属性 |
| 5.3.1. 本土身份:新加坡艺术史展“你叫什么名字?” |
| 5.3.2. 独立的本地华人身份:蔡逸溪vs.吴冠中 |
| 5.3.3. 东南亚身份:“东南亚艺术”展的寓意与困境 |
| 5.3.4. “世界都市”的艺术中心:“艺术家与帝国”展览 |
| 5.4. 美术馆的“世界都市”身份:寓意与融合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6）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研究（1949-196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关于民间外交的研究 |
| 1.2.2 关于冀朝鼎的研究 |
| 1.2.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研究目标及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课题创新性 |
| 第2章 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的背景和基础 |
| 2.1 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的时代背景 |
| 2.1.1 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 |
| 2.1.2 新中国面临的国内形势 |
| 2.1.3 新中国的外交策略 |
| 2.2 冀朝鼎的个人教育及经历 |
| 2.2.1 家庭教育 |
| 2.2.2 学校教育及经历 |
| 2.3 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 |
| 2.3.2 西方市场经济思想的影响 |
| 2.4 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的文化根源 |
| 第3章 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 |
| 3.1 以民促官、打破西方封锁 |
| 3.1.1 从莫斯科会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促进委员会 |
| 3.1.2 签订民间贸易协定 |
| 3.1.3 参加和举办展览会 |
| 3.1.4 关心对外宣传工作 |
| 3.1.5 亚非经济合作组织 |
| 3.1.6 从民间外交到官方外交 |
| 3.2 接轨国际 |
| 3.2.1 完善新中国外贸体制 |
| 3.2.2 推动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
| 3.2.3 引进国外资金、技术 |
| 3.2.4 建立技术情报中心 |
| 3.3 其他外交活动 |
| 第4章 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的特点 |
| 4.1 自是终身勤护国 |
| 4.2 斗争灵活依原则 |
| 4.3 建国重责始存心 |
| 4.4 广交朋友促外交 |
| 第5章 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的评价及启示 |
| 5.1 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的评价 |
| 5.1.1 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的历史意义 |
| 5.1.2 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的局限性 |
| 5.2 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的启示 |
| 5.2.1 开放的态度——接轨国际 |
| 5.2.2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
| 5.2.3 深入了解世界,提升大国风范 |
| 5.2.4 采取多种途径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来推介中国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8）自我构念差异条件下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研究 ——基于独立我与“关系”我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家身份类型框架与激活机制的研究现状 |
| 一、国家身份定义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家身份类型框架的研究现状 |
| 三、国家身份激活机制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角度与方法 |
| 二、研究结构安排 |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国家身份分类与身份激活研究 |
| 第一节 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国家身份分类框架 |
| 一、关于国家身份分类框架的讨论 |
| 二、对国家身份分类理论的评价 |
| 第二节 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国家身份激活机制 |
| 一、关于国家身份激活机制的理论争论 |
| 二、对国家身份激活理论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自我出发的国家身份分类逻辑与激活逻辑 |
| 第一节 “自我构念—自我结构”的国家身份分类逻辑 |
| 一、行动者身份的分类逻辑 |
| 二、国家自我构念与国家身份 |
| 三、国家自我结构与国家身份 |
| 第二节 “自我构念—身份线索”的国家身份激活逻辑 |
| 一、行动者身份的激活逻辑 |
| 二、自我构念、身份线索与国家身份激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类型框架比较 |
| 第一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类型比较 |
| 一、独立我:个体身份与类别身份 |
| 二、“关系”我:亲缘身份与交往身份 |
| 第二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特征比较 |
| 一、独立我:自我独特、独立平等与群体边界坚实 |
| 二、“关系”我:相互联系、等级秩序与群体边界通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机制比较 |
| 第一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倾向比较 |
| 一、独立我:个体化与类别化倾向 |
| 二、关系”我:“关系”化倾向 |
| 第二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路径比较 |
| 一、独立我:类别化、再类别化、次类别化与去类别化 |
| 二、“关系”我:“关系”化、再“关系”化与去“关系”化 |
| 第三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过程比较 |
| 一、独立我:个体性线索、类别性线索与身份激活 |
| 二、“关系”我:亲缘性线索、交往性线索与身份激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冷战时期美国与唐代中国的自我构念 |
| 第一节 冷战时期美国的自我构念 |
| 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个体主义文化 |
| 二、冷战时期美国对体系文化的态度与独立我身份特征 |
| 第二节 唐朝时期中国的自我构念 |
| 一、天下体系中的“关系”主义文化 |
| 二、唐朝时期中国对体系文化的态度与“关系”我身份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冷战时期美国对华与唐朝对吐蕃身份类型框架比较 |
| 第一节 1949年至1989年间对华关系中美国的身份类型 |
| 一、对华关系中美国的个体身份 |
| 二、对华关系中美国的类别身份 |
| 第二节 634年至650年间对蕃关系中唐朝的身份类型 |
| 一、对蕃关系中唐朝的交往身份 |
| 二、对蕃关系中唐朝的亲缘身份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冷战时期美国对华与唐朝对吐蕃身份激活机制比较 |
| 第一节 1949年至1989年间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 一、1949年至1953年7月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 二、1969年至1972年美国在华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 第二节 634年至650年间唐朝在对蕃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 一、高可及性的身份线索 |
| 二、634年11月至638年7月唐朝在对蕃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 三、638年10月至641年唐朝在对蕃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研究 ——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与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与创新之处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第六节 研究难点与研究重点 |
| 第一章 中西观的核心问题、形成机理、影响因素解读 |
| 第一节 中西观聚焦的三大核心问题 |
| 第二节 基于认识的中西观形成机理 |
| 第三节 导致中西观出现偏差的原因 |
| 第四节 时代主题转换与中西观演变 |
| 小结 |
| 第二章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 |
| 第一节 20 世纪80 年代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河殇》代表的中西观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河殇》引发的中西观交锋 |
| 小结 |
| 第三章 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 |
| 第一节 20 世纪90 年代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可以说不》代表的中西观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中国可以说不》引发的中西观交锋 |
| 小结 |
| 第四章 21 世纪前18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 |
| 第一节 21 世纪前18 年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震撼》代表的中西观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中国震撼》引发的中西观交锋 |
| 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中西观”的总结与思考 |
| 第一节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思潮和中西观 |
| 第二节 当代中西观演变的两个特点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的案例检验结果 |
| 第四节 引导知识分子形成正确的中西观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中西和谐精神的异同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的问题、思路及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 |
| 第一节 “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 |
| 1、“和”不是同一,而是包含差异的统一 |
| 2、“和”是阴阳二者的统一 |
| 3、天人合一的和合观 |
| 第二节 和谐的实现路径 |
| 1、和谐需要遵循一定的次序 |
| 2、封建社会的和谐需要构建等级秩序 |
| 3、和谐需要遵循“恰当”原则 |
| 第三节 中国和谐文化的历史考证 |
| 第三章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 |
| 第一节 和谐是多样性的平衡与统一 |
| 1、和谐的对象是存在张力的对立面 |
| 2、不相似的事物需要和谐 |
| 3、和谐是消除了冲突性的统一体 |
| 第二节 和谐的实现路径 |
| 1、和谐对象需遵循次序 |
| 2、和谐对象需符合比例 |
| 3、和谐对象需各居其位 |
| 第三节 西方和谐文化的历史考证 |
| 1、西方文化对和谐的历时性探讨 |
| 2、马克思实践观对西方主客对立的超越 |
| 第四章 中西和谐文化的异与同 |
| 第一节 中西和谐文化的共性 |
| 1、中西“和谐”在定义上的相似性 |
| 2、中西和谐理论在具体领域应用上的相似性 |
| 第二节 中西和谐文化的差异 |
| 1、和谐原理的差异 |
| 2、和谐理论出发点的差异 |
| 第三节 中西和谐文化差异的本质及根源 |
| 1、中西和谐文化差异背后的本质 |
| 2、中西和谐文化差异的根源 |
| 第五章 中西和谐文化的异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启迪 |
| 第一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关切 |
| 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的时代召唤 |
| 2、文化在命运共同体中的能动作用 |
| 第二节 中西和谐文化的共性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
| 1、中西文化对和谐的普遍追求是实现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保障 |
| 2、践行“文化自觉”,弘扬中西和谐文化的精华 |
| 第三节 中西和谐文化的差异对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
| 1、中国和谐文化对个体的压抑吁求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关注个体幸福 |
| 2、开展平等对话与交流,摒弃西方和谐文化对理性的过度张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西方人评说二十一世纪的亚洲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亚洲世纪与中国的南亚战略：文本分析和文化观察[J]. 胡水君. 天府新论, 2021(05)
- [2]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3]国际关系文本中长难句的翻译 ——《财富专制：澳大利亚的亚洲命运》（第9-10章）英汉翻译实践报告[D]. 路静. 齐鲁工业大学, 2020(03)
- [4]《财富专制：澳大利亚的亚洲命运》（第3-4章）英译汉翻译实践报告[D]. 闫娟. 齐鲁工业大学, 2020(02)
- [5]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D]. 胡超. 中央美术学院, 2020(07)
- [6]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研究（1949-1963）[D]. 谭晓玲.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7]近年来西方学界对西方中心史观的逆写与“重归东方”论[J]. 王向远.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9(03)
- [8]自我构念差异条件下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研究 ——基于独立我与“关系”我的比较[D]. 林一斋. 武汉大学, 2019(05)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研究 ——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D]. 毕小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8)
- [10]中西和谐精神的异同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价值研究[D]. 陈素君.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