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谈对《决议》中若干新观点的理解（论文文献综述）
胡兵[1]（2019）在《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中共内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处于政党、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各个层级重要位置,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具有一定权力并能对政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属于中共执政骨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工作。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井冈山、延安、浦东干部学院和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共同构成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在培训执政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于2018年进行合并,继续积极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其它几所干部学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特色资源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升执政骨干的理想信念、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在中国的“政党——政府”体制下,中共执政骨干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和具体职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要求他们从属于中共的领导和组织体系,而具体职位身份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责。即使是非中共党员的领导干部,对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也是他们工作的基本政治前提。因此,几所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都强调执政骨干政治意识和人民立场并重,既要忠诚于党的领导,又要忠诚于为人民服务;既要提升政治素养,又要提升行政能力。相比之下,国外的美国联邦行政学院、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新加坡公务员学院等培训机构,以中高级公务员为培训对象,在进行文官培训的时候,并不要求个人政治上的忠诚和偏好,重点突出职业素质和个人发展方面内容,强调提高行政官员的国家意识、职业能力和个人素质。作为培训执政骨干的主要渠道之一,中共中央党校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自1933年马克思主义学校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党校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因中共的中心任务变化,在发挥宣传、培养和教育干部方面的作用也各有侧重。建党之初,中共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鼓动和宣传人才”以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延安时期,中央党校通过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解决“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问题,从而达到“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目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党校提出“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口号,由短期轮训干部转向正规化培训部干部主,重视执政骨干能力提升。新形势下的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再次回归到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题,将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增强党性锻炼作为主要任务。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坚持“党校姓党”原则,突出“理论基础”和“党性修养”两方面内容,重视提高执政骨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为此,中央党校先后进行几次教学改革,调整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加大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分量,突出主业主课,强调“用学术讲政治”,以保证执政骨干不会“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偏差”。除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之外,中共中央党校也重视培养执政骨干各种能力,全面增强其执政本领。在重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同时,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把学员管理当作是促进中共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实现党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学员管理部门通过组织员全面负责学员管理,深入了解学员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反映学员意见和要求。除此之外,中共中央组织部也选派联络员到中央党校,深入考察学员,对学员学习期间表现情况作出评价,并协助组织员共同开展学员管理工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积极创新学员管理方式,进一步严格学员管理。首先,探索建立党性教育贯通机制、学员党性锻炼成果系统集成机制和党性教育保障机制,将党性教育贯穿于学员管理全过程。其次,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从学风、作风、纪律等方面对加强学员管理提出严格要求。再次,完善学员管理机制,健全学员常规管理机制、创新学员互动交流机制、完善教学管理沟通协商机制、严格学员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对学员到课率、就餐率和请假情况进行逐月检查,督促学员学习期间严格自律,强化党性锻炼,提升管理效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对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旨在通过灌输中共意识形态和加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再塑执政骨干“信仰”、“忠诚”及相关品质。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强调“主义”认同与问题研究并重,统一思想与能力提升并重,理论宣传与组织培养并重,党性锻炼与党性教育并重。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也是促使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手段,从技术层面体现了中共从严治党的要求。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重视坚持“党校姓党”,坚持政治优先,坚持与时俱进,以保证再塑执政骨干的效果。
赵同良[2]（2017）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力求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的结构框架是,先从基本理论开始,从整体上辨别厘清文化、政党文化、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含义,介绍文化研究的一般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然后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的历史考察中归纳、总结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不同特点、内容及变化原因,在此基础上概括并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有重大影响的几个关键因素;然后概括和归纳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整体特色和价值取向;由此进一步展开分析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最后基于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的现状,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建设路径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对策。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束语三个部分,正文由五章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国内外本专业领域对此问题的研究状况、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逻辑框架、论文的研究难点重点和创新点等。第一章主要阐述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政党文化、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基于“文化研究”的方法,本文从多学科、多维度对“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解读。认为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性的整合概念,从内部看它是习得的、共识的意义符号体系,从外部识别上可以从“符号表征”、规范、价值观三个层面去分类。具体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从外部视角看它就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组织的“标识”、规范、价值观等,从内部视角看它就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成员达成的意义共识体系。通过与党性、党风、中国共产党精神等一些相似概念的比较,更为清晰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含义和内容。第二章主要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对其形成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因素。从历时性的纵向维度,考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的历史变化过程,总结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显着特征,概括每一时期的不同内容,并分析了每一历史时期“文化何以如此”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在一个更高的历史维度层面,考察对于形成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的几个关键因素,主要是中国革命改革建设的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政治精英的主体性贡献、对外来文化资源的批判借鉴等。第三章在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取向进行论述。笔者从政治性、实践性、民族性、人民性、革命性等维度对其主要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而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一个塑造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树立和弘扬具有自己独特内容的价值观体系过程中,是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的。笔者从根本价值取向、基本价值取向、整体价值取向、核心价值取向、终极价值取向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概括和阐述。第四章主要在具体层面分析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内容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丰富多样的,论文从三个层面分别列举了部分内容作为例证并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所使用的概念,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表达的语言特色;通过一个建筑风格的举例,解释了潜藏于其中的规则和价值观。对于党内规范,论文不仅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党内规范体系,而且还对党内非正式规范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在列举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外,还分析了那些不易被发现却又发挥巨大影响的隐蔽的“深层次文化结构”。第五章主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主要困境和难题,并根据当前的具体现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应对思路。笔者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要继承要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优秀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需要进行价值观建设,除了要弘扬与引导,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实际状况激发人们的自觉性和主体性;分析阐述政党文化建设的三个重点,即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制度建设和贯彻群众路线。结束语部分,以加强政党文化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为主线,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和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给予进一步思考。
张娜娜[3]（2017）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分配是人类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方式,而收入分配作为分配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是人类获取经济收益的基本方式,它不仅直接关系着个人物质利益的实现,是个人进行现实生产生活的直接物质保障,同时也是社会公平正义和发展进步的鲜明表征。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作为对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收入分配实践的意识反映和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回应,它的形成发展不仅描绘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实践的动态变革实况,而且还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程度和进步状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思想巨幅篇章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思想财富。当前在综合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但收入分配不公特别是收入差距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的新的历史阶段,梳理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演变特征和经验,以期更好地展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对合理控制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分配正义、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分配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具体分配实践中所形成的、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分配思想体系。厘清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脉络,需要追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思想渊源,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和价值目标,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分配思想。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配思想的形成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继承和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优秀思想成果基础上而构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包括圣西门的按才能和贡献分配思想、傅立叶的“按比例分配”思想以及欧文的劳动券和按需分配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包括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的分配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分配思想的直接和重要来源,同时,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资源。其二,在吸取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优秀思想成果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论述了分配与生产的关系问题、收入分配与价值创造的关系问题,并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分配非正义问题的基础上,构想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个人消费品公平分配的原则,阐明了未来理想社会实现分配正义所追求的最终价值旨归即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分配思想为中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渊源和基础。其三,前苏联作为将马克思主义付诸于实践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他们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形成的分配思想首次对如何开展分配活动、以什么方式进行分配做了思想探索和创新,特别是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分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留下可供借鉴的丰富经验和思想启发。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实践在主观思想认识中的动态反映,从思想主体来看,它既包含了领袖人物和高层决策者的重要思想探索,又包含了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各种党的历史文献起草者们的贡献,还包含了众多经济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从发展演进来看,在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具有不同的思想内容。全面梳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演变历程,核心就是要明晰不同历史时期和经济形势下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伴随着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变革而不断自我革新、自我突破的发展脉络和图景。从整体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奠基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这一时期,毛泽东、陈云、周恩来、李富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蒋学模、薛暮桥、恽希良、于光远、苏星、乌家培等为代表的着名经济学者,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中对按劳分配内涵、性质、具体实现形式的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思想基调;第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突破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这一时期,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锦涛等几代领导集体和以蔡继明、刘国光、李松龄、程恩富、刘润葵、周新城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顺应我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改革实践的客观要求,围绕分配方式、分配原则、分配目标等问题而进行的思想探究和思维调整,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全方位突破与发展。第三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深化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了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正义性、继续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消除贫困和共享发展等一系列新主张和新理念,同时,理论界也就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持续性的讨论。新时期关于分配问题所形成的这些新的思想认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思想成果,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梳理和描述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回溯和考察马克思主义分配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路,最终的落脚点或目的是为了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趋势提出展望,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向着更高理论层面升华。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历经60多年发展历程,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和经济学家们持续而深入的思想探讨与辨析中,已经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方式、分配原则和分配理念等方面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认知,而且在与实践掘进的辩证互动中也逐渐迸发出了巨大的物质能量,获得了收入分配机制完善、居民收入增加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实践印证。从实践到思想再到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在向着更高阶段进发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主导性、包容性、实践性和渐进性的特征。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从初步孕生到突破发展再到深化完善,不是主观随心所欲的结果,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观点堆砌,而是有一定的内在演变逻辑,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始终以维护劳动者利益为主线、以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为基本遵循、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诉求,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相依托、相适应,是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内在规律,也是蕴藏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演变背后的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分配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科学审视和遵循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历史经验,立足于客观现实,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要继续强调和深化劳动者的分配主体地位的思想主张、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主张、强化政府再分配职能和追求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思想主张。总结和归纳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特征和经验,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机理,从而更好地预测和展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趋势,利于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实现更科学的发展。
张品茹[4]（2015）在《我国党政干部培训中的互动式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和干情等诸多形势的不断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党的干部队伍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更需要不断地培训与学习,以提升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形势的能力。为此,着眼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干部培训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遵循干部培训的规律,把握党政干部学习的特点,适应现代干部培训发展的趋势,不断创新干部培训方式,进一步增强党政干部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形成更具特色的干部培训模式,是切实提高干部培训质量和效益的关键环节。新时期的干部培训要求将能力培养和素质培养贯穿于干部培训的全过程,与此同时,我国的干部队伍已经初步实现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目标,加之信息时代获取知识的途径多元化,单单靠讲授式教学已经不能满足干部培训的需求;而提升党政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与传统的党政干部培训教学方式存在不足之间的矛盾,需要我们在教学理念的指导下改革教学方式,以提高干部培训的质量和效果。互动式教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需而生的。现代培训理念强调挖掘学员自身资源库,注重突出培训活动中学员的主体性和参与性,互动式教学正是贯彻这一理念的一种有效途径。互动式教学符合党政干部这个特殊群体的学习特点,顺应干部培训规律,应用在党政干部培训中是可行的也是适切的,是干部培训方式的有效创新。党政干部培训中的互动式教学旨在通过问题探究、经典管理型游戏、情景模拟、角色扮演、互动研讨等“边做边教”、“训教并举”等多种形式的互动活动提高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学员群体意识、合作能力以及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本研究围绕着党政干部培训中的主要培训内容——“党性教育”、“能力培训”提出了四种互动式教学方式:现场教学、经典模型体验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和结构化研讨。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调查访谈法和观察体验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在梳理与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调查了解国内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党政干部培训院校的班次中互动式教学及其实施过程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理论探讨等过程,从这些具体的案例中对互动式教学的理念和实践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从而形成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有:首先,介绍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相关研究综述、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案的设计等,并对党政干部、干部培训、互动式教学等概念做了详细的阐释,尤其明确了党政干部培训中互动式教学的涵义,由此奠定了本文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其次,分析我国党政干部培训的现状概述,包括干培训的地位和作用、新形势下干部培训的自身特点和规律、今后一段时期党政干部培训的主要任务和内容等。第三,干部培训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教学方式呆板、手段陈旧等,不适应干部培训发展的新要求,也很难有效地回答党政干部在实际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鲜活的问题,难以满足干部不断提高能力和素质的迫切需要。这就需要创新培训方式,而互动式教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需而生的。并且互动式教学兼备案例式、体验式、模拟式等教学方法的特征。所以,在党政干部培训中采用互动式教学,是可行的也是适切的,是干部培训方式方法的有效创新途径。第四,解析党政干部培训中互动式教学案例,这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这部分以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互动式教学课堂为案例,展示了其培训流程和主要环节。针对党政干部的主要培训内容——“党性教育”和“能力培训”提出了四种互动式培训方式:现场教学和经典模型体验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和结构化研讨,并对每一种类型的具体运用进行了探讨。选取的这几个案例,也是全国干部培训院校中比较有特色的、具有代表性的互动式教学典型。第五,从党政干部培训互动式教学案例出发,分析干部培训中实施互动式教学的一般性问题和共同特点,如基本策略、师生关系、组织形式、支持体系、评价方式等。最后是对本研究进行总结,肯定了互动式教学是干部培训教学方式创新的有效途径,互动式教学是与干部培训规律、党政干部成长规律、党政干部的学习特点相适应的。本研究通过对教学案例的剖析,以期总结党政干部培训中互动式教学的一般样态,并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为干部培训教学方式创新的理论研究作一点基础性工作,也为干部培训乃至成人教育领域开展互动式教学提供典型案例或样式。
贺敬垒[5]（2014）在《革命还是改良？ ——伯恩施坦、卢森堡与列宁的论争》文中认为19、20世纪之交,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开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社会历史领域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关系的新变化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范围,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而在思想理论领域,随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方式的转变,一些国际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领袖大肆鼓吹社会改良的积极意义而否定暴力革命的论调在工人运动中盛行；同时,恩格斯晚年尤其是《<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鉴于对和平合法斗争给予的高度评价也被一些理论家歪曲为恩格斯放弃了暴力革命的“证明书”,这就造成了工人运动中指导思想的混乱。对此,在此种社会历史和理论背景下,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是通过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也成为关乎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前途的重大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这段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间产生了几次争论,其中关于“革命还是改良”问题的论争则几乎贯穿整个历史阶段,成为最具有根本性的探讨主题。纵观整个论争历史,可以看到有三种观点最为主要和典型：一种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以时代变化为由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吹捧社会改良而主张彻底抛弃暴力革命并最早提出系统“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第二种是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否定时代变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暴力革命理论坚定性,但不放弃社会改良的理论观点；第三种是以列宁为代表的承认时代变化,但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坚持暴力革命与社会改良相结合的理论观点。可以说,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上既有思想理论观点和立场的对立与交织,也有实践结果的异同,而列宁的理论主张更是指导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出路。因此,对以上三位理论家的思想理论和立场进行研究不仅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也是一个极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课题,无论对于正确探讨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准确判断时代形势,还是正确探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以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具有思想价值和启示意义。本文以19、20世纪之交尤其是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这段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围绕着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根本性问题——“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以对资本主义时代的认识、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选择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三个问题为研究主线,按照历史的逻辑对关切论争主题的最主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理论派别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三人关于此问题的探索过程进行独立的考察,并运用历史文献研读法、理论与逻辑相结合以及分析、比对和归纳的研究方法总结和发掘三者在十月革命前与十月革命道路问题上理论观点和立场的差异性,探索这场论争的历史影响以及当代价值。在这场争论中,伯恩施坦是社会民主党内最早系统地对“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进行回答的理论家。他立足于英国这样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基本国情不仅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等同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本质并未改变的历史事实,同时还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认为时代变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就“过时”了。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上,虽然社会改良在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具有某些合理性,但是伯恩施坦却将社会改良绝对化,提出了放弃暴力革命,坚持社会改良的斗争策略观点,而忽略了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并未改变的条件下,暴力革命对于无产阶级的重要性。而且,为了更为有力地印证自身改良主义的正确性,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他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清算”,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和劳动价值学说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而且还提出了“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的反马克思主义口号,主张用新康德主义“清算”并“取代”马克思主义,从而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了工人政党内部改良主义的“集大成者”,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造成了恶劣影响。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思想提出后,为了扞卫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卢森堡立足于德国的基本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站到了反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最前列”,不仅进行了长期而有针对性的实践斗争,而且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批判。在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上,卢森堡既反对伯恩施坦所谓的时代已经发生变化的论断,也反对其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一说,提出并重申了资本主义时代并未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并未“过时”的观点。在斗争策略上,她强烈批判伯恩施坦抛弃暴力革命将社会改良绝对化的斗争策略,提出了坚持和平改良是“辅助手段”,而暴力革命是“目的”的思想观点,坚持暴力革命与和平改良的统一。除此之外,为了集中而系统地揭露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她又对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理论实质、内在逻辑和论证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可以说,卢森堡站在扞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所展开的这些批判无论对于揭露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反动实质与错误,还是扞卫马克思主义科学性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最终的结果看,卢森堡却未能真正说服伯恩施坦改良主义分子,伯恩施坦改良主义已泛滥为一种国际现象。显然这种结果的形成也是与卢森堡自身的批判理论的局限性有重要关系,而未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未能真正从德国当时的无产阶级斗争形势出发确定斗争策略以及未能对资本主义新变化做出创新性回答,将扞卫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则是其理论局限性的集中表现。同样面临“革命还是改良”问题,列宁立足于沙皇专制统治的东方落后国家也进行了独立的探索。他不仅对资本主义时代作了系统的判断,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到来的观点,而且还论证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重中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的结论。在时代问题的判断上,列宁提出了虽然时代已变,但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的结论,不仅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伯恩施坦在改良主义上所坚持的时代和马克思主义认识上的错误性,而且还阐明了卢森堡所未能回应的资本主义新变化是时代根源,突破了卢森堡扞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上局限性从而站到了一个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上,列宁并没有在暴力革命和社会改良两种斗争策略上否定任何一种,更没有将任何一种斗争策略绝对化,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国情尤其是无产阶级斗争形势相结合,通过对俄国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派以及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变种的斗争,得出了在俄国这样一个本国封建专制统治森严、民主观念淡薄、民主制度落后的政治条件下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通过和平改良手段并不现实,而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的结论。同时,列宁在依据时代的判断而得出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之后,又将其应用于俄国具体实际,论证了俄国这种经济文化落后帝国主义薄弱环节首先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而在准确地判断了俄国阶级力量变化后发动了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找到了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出路。而这种斗争策略也是对伯恩施坦放弃暴力革命而将社会改良绝对化的错误认识的正面否定和集中批判。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列宁在集中地揭露和批判伯恩施坦改良主义反动理论及其实质后,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即马克思主义并非空洞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是其“精髓”；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要随着时代发展和具体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谋求自身解放运动所不能抛弃的科学指南等观点,也正是对伯恩施坦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以及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性论证。这些理论观点不仅表明了列宁与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在理论立场上的鲜明对立,同时也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改良主义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上的失误,有力地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十月革命胜利后,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在十月革命道路上由于自身的阶级立场和理论立场的差异而形成了又一次集中的交锋,将“革命还是改良”问题进一步深化。伯恩施坦不仅反对十月革命的爆发而且还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诸多政策给予尖锐而强烈的攻击,完全站到了反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上；而卢森堡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她对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予了高度的赞赏,肯定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然而却站在了发达国家的理论立场对苏维埃实施的社会经济政策提出了异议。列宁对来自于伯恩施坦和卢森堡的批评都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了回应,但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批评态度,得出了列宁与伯恩施坦之间的区别是“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歧,而列宁与卢森堡之间的理论区别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凸显了三者之间的理论和立场关系。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到,这场论争的历史影响主要有：辨别了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的理论立场和分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化与流变；揭露了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的错误性。而当代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对于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和澄清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思想、正确认识和理解当前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柳宇龙[6]（2013）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研究》文中认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说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贡献,指出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发挥的极其重要作用,并客观说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犯过的错误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十一届六中全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科学总结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科学评价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统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人们混乱的思想认识,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促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本文意图说明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在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会议历史上具有的独特历史地位。全文总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从研究的历史意义与理论意义,研究综述,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说明研究十一届六中全会价值。第二章主要说明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重新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紧迫性,指明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任务。第三章主要说明“历史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奠定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重新界定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及主要内容,并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十一届六中全会圆满达到目的。第四章主要说明“历史决议”正确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厘清了基本思路,从正反两方面加以总结以及得到的启示。第五章主要说明“历史决议”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新境界,指出“历史决议”正确总结三中全会以来的十条经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发展。第六章主要说明十一届六中全会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自身所走弯路的批判性反思,解放思想以及积极发展党内民主等方面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继续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刘勇红[7]（2010）在《国企改制中资产价值确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公允、合法地对改制企业的资产价值进行确定。资产价值确定主要包括资产清查、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等环节，资产清查实际上也是由审计和评估机构共同完成，所以改制企业的资产价值确定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就是财务审计与资产评估，也是国企改制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环节，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国企改制必须要对其资产状况进行先审计后评估，且审计和评估不能由同一家中介机构进行，以示公允，可见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对于国企改制是非常重要的，且两者联系非常紧密。进行财务审计,是要审查改制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摸清改制国有企业的“家底”,鉴证改制国有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进行资产评估,是要估测改制国有企业资产的现实价值及未来可创造的价值,为国有资产的交易、国有产权的转让提供作价基础。由此可见,财务审计与资产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公正性将直接影响国有企业资产或国有股权的的价值,从而影响国有资产在国企改制、产权交易环节的保值增值状况。然而,当前国有企业改制的实践中存在着会计信息失真、独立审计失败、资产评估不实、大量国有资产被低估贱卖，以及由此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如何确定改制企业的资产价值因此成为国企改制实践中众所瞩目的焦点问题与敏感问题,这一现状也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进程，引发了不少的矛盾，甚至造成了许多职工群体性上访事件。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基础理论概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在行文结构安排上分为：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内容；理论支撑；问题剖析；应用对策研究；实例说明。全文先后在国企改制资产价值确定过程中的财务审计与资产评估两个节点，从技术与管理两个层面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资产价值确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JS集团公司改制的实例分析，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提高国企改制中资产价值确定的质量提供建设性意见。
邓伯军[8]（201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史属史学范畴。“《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乃是严格依照史学研究的编年体例进行分期研究,乃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着作的研究进行史学考证、史学解读、史学评论、史学实践的系统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共分成前后相继的四个历史时期。“绪论”主要以释义学的方法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这个题目作诠释。《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是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11月至1846年夏,清理其以往哲学良心而合着的一部着作;主要针对的是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流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奠基之作。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笔者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依次分成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以研究史体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翻译、注释、介绍、解读、创新、实践的状况进行研究,明确了其研究的性质和特征,揭明了其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明朗了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明晰了其研究的超越和创新。“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尚处译介和解读性研究阶段。从总体上讲,虽然当时的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介和解读的苏联教条模式的缺陷性已有所认知,但是依然囿于其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之内,没有历史地还原和再现马克思文本学的解读模式,更没有对其作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论创新。期间,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主要是恩格斯着作和苏联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解读之作,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0年以后才有高语罕、杨东莼和宁敦伍、荃麟等分别节译的部分段落;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的节译本;也有一些富于学术敏感力的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介绍和初步的研究。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尚未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系列,而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之中去对其作出解读和阐释。毛泽东思想作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理论成果,实乃“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理论飞跃。从历史视域观之,应承认“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两大时代主题的历史性意义,但“以苏解马”的高扬“斗争哲学”这一历史局限性,也造成我国在现实实践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性的悲剧。“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工作由分散的、零碎的、无系统的状态,进入集中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状态。从总体上讲,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以苏解马”模式的进一步强化,使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解读和研究进一步教条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解读也无可奈何地搁浅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只是一种学习性领会,一种领会经典的精神、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应用,而尚未推进到真正的发掘性学术研究层面。这一时期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示范效应下,中国人选择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着称的“斯大林版”马克思主义。以俄文第2版为母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全译本编译出版。长期以来该版本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主导版本。该版本对于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功不可没,但由于将该版本定于一尊也导致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滞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也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体系和解读模式。这种解读模式起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系统化和时代化的作用,却也因其把哲学的党性原则政治化,从而致使学术探讨变成政治声讨、学术批评变成政治批判、学术争鸣变成政治运动;这就不仅造成了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处于异化状态。十年“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被定于一尊,并且被节选入中国人自己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这也进一步拉开了与国外《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距离。《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仅仅表现以“简要介绍”、“专题汇编”、“语录”等形式的学习性“研究”。这种学习性“研究”是与当时的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其对于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基本哲学功底的欠缺,从而造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误读误解。因此这样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后文革”时期,伴随政治空气的松动,《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版本始被译介到我国。由此,在带有“文革”意识痕迹的态势下,拉开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发掘性研究的序幕。“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逐渐开始将文献学研究、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相结合,从而使研究真正从解读性研究提升到发掘性研究。从总体上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真正开始了从“以苏解马”的教条模式到还原再现马克思文本学解读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具有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也正在生成过程中。在翻译方面,多种《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本或全译本问世:有巴纳发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手稿片段中译本、根据新德文版编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费尔巴哈》中译单行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节选本、广松涉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本等等。在文献学研究方面:有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其对于确定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意义重大;有文献考据学研究,着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费尔巴哈》章文稿结构的校正勘定、辑佚复原、翻译审校;有文献版本学研究,在澄清《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来历、梳理版本历史、进行版本比较、作出版本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文本解读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发生转换,《费尔巴哈》章文本解读,由“以苏解马”到“以西解马”再到“以马解马”;对《圣布鲁诺》章的文本解读,重在解读布鲁诺自我意识批判哲学,领会对布鲁诺的批判是完成费尔巴哈批判的前提;对《圣麦克斯》章的文本解读,成为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解读的焦点,解读者着眼于解读因现代性而导致价值虚无主义蔓延;在“普世价值”凌厉攻势下,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章的文本解读,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解读的新的热点。在思想研究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的逐渐深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研究已经走向成熟,从“以苏解马”模式到“以西解马”模式再到“以马解马”模式,中国人基本具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自主话语权。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本人的文本、要以历史的眼光、要以发展的视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出与时俱进的发掘性研究。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系统地研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设,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论析”,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研究作了系统总结和深度反思,其展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开始跳出“以苏解马”的框架,开始超越“以西解马”的局限,开始走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马解马”模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经验理性的阐发,到科学理性的传播,再到主体精神的弘扬,甚至是阶级斗争的高扬,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传播现代精神和现代思维方式的启蒙运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学术的现实主义运动,还是哲学的大众化运动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发挥到了极致,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其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存在的不足。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以苏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简单化、贫乏化、教条化、僵化的解读,“以西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对立模式的解读,而“以马解马”模式对学院哲学的钟情,又使我们生发了对其现实性的担忧。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实用理性的复燃到斗争哲学的火红,从科学主义的误区到人本主义的陷阱,使我们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无论是反对封建化还是反对“全盘西化”都任重而道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哲学政治化的旧错,还是实践拜物教的新误,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着现代性的悖论。而今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就要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共时性存在话语背景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作出前瞻。“国学复兴”的背景,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考虑的是二者的互补性;全球化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层面作出解读;和谐社会的视域,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作出解读。总而言之,多视角的共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造提供新境界。“结语”在学理层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规律进行了总结,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对经典文献把握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理论运思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现实实践应用的基本规律。总而言之,《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中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朱志敏,宋传信,张红[9]（2006）在《陈独秀研究中若干争议问题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介绍了陈独秀研究中若干争议问题的缘起及不同观点,包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形式主义”及“全盘反传统”、是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及在中共建党史上的地位、“二次革命论”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托派问题、后期政治思想及其一生的评价等。
陈燕[10]（2006）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日益猖獗的严峻形势，近年来，国家加强对其的打击力度。2001年，公、检、法等部门组织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破获了一大批影响恶劣、危害严重的黑恶势力案件。立法上，97年刑法明确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随后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立法解释，对该罪的司法认定起到一定的明确作用。理论上，我国学者也对该罪作了深入的研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概念特征、发生原因、发展规律、犯罪类型、犯罪开乡态、控制对策等方面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但仍有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值得探讨，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种提法是否科学?我国现阶段是否已经产生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相关罪名认定上的许多疑难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应用刑法理论、根据刑法规定、结合现实案例探讨上述争议问题，分析罪名界定中的难点、疑点，以期有助于司法操作。同时指出立法上的不足，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提出完善的建议及预防对策。 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约三万五千字。 第—部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与特征。该部分从理论和立法两方面来阐述。首先，介绍国外、港、澳、台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的界定，我国大陆理论界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概念、特征以及与黑社会组织的关系的不同认识。笔者在对这些观点理解、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合理因素，针对境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点，对黑社会性质组织重新界定，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应分为两个层次理解，即本质特征和具体特征。并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同质不同量，本质都是对社会的“非法控制性”，只是程度上有差异，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可直接引用黑社会组织的概念，在具体认定时注意二者表现在“量”上的区别即可。其次，分析、评价我国大陆法律规范文件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定，指出其合理和不足之处，同时对2002年立法解释中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进行详细阐述。再次，分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相关概念诸如犯罪团伙、犯罪集团、恶势力等的关系。最后，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相关犯罪组织如恐怖组织、邪教组织的关系作了简要分析。
二、谈谈对《决议》中若干新观点的理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谈对《决议》中若干新观点的理解（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及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关于中共干部教育培训研究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思路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第一节 干部教育培训相关概念 |
| 一、干部与中共执政骨干 |
| 二、干部教育培训 |
| 三、党校干部教育培训 |
| 第二节 国内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一、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 |
| 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
| 三、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
| 第三节 国外高级公务员培训比较 |
| 一、美国联邦行政学院 |
| 二、法国国立行政学院 |
| 三、新加坡公务员学院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宣传与培养并重:建党初期的党校教育 |
| 一、建党初期对党校教育的认识 |
| 二、各地创办党校的尝试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育 |
| 第二节 统一思想: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一、初到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二、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党校教育方针和任务变化 |
| 三、整风运动中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第三节 素质提升: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央党校干部正规化教育 |
| 一、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提出 |
| 二、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内容 |
| 三、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改革发展 |
| 第四节 主义认同:新形势下的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 |
| 一、“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定位 |
| 二、“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 |
| 三、党校工作“九条经验”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概况 |
| 一、教务部 |
| 二、教研部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主要内容 |
| 一、党的理论教育 |
| 二、党性教育 |
| 三、能力培训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一、教学内容调整: |
| 二、教学方法创新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概况 |
| 一、学员管理部门 |
| 二、学员部主要职能 |
| 三、组织员 |
| 四、联络员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创新 |
| 一、在学员管理中贯穿党性教育 |
| 二、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 |
| 三、完善、创新学员管理机制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长沟流月去无声——致谢 |
（2）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的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状况 |
| (二) 国外研究概况 |
| 三、研究的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的重点 |
| (二) 研究的难点 |
| (三)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政党文化的基本理论 |
| 一、文化概说 |
| (一) 人类学视域下的文化 |
| (二) 群体与文化 |
| (三) 文化的层次和分类 |
| (四) 文化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 |
| 二、政党文化 |
| (一) 组织与组织文化 |
| (二) 政党与政党文化 |
| (三) 政党文化与几个相关概念的区别 |
| 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 |
| (一)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点和本质属性 |
| (二)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特性与内容 |
| (三) 与常用的几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 一、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发展的几个阶段 |
| (一) 革命建国——革命型政党文化的形成 |
| (二) 继续革命——政党文化的曲折发展 |
| (三) 改革开放——向执政型政党文化的转型 |
|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的基本要素 |
| (一) 实践基础: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 |
| (二) 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
| (三) 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 |
| (四) 主体因素:中国共产党政党领袖的突出贡献 |
| (五) 国外借鉴: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吸纳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整体特色及价值取向 |
| 一、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整体特色 |
| (一) 重视思想 |
| (二) 注重实践 |
| (三) 民族特色 |
| (四) 以民为本 |
| (五) 不断革新 |
|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价值取向 |
| (一) 根本价值取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 |
| (二) 基本价值取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 (三) 整体价值取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
| (四) 核心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五) 终极价值取向: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内容探析 |
| 一、语言与符号 |
| (一) 独具特色的“语言” |
| (二) 富有深意的物质“符号” |
| 二、党内规范 |
| (一) 党内正式规范 |
| (二) 党内非正式规范 |
| 三、政党文化中的价值观 |
| (一)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 |
| (二) 政党文化背后的“深层结构” |
| 第五章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路径思考 |
| 一、以传统文化为根基 |
| (一) 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
| (二)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
| 二、价值观建设 |
| (一) 从科学与人文的分野谈起 |
| (二) 价值观的内涵与特质 |
| (三) 有关价值观建设的一点思考 |
| 三、政党文化建设的重点 |
| (一) 坚定理想信念 |
| (二) 加强制度建设 |
| (三) 贯彻群众路线 |
| 结束语 加强政党文化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
| 一、坚定理想信念,拧紧思想的“总开关” |
| 二、建章立制严格执行,用制度扎紧约束行为的“笼子” |
| 三、身体力行,以党风建设为突破口带动整个社会文化取向的转变 |
| 参考书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3）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分配及相关概念 |
| （一）生产的分配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
| （二）国民收入分配与个人收入分配 |
| （三）个人收入分配与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关系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溯源 |
| 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 |
| 一、圣西门的分配思想 |
| 二、傅立叶的分配思想 |
| 三、欧文的分配思想 |
| 第二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配思想 |
| 一、威廉·配第的分配思想 |
| 二、亚当·斯密的分配思想 |
| 三、大卫·李嘉图的分配思想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配思想 |
| 一、分配与生产的关系 |
| 二、收入分配与价值创造 |
|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 |
| 四、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分配 |
| 五、分配正义思想 |
| 第四节 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一、列宁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奠基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思想 |
| 一、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 |
| 二、对按劳分配原则要有全面的认识 |
| 三、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利益观 |
| 四、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实践中的分配思想 |
| 一、“公私兼顾”的思想 |
| 二、“劳资两利”的思想 |
| 三、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统一调拨思想 |
| 四、消费资料的统购统销思想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实践中的分配思想 |
| 一、按劳分配原则的确立 |
| 二、初次分配中的相关思想 |
| 三、二次分配中的社会保障思想 |
| 四、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更加注重公平的思想 |
| 第四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学界围绕分配问题的探讨 |
| 一、建国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研究历程 |
| 二、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性质与内涵的认识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突破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改革中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分配思想 |
| 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二、江泽民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三、胡锦涛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改革与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 |
| 一、反思平均主义，重新强调按劳分配（1978-1987） |
| 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1987-1997） |
| 三、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1997-2002） |
| 四、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2002-2012） |
| 第三节 市场经济改革与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突破 |
| 一、分配方式的突破：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思想的形成 |
| 二、分配理念的创新：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新思维 |
| 三、分配关系的调整：统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
| 四、分配目标的确立：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多角度探索 |
| 一、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认识 |
| 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关系的认识 |
| 三、按生产要素分配问题的认识 |
| 四、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认识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深化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论述 |
| 一、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愿景 |
| 二、深化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
| 三、消除贫困的论述 |
| 四、共享发展的论述 |
| 第二节 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中的分配思想 |
| 一、社会主义的分配思路：推进共建共享 |
| 二、社会主义的分配侧重：缩小收入差距 |
| 三、社会主义的分配调整：分配体制改革 |
| 四、社会主义的分配理念：促进公平正义 |
| 五、社会主义的分配目标：实现共同富裕 |
| 第三节 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新突破 |
| 一、在分配理念上更加注重公平和正义 |
| 二、在分配思路上具有更加明确的改革规划 |
| 三、在分配机制上注重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机制的协同 |
| 四、在分配领域里更多地惠及民生领域 |
| 五、在分配战略上提出为人民造福事业 |
|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探讨 |
| 一、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 |
| 二、关于劳动报酬份额降低问题的研究 |
| 三、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研究 |
| 四、关于收入分配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再认识 |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趋势及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成就 |
| 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分配方式 |
| 二、初步健全了社会主义分配机制 |
| 三、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
| 四、提高了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
| 五、深化了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 |
| 六、共建共享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基本特征 |
| 一、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主导性 |
| 二、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包容性 |
| 三、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实践性 |
| 四、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渐进性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经验启示 |
| 一、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是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主线 |
| 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是分配思想演进的基本遵循 |
| 三、分配制度的演变与所有制改革相依托 |
| 四、分配规模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联 |
| 五、分配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 |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趋势展望 |
| 一、坚持劳动者的分配主体地位的思想 |
| 二、体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 |
| 三、强化政府再分配职能的思想 |
| 四、体现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思想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我国党政干部培训中的互动式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与实践价值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价值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党政干部 |
| (二) 干部培训 |
| (三) 互动式教学 |
| 五、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 经验学习圈理论 |
| (二) 成人教育理论 |
| (三) 建构主义理论 |
| (四) 主体间指导学习理论 |
| (五) 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 |
| 六、研究方案的设计 |
| (一)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二) 研究的思路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教学案例选择的依据 |
| 七、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我国党政干部培训的现状概述 |
| 一、干部培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 从党的历史角度看 |
| (二) 从国际经验角度看 |
| (三) 从现实需要角度看 |
| 二、干部培训与普通教育的差异性 |
| (一) 干部培训与普通教育的共同点 |
| (二) 干部培训与普通教育的不同点 |
| 三、新形势下干部培训的特点和规律 |
| (一) 干部培训的特点 |
| (二) 干部培训的规律 |
| 四、干部培训院校的教学任务和内容 |
| (一) 理论教学 |
| (二) 党性党风党纪教学 |
| (三) 道德品行教学 |
| (四) 知识能力教学 |
| 第三章 我国党政干部培训中教学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的必要性 |
| 一、干部培训院校的传统培训方式 |
| (一) 自学式 |
| (二) 讲授式 |
| (三) 报告式 |
| (四) 实地考察 |
| 二、干部培训院校传统教学方式存在的问题 |
| (一) 教学方法单一 |
| (二) 忽视学员的主体地位 |
| (三) 教学方式针对性不强 |
| (四) 教学方式重理论轻实践体验 |
| 三、目前党政干部培训中创新教学方式的紧迫性 |
| (一) 创新培训方式是对传统教学方式革新的需要 |
| (二) 创新培训方式是遵循干部培训规律的必然选择 |
| (三) 创新培训方式是实现按需培训的有效途径 |
| 四、在党政干部培训中采用互动式教学的适切性 |
| (一) 互动式教学在党政干部培训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
| (二) 互动式教学在党政干部培训中适合不同的教学内容 |
| 五、在党政干部培训中实施互动式教学的可行性 |
| (一) 实施互动式教学是提高党政干部素质和能力的需要 |
| (二) 实施互动式教学切合党政干部培训的实际 |
| (三) 实施互动式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的需要 |
| 第四章 我国党政干部培训中现行的互动式教学案例分析 |
| 一、互动式教学案例一:现场教学 |
| (一) 概念理解 |
| (二) 实践活动 |
| (三) 教学效果评价 |
| (四) 现场教学的互动环节 |
| (五) 对现场教学的理论分析 |
| (六) 案例展示 |
| 二、互动式教学案例二:经典模型体验式教学 |
| (一) 经典模型体验式教学简介 |
| (二) 经典模型体验式教学的过程设计 |
| (三) 经典模型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设计 |
| (四) 经典模型体验式教学设计案例 |
| (五) 教学效果评价 |
| (六) 经典模型体验式教学的互动环节 |
| (七) 对经典模型体验式教学的理论分析 |
| 三、互动式教学案例三:案例式教学 |
| (一) 案例式教学概述 |
| (二) 案例式教学的前期准备 |
| (三) 案例式教学的实施过程 |
| (四) 教学效果评价 |
| (五) 案例式教学的互动环节 |
| (六) 对案例式教学的理论分析 |
| 四、互动式教学案例四:结构化研讨 |
| (一) 概念理解 |
| (二) 实施过程 |
| (三) 结构化研讨的基本要素 |
| (四) 教学效果评价 |
| (五) 结构化研讨的互动环节 |
| (六) 对结构化研讨的理论分析 |
| 五、互动式教学实施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
| 第五章 我国党政干部培训中实施互动式教学的一般样态 |
| 一、互动式教学的多元互动 |
| (一) 互动主体 |
| (二) 互动内容 |
| (三) 互动类型 |
| (四) 互动空间 |
| (五) 互动方式 |
| 二、互动式教学的师生关系 |
| (一) 互动式教学师生关系的特征 |
| (二) 互动式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定位 |
| (三) 互动式教学中学员的角色定位 |
| 三、互动式教学的基本策略 |
| (一) 问题策略 |
| (二) 合作策略 |
| (三) 引导策略 |
| (四) 情感策略 |
| 四、互动式教学的组织形式 |
| (一)“观中学”类型 |
| (二) “做中学”类型 |
| (三) “例中学”类型 |
| (四) “探中学”类型 |
| 五、互动式教学的支持体系 |
| (一) 教学观念的转变 |
| (二) 师资队伍的建设 |
| (三) 教学环境的营造 |
| 六、互动式教学的评价方式 |
| (一) 互动过程的评价 |
| (二) 互动结果的评价 |
| (三) 课后反思的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案例式教学参考资料:“乌坎事件”概述 |
| 附录3 三个阶段结构化研讨方案实例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革命还是改良？ ——伯恩施坦、卢森堡与列宁的论争（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文章思路与架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论争的提出 |
| 一、社会历史背景 |
| 二、思想理论背景 |
| 第二章 伯恩施坦对“革命还是改良”问题的认识与判断 |
| 一、伯恩施坦改良主义思想的提出 |
| (一) 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 |
| (二) 伯恩施坦改良主义思想的提出过程 |
| 1、萌芽阶段(1890-1895) |
| 2、发展阶段(1896-1897) |
| 3、提出阶段(1898-1899) |
| 二、对“革命还是改良”问题系统判断 |
| (一) 对时代特征的认识 |
| 1、有产者数量并没有呈现出不断减少的趋势 |
| 2、资本和企业发展并没有迅速地趋向于集中 |
| 3、减少经济危机的因素已经存在 |
| (二) 对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判断 |
| 1、主张抛弃暴力革命 |
| 2、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论调 |
| (三) 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
| 1、主张抛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
| 2、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性 |
| 3、吹捧“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而运动就是一切” |
| 4、主张用新康德主义“清算”马克思主义 |
| 三、总体评价 |
| 第三章 卢森堡对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认识与批驳 |
| 一、卢森堡对伯恩施坦的改良思想的批判实践 |
| (一) 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 |
| (二) 批判过程 |
| 1、“前期准备”阶段 |
| 2、“集中批判”阶段 |
| 3、“正面交锋”阶段 |
| 4、“被排挤”阶段 |
| 二、卢森堡对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理论批驳 |
| (一) 对资本主义时代问题的认识 |
| 1、否定伯恩施坦的“适应论”,肯定“崩溃论” |
| 2、批驳伯恩施坦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过时论” |
| 3、驳斥伯恩施坦“大中小企业共存论”的教条主义实质 |
| 4、批判伯恩施坦否定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错误论据 |
| (二) 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认识 |
| 1、否定社会具备了社会改良的政治经济前提 |
| 2、批驳伯恩施坦的“社会改良论” |
| 3、提出“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社会革命是目的”的斗争策略 |
| (三) 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
| 1、剖析并批判伯恩施坦反马克思主义方法与逻辑 |
| 2、揭露并批判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 |
| 三、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效果 |
| 四、总体评价 |
| 第四章 列宁对“革命还是改良”问题的认识与判断 |
| 一、对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判断 |
| (一) 对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探索过程 |
| (二) 对资本主义时代特征认识的主要观点 |
| 1、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发生变化 |
| 2、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 |
| 二、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 |
| (一) 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 |
| (二) 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 |
| 1、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斗争 |
| 2、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
| 3、对俄国的伯恩施坦改良主义变种的批判 |
| 4、十月革命的理论准备 |
| 5、十月革命的胜利 |
| 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 |
| (一) 对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系统批判 |
| 1、对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斗争过程 |
| 2、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理论内容、本质与特征 |
| (二) 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
| 1、马克思主义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
| 2、马克思主义是在同机会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
| 3、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
| 4、马克思主义要依据具体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
| 5、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抛弃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指南 |
| 四、总体评价 |
| 第五章 关于十月革命问题的交锋 |
| 一、伯恩施坦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与列宁的回应 |
| (一) 伯恩施坦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 |
| 1、否定十月革命爆发的必然性 |
| 2、批判暴力革命的斗争策略 |
| 3、攻击苏维埃政权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 |
| (二) 列宁的回应 |
| 1、关于十月革命道路的必然性问题 |
| 2、关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问题 |
| 3、关于暴力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 |
| 4、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经济社会政策问题 |
| (三) 总体评价 |
| 二、卢森堡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与列宁的回应 |
| (一) 卢森堡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 |
| 1、肯定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地位 |
| 2、对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政策的批评 |
| (二) 列宁的回应 |
| 1、关于限制选举权问题 |
| 2、关于取消立宪会议的问题 |
| 3、关于分配土地由农民使用的问题 |
| 4、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 |
| (三) 总体评价 |
| 第六章 论争的历史影响及当代价值 |
| 一、论争的历史影响 |
| (一) 辨别了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的理论立场和分歧 |
| (二)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化与流变 |
| (三) 揭露了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错误性 |
| 二、当代价值 |
| (一) 对于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
| 1、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与时俱进的行动指南 |
| 2、立足于时代和具体国情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前提 |
| 3、理论创新是在新形势下坚持和扞卫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
| (二) 对于正确认识和澄清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
| (三) 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当前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
| (四) 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增强“三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6）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的历史意义 |
| 1.1.2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机遇与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
| 2.1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 |
| 2.2 “文革”结束后两年徘徊时期的争论与选择 |
| 2.3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机遇 |
| 2.4 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
| 第三章 “历史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奠定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
| 3.1 起草小组主要成员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
| 3.1.1 邓小平的意见 |
| 3.1.2 陈云的意见 |
| 3.1.3 胡乔木的意见 |
| 3.2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进行客观总结与评价 |
| 3.2.1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突出贡献 |
| 3.2.2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
| 3.2.3 肯定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重要作用 |
| 3.3 “历史决议”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重新界定毛泽东思想 |
| 3.3.1 “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
| 3.3.2 重新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以及内容 |
| 3.3.3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
| 第四章 “历史决议”正确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重要经验教训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厘清了基本思路 |
| 4.1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 |
| 4.2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
| 4.2.1 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成就及意义 |
| 4.2.2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失误及其启示 |
| 4.3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
| 4.3.1 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的变化及其启示 |
| 4.3.2 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
| 第五章 “历史决议”开辟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
| 5.1 “历史决议”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概括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任务 |
| 5.2 “历史决议”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的论述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客观前提 |
| 5.3 “历史决议”对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论述揭开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
| 5.4 “历史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属性 |
| 第六章 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
| 6.1 不断总结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丰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 |
| 6.2 对自身所走弯路进行批判性反思,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6.3 坚持解放思想,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境界 |
| 6.4 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强化了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国企改制中资产价值确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插图索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2.1 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回顾 |
| 1.2.2 资产价值确定中财务审计环节的研究回顾 |
| 1.2.3 资产价值确定中资产评估环节的研究回顾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4 研究价值与创新 |
| 第2章 国企改制中资产价值确定的缘起 |
| 2.1 西方产权理论 |
| 2.1.1 西方现代产权的涵义 |
| 2.1.2 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1.3 西方产权理论与国企改制中资产价值确定 |
| 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概述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与国企改制中资产价值确定 |
| 第3章 国企改制中资产价值确定环节的问题 |
| 3.1 国企改制中资产价值确定的技术问题 |
| 3.1.1 财务审计的技术方法问题 |
| 3.1.2 资产评估的技术方法问题 |
| 3.2 国企改制中资产价值确定的管理问题 |
| 3.2.1 未及时纠正人们对财务审计与资产评估的认识误区 |
| 3.2.2 财务审计与资产评估机构的独立性问题 |
| 3.2.3 财务审计与资产评估中各参与主体利益驱动与行为选择偏差 |
| 3.2.4 财务审计与资产评估的监督机制存在问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企改制中资产价值确定环节的政策建议 |
| 4.1 完善国企改制资产价值确定中的技术政策与措施 |
| 4.1.1 完善财务审计的技术方法 |
| 4.1.2 完善资产评估的技术方法 |
| 4.2 完善国企改制资产价值确定中的管理政策与措施 |
| 4.2.1 变更委托主体，提高中介专业服务的独立性 |
| 4.2.2 深化理论认识，合理利用中介专业服务的结果 |
| 4.2.3 制定政策措施，协调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
| 4.2.4 完善制度建设，加强中介专业服务的监管 |
| 4.3 本章小节 |
| 第5章 实例分析 |
| 5.1 企业基本概况 |
| 5.1.1 企业发展情况 |
| 5.1.2 经营业务范围和主要资产状况 |
| 5.2 关于资产价值确定对象与范围的说明 |
| 5.3 关于资产价值确定基准日的说明 |
| 5.4 资产负债清查情况、未来经营和收益状况预测的说明 |
| 5.4.1 资产负债清查情况说明 |
| 5.4.2 未来经营和收益状况预测说明 |
| 5.5 资产价值确定的技术说明 |
| 5.6 资产价值确定的结论 |
| 5.7 JS 集团公司改制资产价值确定中的审计薄弱环节探讨 |
| 5.7.1 关联交易与往来款项结算的审计 |
| 5.7.2 不良资产核销与财务损失确认的审计 |
| 5.7.3 负债的审计 |
| 5.7.4 土地资产价值入账的审计 |
| 5.8 JS 集团公司改制资产价值确定中的资产评估薄弱环节探讨 |
| 5.8.1 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资产的界定问题 |
| 5.8.2 企业评估过程中不良资产的认定与处理 |
| 5.8.3 资产评估过程中无形资产的价值确认问题 |
| 5.8.4 土地使用权及地面建筑物的评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德意志意识形态》释义 |
| 1.2 “在中国”释义 |
| 1.2.1 第1 阶段：民国时期（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 1.2.2 第2 阶段：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 1.2.3 第3 阶段：遭受挫折时期（1966 年5 月—1978 年12 月） |
| 1.2.4 第4 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 年12 月—今天） |
| 1.3 “研究史”释义 |
| 1.3.1 “研究史”的性质和特征 |
| 1.3.2 “研究史”的对象和方法 |
| 1.3.3 “研究史”的目的和意义 |
| 1.3.4 “研究史”的超越和创新 |
| 第2章 民国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和解读性研究起步阶段（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 2.1 烽火岁月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和解读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 2.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走向成熟时期（1930 年4 月—1938 年10 月 |
| 2.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毛泽东思想成熟并继续发展时期（1938 年10 月—1949 年9 月 |
| 2.2 烽火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介状况 |
| 2.2.1 《唯物的见解和唯心的见解之对立》 |
| 2.2.2 《观念论的见解与唯物论的见解之对立》 |
| 2.2.3 《社会意识形态概说》 |
| 2.2.4 《德意志意识形态》 |
| 2.2.5 《德意志观念体系》 |
| 2.2.6 “名着精髓” |
| 2.2.7 “简略评介” |
| 2.3 烽火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1 郭沫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2 周建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3 吴恩裕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3.1 《马克斯（今译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 |
| 2.3.3.2 《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研究法》 |
| 2.3.3.3 《唯物史观的考证与解释》 |
| 2.3.3.4 《唯物史观精义》 |
| 2.4 短评 |
| 第3章 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全面展开、解读性研究成长阶段（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 3.1 激情岁月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和解读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 3.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时期（1949 年10 月— #1956年底） |
| 3.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 年底—1966 年5 月） |
| 3.2 燃烧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状况 |
| 3.2.1 《论边沁和功利主义》和《论康德和政治的自由主义》 |
| 3.2.2 《评“真正社会主义”》 |
| 3.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 |
| 3.3 火红年代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3.3.1 唯物史观基本问题研究 |
| 3.3.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研究 |
| 3.3.3 分工问题研究 |
| 3.3.4 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研究 |
| 3.3.5 “普遍性形式”问题研究 |
| 3.3.6 实践问题研究 |
| 3.3.7 “真正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 |
| 3.4 短评 |
| 第4章 遭受挫折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在异化缝隙中的缓进阶段（1966 年5月— #1978年12 月） |
| 4.1 异化缝隙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和研究总体概貌 |
| 4.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十年内乱”时期（1966 年5 月—1976 年10 月） |
| 4.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文革”时期（1976 年10 月—1978 年12 月） |
| 4.2 异化缝隙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状况 |
| 4.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 4.3 “文革”时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状况 |
| 4.3.1 “简要介绍” |
| 4.3.1.2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简介》 |
| 4.3.2 “专题汇编” |
| 4.3.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育文选》 |
| 4.3.2.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着选读》 |
| 4.3.3 “语录” |
| 4.4 “后文革”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状况 |
| 4.4.1 按劳分配理论研究 |
| 4.4.2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
| 4.5 短评 |
| 第5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发掘性研究阶段（1978 年12 月—今天） |
| 5.1 新课题新挑战新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发掘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 5.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邓小平理论时期（1978 年12 月—2000 年2 月） |
| 5.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三个代表”时期（2000 年2 月—2003 年4 月） |
| 5.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科学发展观时期（2003 年4 月—今天） |
| 5.2 文献学研究 |
| 5.2.1 文献目录学研究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
| 5.2.2 文献考据学的研究 |
| 5.2.3 文献版本学的研究 |
| 5.3 文本解读 |
| 5.3.1 《费尔巴哈》章的文本解读 |
| 5.3.2 《圣布鲁诺》章的文本解读 |
| 5.3.3 《圣麦克斯》章的文本解读 |
| 5.3.4 《真正的社会主义》卷的文本解读 |
| 5.4 思想研究 |
| 5.4.1 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
| 5.4.2 人学理论研究 |
| 5.4.3 异化理论研究 |
| 5.4.4 世界历史理论研究 |
| 5.4.5 交往理论研究 |
| 5.5 短评 |
| 第6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论析 |
| 6.1 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
| 6.1.1 文献把握方面 |
| 6.1.1.1 “以苏解马”模式的历史进步性 |
| 6.1.1.2 “以西解马”模式的启迪性 |
| 6.1.1.3 “以马解马”模式的创新性 |
| 6.1.2 理论运思方面 |
| 6.1.2.1 经验理性的阐发 |
| 6.1.2.2 阶级斗争的高扬 |
| 6.1.2.3 科学理性的启蒙 |
| 6.1.2.4 主体精神的传播 |
| 6.1.3 实践诠释方面 |
| 6.1.3.1 学术的现实主义运动 |
| 6.1.3.2 哲学的大众化运动 |
| 6.1.3.3 现代性的建构 |
| 6.2 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不足 |
| 6.2.1 文献把握方面 |
| 6.2.1.1 “以苏解马”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
| 6.2.1.2 “以西解马”模式的偏向性 |
| 6.2.1.3 “以马解马”模式的缺陷性 |
| 6.2.2 理论运思方面 |
| 6.2.2.1 实用理性的复燃 |
| 6.2.2.2 斗争哲学的火红 |
| 6.2.2.3 科学主义的误区 |
| 6.2.2.4 人本主义的陷阱 |
| 6.2.3 实践诠释方面 |
| 6.2.3.1 哲学的政治化 |
| 6.2.3.2 实践的拜物教 |
| 6.2.3.3 现代性的悖论 |
| 6.3 研究中的发展前景展望 |
| 6.3.1 双重超越的综合创新 |
| 6.3.2 “国学复兴”背景下展望 |
| 6.3.3 全球化视野下展望 |
| 6.3.4 和谐社会视域下展望 |
| 6.3.5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时性存在境遇下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Ⅰ：《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主要论着目录 |
| 第1阶段：解放前期（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2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3阶段：遭受挫折时期（1966 年5 月—1978 年11 月） |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4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 年12 月—今天） |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3部分：硕博论文 |
| 参考文献Ⅱ：《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国外研究主要论着目录 |
| 第1部分：中文译着 |
| 第2部分：外文原着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与特征 |
|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理论界定 |
| (一) “黑社会”的涵义 |
| (二) 黑社会组织 |
| (三) 黑社会性质组织 |
|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立法界定 |
| (一) 我国刑法典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 |
| (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司法解释 |
| (三)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立法解释 |
|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 |
| (一) 犯罪团伙、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辨析 |
| (二) 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的关系 |
| 四、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相关犯罪组织的区别 |
| (一) 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恐怖组织的区别 |
| (二) 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邪教组织的区别 |
| 第二部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
| 一、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认定 |
| (一) 组织、领导、积极参加、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四种行为的区别 |
| (二) 认定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几个疑难问题 |
| 二、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的认定 |
| (一) 对“境外”的理解 |
| (二) 对“境外黑社会组织”的认定 |
| (三) 对于“发展”的正确理解 |
| 三、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认定 |
| (一) 包庇、纵然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侵犯的直接客体问题 |
| (二) 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客观认定的具体问题 |
| (三)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主体限定 |
| 第三部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完善 |
| 一、将“黑社会组织”概念引入《刑法》,并完善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定 |
| 二、增设有关新罪,并对现有罪名罪状进行补充修改 |
| 三、提高现行刑法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定刑并增设财产刑 |
| 四、完善累犯体系,增设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别累犯制度 |
| 五、修改《刑法》第72条,增加规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得适用缓刑” |
| 六、确立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殊的自首、坦白、立功、赦免制度 |
| 参考文献 |
四、谈谈对《决议》中若干新观点的理解（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D]. 胡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D]. 赵同良. 武汉大学, 2017(06)
- [3]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研究[D]. 张娜娜. 兰州大学, 2017(01)
- [4]我国党政干部培训中的互动式教学研究[D]. 张品茹.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5]革命还是改良？ ——伯恩施坦、卢森堡与列宁的论争[D]. 贺敬垒. 武汉大学, 2014(07)
- [6]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研究[D]. 柳宇龙. 陕西师范大学, 2013(03)
- [7]国企改制中资产价值确定问题研究[D]. 刘勇红. 湖南大学, 2010(06)
- [8]《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D]. 邓伯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01)
- [9]陈独秀研究中若干争议问题述评[J]. 朱志敏,宋传信,张红. 教学与研究, 2006(09)
- [10]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研究[D]. 陈燕. 西南政法大学, 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