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十三讲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梁柱[1](2006)在《第十三讲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历史的总结和科学的预言》文中指出1913年的欧洲,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大变动的前夕,列宁在这时写下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他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
赵琳,赵常伟[2](2019)在《国内拉美社会主义研究述评》文中提出2000年以来,国内学界对拉美社会主义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度挖掘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认识研究拉美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文献支持。总结与评述2000年以来国内学界的拉美社会主义研究现状,对于全面把握拉美社会主义的思想脉络和实践绩效,进而推进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成果主要涉及关于拉美社会主义的历史、流派、特点、比较、前景等方面的研究。总体看来,国内学界对拉美社会主义的研究视角多样、领域广泛、内容丰富、成果众多,但同时就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而言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研究队伍相对薄弱、成果数量相对不足、研究内容相对单一且存有雷同、参考资料亟须更新等。此外,该研究领域的可刊载平台较为有限,研究项目较为分散,受关注度有待提高。对于国内拉美社会主义研究力量而言,今后须着重在这些方面再下苦功,努力提高国内拉美社会主义研究的整体水平。
赵华飞[3](2018)在《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文中研究指明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学说概括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可以把“现实的人”概念理解为马克思学说的主体概念。马克思之所以高频率地使用“现实的人”概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用“现实的人”概念彻底瓦解以往一切思辨哲学之“抽象的人”概念;二是关注现实的人及其现实命运,为现实中一切被压迫、被奴役、被专制统治的人探寻走向幸福之路的现实可能性。本文以“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为题,企望通过深入考察和分析马克思的这一概念,来深入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精神,进而强调“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才是马克思学说的中心主题。为此,本文将立足马克思的主要文本,深入分析这些文本中与“现实的人”概念相关的主要论述、思想和观点,来考察马克思的“现实的人”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指向。正文分为四章,其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考察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的费尔巴哈渊源。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概念是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的直接来源。深入考察和分析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概念是准确理解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的基础。现实性是费尔巴哈学说中“人”的概念的根本特性,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就是“类”的存在物和对象性的存在物。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概念是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这一概念的价值旨趣就在于彻底取消和否定一切抽象的人性观念,而倡导以“现实的人及其本质”为其新哲学的研究对象。通过认真分析和考察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概念,可以发现,他的这一概念带有浓厚的抽象色彩,具体表现为非辩证性、非实践性和超历史性。因此,要从费尔巴哈这个具有浓厚的抽象色彩的“现实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现实的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这项杰出的工作正是由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及之后的主要理论着作中完成的。第二章深入考察和分析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的生成逻辑。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经历了孕育、基本形成和深入发展三个时期。这一概念的孕育时期是从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到与恩格斯合撰《神圣家族》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许多着作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从作为“抽象的人”概念之“自我意识”转向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概念的发展历程。这一概念的基本形成时期是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哲学的贫困》,这一时期的着作充分反映了与这一概念相关的如下主要内容:马克思完全走出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概念的窠臼,将“现实的人”概念建立在唯物史观和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之上。这一概念的深入发展时期是自《共产党宣言》的公开发表至《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着作充分反映了马克思在对现实中的各种革命斗争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的考察和分析中不断丰富了“现实的人”概念的基本内涵的发展过程。这三个历史时期相对完整地勾勒出了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第三章阐发马克思“现实的人”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其一,“现实的人”是“实践的人”。现实的人的需要的满足是其从事改造对象性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的根本动力。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生成了人本身。物质实践活动是现实的人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实践性是“现实的人”的总特征。其二,“现实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成、活动和发展的人。社会性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属性。其三,“现实的人”是“历史的人”。“现实的人”是“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即在一定的历史中活动和发展的人。“现实的人”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与变迁的现实主体。历史性是“现实的人”的重要特征。总之,“现实的人”正是处在一定历史阶段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活动的人。这三个内涵构成了马克思学说中“现实的人”的基本内涵。第四章考察和分析了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的价值指向。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是奠立在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状况、历史过程的充分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关注现实的人及其现实命运是马克思这一概念的理论品质。寻求实现现实中每个个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这一概念内在包含着的根本价值指向。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以深入理解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概念的基本内涵和理论贡献为视角,深入发掘费尔巴哈的哲学为何能够成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内核”的重要依据。其二,比较全面地展现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形成的历史轨迹。其三,通过揭示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和价值指向,再次重申“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起点、中心和归宿。
冯小[4](2015)在《去小农化: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转型》文中指出中国社会处于快速的转型之中,农村社会和农业也不例外。本文正是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考察近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农村的具体实践过程及其影响。本文在人文主义方法论指导下,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呈现皖南平镇税费取消后的农业变迁过程。自2007到2014年期间,平镇的农业由小农经历了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现在变成以家庭农场为主导的经营模式,换言之,平镇农业经营主体由之前8700户的小农变成了如今5个农业公司和近上百个家庭农场主的格局。笔者通过深入的实地调研发现,平镇自2007年开始在一系列的农业现代化项目的支持下,进行农田基础设施改造,引资下乡、实施土地大规模流转,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研究发现,位于工业大县中的农业大镇,即平镇恰恰是由于税费取消后基于自身的财政压力,借助国家新时期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争取了各种涉农项目,来改造当地打工经济背景下的“老弱化”的“留守农业”。首先,借助于国家建设现代农业的各类项目投资,平镇对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即道路、水系、田块进行了整体的有利于大规模经营、机械化操作的现代化改造,完全替换了小农生产的田间水利系统。其次,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和大户补贴,引导资本下乡,对农民的土地进行集中的大规模流转,培育具有企业化特征的“种粮大户”,目标是以公司、企业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模式来替换当地的“留守农业”。然而,这些公司、企业农场均未能规避资本投资农业的天然障碍,以及平镇小农抵抗带来的社会环境的阻碍,最终纷纷退出农业生产或者转变发展方式。面对数千亩的公司农场普遍亏损、失败,小农的不断抗争,政府开始调整农田改造标准和土地流转制度规则,鼓励家庭农场的发展。平镇小农——资本主义大农场——家庭农场的农业转型过程表现了去小农化的本质性特征:一是,“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营模式已经剥离了小农经济的特征,农业经营体系整体从乡土社会脱嵌,服从于高度商品化的市场体系;二是,新型的家庭农场虽保有家庭的外壳,但农场的商品化再生产已经完全不同于小农经济的组织逻辑。研究发现,小农、资本主义农场、家庭农场的发展历程很难简单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大生产”优于“小生产”的理论进行解释。恰恰相反,这些作为“先进”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式的公司化农场并不具有“先进性”,其市场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国家的干预和支持,它们必须依靠国家补贴和政府项目才能维持生存。另外,高度商品化的家庭农场既不是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替代,也不是小农经营的胜利。恰恰相反,随着农场再生产要素的全面商品化,整个生产体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深深融入到市场交换中,家庭农场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高度嵌入到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面临新的市场困境。最后,从农场的利润分配来看,农业发展的利益并非为广大农民所享。恰恰相反,农业生产环节的利润逐渐被工商资本通过市场交换、流通以及加工过程来挤压农民的利益空间,原来保存在农民手中生产环节的农业利润逐步外流。独立的家庭农场仍然未能在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的笼罩下独立发展,而在市场当中与资本形成新的分工与支配关系,与资本形成新的市场依附关系。总之,打工经济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农业现代化项目下的政府干预推动了平镇全面的农业转型,具体来说,无论是农业生产,抑或政府的农业治理都表现了高度一致的去小农化。在去小农化的发展过程中,容纳几万人生计和就业的农业部门在政府的干预下,变成了少数人,即近百个农场主赚钱的“生意”;数万农民所共享的农村公共资源通过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进行再分配给少数精英群体,这就是平镇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本质。在这场政府干预的农业现代化浪潮中,大多数的农民并不是农业现代化的受益者,相反,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紧张,生活货币化压力更大。“发展”的成果仅仅为少数人所共享!
殷蕾[5](2013)在《瑞典收入分配制度中的利益平衡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作用的制度安排。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的贫富差距,在进入新世纪后持续拉大,曾经对财富增长与财富积累发挥重大作用的利益分配格局已逐渐失衡。收入分配引起的不公已经影响到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平衡,进而演变成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在直接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分配格局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刻。利益平衡是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问题。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无不把收入分配的利益平衡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问题。收入分配和利益平衡存在天然的内在联系,利益平衡是收入分配的价值追求、功能体现和改革动力。收入分配是利益平衡的实现依据和途径,二者相互融合交织在一起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本文立论的两个基点。瑞典收入分配制度在调节国内利益关系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其分配制度是建立在混合经济基础之上的,以收入公平分配为原则,尤其重视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带有明显的福利色彩。其分配制度形成与发展以福利制度的发展紧密相联,以社会民主党执政为分水岭,可划分为萌芽、快速发展和改革调整三个阶段。基本框架为初次分配的工资决定制、再分配的转移支付和税收制度、以及第三次分配的慈善救助和公民捐赠。发达的经济基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社民党的长期执政、积极地就业政策和完备的法律制度是瑞典收入分配制度的实践路径。瑞典收入分配制度中最具特色的是再分配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税收制度。再分配制度促进利益平衡的原理为:再分配的资金筹集来源于有收入的全体社会成员,再分配的支出受益对象为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即普遍征收与侧重性支出相结合。以高税收为基础,在征税过程中既调节高收入又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支持;再通过普享型的社会保障支出为社会成员提供生活保障,尤其重视对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的保护与救助,通过社会保障的补偿机制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公平分配。高税收与高福利密切配合共同承担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利益平衡的重任。利益表达是瑞典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保障机制。利益表达通过两种途径促进利益平衡:在混合经济下利益表达的主要途径是劳资集体协议制度,通过工资协议、劳资共管劳动力市场、工人参与决策和劳资集体控股等四种方式调节和缓和劳资矛盾。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对公民基本分配权的维护,促进利益平衡。利益表达的过程实质是各利益群体相互妥协的过程,在不断妥协中,瑞典社会的利益关系逐渐趋于平衡。政府干预是瑞典收入分配制度的主导调节因素。市场机制对实现利益平衡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政府这只“无形的手”却具有突出的重要和积极作用。瑞典政府将廉洁因子融入分配调节的各个环节,初次分配中减少政府寻租、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劳资协调机制、提供公平的分配环境和相对合理的劳动报酬,再分配中通过完善社会保障、税收制度的征管制度以及完善法律制度加强对分配正义的维护。关于瑞典收入分配制度,学界大多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角度研究,争论重点是应该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本文认为,公平和效率固然是社会制度选择的基点,但是公平和效率究竟何者优先并不是制约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利益的平衡才是社会发展的制约和推动因素。公平和效率究竟何者为先,根本上是为了解决利益平衡问题。瑞典分配模式的最大贡献不在于解决公平和效率何者优先,而在于使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处于相对平衡和谐状态,核心经验就是在国家收入分配制度之中实现利益平衡,集中表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劳资两大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之间的平衡。从制度本质来看,瑞典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和改革是一种资本主义秩序内的制度调整。从社会实践来看,瑞典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这些证明资本主义在现实统治中的合法性没有受到根本的威胁和动摇,资本主义经过自我调整和完善仍具有进一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空间。这就决定了瑞典收入分配制度未来的改革也只能在资本主义秩序内展开,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制定政策和开展活动。瑞典收入分配制度虽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但其政策目标、制度设计对民主平等的追求,以及对资本主义真诚的批判,都对资本主义改良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利益平衡角度出发,以瑞典收入分配模式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瑞典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过程、制度安排、实践路径,提炼瑞典收入分配模式处理利益平衡问题中的经验教训,联系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点和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建立科学高效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提出启示和建议,
刘寒刚[6](2010)在《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逻辑框架和教学方法——以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政治经济学理论不能脱离实践、脱离人民,它绝不借助晦涩难懂的符号和玄妙艰深的论断来与社会大众隔绝,也绝不借此手段来抬高自己的学术身价和理论门槛而哗众取宠、邀功请赏。为帮助学生学好这门课程,我采用的教学方法是:理清教材的逻辑主线和问题过渡的关联性,以加强学生整体的、系统的思维方法训练;要求学生对知识点做好图式串联的读书笔记,罗列问题,分清主次,反复诵读;论述问题时按照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或运用)的三部曲予以回答。
易图强[7](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研究表明“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杨莹[8](2020)在《卡里尔·邱吉尔剧作中的性别伦理危机与重构》文中研究表明卡里尔·邱吉尔(Caryl Churchill,1938-)是英国当代剧坛最杰出、最当红,也是为数不多能够获得世界性声誉的女剧作家之一,由于身处20世纪60、7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浪潮之中,这一时期英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转变对邱吉尔本人的思想观念和艺术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1972年的《拥有者》到1976年的《醋汤姆》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九重天》《上流女孩》《沼泽地》,这些剧作无一不包含着作者对女性权力和两性问题的思考,作品中突出的社会政治关怀和独特的戏剧艺术手法受到了英国国内乃至国际文艺界的广泛关注,先后四次获评美国外百老汇戏剧大奖“奥比奖”,并接连斩获了包括“理查德·希拉里纪念奖”、“苏珊·史密斯·布莱克博恩奖”、“晚会标准奖”、“西区戏剧协会奖”等在内的多项欧美戏剧大奖。然而,与国外文学艺术研究领域迅速刮起的“邱吉尔热”相比,由于中译本的缺失,邱吉尔戏剧研究在中国长期处于冷门状态,国内学术研究文献不足百篇,且暂无用中文写作的硕士学位论文。因此,在广泛收集、阅读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笔者有意选取反映卡里尔·邱吉尔女性主义思想主张的三部代表性剧作《拥有者》《九重天》以及《沼泽地》作为研究对象,围绕剧中由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或性别身份的错位、颠倒所导致的不同程度的性别伦理危机这一主题,从文学伦理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出发,按照两性关系发展变化的趋势从伦理困境、伦理失序和伦理重构三个层次来解读文本,通过对戏剧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希望在较为全面地反映作者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对作者的性别伦理观进行探讨。本论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四章)、结语、参考文献与附录五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要对卡里尔·邱吉尔其人,其创作成就进行简要介绍,其次对本论文选题和写作的缘由以及邱吉尔戏剧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加以说明,最后是对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的论述。第一章主要以反映阶级和性别双重压迫的作品《沼泽地》为研究对象,分析女性意识发展初期传统两性关系的转变以及女性伦理困境的产生。《沼泽地》虽然创作年代在后,但由于相对封闭、保守的故事情境和人物关系设定,在情节内容上反而表现出两性关系发展初期的一些特点,这一时期的女性虽然已经开始认识到自身的边缘化处境,但还仅仅停留在希望获得男性的认可和尊重,争取最基本生存空间的阶段,对男性力量、男性权威依旧有较强的依赖性。作品的女主人公薇儿作为社会下层劳工阶级女性成了被压迫者的压迫对象,被迫承受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与男权思想的束缚与禁锢,与弗兰克的婚外恋情,母亲与情人的双重伦理身份,更是让她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之中。剧中薇儿的女性意识虽然已经有所觉醒,但她在试图突破资本主义劳工制度的经济封锁之时,却依旧寄希望于女性困境的始作俑者——希望情人弗兰克能够带她逃脱这片充满了女性血泪的沼泽地,尚未意识到隐藏在充满剥削和压迫的劳工制度之后的男权中心思想才是造成自身悲剧命运的根源。第二章集中探讨邱吉尔批判资本扩张与同性压迫的作品《拥有者》,分析由女性权力欲望膨胀导致的传统两性关系倒置,以及由此产生的伦理失序现象。第二小节“身份错位引发的伦理悲剧”,实际上要从两个方向来解读,首先是就女主人公玛丽恩而言,她在事业上的扩张欲与情感上的控制欲,使她背弃了“家庭的天使”的身份,转变成了一个事业上的女强人,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被打破,性别身份的错位也让传统的两性关系受到了冲击。其次指的是发生在两个家庭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混乱,物欲与性欲的交织打破了既定的家庭伦理秩序,让两个家庭同时陷入了伦理混乱之中。《拥有者》反映了女性意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女性由确认自身身份的渴望发展到在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与男性竞争,并试图以超越、控制男性的方式获得自由解放,女强男弱的性别伦理关系成了此阶段的主要特征。第三章围绕邱吉尔女性主义戏剧代表作《九重天》展开研究,思考由伦理重构实现两性和谐的可能性。通过前面两部作品的分析,我们认识到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权力的扩张,传统的两性关系被颠覆,但女性却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解放,也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和谐,反而是引发了一系列家庭伦理问题,如果任由女权思想继续膨胀,谁都无法保证女性不会走向极端,取代男性而成为另一个中心话语的建构者。因此,基于对女性主义发展历程的反思,邱吉尔有意在绝对的男权或女权中心之间,探索实现女性解放的“第三条道路”,这主要表现为《九重天》一剧中淡化性别界限,重建多元、自由、宽容的开放式伦理秩序的新尝试。第四章关注戏剧文本在角色设置、结构和情境等方面的特点,探究其创新性艺术实践在传达两性伦理思想方面的表达效果和具体指向。角色换演是邱吉尔戏剧中比较特殊也比较常见的一种艺术技巧,旨在通过多种方式的协调与转换使角色扮演者与角色本身产生较大的差异和距离感,一方面让观众游离于戏剧情境之外,从而转向对现实的思考,另一方面换装行为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性别伦理意涵。第二节主要从戏剧结构入手,分析邱吉尔戏剧的非线性叙事以及开放式结尾等艺术手法的伦理指向,不同于常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头身尾式的结构,片段化的戏剧情节和开放式结尾促使观众脱离戏剧情境,主动参与谋求改革的过程。最后一节从复现式的戏剧情境的角度出发,针对三个剧本中反复出现的某些场景,探究其中所包含的作者对两性问题的思考。结语部分梳理论文的脉络,对研究所涉及的三部戏剧及其所反映的两性关系和伦理问题进行总结论述,呈现邱吉尔女性主义思想主张的发展变化过程。事实上,论文选取的三部作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女性在追求解放和自我实现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顾与反思,能够深化读者对于女性主义的理解,也更有利于对和谐、平等两性关系的探索。
张连合,陈伟国[9](2002)在《高中历史“双综合”主干知识导学 第十三讲 近代前期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与救国探索》文中提出
高帅[10](2019)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的重任,迫切需要一批建设人才,但建国初人才奇缺,数量少、质量低,国际上还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针对这些情况,中国开始实施争取留资学生回国工作的政策,上海也紧跟中央步调,积极争取留学生回国。1956年前,上海主要以辅助中央为主,协助中央招待回国的留学生;1956年后,则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通过“登记”、“座谈会”、“写信”等方式,广泛发动留学生家属参与到争取工作中来。卓有成效的措施使得一批归国留学生定居上海,他们普遍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为上海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发光发热。本文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上海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的回顾与梳理,呈现出新中国时期国家对海外留资学生的争取政策。从国际、国内两大背景展开,解读50年代留学生争取政策产生与变化的原因。以1956年划分时间段,凸显争取工作重心的变化,1956年前以留学生为重心,1956年后则以留学生家属为重心。最后分析这一争取政策产生的积极影响,为当代社会如何做好留学生工作提供借鉴。
二、第十三讲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十三讲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2)国内拉美社会主义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一 拉美社会主义的历史研究 |
(一)关于拉美社会主义的产生 |
1.“历史渊源说”(8)。 |
2.“内外影响说”。 |
3.“内外条件说”。 |
(二)关于拉美社会主义的发展 |
1.发展的原因(16)。 |
2.发展的现状。 |
3.发展的韧性。 |
(三)关于拉美社会主义的兴盛 |
1.兴盛的原因。 |
2.兴盛的影响。 |
3.兴盛的标志。 |
二 拉美社会主义的流派研究 |
(一)关于拉美社会主义的流派 |
1.“两类说”(33)。 |
2.“三类说”(36)。 |
3.“四类说”(40)。 |
(二)关于拉美社会主义的主张(42) |
1.“类同说”。 |
2.“不同说”。 |
3.“多点说”。 |
三 拉美社会主义的特点研究 |
(一)关于多元性与多样性 |
(二)关于共性与差异性(51) |
(三)关于理论性与实践性 |
四 拉美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 |
(一)关于拉美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 |
(二)关于拉美民主社会主义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 |
五 拉美社会主义的前景研究 |
(一)关于“挑战说” |
(二)关于“不确定说” |
(三)关于“机遇和挑战并存说” |
六 拉美社会主义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
(一)研究队伍相对薄弱,成果数量相对不足 |
(二)研究内容相对单一且存有雷同,参考资料亟须更新 |
(三)可刊载平台有限,研究项目较为分散且受关注度不高 |
(3)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问题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内容结构 |
四、研究的重难点 |
五、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的费尔巴哈渊源 |
第一节 费尔巴哈学说中“现实的人”的基本内涵 |
一、人的本质问题的探究是费尔巴哈人学的中心议题 |
二、费尔巴哈学说中“现实的人”的基本内涵 |
第二节 费尔巴哈学说中“现实的人”概念的理论贡献 |
一、否定宗教神学中的抽象人性观 |
二、取消思辨哲学中的抽象人性论 |
三、开辟以现实的人及其本质为研究对象的新道路 |
第三节 费尔巴哈对“现实的人”概念的抽象理解 |
一、非辩证性:诉诸感性直观而缺乏辩证思维 |
二、非实践性:关注人的感性对象性存在而不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 |
三、超历史性:注重哲学剖析而忽视对人的历史发展的考察 |
第二章 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的生成逻辑 |
第一节 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的孕育:从《博士论文》到《神圣家族》 |
一、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与“动摇”: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 |
二、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的出场:从《克罗兹纳赫手稿》到《德法年鉴》 |
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马克思对“现实的人”概念的新理解 |
四、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基本形成前的最后环节:《神圣家族》中对“现实的人”概念的重要论述 |
第二节 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的基本形成: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哲学的贫困》 |
一、彻底清算对费尔巴哈“现实的人”概念的信仰 |
二、唯物史观的奠立标志着“现实的人”概念的基本形成 |
三、运用唯物史观中的“现实的人”概念对当时流行的“抽象的人”观念的批判 |
第三节 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的深化与发展: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及其手稿 |
一、马克思在考察欧洲主要国家的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对“现实的人”概念的深化与发展 |
二、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现实的人”概念的深化与发展 |
第三章 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的基本内涵 |
第一节 “现实的人”是“实践的人” |
一、“现实的人”的需要的满足是其改造对象性世界的根本动力 |
二、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创造了“现实的人”本身 |
三、物质实践活动是“现实的人”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 |
第二节 “现实的人”是“社会的人” |
一、“现实的人”是在社会中生成、活动和发展的人 |
二、社会性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属性 |
第三节 “现实的人”是“历史的人” |
一、现实的人是在历史中活动和发展的人 |
二、“现实的人”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与变迁的现实主体 |
三、历史性是“现实的人”的重要特征 |
第四章 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的价值指向 |
第一节 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是马克思学说的基本主题 |
一、马克思提出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学说的现实基础 |
二、人的彻底解放的基本内涵 |
三、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现实主体和现实条件 |
第二节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学说的价值诉求 |
一、马克思提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学说的现实基础 |
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基本内容 |
三、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4)去小农化: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章 农业转型的理论与研究 |
1.1 二元对立视角下的农业转型 |
1.2 研究视角的再选择:三元分析框架和国家视角 |
1.3 研究方法:人文主义传统下的个案研究 |
1.4 研究社区简介与农业变迁概述 |
1.5 核心概念与基本框架 |
第二章 农业“去过密化”与小农的延续 |
2.1 人口流动与“留守农业” |
2.2 小农经营的自我调适:土地自发流转 |
2.3 “农业资本化”的发展与“留守农业”的事实 |
2.4 农业“去过密化”与农民家庭的社会再生产 |
2.5 小结:农业“去过密化”与小农经济的延续 |
第三章 政府干预:对小农的改造与异化 |
3.1 项目治农:农业生产体系的转型 |
3.2 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现实困境 |
3.3 制度调整与家庭农场的兴起 |
3.4 小结:政府干预下的农业变迁——去小农化 |
第四章 家庭农场的发展及其市场依附 |
4.1 家庭农场主的社会特征 |
4.2 家庭农场的生产形式:高度资本化的商品化生产 |
4.3 家庭农场的生产力与市场关系 |
4.4 家庭农场与资本的市场体系 |
4.5 小结:资本逻辑主导的去小农化 |
第五章 农业去小农化与乡村社会的变迁 |
5.1 殊途是否同归?遭遇商品化的农民境遇 |
5.2 发展抑或倒退:农业生产与农业治理的去小农化 |
5.3 农业转型:农村中间阶层的消失与农民分化 |
第六章 结论 |
6.1 农业转型的动力:人口流动与国家干预 |
6.2 农业转型的本质:市场依附与去小农化 |
6.3 农业转型的社会代价:社会结构重塑与农民分化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个人简历 |
(5)瑞典收入分配制度中的利益平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 论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三、视角阐释:收入分配制度与利益平衡的内在联系 |
(一)利益平衡的基本特征 |
(二)利益平衡对收入分配制度的要求 |
(三)收入分配制度中的利益平衡机制 |
四、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 |
(一)主要观点 |
(二)研究方法 |
五、研究思路和结构 |
(一)研究思路 |
(二)结构安排 |
第一章 瑞典利益相对平衡的收入分配制度 |
一、瑞典福利型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
(一)社会民主党执政以前瑞典福利型收入分配制度的萌芽 |
(二)社会民主党执政后福利型收入分配制度的快速发展 |
(三)福利危机中的瑞典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调整 |
(四) 2008 年经济危机影响下瑞典收入分配制度调整的新阶段 |
二、瑞典收入分配制度中利益平衡思想的渊源 |
(一)穆勒关于收入分配与利益平衡的思想 |
(二)庇古关于收入分配与利益平衡的思想 |
(三)凯恩斯关于收入分配与利益平衡的思想 |
(四)瑞典学派和社会民主党关于收入分配和利益平衡的思想 |
三、瑞典收入分配制度的框架 |
(一)初次分配中的工资决定制 |
(二)再次分配中的转移支付和税收制度 |
(三)第三次分配中的慈善救助和公民责任 |
四、瑞典收入分配制度运行的实践途径 |
(一)发达的经济实力为基础 |
(二)通过大力支持就业促进公平收入分配 |
(三)民主政治影响下的工会组织发展壮大及社民党的长期执政 |
(四)完备的法制法规,保障公平分配有序运行 |
第二章 瑞典基于利益平衡的收入再分配体系 |
一、收入分配的基本模式 |
(一)自由主义收入分配模式 |
(二)保守主义收入分配模式 |
(三)社会民主主义收入分配模式 |
二、瑞典利益相对平衡的社会保障制度 |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用 |
(二)社会保障和福利发展现状与特点 |
(三)政策制定对各阶层利益的关注 |
三、瑞典规范高效的的税收平衡制度 |
(一)税收在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中的定位 |
(二)瑞典税收制度的主要内容 |
(三)税制安排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关注 |
第三章 利益表达:瑞典收入分配制度中的利益平衡保障机制 |
一、混合经济条件下利益表达对劳资矛盾的调节 |
(一)瑞典混合经济的特征 |
(二)瑞典混合经济中的利益群体划分 |
(三)劳资集体协议:混合经济基础上的利益表达方式 |
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下利益表达对分配权的维护 |
(一)公民的信息知晓权 |
(二)利益表达主体的合法地位 |
(三)多层次全方位的利益表达渠道 |
三、瑞典利益表达机制的实践途径 |
(一)稳定的社团主义政治对利益表达的支撑 |
(二)政府对利益表达的大力倡导 |
(三)阶级妥协与合作的政治传统 |
第四章 廉洁政治下的政府干预:利益平衡的重要因素 |
一、瑞典的廉洁政治建设 |
(一)廉洁政治建设的运行机制 |
(二)廉洁政治建设的特点 |
二、廉洁政治下政府对初次分配秩序的调节 |
(一)国有企业参与正常竞争 |
(二)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
(三)完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 |
(四)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
三、廉洁政治下政府对再分配正义的维护 |
(一)完善的税收征管制度 |
(二)规范有序的社会保障制度 |
(三)以法治为基础的弱势群体保护机制 |
第五章 瑞典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趋向及评价 |
一、瑞典收入分配制度面临的问题 |
(一)过度福利导致的沉重财政负担 |
(二)高福利、高税收造成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
(三)慷慨福利和高额边际所得税挫伤了劳动积极性 |
(四)福利政策的刚性与经济全球化的灵活性不相适应 |
二、瑞典收入分配制度问题的根源 |
(一)学界关于瑞典收入分配问题根源的探讨 |
(二)瑞典分配制度问题的实质:社会福利增长与经济增长失衡 |
三、瑞典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趋向 |
(一)加大科技投入,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二)削减福利支出,促进经济轻装发展 |
(三)转变国家功能,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 |
四、对瑞典收入分配制度发展变革的反思 |
(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螺旋递进性 |
(二)瑞典国家干预的阶级性与社会性辨析 |
(三)瑞典所有制理论变迁对所有制刚性原则的印证 |
(四)瑞典收入分配制度发展中“准社会主义因素”的孕育 |
(五)社会保障与市场经济的辩证统一 |
第六章 瑞典收入分配制度基本经验对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启示 |
一、理论启示 |
(一)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实质:“场内公平”和“场外公平”有机统一 |
(二)坚持分配制度改革理论支持与社会实践的良性循环 |
(三)坚持立足国情,突出重点,量力而行的基本原则 |
二、实践启示 |
(一)大力发展生产力,保持可持续的竞争力 |
(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进廉洁政治建设 |
(三)构筑多层次利益表达机制,充分发挥社群组织利益协调作用 |
(四)提高劳动报酬份额,构建较合理的初次分配格局 |
(五)完善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
(六)推进慈善事业发展,发挥第三次分配补充调节作用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就本课题取得的科研成果 |
(7)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畅销书"概说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一、传播者比较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四、受众比较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卡里尔·邱吉尔剧作中的性别伦理危机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意义及创新点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意义 |
(三)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沼泽地》:传统两性关系的转变与女性的伦理困境 |
第一节 男性角色的游离与淡化 |
一、被虚化的“丈夫/父亲”形象 |
二、社会、情感生活中的“弱者” |
第二节 女性意识的显现:自我救赎与自我实现的渴望 |
一、女性受难史的隐性书写 |
二、下层劳工阶级女性的精神觉醒 |
第三节 双重束缚下女性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 |
一、乡村与城市:对立的社会空间 |
二、女儿与情人:两难的伦理选择 |
第二章 《拥有者》:传统两性关系的颠覆与伦理秩序的混乱 |
第一节 男性气质的萎缩与失落 |
一、性的膨胀与理性的消亡 |
二、消极而被动的“局外人” |
第二节 女性意识的扩张:极端化的占有欲和控制欲 |
一、野心勃勃的掠夺者形象 |
二、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与对立 |
第三节 身份错位引发的伦理悲剧 |
一、社会性别身份的错位 |
二、家庭伦理身份的错位 |
第三章 《九重天》:实现性别平衡的新尝试与伦理秩序重构 |
第一节 男性身份的规避与反叛 |
一、爱德华身份认同的矛盾性 |
二、爱德华对男性身份的彻底背弃 |
第二节 女性意识的突围:自由的情感选择与道德判断 |
一、婚姻关系中女性独立性的增强 |
二、同性恋问题认识与态度的转变 |
第三节 建立多元、自由、宽容的性别伦理秩序 |
一、“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神话的消解 |
二、淡化性别界限的乌托邦式理想状态 |
第四章 卡里尔·邱吉尔的戏剧实验及其性别伦理表达 |
第一节 角色换演:对既定性别伦理秩序的质疑 |
一、“反串式”的角色扮装策略 |
二、角色叠置的舞台表演艺术 |
第二节 立体复合间断式结构:对既定性别伦理秩序的挑战 |
一、男性叙事模式的中断 |
二、开放型文本的伦理指向 |
三、复现式蒙太奇的叙事艺术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文中邱吉尔戏剧单独引段的中英文对照表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致谢 |
(9)高中历史“双综合”主干知识导学 第十三讲 近代前期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与救国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主题1农民阶级反侵略反封建斗争———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 |
主题2政治近代化的开始———康梁领导的维新变法运 |
主题3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辛亥革命及其历史地 |
主题4文化思想观念的近代化———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正统文化的批判 |
主题5西学东渐与近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
(10)20世纪50年代上海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20世纪50年代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国内背景 |
一 建国后人才紧缺 |
二 国内知识分子政策变化 |
第二节 国际背景 |
一 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挠 |
二 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阻挠 |
三 中美平民回国谈判 |
第二章 1956年前上海争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 |
第一节 1956年前中央争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 |
第二节 1956年前上海争取留学生回国的措施 |
第三章 1956年后上海争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 |
第一节 1956年后中央争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 |
第二节 1956年后上海争取留学生回国的措施 |
一 对留学生家属进行登记 |
二 召开座谈会、联谊会 |
三 动员留学生家属写信 |
第四章 留学生回国后对上海科技发展的贡献 |
第一节 归国留学生在上海 |
一 归国留学生人数与工作分配 |
二 归国留学生在上海的生活与工作情况 |
第二节 归国留学生对上海科技发展的贡献 |
一 推动学科建设 |
二 推动科研人才培养 |
三 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第十三讲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第十三讲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历史的总结和科学的预言[A]. 梁柱. 认真读点马列原着20讲, 2006
- [2]国内拉美社会主义研究述评[J]. 赵琳,赵常伟. 拉丁美洲研究, 2019(04)
- [3]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D]. 赵华飞.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去小农化: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转型[D]. 冯小. 中国农业大学, 2015(07)
- [5]瑞典收入分配制度中的利益平衡问题研究[D]. 殷蕾. 河北师范大学, 2013(10)
- [6]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逻辑框架和教学方法——以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为例[J]. 刘寒刚. 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浙江工商大学教学改革论文集, 2010(00)
- [7]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8]卡里尔·邱吉尔剧作中的性别伦理危机与重构[D]. 杨莹.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高中历史“双综合”主干知识导学 第十三讲 近代前期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与救国探索[J]. 张连合,陈伟国.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02(Z1)
- [10]20世纪50年代上海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工作研究[D]. 高帅.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