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怒族、傈僳族是否经历过氏族制?(论文文献综述)
张曦[1](2021)在《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赋存及其利用途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国民健康的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旅游者在规划旅游的时候,从最初的追求观光满足好奇心的需求,逐渐转变成为现在的追求优质自然环境,在旅游活动中得到放松身心的体验。尤其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国民对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旅游业也在疫情的冲击下发生了改变,所以发展康养旅游是现实需求。发展康养旅游首要研究的内容就是了解康养旅游资源的种类和分布情况。滇西地区以其适宜的气候条件、优质的自然资源和多彩的民族风情为其开展康养旅游业奠定了基础。本文以滇西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文献阅读等方法,将滇西地区的康养旅游资源进行了分类及功能界定,对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赋存情况进行梳理,同时根据滇西地区的康养旅游资源的特征提出了相应的利用方向和途径,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前人对康养旅游资源分类的研究成果,根据发育背景和形成机理将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分为5种主类、23种基础类型,5种主类分别为天养资源、地养资源、水养资源、气-生体系康养旅游资源和文养资源。(2)通过野外调查对滇西地区的康养旅游资源赋存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探究并构建了康养旅游资源识别指标,通过指标对康养旅游资源的功能进行识别,得到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康养旅游资源。(3)根据滇西地区康养资源的分类,分析每种康养旅游资源的功能,将康养旅游资源的功能分为生理康养和心理康养两种类型,并对每个康养资源种类的分布状况进行梳理,明确滇西地区5大类、23种基本类型的康养旅游资源的赋存情况,为滇西地区之后发展康养旅游奠定基础。(4)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数量特征表现为种类多,数量大;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类型上呈现集聚型分布、分散型分布和线型分布,分布特征表现为地域性、共存性和错位性。(5)在利用方向上以构建国际、国内知名目的地为发展目标,根据滇西地区康养资源分布情况打造康养功能区,在利用途径上既要立足资源本身展开专项康养旅游产品开发,也要注重与其他行业联动,让康养旅游实现多模式发展。
何星亮[2](2019)在《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的推选制》文中认为推选制主要是氏族社会实行的选举制度。氏族制度又分为母系氏族制度和父系氏族制度两大类。在母系氏族制度下,一般选举年长而德高望重的妇女担任氏族长。氏族长领导和组织氏族的生产和生活,与氏族其他成员的社会地位平等,一起参加劳动而不享有特权。氏族内的重大事情,如选举、撤换氏族长或军事领袖,宣布战争或媾和,收养外人入族,决定血族复仇等,由氏族议事会民主讨论决定。氏族长对内管理氏族的日常公共事务,如调解纠纷、安排生产生活、裁定氏族成员遗物的继承、主持宗教祭祀活动等;对外代表氏族参加部落议事会,拥有决策权。在父系氏族制度下,一般选举年龄最高、经验丰富的男子担任氏族长。氏族长任期无一定的年限,不世袭,不称职者可以罢免。氏族长从事生产劳动,无特权。氏族长按习惯法有权处理氏族内部的事务,遇有重大事宜,由氏族长召集各家族长老讨论决定。
杨艳[3](2017)在《应变与思变:元代至今独龙族文化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解读——基于查尔斯·泰勒文化的现代性理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独龙族世居独龙河谷两岸,自元代有最早记载开始,以其特殊的地理、生态、人文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视线,作为我国"直过"、跨境和人口较少民族,近年来受到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在对学术史深入梳理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历史考证、民族学研究成果和团队田野调查,将独龙族由元至今七百余年分为四个时段,进行了文化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解读,基于文化的现代性理论探讨了不同变迁阶段的文化特征。认为,这个长期受高山峡谷阻隔、隐世而居的民族,在从漫长历史长河走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由应变到思变、由被动到主动的观念嬗变。
华文杰[4](2017)在《怒江傈僳族祭祀神歌研究》文中提出傈僳族是古羌族的后裔,他们的先民原居住于今天的甘肃、青海以及四川的岷江上游一带,后来因受到战争、民族压迫等的影响,便逐渐开始向西向南经过大大小小的多次迁移,才最终定居于怒江流域一带。祭祀神歌作为傈僳族民间口承文学的一员,有着明显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它以大胆瑰丽的想象和生动的叙事艺术向人们展示了傈僳族先民时期的生活、精神状况和风土人情,这些技巧娴熟、感情真挚的文本,在傈僳族生活极其贫困的时候给了他们莫大的精神慰藉。本文的主体内容从傈僳族祭祀神歌概论、从文本分析神歌的文化内涵、神秘的鬼神世界和从神歌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四个部分进行阐释。傈僳族祭祀神歌伴随着傈僳族的历史、见证着傈僳族的历史、成就着傈僳族的历史,并最终成为傈僳族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通过傈僳族的祭祀神歌,我们了解到傈僳族人民们对于自然的观点、对于生命的理解、对于民族的看法,以及对于美好未来的期盼。傈僳族的祭祀神歌蕴含着深刻的生态美、原始美和艺术特色。傈僳族的祭祀神歌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瑰宝,还可以成为各个民族的精神原乡,这使得傈僳族的祭祀神歌的研究更加具有社会意义,也具有更加广泛的普适性。
李曦淼[5](2017)在《西双版纳克木人族群身份的操演》文中研究表明身份是族群用于彰显自身、凝聚成员并同“他者”相区别的符号。族群身份作为认同的来源将特定的人们凝聚成群,群体的存在及对排他性社会文化元素的持有保证了身份的特殊性能够获得稳定的社会文化支持。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身份也成为族群间用于彰显自我、区分他者的主要工具,通过对族群完整的维持,身份也因具有特定的使用价值而为群体成员所持有。族群身份的存在以身份内涵所具有的排他性特征为前提,而身份内涵的排他性特征离不开承继至今的族群意识的维系,也包含着族群成员对于身份内涵的主动建构。但总体看来,族群身份是族群主体与“他者”互动的产物。对于回冷寨的人们而言,他们所持有的克木人身份也是与他者互动的产物,但特殊的社会生活经历让他们在族群身份的持有、建构、获得和认同上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性。本文便以回冷寨的人群为研究对象,选择以20世纪70年代开始回冷寨人们所经历的社会变迁为视角,探讨他们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进行的身份操演,从而发现其中的行动逻辑。克木人身份的出现是历史上克木人主体同“他者”互动的产物。回冷寨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克木人,便是历史记忆中他们与“他者”接触、交往的经历带来的差异性认知,而同“他者”消极的交往经历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克木人身份的认同。对于一个已经因原生的记忆而凝聚的族群,“他者”也在通过自己的视角对这一族群进行的主观上的理解和阐释,“他者”的认知客观上也影响着回冷寨人们对身份的建构,强调自身与克木人间在存在的社会文化差异仍然是“他者”认知族群身份时的主线。此外,传统宗教观念和实践也从观念和现实生活中将克木人与“他者”相区隔,以此维持着克木人群体及其身份的稳定与延续。正是在不同时期中与“他者”间持续的接触、互动和认知,差异性社会文化特征才为人们所发现和建构并不断融入到身份符号的内涵之中,从而形成了为回冷寨人们群体持有至今、在地方社会中受到普遍承认的克木人身份。出现于历史进程中的差异性社会文化特征成为了克木人身份内涵的传统来源。20世纪70年代始,回冷寨人们所居住地方社会及族群社会的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存在于原有社会结构之中的克木人身份内涵因此受到了影响。来到坝区后社会环境的变迁让大量的社会文化事项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其中就包括属于克木人身份固有内涵的生计文化元素,回冷寨人们对于地方性生产活动的参与让他们的生计模式与地方社会中的“他者”逐渐趋同。坝区的生活也让回冷寨的人们开始同更为多样的“他者”产生了互动。与傣族群间固有观念的存在让传统的族际交往方式得以延续,克木人及傣族群的完整性都得以保持。与汉族移民的互动则以汉族群体以遵循地方互动习俗的方式展开,也让回冷寨的人们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人群聚居体承载起克木人的身份。总体看来,社会结构的改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克木人身份的特殊性,但在经历了社会变迁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克木人身份在回冷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具有持续而稳定的生命力。随着国家“民族识别”进程的深入,地方社会中的“他者”成为了国家语境中的“民族”,而回冷寨的人们依然是地方语境中的克木人,克木人与“他者”之间固有的差异对照机制也失去了效用。回冷寨人们对克木人群体存在着强烈的认同情感,以及国家对于回冷寨人们“民族”身份的认定过程都刺激着他们开始了对具有民族身份属性的社会文化特征的建构,希望以此方式将克木人群体打造为受国家认可的“克木族”而获得与己成为“民族”的傣族对等的身份地位。但从国家的角度进行考量,包括回冷寨人们在内的所有克木人均获得了布朗族身份,这也让布朗族主体成为了回冷寨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面对和接触的“他者”。一方面,国家试图以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引导回冷寨的人们接纳这一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发生在回冷寨人们与布朗族主体间的接触也让他们意识到克木人与布朗族在社会文化特征上存在着明显差异,这驱使着回冷寨的人们将布朗族视为“他者”。在对国家意志和族群意愿两相权衡之后,回冷寨的人们为自己建构出了一个新的身份—“布朗族克木人”。从回冷寨人们的身份操演历程中可以发现,无论在何时期,“克木人”都是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最常持有和使用的身份。回冷寨人们对克木人身份的操演也让克木人身份表现出了身份符号的固定性及身份内涵变动性同时存在的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既有根基性情感的作用,也是回冷寨人们应对社会环境变迁的结果。然而,在族群特征及成员归属上与回冷寨的人们存在着明显区别的“他者”的存在,以及“他者”与回冷寨人们间所存在的持续对照才是克木人身份及其认同能够出现并得以维系的根源。傣族群/傣族便是在不同时期、在回冷寨人们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中都与他们进行着对照的“他者”。
杜丽[6](2016)在《基督宗教与云南苗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民族,历史上因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等原因,苗族从早期居住地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不断迁徙到中国贵州、湖南、云南等边疆省份与国外。云南苗族多于元明清时期分批渐次迁入,至今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大多居住在高寒山区,交通不便,生存与发展困难。近代以来,基督宗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与在部分汉族地区遇到的重重阻力相反,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些信教民族中就包括苗族,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引人思考。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云南苗族信仰基督宗教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呈现出云南南部(滇南)苗族主要信仰天主教,云南东北地区(滇东北)和北部(滇北)苗族主要信仰基督教的特点。相比较湖南、贵州和四川的苗族研究,云南苗族研究成果较少,且侧重对苗族传统文化和经济层面的研究,范围较为狭窄。本论文通过对云南信教苗族,特别是选取数个最具代表性苗族村落的个案进行调查研究,希望可以以点带面,全面展示当今云南苗族基督宗教的信仰图景,揭示基督宗教在苗族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影响,进而趋利避害,引导基督宗教在苗族社会发挥其积极作用。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运用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和宗教文化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侧重研究在中国巨大社会变迁中基督宗教对云南苗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基督宗教在云南苗族社会文化中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文章的选题依据、理论方法以及前期学者们的研究情况;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云南苗族信仰基督宗教的历史,介绍所选苗族调研点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到第五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运用宗教社会学、宗教文化论的理论观点,结合田野调查收集的各种资料,分析在社会变迁中基督宗教对苗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发展趋势。第三部分主要运用宗教社会学功能主义理论,从社会个体——苗族信徒和社会团体——教会两个方面,阐述基督宗教对云南苗族社会的影响;第四部分主要运用宗教文化论的观点,结合田野调查,从苗族基督宗教礼俗和伦理两个方面,探讨基督宗教对云南苗族文化的影响;第五部分,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宗教社会学和宗教文化论的相关理论、方法和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宗教世俗化等多方面变迁对云南苗族社会文化的影响,预测云南苗族社会文化未来发展的趋势,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曹艳[7](2012)在《傈僳族“阿尺木刮”舞蹈生态文化调查研究》文中认为傈僳族传统歌舞“阿尺木刮”又称“阿尺木刮哇其”,是傈僳语,“阿尺”即“山羊”,“木刮”是歌或调子的意思,“哇其”为跳舞。全句意为“模仿山羊声音和动作的歌舞”,属于集体自娱性舞蹈,维西县傈僳族传统歌舞“阿尺木刮”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阿尺木刮”是傈僳族历史的真实写照。“阿尺木刮”以热烈奔放、粗犷有力的歌舞生动地反映了傈僳族游牧、狩猎、采集、刀耕火种的历史演变过程。傈僳族是酷爱狩猎的民族,对各种动物的习性都非常熟悉,特别是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傈僳族人民的衣、食、住、行与山羊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对维西傈僳族自治县非遗歌舞“阿尺木刮”进行解剖式分析,阐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舞蹈构成的影响,探索其舞蹈在不同文化层面中的生存状态,剖析傈僳族舞蹈“阿尺木刮”的文化内涵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体。试揭示出傈僳族“阿尺木刮”舞蹈的深层文化结构,并指出传统的民间舞蹈能够产生和发展,其相关的舞蹈生态原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希望能通过本文的调查研究,推动傈僳族传统歌舞“阿尺木刮”在现代社会中的顺利传承与发展。本论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阿尺木刮”舞蹈的生存空间进行描述。考察“阿尺木刮”舞蹈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以支持生态环境影响舞蹈的命题。第二部分针对研究对象“阿尺木刮”舞蹈进行较为全面的概述。首先追溯其源流,然后对舞蹈文化形式要素进行分析,最后纵向比较,主要阐述“阿尺木刮”舞蹈与本民族和其他民族有关舞蹈内在联系。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理论性总结。对其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进行剖析。第四部分是对策的提出,通过田野调查对现状的剖析,结合“阿尺木刮”发展状况和保护传承现状,对该部分进行梳理总结。最后对“阿尺木刮”舞蹈的未来发展趋势展望以及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建设性措施。
程超[8](2012)在《怒族同心酒文化意义分析 ——以匹河乡老姆登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怒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云南怒江一带。怒江州兰坪、福贡、贡山和泸水四县的怒族,其族称、族源传说和习俗都有差异,语言差异也较悬殊。虽然在古籍中很难找到对怒族的系统记载,但对怒族总有纷繁浩瀚的零星记录。怒族自称是居住在怒江大峡谷中最早的民族,怒江也因怒族族称而名。由于峡谷地区雨量多,湿气重,饮酒也就具有驱除风湿的作用。生活在云南怒江大峡谷的三个主要民族——傈僳族、独龙族、怒族都喜好饮酒,而且他们的酒文化都颇具特色。酒是怒族人民日常生活的饮料,更是他们待客的必需品。在怒苏人家欢聚的场合里,如果怒苏人将某人视为知己时,便要与他喝“同心酒”,怒语称之为“立团易”。同心酒是化解矛盾和仇恨的溶解剂,是爱情与婚姻的固化剂,是情谊加深与缔结的催化剂,从最初的神圣化逐渐向生活化、社会化和商业化发展,已成为一种对尊客示好的方式和情谊至深的符号,是文化再造与重构下的地方性知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各民族的文化在不断地发展,且相互交流,因此而带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同心酒作为一种民族传统文化不会静态存在,文化的重构一直存在。但是,怒族文化的传承主体对此缺乏足够重视以及宗教对于禁酒的条例影响文化传承。再者,随着商业型展演性质的同心酒文化开发程度的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被推向危险,同心酒文化在向世人绽放异彩的同时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流失和变异。
尤伟琼[9](2012)在《云南民族识别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使各民族不分大小,真正达到一律平等,民族识别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后的一项自觉工作。云南民族识别工作,弄清了云南民族的构成情况,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民族问题,在法律层面上实现了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目的,对进一步维护边疆稳定、加强民族团结意义十分重大。云南民族识别工作是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方法,按照民族语系语族分类对云南25个少数民族识别工作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研究。全文分为八个部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中国历代对云南民族的认识与分类。从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记后,二十四史都有了少数民族专传,各书因立传范围不同,对云南各民族的详略有别,划分原则也有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组开展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识别工作,对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额进行处理,对一些支系众多的民族进行了分析归类,列出了云南21个基本识别的民族,。第二,对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的识别。在云南,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有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独龙族、怒族、基诺族。这些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居住相邻、风俗习惯相近,彼此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民族之间具有一些相同性,在某些民族特征上具有相近性。识别过程中,对其历史渊源进行了必要的追溯,最终确定了其民族成分和族称;把具有民族歧视色彩的他称一律撤销,全面贯彻了民族平等思想,加强了民族的整体认同感。第三,对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其他语支民族的识别。汉藏语系藏缅语族除彝语支的少数民族外,还有藏语支的藏族,景颇语支的景颇族,缅语支的阿昌族,以及由于语言情况较复杂,系属于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白族。这些民族在语言上与彝语支比较接近,拥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且同源词是最基本的词,以单音节词和由单音节词组成的复合词为主;在民族来源上,有着许多相似的民族间传说。说明了他们之间语言的亲属关系与民族的亲属关系是非常密切相近的。第四,对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民族的识别。分布于云南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民族主要有傣族、壮族、布依族、水族、仡佬族等五个民族。在云南的民族识别过程中,布依、水和仡佬先被识别归并为壮族,1983年时又被识别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仡佬族因当时人口在云南仅为700人,没有被列入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之中。第五,对汉藏语系苗瑶语族民族的识别。居住在云南的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只有苗族、瑶族。历史上,他们具有同源的关系。在云南特殊的地理条件下,形成了分布散、支系多、族称复杂、风格各异的特征,存在着语言、习俗、服饰及社会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别,但这只是各不同支系的客观表现,各支系自我认同感是该民族人民的本质表现。第六,对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民族的识别。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分布在云南境内的只有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三个民族同源于古代的闽濮,是云南当地的土着民族。佤语、德昂语、布朗语虽同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具有南亚语族的一般性特征,但姊妹语之间有着明显差别,各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在尊重少数民族意愿,“名从主人”的原则下,将“崩龙族”正式改名为德昂族,将“卡佤”族中具有奴隶之意,带有蔑视的“卡”字去掉,正式定名为“佤”族。第七,对其他民族的识别。云南汉族在总体上不存在识别问题,但也有特殊的情况,如从广西迁入云南富宁的“蔗园”族就是现代汉族逆向融合的例证。因战争和政治统治需要进入云南的满族、蒙古族、回族,虽然受到周围少数民族较深地影响,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既有与其他民族相融合的一面,也有着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民族生活习俗的一面,是统一的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部分。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的研究,为解决好民族识别中遗留问题,云南各民族共同发展,以及在研究各民族要素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的变化,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中,以尊重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国家角度,促进中华民族意识,增强国家认同,维护国家稳定,促进云南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董强[10](2011)在《改革开放以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跨界民族的特殊性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决定了处理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的重要性,可以说,德宏州的跨界民族关系,关系德宏州众多跨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我国学界关于跨界民族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从宏观上对跨界民族研究的内容较丰富、领域较广泛、思路也较宽广。但是从微观上结合某一地方的具体跨界民族进行跨界民族关系的研究却几近空白。对于西南跨界民族的研究成果有一些,但研究范围宽泛,并且多集中在对跨界民族的研究,很少有涉及跨界民族关系的专门研究。德宏州地理位置特殊,与缅甸有着绵长的国境线,并且存在着众多的跨界民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缅两国在改革开放程度和体制、政策方面的不同,导致边境线两侧的德宏州跨界民族发展上的差异,但德宏州跨界民族间仍始终保持和睦和谐的跨界民族关系。由于本人具有民族理论的学习经历,而且对德宏州的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去德宏州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多年来一直对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非常关注,因此决定把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改革开放以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关系研究”。跨界民族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当今世界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之一,是跨界民族国家在民族和社会发展中必须处理好的问题。跨界民族利益、权利、发展是跨界民族关系的核心问题。处理好跨界民族关系是解决跨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内容。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我国30个自治州中的一个,由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缅甸有着绵长的边境线,傣族、景颇族、汉族、回族、德昂族、阿昌族、佤族、傈僳族世代跨界而居。这些众多的跨界民族,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跨界民族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和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更加具有典型性和现实性。因此,在现阶段正确认识和处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跨界民族关系,既能理论联系实际,推动民族关系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同时对于如何处理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建设和谐边疆,又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因此,研究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一方而从民族的角度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从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审视了中缅两国的国家关系。当我们清醒认识到二者的关系时,我们才更加体会到对改革开放以来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研究的现实指导意义。“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关系相关理论”是整个课题的基础,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德宏州跨界民族状况”和“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是文章的主要论证部分;对这部分进行论证必然涉及到影响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的诸多因素。这是贯穿本文始终的内在逻辑,也是本文写作的理论线索,从而也决定着本文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从总体上看,本文由四部分组成。“绪论”为文章第一部分,它阐述了该选题的意义和目的、当前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理论创新之处。第一章为文章的第二部分。该部分系统阐述了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关系的相关理论,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部分,也是整个课题的基础。因为只有把这些理论问题搞清楚了,才能进一步开展对德宏州跨界民族、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的研究。该部分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关于跨界民族的理论,第一节对跨界民族的形成、概念和类型予以了详细阐述;二是跨界民族关系的理论,第二节对跨界民族关系的概念和特点两个方而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为文章的第三部分,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跨界民族”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关系的历史沿革”。该部分论述了德宏州的跨界民族状况和德宏州改革开放前的民族关系状况,在此基础上对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第三章和第四章为文章的第四部分。该部分详尽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从经济上的互利共赢、政治上的互信和睦、文化上的交流交融和社会上的和谐共荣等方面全面分析了德宏州改革开放以来的跨界民族关系。并探讨了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可选择的对策。这是本文的研究结晶,也是本文的最终目的所在。
二、怒族、傈僳族是否经历过氏族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怒族、傈僳族是否经历过氏族制?(论文提纲范文)
(1)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赋存及其利用途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相关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1.3.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技术路线 |
第2章 相关概念探讨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康养旅游 |
2.1.2 康养旅游资源 |
2.2 康养旅游资源的分类 |
2.2.1 常见康养旅游资源的类型 |
2.2.2 康养旅游资源分类 |
第3章 研究区概况 |
3.1 区位 |
3.2 滇西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分析 |
3.2.1 地质地貌环境 |
3.2.2 气候与水文 |
3.2.3 土壤与生物 |
3.3 滇西地区人文社会环境分析 |
3.3.1 人口与民族 |
3.3.2 经济发展状况 |
3.3.3 交通条件 |
3.4 滇西地区旅游业发展概况 |
第4章 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的调查与识别 |
4.1 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的调查 |
4.1.1 野外调查 |
4.1.2 文献数据来源 |
4.2 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识别指标 |
第5章 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赋存 |
5.1 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类型与功能 |
5.2 各类型康养旅游资源赋存情况 |
5.2.1 天养资源 |
5.2.2 地养资源 |
5.2.3 水养资源 |
5.2.4 气-生体系康养旅游资源 |
5.2.5 文养资源 |
第6章 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特征 |
6.1 康养资源丰富,类型多样 |
6.2 资源分布广泛,特征显着 |
6.2.1 空间分布类型 |
6.2.2 空间分布特征 |
第7章 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利用方向与途径研究 |
7.1 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利用方向 |
7.1.1 构建国内外知名康养旅游目的地 |
7.1.2 打造不同主题的康养功能区 |
7.2 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利用途径 |
7.2.1 立足资源本身,开发专项康养旅游产品 |
7.2.2 丰富康养内涵,助推康养模式多元发展 |
7.2.3 培养专业人才,加快康养旅游发展进程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2)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的推选制(论文提纲范文)
一 南方民族的推选制 |
二 北方民族的推选制 |
(3)应变与思变:元代至今独龙族文化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解读——基于查尔斯·泰勒文化的现代性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一、元明清:初民社会①、封闭而居 |
(一)鸿爪游踪 |
(二)文化特征 |
1. 以氏族社会为主体,封闭而居 |
2. 受多方压迫,民族意识模糊 |
二、清末至建国初期:民族三交、国家认同 |
(一)研究资料 |
(二)文化特征 |
1. 民俗未移,基督教开始传入独龙江 |
2. 市场贸易促进了文化交融 |
3. 国家认同意识增强 |
三、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末:“直接过渡”、民族认同 |
(一)学术成果 |
(二)文化变迁特征 |
1. 具时间上的迅速性 |
2. 民族认同感增强,由应变向思变过渡 |
3. 地处偏远交通受限,受主流文化冲击较小 |
四、21世纪初至今:现代转型、思变跨越 |
(一)独龙族扶贫开发的政策实践 |
(二)学术成果与补充调查 |
1. 文献与观点 |
2. 个人发展愿意的访谈补充 |
(三)文化变迁特征 |
1. 具过程上的激烈性 |
2. 普遍“思变”,民族性格仍呈封闭性特点 |
3. 传播渠道改变,传统文化元素逐渐消失 |
(4)怒江傈僳族祭祀神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言 |
一、写作缘起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意义 |
第一章 怒江傈僳族神歌概述及分类 |
第一节 概述 |
一、怒江傈僳族流变概述 |
二、怒江傈僳族神歌产生的背景 |
三、傈僳族神歌的意义概述 |
第二节 神歌分类 |
一、创世 |
二、丧葬 |
三、祭神 |
第二章 从文本分析看神歌的内涵 |
第一节 与自然的和谐中形成的神歌 |
第二节 从意象分析民族文化的融合 |
第三节 叙事角度下看宗教文化的影响 |
第三章 神歌中的鬼神世界 |
第一节 神秘的鬼神世界 |
一、鬼神 |
二、巫师 |
第二节 图腾和“偶像”的交融 |
一、图腾 |
二、偶像 |
第四章 从神歌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
第一节 敬畏、依赖与人定胜天 |
第二节 神歌启示下的和谐共处 |
一、人与自然 |
二、人与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西双版纳克木人族群身份的操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源起 |
二、研究现状 |
(一) 族群身份的建构实践 |
(二) 学者眼中的克木人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田野点社会文化背景 |
(一) 回冷寨区位与沿革 |
(二) 文化与生活中的傣族群元素 |
第一章 身份内涵的传统来源 |
第一节 与“他者”对照中的自我表述 |
一、地位差异的原因 |
二、固有特征的由来 |
第二节 外族眼中的“他者” |
一、“卡克木”与“卡贺皓” |
二、“岔满族” |
第三节 宗教生活的“排他”作用 |
一、洁净空间的建构与维护 |
二、观念中的认同生成 |
三、宗教文化的互动与分别 |
小结 |
第二章 环境变迁与身份内涵调适 |
第一节 生业变迁中的身份内涵缩减 |
一、田地生业特征的趋同 |
二、辅助生业特征的地方性转向 |
第二节 族际互动中的族群身份延续 |
一、婚姻关系对身份的维持 |
二、身份指引下的族际交往 |
小结 |
第三章 “民族他者”影响下的身份建构 |
第一节 “民族身份”的建构 |
一、建构“民族节日”的努力 |
二、“民族”特征的创制 |
三、“民族身份”建构中的边界演变 |
第二节 折衷:“布朗族克木人” |
一、由“人”到“族” |
二、如何看待新身份 |
三、“民族”身份的运用 |
小结 |
结论 |
附录 |
附录一: 回冷寨“玛格乐”节(2014、2015) |
附录二: 2014年“勐捧镇布朗族(克木人)玛格乐节 |
附录三: 勐腊县2015年度第十三届克木人“玛格乐”节庆典 |
参考文献 |
中文着作 |
中文期刊 |
学位论文 |
英文文献期刊 |
致谢 |
(6)基督宗教与云南苗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研究概述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外苗族宗教研究现状、发展动态 |
二、国内研究现状、发展动态 |
三、研究设计 |
第三节 理论方法 |
一、理论 |
二、研究方法 |
(一) 拟采用的研究方法 |
(二)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历史与现状——云南苗族基督教概述 |
第一节 云南苗族历史和现状概述 |
第二节 云南苗族基督宗教的传入历史 |
第三节 云南苗族信仰基督宗教的现状和调研点情况 |
一、富明县小水井村 |
二、昭通市彝良县老鹰山 |
三、红河州开远市份玉村 |
四、文山市冷水沟村 |
第三章 基督宗教对云南苗族社会的影响 |
第一节 人——苗族社会和基督宗教文化中的性别与角色 |
一、中老年苗族男性信徒在苗族社会的角色和作用 |
二、中老年女性信徒在苗族社会的角色和作用 |
三、游走在神圣和世俗——“信仰社区”内外的年轻信徒 |
第二节 组织——苗族社会和基督宗教的分工与张力 |
一、基督宗教组织与运作 |
二、功能主义视角下的云南苗族教会 |
第三节 苗族宗教精英与教会组织 |
一、苗族教会中的宗教精英 |
二、当前苗族教会组织存在的情况 |
三、苗族宗教精英面临的挑战 |
第四章 基督宗教对云南苗族文化的影响 |
第一节 礼俗文化——符号体系视角下的云南苗族基督宗教 |
一、苗族传统礼俗与基督宗教礼俗 |
二、云南苗族基督宗教礼俗 |
第二节 伦理文化——整合视角下云南苗族基督宗教 |
一、苗族信徒宗教伦理 |
二、婚恋、家庭伦理 |
三、社会伦理 |
第三节 宗教文化视角下信仰基督宗教云南苗族的礼俗和道德伦理 |
一、云南苗族基督宗教礼俗中的文化意义 |
二、云南苗族的基督宗教道德伦理中的文化意义 |
第五章 社会变迁中的基督宗教与云南苗族社会 |
第一节 社会变迁对基督宗教的影响 |
一、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 |
二、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影响 |
三、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
四、宗教世俗化浪潮的影响 |
第二节 社会变迁冲击下的云南苗族基督宗教 |
一、苗族信徒群体 |
二、苗族教会 |
三、苗族教会基督宗教礼俗和道德伦理 |
第三节 社会变迁下云南苗族基督宗教发展趋向和对策思考 |
一、两种发展趋势 |
二、引发的对策思考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傈僳族“阿尺木刮”舞蹈生态文化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言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内容 |
三、研究的方法 |
第一章 傈僳族“阿尺木刮”舞蹈的生存空间 |
第一节 “阿尺木刮”舞蹈的自然生态环境 |
第二节 “阿尺木刮”舞蹈的社会文化背景 |
第二章 傈僳族“阿尺木刮”舞蹈的艺术形态 |
第一节 “阿尺木刮”舞蹈溯源 |
第二节 “阿尺木刮”舞蹈形态分析 |
第三章 傈僳族“阿尺木刮”舞蹈的文化内涵 |
第一节 “阿尺木刮”舞蹈与傈僳族历史文化 |
第二节 “阿尺木刮”舞蹈与傈僳族自然崇拜 |
第三节 “阿尺木刮”舞蹈与傈僳族民族性格 |
第四节 “阿尺木刮”舞蹈文化的底蕴和功能 |
第四章 傈僳族“阿尺木刮”舞蹈的传承和保护 |
第一节 “阿尺木刮”舞蹈的传承现状 |
第二节 有关“阿尺木刮”舞蹈保护的思考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阿尺木刮”舞蹈的主要场景示意图 |
附录二 调查报告 |
作者简介 |
(8)怒族同心酒文化意义分析 ——以匹河乡老姆登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示意图 |
(一)怒江州行政区划图 |
(二) 福贡县行政区划图 |
(三) 老姆登村示意图 |
导论 |
(一)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酒文化 |
(二) 怒族与怒族文化的现代审视 |
(三) 地方性知识中的符号建构 |
一、同心酒的源起环境 |
(一) 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 |
1、“三神之地”老姆登 |
2、历史沿革与建制变迁 |
3、生计方式的流变 |
4、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通道 |
(二) 怒族与怒苏文化 |
1、怒苏人历史考察 |
2、怒苏人的文化类型 |
3、本土化语境中的文化空间 |
二、同心酒:外显的文化符号 |
(一) 固有的传统与发明的“传统” |
1、历史记忆中的酒与文化 |
2、喝酒款式与象征 |
3、从火塘边到公共场域 |
(二) 同心酒的物化表征 |
1、酿酒技艺 |
2、酒具类型 |
3、杵酒与侠拉 |
(三) 交织其中的文化具象 |
1、开放的场域 |
2、酒歌在场 |
3、性别对位 |
4、聚会中的情愫 |
三、隐藏的文化象征 |
(一) 世俗的神圣化 |
1、等级权力象征 |
2、不成文的宣判仪式 |
3、道德边界的规约 |
(二) 隐喻的情缘 |
1、同饮与欢愉 |
2、向尊客示好的意义 |
3、亲情如何连接 |
4、被打上的友情印记 |
(三) 饮者心境的差异 |
1、在不同的场域下 |
2、能指与所指 |
3、文化持有者与外来者 |
四、从原生到重构的同心酒文化 |
(一) 渐行渐远的传统 |
1、本土语境中的存留记忆 |
2、从神圣到世俗化 |
(二) 文化形态的重塑 |
1、被发掘的符号 |
2、旅游业下的操弄 |
3、新的地方性知识 |
(三) 文化功能的渐变 |
1、扩大的文化空间 |
2、拓展的文化功能 |
(四) 作为非物质文化的同心酒 |
1、同心酒文化的传承路径 |
2、主体意识的自觉与不自觉 |
3、国家与社会的介入 |
4、宗教信仰的干预 |
结语:存留的传统与现代的选择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云南民族识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回顾 |
三、论文的内容及创新点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国历史上对云南民族的认识与分类 |
第一节 秦汉至清代对云南民族的认识与分类 |
一、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对秦汉时代云南民族的认识与分类 |
二、樊绰的《云南志》对唐代云南民族的认识与分类 |
三、李京的《云南志略》对元代云南民族的认识与分类 |
四、天启《滇志》对明代云南民族的认识与分类 |
五、《滇南志略》对清代云南民族的认识与分类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相关学者对云南民族的认识与分类 |
一、丁文江先生对云南民族的认识与分类 |
二、其他学者对云南民族的认识与分类 |
第三节 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对云南民族的认识与分类 |
一、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对云南民族认识与分类概况 |
二、对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对云南民族认识与分类的评价 |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云南民族识别概说 |
一、1951年对云南省各民族的认识与分类 |
二、1954年对云南民族的识别 |
三、1958年和1960年对云南民族的进一步识别 |
第二章 对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族的识别 |
第一节 对云南彝族众多支系的识别概况 |
一、民国以前对彝族先民的认识 |
二、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彝族的认识 |
三、对彝族支系的识别归并工作概况 |
第二节 对彝族支系“土家”的识别归并 |
一、对漾濞、祥云、永平、凤仪“土家”族的识别归并 |
二、对邓川、永胜自称“利帕”的“土家”族的识别归并 |
三、对漾濞、祥云、永平、凤仪“土家”族的识别归并 |
第三节 对永胜、华坪“倮”、“水田”、“支里”、“子彝”、“黎明”、“莨莪”、“他谷”、“六得”、“纳渣”、“他鲁”、“水彝”等十一个族群的识别归并 |
一、对永胜“倮”、“水田”、“支里”、“子彝”、“黎明”识别归并 |
二、对永胜二区“莨莪”、“他谷”、“六得”、“纳渣”、“他鲁”识别归并 |
第四节 对新平县“腊鲁”、“咪哩”、“密岔”、“蒙化”等族群的识别归并 |
一、对新平县“腊鲁”、“咪哩”、“密岔”、“蒙化”等族群的识别归并 |
二、对新平县“罗武”、“阿车”的识别归并 |
三、对新平县“三苏”、“车苏”的识别归并 |
第五节 对“普”族、“普拉”族、“母几”族等的识别归并 |
一、对“普”族、“母几”的调查识别工作 |
二、对石屏“普拉”族的调查识别工作 |
三、对文山‘普’族(‘普拉’)的调查识别工作 |
第六节 对昆明“子君”族的识别归并 |
第七节 对华坪“水彝”族的识别归并 |
第八节 对云龙县“罗武”的调查识别 |
第九节 对弥勒县“阿西”的调查识别 |
第十节 对“土家”族(蒙化县)和“蒙化”族(景东县)的调查识别 |
第十一节 对路南圭山“撒尼”调查识别 |
第十二节 对昆明市“散民”的调查识别 |
第十三节 1960年对部分彝族支系的识别归并 |
一、对西畴、弥勒、元阳、泸水、师宗等地“阿乌”的识别归并 |
二、对邱北“撒”的识别归并 |
三、对富宁“倮”的识别归并 |
四、对马关“卓拉”的识别归并 |
五、对宁洱、思茅“达头”的识别归并 |
六、对澜沧“阿茨戛”的识别归并 |
七、对宾川“过拉”的识别归并 |
八、对镇雄“南京”的识别归并 |
九、对西双版纳“本人”的调查识别 |
十、对马关、西畴孟武的调查识别 |
十一、对邱北“僰”人的调查识别 |
十二、对景洪“三达”的调查识别 |
十三、对泸水“菟莪”的调查识别 |
第三章 对云南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族之外民族的识别 |
第一节 对纳西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纳西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纳西族的识别 |
三、1960年对“阮可”支系的识别 |
四、分布在四川与纳西族有关的支系 |
五、对云南四川相连地区的“纳日”识别 |
六、对维西玛丽玛萨人的识别 |
第二节 对哈尼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哈尼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哈尼族的识别概况 |
三、对新平“糯比”、“梭比”、“卡都”、“拉乌”、“苦聪”识别 |
四、对墨江等县哈尼族六个支系识别小结 |
五、1960年对哈尼族系统的调查识别 |
六、对易武“苦聪”的调查识别 |
第三节 对傈僳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傈僳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傈僳族的识别 |
三、1960年对昌宁县“永白族”的识别 |
第四节 对拉祜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拉祜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拉祜族的识别 |
第五节 对独龙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独龙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独龙族的识别 |
三、1954年对“怒”族和“俅”族识别工作中的不同看法 |
第六节 对怒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怒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怒族的识别 |
三、对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兔峨怒族的识别 |
第七节 基诺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基诺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基诺族的识别 |
第四章 对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其他语支民族的识别 |
第一节 对云南藏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云南藏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云南藏族的识别 |
第二节 对云南白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白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白族识别 |
第三节 对普米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西番”(普米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西番”(普米族)的识别 |
第四节 对景颇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景颇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景颇族的识别 |
第五节 对阿昌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阿昌族先民对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阿昌族的识别 |
第五章 对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民族的识别 |
第一节 对傣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傣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傣族的识别 |
第二节 对云南壮族的民族识别归并 |
一、民国以前对云南壮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云南壮族的识别归并 |
第三节 对云南布依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云南布依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云南布依族的识别 |
第四节 对云南水族的民族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水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水族的识别 |
第六章 对汉藏语系苗瑶语族民族的识别 |
第一节 对云南苗族先民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云南苗族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云南苗族的识别 |
第二节 对云南瑶族的民族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云南瑶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云南瑶族的识别 |
第七章 对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民族的识别 |
第一节 对布朗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布朗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布朗族的识别 |
三、对克木人的识别 |
四、对芒人的识别 |
第二节 对德昂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德昂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德昂族的识别 |
第三节 对佤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佤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佤族的识别 |
第八章 对云南其他民族的识别 |
第一节 对部分汉族的识别 |
一、对富宁“蔗园”族的调查识别 |
二、对马关、河口“都匀”进行了调查识别 |
三、对腾冲“京东”人进行了调查识别 |
第二节 对云南满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云南满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云南满族的识别 |
第三节 对云南蒙古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云南蒙古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云南蒙古族的识别 |
第四节 对云南回族的识别 |
一、民国以前对云南回族先民的认识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云南回族先民的识别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改革开放以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 |
(一) 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 |
(二) 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
(三) 有利于加强与周边国家关系,维护我国周边安全 |
二、研究综述 |
(一) 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 |
(二) 关于跨界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 |
(三) 关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关系的相关研究 |
三、研究思路 |
(一) 主要研究方法 |
1.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 |
2.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
3. 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 |
4. 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 |
5.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6. 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 |
7. 发展性研究方法 |
8. 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 |
(二) 文章框架和内在逻辑 |
(三) 研究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
(四) 论文的预期目标 |
四、理论创新 |
(一)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跨界民族理论体系 |
(二) 分析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 |
(三) 提出解决德宏州跨界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的对策建议 |
第一章 跨界民族关系的相关理论概述 |
第一节 跨界民族及其形成 |
一、跨界民族相关概念辨析 |
(一) 跨界民族 |
(二) 跨境民族 |
(三) 跨国民族 |
二、跨界民族的形成 |
三、跨界民族的类型 |
第二节 跨界民族关系及其特点 |
一、跨界民族关系的概念 |
二、跨界民族关系的特点 |
(一) 与国家关系相关联 |
(二)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矛盾 |
(三) 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 |
(四) 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延续性相结合 |
(五) 合作的有限性与竞争的共生性并存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关系概况 |
第一节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跨界民族概况 |
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概况 |
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主要跨界民族 |
(一) 傣族(The Dai nationality) |
(二) 景颇族(The Jingpo nationality) |
(三) 汉族(The Han nationality) |
(四) 回族(The Hui nationality) |
(五) 德昂族(The De Ang nationality) |
(六) 阿昌族(The Achang nationality) |
(七) 佤族(The Wa nationality) |
(八) 傈僳族(The Lisu nationality)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关系概况 |
一、新中国成立前德宏地区的跨界民族关系 |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关系 |
(一) 新中国建立初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跨界民族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
(二) "文化大革命"时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跨界民族关系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关系 |
第一节 经济上的互利共赢关系 |
一、资源、劳务技术上的互利共赢 |
(一) 资源上的互利共赢 |
(二) 劳务技术上的互利共赢 |
二、边境贸易带来的互利共赢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德宏州跨界民族间的边境贸易 |
(二) 新世纪新阶段德宏州跨界民族间的边境贸易 |
第二节 政治上的互信和睦关系 |
一、中缅政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的互信和睦 |
二、正确认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下的互信和睦 |
三、非传统安全环境下的互信睦邻 |
第三节 文化上的交流交融关系 |
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文化上的相近 |
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交融 |
三、德宏州跨界民族在文化上的冲突与容忍、碰撞与并存 |
四、德宏州跨界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革新 |
第四节 社会上的和谐共荣关系 |
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社会上和谐共荣的地缘条件 |
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社会上和谐共荣的历史传统和时代背景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 |
一、政治环境的影响 |
(一) 中缅政治环境 |
(二) 政治环境对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关系的影响 |
二、边境贸易的影响 |
(一)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口岸建设 |
(二) 边境贸易对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关系的影响 |
三、社会问题的影响 |
(一) 边民流动的影响 |
(二) 毒品与艾滋病的影响 |
四、文化和宗教的影响 |
(一) 德宏州跨界民族的文化和宗教问题 |
(二) 文化和宗教问题对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关系的影响 |
第二节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的对策建议 |
一、政治上的对策 |
(一)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和谐跨界民族关系的发展 |
(二)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界民族应正确对待国家认同和跨界民族认同的关系 |
二、经济上的对策 |
(一) 政府要为德宏州跨界民族经济增进互利共赢提供政策支持 |
(二) 德宏州跨界民族要发挥地缘、人员和资源优势,为德宏州跨界民族经济增进互利共赢助力 |
三、社会上的对策 |
(一) 正确处理好德宏州跨界民族社会方面的适应性 |
(二) 维护德宏州跨界民族社会治安的安定团结 |
四、文化上的对策 |
(一) 尊重各跨界民族的文化的个性和平等地位 |
(二) 弘扬与革新民族文化,加强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
结语 |
一、要高度重视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关系的研究 |
二、要积极应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借跨界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的干涉 |
三、要明确认识跨界民族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
四、要切实加强跨界民族关系调控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怒族、傈僳族是否经历过氏族制?(论文参考文献)
- [1]滇西地区康养旅游资源赋存及其利用途径研究[D]. 张曦.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的推选制[J]. 何星亮. 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 2019(02)
- [3]应变与思变:元代至今独龙族文化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解读——基于查尔斯·泰勒文化的现代性理论视角[J]. 杨艳. 青海民族研究, 2017(03)
- [4]怒江傈僳族祭祀神歌研究[D]. 华文杰. 云南师范大学, 2017(02)
- [5]西双版纳克木人族群身份的操演[D]. 李曦淼. 云南大学, 2017(12)
- [6]基督宗教与云南苗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D]. 杜丽.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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