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朱孟光[1]（2016）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党与社会的联系纽带,是政党动员社会的组织基础。政党基层组织体系的有效运作直接决定了政党力量的大小。而在很大程度上,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性与影响力又取决于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活动方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耦合度。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被打破。这导致中国共产党原有的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功能定位以及活动方式与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之间内在耦合度降低。其作用发挥的传统空间被挤压,其有效性和影响力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只有实现其活动方式的社会化,才能破解当前基层党组织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的困境,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社会、凝聚社会和影响社会的能力,并进而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全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束语三大部分。绪论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从对本文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提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是指基层党组织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以开放型的理念面向社会,通过组织结构与功能定位调适、社会资源整合利用,社会化的方法、手段和技术运用,以及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政党基层组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进行了多学科理论视角的梳理和审视。这包括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以及从社会资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非权力性影响力理论等多学科理论的视角下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第二章主要是分时段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这段时期的四点历史经验,即要以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构建覆盖社会的组织网络;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功能;要积极培育并善于利用各种社会群众组织;基层党组织要努力获得“非权力性影响力”。第三章主要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探索与创新进行研究。在对其背景原因以及探索历程研究的基础上,以北京市朝阳区和武汉市硚口区为实践案例,对其实践中的典型模式——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进行了重点剖析,并指出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基层党组织存在角色功能错置,且服务能力与水平有待提升;二是基层党组织与党员融入社会的动力不足、水平不高。第四章主要考察了具有典型借鉴意义的国外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经验。按照政党的类型划分,分别对以古巴、越南为代表的国外共产党,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党,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代表的民族民主政党,以及以绿党和“茶党”为代表的新兴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进行了详细考察。在此基础上,将国外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经验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要通过调整自身组织结构,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设置方式与活动方式,增强政党组织对社会群众的吸引力;二是要通过支持、培育和利用社会组织来增强党在社会领域的影响力;三是要善于借助并利用网络媒体等新技术载体来加强与社会的沟通。第五章主要是提出面向未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思路与对策。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要坚持“开放型”党建活动方式的理念,通过扁平网络化的组织体系和社会服务功能开发与拓展,实现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调适,采取社会化的方式方法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借助新媒体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评价、激励的动力机制,最终达到政党基层组织与社会良性互动制度化的目标。结束语主要提出要对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这一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就要既从纵向将其放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与整合重构的历史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又从横向将其放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中国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通过社会与基层党组织传统“惯习”的反复博弈才能最终实现。
刘燕妮[2]（2019）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话语之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的全新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的重要范畴。地方是民众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是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矛盾的集中地,倡导国家治理议题必须关注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节。打造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要将党的领导与建设嵌入到地方治理中。我国地方治理转型是地方党委、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角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基础性论述及国家回归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社会是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样态必然深刻影响着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地方治理的重要论域。本文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探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对推动地方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并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始终保持和传承了扎根于社会、依托于群众的优良传统。因此党社关系问题（或其所包含的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历史维度看,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在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互动关系及架构中运作并寻找平衡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我国党社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同构化”、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分离”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地方治理现代化为我国党社关系建构提供了新逻辑和新思维。但不可否认,当前党社关系的互动方式和存在样态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尚存在一定张力,表现为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党服务社会功能转型滞后、党与社会沟通出现脱节现象以及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剖析党社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等因素。本文对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研究基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论证,一方面从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逐渐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但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化程度、自治水平较低,广大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及应具备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还不适应我国现代治理变革。为此,在地方治理框架下,党社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与培育社会,促进社会相对独立自治体系的形成,培育现代公民、培育社会生活共同体价值规范、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进程,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共治的平台和机制,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这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和政治规划需求。另一方面从社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当前中国社会主体性觉醒对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公共利益、回应民众诉求、推动民主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地方治理中,社会的公益性、志愿性等道德精神与品质能够克服党的决策忽视民众意愿,或是出现阶级利益倾斜的取向。同时,现代社会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自治性等优势,在代表和维护特定群体利益、整合社会资源、汇聚人才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对党的功能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另外,社会转型带来公民权利的增长和发展,强化了公民权利对党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实现地方党权授予和行使的人民性,进而优化地方治理。依据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党社关系基本内容深入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党的全面领导是“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前提,两者表现出互促共强的有机统一性。地方治理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责任、回应、参与等精神理念极大地凸显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回归,党服务社会是地方治理中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体现。协商为民众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广阔平台,党社协商契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要义,在地方治理中,有利于党与社会的广泛合作、党与社会的对话沟通和党有效集中民意,是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兰旸[3]（2016）在《新中国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阶级社会以来,如何治理国家一直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治理与人类社会的产生以及国家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治理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征。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人类社会不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传统的治理方式必将遭遇危机,受到挑战。在此背景下,国家治理应该何去何从,各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是否存在共性?良好的治理结构应该是何种构成?中国国家治理的结构又应该如何建构?对此问题的答案既要在人类共同文明中探寻答案,也要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寻找基因,更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依据中国的现实国情探寻合理的治理结构,最终要以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为目标和落脚点。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悠远流长,曾创造出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中国的历史是未间断的历史,这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的治理结构的基础,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保证了国家的平稳发展,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历史基因。这虽然为新中国以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但其中也存在不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封建文化残余,如“官本位”思想等也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为新中国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如何治理国家,但是巴黎公社的实践,较早的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奠定了实践的基础。在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中,列宁和斯大林对苏联国家建设的实践以及苏联模式的形成,都显现着对国家治理实践的重要探索。近代中国自身的发展历程,为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形成提供了最直接的范式和经验。陕甘宁边区政权为新中国治理结构提供了最早的雏形,新中国也依据当时国内外的背景,形成了符合中国社会特征的政权形式,有力地巩固了新中国的政权,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然而人类社会发展始终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亦是如此。建国初期的中国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国家治理结构的设置是处于一元化的状态,市场和社会高度重合于政府之中,这一方面适应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另一方面也桎梏了中国社会的活力,甚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曲折。虽然经历了风波与险阻,但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新的开端,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段时期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中国社会也在经历着转型的关键时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这些转型也决定了中国现在的发展是动态平衡发展。新中国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统治、管理逐渐走向治理的过程,其发展路径也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现实写照。本文研究的国家治理结构也正是沿着新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脉络,立足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现实发展而进行的分析与构建。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社会的活力不断增强,人民的创造性和物质精神需求也不断增加,中国也在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历史周期律”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桎梏中国发展的枷锁。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表现为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完全,政府权力边界不够清晰,社会组织发育不够健全。这既因为传统文化中有不利于现代国家治理的思想制约,也因为社会最基本的组成的公民素质尚待提高,以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既要提高治理的科学水平,更重要的是要优化国家治理的结构,尤其是构建新型的权力结构。这需要不断将治理结构进行升级,协同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党与这三者的关系,以及党与人民的关系,使其能够形成有机的统一体,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和根本,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构成国家治理结构的主体,其中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法治是规范权力边界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民主是促进治理结构平衡运转的必然要求,促进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目标和归宿。共同的价值依循是必不可少的,核心价值观则是形成凝聚力及向心力的关键。因此,国家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形成稳定的三角形构造,民主、法治和核心价值观将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主体结构相互连接,形成动态稳定且平衡发展的治理结构。
周叶中,庞远福[4]（2016）在《论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文中研究说明法治中国建设之所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一则是客观规律与历史发展的必然:其一,是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本质内在一致的必然;其二,是党在掌握执政规律基础上转变执政方式的必然;其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必然。二则是本质主义与功能主义的必要:其一,是确保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维护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必要;其二,是坚持和完善作为根本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其三,是发挥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结构性功能的必要;其四,是多元社会背景下凝聚法治共识与形成法治合力的必要。
王会军[5]（201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治理念是法治发展的内在动力。作为法治实践的产物,法治理念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指导,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借鉴和吸收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经过不断实践、探索和凝练而逐渐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从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到提出并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方略,到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再到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制社会一体推进,贯穿其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正是对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科学回答。因此,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历史脉络,深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及逻辑关系、特征与价值,努力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培育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实践意义。本论文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概念,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基本理论和方法,着眼于整体把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第一章从理论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进行分析和概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思想及其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形成的理论基础和主要思想来源,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其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思想为其提供了有益借鉴。第二章从历史的维度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源起、演进和确立过程。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法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是一个相互伴随的历史演进过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法制探索中萌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法制实践中演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法治建设中逐步确立。第三章从逻辑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逻辑关系。党的领导、执法为民和依法治国的内在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属性及“中国特色”；公平正义和服务大局的辩证统一,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和使命；党的领导、执法为民、依法治国、公平正义、服务大局五方面内容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比较完整的内容体系。第四章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从功能价值、逻辑内容、概念演进等方面分析,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科学严整与创新开放的统一、实践特色与时代特征的统一,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五章从法治理念培育面临的现实问题切入,着力探讨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的基本路径,并重点分析了如何加强对党员干部、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等群体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问题。
王秀良[6]（2015）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导者、重要组织者以及党和国家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和主要实施者,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思想政治教育历来是党提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推动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培养、提高和转变人的能力和素质的教育问题,更是一个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社会问题和重大政治问题。新时期,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及其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新形势下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对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角度出发,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逻辑,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系统研究。首先,阐述了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基本特征和重要作用,为全文研究提供了概念基础和逻辑起点。其次,分析了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渊源和党对教育理论的发展,考察了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历程,为下文研究提供了理论铺垫与实践基础。再次,结合社会调查和个案剖析,对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积极成效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运用系统思维,从市场经济、思想文化、党内腐败、政治体制、官德考评、教育本身等六个方面,多角度探寻了制约和影响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呼应新形势下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五大基本价值目标,明确了今后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努力的方向。接下来,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所需的基本理论教育、时代性教育以及作风、精神和心理教育等三个层面十八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最后,作为全文的落脚点,从加强教育的基本原则、加强教育的基本思路、系统构建教育的长效机制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新时期增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基本思路与对策。在加强教育的基本原则方面,提出教育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等五项基本要求；在加强教育的基本思路方面,提出要从强化教育理念、完善教育模式、创新教育方法、优化教育环境、增强自律意识等五个方面进行改革完善、创新发展；在系统构建教育的长效机制方面,提出要在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下健全教育管理制度机制、健全与教育相配套的监督保障机制、健全干部思想政治状况的考核制度机制、建设高素质现代化的教育工作者队伍。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既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战略工程,又是一项蕴含理论与实践创新要求的系统工程。论文试图体现出以下几方面的努力和创新：一是在梳理了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发展轨迹的基础之上,富有创新性地提出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新观点。二是在回顾了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历程的基础之上,对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归纳分析,得出教育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等九条启示,这对新时期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三是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新要求,提出必须把握新形势下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前进方向,明确定位新时期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五大基本价值目标,即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增强党的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增强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和使命意识。四是理论联系实际,提出新时期增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不仅要从教育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入手,而且还要从与教育相配套的制度、监督、考核等方面切入,在制度机制的整体配套及刚性约束上下功夫,系统构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科学管用的长效运行机制。
公丕祥[7]（201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时代进程》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开启了旨在创设新型国家与法律制度的当代中国第一次法律革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形成奠定了基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当代中国法治发展进入第二次法律革命的新时代,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经过30多年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与法治变革,其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2011年初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等标志意义的重大法治事件,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以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精心谋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方案,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显着特征。
阳斌[8]（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朱庆跃[9]（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提出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刘飞[10]（2014）在《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和国家,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是社会生产和生活得以进行的前提,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低要求。任何国家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一个主导力量,从各国历史上看,这种力量可以是发达的公民社会,可以是贵族阶级,可以是强大的官僚系统或军人集团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基本稳定的唯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也就密切相关并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对二者关系的互动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论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以实现社会稳定为价值追求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专项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第一,社会稳定问题。主要关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探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稳定的一般规律；落脚点在于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第二,政党建设问题。不同的政党政治生态孕育出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政党建设规律也就有一般和特殊之分；本文在关注政党政治一般规律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考察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第三,政党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政党在社会转型中担当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政党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也就有很大差异。本文的基本任务是,在正确认识执政党建设和治国理政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内在联系；准确把握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价值目标、重点内容及其实现机制。主要目的是,在实现社会稳定的要求下,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价值引导和学理支撑。在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方面,论文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思路,依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展开；借鉴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范式,运用理论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和系统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第一章从现代社会转型共性的角度认识政党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基本理论；第二章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结构的分析,从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研究视域重叠的角度认识二者关系的内在机理。第三章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分析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内在规律；第四章从社会风险的广阔视角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挑战进行理论梳理；第五章,分析加强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全文着力论证和阐述了如下观点：1、现代社会转型有三种不同的主导力量,分别是社会力量、官僚组织和政党。不同类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党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有较大差异：政党主导的国家转型中,政党构成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官僚组织主导的转型中,政党从属于官僚机构,政党的软弱和政党体制的不健全,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社会力量凸显的英美社会变迁中政党促进了民主政治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2、以政党政治推动国家的民主转型,实现国家建设的软着陆是政党的基本职能；以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带动国家建设的成熟,以成熟的国家建设实现社会稳定,这是政党政治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3、不同的政党、政党制度因其自身的特点不同,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竞争与否不是判断能否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政党制度化程度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政党的适应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4、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的一体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二千余年的“超稳定”系统的深层结构,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传统资源。在继承并改造传统社会稳定资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政治整合的能力远远超过国民党,体现了其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合理性,这构成党的领导方式不断发展的历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政党的鲜明特征,影响党的建设的发展趋向。5、党的建设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党对于国情的基本判断以及处理矛盾的基本方法;其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其三,党的五大建设,即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建设等。在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重要转折点上,党的建设的三个层次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时间上的依次递进关系,即第一层次党的建设的变化,会引发第二层次党的建设的变化,并通过党的“五大建设”表现出来。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存在研究视域的重叠,为二者关系的历史梳理和论证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构成社会稳定问题的解释性变量；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构成社会稳定问题的深层原因；党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与社会稳定密切相连；党的自身建设与社会稳定直接相关。6、传统体制下社会稳定模式具有以下特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基于冷战的国际背景而展开的意识形态宣传,社会融于国家之中,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同构形成社会稳定的基础,以强力控制经济和政治为特征；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成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执政党的宏观决策的失误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党内民主建设不足,个人权威代替了政党组织权威是决策失误的根源；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问题的核心。如果党的纲领、路线出了问题,党的建设就容易受到冲击和破坏。在一定条件下,党的组织建设与社会稳定可以是正相关,也可以是负相关。因为在纲领、路线错误的情况下,党的组织力量愈是强大,造成的社会后果愈是严重。7、基于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的角度,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一体化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内生型社会稳定结构”始终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以新中国建立为分界线,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的一体化的内在结构发生了质的飞跃：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同于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儒家传统；其二,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组织,不同于封建的官僚体系,深层结构的相似不能掩盖其本质的区别；其三,新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是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之上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8、中国共产党对待社会稳定的态度以文化大革命为转折点,对于社会稳定的渴望和关切从没有这样有切肤之痛；执政党要保持党内和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防止任何形式的社会动乱。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关系遵循了以下逻辑：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保证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此前提下,注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把政局稳定、人民团结作为衡量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基本制度的稳定性、体制机制的开放性与政策的灵活性相辅相成,有机统一；路线政策确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党强大的组织力量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辅之以党的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构成党的建设的完整体系。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党的建设布局不断发展、完善,但是邓小平时代已经确立的关于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模式仍然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9、渐进式改革有利于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开放采取了较好的策略,由简单到复杂、由农村到城市,由体制外到体制内,循序渐进,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渐进式策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要始终把握改革过程和改革结果的愿望。在信息和改革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不失为解决迫切问题的首选方法。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工具理性在改革政策选择过程中的成功运用保证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不断发展。1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启了中国利益政治的新纪元。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组织原则的根本转型,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都必须放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逻辑中去审视。伴随“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思想的提出,党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稳定作为改革发展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外在于改革和发展,而不是其固有内容;当稳定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已成为改革发展的内容和目标,改革发展稳定更加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和谐社会建设,意在调整社会稳定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是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和重要的策略选择。当前,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需要与整体性制度变迁相适应,需要顶层设计。11、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面对的是传统社会风险和现代风险叠加在一起的风险系统,这给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这种挑战的实质是执政党转型问题,执政党转型的价值指向是执政党的现代化,这是执政党不断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迎接挑战的关键是不断增强政党能力。12、维护社会稳定对于党的能力建设的要求是综合性的。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稳定认知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逻辑起点；加强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诉求；加强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民心工程;加强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公正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加强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保证；加强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
二、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关于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研究 |
| （二）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难点和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相关概念辨析与界定 |
| 一、社会化、活动方式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二、社会化工作方式与社会化活动方式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相关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理论 |
| 二、列宁的相关思想及论述 |
| 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相关思想及论述 |
| 第三节 多学科理论视角下的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一、社会资本理论 |
| 二、资源依赖理论 |
| 三、非权力性影响力理论 |
| 第二章 历史实践与经验：改革开放前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第一节 1921—1927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通过支部和党团实现对非党组织及社会的领导 |
| 二、创立并利用工会、工人俱乐部等组织开展活动 |
| 三、破除“工学界限”，融入帮会等传统社会联系纽带之中 |
| 四、以维护工人群众切身利益为中心开展斗争，扩大政治影响 |
| 第二节 1927—1937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规定白区党的恢复与建立方式、支部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
| 二、探索建立党与群众组织的正确关系，以实现党对其有效领导 |
| 三、充分利用“黄色工会”“外表的掩护”作用联系与组织群众 |
| 第三节 1937—1949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明确党支部设置原则及主要任务，改变其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 |
| 二、创立并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组织和团结群众的工作 |
| 三、以共产党员的“三勤”、“三化”融入社会并在社会扎根 |
| 第四节 1949—1978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采取适应灵活多样的组织策略，构建城市基层党组织体系 |
| 二、探索城市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在“运动”中发挥其政治功能 |
| 三、充分发挥工会等群团组织的作用来开展活动 |
| 第五节 改革开放之前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经验启示 |
| 一、要以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构建覆盖社会的组织网络 |
| 二、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功能 |
| 三、要积极培育并善于利用各种社会群众组织 |
| 四、基层党组织要努力获得“非权力性影响力” |
| 第三章 转型与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的社会化 |
| 第一节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向“社会化”转型的历史逻辑分析 |
| 一、经济社会转型带来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变化 |
| 二、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变化导致“单位制党建”活动方式面临挑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推动城市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程 |
| 一、“街居党建”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1978年—1997年）76 |
| 二、“社区党建”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1997年—2007年） |
| 三、“区域化党建”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2007年至今） |
| 第三节 城市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探索的典型模式剖析 |
| 一、城市基层党组织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的内涵与特点 |
| 二、案例研究：“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的主要做法与经验总结 |
| 三、城市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章 国外经验与镜鉴：世界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一节 执政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一、古巴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二、越南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二节 欧洲社会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一、英国工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三节 民族民主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四节 新兴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一、绿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二、“茶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五章 调适与重构：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未来面向 |
| 第一节 “开放型”活动方式：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理念转变 |
| 第二节 组织结构与功能调适：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 一、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结构：扁平网络化组织体系 |
| 二、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社会服务功能的开发与拓展 |
| 第三节 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与社会化的方式方法 |
| 一、改进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方式，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
| 二、改进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方式，创新行动策略方法 |
| 第四节 新技术媒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技术支撑 |
| 一、新媒体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二、大数据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第五节 评价与激励：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动力机制 |
| 一、构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评价机制 |
| 二、构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激励机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文献资料类 |
| 二、中文着作和外文译着类 |
| 三、论文报纸类 |
| 四、英文文献类 |
| 五、电子文献 |
| 后记 |
（2）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 国内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 (三)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社关系:我国地方治理中的重要论域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
| (二) 关于政党的理解 |
| (三) 关于社会的解析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职能的论述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市民社会理论 |
| (三)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论述 |
| (四) 西方地方治理的理论借鉴 |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意蕴 |
| (一) 政党与社会的普遍性关系 |
| (二) 本文指称的“党社关系”内涵 |
| (三) 党社关系与党群关系辨析 |
| 四、地方治理现代化中党社关系的中国特色 |
| (一) 西方地方治理中的政党与社会关系 |
| (二) 我国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的特色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治理模式演进中党社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 |
| 一、改革开放前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全能型”政党领导体制 |
| (二) 被政治权力全面控制的社会领域 |
| (三) 从统治到管理的地方政治模式 |
| (四) 党社“同构化”的关系形态 |
| 二、改革开放后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政党领导体制的现代化转变 |
| (二) 社会初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存在样态 |
| (三) 从管理到治理的地方行政模式 |
| (四) 党社“初步分离”的关系形态 |
| 第三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 |
| (一) 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 |
| (二) 党服务社会的功能转型滞后 |
| (三) 党与社会沟通存在脱节的现象 |
| (四) 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问题的原因剖析 |
| (一) 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 |
| (二) 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
| (三) 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 |
| (四)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 |
| 第四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 |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和培育社会的现实基础 |
| (一)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 |
| (二) 现代社会内生机制偏弱需要党的推动 |
| (三) 社会自身的不自足性需要党的适度调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 推动地方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 |
| (一) 地方治理结构现代转型的基础性要素 |
| (二) 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的基本点 |
| 三、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 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地方治理 |
| (一)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 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形式 |
| (二) 公民理性有序参与地方治理的基本要素 |
| (三) 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的着力点 |
| 第五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 |
| 一、社会对党的权能的增益: 推动地方治理善治目标的达成 |
| (一) 社会主体性成长有效克服党的公共性不足 |
| (二) 社会自治性提升有效克服党集权对民主的损害 |
| (三) 社会组织对党的功能补充 |
| 二、社会对党的权力的制约: 促进地方治理中权力与权利的理性互动 |
| (一)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渊源: 社会制约权力理论的检视 |
| (二)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依据: 权利制约权力 |
| (三) 地方治理中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现实指向 |
| 第六章 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 |
| 一、党的全面领导与“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逻辑关联 |
| (一) 党的全面领导: “服务与协商”的政治前提 |
| (二)服务与协商: 加强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 |
| (三) 服务与协商: 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面向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内在机理 |
| (一) 服务: 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和价值定位 |
| (二) 协商: 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
| 三、构建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策略 |
| (一) 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调适党社关系 |
| (二) 增强地方治理中党的服务功能 |
| (三) 加强地方治理中党社协商力度 |
| (四) 推动地方治理中党的权力法治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新中国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结构的思想来源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与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思想 |
| 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设想与实践 |
| 三、前苏联集权国家治理模式的实践 |
| 第二节 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 |
| 一、自由市场主导型的国家治理 |
| 二、政府干预型国家管理 |
| 三、现代国家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结构与经验 |
| 一、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基础 |
| 二、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权力架构 |
| 三、中国古代国家中央与地方治理的经验 |
| 四、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弊端 |
| 第二章 新中国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国家治理结构的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治理结构的最早实践 |
| 二、新中国国家治理结构构成原则 |
| 三、新中国国家治理结构内部的权力关系 |
| 四、新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优势与不足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的变革 |
| 一、1978 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
| 二、统治型向党政主导型的治理结构转变 |
| 三、党政主导型治理结构的特征 |
| 第三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的创新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 |
| 二、国家治理结构创新的基础 |
| 三、国家治理结构的创新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结构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结构的构成 |
| 一、国家治理结构的主体构成 |
| 二、国家治理结构的传动系统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市场 |
| 一、“市场决定”是治理结构的本质要求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
| 三、明晰的产权是市场治理的核心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结构中的政府 |
| 一、政府的职能定位 |
| 二、政府治理的权力边界 |
| 三、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
| 第四节 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社会 |
| 一、社会治理的内涵 |
| 二、社会治理的基础与功能 |
| 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
| 第五节 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 |
| 三、市场与社会关系 |
| 第六节 国家治理内部结构关系 |
| 一、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
| 二、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结构运转的必然要求 |
| 三、民主化是国家治理结构运转的根本保障 |
| 四、价值观是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精神精髓 |
| 五、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是国家治理结构优化的体现 |
| 第四章 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地位 |
| 第一节 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 |
| 一、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依据 |
| 二、党的领导制度设计 |
| 三、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 |
| 第二节 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的地位 |
| 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关系 |
| 二、党的领导与政府的关系 |
| 三、党的领导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
| 第三节 改革和完善党的治理机制 |
| 一、完善党政关系 |
| 二、完善党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
| 三、改善党选拔任用干部制度的机制 |
| 第四节 推进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构建党治理国家新的理念 |
| 二、提高党的领导科学化水平 |
| 三、提升党的治理能力 |
| 第五章 当前国家治理结构优化 |
| 第一节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的问题 |
| 一、市场经济发展不健全 |
| 二、政府的权力边界不清晰 |
| 三、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 |
| 第二节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结构问题分析 |
| 一、“官本位”文化影响 |
| 二、公民素质存在问题影响 |
| 三、社会转型问题影响 |
| 第三节 当前国家治理结构的优化 |
| 一、创新国家治理价值理念 |
| 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的有益做法 |
| 三、转向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关键是构建新型权力结构 |
| 四、优化国家治理结构的策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特色和创新 |
| 五、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
| 一、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思想 |
| (二)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 |
| (一) 以民为本 |
| (二) 以法治国 |
| (三) 公正执法 |
| (四) 礼法并用 |
| 三、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思想 |
| (一) 人民主权论 |
| (二) 法律至上论 |
| (三) 公平正义论 |
| (四) 基本人权论 |
| (五) 权力制约论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源起、演进和确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源起 |
| (一)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传播 |
| (二) 建党初期和工农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 |
| (三) 抗日民主政权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法制建设 |
| (四) 新政协会议召开与《共同纲领》制定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演进 |
| (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积极探索 |
| (二)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曲折探索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确立 |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框架的确立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主体内容的确立 |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正式确立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内容及其内在逻辑关系 |
| 一、党的领导、执法为民和依法治国的内在统一 |
| (一) 党的领导、执法为民和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 |
| (二) 党的领导、执法为民和依法治国的内在统一 |
| 二、公平正义和服务大局的辩证统一 |
| (一) 公平正义和服务大局的基本内涵 |
| (二) 公平正义和服务大局的辩证统一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五大基本内容的有机统一 |
| (一) 五大基本内容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 |
| (二) 五大基本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价值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特征 |
| (一) 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二) 科学严整与创新开放相统一 |
| (三) 实践特色与时代特征相统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价值 |
| (一)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价值 |
| (二)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意义 |
| (三)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意义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培育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的客观环境 |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的国际环境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的国内环境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的基本思路 |
| (一) 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生长的现实土壤 |
| (二)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的新途径 |
| (三) 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的实践模式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的重点群体 |
| (一) 加强党员干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 |
| (二) 加强当代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陪育 |
| (三)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6）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的逻辑思路和基本框架 |
| 四、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特征与作用 |
| 第一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
| 一、党的干部的界定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
| 三、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
| 第二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 |
| 一、阶级性 |
| 二、主体性 |
| 三、时代性 |
| 四、实践性 |
| 五、长期性 |
| 第三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
| 一、巩固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的保证 |
| 二、保持先进性纯洁性进而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 |
| 三、确保路线方针政策持续发挥效力的前提 |
| 四、改进作风引领社会风气健康文明发展的条件 |
| 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强有力的保障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 |
| 第一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
| 二、列宁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
| 第二节 党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 |
| 一、毛泽东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 二、邓小平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 三、江泽民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 四、胡锦涛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 五、习近平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 第三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 |
| 一、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是一脉相承的 |
| 二、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任务是一脉相承的 |
| 三、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求是一脉相承的 |
| 四、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
| 五、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途径是一脉相承的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历程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建国初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二、过渡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三、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四、“文革”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二、改革开放全面推进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三、新世纪新阶段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第四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 一、坚持教育工作的“生命线”地位不动摇 |
| 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 |
| 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和宗旨 |
| 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
| 五、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
| 六、坚持发挥制度的保证作用 |
| 七、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
| 八、坚持教育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
| 九、重视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积极成效 |
| 一、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已成共识 |
| 二、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日臻完善 |
| 三、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得到有力建设 |
| 四、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断创新发展 |
| 五、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稳步提升 |
| 第二节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教育的充分性和可持续性尚难得到保证 |
| 二、县处级干部教育环节相对薄弱 |
| 三、“官德”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
| 四、教育工作尚不能即时满足时代要求 |
| 五、部分干部思想政治状况不容乐观 |
| 第三节 制约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原因 |
| 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
| 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 |
| 三、党内腐败的危害 |
| 四、政治体制不够完善 |
| 五、官德教育及考德不够到位 |
| 六、思想政治教育不够扎实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及价值目标 |
| 第一节 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
| 一、新时期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
| 二、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对干部思想的主要影响 |
| 三、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 |
| 第二节 国内环境的新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
| 一、新时期国内环境的新变化 |
| 二、国内环境的新变化对干部思想的主要影响 |
| 三、国内环境的新变化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 |
| 第三节 党自身的新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
| 一、新时期党自身的新变化 |
| 二、党自身的新变化对干部队伍的主要影响 |
| 三、党自身的新变化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 |
| 第四节 新时期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 |
| 一、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
| 二、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
| 三、增强公仆意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 |
| 四、增强党的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 |
| 五、增强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和使命意识 |
| 第六章 新时期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加强基本理论教育 |
| 一、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 |
| 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宗旨教育 |
| 四、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 |
| 五、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 |
| 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
| 第二节 加强时代性教育 |
| 一、党情党史、国情国史教育 |
| 二、形势与政策教育 |
| 三、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市场经济基本素养教育 |
| 四、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民主意识教育 |
| 五、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
| 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美丽中国建设教育 |
| 第三节 加强作风、精神和心理教育 |
| 一、“三大作风”教育 |
| 二、“两个务必”教育 |
| 三、新时期“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教育 |
| 四、“官德”的教育 |
| 五、求真务实与改革创新精神教育 |
| 六、心理素质的培养和思维方法的教育 |
| 第七章 新时期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思路与对策 |
| 第一节 新时期加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 |
| 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 |
| 二、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 |
| 三、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原则 |
| 四、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原则 |
| 五、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 |
| 第二节 新时期加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思路 |
| 一、强化教育理念,把握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 |
| 二、完善教育模式,加大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 |
| 三、创新教育方法,激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力 |
| 四、优化教育环境,营造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围 |
| 五、增强自律意识,开展干部思想政治的自我教育 |
| 第三节 新时期系统构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效机制 |
| 一、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健全教育管理制度机制 |
| 二、建立健全与教育相配套的监督约束保障机制 |
| 三、建立健全干部思想政治状况的考评制度机制 |
| 四、建设高素质、现代化的教育工作者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时代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建国之初中国法治道路的艰辛探索 |
| 二、中国法治道路的形成 |
| 三、中国法治道路的丰富 |
| 四、中国法治道路的拓展 |
| 五、中国法治道路的历史新阶段 |
| 结语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9）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
|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
|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
|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综述 |
| 三、核心概念阐释 |
| 四、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
| 五、创新之处和主要不足 |
| 第一章 政党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基本理论 |
| 第一节、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 |
| 一、社会转型中社会不稳定的原因探析 |
| 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稳定的阶段性特征 |
| 第二节 现代社会转型中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一、政党、国家与社会：现代政治基本架构 |
| 二、现代社会转型的不同类型：基于国家建设的视角 |
| 三、不同类型国家中政党对社会稳定作用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政党、政党制度与社会稳定 |
| 一、维护社会稳定是政党的基本职能 |
| 二、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政党与社会稳定关系 |
| 三、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政党与社会稳定关系 |
| 四、几点结论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内在机理 |
| 第一节 超稳定结构：中国政治整合的传统资源 |
| 一、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 |
| 二、中国国民党政治整合的乏力 |
| 三、中国共产党政治整合的成功 |
| 第二节 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相互影响和作用,相互规定和制约 |
| 一、社会稳定问题的三个不同层面 |
| 二、党的建设问题的三个不同层次 |
| 三、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的三个向度 |
| 第三章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传统体制下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1956年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
| 二、1956～1977年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历史考察 |
| 一、1978～1991年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
| 二、1992～2012年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
| 第四章 转型期社会风险使党的建设面临新的挑战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 |
| 一、中国社会转型：内涵及表现 |
| 二、社会风险、社会危机与社会稳定问题 |
| 三、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的表现、特征及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使中国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执政风险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风险的表现 |
|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风险的性质 |
| 第三节 新时期执政风险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一、社会转型需要执政党的转型 |
| 二、执政党转型的价值指向是执政党的现代化 |
| 三、迎接挑战的关键是不断增强政党能力 |
| 第五章 加强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加强党的社会稳定认知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逻辑起点 |
| 一、社会稳定认知能力的提升需要以科学执政为基础 |
| 二、把人民利益作为评价、处理社会稳定问题的落脚点 |
| 三、正确认识和对待“维稳” |
| 第二节 加强党的依法治国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诉求 |
| 一、以社会稳定为价值取向科学配置国家权力 |
| 二、努力实现民主建设的法治化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保证 |
| 第三节 加强党的反腐倡廉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民心工程 |
| 一、建设廉洁政治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
| 二、社会转型期党在廉政建设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
| 三、不断推动党的反腐倡廉能力建设科学化 |
| 第四节 加强党维护社会公正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
| 一、执政党的公正、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呈正相关 |
| 二、加强社会利益整合是促进社会公正的核心内容 |
| 三、加强社会管理是维护社会公正、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抓手 |
| 第五节 加强党的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保证 |
| 一、舆论引导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 |
| 二、加强党的舆论引导能力建设,为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
| 第六节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领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 |
| 一、党的基层组织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 |
| 二、基层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
| 三、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建设,为社会稳定架构组织支撑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阋及答辩情况表 |
四、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D]. 朱孟光.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2]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D]. 刘燕妮. 山东大学, 2019(02)
- [3]新中国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研究[D]. 兰旸.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4]论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性与必要性[J]. 周叶中,庞远福.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6(01)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究[D]. 王会军.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1)
- [6]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王秀良. 南京师范大学, 2015(11)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时代进程[J]. 公丕祥. 中国法学, 2015(05)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9]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10]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研究[D]. 刘飞. 山东大学, 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